林夕给张国荣写的歌:新四军俘虏日军最多的战斗-----江苏省淮安县车桥攻坚、打援战役

新四军老兵忆抗战：抱敌滚下山崖后差点被活埋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7日02:19 南方都市报
杨振中几次死里逃生。 贾云勇 摄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新四军三师九旅部队进行村落战训练
在大反攻中，军民协同拆毁徐州至蚌埠间的铁路
1943年初，新四军三师八旅在苏北阜宁县陈集全歼日寇一个加强中队后，战士们在缴获品前留影
14岁，杨振中成了新四军太行山支队120团的一名侦察员。
杨振中说不清自己的父亲是不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但他知道父亲经常以行医为名在中共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活动。后来，父亲忽然被鬼子杀害了。
这个小孩子的情势也岌岌可危，鬼子放出风来：斩草要除根，抓住杨振中者赏300亩地
外加3头骡子一头牛。
当晚新四军的人就赶来把杨振中接走了，杨还鼓动了村里3名年轻人一起参军。
那时，他还没有枪高。
14岁侦察员
汉奸看杨振中人小好欺负，一把从后面抱住了他。杨振中从小习武，早有格斗经验，他脑袋往后一磕，迅速掏出手枪将汉奸撂倒
河南东部杞县马窑村的这个小小少年，对日军的仇恨不止来自父亲的死亡，他目睹了本家的一个爷爷和一个哥哥被鬼子开枪打死。而他自己，则被鬼子用一根麻绳拴住了生殖器，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只山羊的尾巴上，在不断驱赶山羊向前蹦跳的过程中鬼子获得了快乐，在疼痛中，倔强的杨振中对鬼子只有了仇恨。
在正式参加新四军前的两年里，杨振中经常领着村里的小伙伴到大路上挖绊马洞。这种洞深50厘米，直径20厘米，他们在一小段路上密集地挖上几十个，然后再拉开覆以伪装。日军出来扫荡时，往往被这些洞别断了马腿。后来，鬼子骑马只好挑路边走。
作为一个侦察员，需要足够灵活的机智。1944年秋天，杨振中跟另外两个侦察员一起去杞县城北淹古集侦察敌情，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他们在集镇上遇到一个汉奸，三个人相互使了个眼色，没想到一下子被这个汉奸看出了破绽。汉奸看杨振中人小好欺负，一把从后面抱住了他。杨振中从小习武，早有格斗经验，他脑袋往后一磕，迅速掏出手枪将汉奸撂倒。枪声一响，集市大乱，三个人一气跑了8里路才算摆脱了危险。
有一次，鬼子和伪军到附近一个村庄抢粮。杨振中一个人去侦察敌情，他在村口观察到了敌人的数量和武器装备，还看到鬼子因找不到粮食，用刺刀挑死了老人、妇女、孩子30多人。他正打算离开时，正好一个汉奸追逮一只羊跑到身边，他忙帮着汉奸追羊，三跑两转，就出了村子。杨迅速返回部队驻地，汇报了敌情，120团迅速出击，打死打伤了不少鬼子和伪军。
还有一次，他化装成一个汉奸的亲戚，骑着一匹马到一个据点摸情况。刚到炮楼下面，被敌人看出了破绽，炮楼上的机枪就打开了，杨振中拍马就跑，好不容易才逃脱了敌人的追赶。
“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侦察员经常会化装成汉奸。”杨振中说，这时他们会骑着自行车，敞着怀，斜挎一把手枪。如果上级通知一个月别洗脸，那肯定是化装成乞丐，如果通知不要理发，那十有八九是要装扮成商人。
在侦察员的生涯中，杨振中练就了精准的枪法，一溜10块砖头，夜间用手电随机照任何一块，他抬手开枪即碎。
伏击恶阳岗
1945年秋天，鬼子投降在即。事实上，从前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各根据地军民不断歼灭日伪军，攻克敌军据点，开辟了一些新的抗日根据地。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我军经过练兵运动，进一步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号召解放区军民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准备全面反攻。
新四军太行山支队部署由30团围打恶阳岗的炮楼，战斗打响之后，杞县的敌人必定会派兵增援，120团埋伏在大路上伏击增援之敌。战斗的前一天晚上，120团就赶往埋伏地点，两个营主打，一个营在后面做预备队。战士们埋伏在10里长的大路两边。
16岁的杨振中也跟着部队去打埋伏，他想在战场上缴获一支枪，从而立功受奖。杨在一个连队的埋伏地点趴下来，战士们把地面挖低，将挖出的土堆在面前，就算是掩体了。“如果鬼子是开着汽车来，他们在车上是能够看到路边有人打埋伏的。”杨振中说，战士们都把裤腿扎上了，以防昆虫爬入。当时高粱还没有成熟，才长到一人高。
“打埋伏是最苦的，有时埋伏两三天才能等到敌人。敌人有时会打冷枪进行侦察，被冷枪打伤后还要忍着一声不能吭。”杨振中说。
第二天早晨，30团开始攻击恶阳岗炮楼。驻守杞县县城的敌人闻讯赶来增援，9点钟左右，明亮的太阳升起很高了，杨振中看到鬼子进了伏击圈，前面走着30多个伪军。
敌人进到伏击圈一段距离后，一声令下，120团的战士们开始攻击。鬼子就卧倒还击，杨振中听到“歪把子”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
杨离敌人有50米左右，这个距离是比较适合新四军进行战斗的，距离太近鬼子的小炮派不上用场，而120团的战士们却可以用手榴弹杀伤较多的敌人。
然而，120团的伤亡仍很大。杨振中只有一支勃朗宁手枪，战斗打响后他一直在观察，后来他发现身边活着的人越来越少，火力也弱下来。
趴在他附近的副连长突然不动了。“我以为他负伤了，就去救他”，然而，杨振中刚一起身，一颗子弹就从他的右膝下穿过。他躺倒在地，赶紧从随身带的药包里掏出绷带把伤口缠起来。包扎完毕后，他没有感到伤口疼痛，只是觉得麻木。
杨仍试图去救助副连长，他看了一下周围，才发现全是战士们的尸体。他从一枝步枪上取下刺刀，然后把帽子挑在上面，刚一举起来，帽子就被打穿了。杨趁机迅速爬到副连长跟前，看到副连长的头被打烂了。
杨振中拿过副连长的枪，向鬼子射击。后来，他发现连队的机枪哑了。机枪架在路边沟沿上，他一骨碌滚到沟里，只见机枪手和弹药手都死了。他抱住机枪打起来，当即看到几个鬼子躺倒不动了。一梭子打完，他去取弹夹，扯了几个却没扯动。
“一边去。”杨身边的一个通讯员一把将他推开，并迅速换上了弹夹，继续射击。杨振中赶忙将弹药手身上的子弹袋拿下来，摆在沟沿上。他正在接着找子弹时，看到通讯员头一歪趴在枪上不动了。
杨振中把战友的遗体挪开，当起了机枪手。
阵地白刃战
这次伏击战及恶阳岗的围攻一直打到下午，新四军共消灭了300多日军及1000余伪军，自己也战死近两个营的兵力。
在这次战斗后，因受伤不下火线并二次负伤，杨振中获得了一等功。16岁的少年成为全团羡慕的对象。
在跟鬼子拼刺刀时，杨振中又一次负伤。
杨振中在机枪手的位置上并没有打很久，子弹就打光了。他又把死去战友的枪和子弹收集起来，继续打。
战斗进行到尾声时，双方死伤都很严重。十几个鬼子冲过来，杨振中跟所剩不多的战友迎了上去。白刃战开始了。
一开始双方都没有找到单独的拼杀对象，杨用步枪一阵乱扎。这时，一个鬼子找准了他，杨尚嫌稚嫩的脸庞使鬼子忘记了拼刺刀的大忌，鬼子首先一枪刺过来，嘴里还“嗄嗄”叫着。
杨振中用枪把对方的枪压下来，但力度没有掌握好，鬼子的刺刀一下子戳在他的左腿迎面骨上，杨忍着疼一枪刺在对面敌人的肚子上，鬼子叫了一声倒下去，但随着他的翻转，刺在杨腿上的刺刀把杨的迎面骨别得裂开了。
伏击战结束后，杨振中和战友抓住8个鬼子俘虏，其中三个拒不投降，又抓又咬，被杀掉了。120团的很多伤员也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虽然路边地里就有老百姓种的瓜，但没人敢吃，严格的军纪使一些伤员死于干渴。
120团结束战斗后迅速去增援恶阳岗的30团。因为120团打仗威名远扬，恶阳岗很快就被攻下来。
杨被送往医院治伤。由于当时医药很差，杨振中右腿处的伤口化脓，蛆虫乱爬，经过一个月，腿伤才好。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不久后他将与死神擦肩而过。
抱敌落山崖
当杨振中还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时，团机关被敌人包围了。这个时候，120团已经离开河南杞县，在一片山地活动。
团机关紧急转移，留下一个连的兵力来掩护突围。在战斗中，杨振中的脑门上中了一枪，幸亏在战斗开始前他捡了一个钢盔戴上，子弹穿透钢盔后，嵌在了杨的眉骨之间，只留一点点露在皮肉外。
一个战友用手去拔那枚子弹，但因无处用力怎么也拔不出。最后，战友用牙咬住子弹尾部，才算拔出子弹。杨振中在头上缠了厚厚一圈绷带。后来，这些绷带使得他的脑袋免于摔烂。
一连人顶不住敌人的进攻，且战且退，逐渐被敌人逼到了一座山头上。打到最后，子弹没有，只剩下手榴弹。大家一商量，决定由8名伤员掩护其他人从后山撤退。与陡峭的前山相比。后山是平缓的坡道。
山头易守难攻。8名伤员把自己隐蔽起来，静待敌人爬上来。杨振中躲在一块石头后面，手握一枚手榴弹。他的打算是：只要鬼子一上来，就用手榴弹打下去；如果不行，就拉响手榴弹，死也不当俘虏。
就这样，三四个敌人都被他用手榴弹打了下去。但到后来，爬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8个伤员根本顶不住了。
杨振中忽然被一个敌人从后面抱住了，杨奋力一转身，跟他转了个面对面，他没看清对方是日本鬼子还是伪军，两人都用力掐住了对方的脖子。在争斗中，两人抱着滚下了山崖。
杨振中没有摔死，是对手在下面先着的地，头摔得稀烂。杨压在他身上，缠着绷带的头碰在对手的头上。杨振中相信如果没有厚厚的绷带保护，这一摔一定会没命。
其他七名伤员在与鬼子和伪军的搏斗中全部战死。杨振中在摔下后，也很快陷入了昏迷。
60年后再来回忆当时获救的情形，杨振中的描述带着一丝戏剧性。鬼子和伪军退走后，中共地方人员来打扫战场，掩埋战友尸体。杨振中与其他阵亡者的遗体一起被裹以白布，两头扎紧，并在中间缠绕几道。在挖好了坑埋尸时，一位同志注意到一具尸体头部的白布在微微颤动，难道还有人活着？另一个同志不在意地说，是风吹的吧。那位细心的同志将白布解开，一试尸体的鼻子，“还有气，活着”。
“如果当时把我的呼吸当风吹动白布，那我就给活埋了。”杨振中说。
杨被迅速进行了简单的医治，而后送到了后方的医院。头部的伤给杨振中后来的战斗与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脑内金属异物后遗发作性癫痫”经常折磨他。
经过了半年的治疗，杨振中出院归队。这时，鬼子已经投降了。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贾云勇
新四军俘虏日军最多的战斗
1944年3月5日至13日，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在江苏省淮安县车桥镇对日伪军进行攻势作战。车桥驻有日军第65师团第72旅团两个分队、伪军1个大队600余人。
据点围墙高约1.5至1.7米，外壕宽约1.5米，水深近3米，碉堡50余座，一、二、三层火力交织，还有隐蔽堡封锁地面，易守难攻。第1师兼苏中军区决定以第7团担任主攻，第1团和第3军分区特务营、泰州独立团1个营担任对淮阴、淮安方向的警戒及打援任务，第52团及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各1个营担任对淮安、曹甸、宝应方向的警戒及打援任务。为隐蔽战役意图，主力向湖垛(今建湖县城)作佯攻姿态。
3月3日午后，主力分南北两路对车桥实行远距离奔袭，5日凌晨1时50分乘夜深发动偷袭，25分钟内即突破围墙，占领全部街道。接着，战斗向纵深发展。敌负隅顽抗，实行反冲锋。新四军英勇战斗，用手榴弹、刺刀、火炮向敌攻击。经20个小时激战，攻占车桥，夺取敌碉堡53座。
5日下午3时，敌240余人分乘汽车7辆前往增援，陷入新四军预设地雷阵，死伤60余人，残敌退回韩庄。下午4时，敌第二批增援部队100余人前来，与第一批残敌会合。5时30分，第三批增援之敌100余人又窜至韩庄。
天黑后，敌两度以偷摸动作向新四军阵地袭扰，均被击退。晚上8时许，敌又集结主力猛攻，新四军从敌侧背进行反击，白刃搏斗，刺死敌60余人。当晚10时，新四军各部发动攻击，激战至6日凌晨2时，先后将敌人大部歼灭。
下午3时左右，敌第四批增援部队120余人，乘汽车两辆，进至小王庄、韩庄之线。以后第五批援军又蜂拥而来。新四军调集部队准备分两路向猬集韩庄之敌进攻。敌仓皇撤退。至13日，日伪军从淮安、宝应地区10余处据点全部撤走，该地区为新四军所解放。
此次战役取得了攻坚、打援的胜利，击毙日军大队长山泽大佐以下官兵383人、伪军官兵212人(内军官29人)，伤日军官兵58人、伪军官兵103人，俘日军中尉山本一三以下24人、伪军官兵168人，缴获92步兵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两挺、步枪242支、短枪19支等。新四军亡排长7人、战士46人，伤连长3人、排长8人、战士174人。
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著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书称：“在抗战史上，这是1944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1929年 生于河南杞县马窑村
1941年7月 14岁参加新四军太行山支队120团
1943年 荣立一等功一次
1948年 参加淮海战役
1950年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在军旅生涯中共立大功、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三等功两次
1957年 转业到河南平顶山工作
1990年 离休
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古巴华裔将军自述革命生涯：在卡斯特罗身边成长
时间：2009-1-22 16:16:19
在186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旅古华侨做出了重要贡献。古巴人民的评价是：“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叛徒。”在当代，旅古华侨为古巴社会进步与发展同样做出了应有的成就，并且涌现出一批像莫伊塞斯?邵黄(Moises　Sio　Wong)这样的优秀代表人物。那么，邵黄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呢？不久前，邵黄将军接受了《格拉玛报》采访，畅谈了他的人生历程。
十六岁投身革命
在刊登在《格拉玛报》上的这篇采访文章中，邵黄说自己感到荣幸的是在三位伟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的身边，成长为一个革命者。
邵黄现在的头衔是古巴国家储备局局长和古中友好协会主席。他自1992年担任古中友协主席以来，又成了中国驻古使馆的常客和好朋友，中国的使馆官员都亲切地称他为“邵黄将军”。邵黄祖籍广东增城。1895年，父亲邵东南偕妻关氏乘船来到古巴。1938年，邵黄出生在古巴马坦萨斯省的小镇圣彼德罗。
在小镇上，邵黄一家靠开小杂货店为生。1947年，邵家举家迁到哈瓦那，在那又开了一个“卡博吧”(餐饮店)，兄弟姐妹们都在店里做事。邵黄这时只有10岁，因家境贫穷而没有去学校读书，大姐安赫丽塔教他读书认字。后来邵黄进哈瓦那学院读书时，加入了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七二六运动”，从此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邵黄回忆道，贴标语、撒传单、砸橱窗、扔“莫洛托夫炸弹”(一种将汽油装进玻璃瓶子的自制炸弹)，只要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什么都干。
去找游击队，老卡发了火
大约是在1957年的7月，邵黄经组织介绍，先到了古巴东部的巴亚莫镇。在这里，他假冒成某洗衣店老板的侄子，藏匿了4个多月，才和一位“向导”(交通员)接上头。向导答应领邵黄上山，同行的还有另外3名打算投奔游击队的青年。
邵黄回忆说，上山的路非常难走，他因感冒引起的发烧刚刚退去，身体很虚弱，体重才100磅。他刚走到一个不算高的小山头，就晕倒在地上。向导想丢下邵黄，带领其他几个人上山。邵黄急了，大声说：“你若敢把我丢下，我就写信给菲德尔，他一定会枪毙你！”向导只好借了一头骡子，驮上邵黄继续钻进山里赶路。
经过一段艰难的攀登，邵黄一行来到一个叫杰林加的地方。就在这里，邵黄第一次见到了卡斯特罗。
“菲德尔，这儿来了个中国人。”邵黄事后知道，说话的人叫路易斯?克雷斯波(Luis　Crespo)。“卡斯特罗走过来，但满脸怒气，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邵黄回忆说。
同行其他人都被劝回家
在这种气氛下，卡斯特罗开始盘问他们。他打量着眼前的邵黄：上身穿一件在巴亚莫弄到的军服，一双皮靴，一个背包。其他人都是普通人打扮，谁也没有带武器，卡斯特罗很失望。邵黄连忙说，他有一名在战斗中失散的革命者写的介绍信，这位革命者因为有病而躲藏在哈瓦那。
卡斯特罗看完信，火气更大：“那个家伙肯定在冒充英雄……怕死的胆小鬼，他还有脸往山上送人……这里又不是什么大使馆，怎么可以随便来这里避难！”卡斯特罗接着又吩咐克雷斯波：“先把他们关起来，可以给饭吃，但只给白米饭！”一个声音高喊着：“如果他们想逃跑，就朝他们的腿上开枪！”邵黄后来知道，说话的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邵黄他们几个都惊呆了。邵黄回忆说，他原以为山上的同志们会伸开双臂欢迎他们。
第二天，卡斯特罗又来了，他向邵黄他们表示道歉。他解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没有武器，没有食物，衣服、皮靴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从哪个村来还回哪个村去。”邵黄连忙说：“我家在哈瓦那，我愿意留下来。”就这样，邵黄留了下来，其他几个人都回了家。
执行“十万火急”的任务
邵黄留下后被编在胡立奥?马丁内斯医生的小组里。邵黄说，胡立奥医生是个很正直的人，意志也很坚定，即使大冬天他也坚持每天早晨6点起床，并到拉普拉塔河里洗澡。有一次行军时，胡立奥提出要邵黄替他背东西。邵黄说，背包里的药品可以替他背，其他个人用品恕不从命。邵黄早知道，胡立奥的背包里有两本整形外科方面的书，都是大部头，沉得很。这件事后不久，邵黄向卡斯特罗提出调换工作，但他并没说胡立奥的坏话。
1957年12月25日，邵黄被安排在克雷森西奥属下，但只干了一个月就被调到卡斯特罗的司令部里，任务是帮助安装“起义电台”。他还被卡斯特罗派往哈瓦那执行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转移两位同志上山，其中邵黄熟悉的一位叫丰坦的是青年突击队队长。不幸的是，邵黄还没有下山，已经传来丰坦被杀的消息。邵黄火速赶往哈瓦那，传达卡斯特罗的命令，要另一位处境危险的同志上山。但那位同志以“不能扔下同志们不管”为由不肯上山。邵黄回到山上一周后，那位同志也被敌人杀害。
“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
不久，卡斯特罗任命邵黄掌管马埃斯特腊山战略物资储备。邵黄回忆说，他的任务是保管10袋砂糖(约有150公斤)、5箱炼乳罐头、5箱“盾牌”听装小香肠(每听6根)。这些家当全部藏在拉普拉塔山的一个山洞里。
邵黄刚上任就遇到一件倒霉事。一天，卡斯特罗有事下山外出，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恰在这几天里，劳尔和阿尔梅达等统领的游击小分队从这里经过。他们一个个饥肠辘辘的样子，一见邵黄就要吃的。邵黄不加考虑地将4袋砂糖分给了他们。
一个星期后，卡斯特罗回来了，一见邵黄就问：“咱们的储备怎么样了？”
“报告总司令，砂糖还剩6袋。”邵黄说。
“怎么只剩6袋？”卡斯特罗大发雷霆，不听邵黄解释，“好你个中国人，我只让你保管，没让你分发，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发完火的卡斯特罗一声不吭。邵黄心想，完了，司令肯定要撤我的职。
一天，女游击队员塞丽亚口头向邵黄传达了卡斯特罗的处罚决定：“邵黄把管理储备的事交给奥特罗，以后专管分肉。”对这个处分，邵黄心服口服，但为啥还要他管分肉，始终不明白。
格瓦拉“抢了”老卡的肉干
1958年游击队发起反攻时，由于人员的变动，邵黄曾是切?格瓦拉率领的纵队中的一员，并跟随切参加了进军西部的战役。不过，最令邵黄难忘的却是第一次见到切的情形。
邵黄回忆说，很长时间以来，卡斯特罗的背包里有一块乌拉圭肉干。有一天，卡斯特罗取出来交给厨师，要他帮着泡开，还说晚一点再来吃，一定要保存好。晚上10点，切来了。4个小时后，卡斯特罗也来了，很饿的样子，一来就问厨师他的肉干弄好没有，并在厨房里到处乱翻。
“喂，菲德尔，”是切的声音，“你找的那块肉不知道是不是瘦子雷内给我的那一块，如果是，你别再找了，我把它吃完了。”
卡斯特罗哭笑不得，大声说：“好你个切，好歹你也给我留一点！”
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邵黄被晋升为中尉，参加过组建武装警察、在首都执勤巡逻、驻军松树岛等工作。1965年被任命为武装力量部助理后，在卡斯特罗的弟弟部长劳尔的手下工作了7年多。1973年，邵黄被授予少将军衔(General　de　Brigada)。
邵黄说，在劳尔身边工作的这些年，对他来说受益匪浅，是他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劳尔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军人家属和普通百姓都喜欢找他解决问题。“他至今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仍保持着爱心加柔情的心态。”
1985年底的一天，劳尔把邵黄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通知他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听到任命的那一刻，邵黄立刻回忆起当年卡斯特罗要他负责物资储备的情形。邵黄对劳尔说：“请你转告总司令，对新的任命，如果我干的不好，无能，他可以撤我的职。但我绝对不会再滥用职权乱发东西！”
土豆和香蕉都是战略物资
20世纪60年代，古巴的许多物资都靠苏联提供，政府的物资储备意识逐渐谈薄。后来，随着形势变化，政府和军队都采取了储备物资的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古巴是个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石油、食品等大部分物资依赖进口。邵黄说，为保障工农业生产(如榨糖)用油，燃料要储备；为保障基本食品供应，粮食和药品要储备；为国防建设、减灾救灾、医疗卫生，教育等，什么物资都要有所储备。国家储备局创建于1981年，隶属于国家技术物资供应委员会。但一连几年，储备物资却寥寥无几。1985年底，二者脱钩，国家储备局直属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领导。
笔者和邵黄也很熟，他曾多次陪同我使馆工作人员到外地访问。有一次他对我说，在古巴，连土豆和香蕉都是战略物资，只有缺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储备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古巴进入了“特殊时期”(1990年8月至今)。邵黄说，许多官员在“特殊时期”前不赞成搞储备：“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储备？”邵黄感慨地说：“我们被迫进入特殊时期，这说明我们浪费了很多资源，如果我们不大手大脚，也许会有多一点的储备。由此可看出物资储备的战略意义。”
邵黄说，现在储备工作已步入正轨，但仍有很多事要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会珍惜国家储备局长这个职位，努力工作。虽然官做大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卡斯特罗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