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剑乘风来张大仙:张胜：张爱萍人生记录 （38）

４、死亡之海

人们都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但真正的“死亡之海”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原子弹爆心。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３０多年里，这里曾４０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１９６３年５月至１１月，成功地进行了７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１２月２４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２０天后，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４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的成功和高浓铀核装料的获得，标志着原子弹的主要技术难关已经攻克。周恩来写信祝贺。

６月６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４０余项工程基本完工。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２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的２４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９０年代初，岢岚２５基地，长2捆试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

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２４年后，１９８８年，亚星一号发射成功，西昌基地沸腾了。

在前方采访的军报记者江林从现场打电话给我，问我父亲在哪。我说住院了，我正陪着他呢。江林说，亚星一号，是你父亲和温伯格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的项目。现在，事业成功了，但他们两个开创者都退休了，我想向首长问几个问题行吗？

我把话机交给父亲。

您看电视了吗？“没有。”父亲回答。为什么？“我看得太多了。”您不再关注了，是吗？“大概是吧。”

……

江林后来和我说，和你父亲谈完，我可真有点蒙了，不知该怎样报道。后来，又采访了几个科学家，他们也说，谈什么？不想谈。我又采访了观察跟踪站的女兵，她们说，什么感想？我们只想睡个好觉。

退休后，父亲和我说：“偶尔想起来还会紧张。所以，我想都不去想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３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１９４５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

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１６００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十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

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

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写得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

周恩来９月２１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

第二天，即９月２２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

９月２３日１６时４０分至１７时４０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１１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

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

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６０００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２０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

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

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

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

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

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２０次，前１９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２０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１９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

１９８０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１９６０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我见过这样的首长，往往是部门都协调好了，带着大队人马，发射前一、两天到，听一下汇报，发射后有个讲话，基本是照稿子念上一遍：“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你们全体人员表示热烈地祝贺……”云云。当然，参加一个开工或是落成典礼什么的，是完全可以的。但这是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老天爷是不吃你这套的。

两弹一星工程有它极为特殊的地方。横向参与的部门、单位多不说，研发、生产；主体、保障；地方、军队……几乎涉及到科研、经济、军事、党政等各个领域。最难的是，各单位派来的多是业务主管部门的领导，是一个领域的权威，平时老大惯了，除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谁的话能听？

你想，这帮人聚在一起研究问题，情况会是个什么样？还不个个振振有辞，有了问题，谁会承认是自己的？隔行如隔山，都能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一发弹，上亿个零部件和线路，一个矛盾被掩盖下来，上了天，就爆开了。１９８６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其原因就出在一个密封圈上。其实发射前一个工程师就发现了，但哪一级领导又能因为一个小人物模棱两可的报告而拍板取消发射呢？结果是不了了之。

正如父亲自己讲的，没什么诀窍。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心细如发，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奋，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因为只有你，具备最后的拍板权。他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参加的多是司局级的领导，他一个副总理，军委领导，谁敢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油嘴滑舌？

东－５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谁的责任？争执起来。父亲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父亲说他记得好像是张镰斧，亲自爬进发动机舱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为一根鞋带折腾了好几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父亲说“五定”是怎么搞的？给我追！五定，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定人员、定职责、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查的结果是装配人员中有人丢了根鞋带。父亲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

几年后，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办的干部，去这个地方。进车间时，门卫叫她把鞋带解掉。为什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张爱萍的命令！”

愕然。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来这之前，大概总得有十来年了吧！”门卫讲了他的师傅，上一届老门卫留下来的故事。

“没有哪一任领导愿意去改这个规矩。”门卫补充道。

“是啊，”淮淮和我说，“一个厂长怎么好改动副总理的指示呢？”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改，为什么不叫后人都记住这个故事呢。

第一颗原子弹正迈着神秘的步伐向中国走来。李旭阁工作日志记载：

６月下旬，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工作就绪，形成了距爆心８公里范围内的效应试验圈。

８月２５日至３０日，全试验场区进行单项和综合演习。

９月２６日上午８时１５分，试爆前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结束，张爱萍一行乘空军伊尔－１４飞机离京。

１０月４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区。

１０月８日，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乘专机到试验场区，进行最后的调试验收。

１０月９日，最后审核结束，张爱萍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上签字。

１０月１０日２３时１０分，乘专机将报告送达总理办公室。与王亚志同志办理结交手续，坐等结果。

１０月１１日凌晨，周恩来批示：同意一切布置，从１０月１５日至２０日之间，由你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和时间，决定后报告我们，你们来往电话均需通过保密设施由暗语进行。

１０月１４日１８时，试验总指挥部确定：试爆日期定于１０月１６日；起爆“零时”，视当日风向风力确定。

１０月１４日２０时３０分，邱小姐上试爆铁塔塔尖。当晚，狂风骤起，风速达１８米／秒。黄尘蔽天，沙石飞舞，钢丝绳将铁塔打得当当作响。

父亲说：“幸有预演时的经历，没有吃惊。”

又是一个一江山之夜。

还是李旭阁的日记：１５日９时，听取气象汇报。１０时３０分，张爱萍确定起爆“零时”为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中央随后批准。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清晨４时３０分，随张爱萍进入爆心做最后视察。

１２时，接周恩来指示，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无论情况如何，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１４时３０分，进入距铁塔６０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

在父亲的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石头，他经常向我们炫耀。我说，没一块值钱的。“你懂什么？”他拿起一块像焦炭似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不知道吧，哈哈，这是运载火箭返回大气层时烧焦的弹头碎片。这玩意可是用碳丝织出来的。当时，可是费了番功夫。你看，都烧成这个样子了。”

他又拿起两块石片敲着，侧着耳朵说：“听！多清脆。知道吗，这可是爆心的石头，海底的化石，我拣回来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了。”

在蘑菇云下，所有的石头都将熔化成液体。

李旭阁的日记记到这一天的下午３时。目击者称：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的变幻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玩邪乎了！中国人凿开了上帝埋藏在地下的石棺，释放出了能够毁灭人类的巨大能量。

这一天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惊愕之余，足足等了４分钟后，父亲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了！”

没有回音……沉默。

父亲说：“总理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

不亲临其境，怎么会感受得到那股让大自然都颤抖的神力呢！

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６０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６０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

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

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

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２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

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

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言和了。对抗的双方，最终走向平衡。

意义还不仅在于此。不到一年，１９６５年８～９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１９６８年６月联大核准该条约草案，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在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国要成为核大国，但中国又要成为一个主持正义和对人类前途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虽然在信仰和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尊重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须的，中国不可能去扮演无赖的角色。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的这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相互制衡的时代到来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称它为核时代。

我的车在这片被称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缓缓地行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早已废弃的营房，那是参加核试验部队的住处。很多遗弃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见１９６４年的字样。接近爆心很远处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奇特的是，残垣断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那是被冲击波过后产生的负压掀掉的，它们向天敞着大口，要同上苍对话。

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讲完了他的故事后说出了他的结论：

“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２０００年，我国经济实力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峰，ＧＤＰ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中央奖励了一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授予他们功勋科学家光荣称号。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有人记起父亲当年在动员大会上讲过的话：

“在座的有读过《封神演义》的吗？

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

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

将来，后人们也会为你们封神的。记住，你们中的有些人，将来是会上共和国的封神榜的！”

４０年后，国防科技战线上被“封神”的科学家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的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共２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