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灵异诡谈完结了么:湘潭天主教堂

湘潭市人民路326号，是“湘潭天主教”，该教堂建于康熙年间，有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原有礼拜堂、主教楼、花园、育婴堂、学校等，蕴含着湘潭人民宗教信仰的部分史实，是湘潭天主教活动的历史见证，也是西方势力渗透到中国内地的见证之一。

　　明末，时值清顺治七年（1650年），湘潭在京任官的刘氏兄弟，奉皇太后之命持书随清廷使团出访罗马教廷和耶稣教总会，并周游西欧，在比利时受洗入教。后刘氏兄弟返回湘潭，在城区云塘家中置圣母堂作祈祷，朝夕诵经，宣传天主教。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湘潭新任知县姜修仁受钦天监南怀仁（南系比利时籍神甫）之托，在县署东（今云塘常平仓巷内）建天主教堂（圣母堂）一所，并请法籍教士穆迪唔（Jacgues Motel）来湘潭主持教务。姜修仁随后受洗，洗名方济，是湘潭有天主教堂之始。后西班牙教士陆若瑟（P.Raymond Joz AYzo）继教。由于姜修仁入教和倡教，城区天主教迅速发展扩大，教徒日益增多，遂建圣母堂、神父楼、育婴堂于城郊云塘。湘潭一度成为湖南天主教会中心。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中国籍传教士刘武阳也到湘潭城区传教，并在湘潭城区十八总后湖边的江南宾馆建天主教堂。乾隆元年（1736年）由杨长清主教创总堂于十八总正街，建有天主教堂一栋，并相继建有学房、药材房等产业，共有房屋数十间。另在各主要乡镇陆续创建分支教堂，发展教徒。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朝廷下令禁洋教，湘潭的教堂等屋全部被毁。其教徒有的退教、背教，有的被充军，有的被杀，湘潭天主教传教活动陷于停顿。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殖民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传教、办教的合法地位。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籍教士沈嗳唔（Eusele Marie Sembrin）依据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受湖广天主教区指示，同中国教士龚修理，在湘潭县城十八总，重建天主堂。教堂为西方式建筑和中国古典形式相结合的建筑物，在当时，堪称雄伟壮观。十月，方来远由汉口来湘潭，次年（同治元年〈1862年〉）他要挟湘潭知县罗才衎还清雍正以来所封闭的湘潭天主教堂，并强占毗邻民房一栋作为传教士住房。四月十三日（5月11日）夜晚，集中在湘潭县城应考的3000考生集会，声讨天主教的罪行。会后，焚烧十八总天主教堂。方来远再逃汉口。几天后，白石港（今株洲市区）天主堂被焚，并波及外县、外省，掀起了一场反洋教运动。七月，清政府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妥协。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严令湖南巡抚毛鸿宾查办，将知县罗才衎等革职，勒限赔修教堂，划地十五亩为天主教教中公业，并出示保护教徒。侵略者并不满足，向清总理衙提出七项要求。同治三年（1864年），反洋教运动有所缓和，方来远返回湖南。湖南督抚着罗才衎等按款式修复湘潭、白石港的天主教堂，铲除道路上所刻十字架，赔偿方来远3000两白银，以向侵略者妥协，震惊中外之“教案”始歇。

　　光绪元年（1875年），中国籍神父廖平来湘潭城区布道，并建教堂于十八总后街，有教徒千余人；同时，湘潭天主教堂意大利籍神父加氏到湘乡传教，发展教徒，设天主堂于直四牌楼张公祠，以后逐渐向壶天、谷水、永丰、杨家滩、娄底等地扩展。光绪三年（1877年）意大利天主教在十八总后街建立天主堂，有房屋数十间。同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十八总正街建立教、钟楼、牧师住宅多栋。后来，由于“教案”常有发生，教堂等房屋遭到焚毁。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湘潭开埠。计有英、日、美、意等国商人先后在辖区范围修建教堂、医院、仓库、码头、洋行。古城开始蒙上半殖民地的阴影。民国五年（1916年），意大利天主教神父文焕章（意籍），在十八总天主堂侧（熬盐厂6号）创办湘潭天主堂育才学校，先只设一个班。民国九年（1920年）意籍教士佳索理（Calzoiari Pacifico）、翁德明（AIber Tuy Rorri）等吸取利玛窦的经验，与“儒”、“佛”道并存，又在十八总秦家码头（即今湘潭天主教堂驻地）建教堂。民国十年（1921年）育才学校，改由神父潘味德经办，建校舍三栋，设初、高小各一班。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阀军入湘，育才学校停办一时。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湘潭天主教教徒及望教者，人数发展到5000多人，湘潭本堂升格为“湘潭教区”或称总堂。主教府在十八总秦家码头真道巷内，主教又名监牧区、总锋区，亦是湘潭天主教堂所在地。湘潭监牧区下辖8个本堂（湘潭、锦石、太子山、攸县、株洲、草市、湘乡、醴陵）、23个分堂。当时，湘潭监牧区，首任监牧为主教佳索理、副主教为神父闵理（Menni Bernardo），经理为神父明德（Amorotti Egidio）、协助监牧工作的有：巴济度、翁德明、陆怀良、德利良、马慕天、康乐天、孔克理、崔德善、文焕章、刘芝泉等16人，其中仅刘芝泉是中国神父，其余都是外籍传教士。教堂在主教和神父的主持下作弥撒、听神工、送圣体、举行圣体降福、拜苦路等活动，宗教活动逐渐扩展。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4日，意籍监牧佳索理创办“湘潭天主教育婴堂”。育婴堂首先设在天主堂育才学校内。民国三十年（1941年）因育才学校房屋不敷，便在十八总天主堂附近的晒谷坪紫云宫建造二层楼房一栋，共22间，收养育婴，一般在30人左右，最多达45人。意籍传教士明德、陆怀良任副主事，华人郭及信、刘玫雨任管理员、助理员。

　　日寇侵入湖南后，湘潭又遭日军轰炸、焚烧，天主教堂再次被毁。意籍神父翁德明在抗日游击队里当军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湘潭沦陷不久，日军又将意籍教士全部集中于郴州、耒阳，使教业大受影响，传教一时停顿。随后，罗马教廷驻华代表蔡宁，指示湖北沙市美国方济各会教区，派马可理夫（Mace—Ieff）神父到湘潭代理主教，维持沦陷时天主教教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军投降后，外籍教士返回本教区。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1日，天主堂本堂在城内创办德信医院，规模不大，同年8月，盖有几间病室，更名为“博济医院”。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24日，又购买临近李氏宗祠地基一块，建房7栋。同年，意大利天主堂在十八总设立总堂，下辖八堂、二十三分堂，有房屋数十栋，气势恢宏，声震湖湘。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8月，湘潭解放。时湘潭天主堂育才学校负责人为意籍神父德立良，由宋杰（教徒）任教导主任。共有教职员3人，学生129人，其办学经费，除学费收入外，其余由天主堂津贴；湘潭天主教育婴堂有婴儿9个，由天主教童贞女郭及信任管理员。时外籍教士操纵教会，压制信徒群众参加各项爱国活动，1950年抗美援朝时煽动复辟，激起爱国教徒愤慨。同年湘潭市爱国教徒在市人民政府批准下，成立了湘潭市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1951年1月14日，市政府调查登记接受外资津贴宗教团体，天主堂系接受罗马教廷资助，附属机构博济医院、育婴堂、育才小学均进行了登记，并从元月始，不再接受外国在人事、行政上的干涉，不接受外资津贴、援助和外籍教士担任传教工作，外籍教士限令出境。“三自革新委员会”任命了中国神父和长老，开展正常宗教活动。12月2日，市人民政府接管了湘潭天主堂育才学校、博济医院，学校改名为解放学校，医院改名为湘潭市立医院。13日，市人民政府又接管了湘潭天主教育婴堂的房产，其9个婴儿由教会遣散给教徒抚养。同月，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博济医院院长明德，因不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使用银元、外钞，勾结反动分子伺机捣乱，被驱逐出境。1952年，外籍主教佳索里及外籍教士均回国，刘芝泉神父代理监牧。随后，湘潭教区与长沙教区合并，屈天锡（1951—1957年）代理主教，刘芝泉（1952—1954年）神父任总锋。湘潭天主教堂在中共湘潭市委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展自治、自传、自养的正常宗教活动。自养经费的来源，一是房租收入；二是教徒乐捐；三是自办企业的利润。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把宗教信仰同无神论在世界观上的分歧，与政治问题混同起来。次年，教会停止活动。接着，在宗教界不适当地开展“自我改造大跃进”、“下放劳动”等活动，宗教界人士普遍感到压抑。“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被视为迷信。1966年7月，岳塘区召开1200人会议，批斗天主教传教人员。教堂多被占用，签订租的宗教房产大部分停付租金等。

　　1978年后，教会恢复活动。1979年5月16日，对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信徒群众，全面执行信教自由的政策，对其教会房产进行清理，解冻租金，并修建、恢复宗教场所。至1982年时，有教众约200人，神父为郑化民。现在教堂主要房屋有两栋，一栋是教堂，一栋是办公用房。礼拜堂设在一栋两层楼房内，由原学校教室改建，讲坛上方挂有耶稣画像，下有一马棚型，为圣母玛利亚的产房，相传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现经常参加周日礼拜活动的约二、三十人。但在四大瞻礼活动（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参与的教徒可达70人左右。

　　湘潭天主教堂是市境内唯一的天主教传教场所。市内教徒主要分布在乡间，教堂执行“三自”方针，不与罗马教廷发生任何关系。现有神甫一人主持日常宗教活动，重大问题由湘潭市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