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清虚道长台词:弃妇的文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4 13:54:40
“弃妇诗”所表现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复杂性和不合理性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弃妇诗”感人的悲剧力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弃妇的情感世界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哀为基础的共同的情感体验，二是以怨情作为情感构成的中介因素，三是以恨作为情感的尖端。即便是浪漫主义伟大诗人屈原的《山鬼》等刻画的弃妇形象，有着痴情而伤感的惆怅，但是仍没有好的方法解脱命运的捉弄。汉魏文学中的弃妇诗，在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呐喊方面表现出来的进步性，有着积极而丰富的内涵，因此被历史评论家看好。然而，它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不看到它的局限性。不少女性精神上的长期失控，没有唤起抗争意识，反倒孳生以“转嫁”来求取平衡的畸形心理。
《氓》作为《诗经》中最著名的有关弃妇主题的篇章，除了表面哀怨申诉之外，通过对与其夫的结识，相欢，成家，到丈夫的变心的描述，也更深入地反映了作为男性的自私无情及女子在婚姻爱情上的完全不平等。《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说明，无论刘兰芝怎样的贤惠、孝顺，夫妻怎样的恩爱，因为封建礼教及其衍生的男权文化的存在，即使男性没有始乱终弃，对于女性自身来说，幸福依旧是遥远的，是无法张望得到的。这些都从各个角度对封建男权文化之核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谴责 有许多文艺大家都这样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婚的人爱情就死了；当然，不结婚的人的爱情就死无葬身之处啦。古往今来与爱情有关的经典数不胜数，吸引了无数的人们来研究它们，反复把玩赞叹或惋惜不已。我国古代爱情诗词代有绝唱，但受封建思想影响，许多人都不愿去研究它，实际上这些爱情诗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人的婚恋观。这些爱情诗词大致可分为描写婚前男女相恋相交、婚后的感情变化、悼亡三方面。同时，男女作家笔下的爱情诗词是有差异的：男作家笔下的爱情多代言体，时有艳遇或与妓女的恋情，爱情诗词只是他们诗词创作中的一个方面，而女作家则多自叙传，抒发的大多是自己的真情实感。爱情诗词几乎是女作家创作的全部。再者，受时代影响，爱情诗词先秦时表现为大胆质朴，汉多怨女弃妇的悲诉，魏晋南北朝适情任性，唐乐观向上，宋缠绵徘恻。
在人们精研爱情作品乐此不疲的时候，今天，我想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弃妇。所谓的“弃妇”乃为丈夫所抛弃的妇女，也曾有人将“弃妇”之概念推而广之为“凡是对爱情有追求向往却仍处在孤独寂寞中的女子均可算之”，更有人将精神上被人抛弃、遭人遗弃的女性也理解为弃妇题中应有之义，其实都不乏道理。古代有女人如衣的说法，也有红颜祸水的说法，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些错误发生后的借口而矣。在这些借口中承担主角（被动者）的是女人，这大概就是弃妇的由来吧。由《诗经》至汉赋至宋词，由《氓》中女子至兰芝至唐婉，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值得关注的“弃妇”文化。文学长河里的诸多文学佳作都以其内容的简洁明了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种种复杂难测之事，可以说，浩瀚的中国古典诗词曲赋，始终萦绕着一曲款款深情、亦悲亦丽的挽歌,为红颜所咏、为红颜所泣。其中的弃妇形象砸碎了爱情浪漫而美丽的花环，揭开了婚姻的狡诈与虚伪，也撕开了爱情温情脉脉的面纱后的贪婪与私欲。
一
妇女被丈夫抛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弃妇”首先是社会现象，然后才是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史上“弃妇”形象的大批涌现其实与专制的男权社会密切相关，根源来自以男性为轴心的家庭形式，来自极欠公平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形式。在当时社会，女子身份低微，要严守着那些三从四德这类的封建礼教，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约束，她们被抛弃，这是原因之一。但是，当时男人的景况也不容乐观的，
在家，母亲说了算，如有不从的，被称为忤逆，备受唾弃，因此，他们当中很多是很不情愿抛弃自己心爱的妻子的，如离弃唐婉的陆游。
弃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上不可胜数。宗法制度首先把女子放在依附男性的奴隶地位，然后设置了丈夫休弃妻子的种种理由。《大戴礼》规定有“七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这些规定本身就是对女性奴隶地位的道德和法律的认定，是父权夫权主义的产物和标志，就其具体条款而言，其内涵和尺度也都具有主观随意性，家长丈夫可以利用它来随意休弃自己所不喜欢的子媳和妻子。这从中国汉字之构成便可略见一斑。如“安”字反映出女子不可轻易抛头露面的规矩，足不出户才算安全。又如“男”字，因其是田里耕作的绝对劳动力，故为家庭中的经济来源。所谓“财大”则“气粗”，可控制、支配女人。所以历史上“弃妇”之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女性经济地位低下是弃妇现象存在的物质层面。生产力的落后是造成女性被弃命运的致命的关键。女性天生在体能、力气上不如男人，因此在崇尚与自然力抗争的古代社会，一直为男权统治。就如夏娃是丈夫身上活生生的一根肋骨，古代女性大多是家族生产和劳作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女子，将其一生幸福寄托在男子身上，这是经济地位使然，也必然对男子有依附性，想尽一切办法以求男子的永远兴趣，结果往往一生在忧惧中度过。一旦“托”付有郎，则幸福同在。一旦被“弃”，则幸福破灭。所以说，在封建社会，弃妇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弃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品类。弃妇诗早在汉代前就已提出，但是弃妇诗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婚姻也是男人世界中达成某种目的而惯用的手段。比如“昭君出塞”恰恰是以女人易物的罪证，谁又问起她们的幸福呢？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弃妇问题受到古典诗人的密切关注，并写进他们的作品，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弃妇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诸方面现实，而其艺术特色也较高，尤其是诗的感伤、哀怨基调较为突出。于是，弃妇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也是最具民主性精华的一个部分。面对现实的和历史上哀哀无告的弃妇，古典诗人以博大的胸怀去感受他们的苦难，去抒写她们的不平，以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同情与关注。这些如泣如诉、声情并茂的弃妇诗，是划破漫漫长夜的一道闪电，是一塘死水中不时涌起
的几束浪花。
弃妇诗从《诗经》开始源远流长，以后的作品大都受其影响。弃妇诗是《国风》民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妇女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其中以妇女被丈夫遗弃为题材内容的，诸如《卫风·氓》、《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小雅·谷风》等，有一种基本的模式就是：女子痴情，男子负心，弃妇自叹。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向人们展示了早期中国妇女的种种屈辱和不幸。研读这些弃妇诗，对于了解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以及妇女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认识弃妇诗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促进对我国妇女文学的研究，不无裨益。在《诗经》中的“弃妇诗”同《诗经》中其它题材的诗歌一样，用现实的笔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中《氓》和《谷风》的咏叹等以描写妇女悲惨命运为主题的“弃妇诗”在表现社会现实方面则更为深刻。
“弃妇诗”所表现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复杂性和不合理性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弃妇诗”感人的悲剧力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弃妇的情感世界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哀为基础的共同的情感体验，二是以怨情作为情感构成的中介因素，三是以恨作为情感的尖端。即便是浪漫主义伟大诗人屈原的《山鬼》等刻画的弃妇形象，有着痴情而伤感的惆怅，但是仍没有好的方法解脱命运的捉弄。汉魏文学中的弃妇诗，在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呐喊方面表现出来的进步性，有着积极而丰富的内涵，因此被历史评论家看好。然而，它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不看到它的局限性。不少女性精神上的长期失控，没有唤起抗争意识，反倒孳生以“转嫁”来求取平衡的畸形心理。
《氓》作为《诗经》中最著名的有关弃妇主题的篇章，除了表面哀怨申诉之外，通过对与其夫的结识，相欢，成家，到丈夫的变心的描述，也更深入地反映了作为男性的自私无情及女子在婚姻爱情上的完全不平等。《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说明，无论刘兰芝怎样的贤惠、孝顺，夫妻怎样的恩爱，因为封建礼教及其衍生的男权文化的存在，即使男性没有始乱终弃，对于女性自身来说，幸福依旧是遥远的，是无法张望得到的。这些都从各个角度对封建男权文化之核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谴责。
二
“弃妇”现象的产生无疑是文人对现实的一种积极关注、思考
态度的侧面反映。它说明了有的文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文学对社会的一些作用，而并不是简单的聊以言欢、展现个人意志，是表达功能的突破。这种文学肯定是为以后文学关注社会，关注生活起了不可货缺的积极意义的。建安以前的思妇诗具有多元的风貌，如汉乐府《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然而这样敢爱敢恨的女子形象，在建安以后文人思妇之作大量出现之后，几不复见。
“弃妇”现象在文学里面的出现，无疑不仅是作者简单地对妇女的一种深切同情，以及对当政者的一些轻轻地质问而已。文人往往靠笔墨去抒情宣怀，给予思想。“弃妇”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意象，去表达文人的内心。怀着对政治的无可奈何，对社会的兵荒马乱的厌恶，文人们开始以现实的东西去展现那个深深的现实。弃妇诗是针对弃妇现象的文学创作，由男性作家的弃妇诗形成的弃妇意象则表达了一种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它潜在的隐喻了古代男性知识分子对皇权的人身依附。但是即使在这些文人骚客心里，他们依然还是深深的三纲礼仪，这些是无法改变的，也是不可能变化的。
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定型期，一整套封建伦理纲常制度及礼教制度得以确立、推广。汉乐府民歌之弃妇诗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通过她们的血泪生活和抗争，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建安以前“思妇诗”多元面貌的展现，在文人拟作、代言后，趋向单一，汉魏文人拟作中，思妇、弃妇完全以贞顺自守的面貌出现，即使被弃，也只是自伤自怜、逆来顺受、怨而不怒，表现了一种有节制的情感，其背后原因复杂，牵涉到传统社会之婚姻观与性别规范对妇女处境的制约，以及政教理念、诗学传统、拟代风气的影响。譬如曹植妇女题材的诗歌清丽华美，“情兼雅怨”，真切动情地写出当时妇女的痛苦、怨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诗人借助弃妇、思妇、盛年不嫁的美女的形象来寄抒自己被猜忌、被迫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孤独怨念悲凉的情绪。
中国古代文坛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在“阳盛阴衰”的境况。除了李清照等少数几颗耀眼明星外，今人少有所闻。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一批才情焕发的女作家冲破封建罗网，登上文坛，专注于自我遭遇和感受的表述，执着于“表现自我”。她们的叙事抒情总带有“个人记忆”的显著特征，无论是弃妇哀怨、闺中相
“怨”的基调，而且在弃妇中贯注了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并寄予其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慨。《诗经》中对妇女问题有深层次的反映，对妇女社会地位定位趋势有鲜明昭示。《诗经》时代，女性依然要从事繁重的劳动，但其劳动的内容和作用已表现出从属性和服务性，经济地位已悄然弱化；女性在情爱中表面上居于中心，但付出大于获取，时时受制于人，难以掩盖其实际地位的低下；女性成为家庭中的支点，然而其作用和地位是反向发展的；大量的弃妇悲剧说明，女性社会地位的跌落是不争的社会现实。
关于从弃妇悲剧命运的思考，不少学者都有大谈的假设，小心的论证。譬如对《诗经》和汉乐府“弃妇诗”中弃妇被弃原因的解释，历来的“男人喜新厌旧”说不符合作品实际。以宗法社会“无子出妻”的风俗制度为视角，妇人被弃实因不育。《氓》、《谷风》等诗中弃妇自诉无亏妇德，有功夫家，但却只字不提曾为夫家生儿育女，这证明她没有生育能力，正是被弃原因。《中谷有》、《上山采蘑芜》等诗中的“苡”、“靡芜”是专治妇人不育症的妇科药物，诗以这种药物起兴，乃是暗示妇人因妇科病不愈而被弃。《苡》一诗虽非弃妇诗，但诗中女子集体采苡时的欢乐，是对苡能“令人有子”的迷信，反证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全系于此。
三
“弃妇”现象是中国几千年来奴性依赖心态造成的。由于奴性的依赖心态，造成了不能远离主子，而中国文化中奴性表现最为淋漓尽致的应当是女性了，于是，士人们就心以之为创作的切入点，于是，大量“女性意识”文学产生了。同时，女性由于性别的先天因素，相对于逻辑性的力量来说，在父权时代的社会里，女性就显得相对的弱小；从心理学角度说，弱小者的哀歌是最为动人的，因为人类很容易同情弱者，而弃妇又是妇女中相对的弱小者，因此，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在中国强大稳定的封建势力情境中，弃妇文学于是大量地产生，因为作为文人在相当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无力状态之中，与弃妇现象形成同构。而失去独立性的文人们在上千年的文化浸润下，中国文化的中的奴性中的依赖心态会得到强化，当然，这也是由于外界的刺激下使弃
nbsp; 文学中的弃妇现象是传统的以曲折笔法表达自己政治意见的手法。文人在帝王的无上权威下，永远地产生一种永恒性的无力感，与弃妇心态形成同构关系。于是，便大量运用“弃妇”作为其情感展示的旗帜，一个古老的意象，从诗经中就有雏形，自楚辞又暗喻君臣关系，至此成为中国古代士人（诗人）消解自身欲求功名而不得的矛盾心理，是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悲剧意识的一个文学意象。不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罢了。在那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怀才不遇的诗人摄于文字狱的阴影不敢直言自己的不满，不说又憋得慌，于是便想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这就是弃妇文学。当然仅仅这样说是不全面的，这应该也有作者个人情感方面的原因，比较感性的知识分子总是有比较浓厚的女性意识，于是情感表现在创作上便有意无意的有所偏向。当然客观的说这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像岳飞那种骨子里有了金戈铁马意识的人基本上不会将感情的表达偏向这一方面的，于是便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所谓弃妇也有真假，因为中国文人士大夫有模仿女性的传统，这也是大男子主义造成的结果。中国的男人们，一般喜欢掩饰自己的感情，需要发泄时，只能在作品中乔装成女性，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就是假弃妇。古代对妇女有七去三不弃婚姻制度，同时这种制度包涵了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道德观再里面。封建社会中儒学，而儒学又强调“德”。所以，儒家学子对弃妇现象的热中，是不是也于这个有一定关系。弃妇被休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和女子没有子嗣。而造成弃妇悲剧的根源则在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以及传宗接代思想等等。许多文体的兴盛往往也与特定的社会内容相联系，譬如弃妇现象在词中就表现尤为突出，词的特性决定了它对女性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只是表面化的，是封建文人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来塑造的，在他们心中，弃妇形象几乎等于美。
妇心态在文人心中发生的转换，充满依赖感的弃妇文学产生了。一言以蔽之，“弃妇”文学现象是数千年来文人由于处于封建社会中奴性的依赖心态的自我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