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诏仪显圣真君: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

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

2010-08-26 07:45:11|  分类： 书画欣赏 |  标签：欧阳询  千字文  行书  作品  书法   |字号大中小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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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月轩主 的 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

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辽宁省博物馆藏。

欧阳询 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隋时官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在隋代欧阳询的书法享有较高的声誉，到了唐代，年近古稀的欧阳询还在“宏文馆”教授书法。欧阳询八体兼妙，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　　史书记载询书法初学王字，而险峻过之。传说欧阳询曾以重金购得王羲之教子习字用的《指归图》，日夜揣摹、刻苦钻研。还有一次他跟虞世南外出，途中见到晋代书法家索靖写的一块碑石，竟席地而坐，在碑旁细心观察描摹学习了3天，可见欧阳询对书法爱好之深。后来他又广泛地学习北朝的碑版石刻，同时吸取了当地一些书家的长处，再融入隶书笔意，形成“刚健险劲，法度森严”的书风。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初学，号为“欧体”(也称“率更体”)。其《九成宫醴泉铭》可谓欧体楷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主要作品还有《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梦奠帖》等称名于世。 　　欧阳询的书法由于熔铸了汉隶和晋代楷书的特点，又参合了六朝碑书，司以说是广采各家之长。欧阳询书法风格上的主要特点是严谨工整、平正峭劲。字形虽稍长，但分间布白，整齐严谨，中宫紧密，主笔伸长，显得气势奔放，有疏有密，四面俱备，八面玲珑，气韵生动，恰到好处。点画配合，结构安排，则是平正中寓峭劲，字体大都向右扩展，但重心仍然十分稳固，无欹斜倾侧之感，而得寓险于正之趣。

 欧阳询书《千字文》，见于著录的共有三本：一为蔡襄题识过的《草书千字文》，一为南宋初期扬无咎藏的《楷书千字文》，一为现存的这本千字文。帖后仅存王诜跋：“东坡云，欧阳率更书非托于偏险，无所措其奇。其末流遂至李国主辈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仆非唯爱此评，又爱其笔札瑰伟，遂白主人而取之。主人自有好事之病，怜我病更甚，故取之而不拒之也。晋卿书。”

 此本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与欧字所具备的特征都是极为相近的。其中“书”字误书为“画”，而李渊的“渊”字缺笔以避讳。据陈垣《史讳举例》考证，唐碑之中避讳缺笔的，最早见之于高宗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碑》。杨仁恺断定此帖为欧阳询早年所书，那就更没有必要避“渊”字讳。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在提到本帖时，曾指出，黄伯思《东观徐论》卷上论虞书千字文时说过：“世有欧（阳）率更行书《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为之者。”所述不知是否此卷。

 

 

 

 

 

 

 

 

 

 

 

 

 

 

 

 

 

 

 

 

 

 
关于《欧阳询行书千字文》的真伪及年代的几点疑议
                                     ---------------与杨仁恺先生商榷                                                      王树明
         一九八零年我初读杨仁恺先生《欧阳询行书千字文》时，对杨先生所提出的此帖为欧氏早年真迹的结论即存有疑议，觉得整个论证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结论的得出似乎有些轻率。十几年后我又陆续拜读了杨先生的巨著《国宝沉浮录》和发表在一九九七年《辽宁书法》上的《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墨迹考辩》以及《书法丛刊》第六辑上的《<仲尼梦奠帖>的流传、真赝、年代考》等文章，发现杨先生的这个观点是一直在坚持的，让人觉得似乎已成定论。但我深感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今天我不揣浅陋，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质疑，目的也正如杨先生的话说：“流传千余年的剧迹既然已经归之人民，我们有责对之进行重新鉴别，实事求是加以考察”。以期得出个更切合实际的结论。
       先说《千字文》书写年代的问题。杨先生认定该《千字文》是欧氏早期作品的主要根据有两条：一是有关该作品的书写风貌。杨先生对现已能够看到的欧氏作品进行的类比，认为该帖与《张翰帖》结构上基本相同，用笔亦趋一致，且作品中个别字尚有不够稳重之处，清秀有余而气势失沉毅，因此推断为早期作品；二是杨先生引用了宋人赵希鹄有关“北墨多松烟，南墨用油烟”的南北用墨异趣的记载后说：作者早年住金陵，活动在江南一带，那时欧氏只有三十几岁，该帖是用油烟墨所写，因此进一步确认为欧氏早期作品。
       众所周知，每个书家早，中，晚期的作品多不相同，有的差异很大，都有一个从模仿到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的发展规律。要鉴定他某一作品的年代，主要的依据是根据该作品的书写风貌同这位书家诸多有确切年代作品进行比照，看他更接近何时期的作品，从而确定其大概的年代。其次，也可从题款习惯、书写内容、印章、纸张、避讳、题跋著录和笔墨等等，进一步加发佐证，使其论证更有说服力。
       以作品的风貌论，欧氏虽留下了不少作品，但行书墨迹仅存四件，且书写年代都不确定，标有具体年代的碑刻都是他晚年的作品，于是杨先生认定是早期的作品。然《张翰帖》是唐人廓填本，用赝品做参照物所得出的结论是要打折扣的。再，欧阳询早年是学王右军父子的，自己的书写风格尚未形成，在作品中的“二王”风格应占主要地位，而现在看到的《千字文》尽管还存二王父子的余风，但字体修长，“劲险刻厉，森森然若武库之戟”的风貌跃然纸上，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初仿王羲之，后险劲过之”，可以说这件作品光从风貌上定为欧氏早期作品是不够确切的，此乃疑点之一。
      有关墨的使用问题，我觉得这个佐证很勉强。大家都知道，书家使用“北墨”还是“南墨”，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爱好和书写的需要，并不取决于生活在什么地域。欧阳询早年在江南居住，难道就不可能用“北墨”？晚年生活在北方就一定手中无一块“南墨”？再隋唐期间，国家统一，南北已割据，作为商品的笔墨竟毫无流通的可能？是为疑点之二。
       我曾对《千字文》整帖进行了逐字排查，象这样一件千余字的巨迹中有几个写法冷僻、结体新颖的字是常见的，而欧氏又是在结体变化上的好手，总应该看邮点什么来的。经查看我发现的四个字有些问题：一是“孤陋寡闻”的“孤”字和“九州禹迹”之“迹”字的结体变化较大，但仍可看出是在草字字型上的基础上笔划击落所至；二是“鸡田赤城”的“田”字写成“日”字，是错字。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渊澄取映”之“渊”字写成了“   ”字，这种缺笔，显然是个避讳字，古人避讳字的处理办法，或选一合适的仄声字或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如果没合适的字，就采用本字少写几笔来处理，以达到避讳的目的。《千字文》中的“渊”字显然是避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之讳。
    《千字文》帖中“世”“民”二字写的完整，说明不是书写在太宗李世民时代，因此没有避讳。那么，这件作品具体的书写年代应该是唐高祖在位这九年内，这时的欧阳询是62-70岁的老人了。如果以上推断庶不致误的话，那么，这件《行书千字文》似应为欧氏的晚年作品。
      其次我们再说该帖的真赝问题。此帖墨色极浓，曾被人疑为廓填，但杨先生把原作对窗迎光透视，觉得笔笔有致，交笔处深浅分明，又有行间折痕辅之，因此认定为真迹。那么我们看看是否在廓填本的可能性？
     所谓“双钩廓填”犹如今日之描红，应按笔顺一笔一笔的填写，以保持行笔的墨气，不可能自上而下平铺涂满，此帖虽当窗透视能看出笔与笔交叉的痕迹，也难说不无廓填之可能，所以米芾看到唐人钩填本后说“若无此双钩二字，刚皆以为真矣”，可见唐人廓填技艺很高超的。我们再看欧氏的《仲尼梦奠贴》，虽有78字，但墨色的浓淡有序，是行笔书写的规律，《千字文》如果是真迹，虽用墨甚浓，但蘸墨写字墨色总该有所变化的，但此帖难见这种变化，这是只有填本才会有千字一色的现象，这同时也说明此帖为什么要用墨色极浓油烟的原因。杨先生也提到有些字有败笔或自然浸出笔划之外的现象，但细查败笔多是填墨不慎所致，特别是写错的“田”字，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是笔误，想写“日”字或“曰”字，那在结体上就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该帖上有这两个字可以借鉴，只能是在描廓时漏笔造成的，它是推断该帖廓填本的有力佐证。至于浸墨现象大多出现在纸的连接处，特别是：“执扇员洁，银蚀炜煌”八个字越往后浸润越重，而前后各行的字没有出现浸墨现象，这不符合书写的规律，我认为这是在装裱接缝时跑墨的缘故。关于行间折痕虽经过多次装裱，我们现在从影印本上也能看到，如此过折叠或用竹刀划出界栏，势必造成纸张不平，字写到此处，笔划会受到影响，而我们看到有的字已写到折痕上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的痕迹，说明是写后再折上的。其实，为了书写方便，也不必把纸折得很死，经过装裱折痕是不会再出现的，现在反而能看清楚，看来还有别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对欧阳询《行书千字文》贴的书写年代和真伪问题的诸多思考和疑点，提出来与杨先生商榷，并求于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