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修行经典句子:作为信仰、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

作为信仰、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共产主义

前   言

一位经济学家回忆他当年知青生活时说，有一天他在地里劳动，村里的喇叭播放了官方电台里的“小说连续播讲节目”。他从那部小说里听到了爱情情节，眼前赫然一亮，感觉社会大环境开始变得宽松了，人们可以公开谈论感情话题了。他对此总结说，和爱情相比，以前天天听到的那些政治词汇显然要泛味许多。

时至今日，共产主义也只被视作一种政治纲领，一种社会学说，共产主义者被看作一群冷血的政治家，只知道政治斗争或者在战场上撕杀。感情冷漠，不通情理。形成这种误解，共产主义者本身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未能系统地建立起有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体系，所以尽管共产主义本身具有明显的信仰色彩，所到之处不仅与其它党派为敌，也以宗教和其它传统信仰为斗争对象，但一百多年过来，它的信仰色彩却越来越淡化。

眼下，那些非共产主义信仰在受到其强烈冲击后，一个个都复苏了。如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闹得很凶的地方，有许多是前苏联国土。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某教教徒，马上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瞧，他有信仰！但没有几个人敢拍着对亲朋好友胸口说，我是个共产主义者！在现实社会中，利己主义更是伴随市场经济无孔不入，共产主义道德早已经被边缘化。

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告诉大家“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大家自然要从别处寻找答案。不幸的是，在今天，共产主义者确实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信仰、道德和生活方式日益小众化。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能够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成为一种道德规范吗？如果一个人不用公开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别人能够仅仅从他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以及他对生活、事业、爱情的选择中判断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要知道，人们完全可以从这些细节里判断出谁是穆斯林或者佛教徒。

二十世纪里，共产主义从书本走向现实。成千上万共产主义者用自己的实践展示着这一理想，他们的一生因此变得与众不同。它早就是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只不过与其精雕细刻的政治社会经济学说相比，很少有共产主义者对此进行过总结。甚至，这一生活方式的许多细节早就被人们遗忘。比如，一个共产主义者婚礼必须从简，生前不能继承遗产，死后最好捐出遗体供科研使用，或用于医疗事业，或火化。这些曾经提倡的生活细节如今都已经不再受到重视。但只有深入到婚丧嫁娶这样的生活细节里，一种信仰才有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成为口头之禅。

共产主义基本价值观

一，“共产”的含义与奉献精神

要说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势必要先说清什么是“共产”。在传统共产主义学说中，“共产”就是财产的共有。然而为什么一定要把具体的财产共有呢？这样做，对具体的人的幸福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财富共有并不是目的，财富共享才是目的。某人有一辆车，闲来无事借给朋友一用，并且不收费用，这便形成了对这辆车的一次共享。而一辆属于某国家机构领导干部的车，虽然名义上是共同财产，但普通职员显然从来没有共享过它。似这样虽然共有但无法共享的财产，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计其数。而虽然私有但可以拿出来与人分离的财富，在私有制社会里也同样无计其数。捐出几百亿的比尔·盖茨和一个享受特权的共产党干部相比较，谁更接近共产主义者的本质呢？

财富“共享”是目标，财富“共有”只是手段。在原始社会解体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前，社会财富从未大规模“共有”过。当共产主义只是书本上的理论时，人们以为财产只有共有才能达到共享，所以根本不会区别两者的不同。而当共产主义在相当多的国家里实践过以后，认清什么才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共产”已经成为关键问题。

站在今天回头看去，社会主义国家并未真正通过财富“共有”而达到财富“共享”，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大量的制度建设，在私有制基础上推动着“财富共享”。有鉴于此，“共有”与“共享”已经有必要严格地区别开来。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共享财产主义”，而非“共有财产主义”。

另外，共产主义精神形成于人类文明早期农村公社的生活实践。那时，财富主要表现为田地、农具、牛马、粮食、简单的房舍，基本上都可以由一个人，或者一家一户来使用。而在今天，财富体现为巨大的工厂、电站、轮船、楼宇、高速公路。无论是它们的使用还是管理维护，都需要许多人一起进行，过程极其复杂，势必要由一些人主导这些过程。于是，无论是计划体制里一个普通工人，还是市场经济里一个普通小股民，都只能是在形式上“共有”一家企业。这种“共有”对他们很难说有实际意义，反而不如老老实实打工挣得多。

反过来一个拥有亿万私财的富翁，其财富主要表现为大型企业。即使他一分钱不捐出，该企业在运作过程中势必也能给上上下下的员工带来私人好处，给社会带来税收和各种其它利益。因此，“共有”与“共享”在今天的区别变得更为巨大。共产主义者应该将自己的理想定位于推动财富共享，而不再是推动财富共有。

从道德角度来看，任何在非交换的前提下，自愿拿出个人财富与他人“共享”的行为，均属于共产主义式的行为。这里的财富包括物质财富、知识产权、个人劳动力等在内。如此说来，共产主义作为道德早已存在，几乎与人类共始终，任何一个社会里均不缺乏这种行为，并且，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遣责，而只会提倡这类行为。共产主义道德因此完全应该建立在人类最基本道德遗产之上。

从“财富共享”这个基本概念出发，便形成了共产主义者的基本品质——奉献精神。在共产主义者的宣传中，奉献精神曾经被夸张为“大公无私”，或者被政治化，用来强制要求个人服务组织命令。这都使其丧失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大公无私”不具有任何可行性与实际意义。一个人首先应该使自己强大，富有，他主动选择的共享行为才更有价值。同时，奉献精神与个人主义并不矛盾。作为道德要求，它必须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选择。个人要通过思考，选择性地让社会与他人共享自己的某些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劳动。强迫他人交出私人财富，或者强迫他人进行无偿劳动是不具有道义性的。

奉献精神并非共产主义所特有，几乎一切信仰体系都提倡个人奉献，宣扬自我牺牲。共产主义的特色在于将奉献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利己主义直接对立起来，认为私有制导致人们私欲膨胀，道德低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这种批评一直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世界主要国家陆续向右转，推行市场经济，在扩展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导致利己主义高涨，压抑了全社会的奉献精神。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刺激各国经济走出停滞，唤发了许多人的活力。但奉献精神并非从此便可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它在道德上具有永恒的价值，同时在现实中也是市场经济的“解毒剂”。对于过去的经济停滞，市场经济是一剂良药，但“毒副作用”甚大。人类社会并非一切领域都可以货币化，总会有许多领域，包括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的领域不能货币化。如政治、军事、司法、基础科学研究、高雅文化创作等。如果没有奉献精神，这些工作将无人问及。

利己主义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社会进步。但利己主义无法使一个人高尚起来，无法令小我与大我融合，使自己的生活具备意义感。人对物质的追求是“扁平的”，只能令自我在规模上扩大，而不能在层次上提升。一味追求金钱不仅不能使人更高尚，甚至无法使人更快乐。“我穷得只剩下钱了”，这并非是变相自夸之词，确实讲出了一些人的肺腑之言。

举例来讲，全世界市场经济之大本营在美国，美国电影之大本营在好莱坞。然而好莱坞却从未拍过歌颂金钱至上，宣传人欲横流的影片。好莱坞最卖座的电影和世界其它地方的电影一样，总是在宣扬主人公如何奉献爱心，如何抵御内心的贪欲。以至于被戏称为好莱坞的“主旋律”。好莱坞电影人群体也因此在美国政治版图上一直属于左翼。相信即使他们拍了歌颂物欲的影片，也不可能卖出好票房，没有多少观众会欣赏它。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利已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具有道德性，奉献精神受到全人类的共同推崇。

个人既可以向社会奉献物质财富，也可以奉献无偿劳动。就共产主义者来说，更提倡奉献个人劳动。这不仅仅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大多不拥有巨量金钱，也在于以金钱的绝对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爱心，本身就不具备合理性。

二，劳动价值观

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和政治纲领，共产主义是从劳动价值这里建立其理论基础的。在共产主义体系里，劳动价值高于资本价值和消费价值，被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马克思甚至认为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这是对劳动价值最理想化的推崇。较为现实一些的口号还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等等。

在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半个世界中，有一些党命名为“工人党”、“劳动党”，但我们可能永远看不到西方世界里会出现“金钱党”、“资本家党”。与资本价值相比，前者毕竟是更可以公开宣扬的价值观。

共产主义主义者对劳动的推崇甚至会体现在生活细节上。传统共产主义者是不穿西装的。西方共产主义者习惯穿工人的茄克装，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喜欢一身农民打扮。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讲，这其实是一种“参照群体”现象，这些共产主义信徒喜欢模仿自己生活榜样的着装。

在几千年人类历史中，由于生产力低下，全体社会成员基本上都参加劳动，包括大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完全不劳而获仅仅是极少数人才享受的特权。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开始在物质上实现富足，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不劳而获，而不需要让自己属于“剥削阶级”。一个发达国家的青年可以选择“主动失业”，一个中国城市工人的孩子也可以选择“啃老”。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当今社会已经不再推崇劳动至上的价值观。

在今天，社会普遍不尊重劳动价值。一个上半辈子土里刨食的农民，可能因为做小生意赚了笔钱，转而放弃劳动习惯，悠哉游哉地生活。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里，只要不偷不抢，人们完全可以用属于自己的钱过这种生活，虽然对于一个人来说，它非常的不健康。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劳动价值主要与资本价值相对立。是劳动者更重要还是资本家创造更重要？人们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彼此咒骂，还要动枪动炮，直到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为止。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劳动价值主要是与消费价值相冲突。一个人的社会价值是体现在他能花多少钱，买多少名牌消费品，还是能给社会创造多少财富？如果你旁听街头一群十几岁孩子的谈话，你会发现他们普遍选择第一个答案！这是由市场经济主体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铸就的价值观。

从劳动价值上派生出实践价值，它是对劳动价值的扩展和深化。劳动是具体的、微观的，如种地、作工、收拾房间。实践包括这些劳动，也包括那些宏观的、抽象的工作，如“建设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等。自古以来，哲人们就在这两个层次的实践上划等号。“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均是这种智慧的体现。

提倡劳动和实践并非自共产主义始，在这之前，中国儒家和伊斯兰教都将劳动与实践当成其基本价值，两者因此均有强烈的入世色彩。这一组价值观有别于主张出世的那些信仰体系，也有别于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不良生活习惯。在共产主义词汇体系里，后者被称为“本本主义”，一直是被嘲笑的对象。

劳动价值究其本质就是人的价值。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是能劳动，能实践，能改造自己的环境。就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越是投身于劳动创造之中，才能越发体现他的独特个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推行市场经济，对劳动价值观形成了双刃剑。在计划体制下，很多人在混日子，但至少在公开场合里，官方还在宣扬劳动至上的价值观。向市场经济转轨后，很多人实际上在拼命劳动，中国从经济落后到在全世界“数二数三”，这一过程中大部分时间资本并不充足，完全是依靠全民奋斗贡献劳动力才有了今天。但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却在宣扬消费至上，官方对劳动价值观的宣传已经退缩到一个角落里。长此以往，下一代势必将远离劳动价值观，成好好逸恶劳，无所作为的一代。仅此一点，也有必要重新唤回共产主义者劳动至上的价值观。

三、斗争精神

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绝大部分外国人和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判断这是为了“抢石油”，为了扩张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小布什则坚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推广自由民主的理想。问题在于，即使他诚实地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这种做法违反了一个道义规则——一个国家的政府军只能为该国利益而出动，一个总统只能从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决策。小布什如果确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应该将自己打造成精神领袖，带领志愿者去伊拉克推广自己的信仰。他的对手本·拉登就是这么做的。

为信仰而战！这是相当一部分信仰体系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日本武士道将它视为道德之基础。在伊斯兰教中，吉哈德（圣战）也被视为信徒的基本义务。这种基于信仰的战斗有别于军人、警察和私人保安的职业行为。也有别于哥萨克、廊尔喀等民族以战斗为生的生活方式。

在共产主义道德体系里，斗争精神也居于重要。这一特征十分明显，以至于人们提到“共产主义者”，马上就联想到一群革命党，一群战士，联想到“抛头颅、洒热血”。即使是某些书生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也以自己能够上阵杀敌为骄傲。这些均为共产主义斗争精神之体现。

对于一个为信仰而战斗的人来说，他之所以战斗，仅仅因为那是他的选择。没有死在床上是一种骄傲。在他眼里不存在什么“和平年代”，善与恶的斗争会持续到世界末日。只是在一些时期里，战斗的烈度可能较小，伤亡率可能较低而已。

当然，这种斗争精神未必都要体现在你死我活的撕杀中，也可以体现在任何一项建设性事业里，只要一个人必须面对足够多的困难。在今天，随便翻开报刊杂志，到处都在喊“压力过大”，呼吁“减压”、“减负”。其实精神压力并不是一个绝对值，它只是针对那些缺乏斗争精神的人来说才显得过大。和我们那些战天斗地，咬冰嚼雪的前辈相比，我们今天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压力呢？

斗争精神有诸多对立面。一是容忍，退让，如基督教所提倡的信条——“对方打了你的右脸，你应该送上左脸”。共产主义不允许其信徒在大是大非面前充当老好人，必须挺身而出进行斗争。

二是佛教与道教宣传的避世倾向。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斗争不仅要在“红尘”中展开，而且往往涉及到社会利益的核心。战斗者要面对自己的焦虑、恐惧、动摇，他必须坚持下来而不能逃出人生的战场。

正因为存在着这些对立的生活方式，战斗性才成为共产主义者鲜明的生活特点。

由于曾经强制全民参与政治斗争，导致人们对“斗争”二字产生深深的反感。将对仇恨的宣传视为“宣扬暴力”。确实，那种将人按阶级或者政治派别简单分成好坏的作法，在今天来看已经非常幼稚。然而善行与恶行仍然是可以判断的。尽自己的力量与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斗争，将扬善惩恶视为自己的战争，仍然是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义务。

共产主义斗争精神还包括一个禁忌——不允许将它运用在私生活领域。这一禁忌最早出现在恩格斯给马克思所致悼词中——他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共产主义者在私生活领域如果与他人产生利益冲突，仍然要本着宽容、体谅、互敬这些人类共同原则去处理。

四，无神论（另有专文阐述）

五，简单生活（另有专文阐述）

六，国际主义

早在美国政府宣传“全球化”之前，共产主义者就在推行自己品牌的“全球化”——以阶级取代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进而希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思想后来演变成输出革命的实践。共产主义者以深入其它国家，帮助当地革命运动为荣誉。放弃高官厚禄，在他乡异国革命到死的格瓦拉被视为国际主义的典范。上世纪中叶，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曾经让共产主义运动席卷全球。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的努力（经互会）归于失败，这使共产主义中的国际主义失去了最重要的现实目标。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被证明是一个空想。在今天，中国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在美欧最好的朋友是那里的资本家，他们或带来投资，或购买产品，大大扩展了中国内地的就业机会。而那里的工会团体却是中国工人的利益对手，因为后者抢了前者的饭碗。从现实角度讲，劳动的全球流动并不如资本的全球流动那么容易做到，这使得单纯以“劳动阶级身份”为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成为空想。

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在各国相继掌权，势必要接受国家利益的约束，而不再能方便地推行共产主义信仰的国际化。每个国家里非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力量（他们永远会占人口的大多数）总会要求执政党将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使国际主义失去了一个现实基础。苏联和东欧演变后，民族主义几乎无一例外成为那些国家主导的价值观。

在今天，保持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有助于克服民族主义膨胀带来的国际冲突。并且，它更应该定位于纯粹信仰上的一致，而不再是阶级身份。

七、同志情谊

一种特殊的信仰体系往往会把某种社会关系放在其它社会关系之上。这样，当人们面临角色冲突时，可以循此进行取舍。儒家学说以孝为本，甚至鼓励人们出于孝心拒绝承担某些法律责任，或者放弃其它社会责任（如让政府官员回家守“丁忧”）。一神论信仰则把教胞关系放在首位，共同信仰要重于同族或家庭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将领鲁登道夫便因此遣责基督教，说它削弱了德意志民族的内聚力。

在共产主义生活道德里，同志关系被放在首位，比其它任何社会关系都重要。这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是分不开的。社会学告诉我们，一个团体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内部就越团结。早期共产主义者要面临政治对手巨大的压力，承受着公众的不理解，经常要冒生命危险。相当一部分共产主义者要离开家庭，放弃原有的社会关系，生活在类似公社的革命团体里。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生活就是典型。这些现实都很容易激发同志情感，让人们把同志当成最可亲可靠的人。

在早期共产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里，一个人为了追求革命而与家庭决裂是值得提倡的事情。《青春之歌》就是典型。这样的作品能够激励一两代年轻人，证明它有充分的社会基础。

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的人际关系经历了血缘、地缘、业缘的逐渐提升。社会道德的核心逐渐从家庭道德过渡到职业道德。而基于共同信仰的同志情谊则是比“业缘关系”更高级的私人感情，它已经超越了职业界限，将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共同理想去努力。

八，平等精神

对平等的诉求遍布于各大信仰体系中，本身并不新鲜。共产主义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将它发扬光大。与基督教、佛教中的平等精神不同的是，共产主义将平等理想置于阶级分析之上。它首先认为人类社会划分不同阶级，然后提出了消灭阶级这个目标，由于作为实现平等的手段。就实际情况而言，消灭阶级已经不具备可行性。但这其中包含的对平等的追求却永远不会过时。

在那些国际共运代表人物身上，一个突出的生活品质就是能够与工农接近，融为一体。刘少奇与淘粪工人握手，毛泽东的农民打扮，赫鲁晓夫身上的工人生活习惯都被作为宣传重点。在许多共产主义者团体里，低级出身被视为高贵，以此来人为颠倒社会正常阶级地位的排序。这样的强行规定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显幼稚，但都是出于对平等的追求。

一个世纪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曾是美国首富。这个家族中的一位青年上世纪三十年代投身共运。他回忆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城市失业者延街行乞，而一个富翁则为他的爱犬在餐厅订了餐。每到进餐时分，这只宠物就会自己跑到餐厅里，脖子上挂着订餐卡，服务员给它端上美食，然后打卡记账。正是这种惊人的不平等现象，才激发这位美国青年的共产主义热情。

在今天，平等已经不再是政治运动的实际目标，它更多的应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里，即要求自己能够平等待人。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与他人接触时不卑不亢，不刻意用言行提高自己的地位。这可以称为“人我平等”。二是在对待不同的人时，不以其身份为取舍，可以称为“人人平等”。前一点比较容易，后一点即使有涵养的人也很难做到，毕竟人的精力有限，会更多地用在对自己重要的人身上。在与他人相处时，能够忘记其身份地位，直透其人格本身，最终达到平等待人，这种心理能力需要长期训练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