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的看法

编者按：本文介绍了国外对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的三种看法，这三种看法分别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资本主义性质、后社会主义性质。

                              韩艳涛

一、经济体制改革属于社会主义性质

 多数海外人士肯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肯定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认为邓小平领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为了发展经济，使中国更加强大。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准确地看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认为：“虽然中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据此就断定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将是天真幼稚的。中国的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尽管他们热情好客，并且似乎渴望与西方接触，他们广泛进行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是改革中国的本色．而是为了引进那些能应用于中国的东西，以使中国强盛，而又不改变它。”鉴于西方许多幼稚的观察家认为邓小平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终止共产主义统治，尼克松明确指出：“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他看来，邓小平进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认为：“这种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还唱着、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主市场，如农业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增强了生产的刺激力。”美国学者戴维·w·张与费正清持相近的观点，他指出：“邓从来不是而且现在也不是一个‘走资派’。虽然毫无疑问他准备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但他对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的哲学信仰却不会改变。”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高度赞扬邓小平领导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坚信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谈到：“我敢打赌，他能使中国腾飞，走向某种新型经济，仍称社会主义，却吸收了很多自由贸易成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得以稳步跻身于那些蒸蒸日上的太平洋流域诸强之列。”美国石油巨头亚蒙·哈默博士指出：“邓正在向中国引进许多健康的东西——所有资本主义的优点而不是缺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有的银行、铁路和大工业还属于国家所有。”

上述观点表明了中国实行的改革并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要引进那些对中国有益无害的东西，从而使中国更加强大。日本首任驻华大使，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小川平四郎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紧密结合，认为：“邓小平决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在他的脑子里，经常同时存在两种观念，即改革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这从他的发言中便可以看出。他有时强调改革开放，有时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有时是两者一起谈。”“这样看来，逐渐判明了在现在的阶段，无论怎样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也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条线，四项基本原则。”

         俄罗斯学者杰柳辛在《今日亚非》1992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未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是摆脱了僵死的教条主义的框框，并且能够灵活地推行各种政策。他还在《远东问题》上发表的《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理论》一文中谈到：“他很清楚，不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坚决放弃那些过时的和不符合现代要求及中国民族特点的原则，就不可能坚持作为社会理想和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论断肯定了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而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新加坡《联合早报》在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特辑中指出，邓小平虽然强调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把经济建设当成第一等要事来抓，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决不可动摇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决不可偏离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要和中国打交道的世界各国所必须注意到的信息。

            二、经济体制改革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

         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信条之一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私有制看作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了一套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截然不同的市场导向型的改革措施，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私营经济的发展，经济特区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等。据此，海外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这是与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是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标志，是变相的资本主义。

          美国出版的最有世界影响的《时代》周刊在1979年第一期的序言中谈到，“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在有人看来，可能会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该周刊又在1986年第一期的序言中谈到，邓小平的改革“对西方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怀疑论者来说，这几乎就是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这从客观上说明了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道路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人士不在少数。西方一些学者仍然坚持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天然联系性，排斥它与公有制的内在统一性，认为搞市场经济的中国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的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因此，美国学者索林格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和市场改革》一书中称邓小平倡导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中国在80年代末实行的企业破产，企业兼并，股票和股票市场等积累资金的措施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些措施被他称之为“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措施”。英国学者卡麦尔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公私合营有限股份公司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缓慢的政府主导下的更多地朝向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所有制方式，这种以合营方式建立的项目——这些公司的出现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责任方面都具有公私二重性——这大概是对中国出现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特征的概括。”美国学者R·史密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之路》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末面对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开始转向市场，以挽救其陷入困境的官僚危机。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必将导致中国经济的私有化，中国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由于邓小平领导中国实行了市场型的经济体制改革，托尼·赛西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的《党的十四大：一个权威统治的计划》一文中，称邓小平理论为“特有的资本主义”，中国的改革必然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这些西方学者依然按照传统的那种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仍然认为证券、股票、承包制、市场经济都是与资本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姓“资”不姓“社”的。他们割裂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联系，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否则就是走向资本主义，因而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三、经济体制改革属于“后社会主义”性质

        除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已经不能把世界上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体制只分成两大类，中国的经济制改革，既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一种有待研究的新型性质。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阿里夫· 德里克教授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认为“那是一种武断的推论。”同时，他又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已成为民族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但他又错误地认为，“中国已将社会主义扭曲得难以辨认，中国的发展前途未必是社会主义。”这反映出德里克还是没有能够超越对待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传统的僵化观念，加上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所以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我国对束缚产力发展的僵化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了广泛深刻的变革，但其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根本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各国的基本国情不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在各国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因此，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在中国的最终实现。德里克教授认为，由于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硬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纳入设定的框框，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框框，因此，陷入了传统观念的泥潭中。他建议，应该在思考的框架上有所突破，即“跳出概念上的死框框”。德里克就中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以此来区别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他解释到，“后社会主义指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和为这种政治思想所鼓舞的一种有阶级基础的政治运动，提供了一种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换句话说，就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之间做出选择。”提出这个概念的原因是他认识到，“不管是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两个范畴中的哪一个来论述中国的社会主义，都必然会陷入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抹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原有概念所提出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用“后社会主义”来说明中国当前这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更为合适。但他同时又解释道，“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预示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社会主义陷入危机时，使人民能够以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摘自《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原文标题为《海外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研究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