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花千骨之霓漫天雁:张胜：张爱萍人生记录 （19）

６、老死杭州

１９５１年初，我们全家随父亲来到了杭州。杭州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春节一过，杭州的春天就到来了。苏堤两岸，“一株杨柳一株桃”，桃红柳绿，赏景以清晨最佳，故有“苏堤春晓”之称。

杭州是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由７兵团解放的，父亲到来之前，７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员是王建安。因王建安调任上海军事指挥部任司令员，父亲离开华东海军后接替了他。但父亲上任时，７兵团和浙江军区已经有了变化。原下辖２１、２２、２３、３５四个军，１０个军分区和所属部队，父亲到任时，３５军番号已撤销，军直和炮兵团归海军。到了７月，２３军又划归９兵团，１９５２年１月军委决定取消兵团建制，所属各军直接归华东军区暨三野指挥。这样，父亲的头衔就只剩浙江军区司令了，部队只剩下军分区和独立师。不久，军委决定成立公安军，独立师改编为公安师。浙江军区成了个空架子。

从他负伤算起，一下子从峰顶跌落下来，经过３年的痛苦挣扎，终于康复重返前线；在海军刚有起色，又调离，来到兵团；现在兵团又撤消了，从指挥野战军作战，到专搞民兵工作的省军区。海军司令终于变为“空”军司令了。

其实，父亲初来浙江时还是很有些想法的，他回忆说：“浙江当面的敌情还是很严重的，从渔山列岛一直到大陈列岛都是国民党控制，海上交通不畅通，连渔船都无法出海。我想，凭我们浙江本身的力量，通过逐岛作战的方式，是完全可以解决的。５１年秋冬，温州军分区的独立师，占领了洞头岛，不想又被增援之敌反击下去。我到温州前线考察，不是登陆问题，而是登上后守备的问题，重火器没有及时跟随上去。于是决定利用夜晚再次登陆，上陆后，不等纵深战斗结束，就抢先把炮兵、工兵送上去，快速构筑火炮工事。第二天天刚亮，胡宗南的舰队果然又增援上来了，但这次他可来不及了，哈！被我们的炮火打得稀里哗啦。本来我是想继续发展胜利的，一个一个岛子的都拿下来。但这时军委决定把７兵团撤销掉，又组建了公安军，没有了部队，攻岛的计划实现不了了，军区更没事做了，只搞民兵工作。”

在军队中，许多人瞧不起做民兵工作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作战行动中，它处在一个辅助和保障的位置上，更重要的是，和野战军相比，省军区系统的干部配备年纪通常较大，提拔较慢。部队干部的行话是：“这回我可完了，被塞到人武部去了！下一步就等着脱这身皮了。”这身皮，指的是军装，复员转业，不就是脱下军装滚蛋嘛。如果某某是调到野战军去任主官，那一定是说：“这小子，他妈的挤进野战军了，下一步准保还得升。”一个“塞”字、一个“挤”字，不是明明白白吗？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就是个养老院、转运站、垫脚石。这难道能怪他们吗？

父亲在回忆到这段经历时，好像是在对我说：“不在于别人瞧得起瞧不起，而在于自己瞧不瞧得起自己。自己不努力，在哪里干都没出息。当时书记是谭震林兼，但他专注搞他的地方工作。我是副书记，我和参谋长赵俊和政治部主任丁秋生商量，召开干部大会。我就讲，不管野战军、地方军还是民兵，都是国防工作的需要，没有高人或低人一等的问题。现在任务轻了，那就更可以集中精力把民兵工作做好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３个人都是下了决心的，决心老死杭州！哪个不愿干可以报名调走。”

好一句“老死杭州！”从狂风激浪和战火硝烟中走来，他在浙江的生活相对是恬静的，如涓涓溪流。

初到杭州，组织上安排我们住在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馆。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原国民党政府及其官僚资本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杭州地区没收的房产就由当地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门分别使用。说起司徒雷登，国人并不陌生，中学教科书中选用毛泽东的那篇檄文《别了，司徒雷登》，让大家知道了这个美国人，虽然，现在有人说这里多少有些历史的误会。这个大名鼎鼎的豪宅，父亲去看了看，他说，这怎么行？把它改作招待所。当年在浙江军区工作的林杰同志还记得：“负责安排的副参谋长赵俊解释说，你是这里的最高首长嘛！张爱萍说，什么最高？生活上的事，向老百姓看齐，不向美国佬看齐。”

我们搬到了万松岭，９０年代我故地重游，这里已改为司令部的通信总站了。司徒雷登的房子经过整理后，朱总司令、董老，还有少奇同志来杭州时都在这里下榻。后来我们搬去南京，安排在人和街１１号，住进去后又搬了出来。父亲说我不能住这样好的房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服气，说你搬走了，其他军区首长不照样住？父亲一下子恼怒起来，说：“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住不住司徒雷登的房子，对父亲来说，不过是生活中的小事一桩，在他的记忆中早就消失了。还是林杰同志回忆：改为招待所后，机关同志可以散步到西湖边了，每当看到这座豪华漂亮的公馆，都感慨万千。不要小看了这点事，张司令员住房子的故事，在部队的干部、战士中不胫而走，尤其在刚刚解放了的杭州老百姓中，对比国民党大员骄奢淫侈的做派，给这个人间天堂带来了共产党执政后廉洁务实的风气。

林杰同志写过一篇文章《终身难忘的党课》，记述了当年我父亲给军区机关讲党课的情景。他说，我提了个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区别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哪里？张司令的回答使我震惊。他说，除了党的纲领外，主要看领导人的言行。言和行，主要在观其行。不要被政客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林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仍是那么新鲜，那么值得回味。”（注：《缅怀张爱萍》３５７页）

他可以按时上下班了，可以到幼儿园去看望我了。记得他曾给我带来块巧克力糖，看着我把它吃掉。他走后，老师就惩罚了我。知道吗？你违反了纪律，家长带来的东西是一定要上交的，由老师平分给全班小朋友。你既然吃独食，那好，以后别人的东西就没有你的份了。我很痛苦，倒不是因为吃不到别的小朋友的糖果，而是为自己被逐出了这个集体而伤心。

那时正赶上三反五反，父亲要母亲和他一起回忆自己有没有占过公家的便宜，母亲说后勤的张渭清同志曾送过一支派克钢笔，父亲说，那要交出来。还有当时公家给每个人做一件便装，父亲说，顺便也就给你妈妈做了一套，这属于占公家的便宜，他做了检讨，补交了钱。

这算是“赋闲”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和我谈过他和陈老总有一段关于赋闲的谈话。大意是这样的：陈老总对我父亲说，人啊，这一生很难琢磨，这话是毛泽东讲给他听的。１９４３年，华中局有人告状，中央把他从前线召回延安，他以为毛泽东是要报在闽西时的一箭之仇。（注：在红４军时，陈毅、朱德同毛泽东有过分歧和争论，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职务）但毛说，人家要你干，你就干；不要你干呢，你就休息嘛！读些书，下下棋，你不是会下围棋吗？他这一说我就顿悟了……

父亲是不是也顿悟了呢？他没有说。当然，他可不像陈老总那样有高超的棋艺和雅兴。他只是说了句：“陈老总对我说，你这个同志啊！太呆板了。”

他有自己专注的领域。

浙江，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全国，它几乎是地域面积最小的一个省份，但它所属的岛礁却又是全国最多的，达３０００多个。它的海域面积超过了陆地的两倍半，海岸线长达６５００公里，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２０％以上，居全国之首。地域的这种特殊性，迫使这位军区司令员把眼光瞄向了大陆架陆海交接线上独特的作战行动。渡海登陆作战、岛屿争夺作战、海岸防御作战、浅近纵深内的反击作战，这在当时，都是我军面对的崭新课题。在所有的作战行动的样式中，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最为复杂，不仅是因为登陆部队处于毫无遮蔽的广阔水域，难于阻断敌方的火力和隐蔽自己的企图，同时，由于当时各种技术条件的滞后，也使参战的陆海空军的协同和后勤保障更为艰巨。我们家里现在还保存着当年父亲看过的苏、美军登陆作战、空降作战的资料，和丘吉尔、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麦克阿瑟等世界著名统帅和将领对二战登陆作战的回忆书籍，书上圈圈点点、密密麻麻。他这段“赋闲”的经历，为他日后成功地指挥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登陆作战打下了基础，也正是这一成功弥补了前面所说的他人生的缺憾。

省军区的主要工作是民兵和预备役建设，这对父亲并不陌生，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搞共青团工作时，组织扩充后备力量就是一项主要任务，俗称扩红。他大胆的构想了组建完整的后备役团和后备役师的动员方案，把后方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按战斗部队编组，经过短期强化训练直接开赴前线，如当时曾名赫一时的少共国际师。这一做法加快了扩红的速度，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但由于从战斗部队抽调干部和骨干难度很大，不如过去分散补充到部队的老办法更为便捷。应该说，是一个过于超前的方案，这个年轻热情的团中央书记似乎过于理想化了。父亲说，还是毛泽东讲得好，一个正确的方针政策，来自于实践的检验。民兵工作属于战争动员的范畴，是国家战争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进程中，它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出来。后来父亲调总参工作，向军委提出了建立两种不同类型部队的方案，规范了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等地方军事系统的任务和编制，建立调整了符合那个时代反侵略战争需要的国防动员系统。他在总参制定的这些法规和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上述这些，不能说不是得益于在浙江军区“赋闲”时的收获。

自少小离家，匆匆走过了血雨腥风的青年时代，今天他终于有机会去给自己全方位地充电了。

浙江秀美的山水和浓郁的文化氛围，给了这个具有浪漫气质的军人以更多的陶冶。他崇敬和喜爱的历代大师许多都出自于这里。王充、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贺知章、骆宾王、孟郊、陆游，还有沈括、李渔、洪升等。到了近代，中国文学巨匠鲁迅，以及茅盾、王国维、夏衍、艾青、徐志摩等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父亲是个喜欢文学和历史的人，在跑遍浙江的山山水水时，都不放过觐见游览历代大师的故居和庙宇。跟随他多年的司机老安说：“常赶不上吃饭，就带三个苹果，洗好了，包起来。首长一个，你妈妈一个，我一个。你爸爸是连皮一块吃的，叫我也这样，我可学不来。”后来老安恋爱了，对象是家住对面的姑娘，人不错，只是姑娘的父亲有点历史问题。老安说：“组织上不同意，首长就说，他又不是娶她父亲，就这么定了，我来做个大媒。”

杭州美丽的湖光山色，使他的心渐渐归于宁静，他写道：“幽谷翠峦崎径陡，竹茂溪流影瘦。空留雁荡枯塘，雁飞何不还乡？”这时他的小女儿降生了，这是他盼望已久的。就是在同一首诗里，他写道：“杨梅枝头鹊报，喜兆西子湖畔。”（张爱萍《纪事篇》７８页）欢快之情跃于纸上。随着妹妹的降生，我们几个哥哥的地位在家里起着微妙的变化，对我们的褒奖，往往要看我们对这个妹妹的态度，我常为此愤怒，背后说他“爱屋及乌”。长大点后我就明白了，我们是男子汉，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岂能在呵护和溺爱中长大！

父亲匆匆离开海军，到浙江军区后又多少有些赋闲。对他的这段经历，在了解和爱戴他的老同志中，尤其是华东海军的许多老同志中，留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尤其是，从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到一夜之间从海军消失，一切都是那样的突然和出人意料。这种任职调整上多少带有的不太合乎惯例的色彩，使一些熟悉他的老同志和老部下们常常为他抱以不平，闲谈中自然会生出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来，各种版本都有。就我听到的大致有几种：

一种是形势任务说。毛泽东是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当时急令三野迅速组建海军，主要是想一鼓作气地拿下台湾。毛泽东亲自接见张爱萍以及国民党海军起义将领，要求华东海军在改编原国民党海军的基础上，迅速形成战斗力。但金门一仗，使领导层冷静下来了。尤其是朝鲜战争开始后，战略重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美在朝鲜的对抗成为两大阵营的焦点，解放台湾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再考虑了。由此，海军的建设可以从三野拿上来，由军委从长计议了。

再就是海军情况说。台湾问题搁置后，海军建设的紧迫性减轻了。当时正值国家初建，百废待兴，考虑到建设一支能用的海军，需大量财力物力，海军的建设只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绝非一朝之功。同时，当时一些领导人对苏援华寄以希望，这些在客观上，增大了海军人选的考虑范围。天下既定，确有一个各系统的平衡问题，资历、经历、山头、系统、领导人之间的感情和利益渊源，等等，工作以外的因素加重了。

还有从华东的情况来看的。建国初期，我军面临两个主要的作战方向，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北面由军委亲自抓，南面就交给华东自己了。军委海军组建后，华东海军只是准兵团级的架构。同时，海军都是１２兵团带来的人，张爱萍这样的情况继续放在海军，低不成高不就，的确不好安排。正巧，当时三野９兵团入朝，福建当面是叶飞的１０兵团，８兵团警备大上海，浙江是７兵团，剿匪和收复沿海岛屿的任务极其艰巨，顺理成章地调张爱萍任７兵团司令。当时，陈老总主要精力放在地方政府，粟裕又调军委工作。华东是我军主要的作战方向，急需一个主持军事工作的同志。这样，又调张爱萍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

当然，还有更为邪乎的。

我怎么能不理解这些老同志们的心情呢？不管是分析得入情入理，还是牵强附会；不平也好，圆场也好，我能体察出这里的战友情谊，以及我父亲身上特有的人格魅力。有时他们也会问到我，问我听说些什么，我的父亲又是怎么想的。我不是个喜欢探究别人内心秘密的人，尤其是那些潜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即使无意间触及到，都会有意地避开。但现在我不能回避，我必须进入他的世界，了解和解剖他整个人生的心路历程。因为他并不完全是属于我的，他也属于那些曾经追随过他，爱戴过他的人，属于海军的。

凡是在领导岗位上，特别是当过一把手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脉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或许会触及内心深处埋藏的隐痛，谁知道呢？我不想去伤害别人，何况是我的父亲。我需要机会。

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起在翻看过去的老照片，父亲的心情特别好，讲起过去的事情滔滔不绝。

“那是什么时候照的？”我指着他授旗时的照片故意问到。

“是在草鞋峡，那时我们已经搞到１５０多艘舰船了，我们要给他们每个‘人’都起个名字。”是口误吗？他那神情使人联想到，大概他认为那都是他的孩子。

“你真了不起！你在海军干得挺棒的。好多老同志说，你调走挺可惜的。”

“我也认为自己在海军的工作是努力的，也是有成绩的。当时什么也没有，只带了１３个人。”

好，开场是顺利的，我单刀直入：“那为什么把你从海军调出去？”

片刻的沉默……

话说到这里，我必须说下去：“解放前夕，中央军委决定三野组建海军，四野组建空军，同为上将，但后来刘亚楼当了空军司令，而你连个副司令都没有当上。从后来评定军衔看，海军副司令王宏坤也是上将，副政委刘道生是中将，而你只是华东军区海军，相当于后来的东海舰队的司令，比人家整个低了一级。你在海军的工作是有建树的，现在的东海舰队一直是海军的佼佼者，这与你当年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但你却被调离了海军。这究竟是为什么？你没有感到这不公平吗？”

“是什么人对这些有这样大的兴趣？”父亲反问。

轮到我尴尬了。

“应该说，我回答过。记得吗？还在你们很小的时候，我要你们去读陈老总的一首诗，把它抄在本子上。”

“是《手莫伸》这首吧，当然记得。”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父亲朗朗上口地念道：“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不是怕被别人捉到才不敢伸手，而是有这个觉悟。为什么？”他边念边解释：“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自巍峨？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能活？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

“一个革命者，时时都要想到这四条。我们参加革命队伍的目的，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自己做官。当初我确实不想去海军，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自己知识有限，怕搞不好，对不起人民的托付。局面打开后，上面对华东海军怎么说，对我个人怎么安排，确实有过许多议论，但我不去听。组织上认为其他同志更合适，那就其他同志干。关系到个人的工作、职务问题，是组织上考虑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用说提，就是想，都是错误的！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离开海军，我的心情是坦然的。干我熟悉的陆军，有什么不好，何况陆军也要向合成军发展，自己有了在海军工作的经验，正可以很好地发挥出来。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一官半职。这种事，在我历史上有过多次。”

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表白。面对功名，面对纷乱错综的官场，质朴、坦然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我继续发问，您指的是作为一个个体，固然不错，但从组织的角度，又应该怎样考虑呢？我不认为这些道理能完全说服我。

“当然，不能说一点想法没有。军委海军是后我们成立的，我曾建议把华东海军的干部充实到海军领导机关中去，因为他们毕竟有了些经验。但没有被采纳。对这件事，我的确是有看法的。因事设人，讲是一套，做又是另一套。但这些问题，提了，听不听那就是组织上的事了。作为个人，它提醒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待下面的干部应该怎么使用，怎么安排。作为上级，我常面对部下，和他们谈话，安排他们的工作，这时，我总会联想起自己的这段经历。”

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炊事员的屋子里贴了张年画，是《三国演义》里的各种人物，骑赤兔马的关羽、环眼虬髯的张飞、银盔白甲的赵云，各个栩栩如生。炊事员说，你喜欢，就拿去吧。我把画贴在自己的屋里，从那以后，常为三国里谁的本事最高和我哥争论不休。不像现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那个时代的人，父亲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只有在吃饭时，父亲偶尔会参加我们的争论。哥哥说赵云最厉害，我说关羽最厉害，赵云有长坂坡救阿斗，关羽有诛文丑、斩颜良。妈妈插话说，论武艺，吕布可以说最厉害，人称“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嘛！是啊，关羽和吕布斗了５０个回合，不分胜负，张飞上去助战，又斗了３０个回合，还是不分胜负，最后刘备上去，吕布才败下阵来，可见刘关张三个才顶一个吕布；曹操手下六员猛将，许褚、典韦都和关羽、张飞打平手，可他们六个人才打败吕布。我说，吕布算个什么东西，最他妈坏了！“你这个小子说得对！”父亲开始介入了。他说读三国，看人看三条，忠和义，再加上武功。吕布武艺高强，但不足取，因为他不忠不义。相比之下，关羽武功之上又有忠义二字，所以他就被尊为神武大将军。

那就是关羽最厉害了？我说。

“不！义分大义和小义，讲小义而忘大义，个人感情、个人利益至上，不顾大局的人，不足取。孙权要与之联姻，关羽说，虎女焉能嫁犬子，一句话，感情用事嘛，破坏了统一战线，忘掉了背负的责任，丢掉了荆州这样重要的战略要地，导致了国家的失败。封了五虎上将，他不服气，比功劳、争地位。结果还是诸葛亮聪明，送他了顶高帽子，说他胡子长得漂亮，他听了沾沾自喜。这种人，有什么出息？我看不上。”

那你喜欢谁？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后来重返杭州，是３０年后了。眼前的西子湖，波光粼粼，宛如画中，既亲切又陌生。

晋谒岳王庙时，看见父亲为岳王庙门楣上的题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曾问过父亲，这两句写在门楣上合适吗？父亲嗫嚅道：“就算是给我自己的吧。”

父亲喜欢唱《满江红》。他总是一边唱，一边有力地拍击着桌子：“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声调劈裂而低沉。

他的记事簿上有这样的话，“觐见岳飞墓：壮志年华，承母训，精忠报国。”５０年前，母亲把他送出家门。但她和岳飞的母亲不一样，没有在自己儿子身上刺字。她只是说，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别在外面向人家要饭，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