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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
一、曾静等人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的缘由如何？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西游，似亦不轻。那年二月初二日五星朕珠，日月合璧。某等七月初即有是行。天上这个朕兆不应则已，若应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纵不能成于我手，亦必是我家眷属敬卿、景叔之手”等语。敬卿是张熙，所谓景叔又是何人？据你前次供云：“胸中原无确见，但传闻讹言，妄生疑惑，因而遣徒上书”等语。今据书中所云，是年七月，即有是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令张熙等各处行走，纠合叛逆之人，至六年方于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日自命以为上应联珠合璧之祥，且云：此事必落于我辈之手，则是久蓄异谋，处心积虑要叛逆。你将三年七月以后差张熙等在何处行走，纠合何人，并所谓眷属，共有多少？景叔是何姓名，他又行住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西游的话，是雍正三年事，当时并有别意。因弥天重犯所住的地最狭僻，在山谷中，左右方圆十余里，尽是耕户山农，并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相接。弥天重犯的父亲在日，曾尝有个迁居的志，而不能得遂。复因近来人多田贵，家事单寒，转移不得。后得学徒张熙、廖易在门往来，居宿安顿不得。而张熙、廖易家事亦贫寒，因见这些去四川的传来，以为四川田贱，乃与张熙、廖易商量，思欲去四川寻采个安静的所在，以为搬家安耕之计。且与张熙、廖易同往，并可以遂其读书之志。于是打叠去四川之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搭船到长沙上岸，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盖弥天重犯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余并未曾走动。不意到长沙竟看见有一告示，上d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彼时大喜，以为有好世界来，毕竟会复井田封建，复井田封建，毕竟要用人，到那会用人时，我辈的行藏就不可得知。且既有井田则到处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属，走四川做甚？于是去四川志遂灰了，就要转身来。那时并没有一点别样志向，惟有心中打量，要来京城上书献策，再三不决者，苦为匪类一篇说话在胸中狐疑，乃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看。由是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着别样人物，说一句异话，到九月初三日归家。唯回来有两年，见得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乃翻疑此五星联珠、
日月合璧的兆，恐另有别应，加以传闻日密，皆与前匪类之说相印证，于是狂悖有是话。盖此话是雍正五年冬说的，乃追忆雍正三年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所见大不相贴。其实并没有到别处，并未曾会半个人。所谓西游者亦是因去四川西蜀取名。景叔即今在案解到之廖易。所谓眷属，即指张熙、廖易言。除此之外，并没有别人。总之，弥天重犯狂举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尽载于《知几录》、《知新录》。此两本书，虽有两个名号，确不是立意著作的书、装点的话。《知新录》乃是仿张横渠先生“心有开明，即便札记”之说。随每日所知所见，不论精粗是非，写放于此，以便自家翻阅。考其所学之得失议论，固未曾斟酌，文法亦未曾修饰，原是随便写出的口语。《知几录》不过写出叮咛张熙的话，明说与他，恐左右人听闻，且虑他未必记得，因写于纸上，到写得多了，遂取个名号，此是暗地递与他的话。今二书俱已搜获，进呈御览矣。弥天重犯当年情事何处掩藏？况皇上圣明天纵，明睿所照，丝毫尽露，并不能掩。且弥天重犯一路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计虽粉骨碎身，亦莫能仰报万一，到此又何忍隐？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有“敬卿、景叔去西方行游，似乎也不轻松。那一年二月初二日，天空呈现“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我们七月初就有了这次出行。上天这次吉祥的征兆不灵验则罢，若能灵验，这祥兆必定要降临于我们这类人手中。纵然不能成事于我手上，也必然是成事于我家的眷属敬卿、景叔的手上”等言语。敬卿是张熙。所谓的景叔又是什么人？据你前些时的供词说：“心中原来没有一定的主见，只是听信了传闻的谣言，胡乱生出了疑惑之念，因此才派遣徒弟去上书”等言语。如今根据你书中所说，当年七月，就有这次出行。是你于雍正三年已经派张熙等人往各处行走，纠集聚合叛逆贼人，到了雍正六年才往岳钟琪处上书。你平时自命认为你上应联珠合璧的祥兆，并且说：“这祥兆必定要降临于我们这类人手中”，证明你是久有谋反之念，处心积虑要行叛逆之事。你将雍正三年七月以后差遣张熙等人往何处行走，纠集聚合了什么人？并且你所谓的眷属，共有多少人？景叔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又行居在什么地方？要逐一按实情招供出来？
曾静供道：往西方行游的话，说的是雍正三年的事情。当时并没有别的意图。因为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所居住的地方非常偏僻，处于山谷之中，左右方圆十多里路，都是山野农户，也没有个读书识字的人能交往。我这个弥天重罪犯人的父亲尚在的时候，曾经有个想迁走的念头，而不能遂愿。又因为近来人多田贵，我家境单薄贫寒，也转移不得了。后来，收得学徒张熙、廖易在我门下，居住歇宿都安顿不得。
而张熙、廖易二人家境也同样贫寒，因为看这些去四川的人传来话，以为四川的田产价低，于是与张熙、廖易商量，寻思去四川找个安静的地方，以实现搬家前去安居耕种的打算，并且与张熙、廖易二人同住，还可以满足他们读书的志愿，于是收拾安排了去四川的出行。我们于七月二十五日起身，乘船来到长沙上岸，由于这事才到长沙城中走了一回。我这个弥天重犯的犯人从未出过远门，只因为考试到过郴州，我并没有外出走动过。不想到长沙竟然看见有一告示，上边说的是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我当时心中大喜，认为珠联合璧，盛世到来，一定要恢复井田和封建制度，既恢复井田封建制，一定要选用人才。到那会任用人才的时候，我们这类人的出路就难以预测了。而且，既有井田制度，到处都可以安身，又何必搬家带眷，往四川去做什么？于是，去四川的想法，便心灰意懒了，就要转身返回。那个时候并没有一点别的志向，只是心中思量，想来京城中向朝廷上书献策。之所以再三不能决定，是担心匪患的传闻，心中迟疑不决，于是转身到长沙岳麓山一游，由此往湘潭一路回来，并没有会见到别的什么人物，说一句别的什么话。到了九月初三日归回家中。已经回来有两年了，见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连是水患不断，谷米价贵，百姓们生活艰难，多是外出逃荒避水的。于是倒怀疑这“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祥瑞之兆，恐怕是另有别的应验。如今市面上传言越来越多，都与以前匪乱的说法相符，于是才有了这些狂妄背理的言语。这些话是雍正五年的冬天时说的，乃是回忆起雍正三年的事，一前一后，前面的志向，与后面的所见所闻大不相同。其实我们并没有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也不曾会见过半个外人。所谓的西游也是因为准备去四川之行，才有这样的提法。景叔就是现在本案中押解到的廖易。所谓的眷属，就是指的张熙、廖易而言，并没有别的人。总之，我这弥天重罪犯人狂妄举动的心肝肺腑，一丝一毫，点点滴滴，都记载于《知几录》、《知新录》二书中。
这两本书，虽然题有两个书名，却并不是为明志立意所写的书，为装饰点缀所说的话。《知新录》本是我仿照张横渠先生“心有启发而通达事理时，立即记录下心得体会”的说法。随着每日的所闻所见，不论详细粗略，或是或非，都记载下来，以便于日后自己翻阅。如考证这些通过学习而抒发的得失议论，本来未曾认真斟酌过，文法上也未曾加以修饰，原就只是随便记写下的口语。《知几录》这本书不过写的是叮嘱张熙的话。明着讲给他听，唯恐左右一旁的人听到，并且也担心他未必能认真记于心中，因此记写在纸上。到记载得多了，便取了书名，这只是些私下讲给他听的话。如今以上两本书都已经被搜获，进呈皇上亲自阅看过了。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当年的事情，何处能掩藏呢？况且皇上乃是上天降下的圣明君主，睿智明达，洞察秋毫，圣目光照之处，发丝毫末尽都显露无遗，并不能够遮掩隐藏。而且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一路之上，感戴皇恩如此高厚，自己思忖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能上报皇上恩德之万一。到了此等地步，又怎能忍心隐瞒呢？
二、大清国里考生增多，如何说是文人趋下，无耻奔竞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永兴童生应县试者二千四五百人，应道试者有二千人，何曾是今文风极盛，盖缘风俗日趋日下，无耻的多，所以奔竞成习”等语。从来以人材之众多，征国家培养教育之功。是以《兔》之诗，言化行俗美，贤才众多，未闻以人文日盛为风俗趋下者。且士人求名进取，有志观光，亦其本分当然。今曾静谓为无耻奔竞。试问曾静，伊既以应试为无耻，则自己不该应试，何以从前名列青衿？考试多年，及考居劣等，方不出来应试。曾静自问，为有耻安静之人乎？为无耻奔竞之人乎？着伊自评品。
曾静供：这种狂悖说话，大病总坐于看轻举子，所以颠倒悖谬，竟至于此。当年之意，盖谓国家隆重师儒，养育人材，开此科举，以为士子荣进之阶，典至重大。读书均当仰体朝廷之意。亦须看此为至尊至贵之路，必敦行励节，有廉有耻，经义明晓，文理通达，然后从此应试上进，方不负朝廷取士之意。若文理全未通，经义全未解，行谊毫不加修，而唯日以应举应试为荣。岂不是以至重至贵之路，而反为争名夺利之场！所以狂悖，遂有此说。岂知我生之初应试少者，因明末丧乱之后，百姓流离困苦，不得安业读书所致。到后来蒙世祖章皇帝休养生息，圣祖仁皇帝至德流洽，仁渐义摩，所以盛朝人材蔚起，迥不同于先明，是这个缘故。如何当年不省？至于弥天重犯当身自问，从前未睹天日，狂妄丧心，看得一切皆不入眼，到今日得圣化，一洗从前谬妄，因翻思向之所知所行，直与禽兽无异，狗彘不如，更有何人行堪问，只有愧死无地耳。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有“永兴县的童生参加县里考试的，有二千四五百人，参加道里考试的有二千人，哪里是如今文风极盛行的现象，主要缘故是世情风俗日趋低下，不知廉耻的人太多了，所以为了名利而奔走争竞成了一种习尚了”等言语。历来都是以人才之众多，来验证国家的培养教育之功绩。《诗经》中的《兔》一诗，讲的是国家昌盛使教化实行，风俗美好，贤明而有才能的人就众多，却未曾听说过礼教文化传布使人事兴盛为风俗趋下的说法。并且，读书人追求进取功名，有志于参加考试，熟悉考场情况，也是他们的本分当然之事。如今曾静认为这是不知羞耻而奔走争竞名利的行为。试问曾静，你既然以参加科举考试为无耻，则自己就不应该参加考试，为什么却考中了秀才，以后科试多年，直等到考试成绩低劣，才不出来参加科考。曾静你问问自己，你是个有耻辱之心，安于清静之人呢？还是个不知羞耻，奔走争竞名利之徒呢？让你自己给自己下个评论。
曾静供：这种狂妄背理的语言，大的差错就是由于轻看了参加应试的读书人，所以颠倒事理，言行荒谬，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当年我说此话的真实意思，是说国家十分重视教育，为培育人材，开设此科举考试为读书人荣升进取的阶梯，是极为重大的典章制度。读书人都应当仰望体念朝廷的意图，也应当把科举考试视为很重要很崇高的进取之路。必然要使自己的行为敦厚、谨守节操，有廉洁的志向，存知耻辱的心胸，懂得经书的义理，文章的条理通达顺畅，然后从此就可参加科考，以求上进，才能不辜负朝廷开科取士的本意。如果文章的条理没有全部通达，经书的义旨没有全部理解，品行道义丝毫不加以修省，而整日以参加科举考试为荣耀，岂不是将很重要很崇高的仕取之路，转而变成了争名夺利的场所！所以我才狂妄背理说了这些话。怎知道我年少时，参加考试的人少，是因为明末丧乱以后，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不能够安心读书所造成的。到了后来，蒙受世祖章皇帝实行休养生息之策，圣祖仁皇帝高尚品德传递广布，仁政义德逐渐浸润推行，所以兴盛之朝，人材荟萃辈出，迥然不同先前的明朝，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当年没认识到这些呢？对于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扪心自问，从前没看到天地日月之大，狂妄自傲，丧尽理智，看一切现象都不顺眼。直到今日得到皇上圣谕开导教化，才一洗从前的错误和荒谬。因此反转回来思忖以往的所有言行，真是与禽兽一样，猪狗都不如，又能禁得起何人的询问！只有羞愧而死，无地容身罢了。
三、著述《格物集》的刘先生，其人其书是什么情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刘先生所著《格物集》，他从子光斗过宁远县任所，带得一个稿本来”等语。这刘先生是何等样人？是何名字？他的从子光斗，于今现在何处？其所著《格物集》是何等样书呢？
曾静供：刘先生即今案内解到之刘之珩，从子刘光斗，在湖南岳州府安乡县住。《格物集》是刘之珩所著的，其中专言物理，并没说别样话。书亦不多。因刘之珩原任在永兴县做教谕，弥天重犯做生员时，曾经接见。后于雍正元年刘之珩丁父忧，遂回归岳州府安乡县居丧去了。到服满起复，改补永州府宁远县教谕。有从子刘光斗，自安乡县到宁远县学署看问伯父刘之珩，路从永兴县过，弥天重犯见他带得《格物集》，故写在《知新录》内。前在长沙，这《格物集》已经钦差大人从刘之珩家搜获进呈矣。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有“刘先生所写的《格物集》，他的侄儿光斗经过宁远县的地方，带了一个稿本回来”等言语。这个刘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侄儿光斗，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所写作的《格物集》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曾静供：刘先生就是现在牵扯在案件中押解到的刘之珩。他的侄儿刘光斗，住在湖南岳州府安乡县。《格物集》是刘之珩写的，书中写得都是些物理一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语。书的字数也不多。只因为刘之珩原来在永兴县县学中做教谕，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做生员的时候，曾经被他召见过。后来在雍正元年刘之珩的父亲遭遇不幸，于是他回到岳州府安乡县办理丧事去了。到了丧期期满后又被起用，调换到永州府宁远县县学中担任教谕之职。他有个侄儿刘光斗，从安乡县到宁远县学署看望问候他的伯父刘之珩，途中经过永兴县，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见了他带着的《格物集》，所以把它写在了《知新录》里。不久前在长沙，这本《格物集》已经被钦差大人从刘之珩家搜查到呈送上去了。
四、如果皇帝只应孔、孟、程来做，那么汉、唐、宋、元的开国皇帝都是光棍”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吾儒最会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晓得做甚皇帝”等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者，以其明伦立教，正万世之人心，明千古之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之理乎？孔子云：“事君尽礼。”
又云：“臣事君以忠。”
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乡党》一篇，孔子于君父之前，备极敬畏小心。孟子云：“欲为臣，尽臣道。”
又云：“齐人莫如我敬王者。”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若依曾静所说，将乱臣贼子篡夺无君之事，强派在孔孟身上。污蔑圣贤，是何肺肠？且自汉唐以来，圣君哲后，代不乏人。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皆天命所归，功德丕著。今乃概目为光棍！况曾静时切明亡之恨，而以周末局变之后，皇帝皆系光棍，则明太祖亦在光棍之列。曾静不但是本朝之叛臣贼子，亦即是明之叛臣贼子。且曾静亦知光棍应得何罪，今以开创之主，皆诋为光棍，则当时佐命冀赞之名臣，皆当治以光棍为从之律矣。又春秋至明，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合该做皇帝者，只有孔、孟、程、朱、吕留良五人。开辟至今，无此狂怪丧心之论。可问曾静是如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皇帝应该是我们读书人中的大学者做，不该让那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们做。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猾，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若要论说正其名位，春秋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孔子做，战国时期的皇帝应该由孟子做，秦朝以后的皇帝应该由程颐、程颢和朱熹做，明朝末期的皇帝应该由吕留良做。可如今都被豪强们占据去了。我们读书人最会做皇帝，人生世道上的那些英雄他们哪里懂得做什么皇帝”等言语。孔孟之所以为大圣大贤之人，是以其明确的伦常道德立成儒教，来端正万世的人心，明扬千古的大义。岂有孔子、孟子要做皇帝的道理呢？孔子说，“服事君王要尽到礼节。”
又说：“臣子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还说：“君要像是君，臣要像是臣，父要像是父，子要像是子。”看《论语》中的《乡党》一篇所描写的，孔子在君王和父亲面前，完全是非常恭敬谨慎的。孟子说：“要想当好人臣，就要尽到人臣的道义。”
又说：“齐国人没有像我这样敬重君王的。”上天使孔孟当时得圣贤的地位，传行圣贤的纲常伦理，尚自要尽他们做人臣的常道规范，岂有以韦带布衣的寒儒书生，要自做皇帝的道理！如果依照曾静所说的，将乱臣贼子篡权夺位，灭道弑君的叛逆行为，强要加在孔孟的身上，来污蔑圣贤，究竟是何心肺肝肠呢？而且自从汉朝唐朝以来，圣明贤德的君王历代都不缺少。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身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都是上天之命的归属，功德显赫昭著。如今却一概看成光棍。况且曾静时时切记明朝亡灭之怨恨，而认为周朝末期局势变化以后，皇帝都是些光棍，那么明太祖也列在光棍之类。曾静不但是本朝的叛臣贼子，也是明朝的叛臣贼子。并且曾静也知道光棍应是什么恶名，如今将各朝开创基业的君王，都诋毁是光棍，那么当时辅佐拥戴帝王创业的一代名将勋臣，也都应当治他们以光棍随从的刑律了。再说春秋至明朝数千年间，曾静所谓应该做皇帝的，只有孔子、孟子、程氏兄弟、朱熹、吕留良五个人。开天辟地到如今，还没有如此狂妄怪谲、丧心之极的论调。可问曾静是怎样供说！
【原文】
曾静供：这狂怪的话，本是说做君的毕竟是聪明天，学问盖世。如前供所说，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天下乃得而尊之亲之，奉以为君之意。盖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以职位言，师以道德言。必道德极天下之至，然后职位居天下之尊。其实君师原是一人做的，君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者为师。所以二帝三王之世，尧、舜、禹、汤、文、武之君，皆是深于道德之至，精于学问之极，当明天下莫得而尚之，所以为君。春秋、战国之局变，有孔孟之道全德备，而世莫能用。在上周家天子，又未闻有道德高出于孔孟者，以唐虞三代极盛之例推之，却似春秋时的大君，合该有孔子之道德，方足以当之；战国时之大君，合该有孟子之仁义，乃足以当之；宋末时的大君合该有程朱的理学，方足以当之。当日之意，不是谓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程、朱亦有志于临民。乃是谓君临天下，必有孔、孟之道德仁义，与程、朱之理学精详耳。盖敬君之至，莫如孔、孟，尊君之极，莫如程、朱。孔子事君尽礼，见于《乡党》一篇，后世人臣所少到，且不唯敬而已。推事君之诚，无所不至。为委吏则牛羊茁壮长，为乘田则会计当。举凡当官之职，尽到十分处，不肯一毫苟且者，皆是看得君命重大，所以职不敢旷耳。观孔子，则孟子、程、朱可类推矣。其所谓会做者，谓学问造到极处，成己自可以成物。《大学》讲明德，必及新民；《中庸》致中和，必到位育。盖性分中功用之全，自然贯通到此。所以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禹为君、稷为相、颜子是个陋巷匹夫，如何做得君相的事，亦是一理相通，修身就可以齐家，齐家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四书五经中，无一章不言及治天下的事。
【译文】
曾静供：这些狂怪的话，本来是说做君王的毕竟是睿智聪明，上天赋予了诚信的品德，学问压倒世人。正如前边供词所说的，聪明睿智之人，仁爱能培育万种物质，义利能端正万种事理，仪礼能传播万种风化，智慧能明察万种偏颇，诚信能信服万千邦国，天下生民于是尊重他，亲近他，敬奉为君王的意思。上天将圣贤降于百姓之中，作他们的君王，作他们的师长，君王指的是职权位分而言，师长指的是道常德性而言。必然是道常德性达到天下之顶端，然后职权位分才能居天下之最尊贵。其实君王师长原来都是一人做的，君王之外另有一种道德高出天下人的为师长。所以，在二帝三王的时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君王，都是深解于道德的最高意旨，精通于学问的顶端涵义，当时天下没有谁不崇尚他们的，因此敬奉为君王。春秋战国时局变化，有孔孟全备的安邦治国学说思想，而世人却没有谁能采用。在上边的周室君王们，又没有听说有道德高出孔孟的人。如果用唐尧、虞舜、夏禹三代最兴盛时期的事例推论，却好像是：春秋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孔子的道德，才足以担当；战国时期的君王，应该有孟子的仁义，才足以担当；宋朝末期的君王，应该有程朱的理学，才足以担当。当时我写此话的意思，不是说孔孟必要出来做君王，程朱也有志于抚临天下百姓，而是讲做君王的临幸天下，必然得对孔孟的道德仁义和程朱的理学义旨精通详明罢了。对君王最敬崇的，没有人能像孔孟；对君王最尊重的，没有人能像程朱。孔子服事君王尽礼尽节之事，可见于《乡党》这篇文章中。后世的人臣们很少能做到，并且不像他那样敬畏罢了。从《乡党》一文中可推想他服事君王的诚恳之心，已达到了无微不至。他担任管粮仓的乘田小官时，将财务管理得顺顺当当；他担任管畜牧的委吏小官时，将牛羊牧养的肥肥壮壮。凡是担任各种官职，都是尽心尽责到十分之处，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苟且偷安，这都是因为他把君王的命令看得至高重大，所以不敢荒废职守而已。看看孔子，那么孟子、程子、朱子也就可以此类推了。那种所谓会做事的人，学问已深造到极高之处，成全了自己自然也可以成全万物。《大学》研究授传完美的德性必然要普及到初生的子民，《中庸》认为达到中和的境界必然是天地归位，万物发育。德性含义内“中”的功能作用达到全备，自然就贯通到最高境界了。所以说大禹、后稷、颜回换个地方和环境还都是一样。大禹为君王，后稷为相国，颜回是市井陋巷中的平民百姓，如何能做得君王相国的事情！这个道理也是相通的。修养好自己的品德就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家族，调整好自己的家族就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四书五经中没有一篇章节不讲到治理天下的事情。
【原文】
弥天重犯此条狂怪的话，是说出做大君的，原不是别样人可做，乃是聪明睿智而精深于学问道德的，正是看得君至重至大，轻易不得。伏惟今日皇上抚临天下，统一六合，神明天纵，睿智性成。性焉安焉，优入圣域，其实道德之微，无不经历学问之精，无不透过中和并致，方得天地位而万物育，如是岂不是圣人而精于学问，方得尊居天下之上，与尧、舜、禹、汤、文、武千载符合。他若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世祖，或戡定祸乱，或躬致太平，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故其发于政治，见于事功，未见得浑乎天理之正，而不能保其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天下未闻有才德驾出其上，所以得而君之。弥天重犯狂怪之说，本系以英雄比历代诸祖，而以光棍指魏、晋篡窃之主，所云：“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
这三句原指汉、唐、宋、金、元诸祖说。所云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这两句乃是指魏、晋诸篡夺者言，因辞不能达意，以致混同不明，一带说了。而光棍两字，亦是楚中俗语，山鄙无知，妄引以比例当时，立言大指原是如此。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忌之罪，实有难容。况其中所举吕留良，尤为无知之极，不惟不识本朝历圣之德与尧、舜、禹、汤无异，竟把狂悖叛逆之吕留良，当孔、孟矣。从前如在云雾中，今得圣谕开导点化，不唯光天睹日，抑且自觉寸磔不足以抵其辜矣。
【译文】
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这条狂妄怪谲的言论是说做君王的，原来不是别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的，乃是聪明睿智而且精通深解于学问道德的人才可以做的。正是将君王看得至高至大，轻易不得。在下陈言，想当今皇上抚临天下百姓，一统华夏四方，明事如神，聪明睿智，德性全成，受命于天，已先达到极高的境界。其实道德的细微，没有不经历的，学问的精深，没有不透明的。达到了中和并致，才得到了天地之位而万物生长发育。像这样岂不是说明圣贤之人精通于学问，才能高居天下百姓之上，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千年相配！其他像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元世祖，有的戡平战祸，安定天下，有的亲自致力于太平，休养生息。才智虽然有余，学问未免欠缺。因此他们兴起于国家之事，显现于事业和功绩，没有见他们有成全于天理之正，因而也就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一丝一毫人的欲望私念。其实天下没有听说有才智德性高出他们之上的人，所以能够让他们担当君王之位。我这弥天重犯的罪人狂怪的言语，本意是以英雄来比喻历代创业君王，而以光棍来指魏、晋时篡权窃位的君王。我所说的“周朝末期，局势大变，以后在位的君王大多不知读书，都是些人生世道上的英雄”，这三句原是指汉、唐、宋、金、元诸位太祖太宗说的，所讲的“更有的甚至是老奸巨滑，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光棍之流”。这两句乃是指魏、晋时诸多篡权夺位之人说的。因为言辞不能达意，以致于混同不明，一带而说了。而这“光棍”两字也是楚湘地方中的俗语，我这山野鄙夫少学无知，妄自引以为喻了，当时我立言的实意大致就是这样。其实，一种狂妄粗率、悍然无所顾忌的罪过，实在是难以宽容。况且书中所举吕留良，尤其是无知到了极点了。我不但没有认识到本朝历代圣明皇帝与尧舜、禹汤没有不同，还竟然把狂悖叛逆的吕留良当作孔孟了。从前如坠在云雾之中不明事理，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开导点化，不只是天空明亮，看见了太阳，并且自己觉得受寸磔的刑法处治也不足以抵偿我的罪过。
五、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敬卿、景叔语言文字推崇过量，把某看做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变世革，想某乘运起来复三代。”
又云：“仰观三代，天聪明，乾之九五，圣位莫乘。此等语在分上，固不敢当，只是他也不是一时躁率轻妄，信口说大话，抬高师长，确是他心中所见，实实如是”等语。这敬卿、景叔丧心病狂之语言文字，岂人所可当。而云：“不是抬高师长的大话，实实见的如是。”是你自承认担当莫大的人物了。“天聪明，乾位九五”，这话都是你可以承认担当的么？且你如何乘运起来，你须将敢于担当大话的意思，据实一一供出。
曾静供：张熙、廖易，病狂丧心，猥以此等语，推尊弥天重犯，何异弥天重犯盲睛瞎眼，以千古人宗推尊吕留良。虽说话轻重稍有不同，其实皆是一样无知，一样狂妄。揆之于法，不唯万剐莫辞，即问之于心，亦且愧死无地。但当时此话下语未清，大意谓人之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不能骤使之深，小不能强扩之大。随所见到，以为大小浅深，如蛙居井底，所见者只井底之地，初不知井之外更有地，遂妄以为天下之地尽在于此，岂知天地间有几多大地宽广，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在。然不到过，亲见过，如何信得过？山鄙无知，何以异是。弥天重犯从前为谣言所惑，亦因生平五十岁人，从未见过满洲，从未见过京师、省城，又未亲目亲耳，晓得皇上道德政教如此经天纬地，所以谣言易惑，直到旧年，捉拿到长沙，见过大人，由是心中遂疑吕留良的说话有不当。复自长沙以抵京城，耳所闻，目所见，与胸中所传闻者，不啻昼夜之相反。及至到京，又身亲皇恩如此之极，心醉圣德如此之至，乃恍然大悟从前之狂悖，该死该剐莫逃，而深信皇上之道隆德盛，直驾千古，而莫敢媲。当时弥天重犯此条，本意说知有大小浅深，必要人见到方信得过，故末后所以敬卿、景叔异日见到，则必不肯说此狂悖之语。至若谓乘运起来，亦是谓如太公之遇文王，伊尹之受汤聘，此即张熙、廖易病狂丧心之意，而言之总之，皆到此处。皇上圣明天纵，天地包容，万万叩首，惟冀哀之怜之矜恤，其无知而已，更有何说分解得。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敬卿、景叔说话和写文章推崇过度，把我看做是多么大的人物了。心中念念希望世局变化，政事革新，想使我顺乘世运而起，恢复唐尧、虞舜、夏禹三代时的盛世。”
又说：“向上观察三代时君王，都是天赋诚信聪明睿智，乾位于九五帝王之尊。其意勉励我顺乘天地圣位。这些话在我身上固然不敢承当，只是他们也不仅仅是一时的躁率轻妄，信口胡讲大话，用来抬举拔高自己的师长，也确实是他们心中的所想，实实在在是这样的”等言语。这敬卿、景叔二人丧心病狂的言语和文字，岂是平常人所可以承当的！并且你说道：“不是抬举拔高师长的大话，实实在在是这样的。”这是你自己承认你是可以担当多么了得的大人物了。“天赋诚信睿智聪明，乾位于九五帝王之尊”，这些话都是你可以承认担当的吗？并且，你将如何顺乘世运而起来？你必须把敢于担当这些大话的意思，据实一一招供出来。
曾静供：张熙、廖易二犯丧心病狂，辱以这些语言推崇尊称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有什么不同于我盲睛瞎眼，以千古师表的溢美言语推崇尊称吕留良呢！虽然说语言轻重稍有些不同，其实都是一样的无知，一样的狂妄。揣度于国法，不但治于万剐之刑没有话讲，就是问问自心，也感到羞愧至死而无地自容。但是，当时写下此话，下语不是很清楚。大概意思是认为人的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不能骤然使它变深，小也不能强迫它扩充变大，只能顺随自己的经历见识，确认为大小浅深。譬如青蛙居于井底，所见到的只是井底的地方，起初并不知井外边还有天地，于是妄自认为天下的地方都在井底，岂知道天地之间有多少宽广大地，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地存在着。然而，没有经历过，亲眼见识过，又如何能信得过呢？山野鄙夫的孤陋无知，何不是这样！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从前被谣言所迷惑，也因自己是生平五十岁的人了，从来没有见到过满洲，从来没有进过京师、省城，又没有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知晓皇上的道德政教，已达到如此天地经纬的境界，所以，谣言很容易迷惑自己。直到去年被捉拿到长沙，见过钦差大人，此时心中遂即怀疑吕留良的说法有些不当。后来从长沙押抵京城，耳闻目睹，与心中那些传闻得来的消息不啻竞像白昼黑夜一样相反不同。等来到京中，又亲身感受到皇恩如此浩荡无边，醉心于圣德如此贤明高尚。于是，幡然悔悟从前的狂妄荒谬，实在是该杀该剐，不能逃脱。而且，也深深信服了皇上的道义德性，隆盛之极，直可凌驾于千古而无人敢媲美。当时，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写此话的本意是说知识有大小深浅，必定要人们亲自经历见识过才能相信，因此文章末后说敬卿、景叔改日经历见识过后，就必然不肯再说此狂妄荒谬的话了。至于所谓的顺乘世运而起的话，也是指像姜太公遇到周文王所被重用，伊尹受商汤所聘为上卿之事，这便是回应张熙、廖易丧心病狂之意而讲的。总而言之，供说到这里。当今皇上圣明天纵，皇恩可包容天地，在下万万次叩首，只祈望能发哀怜之心，矜悯体恤我们这些人无知而已，又有什么言语能分辩解释得清呢！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语。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曾静当日以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不知从前以何人为君，且到今还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义，移于夷狄分用乎？抑是始终以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凡这悖逆狂妄之说，皆是雍正五年冬与雍正六年春写载的。实因见得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以致推论到此。其实，弥天重犯平昔并无此说。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圣人可乎？况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弥天重犯当年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到今日亲被皇上德化之盛，且晓得本朝之得统，全是仁义，天与人归，浑乎天理。且我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见，即僻处在东海北海之隅，凡声名所到，犹尊之亲之，而无心不服。矧弥天重犯生居中土，身受抚绥之恩，而现为赤子者乎。故弥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一为本朝得统之正，从古所少；二为皇上道德之大，生民未有其心悦诚服，乃是当身之至情，天地之大义。弥天重犯即是草木无知，到此亦当欣然向荣了，况有血气者，敢不尊亲乎？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怎么能拿人类中的君臣礼义关系移到华夏汉族与夷狄少数民族的纲纪等分上去用呢？管仲忘记公子纠被杀之恨而去做仇人的臣下。孔子为什么会宽恕他，并且反过来称赞他有仁义之心呢？是由于华夏民族和夷狄少数民族的区分大于君王关系的伦理纲常。华夏和夷狄民族的区别就像人与物体之间的区别一样，是天下的第一道理。所以孔子赞许管仲的功绩。”
还有“华夏汉族人与夷狄少数民族是没有君臣等分关系的”等言语。君臣之礼在五伦中居于首位，决然没有自身缺少一伦，却可以做人的道理。曾静当时认为汉族与边远少数民族没有君臣等分关系，不知道你从前是以什么人为君王的，并且到现在你还是心甘情愿低头俯首地把君臣礼义关系移用于夷狄少数民族等分上呢？或者是始终认为你与夷狄少数民族没有君臣等分关系呢？你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
曾静供：所有这些狂悖忤逆的言语，都是在雍正五年的冬天和雍正六年的春天时记载下的。我的确是因为看见吕留良在评论孔子称赞管仲仁义之举的文章中，写有“华夏汉族和夷狄少数民族的区分，大于君臣关系的伦理纲常”的说词。所以推论出以上的荒谬说法。其实，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往昔并没有过这种看法，怎知道华夏和夷狄的区分，圣贤原来不是在地域上来论说的。如果以地域来区分，那么虞舜生在山东，是东边的少数民族，周文王生在陕西，是西域的少数民族，都讲不通了。能说虞舜和周文王不是人类可以吗？并且更不是圣贤君王，可以吗？何况自虞舜、周文王以下，不知道还有多少行为端正、为人师表、道德高尚留传百世的人，如：周敦颐、张载、陈良，都是生在四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一一数出许多这样的人来。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过去中了吕留良的毒害极深，所以不能明察他的谬误，却发出了这些狂悖忤逆的言论。直到今日亲身被皇上用盛大的宏恩来点化我，并且晓得了本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都是实行仁义的结果，是天意和人心所归向，顺应合乎天理的。而且我朝皇上道义仁德隆盛，是从古至今所未曾见过的，即使偏处于东海到北海的每一角落，凡是皇上声威名望所传到的地方，人们都尊崇和亲近他，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悦诚服的。况且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居住生活在中原，亲身感受到了皇上的安抚之恩德，而现在又是皇上的赤子百姓。所以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今天甘心情愿低头臣服，就像孔子的七十弟子诚服孔子一样。一是为了本朝统一天下的正义之举，从古到今很少见到。二是为了皇上仁备的隆盛广大，生民百姓都不能具备。我心悦诚服，就是因为自己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最高的诚信之情和像天地一样宽大的义理。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即使是一个像草木一样无知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也应当欣然向荣了，何况我是个有血有气的人，又怎敢不尊崇和亲近于皇上呢？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你等为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财，而于强盗花费家财之后，转向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指令赔偿可乎？且由曾静之说推之，元之主人为明朝赶出，元人当索取家财于有明；而宋之主人，又为元朝赶出，宋人亦当索取家财于有元。等而类之，自唐以上，至于晋、汉，皆然矣。从古有曾静逆天背理之论否？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想此段议论，是何如说？
曾静供：大义看错，遂总错到底。盖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系在知，知上一错，凡发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穷诘。此等处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且并不知明末之丧乱。生民受李自成残杀之毒，逾于水火。而本朝兴义师以除寇乱，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于汉、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过商、周之以仁兴，而不免于征诛者。且历圣相承，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盛会。弥天重犯如何诬天诬父，至于此极。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况有明当年与本朝原为与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之来抚中国，又不是以智谋力制中国，而使之服，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今弥天重犯误听人言，而反指以为盗窃，将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若唐若汉，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无一而不是盗窃，无一不当索回家财矣。其背理逆天之论，自家今日也解说不出。岂止于一处窒碍而已哉。今日细思此段议论，实实无知。其无知也，总因不知本朝龙兴之故，历圣功德之隆，徒为人言蛊惑，遂致狂悖如此，嗟悔无及，更有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四方少数民族盗窃帝位，污染我华夏，就像强盗劫夺去家财，又将我家主人赶出在外，占据我家。如今家人在外边的，探明消息后，可以追逐他们这些盗贼而去”等言语。明朝天下灭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夺去家财，赶出明室主人的是李自成。我大清天朝顺应天地人心而得天下，便是捕捉惩治强盗、申明刑罚、整敕法纪的天使差役。你们这些做家人的，既然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回家财，而当强盗们花费尽家财之后，却转身向捕捉惩治强盗、申明刑罚、整敕法纪的天使差役，指令他们赔偿可以吗？并且，依曾静的说法推理，元朝的主人被明朝赶出，元人应当索取家财于明朝；而宋朝的主人又是被元朝赶出的，宋人也应当索取家财于元朝。这样类推，自唐代以上，直到魏、晋、两汉都一样了。从古至今可有像曾静如此逆天背理的谬论没有呢？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思想想，这段议论是如何供说！
曾静供：大的义理错了，也就一错到底了。人身的主宰在于心理意识，心理意识的所系在于道德观念。道德观念上的一错，凡是说话办事，逆天背理，遂即就没有尽头了。这段议论总得是因为错认本朝为夷狄民族，而不知道圣贤之人的生长，原来就不分东域西方。并且不知道明朝末年的动乱，百姓受李自成残杀毒害，超过了水火之灾难。而本朝兴举正义之师，清除寇乱，功绩如同天地之大。到如今才认识到本朝不但不同于汉唐的用智力获取天下，而且竟然超过了商、周的振兴仁义不得不征战诛杀。况且本朝几代圣人一脉相承，是自从有生民以来所没有过的盛世。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如何竟诬蔑天地父母，到了极点。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时就是实实秉承天意取代明朝得有了天下，这也是有仁德者兴起，无仁德者灭亡，当然的天理。何况明朝当年与本朝原是结盟之国，而且天下又早已经亡失于流贼李自成的手里。本朝来安抚中原，又不是用智谋武力强制中原迫使它臣服，却是用仁义感动中原，百姓们手捧盛满礼品的竹器，争先相迎，心悦诚服。如今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误听信人言，而反将正义之举指责为盗窃，将明朝取代元朝，元朝取代宋朝，宋朝取代后周，如此等等上溯，像唐朝、汉朝，以及周朝的取代商朝、商朝的革换夏朝，没有一个不是盗窃，没有一个不应当索回家财了。这些背逆天理的荒谬言论，自己今天也解说不出道理来，岂止是一处窒碍难辩而已呢！今日细细思量这段议论，实在是无知。我的无知，总的是没认识到本朝的天意兴盛的原因，以及本朝几代圣上功德的隆重，仅仅被人言所蛊惑，遂就狂妄荒谬到如此地步。嗟叹悔恨尚来不及，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
又云：“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转与禽兽无异”等语。既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曾静但知肆其狂悖之词，而不知其自相矛盾。《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可问曾静是如何讲。且《易经》言：“信及豚鱼。”是圣人尚欲感格豚鱼，岂以远与中国，而云禽兽无异乎？即如曾静之叛逆肺肠，真禽兽不如，然至今日可能如豚鱼之感格否？着他据实说来。
曾静供：天下一家，万物一源，此两句是从本心出的话，不杂外诱，不被人惑，所以冲口说出，与道理尚无窒碍。至若后面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等语，总因误听人言，错解经旨之所致。所以自相矛盾，以至于此。岂知《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者，原兼人物而言之也。盖为人心广大，原通天地，天大无外，人心之大亦无外。凡天下之大理所贯，气所通，皆在人心胞与之内。是以圣人在位，举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远，皆涵濡之，使之各遂其生，各复其性，无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亦为中外只有一个天地，心体性量所贯通，无一处不到耳。岂同然并生于天地之中，齐在覆载之内，而为人有中外之分乎？弥天重犯从前醉生梦死，强分中外，今日蒙皇上旨意，发明此章道理，至明至当。弥天重犯到此实实如醉初醒，如梦初觉，恍然大悟从前之非。至于《易经》所载信及豚鱼等语，弥天重犯自幼亦曾读过，既有此等诬天的说话，当时何不把这信及豚鱼等经文取来印证一印证，而竟狂悖率意，写放纸上，这就是天夺其魄了。今蒙皇上开示到此，弥天重犯便是豚鱼，亦当感格，何况人性未泯，尚有知觉乎。总之，山鄙无知，眼光小，胸次隘，道理不经点破，终看不出，今蒙皇上过化存神之德感孚，方得省悟。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天下本是一家，万物同出一源。”
又说道：“中原在外边，四面都是夷狄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域接近的，尚有很少一些人文气息，转向远处没开化的就与禽兽没有区别”等言语。既然已讲天下本是一家，万物同出一源，为何又有中原民族和夷狄民族之分呢？曾静只知道放肆乱讲狂妄荒谬之言语，而不知道自己却是自相矛盾。《中庸》里说道：“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
中国九州大地四海广阔，中原地域仅居其百分之一，它与外面的东西南北四方，共同在上天覆盖，大地装载之中，也即是理气相通，难道中原民族与夷狄民族有两个天地吗？圣贤所说的万物生长发育，人既然属于万物之内，不知夷狄民族是在所生长发育之中呢？还是不在所生长发育之中呢？可问问曾静，是怎样供讲。况且《易经》里说：“信义要及于豚鱼之类”，是指圣贤还用诚义感动小小豚鱼，岂能将远离中原的民族就说是与禽兽相同呢！像曾静这样的叛逆之心肺肝肠，真是连禽兽也不如。然而到了今天，不知曾静能像豚鱼一样被诚信所感动没有？让他据实供说出来。
曾静供：“天下本是一家，万物同出一源。”这两句是从我本心发出的话，既不含杂外部的引诱，也没有被别人的言语所蛊惑，所以冲口说出，与道义真理没有什么障碍。至于后面所说的“中原的外边，四面都是夷狄少数民族”等言语，总是因为误听信别人的谬说，错误理解了经书的义旨所致成的，所以前后言语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怎知道《中庸》所讲的“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发育生长。”
原来就是包含了人和事物而说的。人的意识之广大，原就通天经地。上天广大没有边际，人类的意识深远也没有边际。天下之大，理气所贯通，都在人的意识胞附并和之中。因此，圣人居于帝位，对天下四海九州之远大地方的人类和事物，都给予抚爱和教养，使其各自能顺利地生长，各自能回复自然的属性，没有一种事物不能得到合适的安顿。也因为中原和外域只有一个天地，心体性量互相贯通，没有一处不到罢了。岂有共同生长于天地之中，一齐生活在天覆地载之内，而人类却有中外之分别吗！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从前醉生梦死，将人类强分为中外之两类。今日蒙受皇上旨意点化，指明了此中的道理，甚是明白得当。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到了此时，确实是如醉初醒，如梦初觉，恍然大悟从前的错谬。至于《易经》所记载的“信义要及于豚鱼之类”等言语，我幼年时也曾经读过，既然有了这样诬天蔑地的说法，当时为何不把这“信义要及于豚鱼之类”等等的经文取来考证考证，而竟然狂妄荒谬轻率地写记于纸上，这就是上天褫夺去自己的精神了。如今承蒙皇上淳淳开导宣示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就是豚鱼，也应当被感化了，何况我人性没有泯灭，还有一些知觉呢！总之，山野鄙夫无识无知，眼光短小，胸襟狭隘，道理不经皇上点破，到底自己难以看出，如今深蒙皇上过化存神之圣德感化而信服，才得以省悟。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君臣之义，一日不可无。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亦有君臣，蜂犹如依从。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等语。传云：“君，天也，天可逃乎？”
曾静既知君臣之义不可一日无，本朝君天下八十余年，曾静之祖、父，皆是大清之子民，曾静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即其逆乱之谋，蓄无君之念，不过四十余年。其四十余年以前，伊祖伊父之心中，有君乎，无君乎？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加其祖、父以无君之罪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者。言不知有君有父也。曾静现在食毛践土，而云没有君，且加祖、父之罪，此实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之禽兽。又曾静云：禽兽亦有君长，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又禽兽不如矣。且孟子之所谓无君者，谓不知有君，而曾静以为没有君，不更诬圣贤之言乎？曾静又云：“不怕利害辛苦，要从遍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之人主来”，伊如何寻遍域中，可曾寻得个人来？曾静到今日还是要另寻个聪明睿智之人乎？抑将此寻遍域中之心歇息乎？或其心以夷狄禽兽、元凶巨恶感戴为君乎？着他据实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君臣之间的礼义，一日不可没有，天下岂有无君主的国家啊！孟子说：没有父亲，没有君王，就象禽兽一样。禽兽也有君臣的等分，蜂蚁尚知依附顺从。如今已经八十多年没有君王了，不得不走遍疆域海内寻找出一个聪明睿智的人出来做我们的君王”等言语。经传里说过：“君王就像是主宰万物的上天，上天可以脱离的吗？”
曾静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礼义不可一日没有，那么，本朝的君王已经当朝八十多年了，曾静的祖父、父亲都是大清国的子民。曾静你年纪也不过四十多岁，即使存有忤逆叛乱的图谋，心中隐藏无君王的念头，也不过四十多年，那么四十年以前，你的祖父，你的父亲心目中，是有君主呢？还是没有君主呢？而且你说：“八十多年没有君王了”
是诬加于你祖父和父亲心目中无君王的罪名了。孟子所谓的没有父亲、没有君王就像是禽兽一般的说法，是指不知道有君王、有父亲所讲的。曾静现在感戴君王的恩德，却又说没有君王，并且加于自己的祖父、父亲心目中无君主的罪名，这实在就是孟子所说的没有父亲、没有君王的禽兽了。曾静说：“禽兽也有君臣的等分”，却又说：“八十年没有君王了”，这是你连禽兽也不如了。况且孟子所谓的没有君王，说的是不知道有君王，而曾静认为没有君主，不更是诬蔑了圣贤的话吗？曾静又说：“不怕利害得失和劳累辛苦，一定要在疆域海内寻出一个聪明睿智的君王来。”
你是怎么寻遍疆域海内的？可曾找出个人来没有？曾静你到今天还是要另外寻找出个聪明睿智的人呢？或者自己心中已经把本朝这“夷狄民族禽兽般的元凶巨恶”感戴为君王了呢？让他据实招供出来。
【原文】
曾静供：无君之说，实非弥天重犯的本意，因吕留良《钱墓松歌》上有云：“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
彼时闻得此说，如坠深谷，语虽为元朝而发，而引例未尝不通于本朝。始而疑，因思弥天重犯世受国恩，祖、父皆列名胶庠，而当身亦现在食毛践土五十年，如何驾阁漏空八十余年没有得君，并不算人间得？反复思索，解此缘故不得。既而言，以为吕留良是大地人宗，他的学问海内通行，毕竟他的说话有所见。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有何知识，如何晓得这种义理，加以谣言叠叠满耳，遂妄以为人在天地间，君臣为五伦之首，今既不见得有君，如何安然自立得住。乃孟浪定志，不辞辛苦，不计利害，思想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人来做主。所以狂悖，激而有是举。非是当时心下另藏有别样不好意见，而甘为此谋反叛逆，以自取死地。其实此举原是妄为当身大义起见，原是错听人言，不知本朝得统之正，不知皇上道德之隆起见，但所见一错，则无所不错。既身犯大逆之罪，而为禽兽，又诬祖、父以无君之罪，并诬及圣贤立言之旨。种种悖谬，皆因山鄙无知见错来，岂知本朝圣德神功，垂于两间，与天地同大，而皇上道德隆盛，更为亘古所未有。弥天重犯从前妄意所云：寻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以为当身之主者。当时虽极十分过望，亦梦想不得到这样田地，梦想不到今世有此圣明的君，而今日恭逢盛会，得近圣天子之清光，正与当年孟浪，遍历域中，不辞辛苦，不怕利害，诚恳寻君之始念相合而庆幸。且更出于望外，到此实实欢喜倒地，不惟为一身一家幸，实为天下苍生之大幸，大快事焉。得不极其尊亲爱戴之诚。至若当身从前见错，万死之罪，惟有痛哭自咎自悔而已，更有何说。
【译文】
曾静供：没有君王的说法，实在不是我这个弥天重罪犯人的本意。因为吕留良在《钱墓松歌》诗中写道：“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
那个时候听到这种说法，就像坠入万丈深谷一样迷惑不解，这种说法虽然是指代元朝引发的，然而引用的事例未必不通于本朝。开始时心中尚存疑虑，因为想到自己世世代代蒙受国恩，祖父和父亲都列名于学宫，而我自己也感戴君王的恩德有五十年了，怎能说朝廷漏空，八十多年没有君王，并且不能算做人世间呢？虽然反复思索，都不能解此缘故，于是就相信了，以为吕留良是人间一代宗师，他的学问和思想通行海内，毕竟他的说法有所见解。而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住在偏僻的山谷中，有什么学问知识？又怎么能晓得这种道理？加上谣言连连不断贯满耳中，于是荒谬地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君臣礼义为五伦之首位，现在既然不能看到有君王，自己又怎么能心安理得地生存于世呢！便很轻率地立下志愿，不辞劳累辛苦，不计较利害得失，寻思找遍国土疆域内，寻找出一个聪明睿智、又能发挥他的最高才能和理性的人来做君王。所以狂妄悖逆，一时激奋，才有了这种轻狂举动。并不是当时内心就隐藏有其它什么不良念头，而情愿为此事谋反叛逆，来自寻死罪。其实这种做法原来就是荒谬的，是认为自己应当担当起寻找君王的大义重任引起的，也是原来错听信了别的谎言，不知道本朝能够统一海内是端正天地义举，不知道皇上道德品行之隆盛而引起的。一旦立论错误，那么所有认识也都错了。既而身犯大逆不道的罪孽，沦为禽兽一般，又诬加于祖父、父亲心目中无君的罪名，而且还诬蔑到圣贤（孟子）立言的意旨了如此这些种种荒谬忤逆，都是因为我这个山野鄙夫的无知，才导致大错来的，怎知道本朝的圣德神功，垂立于天地之间，同天地一样博大，而当今皇上的道德隆盛，更是从古到今所没有过的。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胡言乱语所说：“寻找出一个聪明睿智又能发挥他最高才能和理性的人来做自己的君王。”
当时虽然抱有极高的期望，也梦想不到能达到这种地步，梦想不到当今世上竟然有如此贤明圣德的君王。今日有幸恭逢会见皇上盛驾，得以接近皇上的圣洁风采，正好和当年轻率鲁莽，欲寻遍国土疆域，不辞劳累辛苦，不怕利害得失，诚心诚意寻找君王的想法相符合，而且庆幸得到的收获更出于望外，到此时实实在在感到欢喜庆幸，不只因为一个人，一个家庭而庆幸，而是为天下的百姓而感到庆幸，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岂能不对皇上尽我尊崇爱戴的至诚之心！至于我从前铸成大错，犯下万死之罪，只有痛哭内咎悔恨，自己谴责自己罢了，又能说些什么呢？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来；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等语。朝廷用人，所以设立科举者，以科举之人，所习皆四书五经，诵法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义理故也。人能读书明理，其造诣底蕴，皆见之于举业文章。是以朝廷设立科举，以期多得读书明理之人，为国家之用。今曾静以科举之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这是何说？且若不设科举，更有何法可以发明圣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贤愚不一，科举内卑污苟贱之人，原世间所有。惟在朝廷辨别此等卑贱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废科举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苟贱也。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如或乡举里选，或征辟聘荐，或改诗赋策论，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矣。曾静又有何术，可以禁人之讲名讲利，着据伊所见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用诗文词章科举取士的做法，比王阳明学说的害处更大更广。王阳明的观点，虽然损害了圣贤的道德义理，但是，还摹仿出了一些道理来。科举这种做法，公开讲求名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辱，竟然把道德义理一笔勾销，将人类的天性也都泯灭尽了”等言语。朝廷要选用人才，所以设立科举这种制度，是因为科举的学子，所学习的都是四书五经，吟诵效法的是圣贤的道德准则，讲求追索的是圣贤的仁德义理的缘故。世人能够通过读书明白事理，他的学问深浅高低，都体现于科举应试的文章中，所以朝廷设立科举考试，希望能够多得些读书明理的人才，为国家效力所用。而今曾静认为科举的害处，竟然到了把道德义理一笔勾消，将将人类的天性泯灭至尽的地步，这是什么说法？倘若不设立科举制度，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发抒阐明圣贤的道德准则呢？世人本来就是贤愚不一，科举内存在卑污苟贱的无耻小人，原来世间就有的，只是由朝廷辨别这些卑贱之人不予选用罢了，不是废除科举制度后就可以禁止卑污苟贱行为的。况且那些无廉无耻之人，即使朝廷不设科举而另开选用人才之路，比如，或者让地方官推举选拔，或者征求召聘推荐，或者改为上书诗赋策论，那些讲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这些途径去做他们卑污苟贱的事情了。曾静又有什么方法可以禁止人们讲求名利呢？让你根据自己的所知所见招供出来。
【原文】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以四书五经取士者，盖以修己治人之道尽备于四书五经，欲人童而习之素，讲明其理，理通然后发为文章。而朝廷即以考察其浅深得失，择其优者而升举之。其立法之意，原尽美尽善，无毫发可议。但在下之人，实能仰体朝廷之意者少，蒙昧不知者多。是以积之又久，不免忘其本而徒事其末。以为朝廷取士，取文字，只要文字说得尖隽，即可以中有司之选。初不知文字之上，原有一层义理，当学当讲也。因妄谓文字可以乖巧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法门，拟定程课，日以讲文为事。其讲文也，又只是以临场描摹填凑，袭取割截，及卖弄笔头为计。而圣贤道理，当身行谊，遂置之高阁不论。且人身既有血气，营名图利，乃其常情。况乡人无知者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立法之意，原是要人通经明理，以备国家之用。只谓科场之设，乃是生人取名取利之途。是以一有子弟，未尝不使之读书，问读书何为，则曰取科名、获禄利而已。自少小时，即横这个俗鄙识见，在胸渐长渐大，名利之心日深，而从事于文字。到文字中式得选时，越发营名图利，而毫无忠君爱民，力图报效之心。此弥天重犯在山僻无知，不通世务，妄据蠢见，遂有是把道理一笔勾消之说。其实到今日看来，全不如是。举业何曾无人，几多奇勋伟烈，大半多是举业家做就。且皇上天聪明，无法不精，无弊不彻。即如圣谕，谓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此皆洞彻人情，深悉世务，智能察万变方得见及于此。由是看来大半总要得人，何法无弊，唯得其人而行之，弊斯可免。如今养士之法，平昔总要教官得人，教官之品虽小，而所职之事甚大，必须择道明行修者，专使之教育其子弟。以圣贤中正之道，孝弟忠信之行，聚讲日专，丁宁反复，其或有行谊不修者，则即许责惩。如此三年教成，然后教官具文行优劣之册，申详学政，学政核考其实而高下之，并以其果否验教官之诚伪明暗。是教官劝其行于平日，而不徒以文。学政考其文于一时，而兼察其行，文行交备而真才以得，积弊庶几得减。抑近读圣谕，而知本朝用人，原不专恃科举一途。除科举之外，尚有选孝廉、优生、实学等法，有此诸法，庶几足以尽天下之才，而裕国家之用。便选举亦要得选举之人，方能无弊。若临考，学政独凭教官之荐举，苟教官非人，只取平日与己情文相接、酒食相征逐者，荐之举之，而闭户守正之士，仍终不得有闻，恐亦无补。故在今日国家取士用人之际，固超出千古，然欲历久成化，似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法，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善。弥天重犯山鄙无知，不与人数，感佩皇恩，深重自计，衔结无由，仰承旨问，敢不剖心直供。
【译文】
曾静供：朝廷设立科举制度，用四书五经选取人才的做法，是因为修省自身、治理众人的道理，都完备地包含于四书五经之中。朝廷想使幼童便学习这些经书，平素授讲明白书中的道理，道理通顺明彻后便发挥为文章，而朝廷就以文章考察他的学问深浅得失，择选其中优秀的而提升举用他们。朝廷设立科举的本意，原是尽善尽美，没有丝毫不当之处可让人议论的。但是，天下世人中，真正能仰望体念朝廷意图的人少，蒙昧无知的人多。再说此习尚积之已久，人们不免忘记了科举的根本而重视起它的次要方面，认为朝廷设立科举取人才取文字，只要文字写得新颖隽永，就可以被试官所选中。起初并不知道文字之上，原来还有一层义旨道理应当学习应当讲求的。因此，妄自认为文字可以通过乖巧便学习得来，于是设立方便的办法和门路，拟定课程，天天以讲习文章为自己的大事。他们讲习文章，又只是临场描摹填凑，抄袭割裁，以及卖弄笔头生花之巧为计，而圣贤们经书中所说的道理，以及自身应具备的品行，就都置之于高阁不说。而且人既然是有血气情感之躯，营求谋图名利，也是人们的常情。何况乡下人中无知无识的多，能有几个晓得朝廷设立科举制度的本意。原来是要人们通晓经义明白事理，以备国家选拔任用，只认为科场的设立，竟然是世人们谋取名利的途径了。
所以，家中生有孩童，未必不让他们读书。如问他们读书有何用？就回答说：为了考取科名，获得官禄利益而已。从孩童时心中就存有这些鄙识俗念，渐渐长大后，追求名利之心日益加深，并且反映在自己写作的文字中。等到文章科试中选的时候，越发是营求谋图功名富贵，而丝毫没有忠君爱国爱民，力图报效朝廷的心愿了。这便是我这个弥天重罪的犯人居住在山乡僻野，无知无见，不通人情事务，妄自根据自己愚蠢的见解，于是有了科举把道德文理一笔勾销的说法。其实今天看来，完全不是这样。通过科试举成大业的何曾没有人呢？多少奇功殊勋和伟烈业绩，大多数是通过科试举业的人才创建的。况且当今皇上天赋诚信，睿智聪明，没有不精通的事理，没有不明察出来的弊端。正如皇上圣谕所说：那些少廉无耻之人，即使朝廷不设科举而另选用人才之路，那些讲求名利的人，必然又要于这些途径去做他们卑污苟贱的事情了。这些都是皇上洞察透彻人情、深切探悉世务、睿智观察万事变化之后，才得出的至理见解。由此看来，朝廷大半总是要选用人才，什么方法又没有弊端呢？只有选得人才后，使他克守品行，才能免除这些弊端。如今培养人才的方法，平时总要选用学官得当。学官中学正、教谕的官品虽然小，而所职事的责任重大，必须选择道理明白、品行修省的人，专门派他们教育百姓子弟。用圣贤们中正的道德准则，孝顺父母尊奉兄长的忠信品行，天天专门讲授，反复嘱咐叮咛。学生中如果有不注意修省品行的，就立即对他责罚严惩。这样教育三年，然后教官将记录学生品行优劣的文册，申报学政，学政依据文册考核学生品行的高低，并且以事实是否相符，来检验教官的诚实或虚假。这就是教官平时注意规劝学生的行为，而不仅是教他们文化，学政于一时考核学生的文化，而又兼理考察他们的品行。文化品行具备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讲求名利的积习弊尚才逐渐能得到减少抑止。近日读到皇上圣谕，才知道本朝选用人才，原来不是专设立科举一种途径，除科举制度外，尚有选举孝廉方正、优贡等以实际才学荐拔人才的方法。有了这些制度，就足以选尽天下人才，而够国家所任用了。但是，选举考廉、优贡也得有能公正荐举的官员，才能没有弊端。如果临考时，教政官员仅仅凭依教官的推荐举选，假若这些教官不是正直之人，只选取平时与自己私情、文章相近相接、酒食宴饮互相邀请过从密切的人推荐举送，而那些闭门苦读，守礼守法的正派学子，仍然是到头来也不能被知闻选送，恐怕也是于事无补的呀！所以，今日国家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规定，固然优点超出了千古历代，然而如想经久不变，形成教化，还应当参考采用程颢所提议宋朝熙宁年间实行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斟酌它的优劣好坏后再予实施，才能更加完善。我这弥天重罪的山野鄙夫无知无识，不能与人数说，感戴钦佩皇恩深重，自己思忖即使结草衔环报答皇恩也无用。如今仰承皇上谕旨询问，怎敢不剖白心迹据实情供说。
十一、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程子、朱子、吕子，如今人做官一样。程子是世袭荫补出身，朱子是由科甲出来，吕子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来底”等语。你平日推尊吕留良及其崇奉，心悦诚服，如何又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的人呢？且如为官，亦未有市井江湖之人，可以钻刺而得的道理。何况，这做圣贤也可以钻刺打点得么？且吕留良系一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如何尊敬悦服之诚，一至于此？今曾静还是尊敬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抑忿恨此钻营打点之吕留良乎？务将心上实话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以吕留良为市井江湖钻刺打点作用来的者，是个譬喻的话。当时心下见得程明道先生天资纯和，道德粹美，浑然无一毫圭角，令人摹拟得，是天生下来德器就如此纯全，人学他不得。恰似做官的样，他是个荫补世袭官，生下来是他受用的；朱子天资未甚高，生质亦未甚美，然他从持敬致知，循循做法，由下学而直造上达，今日成法俱在，令人可学而至。恰如做官的，由科举正路来，是他辛苦读书读出的，人人可以学得他。若吕留良，观他文字所传，少年本不是正路学人，下学工夫并未拈起，东剽西掠，无事不揽，到中年只以批评文字为事。因批评文字，遂得窥探程朱之奥。所以当时说他是市井江湖钻刺打点来的。盖谓他本无临政治民之学，只是办得闲杂事好，效用有功，朝廷悯其劳，亦把个闲杂的职与他做样。此虽是当时妄意推崇他的话，其实心中天理发见，大是不满足他。可惜当时无人指破他的失处，且并未曾看过他的遗稿残编有许多大逆不道的说话，所以终为他所迷陷。此全是自家识见浅陋，窥他不破，而一时学人文士，多以他为文章宗匠，群然向慕他。所以山鄙无知，被他枉误，竟至于此。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天鉴在兹，如何欺罔得？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程颢、朱熹、吕留良，如同现在的人做官一样，程颢是世袭荫补祖上功德出身，朱熹是通过科甲举试及第，吕留良是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等言语。你平日推尊吕留良，极其崇拜敬奉，心悦诚服，为何又说他是街市江湖钻营的人呢？并且，担任官职也没有街市江湖中的下人可以钻营而做得的道理，何况这为人师表的人也可以钻营打点的么？再说吕留良如果是一个钻营打点的人，从前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之诚心到如此地步？如今曾静是尊敬这个钻营打点的吕留良呢？还是忿恨这个钻营打点的吕留良呢？务必要将心中实话招供出来。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将吕留良说成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人，只是一个譬喻的话。当时心中觉得程颢先生天资纯和，品德完美，浑然不露一丝一毫圭角而令人模仿得到，是天生下来德行器量就如此纯全的圣贤，人们是不能学他的，恰好他又像是做官的样子。他担任这个靠祖上功德而荫补世袭的官职，是他生下来就要由自己受用的。朱熹先生天赋不是很高，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然而他从小便抱着谨言慎行、敬奉师长的态度去学习知识，循序渐进，由虚心向人请教开始而达到了对义理透彻的了解，今日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令人可敬可学。恰如像做官的，是由科举正路出来的，靠自己辛苦读书得来的正果，人人都可以像他那样学得来。至于吕留良，观看他文字所记写的生平，少年本就不是个正经的学子，虚心求教学问的功夫，并不能拿得起来，而是剽东掠西，没有他不揽的事。到了中年之后只是专心写些评论文章，因撰写评论文章遂即得以了解程朱理学的精髓。所以当时说他是从街市江湖中钻营打点出来的，也是说他本来没有问临政事、治理百姓的本领，只是办理闲杂事务得当，效力使用有功，朝廷怜悯他劳苦，也授予个闲杂的官职让他担任。这虽是当时轻率随意推崇他的话，其实也是自己心中天理发现，对他大有不满的表示。可惜当时没有人能指出他的言论观点的过失之处，并且也未曾看到过他的遗稿残编中有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言论，所以终于陷于他的迷惑之中。这都是由于自己学识见闻浅陋，看不破他的虚伪，而当时的学人文士又多认为他是写作文章的宗师，群起向他表示敬慕。所以我这山野鄙夫无知到极点，被他所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今日如不是恭逢皇上圣德齐天，洞察获悉我犯罪的事由，怜悯体念我陷罪的无知，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被磔尸碎骨，灭门抄族，也都是因为吕留良这个叛逆首凶毒害所造成的。今日假使吕留良还在世，我一定要吃他的肉，裹他的皮，以报深仇，岂止只是忿恨而已！这是发自我心腹的实话。天地明鉴在这里，如何能欺骗蒙蔽得过呢？
十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真的适合大清国情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等语。三代以前，封建之制，原非圣人以为良法美意，万世无弊，而行之也。古者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庶物，而群然向化，虽不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已定。是故圣人即因其地而封建之，众建亲贤，以参错其间。此三代以前之制，封建所以公也。后世干戈相寻，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而乱臣贼子益多，至战国七雄并吞，而生民之祸极矣。其势虽欲封建，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是以秦人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其势不得不然也。自是以后，遂为定制。岂有去三代二千余年，而可复行封建之理乎？如欲复行封建，则三代以来，帝王苗裔，诸侯遗胄，皆湮失不可复知，而后世之勋臣，孰可以享茅土；后世之懿亲同姓，孰可以保万民。即分疆画界，置为万国，又何从得人而封建之乎？且以塞外蒙古言之，昔者各蒙古自为部落，亦互相战伐，至元太祖之世，而统于一。越有明二百余年，我太祖皇帝神武奋兴，遐迩归诚，而复统于一。我朝幅员广大，中外一家。为千古所莫伦，盖悉惟天时人事积渐使然也。至若封建以御戎狄，则尤为不通之论。曾静僻处东南，距边塞为远，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耳。不知前明之时，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以天下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诸国，地方仅百余里，兵甲不满万人，遂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西北、中州诸处，既至离析残破，无以自存，则东南之人，虽欲安枕，亦何可得也？此其言至为愚陋无知，迂妄之甚者也。而叛逆之徒，动以封建为说者，盖自知奸恶倾险，不容于乡国，意谓封建行，则此国不可即去之他国，殊不知狂怪逆乱之人，如曾静辈，天地所不容，虽之海外何益？可问曾静，伊言封建之利是此意否？再如，曾静如此叛逆，天下可有容得他的国否？着他一一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封建诸侯国制度是古代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大道理，也是抵御边远少数民族的大法理”等言语。夏、商、周三代以前，封建诸侯国这种制度，原也不是圣贤君王认为可实行万代没有弊端的优良完美体制。上古的时候，国土疆域没有拓开，风俗教化没有贯通，部落首领各统治自己的国家，各爱抚自己的子民。有德行高尚的圣贤首先从万物中脱颖而出，四方生民群起敬仰归化，虽然不想封土建邦，而封土建邦之大势已成，因此圣贤君王就依据各占的地域封建诸侯邦国，将近亲贵戚参错分封安排到众诸侯国之中。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制度，封建诸侯国是维护国家的公理而设的。到了后世，各诸侯国干戈相拼，纷争不断，礼乐祭祀和征战攻伐的权利下移于诸侯、大夫手中，而乱臣贼子也越来越多。战国之时，七雄相互并吞不让，而黎民百姓遭受的祸害已到了极点。当时的情势虽然想继续实行封建诸侯之制，但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的大势，已必然不可长久了。所以，秦国乘此便利，顺其情势，统一天下而实行郡县制度。从封建诸侯国改为设置郡县治理，是大势所趋，是不得不这样实行的。从此以后，郡县制就成为一种固定的体制被历代所实行。如今岂有夏、商、周三代过去二千多年以后，而再恢复实行封建诸侯国制度的道理？如果要恢复封建诸侯邦国，那么夏、商、周三代以来，那些帝王、诸侯的后裔们，都埋没消失于民间已久，难以恢复寻知他们的名份了，而后世历代辅佐创业立国的勋臣名将，谁可以被授茅土封为诸侯？后世历代的皇室宗亲同姓子弟，谁又可以安抚保全千万子民百姓呢？既然是分疆划界，设置千万个邦国，又怎么能寻得人才而实行封建制呢？姑且举塞外蒙古的例子来说，过去各蒙古自成部落，也是互相攻战杀伐，到了元太祖之时统一了天下，后来明朝统治华夏二百余年。我朝太祖皇帝神武奋兴，远近四方归顺诚服，再次一统天下。本朝疆域幅员广大，中原与四方边远民族亲同一家，为千古所不能伦比，这全是顺应天时人和，日久逐渐形成的。至于说行封土建邦之制以抵御四方边远民族的入侵，则是更为不通的理论了。曾静居住东南僻乡山野，距边塞遥远，竟轻妄随意说要西北和中原地区各自为守，充作藩屏，无非是想使东南各地苟且养息一时偷安罢了。他不知道前代明朝时，西北边域各蒙古部落都是强劲之敌，虽然调集天下兵马全力抗御，而边界的百姓仍然难免遭受蹂躏，何况封建诸侯之国，疆土仅方圆百余里，士兵不满万人，难道能支撑国门，遏止边远少数民族挥马南进放牧吗？西北和中原地区既然到了离散残破、无法安然生存的境地，那么东南地区的百姓虽然想高枕无忧地过安定生活，又怎么可能呢？曾静这些言论实在是浅陋无知、迂腐荒谬到了极点，叛逆之徒们动辄鼓吹游说封建制的真意，是知道自己的奸恶用心，难容于故土乡里，如能实行封建诸侯国制度，就可以这个国家不能容留时，立即去到别的国家游说哄骗。却不知道那些狂妄逆乱而像曾静一样的人，天地都不容，即使跑到海外又有何用？可讯问曾静，你所鼓吹封建制的好处是这样的意思不是？再说，像曾静这样叛逆不忠的人，天下可有容他身的国度没有？让他一一招供出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处穷乡陋谷，胸次极狭，眼界极小，往昔狂妄无知，依稀影响，孟浪自信，以为窥探得管中之天。到今日蒙圣化所被，反思从前五十年发言行事，不惟如此经国大计，毫无当于事理，即寻常日用一言一动，亦不见一毫是处。是前头五十年，今已除落，不算人了。感皇恩浩荡，破格宽宥，做人当自今兹始。是前头的行，原不算人行；前头的话，亦不算人话。只为旨意问及当初立言之意，不敢不说明其实耳。，弥天重犯所云，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是御戎狄之大法者，只见得天下之大，一人耳目所及，心思所系，海隅之远，必有遥隔不到之处。而天生人材，有圣有贤，有贤之大者，有贤之小者，类皆有治民之责。以圣统贤，以大统小，错壤以居，事虽分于众贤，政实颁于一人，此古之王者，所以有封建之制。且其中礼乐征伐，虽出自于天子，而抚民之任，治民之责，则永属各国诸侯之长。非若郡县之此去彼来，彼此可以推委，且在任不久，视民常多泛而不亲，即有极意为民，立为法制，然政随人转，新旧交迁，实不免于朝张暮弛之叹。所以妄谓郡县不如封建之好，其实当时何曾穷源究委，晓得自家看错事理，不是如此。直到今日伏读旨意，乃知古圣人之制为封建者，因当时疆域未开，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封建之势已定，圣人不过因其地，顺其势，而封建之。初非以为良法美意，万事无弊，而行之也。后世礼乐征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干戈相寻，至战国并吞而封建之势必不可久。秦人所以乘便因势，混一天下，而郡县之。是封建之变为郡县者，势不得不然也。况今日欲复封建，亦实无许多勋旧懿亲，可以保万民，享茅土，又从何得人而封建之乎？且封建之变，为郡县本积渐所至，今既为郡县矣，岂有复为封建之理。而我朝幅员之广，中外一家，亘古未有。实因百年之内，圣德神功，亦亘古未有。所以天与人归，大成一统，无外之盛，是以今日之不可封建者，理也，势也，天命也，民从也。至若弥天重犯谓封建以御戎狄，当日愚陋无知之论，诚如圣鉴，所谓妄意西北、中州各自为守，可作藩蔽，为东南诸处假息偷安之计之说。岂知西北诸边，各蒙古皆为劲敌，当明以天下全力备御，而所在蹂躏，况以封建之地小兵少，而能支拄门户，遏戎马之南牧乎？弥天重犯到此乃得如梦而初觉，深愧从前妄论，极为愚陋无知。而且感服我皇上聪明首出，神睿无微不昭，天下之大，何理不透；古今之远，何义不精；学问精神，卓识超越，虽极帝尧之钦明，大舜之睿哲，不是过也。弥天重犯从前狂怪逆乱，虽蒙圣朝宽宥，稍缓寸磔之死。然自知负罪弥天，无颜得立于世，久为天地所不容，尚有何地何国可以潜处，所不敢自就死地者，恐以蝼蚁之命，负天地浩大之恩，思欲留余息以图报无疆之大德于万一耳。
【译文】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生长于穷乡僻谷，胸怀狭窄，眼光又很短浅，以往狂妄无知，外界的一般影响，我便鲁莽地信以为真，以为像管中窥天一样了解了事理。今日蒙受皇上圣德所教化，反思自己以前五十余年的言语行为，不只像这些治国安民的大计，丝毫不符合事理，即使是平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也没一点正确之处，这真是从前虚度五十余年，如今完全落得不是人了。自己现在感戴皇恩浩荡，而被破格宽恕死罪，做人理应当从此开始了。自己以前的行为，原来就不能算是人的行为；以前说的话也不能算是人话。只是因为皇上旨意问到当初说这些话的本意，所以不敢不说明真情而已。我这弥天重犯所说的“封建诸侯国制度是古代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大道理，也是抵御四方边远民族的大法理”。这些话，意思是看到天下地域广大，一个人耳听和眼所看到的，心思所想到的，由于海隅遥远，必然有阻隔遮挡不能到达的地方。而上天造就的人才，有的圣明，有的贤德，有贤德大的，也有贤德小的。这类贤德人才都有治国安民的责任。以圣明的人统领贤德的人，以贤德大的人统领贤德小的人，各分地域居住治理，政事虽然分于众多圣贤管理，政令实际颁布发自一人，这就是古代的君王所设立的封建制度。而且其中的礼乐祭祀和征战攻伐虽然令出于君王，但安抚治理百姓的责任，就永远属于各国诸侯尊长。不是像郡县制那样的你来我往，互相可以推诿搪塞；并且官吏在任时间不长，探视民情常常是泛泛而行，不能亲近，即使有一心为民的职官，励精图治，立设法纪，然而政令随着官职调转，新老交接，实在免不了早紧晚松的忧虑。所以自己轻妄地认为郡县制不如封建制好。其实当时自己何曾去深刻研究这二种制度的原委和区别，使自己得能明白看错了事理，实情不是如此呢！直到今日伏读皇上旨意，才知道古代圣贤君王实行封建制度，是因为当时国土疆域没有拓开，风俗教化没有贯通，部落首领各统治自己的国家，各爱抚自己的子民，分封土地建立国邦的大势已成，圣贤君王不过是根据其所占土地，顺其自然情势而实行封建诸侯国制度的。当初并非认为它是可实行万代没有弊端的优良完美体制。
到了后世，礼乐祭祀和征战攻伐之权下移于诸侯、大夫手中，各诸侯国干戈相拼，到了战国争雄之时，封土建邦、割据而治的大势已必然不可长久了。秦国所以乘此便利，顺其情势，统一天下而实行郡县制度。从封建诸侯国改为设立郡县治理，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做的事情，况且如今想恢复封建制度，也确实没有许多勋臣旧将，皇室宗亲可以保全万千子民百姓，安享被授茅土之封，又从哪里寻得人才而实行封建制呢？并且，从封建制改为郡县制，本是日久逐渐所形成的，现在既然已实行郡县制了，岂有再恢复为封建制的道理！我天朝疆域幅员广大，中原与四方边远民族亲同一家，是千古所没有的。而立国百年以来，历代皇帝的圣德神功，也是千古所没有的。所以天意与民心同归，终于实现了华夏统一、海内升平的空前盛世。今日之所以不能恢复封建之制，正是符合了情理，适应了大势，尊奉了天命，顺从了民心。至于我这弥天重犯认为封建制可抵御四方边远民族内侵的说法，也是自己当时愚蠢浅陋无知的偏见所造成的。正如皇上所说的：“轻妄随意说要西北和中原地区各自为守，充作藩屏，无非是想使东南各地苟且养息，一时偷安罢了。岂知道西北边远各蒙古部落都是强劲之敌，前时明朝以天下兵马全力抗御，而边界的百姓仍难免遭受蹂躏。何况封建诸侯国地方小，兵马少，难道能支撑国门，遏止边远少数民族挥马南进放牧吗？”
我这弥天重犯伏读圣谕到此，才如梦初醒过来，深深愧恨自己从前的荒谬轻妄，实在是愚陋无知到了极点。而且深深感服当今皇上聪明睿智，出类拔萃，圣光普照，无处不到，天下广大，什么道理不透彻！古今遥远，什么义理不精通！其学问精深，卓识超群，即使说已达到了像唐尧、虞舜那样的圣明睿智也不算过分。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从前狂怪逆乱，虽蒙受朝廷恩赦宽宥，暂缓执行寸磔死刑。然而自己知道身负弥天大罪，无脸面立于世上，为天地所不容，又有什么地方、什么国度可以隐藏潜伏呢？至今所以不敢就地自裁，谢罪天下，乃是担心自己这像蝼蚁一样的卑贱性命死不足惜，但却辜负了像天地一样浩大的皇恩，自己寻思留存余生，只望能报答皇上无边无际的大恩大德千万分之一罢了。
十三、边地民族全是无耻无状的小人，难道没有像尧舜一样的圣人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等语。中国之人既有行习类乎夷狄者，然则夷狄之人，岂无行同圣人者乎？你说中国之人虽恶，究竟天经地义不致扫灭，今你这等逆乱君臣，上下之义荡然无存，且身罹重罪，有衰老之母，而毫不相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不恤，殃及子孙，害及朋友，尚得谓之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曾静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禽兽不如之类，亦还有顾虑乎？着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此等狂悖的说话，总因生平未到外面走过，并未接见一个外境人，兀坐山谷中，意想中外华夷之分，大约是如此，遂不觉狂悖，写放纸上。直至旧年到长沙，今年奉解来京，一路见得政教美盛，万物得所；复又伏读圣谕诸书，章章经天纬地，句句理精义透，不觉惊魂夺魄。始知天地之大，一理一气，无处不到。而近代之精英尽聚本土，所谓“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者，今日方实信得。东海之圣人，其心理果与尧舜同世。若中国人物，则久已沦落不堪问。如弥天重犯生圣明之世，而竟不知有圣明之君在上，乃听信谣言逆说，大肆诋毁，虽圣人量同天地，包容群丑怨嗟而不计。然当身实已陷于极恶大罪而莫解。且不惟当身陷罪，君臣上下之伦，荡然无存，而堂有七十岁之老母，而不能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弗知恤。若非皇上裕天地好生之德，开生民未有之典，将弥天重犯老母幼子宽宥释放，当此炎暑气候，必禁毙狱中，而莫能顾此。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粉骨难偿当身之极罪。亦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粉骨难报未有之洪恩。回心细想，到此实实天经地义，尽情扫灭，直禽兽不如了。尚得有人气乎？尚得谓之有顾虑乎？尚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万死万剐，罪尚何辞。
【译文】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中原地区民族中那些诡谲反复，无耻无状的人，其恶行劣习原就像四方边远民族一样。只是这些恶行也是人类中所难免的，天经地义究竟不致于全被扫灭。如果是边远少数民族，他们就没有许多顾虑了，根本不管什么父子亲情，君臣礼义，长幼顺序，夫妻性别，朋友信义”等言语。中原地区民族中，即使有行为习性相同于边远少数民族的人，那么边远少数民族中，岂能没有品行相同于圣贤一样的人？你说中原民族中，人们虽有恶习，究竟天经地义不致于全部扫灭，如今，像你这样的逆乱叛贼，君臣上下的义礼荡然无存，并且身负重罪，对家中衰老之母丝毫不顾念，犯下灭族大过，门中没有活人存世而不怜恤，祸害已殃及到了子孙、朋友，还能说你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妻、朋友的伦理纲常吗！曾静已将圣贤的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连禽兽都不如的人，也还有顾虑吗？让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说。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如此荒谬狂妄的说法，总是因为平生没有到外边走动过，也没有结识过一个外地人，自己独居在山谷僻野，凭空臆想中原和边远各民族的区别，大约就是这样，于是不知不觉轻妄地记写于纸上。直到去年到得长沙，今年被押解晋京，一路之上，看到的是政教清明美盛，万物各得其所。后来又伏读到皇上的圣谕各书，果真是每篇每章经天纬地，每字每句理精义透，不由觉得惊魂夺魄。这才知道天地之无限广大，理气贯通，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并且近代国家的精英贤才，全都聚于东海之地。正如古语所说：“东海有圣贤出世，和中原圣贤一样心性相同，理义相同；西域有圣贤出世，也和中原圣贤一样心性相同，理义相同。”
今天才确实相信了。辽东地域出世的圣贤果然与尧舜的性理道德相同，而中原的人物，都是沦落已久，不堪再说了。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生于本朝圣明之世，而竟然不知道有圣明的君王在上临政，又听信了谣言和逆说，大肆诋毁我朝圣主，虽然圣贤君王心量大如天地，可包容天下众多丑恶之徒的忿怒嗟恨不于计较，然而自己确实已经陷于了万恶不赦的大罪难以解脱。并且不只是自己获罪罹狱，君主与人臣的上下伦常荡然无存，还造成家中七十岁的老母亲不能顾念，犯下灭族抄家大罪，门下没有活人存世而难以悯恤。如果不是皇上宽宏施以天地好生的仁德，实行自古以来所没有过的恩典，将我的老母与幼子宽宥释放，像这样炎夏酷暑的天气，必然是禁闭死于狱中而不能顾及。此时此刻，即使将我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难抵偿自己所犯的弥天大罪，同样，即使将我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圣上从没有过的齐天洪恩。回心细想到这里，自己实实在在已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真是连禽兽也不如了。还能说自己有人的气味吗？能说自己有顾虑吗？能说自己还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妻、朋友的伦理纲常吗？即使千刀万剐，认罪伏法，自己又有何话辩说。
十四、对于夷狄入主中原，难道一定要诛戮讨伐，而不能和睦相处、共图大业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等语。曾静今日称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你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解，据实供来。曾静供：今日仔细检点，弥天重犯当身狂悖之举，狂悖之言，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即如此等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原不是从弥天重犯本心上说出来的，实因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文，有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祥之物？盖有所用也”句，推出这个说话，遂信以为实，而有是说。总之，弥天重犯识见浅小，学力不到，受他的著作语言蛊惑最深。所以到今日，当身受他的害更大。今日默自计来，凡旨意摘出所问的话，尽是弥天重犯当初错信吕留良的说话之所致。弥天重犯自己亦解说不出如何，误信至于此极，到今日亲见圣天子道德隆备，与天为一，学问高深，亘古未有，尊之如天，亲之如父，犹不足以惬其爱戴之诚，而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尚敢萌之于心乎？尚忍萌之于心乎？此时此际，惟有稽颡流血，哀恳皇上终始垂怜山野无知，误受蛊惑而已，尚有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夷狄少数民族侵犯凌辱中原，对于圣贤来说，必然是要进行诛戮讨伐而不会宽宥饶恕，只有杀他们罢了，砍他们罢了，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宽恕解脱得了”等言语。曾静今日对本朝歌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他对我们这些夷狄民族，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恕解脱，要据实招供出来。
曾静供：今日仔细检点自己，我这弥天重犯自身狂妄荒谬的举动和言语，该杀该剐的罪过，都是陷入了吕留良邪说的毒害之中所造成的。这些千刀万剐也不能遮蔽其罪恶的言语，原来并不是从我内心中说出来的，实在是因为吕留良批注《射不主皮》一文时，从其中“锋利的弓箭，足以威慑天下，圣贤为什么要制造这些不吉祥的东西呢？是因为有所用途”的文句里，推论出了这些说法，自己遂即信以为真，而有了上述那些狂妄荒谬的言语。总之，我这弥天重犯见识浅陋，学问不精，受吕留良的著作语言蛊惑煽诱最深，所以到如今自己受他的毒害也更大。今日自己默默算计思忖，凡是皇上旨意摘出所询问的言语，全是我当初错听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谬论后所说的。我这弥天重犯自己也解释不出来，为何误信吕留良的邪说到了如此地步。到今日自己亲眼目睹当今皇上道德隆盛完备，可与上天合固为一，才智学问高深，是古往今来所没有过的，即使将皇上尊崇如上天，敬奉如父母，尚且不能够满足我无比爱戴皇上的诚恳心愿，而那些千刀万剐也不足以遮蔽其罪恶的言语，还敢存藏于自己心中吗？还忍心存藏于自己心中吗？此时此刻，只有屈膝跪拜，叩头流血，哀切恳求皇上始终垂怜我这山野鄙夫的浅陋无知，误受奸人邪说蛊惑罢了，又有什么话可辩说？
十五、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开蒙书，叙道统，只该叙到吕子止”等语。曾静以孔子比吕留良，推尊诵法，心悦诚服之至，确是何见？曾静还是只就吕留良之著述文章因而信服，或是别有他故？今又极口痛斥吕留良之奸逆大罪，与前叙道统之意，迥然不侔。未知是真心痛斥吕留良之大逆乎？抑伪为怨恨而始终悦服推尊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服吕留良者，实无他为，因山野僻性，未有见闻。读书只心服三代的治体治法，尽美尽善。遂谓三代君德之大，是个体天；三代立政之本，是个为民。一切政治，皆是推本天心，为民筹画。其教养之大者，则有井田、学校之制，然世儒多以为不可复，唯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内以为可复，与僻性相合，遂不觉心悦诚服，推尊他直接孔孟之统者以此，实无他故。是当日之推尊吕留良者，原是为他的著述文词蛊惑之所致。今日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者，实因得见他的遗稿残篇内，有大逆不道之语，甚而至于良心丧尽，天理全无，竟忍于讥诋圣祖。凡为赤子者见之，焉有不切骨痛恨之理。此又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大义，发乎天理，本于至情，合该如此，到此岂尚有一点伪为怨恨之心乎？在弥天重犯今日之当身大义，固当如是，但若非弥天重犯亲见皇上之圣德、圣治、圣度，如此亘古未有，从前即使见得吕留良之残稿遗篇，亦未必至于如此之极口痛斥也。然使不得见他讥诋圣祖皇帝处，又未得至于极口痛斥，如是之甚也。引弥天重犯心肝中吐出的实语，无一字欺隐。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开读启蒙经书，叙述儒家的道统，只应叙述到吕留良就停止”等言语。曾静你把孔子和吕留良相题并论，推崇尊奉，诵颂效法，心悦诚服到了极点，确又是什么见解呢？曾静，你是只就吕留良的著述文章因此信服他的才学？还是另外有其它缘故？今日你又极口痛斥吕留良邪恶叛逆的滔天罪孽，与前面所说的“叙述儒家道统，只应叙述到吕留良就停止”的意思，迥然不同，不知道曾静你是真心痛斥吕留良的大逆不道呢？还是伪装作怨恨，而心中却始终是心悦诚服，推崇尊奉他呢？你要据实供出。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从前之所以心悦诚服吕留良，实在是没有其它原因，只因为我这山野鄙夫邪僻的性情，见识浅陋，读的书只心悦诚服夏、商、周三个朝代治理国家的体制和法令制度尽善尽美。于是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功德之大，是个体察天意；三代立政治国的根本，是个全心为民。一切政令制度，都是顺合天意，为百姓谋划。他们在教化修养方面的大建树，则是建有井田和学校两种制度。然而世间儒士们大多认为不可以恢复这两种制度，唯独吕留良在他的著述文章中认为可以恢复。这正好与我这邪僻的性情相投合，于是不觉心悦诚服，推崇他直接承继了孔孟的儒家道统到此，实在没有其他缘故。这样看来当日之所以推崇尊奉吕留良，原就是被他所著述的文章蒙骗、迷惑所造成的。今日我明目张胆，极口痛斥吕留良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见到他著述的遗稿残篇中，写有荒谬绝伦、大逆不道的言语，甚至是丧尽了天理良心，竟然忍心去讥讽、诋毁圣祖皇帝。凡是身为朝廷的赤子百姓见到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语，岂能有不切齿痛恨的道理！这也是我这弥天重犯今日自身明晓大义所显现出的天理良心和根本的情理。本应如此，到了此时，岂能还有一点一滴伪装的怨恨之心呢？我这弥天重犯今日自己能够明晓大义，固然应当如此，但如果不是弥天重犯今日亲眼目睹了皇上高贵的品德，圣明的治理，非凡的才学，宏大的气度，是这样从古到今都未曾有过，那么，从前即使看到吕留良的残稿遗篇，也未必能够像今天这样对他极口痛斥谴责。然而假若不是看见了他讥讽诋毁圣祖皇帝的大逆不道言论，也就更不能够对他极口痛斥谴责得如此深恶痛绝了。这是我这弥天重犯从心肝肺腑中吐出的真实言语，绝没有一字一句的欺骗和隐瞒。
十六、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湘湾陈梅鼎，识见气节，乡人中罕见。某为他侄婿，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见，乃大声指某曰：‘此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三生平作事，惟择婿一椿，眼力高过天下。’又曰：‘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极鄙薄当今，屡叹先朝衣冠文物，最喜茶陵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等语。
据此，则曾静平昔以济世自命，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已久矣。可问曾静，伊叔岳陈梅鼎与岳丈是何等样人？茶陵陈元章又是何等人？此三个人，如今现在何处？可供来。至若衣冠文物之语，最为谬妄。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向闻无知愚妄之徒，轻诋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之语，其说至为鄙陋。夫以冠言之，则周有雀弁、鹿弁，汉唐有獬豸冠、貂蝉冠、冠之类，以衣言之，则《尚书》云：“山、龙、华、虫作绘。”
汉、唐以来，有羽衣、鹤氅，以及雉头裘、狮蛮带之类，不可胜数。皆取禽兽之名状，以为服饰之光华，岂有自古以来，用此等衣冠之人皆为禽兽可乎？若夫治天下之道，惟在政教之修明，纪纲之备举，从来帝王全盛之时，君明臣良，朝野宁谧，万民安生乐业，不问为何代之衣冠，皆足以为文明之治。如其不然，则桀纣时之衣冠，即禹汤时之衣冠也。岂以衣冠之相似，而遂可以文明不坠，礼乐不废，不至于乱乎？如元代混一之初，衣冠未改，仍其蒙古旧服，而政治清明，天下又安。其后改用中国衣冠，政治不修，遂致祸败。即此可见衣冠之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也。且如故明之末年，衣冠犹是明之衣冠也，而君臣失德，纲纪废弛，寇盗蜂起，生民涂炭。区区衣冠之制，礼乐文明何在世？可能救明代之沦覆乎？我世祖皇帝统一区夏，戡定祸乱，救民于水火之中。圣祖皇帝继天出治，久道化成，海内承平，恩周万类。凡我朝之仁育义正，鸿猷善政，不及往古者何事？岂容以我朝之衣冠而有妄议乎！盖我朝起自东土，诞膺天命，本服我朝之衣冠，来为万国臣民之主。是上天大命集于我朝祖功宗德者，即天心降鉴在于我朝之衣冠，谓可表中州而式万方也。夫衣冠既为天心降鉴之所在，则奕世相传，岂容擅为改易乎！且如曾静以山野穷僻、冥顽无知之人，尚因妄逆之见，心念故明之衣冠，况我朝席祖宗之鸿业，奉列圣之成规，历世相承，已有百余年，岂有舍己而从人，屈尊而就卑，改易衣冠之理乎？又如今之外藩各国，衣冠之制皆多不同，我朝受其职贡，亦不必强易其衣冠也。况我朝一统之盛，抚有万邦，其衣冠安可轻议乎！着并问曾静，屡叹先朝衣冠文物之语，是何意见呢？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湘湾陈梅鼎的见识和气节，在乡人中是很少遇见的。我是他的侄女婿，一天我到他家中，他出来迎接，我的岳父也出来相见。他指着我大声对岳父说：‘这是个懂得诗书礼乐的大学问家，品行端正的君子。’又说：‘我家老三平生做事，只有选择女婿这一桩，眼光高过天下其他人。’又说：‘贤婿有济世助民的德行，像宰相胸容万事一样的涵量。’他平生最是鄙薄不满当今世风，屡屡叹惋先前明朝的衣冠衣物。而最为赞许的是茶陵的陈元章，认为是个大丈夫，奇男子”等言语，从这些话看来，曾静平时自命是济世英才，心中怀有叛逆阴谋，图有不轨之念已经很久了。可问曾静，你叔岳陈梅鼎与岳父是什么样人？茶陵的陈元章又是什么样人？这三个人现在居于何处？要据实供来。至于曾静所说的衣冠文物这些话，最是荒谬轻妄。这穿戴衣冠的制度，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根据地域、时间所制宜，不能强求其相同，也就是各按自己的服饰习惯和方便所穿用罢了。衣冠服饰对于判别人是否贤愚和政治上的得失是毫无关系的。一向也闻知民间有些无知愚妄的人，轻蔑诋毁本朝衣冠服饰，传有“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间是禽兽”的说法，这真是卑鄙浅陋到了极点。就以冠帽来说，周朝时就有雀弁冠、鹿皮冠，汉代唐朝有獬豸冠、貂蝉冠、冠等种类。以服饰来说，《尚书》中写道：“山水、龙、蛇、日月、光华、虫草作绘绣图案。”
汉、唐以来，便有羽衣鹤氅以及雉头裘、狮蛮带等种类，多得难以胜数。并且还都绘绣以各种动物形状，才使得服饰华光流采。岂能把自古以来穿戴这些衣冠的人们都视为禽兽？如果要说治理天下的大道理，只在于政治教化的修整清明，法纪纲常的全备和实行。历来帝王统治全盛的时候，是君王圣明，人臣贤良，朝野宁靖安谧，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不必问其穿戴什么朝代的服饰，都完全可以称之为文明盛世。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夏桀、商纣时穿戴的衣冠，都是夏禹、商汤时穿戴的衣冠，岂能由于衣冠相似，便可以使文明不会堕落，礼乐不会废弛，不至于祸乱丧国？比如元朝统一天下的初期，所穿戴的衣冠未改，仍然是蒙古民族的旧服饰，但政治清新圣明，天下安定宁靖。以后改用为中原服饰，却是政治不能修整，遂即导致祸乱败亡。从此事例可以看出衣冠服饰对于礼乐文明、治国安民是没有关连的。再比如前代明朝末年，穿戴的衣冠仍旧是明朝的衣冠，但却是君王人臣德行丧失，国家纲常法纪荒废，四方盗寇蜂涌而起，黎民百姓深受欺凌涂炭，这小小衣冠制度体现的礼乐文明在哪里呢？衣冠能拯救明朝免遭沦灭倾覆吗？当今本朝世祖皇帝统一华夏，戡平祸乱，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圣祖皇帝继承天命出任皇位，使道义教化久远传布实行，海内华夏各族统一和平，皇恩普施于四周万千物类。凡是本朝所实行的仁德义举和宏大的法纪政令，何事比不上古时圣贤？难道能容忍因为本朝的衣冠服饰便妄加议论诋毁吗？有本朝奋起兴于辽东，授受于天命，原就穿戴着本朝的衣冠服饰，来做华夏万邦臣民的君主。这就是上天将大命集于本朝列祖宗的功德，也是天心所降鉴于本朝的衣冠服饰，认为它可作为中原的表率，四方的榜样。本朝的衣冠服饰既然是天心所降鉴之物，理应当为一代一代相统，岂能容许改变易换呢！即使像曾静这样生于山野僻乡、冥顽无知的人，因暗存叛逆之心，尚且念念不忘先前明朝的衣冠，何况本朝承继祖宗的鸿业，敬奉历代圣明皇帝的成规，代代相承，已有一百余年，岂能有舍弃自己原有衣冠去依从他人，屈降尊贵而去附就卑贱，改变易换衣冠服饰的道理呢？又如当今海外藩属各国，衣冠服饰制度都不相同，本朝接受他们的税赋贡奉，但也不强迫他们改易衣冠服饰。何况本朝正逢华夏统一之盛世，抚临有千邦万民，自己的衣冠难道能任人轻毁妄议吗？
再问曾静，你屡屡叹惋先前明朝衣冠文物的言语，是何意思呢？
【原文】
曾静供：陈梅鼎是安仁县的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老死。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国衡，是陈梅鼎之弟，亦是个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死。其子贫不能自立，于康熙五十七年搬往四川去了。陈梅鼎之子，今不知其在否。陈元章是茶陵州人，不知是士，是民，不在已四十多年矣。陈梅鼎是弥天重犯的岳伯，弥天重犯十七岁娶他的侄女陈国衡之女，十八岁到他家中有是话。弥天重犯之所以记说此话者，亦是因见得吕留良诗“稚子诧衣冠”之句，所以言得此处。这话皆是雍正五年丁未岁，因张熙至浙江，传得吕留良的诗看见，序有此话。其实当年与陈梅鼎说话时，并未有别意。陈梅鼎本是个农家乡人，未曾读书学问，如何晓得别样说话！其所称许弥天重犯为“诗礼大家，方正君子”者，是因见弥天重犯在他家中比常儿厚重敦笃，不佻达耳。许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者，为心多慈爱而量能容受。因弥天重犯原同居有个兄嫂，因夫妻不睦，兄将嫂改嫁到陈梅鼎邻家，陈梅鼎与是妇语言之间，妇称言弥天重犯处待得他好，所以说有宰相之量。妇复说弥天重犯屡劝兄不得嫁妻。陈梅鼎闻得此话，所以说弥天重犯有济世之德。至于陈梅鼎屡叹先朝衣冠文物者，彼时有七十余岁，大抵他服过先朝衣冠来，所以叹其好。喜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者，弥天重犯不知得陈元章的底里，亦不知陈元章是个什么样人，相隔有五百多里。当时只闻得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得罪州官，州官要捉拿处治他，他随聚众围城，几乎起变，当即被捉伏诛。陈梅鼎之所以称他者，大抵是喜他以匹夫而不受制于官长之故。此是陈梅鼎反常异俗狂怪的说话。弥天重犯见得吕留良前诗句，所以记忆到此。至若谓衣冠文物之说，在弥天重犯有何知识定见，能剖决其中道理丝毫不易而有是说，此乃听得这些俗儒鄙陋议论，不察其理，遂妄有是说。今伏读旨意，广大精深，惊天动地，乃知本朝衣冠之制，原是随地异宜，随时异制，全以道为归，初未尝有意立异，亦未尝强以求同。此正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而无私者也。观此则知本朝一切礼乐刑政，经天纬地之制，无一不顺天因地，因物付物，宜乎冠百王而超千古。弥天重犯得闻斯义，不惟当身喜极快极，冰释雾开，且私幸此说一出，竟足以破千古愚陋疑团。因思从前几多误听谣言处，皆是为心中愚暗，窥探义蕴理奥不到之所致。当时若有高明指示，当前妙理精义之所在，心中未有不喜悦诚服者。如今衣冠之说，从前未尝不因人言而心疑，今得旨意如此煌煌指示，虽木石也会动心点头，弥天重犯到此更有何说！只有叩首，叩首，干万叩首！将此段议论记于心，口传于当世，以解陋儒之疑。若得蒙恩宽宥，德教所被，期以数年，当身学问觊有寸进，笔传于万世，以为百王立政之准而已。
【译文】
曾静供：陈梅鼎是湖南安仁县的百姓，于康熙五十二年去世。我这弥天重犯的岳父名叫陈国衡，是陈梅鼎的兄弟，也是个寻常百姓，于康熙四十六年病故。他的儿子因为家贫不能自立，于康熙五十七年迁搬往四川去了。陈梅鼎的儿子，如今不知还活在人间没有。陈梅鼎是我这弥天重犯的岳伯，我十七岁娶他的侄女，即陈国衡的女儿为妻，十八岁到他家中探问时说有这些话。我之所以记说这些言语，也是因为见到吕留良所写有“稚子诧衣冠”的诗句，所以写记于《知新录》中。这都是因为雍正五年时，张熙到浙江传回吕留良的诗文，看了以后，才有这些议论。其实当年与陈梅鼎说话时，并没有其它意思。陈梅鼎本是个农家乡里人，不曾读书识礼，如何知晓别的说法！他之所以称许我这弥天重犯是“懂得诗书礼乐的大家，品行端正的君子”，是因为见我在他家中比寻常儿男敦厚笃实，不是轻佻非分之人罢了。他称许我有“济世助民的德行，像宰相胸容万事一样的涵量”，这些话，意思是说我心底慈善而又具有能忍让的涵养。因为我原同一个兄嫂居住在一起，他们夫妻二人不和睦，兄长便将嫂子改嫁到陈梅鼎的邻居家中。陈梅鼎平日与这个妇人说话时，妇人直言称赞说我待她甚好，所以才有“像宰相胸容万事一样的涵养”的说法。
妇人还说我多次劝说兄长不要休妻另嫁。陈梅鼎闻听了这些话，于是又说我有“济世助民的德行”。至于陈梅鼎屡屡叹惋先前明朝的衣冠文物，他当时已七十余岁，大概先时穿戴过明朝的衣冠而心存留恋，所以叹赏明朝的衣冠好。再说他赞许陈元章是大丈夫、奇男子的说法，我这弥天重犯不知道陈元章的底细，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两个地方相隔有五百多里。当时只听传闻说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为得罪了州官，州官要捉拿处治他，他便聚众围攻州府，几乎攘成事变，当即便被捉住处死。陈梅鼎之所以称许他，大概是喜爱他那甘为平民百姓而不愿受制于官府的刚直脾性的缘故。这些便是陈梅鼎反常脱俗狂怪言语的真意。
我看到吕留良以前的诗句后，便把这些议论记写了下来。至于对衣冠文物的评说，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有什么知识见解，能去剖析透明其中丝毫不易改变的道理而形成主见呢？这都是我听了那些卑儒俗士们所乱发的鄙陋议论，没有明察其理论是否正确或谬误，就轻妄随意的说了出来。今日伏读皇上旨意，内中蕴涵博大精深，至理至明惊天动地，这才知道本朝的衣冠服饰，原就是根据地域时间所制宜，完全是因为道统归一所定。当初既没有想要标立新异，也没有想要强求相同。这正是所谓的对上顺乎于天时，对下和合于水土，并没有什么私见。从事例便知本朝一切经天纬地的礼系刑典、政令法制，没有一件不是顺应天地，附合万物，优越制度确实可称超越了古代的圣贤帝王。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得能闻知体会这些义理，不只是自己欢喜高兴，心中疑虑冰释雾开，并且暗自庆幸此理论传出，竟足够破除民间千年误传的愚陋疑团。因此思想明白了从前多次误听信谣言，都是因为自己心中愚昧无知，不能窥探理解圣贤的仁德义理蕴涵奥妙所造成的。当时如果有像圣上这样高明的指示，使世人明了理解这些妙理精义的内涵，心中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这些关于衣冠服饰的评说，从前不能说不是因误听信人言而存疑心中。今日得到皇上谕旨如此明白的指示，虽然是草木顽石也会动心点头的，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到这里又有何话可说！只有叩首，叩首，千万次再叩首！将圣上这段议论铭记于心，口传于世，以解开世间陋儒俗士们的疑惑，若能恩蒙朝廷宽宥，使披服于圣德教化，希望数年后，自己学问希图稍有长进，定用文字传记于万世，以作为今后众多君王立政的准则而已。
十七、程颢提出的选拔人才方法在宋代已经证明行不通，难道能够在本朝实行的通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前曾静供内有“国家取士之法，宜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美”之语。查程子熙宁取士札子云：“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推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命州县敦遣。”
朕于雍正元年，即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迩年以来，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又有六年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又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又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是程子所议，皆腾已行之事也。无如举贤良方正，则各省举者寥寥。惟福建巡抚黄国材荐彭鹏之孙二人，皆童稚无知，学识浅陋，不堪任用。至浙江巡抚李馥所举贤良方正，竟系积恶巨棍，夤缘荐举，后经地方大吏察出纠参，赃私累累，款迹狼藉。观此，则贤良方正之举，可尽信乎？自三代至汉，用乡举里选之法。迨其后，刺史守相，得专辟召之权；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用人之权不在上而在下，其势不可复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以文艺科目取士。盖言为心声，人之文章，先由积学深造而成，尚可以略知其人之蕴蓄。若专取行谊，则必有伪为涂饰以欺世而盗名者。且心术至难窥测，每见曲谨自好之徒，一旦改涂易辙，即可无所不为。是以《汉书》史臣之论，谓“直言独行，高节沉隐之属，荣路既广，遂有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任，请谒繁兴”者，可知前代德行之选，已不足为铨衡之准则，何如科场文艺之稍有凭据乎！
宋臣郑樵谓“科甲一途，虽非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其言信而足征也。且朕用人之道，并未尝限于科甲一途，乃多方鉴拔，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用心甚苦，而其事甚难。此在廷诸臣所共知者，又岂程子奏议一格，所能尽朕求材之意乎！至于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优者自县而州郡，自州郡而太学，以此递迁；劣者以此递降。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是以当熙宁之时，已不能见诸实用，况数百年以后乎！且今之选拔，即古贡士之法，而朕数年以来，用人之道，亦可谓详且尽矣。曾静以为当参用熙宁取士之法。
试问曾静，熙宁取士之法果有实效否？今当何如斟酌损益，方为尽美？可详悉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前时曾静供词内说有：“国家选拔人才，应当参考采用程明道先生所提议的宋朝熙宁年间实行的方法，斟酌研究损益得失后再推行才为更好”的言语。经查考，程颢先生熙宁年间有关选拔人才的奏折中说：“理应先诏命朝廷中亲近的贤良学者，各往下类推到百官执事，地方州县的官吏，细心推查寻访，把民间那些笃志好学、才能优异、品行修正的人，都将姓名记载成册，命令州县官员按期呈报。”
朕于雍正元年，即颁布有推举贤良方正的恩诏。近年以来，颁布有命各省州县官员延聘寻访那些孝友端方，既有理事才能而文章也可读看的学子，每年各举选一人的谕旨。又于雍正六年颁布有选拔贡生，不拘泥考试名次，务必选取经通义明，品行修省人才的谕旨。又颁布有命满汉内外文武大臣，将有德行、有作为、有操守的人才各举荐一人的谕旨。又颁布有命朝廷内外各大臣，在京中的主事官以上，在京外的知县以上，各举荐所了解的人才，或举人、贡生、秀才，或山林隐逸饱学之士，送往吏部中引见的谕旨。凡是程颢所奏议的方法，都是我已推行过的典制了。不想荐举贤良方正，各省却是荐举者寥寥无几。只有福建巡抚黄国材荐举彭鹏的子孙二人，都是童稚幼小无知，学问见识浅陋，根本不堪任用。到了浙江巡抚李馥所荐举的贤良方正之人，竟是个劣迹斑斑的棍痞，一心攀附权贵，营求荐举仕进，后经地方官员察出其中弊端，奏明参劾，查出赃物累累，条条罪行狼藉不堪。从这些事实来看，荐举贤良方正人才的做法，能够相信无私吗？自夏、商、周三代延续至汉朝，都是采用由乡里举选人才的方法。到了以后，各地刺史太守，得到专持征召人才的大权；九品中正制度，具有掌管选荐人才的便利。选用人才的权利已不在朝廷而落入地方官员手中，这种典章已不能继续实行，于是改为“糊名易书”之制，以考试文章科目选取人才。人的言论可以反映自己的心声，人们的文章，是先由积累知识经过深造提高才能写成的。从这些文章中又可以略知本人内心蕴蓄的志向和品德。如果专意注重于品行，就必然会出现以伪装粉饰而欺世盗名之徒，并且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很难窥探测明。经常见到一些谨言慎行洁身自好的人，一旦改变环境和地位，便可无所不为，毫无顾忌。所以，从《汉书》中史臣评论说的“敢于直言，具有独特操守的人，属于高风亮节，沉稳持重之类。等到仕进荣升的门路已广，便抛去窃取的名誉和伪装，渐渐变成奔况营取名利之徒，经常往豪门贵府，攀附拍马，请竭不止”的这些话，便可知道前朝的以品行选拔人才的方法，已经不足为评量铨选人才的准则，怎如科场应试文章科目的做法还稍微有些依据呢？宋朝大臣郑樵说：“科甲考试选才的途径，虽然不是古代圣贤举荐有德行的人的方法，而还是可以得到有才能的人。”
他的话已被事实证明是有道理的。况且我选用人才的准则，并没有限于科甲一种途径，而是多方鉴明选拔，每天孜孜不倦，只希望能获得贤良人才，以作为莅临政务职官的人选。虽说我用心良苦，而事情实在难办。这是朝中诸位大臣人所共知之事，又岂能是程颢奏议中所举的一种方法，所能全部满足我求贤若渴的心愿吗？至于程颢所说的，选取能明达事理的学子，让他们先受业就教于德行已修成的学者，其中学业优异者任为太学师长，其次分别任教于天下，由州郡到县中，以学业程度不同区别任用。三年一届，由地方官考试选拔应举的学子，学业优秀者自县中送往州郡，更优者自州郡送往大学，逐级递迁，学业低劣者就以此向下逐级递降。如果要达到仁义道德，教化天下，这种方法迂迥遥远，难以实行。所以，在宋朝熙宁年间，便不能付诸实际执行，何况数百年以后呢？并且，本朝选拔人才，采用的即是古代举荐的典法。我这几年以来选用人才的做法，也可以说是详尽齐全了。曾静认为应当参考采用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典法。
试问曾静，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典法果然有实效吗？今日应当如何斟酌它的损益得失，才是尽善尽美？可详细供说出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山野愚民，从前谬发狂言，固是井蛙之见，无当事理，然亦因平昔不知我皇上之所以因时立政致治政策敷猷者，其中损益变化，既详且尽，不惟非今人之谋虑所得及，并非从古圣贤之筹画所能备。直到今日，方知神化广运，无处不到。生天地之内，只有顺天地之化而已，又焉知天地之高厚哉！天地之高厚且不知，又焉知天地之大，造化之所以然哉！况当此极恶重罪之会，虽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钦恤无知，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宽宥重典。然在弥天重犯自悔自愧，惶恐战栗，自是无时无刻可释于怀，岂但感恩戴德，昊天罔极而已！又焉敢妄抒蚁见于经国大计万分中之一乎！不意我皇上宵旰图治，孜孜为民，既无一时少懈，复无一处不到，今明旨下颁，竟以前供取士之法，如何斟酌损益方为尽美，许弥天重犯详悉再供。自古算君德之备，君道之尽，以尧舜为极。然孔子称舜为大智，在不自用而取诸人，其言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其所问察世，亦只曰迩言而已，未闻察及于深囚重犯，不足齿数之人言也。况弥天重犯之山野穷僻、冥顽无知更甚者乎！于此可见我皇上虚中之极，用中之精，视当年大舜更进而上无疑矣。是不惟宽宥弥天重犯之重典，为沛生民未有之殊恩，即今日许弥天重犯之再供，亦属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我皇不特为明君、圣君，缵往古圣贤之绪而已，直继天立极，开万世之君统，立百王之大法，于天运再辟再造之中世。弥天重犯虽自量愚顽，本无说可以敷奏，然当此生民未有之盛会，焉敢不竭一线之明，因前供所未详悉者而直供之，以仰副我皇上好问好察、勤求不倦之至意。因思前供所谓程子取士之法者，彼时无知，妄谓古昔帝王治天下之道，皆是争先一著之法。如欲禁民为盗，不在盗上禁，要推其为盗之源，或是为饥起念，或是为寒生心，如何设法安置，使之农桑不失业，衣食饥暖，则盗自止。又如欲士习善行，亦不专在行上引，要先使之通道德、明理义，道德通，理义明，则人自乐于为善，虽强之为恶，亦不去矣。以此推之，事事皆要争先一著，虽极之日用寻常、百工末技、农圃医药之小，亦必要从原本上做来，方得妥贴，况治天下之大乎！所以当时妄意谓要取士，必以教士为先，教土又必以明理义、通道理为要。然欲教士明理义，通道德，必先择教官之理义明、道德通者，方可以当其职。此弥天重犯前供谬妄，谓当参用程子所议熙宁取士之法者，大意谓先要教士得法，教士得法，系于教官，又先要教官得人。
【译文】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本是山野僻乡的愚昧小民，从前所说的谬论狂言，本是井底青蛙的浅陋见解，不符合事理。然而，也是因为往时不了解当今皇上这些顺应天时所设立的广施德行义理的政纲，其中的损益得失变化，既详尽又全备，不但当今世人的谋虑难以达到，并且古代圣贤的筹画也不能如此备全。直到今日，自己才知道上天神明的教化广大，是无处不到的，生长于天地之内，人们只有顺应天地的变化而已，又怎么能够知道天地的高厚啊！天地的高厚尚且不能得知，又怎么能够知道天地的广大，造化万物的道理啊！如今正当我犯下极恶重罪的时候，虽然屡次蒙受皇上如天地般的仁德，悯恤我愚昧无知，施于我庶民百姓从没有过的殊恩，宽恕死罪。然而在我这弥天重犯却是自愧自悔，诚惶诚恐，战栗兢兢，每时每刻都放在心上，不敢忘怀，岂能只是感戴皇恩深厚无穷而巳！又怎敢对经国安邦大计中的万分之一轻妄地抒发自己这蝼蚁般的见解呢？不想我当今皇上废寝忘食，励精图治，一心为民，其勤于国政，既没有一时少许的松懈，又没有一处不思虑周到。今下颁谕旨，竟问我前时供说选拔人才的典法，如何能斟酌损益得失才为尽善尽美，恩许我详细再次供说。自古论说君王的德行道义全面完备，数唐尧、虞舜为最好。因此孔子称赞虞舜为大智，在于不主观行事而虚心向他人求教，孔子说：“虞舜知学好问，而且好征询近旁人的意见。”
虞舜所好询问的，也只说是近旁人的话而已，没有听说他征询那些不足挂齿的深囚重犯们的意见，何况像我这出之山野僻乡，更加冥顽无知的弥天重犯呢！从此事便可看出当今皇上虚心已到了极点，用心的精细十分周详，毫无疑问是比当年虞舜更为高明了。这不仅是指宽恕我弥天死罪，施布于庶民百姓没有的殊恩而言，即是今日恩许我再次供说，也已经属于庶民百姓从没有领受过的大恩大德了。由此看来，我当今皇上不仅仅是至明至圣的君王，继承了以往古代圣贤的品德业绩而已，而是承继天命登立极位，开下万世帝王一统天下的基业，吸取了古代百千代君王制度的精华，直可列于再辟再造天运的绝代英才之中了。
我这弥天重犯虽知道自己愚顽无知，本没有什么话可以陈述于皇上，但值此庶民从没有的绝好机会，怎敢不竭尽一线希望，把前时供词中不够详尽的话再直言供说，以仰符我当今皇上好问好察、勤求不倦的至诚心意。思想前对供词中所说的程明道先生奏议选拔人才的方法，当时无知，轻妄地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的准则，都是实行争先一步的方法。比如准备禁止百姓盗窃，不在盗窃上去禁，而是要先推究百姓为盗的原故，有的是因为饥饿起下偷窃之念，有的是因为寒冷生出盗窃之心。探明原因后，便要研究如何设法安置，使百姓各行农耕桑蚕之业，衣食饥暖，盗窃自然止息。又比如想使读书人养成好的运行，也不专意在品行上引导，而是要先使他们通晓道德，明彻义理。道德通，义理明，人们自然乐于好的品行，虽然强迫他们去做坏事，也不会去了。以此推理，任何事情都要争先一着。即使极为平常，涉及手工技艺、农耕医药的小事，也必然要从原来的根本上去安排进行，才能够妥贴得当，何况天下这么大，事物这么多呢！所以当时妄说要选拔人才，必要对这些人才施以教导为先。教导他们又必然要以明彻义理、通晓道德为主。
然而想教导这些人明彻义理，通晓道德，还必要要先择选教官中义理明彻道德通晓的人，才可以胜任其职务。这就是我前时供词中的谬妄之言，所就应当参考采用程明道先生所奏议的，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方法，大意是认为先要教导士人学子得法。而要做到教导得法，关键在于教官，所以又要先做到选用教官得当。
【原文】
今伏读旨意，方知我朝取士之典，除科举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猗钦！何其盛欤！此不惟当年程子所议熙宁取士一格所不能尽，且自古隆盛之朝取士之典所不能备。弥天重犯至此，因感念我皇上一种忧民图治之苦心，体天求贤之至意，不觉泣下，移时不能言。其所以为我辈赤子抚绥谋者，亘古来有如是之我后乎！况监前代德行之选，不足为铨衡之准，勘出科举文章之发，尚由积学深造而成，尤无弊不彻，无隐不烛，皆历历如数家珍，若分黑白。以是思我皇上之用心甚切甚周，抑且良苦矣。
夫以取士之方，如是之广，得人之念，如是之笃，宜贤才汇登，多士济济。而天下所荐举，间多不能仰副我皇上之深愿者，固是人才难得，然亦无乃在下之有司，以他政为急，视此荐举为稍缓欤！岂知我皇上治天下以得人为先，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自古政治之休明，生民之乐利，全视乎在上之得人，即为微末之邑宰，亦必以得人为先。所以子游为武城宰，圣人不问其他必先问其得人与否。诚以人才所关于政教风俗为至大而且重也。所以谕旨煌煌，广开仕路，立贤无方者，正为得人为治天下所必选之政。而今日之少能荐举与荐举而不实者，无乃有司视为泛常，而各省督抚亦少以此为事，而责望于所属之有司，所以至此。若使督抚以及有司执事知得为政必得人为先，仰体圣心，认真职分，在外早夜不遑，悉心推访，何患人才不得！自然千中选百，百中选士，可以仰副我皇上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之德意。
【译文】如今伏读皇上旨意，才知道我朝选拔人才的制度、方法，除去科举外，还颁布有举荐贤良方正人才的恩诏；颁布有命各省州县官员延聘寻访那些孝友端方，既有理事才能，而文章也可观看的学子，每年各举选一人的谕旨；颁布有选拔贡生，不拘泥考试名次，务必选取经通义明，品行修省人才的谕旨；颁布有命满汉内外文武大臣，将有德行、有作为、有操守的人才，各举荐一人的谕旨；颁布有命朝廷内外大臣，在京中的主事官以上，在京外的知县令以上，各举荐所了解的人才，不论举人、贡生和秀才，或是山林隐逸的雅士，送往吏部中引见的谕旨。好啊！何其详尽完备啊！不仅当年程颢先生所奏议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一种方法不能达到如此尽全，而且是自古以来隆盛之朝选拔人才的典章也所不能达到如此完备的。我这弥天重犯写到此处，因感念当今皇上那种忧国忧民励精图治的苦心，体会其秉承天命而求贤若渴的至诚愿望，不由得潸然泪下，一时不能言语。
人世间所能够为赤子百姓抚绥安宁而日夜操劳谋划的君王，千古以来有比得上我们当今皇上的吗！况且鉴明前朝以德行选拔人才的制度，不足为评量铨选各级官员的准则；勘验出科举文章的抒发撰拟，是由积累知识经过深造提高才写成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弊端和隐秘不被其透彻明察，都如数说家珍一样，黑白分明。从这些事理中便可以看出我当今皇上的用心是多么切实周到，并且用心良苦了。按说选拔人才的制度，像本朝这样多而完备，寻求人才的愿望，像皇上这样笃实诚恳，理应是贤能的人才荟萃济济，充盈朝野。但是天下所荐举的人才，中间许多人却不能符合我当今皇上的心愿，这固然是优秀人才难得，然而也不能不说是因为下边的各级官员，将其他政务列为紧要，而视荐举之事可以稍缓啊！岂能知道我当今皇上治理天下是把选得人才列为首先要力的。
唐尧曾经把不能得到虞舜而作为自己忧虑的大事，虞舜也把不能得到夏禹、皋陶作为自己忧虑的大事。自古以来，各朝各代政治修好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全在于上层选用人才得当。即使是担任小小城邑之宰，也必然以选用人才为先。所以言偃担任武城宰时，孔子不问其他事，必然是先问他选得合适的人才没有，这确实说明人才对于国家的政治教化和风俗习惯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当今皇上谕旨光辉明亮，广开天下仕进之路，立设古代圣贤所没有的典章，正是把选用人才作为治理天下之先的政举了。而当前之所以很少有职官荐举人才以及荐举的人才不实，是因为地方官员将此举视为平常小事，而各省总督，巡抚也很少予以重视，去责问督促其所属的下级官员，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如果各省总督、巡抚以及有关的各级官员都知道为政必要以选用人才为选的道理，体念皇上的愿望，认真恪守职分，深入体察民情，无论白天黑夜都不敢松懈，悉心推查寻访，何用担心人才不得！自然能够千人中选百，百人中选十，以符合我当今皇上日日努力不怠，希望获得治世贤才，以作为莅政临民人选的意愿了。
【原文】
至若谓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以此为黜陟。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今日得明旨剖分，反复看来，果是迂远难行。然我朝取士之法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惟养士之典，稍有未备。弥天重犯因古法贡士，必本于乡里，而风俗适与人材相通。曾见有蓝田吕氏乡约，经朱子斟酌增损者，其纲领甚切，其节目甚密，其联络督率之法更精详美备，有关于德教风化甚大而远。大纲有四：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每纲之下，类分节目，节目所载，准古酌今，更为尽善。乡中择一老成有齿德者为都约正，其次者为副约正，更择子弟中之端方正直、通道义而能文辞者为直月。直月每岁十二人，轮流掌其事。立三籍。愿入约者，书一籍；有善，书一籍；有过，书一籍。近者每月一会，远则每季一会。择四达之处立一约所。直月先期循环纠察同约中之善行与过行。临约之日，行礼读约毕，约正及同约以次就坐，酒三行，直月举约中之善与过，告于约正。约正当众询其实状，无异词，然后书于籍。善则约正率同约奖励之，过则约正率同约规戒之，仍将善、过两籍遍传在坐者观省，然后许各人就约所质疑问事，讲辨道理，区画家计，以及论文习射，至脯乃退。其中纲张目举，仪文度数，最为精密。
【译文】
至于程颢先生所说的，选取能明达事理的人才，让他们先受业就教于德行已修成的学者，其中学业优异者任为太学师长，其次分别施教于天下，由州郡到县，按学识程度不同区别任用。三年一届，由地方官考试选拔应举学子，逐级荐举任用。程颢先生想把此举作为官吏进退升降的制度，以达到圣德义理化成天下。但此制度因时代遥远而现在已难以实行。今日得到皇上明旨剖解分析，自己反复推究，看来果然是时代遥远今日已难以实行。然而本朝选拔人才的典章制度，已经达到了最高最完备而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只有对人才的教育培养，还稍微有些不够完备。我想古代选拔贡士，必然于乡里开始，当地风俗习惯的好坏与人才的优劣是相关通的。我曾见到过蓝田吕氏家族制订的乡约，经过朱熹先生斟酌增删修改后，其纲领切合实际，条目编排严密，其中有关联络督率管理的方法更是精详完备，对于道德教化的作用深远广大。
这个乡约的大纲有四款：第一款是德业相劝；第二款是过失相规；第三款是礼俗相交；第四款是患难相恤。每款纲领下边，类分有条目，条目所记载的，既比照了古代，又酌量了现今，更是尽善尽美。其主要做法是，选择本乡中一位处世老成，德高望重的长老为都约正，其次者为副约正。再选择本族子弟中为人端方正直、通晓道德、义理而且能写文辞的人为值月。值月每年选举十二人，轮流执掌管理本约事务。约中立有三本文册，凡是愿入约的人，名字记载于一本文册中。约中发生的好事，记载于一本文册中；约中出现的过错，记载于一本文册中。时间短的每月召开一次本约集会，长的每季召开一次本约集会。挑选位置适中便利通行的地方设立一座约所。直月先轮流纠察本约中发生的好事和过错。临到本月集会的日子，行礼宣读约书后，约正便领本约约民按次序就座，先饮酒三巡，然后由直月列举本约中的好事与过错，一一告诉约正。约正当众询问是否属实，没有异议，便命人书记于文册中。
对于好事，约正率领约民给予奖励；对于过错，约正也率约民进行规劝惩戒。还将记载好事和过错的文册遍传于在坐的约民观看思省。而后允许各人就约中的事务进行质疑问答，从讲辩伦理道德，计划家中生计，以及论说文章和渔猎习射，面面俱到，直到下午才散约各还各家。该乡约条理分明，纲举目张，奖罚的准则尺度最是精细严密。
【原文】
弥天重犯妄谓今日于科举取士之中，似当取此全文，恳祈我皇上天聪，参以时宜，斟酌损益，颁行天下。敕令督抚责委有司，每县视地之大小远近，多立约所。不拘士农工商，居其土者，皆许其入约。读约之会，先将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及我皇上圣谕广训宣读毕，然后取此约大纲细目，依其仪节，次第读过，讲解一遍。或并列祖圣德神功及前后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俗民事者，俱着令有司行文到乡约中宣示。
盖小民不知上之德教者，由于居乡之日多，到县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义，不能仰会上意。今各乡有约，每月一会，得约正，直月等讲明，心下自无疑团，各知上意，且记善有籍，记过有籍，民固知劝惩，而乐于为善。即异日有司荐举，亦必先察此二籍，必有善而无过，与过而能改者，然后试之以文艺，文艺可观，然后得蒙荐举。如此则不惟荐举本于乡里，善恶无毫发之爽，可绝欺罔清托之弊。而且情文密而壅睦洽，教化明而礼乐兴，道德同而风俗一，人人相勉于善。他年科甲举子之从乡约中历练来者，岂不更有可观者乎？夫乡约本朝廷所已颁行之典，但联络无方，约束无法，彼此善恶之行不著，友朋规劝之义不行，早晚情谊不关，往来督率无人。甚至山州草县只行之于城而不行之于乡，讲之于官而不遍通于民。不唯善恶无人纠察劝戒，即宣讲亦多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视为泛常，而民之听之亦或作或辍，有来有不来。况居乡者多，在城市者少，乡民离远，无人督率，虽有讲宣，如何听见？即如弥天重犯所居，离城市远，县中讲约读法之事，生平并未撞逢一次。如所颁圣谕广训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从前不惟不曾目见，并未曾耳闻。直至近日，伏读皇上圣谕，中间有圣谕广训序文，持以问人方知。
从前只晓得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而已。况乡人中之全不通文理者，如何晓得？似此法亦简易易行，但要责令有司实心奉行。若能天下之大，县县如此奉行，每县之中，到处如此宣讲行习，道德齐礼，其治效岂有极哉！况此规制既成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有善政善教，皆可照此仪节，遍晓民间。不惟无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体，呼吸竟可相通矣。弥天重犯山野冥顽，本不知是非可否，但管见及此，不敢不尽情直供。伏祈圣明，取此约全文，详览规制，裁夺可否为幸。
【译文】我这弥天重犯轻妄地认为当今于科举选拔人才当中，应寻取来此乡约全文，即切祈求我当今皇上以己睿智圣明，斟酌推敲其得失损益，修订增加时事要求。然后颁行天下，敕令各省督抚大员责命委派所属有关职官，每县根据地域大小大小远近，多立设约所。不管是读书学子，务农乡民，以及百工商贾，凡是居住在本乡本土的人，都可允许他入约。
本约集会时，先将本朝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和当今皇上圣谕广洲宣读，然后取出此约章的大纲细目，依照其中所规定的仪节，顺序宣读，并讲解一番。或者同时将本朝历代皇帝圣德神功及前后所颁发的政令，选出其中有关风俗民情的内容，都命令有关职官行文到乡约中明示宣读。这是因为寻常百姓不了解朝廷的仁德教化，平日多是待在乡间，到县府城镇走动的机会很少，有的又不识字，不通文义大理，不能体念领会朝廷意图。如今各乡如设立乡约，每月一次集会，乡民能得到约正、值月等人讲明各种事理，心中自然没有疑团，各人都能知晓朝廷和官府的政令意图，并且好事过错分别记载在册，乡民既知对过错进行规劝惩戒，也都乐于争做好事。以后即使有关职官想行荐举之事，也必然要先察阅这二种文册，选出那些品行好无过错，或者虽有过错而能改正的人，然后考试他们文化知识，文章达到一定水准，便能被向上举荐。这样就不仅仅荐举从本乡本土开始，对被荐的人好与坏都丝毫不能隐瞒，既可杜绝欺哄弄假相托钻营弊端，而且情文周密而使全乡百姓和睦和谐融洽，道德教育明确而礼乐兴盛，从品德高尚而形成一股良好风俗，人人相互勉励为善。他年以后，从乡约中经过锻炼而考中科举的人不就更多了吗？
论说制定乡约本是朝廷已颁布的典章，但因为没有好的联络方法，没有严明的约束法纪，彼此是好是坏都不明显，亲朋好友互相规劝的义理不实能行，邻里之间早晚的情谊互不关连，来往行动没有人督率引导，甚至那些边远山川荒野的州县只推行于城镇，不推行到乡村，只宣讲于官府而不遍传于庶民，不仅好坏之事没人勉励劝戒，就是宣讲也多不能按期举行。在官府看来，既然是平常之事，而要百姓们所宣讲的时候，也是有人尽管劳作干活，有人辍停，有人来听也有人不愿来听。况且居住乡村的人多，居住城镇的人少，乡村百姓离得远，没有人督促率领，虽然有人宣讲，又如何能听见？
就像我这弥天重犯所居住的地方，离城镇遥远，县中官府举行讲读约法之事，平生并没有遇到过一次。如前边所列举的朝廷颁布的圣谕广训斟酌选拔人才的典章制度，从前不但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说过。直至近日，自己伏读皇上圣谕，见中间有圣谕广训的序文，拿着去找别人才问个清楚，从前自己只知道圣祖皇帝的上谕十六条而已。何况乡村中一点也不通文理的百姓，又如何能知道呢？这吕氏乡约看起来也简单易行，但一定要责命有关职官真心执行，如果能使天下的县县都如此执行，每县之中，又能到处如此宣讲实行，道德礼义齐备，其治理的效果岂有穷尽！况且此乡约规制既成立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是有好的德政教化的举措，都可以依照乡约的仪程礼节，使民间百姓遍能知晓，不仅免除了上行不下效的忧虑，并且君王和百姓全同一体，连呼吸都可相通了。我这弥天重犯原是山野冥顽之人，本不知道事理的对错，但自己的这些浅陋见解，不敢不尽情快说出来。伏祈我当今圣明皇上，能传诏寻取此乡约全文，详细览阅其规则条目，裁夺可否实行，是最大的幸事啊！
十八、雍正钱发行不久，不能普遍流通，你便造谣“雍正钱，穷半年”，是居何用心？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即观铸钱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铸个钱不顺。勉强铸就的，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无人肯受。谣曰：‘雍正钱，穷半年。’若身上有一个雍正钱，即投之沟壑”等语。制钱为民间日所必需，务宜轻重适均，流通无弊，方于民生有益。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皆关铜铅之多少，此人人所知者。
向年圣祖皇帝时所铸制钱，以铜六铅四搭配，虽钱文字画清楚，而铜多于铅，遂有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者，因而钱价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银一两仅可兑钱七八百文。朕在藩邸时，深悉其弊，是以令钱局以铅铜各半搭配鼓铸，使奸民无销毁之利。又严黄铜器皿之禁，方得钱价渐平。今银一两，可兑制钱一千，小民并受其利。其钱文字画虽未甚精工，然惟铜铅相半，方能禁止销毁，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并非吝惜铜斤而多加铅两也。且铸钱由模范而成，其样钱谓之祖钱，轮廓匀厚，字画完整。由祖钱套出，谓之母钱，即逊于祖钱。再由母钱套出，是谓铸钱，今民间日用之官钱也。较之祖钱，更不逮矣。盖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此从来铸钱皆然，非独今日之雍正钱为然也。乃曾静不知钱法，信狂妄之说，遂肆讥议，任意蛊惑咒诅，何殊昏梦中之呓唔乎！
至云投之沟壑，尤为可笑。民间所有之钱，必以银两兑易而来，岂有以银易之物而委之沟壑乎！至于贸易之人，当其受钱之时，必细视钱文而后交易，若以雍正钱为不祥之物，孰肯收受！况既以货物售卖，人虽至愚，孰肯以银与货物换得之钱而轻弃之沟壑也！今直省内外，果不肯用雍正钱文乎？即如曾静之家，至为贫薄，然囊箧中亦必有制钱收贮，然后可以易米买薪，何以不投而弃之乎？
江南地方，因雍正钱文尚少，元年、二年间，有以旧钱十文易一雍正钱以为宝玩者。其重雍正钱文何以又如此？向湖南之人情与江南迥别乎？至于铸钱未能流通普遍，此则事理之常，明而易见者。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铸钱尚有流行未到之处。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时旧钱，并元、明代之钱亦流通未至。自雍正元年以来，甫及七年，所铸钱文，欲令遍及天下并荒僻之处，亦有是理乎！曾静所闻谣言，确系何人传说？曾静果否亲见投钱沟壑之人？其人系何姓名？确在何处？可据实供来。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即使看铸钱这件事，自癸卯到如今六年间，尚且铸个制钱都不顺利。勉强铸造出来的，也是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没有人肯接受。民谣说：‘雍正钱，穷半年。’若是身上有一个雍正钱，便即刻投扔到沟壑里去”等言语。制钱是民间日用所必需之物，务必应当轻重均匀适宜，流通交换顺畅，才对百姓的生活有益处。制钱上边的文字图案是否清楚，都与铜铅含量的比例多少有关。这是人人知道的事理。
当年圣祖皇帝时所铸造的制钱，以铜六铅四的比例搭配，因此制钱的价格日益升涨。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一两白银仅可兑换七八百文制钱，我在雍亲王府邸时，就深深知道它的弊端，所以后来命钱局以铜铅各半搭配铸造，使得奸民无法销毁取铜获利，后又严令禁止制作黄铜器皿，才使得制钱价格渐渐平抑。如今一两白银，可兑换制钱一千文，百姓平民都得到了好处。这些制钱的文字图案虽然不是很精细工整，然而只有铜铅各半搭配，才能禁止乱加销毁，而使制钱能够流通便民。并不是为了吝惜铜斤而多搭配增加铅两的。况且铸造制钱先要制作模型，其样钱便是祖钱，轮廓形状均匀厚薄，字面图案完整清晰。从祖钱套摸制出的，就是母钱，已经比祖钱稍差一些了。再从母钱套模制出的，叫做铸钱，是当今民间日常所用的官方发行的制钱。其质量如果与祖钱比较，就更不如了。即使是在一块铸板之内，所铸造的二枝制钱最下边的一枚必然稍重，中间一枚适宜均匀，上边那一枚就稍轻了，而字面图案也因此不能一样的完美、清晰。这是历来铸造制钱都一样的道理，并不是只有今日的雍正制钱是这样的。
像这曾静，并不懂铸钱之法，轻信狂妄荒谬的传言，便大肆讥讽议毁，任意蛊惑咒诅，何不同于昏睡中的呓唔呢！至于说要投掷于沟壑，更中可笑。民间所有的制钱，必然是用银两兑换而来，岂能有把银两易换的东西而投掷于沟壑中去的吗？至于做买卖的商贩，当他接受制钱的时候，必然是认真仔细的点看钱文后再交易货物，若是认为雍正钱是不样之物，谁肯接受！况且既然已经售卖出货物，人就是再愚蠢，谁又肯把货物换来的制钱轻易抛弃于沟堑中去呢！如今直隶省内外果然不肯用雍正钱文吗？再如曾静的家庭，虽然很是贫寒，然而箱柜中也必定存有制钱，以用来换米买柴，为什么不投弃它呢？江南地方，因为雍正制钱发行得还有些少，雍正元年、二年间，曾经有用十文旧制钱易换一枚雍正制钱作为宝玩的事情。他们又为什么如此看重雍正制钱呢？为何你湖南的人情世故就与江南不同呢？
至于铸造的制钱不能普遍流通，这也是很平常的事理，明显经常可以看到的。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制钱尚且有流通不到的地方。又如广东的高、雷、廉等府，至今还在使用宋朝时的旧钱，连元朝、明朝的制钱也没有流通到那里。自雍正元年以来，不到七年的时间，朝廷制造的铸钱，便想让它遍及天下并且荒僻的地方，也有这样的道理吗？曾静所听到的谣言，是什么人传说的？曾静果然亲眼见到过将制钱投掷到沟壑中的人没有？其人名叫什么？现在何处？可据实招出来。
【原文】
曾静供：此等狂悖说话，弥天重犯当时无知，听得人言如此，遂不穷究其事理，信以为实，随手写记放在纸上。其实到今日看来，无论人言己言，皆该杀该剐，尚有何说分解得！盖缘弥天重犯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即间有买卖，亦是用稻谷，不惟不使钱，竟少有用银子。穷民无所出息，亦无处交易得银子，所用者只有谷耳。惟富户积得稻谷多，方以谷去卖得银子用。至若钱，则无论康熙钱，雍正钱，皆未用。皇上御极之初，雍正元年、二年、三年，雍正钱流通未遍楚疆。弥天重犯彼时心下常想求雍正钱一看，以为此是新天子的通宝，以此去问人，而人间有自城市中来者，遂妄传以为雍正钱铸不成。
后又逾年，心下实要想求雍正钱看而不可得，又去随使问人，谣传遂以为如今新皇帝因铸钱不成，杀了几多铸匠。弥天重犯此话固不肯信，然无奈乡愚小民，不通钱法，每多如是说。后弥天重犯偶得一二雍正钱，细验其钱文字画，果不十分清楚。先疑以为模范新制，恐是初铸，所以未甚精工，后来再看，亦复如是。那会雍正钱少，到街市上用康熙钱熟识，又见得雍正钱文字画不完美，不知从何处遂造出这个谣言来。无知小民听得此言，遍传于乡里，弥天重犯心中渐次受了谣言悖论之毒，又加以不通钱法，解这钱文字画不清楚的缘故不出，遂不察而信以为实。直至雍正六年春，狂悖将萌，竟把此事做一个验证。
其实到今日伏读我皇上旨意，方晓得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原关铜铅之多少。康熙钱文字画清楚者，由于铜六铅四，铜多于铅；雍正钱文字画未甚精工者，由于铅铜各半。其铜多于铅，则致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而钱价日昂；其铜铅各半，则奸民无销毁之利，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细思到此，全是我皇上一段爱民苦心，经天纬地的学问，方能鉴别物理之所以然，察照民间之积弊，直从源头整理下来，此岂寻常之智虑所能窥测万一！况钱有祖钱、母钱、铸钱，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不能一式完美。小民不知其由，竟以钱文字画未甚精工，遂从此妄生议论。而弥天重犯不知钱法，亦妄信而附和之，万死万剐，自如何辞！但念小民虽顽，天性亦难泯绝，未有不知爱戴君亲者。其所以狂悖如此者，实由于心中无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其所以不知圣天子之德意者，又由于宣传之未遍。即如我皇上禁取黄铜一事，弥天重犯耳闻，亦有几多说话。山野无知，不解取铜禁铜之故，甚有谓我皇上欲取尽中国之铜，解往满州地方，熔铸以为宫殿者。弥天重犯虽心知谬传，然亦无话可解答。离县城远，未见衙门所张挂告示如何说，在外只有取铜禁铜之令，中间并未说出取铜禁铜之由。小民无知，焉得不妄生拟议！拟议出于一二人之口，传者遂遍递于千百人之耳。直至今日伏读圣谕，方晓得禁铜为防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钱价日昂；禁铜不用，则钱无所毁，而价可渐平，民得利用。是我皇上几多深仁厚泽，为民善政，远鄙百姓，皆为心中不知，糊涂浪过。此弥天重犯前供乡约内，所以说到朝廷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教民事者，须要在乡约中宣示，正为此类也。至若谓投之沟壑，从前不深究其事理，遂误听以为果有是说。今得明旨，反复推勘，而复心下思索，不惟信得无是理，且天地间并无是事，何其诞妄一至于此极耶！
【译文】曾静供：这些荒谬的言语，都是因为我这弥天重犯当时浅陋无知，听到人们传说是这样，也不推究其是否符合事理，便信以为真，随手记写成了文字。其实今日看来，无论是别人说了或是自己讲了这些荒谬言论，都是该杀该剐，还有什么话可辨说解释得呢！我这弥天重犯所居住的地方离城镇很远，没有商贩进行交易买卖，即使偶尔有些小买小卖，也是用稻谷交换，不但不用制钱，竟也很少有用银两的。这是由于山村贫困的农户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地方能交易得银两，所能交易的只有稻谷而已，只有富户积聚的稻谷多，才能把稻谷运到城镇卖得银两来用。
至于制钱，则无论是康熙钱、雍正钱，都没有用过。皇上登基之初，即雍正元年、二年、三年时，雍正制钱发行流通尚没有到达楚湘地区。我当时心中常想找一枚雍正钱看看，认为它是新天子发行的通宝，可是以此话问别人，有来自城市的人却妄说雍正制钱铸造不成。后又过了一年，自己心中生有非看看雍正钱不可的念头，又去随便找人询问，市人中间传言说是如今新皇帝因为新钱铸造不成，已经杀了不少铸造工匠。我固然不肯相信这些话，然而无奈乡村愚昧的小民百姓，不懂钱法，大多都是这样传说。后来我又偶然得到一二枚雍正制钱，仔细验看其文字图案，果然不是十分清楚。先时心中怀疑这是新制作的模型，由于初期铸造，所以不是很精细工整，后来再看，也都是这样。那时雍正钱发行的少，人们到街市上用康熙钱习惯了，又见这雍正钱文字图案不精细完美，便不知从何处造出了这个谣言来。
无知的百姓听到这些谣言，遍传于四方乡里，我这弥天重犯心中渐渐受这些狂妄荒谬谣言的毒害，加上自己又不懂钱法，解释不出雍正钱文字图案不清楚的缘故，便不去明察而信以为真。直到雍正六年的春天，自己狂妄逆乱之心将要萌生，竟然把此事做为一件例证。其实到今日伏读我当今皇上谕旨，才明白制钱的文字图案是否清楚，
原来与铜铅的搭配比例多少有关。康熙制钱文字图案清楚，是由于搭配铜六成铅四成，铜量多于铅量；雍正制钱文字图案不是很清楚，是由于铜铅各搭配一半铸造。制钱中铜的含量多于铅量，就会造成世间奸民将制钱销毁取铜，改制黄铜器皿售卖获利，从而使制钱的价格日益升涨。制钱中铜与铅的含量各半，奸民就不能销毁获利，而制钱也就可以流通便利百姓使用了。细细思想到这里，全是我当今皇上的一段爱民苦心，只有经天纬地的学问，才能鉴别出事物道理的所在，明察出民间积之已久的弊端，直接从源头上规整下来。以平常人的智虑岂能窥测到其中的万分之一！
况且制钱有祖钱、母钱、铸钱之分，即使是一板之内，所铸造的二枝钱，最下边的一枚必然稍重，中间一枚适宜均匀，上边那一枚就稍轻，而文字图案也因此就不能一样完美了。百姓们不知道这个原由，竟然以制钱的文字图案不很精细工整而轻妄地生出各种议论。我这弥天重犯不懂得钱法，也轻易地相信并且附和这些议论，即使万死万剐，自己知道又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体念百姓虽然愚顽，天性也难泯灭绝尽，没有不知道爱戴皇上的。他们之所以狂妄荒谬到这等地步，实在是由于心中愚昧无识，不知道当今皇上的恩德意愿。他们之所以不知道当今皇上的恩德意愿，就是由于宣传的不够普遍，比如我当今皇上诏谕禁取黄铜一事，我听到的便有几种说法。山野村夫浅陋无知，不了解取铜禁铜的缘故，乱加议论，甚至有人说我当今皇上想取尽中原地区的黄铜，运往满洲关外，熔炼铸造宫殿。我心中虽知道这是谬传谣言，然而也无话可解答清楚。
离县城远的人，没有见过衙门张贴的告示是怎么说的。另外，只颁有取铜禁铜之令，文告中并未说明取铜禁铜的原因。小民百姓无知，岂能不乱发议论！虽然议论出自于一二个人的口中，可传话者遂即就传遍于千百人的耳中。直到今日伏读圣谕，才知道这禁铜的原因是由于奸民销毁制钱，取铜改铸各种器皿，造成制钱价格日益升涨。禁止铜器不用，制钱便不会被毁，而价格也可以逐渐平抑，便利百姓流通使用。这是我当今皇上深厚的仁德恩泽，一心为民利民的善政之举，可边远鄙野的平民百姓，却都因为心中不知道，竟糊糊涂涂浪费时日而过。我以前供词中讲到乡约时，所以说到朝廷颁布政令，凡是有关风化教育百姓的事情，须要在乡约中宣示，正是为了解决这类朝廷政令不能宣传普及之事。至于所谓将制钱投弃于沟壑的说法，从前没能深究其中事理，便误听认为果有此事，今伏读皇上明旨，心中反复推勘思索，自己不仅相信的确没有道理，而且天地间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准会至于荒诞轻妄到如此地步呢？
【原文】
总之，愚民类多无知而悖谬，实非有心以肆妄。况毁谤讥议出于小民无知者之口，本无损于圣天子明德，而御极初年之毁谤，尤是以圣德神功之远大。盖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人所得知之猷谋。众见未尝不惊，不知者未尝不疑，惊疑交集，此谤之所由生也。是以帝尧承帝喾之后，自唐侯而陟践帝位，始三年而谤作，又三年而颂兴，又三年而谤颂悉泯，乃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况我皇上初潜之时，韬光养晦，无求无欲，只尽己性分之当然，并未尝稍露一毫声光于人间。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惟我圣祖皇帝聪明未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我皇上天禀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只以是存之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委以南郊大礼，方知我皇上圣德神谋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经天纬地，天下莫能仰测高厚之所以然，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山陬海隅，小民无知误听而起疑生谤者。
以今看来，实属理势之所必至。如此等说钱的话，亦是二年、三年事，到雍正五年、六年来，实无人如此说，今若究问传说的姓名，此是深入乡愚，只听人如此说，亦依口学舌如此说，原是不识不知，随声妄和，今日如何记得哪一人说？指得哪一人姓名出？在弥天重犯固冥顽无知，然尚稍识得一两个字，稍通得丝毫义理，且不免以讹承讹，传妄踵妄，按其罪过，该杀该剐。其实在今日就杀就剐，浑身寸磔，亦抵当弥天重犯许多罪过不得；况蚩蚩之众，较弥天重犯之无知更甚乎！我皇上德量同天，明睿并日，今日实是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罪不容诿。其余传说，同在覆冒涵育之内者，惟恳矜之恤之，悯念小民之无知陷罪而已，如何妄扯得别人！
【译文】
总之，百姓们是由于愚昧无知而轻妄荒谬乱加议论，并非有心肆意毁谤朝廷，况且这些毁谤讥议出于平民百姓愚昧无知之人口中，根本无损于当今皇上的圣贤明德，而皇上登基初年的毁谤议论，更足以显现皇上圣德神功的远大。凡是有超出常人的圣贤出世，他必然具备有超出常人的雄才大略，宏渠远虑。众人见了不能不惊奇，不理解的人不能不疑惑，惊奇疑惑交集，毁谤便由此产生了。所以，帝尧继承帝喾之后，由唐侯高登帝王之位，始初三年，谤言毁议大作；又过三年，歌功颂德之辞兴起；再过三年，谤言和颂辞全都止息，才有“不了解不知道，依顺在帝王旁边”的说法。
何况我皇上当初潜龙之时，韬光养晦，没有过分的追求和欲望，只是尽自己性理分内当然之责，并没有稍微露出一点声光锋芒于人中。卓越的才能和品行，不但天下百姓们不知道，连朝中的诸位大臣也不了解，只有我圣祖皇帝秉承天命，智慧超群，与当今皇上本是父子之亲情，自然是圣明了解圣明。早知我当今皇上天赋圣体贵重，内心义礼蕴蓄丰富，又聪明睿智，有远见卓识，足以承担君临天下之大位，然而也只是存念于心中，而不肯轻易张扬于众人。直到圣祖皇帝龙体欠安，委托我当今皇上代行南郊祭天大礼，世人才知道我当今皇上的圣德神谋久已投合圣祖皇帝的心意而深受器重。所以我当今皇上登临皇位之初，一切政令治举，经天纬地，世间没有人能观测出深厚高低之所以然，加上阿其那、塞思黑等乱臣贼子久蓄逆反奸谋，散布流言蜚语于山隅海疆，平民百姓愚昧无知，误听谣言，心中起疑而妄生谤毁议论，今天看来，也是属于事理所必然的结果。像这议论制钱的流言，也是雍正二年、三年间的事情，到雍正五年、六年以来，已没有人这样说了。如今若是究问传说人的姓名，这都是些泛泛的乡中愚昧百姓，只是听到人们如此传说，也跟着学舌说嘴。原来就是不了解不知道，随声附和而已，今日如何能记得哪一个人说的？又怎能指出哪一个人的姓名？像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虽然冥顽无知，但是也稍稍识得几个字，稍微通得一点义理，况且免不了误信人言，以讹传讹，按所犯的罪行，是该杀该剐。其实在今天就杀就剐，浑身受寸磔之刑，也抵偿不了我的许多罪过，何况世间那些熙攘忙乱的众多寻常百姓，比我更加愚昧无知呢？我当今皇上德量齐天一样广大，明睿同太阳一样光亮，今日实在是我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罪难推诿，其他传说议论的人，都是在皇上圣恩覆盖涵育之内的平民百姓，只有恳求皇上广施大恩，怜恤悯念百姓的无知陷罪而已，又怎敢随意扯进别人！
十九、为什么山西百姓争先恐后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而湖南竟有你这样猖狂悖逆之徒？
【原文】
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晋省绅士百姓，愿将军需应用之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本地自备车骡运送，至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给价雇送。而各属士民，挽车策骡，争先装载，给以脚价，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取。急公效力，旷古所稀”等语。着将此折令杭奕禄发与曾静看，并讯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踊跃急公，忠诚爱戴，实能视朕为后；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如曾静等，至于视朕如仇？此朕所不解。着讯取曾静口供具奏。
曾静供：弥天重犯禀性愚顽，不知天高地厚。然圣人在上，恩深德大，感化到至处，虽木石亦知倾向起舞。是以数月以来，感恩被化之深，白昼对人，虽是无言可以称述，然梦寐恍惚，对人言及皇恩圣德，惊惶感泣，几次流涕痛号至醒，犹有不能自止者。以是知秉彝之良，原未尝尽绝，特从前偶为外诱浮言所惑乱，不知圣德高深万一之所致，非本性与人异也。今蒙恩旨，以山西巡抚所奏，奉旨动用正项钱粮，制造骆驼绳屉等以备军需。抚臣遵旨，动银给发通省。而通省士民咸称我皇上宵旰勤民，爱养百姓，直如赤子，安享升平。无以为报，情愿自备骡车，各从本地运送，期效犬马之劳，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受脚价折奏等情，命弥天重犯阅看。弥天重犯因思君臣一伦，至大至重，分虽有尊卑之别，情实同父子之亲，本于天命之自然，无物不有，无时不在，通古今，遍四海而未尝有异也。民之乖戾，不供顺其上，固是民之无良，然亦半由在上者不以民为子，或子焉而德惠偶有未洽于民，或及民而有司不能宣扬上意，以致民或不能以君为后，即或后戴其君，而不能至诚赤忠，实尽我赤子之道者，往往有之。若果能以民为子，食思民饥而为之谋其饱，衣思民寒而为之谋其暖，一体，每念不忘其民。则君民一体，民自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不敢恤其力。虽赴汤蹈火，亦不肯避矣。然此虽有其理，从古未见有其事，不惟汉、唐、宋、明如文景、贞观、熙宁极盛之时所无，即三代郅隆之世，亦所少见。惟文王上承十五王之积累，下开八百年之太平，太和融洽，至德深仁，沦肌浃髓，见于经者，方有“庶民子来”之事。不然，以尧舜之德，亦难期此圣神功化之极救也。
今我皇上子惠元元，时时刻刻以爱养抚绥为念，至德深仁，无隐不入，无处不到。所以天和萃聚，丰稔频登，民心爱戴，顶踵思捐，以期踊跃争先报效万一者，将遍宇内而皆然矣。何况山西省近京都，感德被化，尤为最先而更亲者乎！惟有湖南隔远，民习又夙浇漓，加以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传闻道左。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然到今云开日丽，快爽欢欣，舆情谅是不同寻常爱戴。况我皇上治化，已几刑措而道德齐礼之教，犹时轸念远方，已蒙差使往湖南观风整俗矣。今又蒙恩旨，着弥天重犯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弥天重犯虽愚陋不堪，然数月以来，被我皇上德教，耳闻目见京都风景，亦颇粗知圣教之万一。纵不能有所赞助裨补于观风整俗使之前，然以当身所感我皇上之德，被我皇上之恩，尽心竭力，以直道实，逢人说项，亦得期赎重罪之毫末。但念犯罪蝼蚁，自揣不足取信于人。所赖者，惟我皇上大德至诚，既可感召天和，屡奏成效，必能孚及豕鱼，而四方风动，从欲以治。自是家喻户晓，人人咸思尊君亲上，民情必不减山西爱戴之隆矣。
【译文】奉皇上谕旨：据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中所说的“山西省的士绅百姓，愿意把军队所需用的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当地自备车马运送，到塞外归化城交收。臣等遵循皇上谕旨，命令地方官支付雇运费用。而各地所属的士民百姓，拉着车，赶着骡马，争先装载军品。官府给他们脚力银钱，却都是感激涕零，跪拜地下，拱手称谢，不肯领取。众人争为国家效力的热情，真是自古以来所少见”等言语。让将此奏折命杭奕禄抄给曾静观看，并要讯问他：湖南、山西同在本朝天覆地载之中，为什么山西的民众踊跃争先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能把我看作是他们的君主，而湖南的百姓竟有猖狂悖逆、肆意恶毒谋乱之徒像曾静等人一样，达到了把我视为仇敌的地步，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命讯问取回曾静的口供报奏上来。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生性愚顽无知，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圣贤在上，恩德深远光大，感化到至深之处，虽然是草木山石也知欣然倾向起舞。因此，数月以来，感戴皇恩教化深切，白天对人们无法以言语叙说，可是到夜间睡梦之中恍恍惚惚对人谈及皇恩圣德，惊惶感泣，几次是痛哭流涕直到醒来还不能止息。从这些就可以知道自己遵循常理的天良，并没有绝尽，仅仅是从前偶然被外边的浮言流语引诱惑乱，连当今皇上万分之一高远深厚的圣德都不了解造成的，并不是自己的本性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今日蒙读皇上恩旨，言说山西巡抚所奏，奉皇上谕旨动用国库钱粮，制造骆驼绳屉等物品以备军需所用。抚臣遵从旨意，拨出银两发放全省。而全省的士绅百姓都称颂我皇上日夜操劳，勤政为民，抚爱百姓如孩子一般，使其安居乐业，得享太平。百姓无法报答皇恩，情愿自备车马，各从当地运送至塞外营中，以向朝廷报效犬马之劳。并且还都是感激涕零，跪拜在地，拱手道谢，不肯领取官府发放的运费等折奏的情况，命我阅看。
我这弥天重犯想，君臣这一伦常，至为重大要紧，虽然有尊卑的分别，实际情同于父子之亲。这本来就是天命自然的所在，没有什么事物不含此情，没有什么时间不存此理，贯通古今，遍传四海而未曾有什么不同的。百姓违背常理，不供奉顺从自己的君王，固然是百姓的不对，然而也有一半的原因是由于在上的君王不能把百姓视为自己的子民，或者视为自己的子民，但偶然又有德惠施予不到的地方，或者施予百姓德惠，但下层职官们又不能完整宣扬君王的意愿，以至于百姓们有的不把帝王看作自己的君主，即使有的拥戴帝王为自己的君主，而又不能至诚忠义，尽我赤子百姓的道义纲常，这样的事往往是有的。
如果能把百姓视为自己的子民，饮食时思虑百姓的饥苦而能为他们谋取饱腹，穿农时思虑百姓的寒冷而能为他们谋取温暖，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每时念念不忘。那么君民如同一体，百姓自然不敢爱惜自己身体，不敢吝啬自己的财产，不敢保留自己的体力。虽然是赴汤蹈火，也不肯回避了。这些话虽然深有道理，可从古至今，却没有见过此事。不只是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如文景、贞观、熙宁等极盛时代没有，就是夏、商、周三代极为隆盛之世，也很少见。只有周文王上承十五位君王的积累，下开八百年周朝太平盛世，太和融洽，其至高深厚的德行仁义，浸浃于百姓的肌肤和骨髓，后被记载于经书之中，才有了“庶民百姓像子弟一样而来”的说法。不然，即使具有唐尧、虞舜的德行，也难达到这样圣神功化的最大收效。如今，我皇上爱抚庶民百姓如子弟，时时刻刻以爱养抚绥为念，至高深厚的德行仁义，没有任何隐僻的地方不能浸润到达。所以上天和气萃聚，五谷频频丰登，百姓倾心爱戴，愿献纳全部身心，希望能踊跃争先报效朝廷万分之一恩德的人和事，将遍布华夏大地而都是一样了。何况山西省邻近京都，感于圣德，广受教化，尤为最先而更亲近的呢！只有湖南山隔路远，百姓风气习惯又浇薄强悍，加上奸贼乱党获罪发配往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传闻于路旁道左。致使皇上圣明贤德的声名，塞阻不能遍广流传，然而到今天已是云开日丽，快爽欢欣，众人爱戴我皇上的心情大约已不同往常。况且我皇上治理教化，已经几次搁置刑法不用而施教以道德礼义，还时时辗转思念远方臣民，已诏谕差使官员前往湖南观风整俗了。如今又蒙受恩旨，让我前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差使用。
我这弥天重犯虽说是愚陋不堪，然而数月以来，受我皇上圣德教化，耳闻目睹京城中的风光事物，也粗略了解了皇上圣教义旨的万分之一。纵然不能赞助补益于观风整俗使之前，但是一定要用自身所感戴我皇上的大德，披受我皇上的宏恩这件事例，尽心竭力，将事实真情，逢人便讲叙，也希望能够抵销自己所犯重罪中的点滴一二了。但想到自己是身获重罪的蝼蚁之人，自己揣想所讲的话不能取信于人。所依赖的，只有我当今皇上的至诚大德，既然其可以感动上天，屡奏成效，也必然能将信诚施与猪鱼之类，一旦四方闻风而动，立即予以大治大理。从此，自然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心想的是尊奉亲近皇上，民情必然不会逊色于像山西那样爱戴朝廷的盛况了。
二十、有人诬蔑你的父亲有盗窃的劣迹，母亲有淫乱的行为，你能不加审查便将父母唾骂一番，甚至著书立说到处宣扬吗？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供称“君臣一伦，情同父子，四海未尝有异，湖南民习浇漓，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等语。夫“扶我则后，虐我则仇”，古有是语，朕于普天之下，一视同仁，湖南、山西之民，固皆抚之如子也。山西民俗醇良，感召天和，连年丰稔，无待朕之大加恩泽。湖南民俗浇悍，乖戾之气，上干天谴，以致浸间作，荒歉屡告。朕叠沛恩膏，所以子惠而抚绥者，不一而足，尚不得为抚我之后乎！朕揣山西之民，所以趋事赴功者，盖因圣祖仁皇帝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是以一遇国家公事，即输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肫切。试问湖南之民，独不受圣祖六十余年之恩泽乎！即据曾静前供，圣祖宾天之时，亦尝哭泣尽哀，持服拜祭。夫既感圣祖之深恩，顾不念及朕躬乎！人情于亲戚朋友，素相契厚者，或闻其子孙有过失，则必曲为之掩护；或闻其子孙被谤议，则必力为之辨白。况于君臣之间乎！伊之于朕躬，万无忍于排斥之理，况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便肆为诬蔑，敢行悖逆，尚得谓有人心者乎！伊既知君臣之伦，情同父子，今有人诬曾静之父有盗名，捏其母有淫行，曾静闻之，忍不与之辨乎？忍不察其言之虚实乎？抑不问其虚实，遽将其父母丑诋唾骂，且著书立说以扬播之乎！伊称往来奸党布散流言，被其煽惑。夫奸党充发往来之所，不止湖南一省也，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之流言！乃从无一人被其摇惑煽动者。独湖南奸民如曾静之辈，一闻奸徒之蜚语，即起叛逆之心，谓非其性与人殊者乎！且“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语，亦非正论。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
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译文】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后，供词中说了“君与臣之间的伦常关系，情深如同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没有不同的。湖南百姓习性强悍，乱贼奸党犯罪被充发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蜚语，造成朝廷圣德声名阻塞郁结，不能遍布沾润”等言语。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古时候便有这种说法。
朕对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视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来都是抚爱亲如子女一样。山西省百姓俗性醇厚善良，感动上天理气相和，连年五谷丰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习性浇薄强悍，乖张怨嗟之气，干冒上天而被谴责，招致灾患时时发作，荒歉屡屡降临。朕多次施加恩泽，像子女一样抚绥的百姓，不可尽举，还不能把朕视为抚爱自己的君王吗？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争先趋赴官府公差，是因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泽，已浸润于骨髓、肌朕之中，因此，一遇国家公事，都是献纳忠心，竭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忠诚恳切。试问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独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泽吗！
即使根据曾静前番供词中所说，圣祖皇帝归天之时，也曾经哭泣悲哀，持丧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顾念到朕的身上吗！世间人情在亲戚朋友之间，素常是相互投契，而情义深厚，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犯了过失，就必然曲意为他遮掩袒护；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被人毁谤议论，就必然全力为他辨白解说。何况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呢！你对于朕，绝对没有忍心于指责贬斥的道理，更何况是听了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没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诬蔑、毁谤，竟敢妄行悖逆之事，还能说有人的良心吗！
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情深如父子关系，如今假使有人诬蔑曾静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有人捏造其母亲有淫秽的行为，曾静闻知后，能忍心不与他们辨说吗？能忍心不去察问流言的虚实真伪吗？或者是不察问其事的虚实，便将自己的父母亲诋毁唾骂一番，并且著书立说到处传扬吗？你说自己被往来湖南的乱贼奸党所散布的流言蜚语煽透迷惑，可奸党乱贼发配往来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等逆贼奸党的语言！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被他们煽诱迷惑的，独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静之流，一听到乱贼奸党的流言蜚语，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与常人不同吗？并且所谓的“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种说法，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世间生民中大的伦理纲常，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对于做君王的来说，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这个想法，只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断然不会有将抚绥作为虐害的。我对湖广等地已尽了抚爱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静之流竟视我如仇敌了。至于曾静被中原和边远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说所诱惑，是因为往昔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统一为一体，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罢了。我曾读明代洪武皇帝的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护百姓、防护边患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由于明太祖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扰，耗费了数万万民间的财富，全国为此疲敝不堪，但灭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贤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只有一个诚字，如果存有笼络和防范之心，就是没有诚意。我既然以不诚对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诚回应于我，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来说，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近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
虽然当时蒙古人也有来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闲散之辈而已。如果因此便说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当时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经臣服于蒙古了。至于我朝，兴起于辽东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使过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诚至信的准则，统御海内四方，使我朝倾心归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会被理解为篡夺窃位的恶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愈益昌明炽盛；明朝自万历、天启以后，却是更加微弱熄灭。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敌，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为华夏君主。世祖皇帝君临万千邦国，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为一统之国体，并东南极边远的番彝各部族都收归版图之内。自古以来，华夏中国的疆域，直到今日才这样开阔广大。凡是生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还将什么中原内外、华夏与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论可讲呢？曾静有什么辨说的话，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钦此。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译文】曾静供道：“我这弥天重犯本是山野无知之人，对人情事理没有一件能够通达的，自从获罪以来，只有战栗惶恐，等待以万死之刑抵罪而已，又有什么话可以分辩？今日承蒙我皇上高厚的恩德，再次降谕旨讯问。反复细读旨意，字字句句讲得都是古代圣贤所未曾阐发过的道理，内中义旨蕴含精深弘博，已达到最高最广的境界。对我这弥天重犯来讲，实在没有一言一语可以分疏，解免自己的罪过。但自己思量当初的狂妄举动，处处都是因为不了解皇上圣德高深，错听信别人流言而引起的。论说人间的五种伦常，虽有合于人性合于天理的分别，其实都出自于本来的天性，是人的根本性理所应具备的。所以圣贤认为这是达道。只有其认为达道，因此贯通古今，遍传四海而没有差异。五伦当中，又只有君臣、父子的伦常为更大。君与臣的关系虽然生自于义理，而合于人性；父与子的关系虽然出自仁德，而合于天理。其实君臣之伦理，超过了父子的亲情。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其尊贵只在儿子一人之上。君王本是天下万物的大父大母，其尊贵与上天齐配，在万物之上。所以五伦中以君臣的关系为首要，而各自处于不同的地位，彼此都有自己应当尽的职责，原本不能互相期待。居君王的职位以天子自处，世间一切寒暑怨咨不屑于计较，而为臣为民的，自身的生杀命运，只有君王的命令所能决定，不敢因私念而生怨恨叛逆之心。虽然圣贤说过：“君王差使下臣要以礼相待，下臣侍奉君王要报以忠心。”
两边似乎平等，其实不可互相期待。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为君王差使下臣以礼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报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说：“二者皆是天理当然之事，各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
推究“天理当然”这四个字，可见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为了报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应当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应当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圣谕所说的：“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
这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当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岂能计较君王恩德的轻重呢！试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乱对待时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贤将它称赞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释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样，认为是达到了善行的极点。他说：“作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诚。”世间凡是不如商汤、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皇上谕旨说：“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并非正确的理论，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本是周武王准备讨伐殷纣王时誓师的权宜之词。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圣贤认为可行之事，但他们遇到的时机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义理而已。当初也并非他们乐于要做此事，而认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汤、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乱失德，即使象商汤、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验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讨伐之事。然而，圣贤心中，到底是不满意这种行为，始终难免以此而惭愧，岂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辈所得到的借口！因为圣贤当时的处境是正常的，经义到此已经穷绝，事理的趋势不得不变化，所以就顺其天时地利时对昏君实施裁制，不得已而为，以使古今的通义接续上天理罢了。因此，这种道理，不是大圣大贤的人不能应用。所以圣贤对此也没有说个可否，空悬此理于天地间，而不敢轻易许上学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亲情而剖析分示，推论出这个道理，也使我这弥天重犯闻知了从没有听说的事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原文】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叠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
况为民当身正义，处覆冒之下，既食毛而践土，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仰戴其君者乎！思量到此，弥天重犯虽粉身碎骨，不足以偿万剐之罪，更有何说可以解脱！况弥天重犯既知感圣祖之深恩而持服尽哀，独不思推圣祖大德于我皇上而思忠孝顺？今明旨诘问及此，虽木石亦当动心，况弥天重犯身带血气，有不割肝泣泪者乎！所痛恨者，只为自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以此递递叠闻，遂尔步步生疑。唯其有元年之流谤在心，是以后此之谣传得以入耳。而奸党造谤之大，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以弥天重犯当日看得君父之伦重大，痛当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吃紧此义，不觉透骨彻髓，只思报效于圣祖，思为圣祖皇帝之忠民义士，于义合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以是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而不辞耳。即谓惑于吕留良之悖论，在当时尚属第二、第三义。逆书虽有其说，然亦是看得君父之伦重，故以是劝岳钟琪耳。其实多为感圣祖皇帝之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宾天，弥天重犯持服尽哀，发于至性。在当时悲思，竟有不堪对人者，每暗地流涕拭泪，在己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原无意于人知，以为忠孝是读书人本分事，为各人自尽之道，岂敢希冀人知！一著人知之念，即为伪矣。尚得有忠孝乎！
【译文】现在回忆思想我皇上爱民如子，四方天下都是一样，对我们赤子百姓抚爱安绥，本来就不分山西、湖广，而山西百姓民风醇厚良善，湖广百姓民俗浇薄强悍，多次烦劳皇上圣虑忧念，屡屡施沛皇恩厚德，以尽抚爱百姓的懿行。
如今我皇上圣德谦光，圣孝诚笃，深仁厚泽，都归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见湖南的百姓，不仅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应当思量忠顺事从朝廷；即使是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也应当奉公献纳，尽守职分，以竭尽自己的忠心。何况作臣民的要自身正义，处于朝廷覆盖之下，既蒙受皇恩，君王即使不抚绥其臣民，臣民却不可不敬仰拥戴其君王呢！思量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犯虽然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够抵偿万剐之罪，又有什么言语可以解脱辩解！更何况我已感知圣祖皇帝的深恩而持丧服尽哀奠祭，能不思量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于我皇上之身，而尽忠孝顺呢？
今皇上明旨讯问到这里，虽然是木石也应当动心，何况这弥天重犯身存血气，能不割肝泣泪吗！心中所痛恨的，只因为自己身居山野僻谷，我皇上登基初年，大德尚未遍布浸润，即被奸党流言所先传入，从此谣言连连不断，逐渐慢慢生有疑心，只有雍正元年的流言谤语暗存于心，才使以后的各种谣传传入耳中。而乱贼奸党们造谣毁谤，多都是些与圣祖皇帝为敌为仇之事。我这弥天重犯当时把君王和父亲的伦常看得重大，痛感自身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恩德，认准此义理，不觉透骨彻髓，只思念报效于圣祖皇帝，要做圣祖皇帝的忠民义士，于义理也应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于是轻妄地萌发了悖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门之极刑而不推辞。
就是被惑于吕留良的谬论，在当时还属于第二、第三层含义。我自撰的叛逆书籍中虽然有些说法，然而也是把君父的伦常看得重要，因此，以这些理由劝说岳钟琪而已。其实多为自己感戴圣祖皇帝的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皇帝升天时，我持丧服尽哀祭奠，发自于天性良心。在当时悲哀思念圣祖皇帝，竟然不堪于公开众人面前，只是暗地里流涕拭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竟然这样悲哀至深。原来自己也不想使别人得知，认为忠孝是读书人的本分之事，是各人应尽的职责，怎敢希望别人知晓！一有使人知晓的心念，就是虚伪了。还能说有忠孝之心吗！
【原文】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
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谮言流毒，多切紧圣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淫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未谙，以致谮谤流言得以乱听。
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蝼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译文】
前番供词之所以说到这些，只为我犯下如此重罪，心事未能轻易表明，因此讲出这些话作为证据而已，其实当初自己的一片赤诚恳切之心并没有说到。所以在当时，不是我已经全然死心，只因为受谮言流毒所害，忠心多贴紧于圣祖皇帝身上了。岂能想到我皇上大孝大德，本就是圣祖皇帝的同德嫡体并且更有光采呢！如果像我这样以毫无影响的流言蜚语，不察问真伪，便肆意诬蔑毁谤，揆度于君臣的义礼，本就同于父子的亲情。他人诬蔑我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捏造我的母亲有淫荡的行为，我的心情必然是不安，一定要查问清楚，为父母辩解，并且为他们掩护。而有人对皇上进行诬蔑捏造，自己便信以为真，漠然不予察问，比起对父母的情义，相差悬殊甚远，我这弥天重犯万死的罪行，实在是无法逃脱。但是，当初的轻举妄动，误听信谣言而认为是实情，也是因为圣祖皇帝的恩德已经深入了人心，作臣民的无不希望朝廷圣子圣孙能继承其大统。当时心中所想，认为处在今日，即使我皇上偶然有德行不如圣祖皇帝之处，民间的百姓们也必然会为其掩护，不忍心宣扬。今所闻听的这些传言，认为都出自于往来京城的人口中，并不是起于民间，因此妄自疑惑圣祖皇帝对人并没有仇怨，今日听到传闻的这些事，必然有其原因，何况天子本是四海天下的共同君主，世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心冒不良之名而肯造谣毁谤呢！这样我在当时，一是从来未经历过人世道路的倾险，不能识透人情有如何的变换诡诈；二是从未到过京师，不能闻知奸党乱贼如此阴险歹毒；三是皇上圣德高深，但湖山万里隔阻，不能及时遍传知晓。因这三件事不熟悉了解，以至于误听信了谮谤流言。
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乱贼奸党，流布于民间，也不是一处一路。除去充配发放广西的罪犯外，还有化名变迹，借巡游讲学为名的人。而他们诋毁诬蔑皇上圣德，多是从谈文论学入手的。山野愚民，又从哪里可以窥测清楚他们的底细来历呢？因此不知不觉便被他们蛊惑煽动。至于奸党乱贼获罪发配，所经过的省郡很多，也不止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些逆党的流言？却独自不能惑人是听，为什么只有湖南的奸民一听到蜚语，即生起叛逆之心？这奸党乱贼有心造谣惑众，多是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其心中空虚，流言就容易传入，其心中踏实，流言就容易被识破。之所以奸党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省地方传布流言，是因为山西、河南等省离京都很近，往来的人多，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人人都能闻知，心中踏实而有主见。
只有湖南离京都遥远，往来的人少，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未能遍布浸润，山野僻谷闻知圣德的人不多，心中空虚，自然容易被蛊惑煽诱了。这不是山西与湖南的百姓性理全然有分别，实在是所处的地理不同。
【原文】
至若谕旨以华夷之辨，推原于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且谓明祖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以及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慎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大哉皇言！既与天地同体，复与天地同用。于穆天也，而我皇上配对之，不见其不足；我皇上也，而天全体之，不见其有余。况见透汉、唐、宋、明几多英主隐曲作用，直同儿戏。不唯德量同天，心公到至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到极处。此等境界，自古帝王所少到，而此等议论，自古圣人所未发。苟非我皇上身亲历到，焉能辨别到此至处，焉能包容到此极处，焉能阐发到此至微至细处！况复以感人之道，总归一诚，尤俨然活露天体之大矣。盖惟天至诚，惟其至诚，所以覆冒无外，感而遂通。故《中庸》言：“诚”，必推极于天，惟其诚能合乎天，所以高明光大，博厚悠久，与天无异世。此我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国成一统之盛，凡天所覆冒者，俱归版图，凡属民生，皆当庆幸，岂有华夷中外之间哉！理到至处，行到极处，虽尧舜复起，亦不能赞一词。而我皇上不惟规模弘远，开中天之隆会；抑且道德广大，立万世之成规。人君不能修身配天，强分中外华夷，到此直堪耻无地矣。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言余唾以混理学之正者，逆天不亦甚欤！至是而益信我朝名义之正，德业之隆，诚极生民所未有世。猗欤盛哉！
【译文】
至于皇上谕旨所说的华夏夷狄民族之分，推论出原就是由于往昔的历代君王不能实现中原内外一统成规，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并且指出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起来的，心中惟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其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先存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边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皇上所言真是英明伟大啊！既与天地同为一体，又与天地所共用。对于上天，我皇上的圣明与其相配对，不见得有什么比不上的；对我皇上，以上天全部的德理与其相比较，也不见得有多余的。
况且我皇上见解透彻汉、唐、宋、明几代诸多英明君主隐蔽委屈的作用，真如儿戏一般。不仅仅是德量齐天，出天公心到最高之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秋毫。此等境界，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少见到，而此等议论，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没有阐发过。假如不是我皇上所亲身经历，怎能辨别到如此至明之处！怎能包容到如此极深之处！又怎能阐发到如此至微至细之处！况且又将深入感化别人的道理，归结为一个诚”字，更俨然显露出天体的伟大了。只有上天至诚至信，只有我皇上至诚至信，所以覆盖不分内外，感化而通达四方。因此《中庸》评诚信”时，必然推论其可高于上天，只有诚信可合乎天意，所以光明正大，博厚悠久，与上天无异。
我当今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原成一统之盛世，凡上天覆盖之地，俱归于版图，所有的臣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岂能再有什么华夏夷狄内外之分！其义理到了最精深之处，品行到了最高尚之处，虽然是尧舜复生再起，也不能被赞颂于同样的言词，而我皇上不只是规模弘远，开创中天之隆盛，并且道德广大，立设万事之成规。作为人君，如果不能够修省自身，德行配天，而强要分中原内外华夏夷狄，到此只怕是难堪羞愧，无地自容了。何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贤片言只语以混淆理学正论的人，悖逆天意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因此我更加相信本朝名正义顺，德业大隆，真正是人间所没有，何其兴盛啊！
二十一、自称忠民义士的曾静，你为什么要甘愿赴蹈灭族死罪而谋反呢？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供称“身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遂尔步步生疑，后此入耳谣传，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是以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等语。
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逆党之言，是朕之失德备闻于耳，而阿其那贤孝之名，及圣祖皇帝欲传位于允之事，亦入于耳。你既感圣祖皇帝之恩，即以朕为君父之仇敌，不克缵承大统，则亦当劝岳钟琪世受国恩，当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你逆书内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乎？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狂悖之举，按其罪，触处皆是，本无一线可生。苟非大圣人在上，德量同天，精明并日，本大公无我之怀，虚心体察，使顽逆隐情毕露，虽磔尸磨骨亦不足以偿当身莫大之罪，尚有何说可以疏解！今承恩旨讯问，前供所称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则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逆书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究问及此，弥天重犯惶恐战栗，万死何逃！不惟无说可以仰答天聪，即自问亦无说可通了。今亲观圣德之高深，极生平所未有，感被皇恩之浩荡，彻骨髓而融洽。此所以心悦诚服，而痛悔当年狂悖之举，切齿于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造言流谤者以终天也。然苟非我皇上之德量同天，精明并日，亦只有杀而已矣，剐而已矣。今承旨问，从肝滴出一字一泪，实无半语只字可以仰答天聪，理屈辞穷，自如万死万剐莫偿，只有惶恐战惧而已矣。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前番供词中说了“我身居于山野僻谷，当今皇上登临帝位初年，朝廷圣恩大德尚未遍布露润，就先被奸言邪说蛊惑煽诱，遂即便渐渐心中生疑，此后传入耳中的谣言，都是些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自己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于是狂妄地萌生了悖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族死罪”等言语。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逆贼奸党的言论，是因为说我失德无道的很多谣言传入你耳中，而且，阿其那贤孝的名声，以及圣祖皇帝想传帝位于允之事，也传入你耳中。你既然感戴圣祖皇帝的恩德，把我视为我君父的仇敌，不配继承帝位，那么，也应当劝说岳钟琪感念世受国恩，应当仰承先圣祖皇帝遗志，辅佐阿其那、允等继承先帝的基业，却为何竟以叛逆不道的言论，去鼓动岳钟琪谋反？况且你在所写作的叛逆书籍中，将华夏民族与夷狄少数民族进行区分，直言指明圣祖皇帝是夷狄民族，予以诋毁诬蔑，又为何要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呢？可据实供说出来。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狂妄荒谬的举动，要说论罪，处处都是，本来没有一线生机。如果不是大圣大贤的皇上在上，德量同天地一样宽广，精明如日月一般光亮，本着大公无私的崇高胸怀，虚心体问察勘，使愚顽的逆贼隐情毕露，虽然是磔尸碎骨也不能抵偿我自己天大的罪过，又有什么话可以分辩！今承蒙皇上恩旨讯问，前番供词听说自己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就应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圣祖皇帝遗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人，继承先帝的基业。为何竟以叛逆不道的言论，去鼓动岳钟琪谋反？况且在自己写作的叛逆书籍中区别华夏民族和夷狄民族，直接指明圣祖皇帝是夷狄少数民族予以诋毁诬蔑，为何还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皇上谕旨究问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犯惶恐战栗，万千死罪哪里能脱逃！不但是没有话可以仰答我圣明皇上，就是自问自己也没有话可解释得通了。如今亲自目睹我皇上圣德高深，是世人生平所没有过的，感受浩荡的皇恩，直深透骨髓而融通浸润，如今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并痛悔当年的狂妄荒谬举动，切齿增恨被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乱贼奸党造谣毁谤所蛊惑而贻误了自己的终身。然而，如果不是我皇上德量同天地一样广大，精明如日月一样光亮，也只有杀剐死去罢了。今日承蒙谕旨询问，从肝肺间滴出一字一泪，实在没有片言只语可以仰答我圣明皇上，理屈辞穷，自己知道虽万死万剐也不能抵罪，只有惶恐战栗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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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山西嘉祥兆瑞迭现，湖南连年水灾，这些说明什么？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前因山西绅士庶民运送军前骆驼鞍屉，自备车骡，不肯领价，踊跃急公，争先恐后，已将晋民情节谕你。今不旬日间，晋省保德州等处，遂有庆云呈献之瑞。据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处奏报前来，特将奏折发与你看。朕从来不言祥瑞，但天人相感之理，实捷于影响。晋民怀尊君亲上之心，是以连年丰稔，今又蒙上天特锡嘉祥，以昭示福佑万民之象。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被水灾者，实因民风浇薄，又有你与张熙辈心怀悖逆，以致乖戾之气上干天和。此理显然昭著。但朕凉德，不能化导湖南百姓，亦不能辞其咎。你从此更当猛醒，知天之不可欺矣。你今仍怨谤朕一人乎？
曾静供：自古称圣王励精图治，虽不言祥瑞，然到治定功成，而祥瑞自然协应；必到祥瑞协应时，而后称得治定功成。此《中庸》推学问之极功，圣神之能事，而必归到“天地位，万物育”上去者，此诚以大君之身，与天相配，其精神运量，与天相通。君能心与天心融通无间，而克符合一，则和气致祥，自然云日辉煌，藻彩缤纷，以及河清海晏，万物顺成，百福骈集。若君心稍有一点与天心不相符合，则戾气致异，一切反是，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但其中不能尽同，亦微有辨。盖有君尽其道，而臣庶不能仰体君心，此又以君为天，君心为天心，臣庶之心不能仰体君心，即与天心相违，所以亦能致异。此普天之下，所以有嘉祥灾异之不能尽同也。恭惟我皇上克体天心，克肖天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浴寰宇。其效至于薄海内外，物阜民康，皆歌乐育，礼陶乐淑，共被洪钧。惟圣心与天心合一，君德与天德无间，所以天和见彩，地灵垂祥，大者如五星聚、黄河清，嘉谷蓍芒，百瑞叠呈。我皇上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以只褡怨盼醇鹫鳎死碇萦谟跋於抟烧咭？？
至于近者晋省庆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藻彩缤纷，与湖南数年歉收，旱涝叠闻，灾异间见，其理复异者，何也？诚以晋省民心醇厚，知恩感戴，民心能仰体君心，一切输诚奉公之事，无不踊跃争先。故于办理驼屉之会，而天垂祥瑞，以协人心之顺。若湖南虽同处覆冒之下，而民俗浇滴，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为恩，被德而竟忘其德。加以弥天重犯等之狂悖丧心，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业顺化。是湖南庶兆之心多与我皇上之圣心相违。即与天违，所以厉气致异，而灾寝独屡见于湖南也。但此理甚显示甚微，非我皇上精通性命之源，素能默契乎天，而复能与天合一，焉能知之！弥天重犯到今日读所报闻诸嘉祥奏折，并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之理观之，不惟信我皇上之至德毫无瑕累，实实与天合一。在弥天重犯将插翅遍飞遍传，破谮除谤之不暇，岂尚复为谮谤所惑之理！抑且自痛悔当年狂悖之举，诚得罪于天，而不意今日戴天广大之德，推原致罪之由，宽宥以至于此极也。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前时因山西士绅百姓运送军需骆驼鞍屉，都是自备车马，不领取运费，为官府公差踊跃向前，争先恐后，我已将山西百姓这些热心奉公献纳的情节传谕于你。如今不过旬日，山西省保德州等地方，便有祥云呈现的瑞兆出现，现据该省巡抚、学政、市政使三司衙门奏报上来，特将这些奏折抄发给你阅看。我从来不说祥瑞征兆，但上天与人的理气相互感通，是双方相互给予的影响形成的。山西百姓怀有尊奉君王亲近朝廷之心，因此连年五谷丰登，如今又蒙上天特意赐与嘉祥兆瑞，以昭示福佑万民的景象。由此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次遭受水灾，实在是因为民风浇薄强悍，又有你与张熙这些人心怀悖逆之念，以至于乖张抵触之气上干冒犯了天和，这个道理是显明而昭著的。不过由于朕才德凉薄，不能感化导育湖南的百姓，也不能推辞自己的过失。曾静你从此更应当猛醒，要知道上天是不可欺骗的。你如今仍然怨恨谤毁朕一人吗？
曾静供：有古圣贤的君王励精图治，虽然不讲祥瑞征兆，但是到了国家长治久安，功德告成之时，祥瑞征兆自然和谐而生；也只有祥瑞征兆显现时，才能称得上国家长治久安，功德告成。这就是《中庸》所推断道德学问的极大功力。圣明神化的非凡能量，而必然归到“天地正气充盈，万物才生长发育”上去。这确实是说君王之身，与上天相互配合。其精神运量，必与上天相互感通。君王之心能与天帝之心融通无间，而能够符合一致，那么天地和气而生祥瑞，自然是云日辉煌，五彩缤纷，以及江河湖海清澈，万物顺利成长，千百福佑汇集。若是君王之心稍有一点与天帝之心不相符合，便使乖张抵触之气造成灾异，一切都是相反的结果，这个道理大致上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其中又不能完全相同，也稍微有些区别，
比如有君王能尽自己的道义准则，而臣子庶民不能体念君王之心。这又好比以君王为天帝，君王之心为天帝之心，臣子庶民之心不能体念君王之心，就是与天帝之心相违背，因此也能造成异化。这便是普天之下，所以出现有嘉祥和灾荒的不同结果。只有我当今皇上能够体念天帝之心，能够类似天帝之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布浸润天下，其功效已达到四海内外，物质丰富，庶民安康，都是歌舞升平，乐于圣德抚育，恭谦礼让，乐于贤淑善良，共同接受上天的福佑。也只有我皇上之心与天帝之心合一，我君王德行与天帝德行无间相同，所以才能有上天和美显现彩光，大地灵气垂降吉祥，盛兴时出现五星联珠，黄河浊水变清，嘉禾灵芝茂盛，千百种瑞祥迭起纷呈。
我当今皇上为天帝和世人所感念信服，建成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丰功伟绩，以至于获得自古以来没有见过的吉庆瑞征。毫无疑问，这是由天帝与我皇上相互给予的影响所形成的。至于近日山西省彩云捧日，环绕三层而光华四射，五彩缤纷，但湖南省却是连年农田歉收，旱涝灾害迭起不断。出现这些事理不同的原因何在呢？确实是山西省百姓心底醇厚，知恩感德，百姓心中能体念君王之心，一切向朝廷献纳诚心奉公之事，无不是踊跃争先。所以在办理运送军需驼屉之际，上天垂降祥瑞，以协调人心之顺和。像那湖南省虽然同处在朝廷皇恩覆盖之下，但百姓风俗浇薄，不能体念我皇上抚爱的心愿，施以圣恩而不认为是恩，按受厚德而忘记其德。加上我这弥天重犯等人狂妄荒谬丧尽良心，不但不知道我皇上的恩德齐天一样盛大，还竟然不能安心乐业顺化朝廷。因为湖南省庶民之心多与我皇上的圣心相违背，所以祸患造成异化，而灾荒独自多次出现于湖南省内。但是这个道理既明显又很轻微，如果不是像我皇上这样精通人性天命的渊源，平素能与天心默契相和，而达到与天心合而为一，怎能知道这个道理所在！我这弥天重犯今日从这些读到的各地所呈报观睹嘉祥瑞兆的奏折，并加上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中的义理看来，不仅信服我皇上至高无上的德行毫无微小瑕疵，还实实在在是与天帝合而为一了。对我这弥天重犯来说，即使插翅遍飞遍传，破除谗言毁谤还顾不及，岂能有再被谗言谤议所惑乱煽诱的道理！何况自己痛悔当年的狂妄荒谬举动确实是失罪于上天，想今日能蒙戴天地一般的广大恩德察出我犯罪的原因以至于宽宥到了这样的极点？
二十三、云贵两地民风淳厚，服教乐善，以至感召丰收大稔，正是天人感应昭著啊！
【原文】
奉旨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诈伪，风俗浇滴，而督抚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化导愚民，以致风雨不时，灾屡作。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以此感召天和。云南连岁大稔，而贵州今年通省丰收，所产嘉谷，岐穗繁多，科粒硕大，为从来所未见。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本，及所进嘉谷图样与你看，天人感应之理，显然昭著如此，你再有何说？
曾静供：天人感应之理，捷于影响，弥天重犯已曾供过，不敢复赘。今观贵州巡抚所进献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一茎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数之多者；粟米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有奇者。不惟从来目所未见，实从古耳所未闻。此必贵州人民被服圣教，革面涤心，输诚向化，熙乐利，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我皇上励精图治之苦心，于我皇上之大德无不洽，至教无不通，道德齐礼之化，无不顺应协从。所以与云南、山西等省同一尊亲爱戴之诚，上召天和，是以或垂天锦以示祥，或著地灵以呈瑞。其事虽异，其理则一也。惟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覆冒之下，同受生成之恩，而数年以来灾异屡见者，何也？实因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奸党将圣德诋诬，造言惑乱，而湖南之民无知轻听，妄以我皇上之德，果如奸人之谤，各怀不平而怨咨嗟议，反以数年灾为皇德之亏所致。岂知我皇上以亘古未有之至德深仁而湮郁远鄙，是以上天震怒，屡示灾异，以遗责湖南之民。则湖南之民乃不知省，反听信奸党之谤而致怨乎上，故怨愈深而灾愈厉。盖湖南之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致祥，其事虽殊，其理实同，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所致。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致祥，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之民，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乐业安化，皇上至德舒畅四达而无隔碍，所以和气融通而能致祥。
湖南之多灾，是湖南之民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胸存悖逆之念，不肯安业乐化，皇上至德间隔湖山而多郁结，所以戾气否塞而能致灾。所谓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实因我皇上之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此等应处，又有此等异处。今弥天重犯得见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及伊等平日所蓄养之匪类等所供谤议，恰与湖南百姓所闻无异，于此见得奸党上误国家，下害生民，蓄心狠毒，一至于此。若非我皇上仁孝诚敬之至，上细于天，素孚于祖，感通默相，焉能使诸奸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而我皇上之大德，转因此光明显烁，耀中天。所谓“仲尼，日月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此理至今日而益验矣。到此实实信得我皇上之德，超越古今，与天、与圣祖一而二，二而一，并无毫发彼此之间，故能为圣祖所笃爱，上天所眷佑，而天理响应如是，报验如是。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伪诈，风俗浇薄，而总督、巡抚大员们又不能宣示我的声威和恩德，教化导育愚昧无知的庶民，因此造成风雨不断，灾患多次发生。云贵总督鄂尔泰着实能体念我的心愿，教化养育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感服教化，乐于行善，因此感召了上天祥和，云南连年庄稼丰稔，而贵州今年是全省丰收，所产的嘉禾稻谷，枝穗繁多，颗粒硕大，从来没有见过。如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的奏章，以及所进呈的嘉禾稻谷图样给与你观看。上天与世人感通应和的道理，如此明白显著，你还有什么说词？
曾静供：上天与世人感通应和的道理，是互相给予的影响形成的，我这弥天重犯已经供说过，不敢再重复赘述。今日观看贵州巡抚所进献的祥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的一根叶茎上长出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个穗上长有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数之多的；粟米长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的，令人惊奇不已，不只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也实在是从古代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必然是贵州庶民百姓披服圣德教化，革面洗心，诚心归化，到处光明快乐，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了我皇上励精图治的良苦用心。也在于我皇上的圣恩大德无处不滋润，至理的教化无处不通达，道德礼义的感化育导，无处不顺应协从。所以与云南、山西等一样的尊亲爱戴的诚心，感召了上天祥和之气，因此，或者是垂降天锦以示吉祥，或者是显出地灵以呈现瑞兆。其事情虽不一样，道理却都相同。只有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于朝廷覆盖之下，同受天地生成之恩，而多年以来灾患屡次发生，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乱贼奸党对皇上圣德诋毁诬蔑，造谣惑乱。
而湖南的百姓愚昧无知，轻听偏信，妄自以为我皇上的德行，果然就像奸党的毁谤一样，各怀着不平之心怨恨嗟叹，反而认为多年的灾患是皇上德行有亏所造成的。岂能知道我皇上这亘古没有的深仁大德被塞阴于远乡鄙野，所以上天震怒，多次示以灾患，以谴责湖南的民众。而湖南的百姓又不知反省，反听信奸党的谤毁言论而怨恨于朝廷，因此怨恨越深而灾患越重。这湖南的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的呈现祥瑞，事情虽然殊别，其道理实际相同。这是同一上天神灵眷念护佑我皇上的大德所施与的不同反应。贵州、山西、云南等省呈现祥瑞，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的庶民百姓，能敬仰体念我皇上的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安居乐业，皇上的高尚德行舒畅四达而没有什么阻碍遮隔，所以和祥气理融通而能呈现祥瑞。湖南的多灾多患，是湖南的庶民百姓不能敬仰体念我皇上的大恩大德，胸中存有叛逆之心，不肯安心务业乐于教化，皇上的高尚品德被江湖山川隔挡郁结不能遍传，所以抵触怨咨之气阻塞而引来了灾患。所说的同一上天神灵眷念护佑我皇上的大德，是因为我皇上的大德从古到今都没有过，因此既有这样应和之处，又有这样的异别之处。
今日我这弥天重犯见到阿其那、塞思黑、允、允以及他们平日所蓄养的亲信党徒谤言论供说的，恰好与湖南的百姓们所闻到的说法相同，于此事可以看出奸党乱贼上误国家，下害百姓，居心险恶，已达到如此狠毒的地步。如果不是我皇上最仁孝，最诚敬，上感格于天帝，素常又被圣祖皇帝信赖，圣心相互默默感通，岂能使这些奸党乱贼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呢！而我皇上的大德也因此更加光辉闪烁，明亮中天。古语所说的“孔子，像日月一样，有人虽想自绝于上天，又怎能伤害于日月呢！”
这个道理至今是日益被验证了。到了如今实在相信我皇上的德行，已经超越了古今，与上天、与圣祖既是二者，又是一体，并没有丝毫的彼此之分，所以能被圣祖皇帝笃爱器重，上天神灵施以眷念护佑，而天理响应是这样，报验也是这样。
二十四、孔庙失火和庆云出现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祥瑞呢？
【原文】
奉旨讯问曾静：你从前逆书内云“于今正值斯文厄运，是以孔庙焚毁”。今据督修庙工之通政使留保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当孔庙大成殿大梁之前二日，庆云现于曲阜县。形若芝英彩凤，五色缤纷，正南、东、西三面拱日朝阳，历久益加绚烂。万目共睹，无不称庆”等语。今将留保所奏之折及庆云图发与你看，还是斯文厄运之灾异？还是文明光华之祥瑞？你今又如何说？
曾静供：道之在天下，本无处不有，无人不备，特凡民为气禀所拘，物谷所蔽，是以有的不适如其有，备的不能果见其备。故聪明睿智之资，气禀清明，义理昭著，生知安行，千万人中无一见焉，甚或数千年无一遇焉。然一有之，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所谓“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君与师原属一道，并未尝有岐，此尧舜、禹汤、文武之世，所以只有君之重，并无师之名，盖以君职原兼师职故也。唯至春秋战国，二帝三王之道熄，时有孔子生安之圣，厄而在下，当时仁义之风微，功利之习兴。一时功名之士，以治天下为另有一种权谋术数之学。于是群指孔子为师道，而称君德者，视此则有彼此之分。
而孔子之所谓仁义道德者，每多置而不讲。历汉及唐以至于明，二千余年，孔道晦塞，未有能明能行。孔道不明不行，又安望其有虞、夏、商、周之治效乎！惟我朝圣祖皇帝得尧舜、孔子之心传，是以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内外，已媲美于虞、夏、商、周。我皇上以天之聪，生安之资，加以初潜四十余年，研深味道之功，其于尧、舜、孔子之道，合圣祖家学精蕴而久已集其大成。不惟与尧、舜、孔子之心传无二，抑且于圣祖一切政治而更有光矣。此所以天人感应，随时随地莫不信而有征。盖有亘古未有之道德，自能成亘古未有之治功；有亘古未有之治功，斯能备亘古未备之休征，此理之一而不易者。兹因山东孔庙大成殿庙上梁之前二日，而庆云五彩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此盖孔子之圣，浑全一团天理，孔子之心即天心。今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即是与天心为一。而祥瑞见于曲阜，适在兴修圣庙之会者，乃上天所以嘉予圣心与孔子之心为一处，比泛见于云、贵、山西等省，其庆幸为更大，其盛德之合于孔子，而感孚上天者为更极其至。此所以为一无之中，文明光华极盛之会，而为生民所未有也。弥天重犯从前无知，并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所以以为流言摇惑，而为是万剐之说，悔恨无及。今既含生被化于天高地厚之中，自验知之比他人更深，信之比他人更笃，到此只有尊之亲之，爱之戴之，传颂以为亘古未有此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更有何说。
【译文】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从前在所写作的叛逆书籍中说：“现在礼乐制度正遭逢厄运，所以孔庙被焚毁。”
如今据监督修复孔庙的通政使留保奏报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午时，正当孔庙大成殿临近上梁的前二日，祥云突然出现在曲阜县上空，形状就像是灵芝花草，彩色凤凰一般，五彩缤纷，在正南、东、西三面拱托着太阳，经过长时间后更加绚丽灿烂。万民都目睹了此一情景，没有不为此祥云瑞兆而称颂庆贺的”等言语。今日将留保所呈报的奏折及祥云瑞兆之图发给你看。这是礼乐制度遭受厄运的灾异呢？还是文明光华的吉祥瑞兆？你今日又如何解说？
曾静供：道行义理在天底下，原本就是无处不有，无人上具备，但是平常百姓被禀受的天地之气所限制，以及受物质的欲望所遮蔽，所以有道行义理的不能依照其道行义理，具备道行义理的又不能真正理解其具备的道行义理。因此，天资聪明睿智，禀受天地清明之气，道德义理昭著明显，生而知之，安然行之的天才，在千万人中也不能见到一个，甚至数千年也不能遇到一个。然而，一旦有了这样的天才，那么上天必定授命他为亿万庶民的君王师表，所说的“天赋诚信聪明可以作君王，君王可以作庶民的父母”，又上天降至贤于民间，做他们的君王，做他们的师长”，是讲君主与师长原就属于同一道统，并不曾有区别。在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之所以只注重于君王的权位，并没有显明师长的名望，是因为君王原就兼有的师长职责的缘故。只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二帝三王的道行义理渐渐消亡，而生而知之，安然行之的圣贤孔子又正在民间遭受苦难。当时，仁义道理教化的风气渐渐衰败，追逐功名利禄的习尚日益兴起。一时间，追求营取功名的人们，认为治理天下另有一种道理谋略学问，于是众人指出孔子的学说只是为师之道。而称颂君王德行的人，便认为君王与师长有彼此之分，对孔子的所谓仁义道德理论，常常是置于一旁不讲。
历经了汉、唐各代以至于到了明朝的二千余年间，孔子的仁义道德理论被昏暗阻塞，没有被阐明实行。孔子的仁义道德理论不阐明不实行，又怎能希望有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治国安民功效呢！只有我朝圣祖皇帝承继得尧舜、孔子道统的真谛相传，因此，君临天下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于四海内外，已经可与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相媲美。我当今皇上以天赋诚信聪明睿智，生而知之，安然行之的才质，加上当初在藩第四十余年，深刻研究道德义理的功效，已从尧舜、孔子的道统，汇合圣祖皇帝家教的精蕴义旨而集其大成，不仅与尧舜、孔子的道统真谛相传没有二样，并且比圣祖皇帝的一切安邦治国策举更有光采了。这就是上天与世人感通互应，随晨随地没有不被信诚而验证的。
如果具有从古到今所没有的德行义理，自然能成就自古到今所没有的治国安民的丰功伟业，具有了从古到今所没有的治国安民的丰功伟业，也就能具备从古到今所没有完备的吉祥征兆。这个道理是一定不会改变的。这次因山东孔庙大成殿上梁之前二日，祥云五彩斑烂，拱抚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上空，这都是因为孔子的圣心与上天浑然成为一体，相互通融，孔子之心就是天心。今日皇上之心与孔子之心相融合一，就是与天心融合为一。而祥云显现于曲阜上空，适逢在兴修圣庙之时，这是上天所以赞许皇上之心与孔子之心融合一体的体现，比起显现于云南、贵州、山西等省的吉祥瑞兆，更值得庆幸。
皇上的圣德融合于孔子，而感动信服于上天更是到了极点。这就是在海内全国之中，文明光华极盛的际会，而在民间百姓中是没有的。我这弥天重犯从前愚昧无知，并不知天高地厚，所以被流言所煽诱，而轻妄地发出万剐不赦的逆说狂言，如今悔恨莫及。现在既然一切生命都被化育于天高地厚之中，自己知道论文认识的比别人更深刻，信服的比别人更诚笃，到如今只有尊奉皇上，亲近皇上，爱护皇上，拥戴皇上，传颂这从古到今所没有的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又有什么话可解说。

（清）雍正皇帝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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