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亲爱的汉修先生pdf下载:唐朝经济（三）（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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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法已废除，按一顷田纳税改为按亩纳税，应该说是合理的；征收实物改为折价收钱，也未必不可行，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实在是自然的趋势。陆贽、白居易等人指出两税法量出制入、巧取豪夺等种种弊害，确是同情民众的正论，但主张恢复租庸调法不免是一种迂论。他们真意所在，是要求朝廷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针对着当时腐朽政治，迂论也还算有些意义。不过，迂论终究是无用的，两税法终究是不可废的，唐穆宗时元稹在同州均田，应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元稹《同州奏均田》篇说，同州所属七县，自贞元四年（七八八年）定税额，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间民户逃移，田地荒废；又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附近耕地，多被填掩，田地逐年减少，百姓税额已定，都按虚额征收。还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纳税不过二三。民众负担过重，相率逃亡，州县收税着实困难。元稹说了这些情况以后，再说他均田取得的效果。他令百姓自报旧有和现有的亩数，百姓知道他有意均平赋税，所报大体真实。元稹依据所报田亩数，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定出现存顷亩，然后取两税原额地数，通计七县田地肥瘠，贫富户一例按亩数和田地等级抽税。元稹说，从此贫富强弱，一切均平，租税可免逋（逃）欠。元稹所说均田，是均田赋，与唐前期的均田制名同实异。按田亩实数和田地好坏均摊两税原额，朝廷收入照旧，纳税人负担算是比较均平些，这就成为元稹的著名政绩。
豪富纳税十之二三，其余税额全部压在贫弱户身上，同州如此，自然别州也是如此。《新唐书·食货志》说，唐文宗时，豪富侵吞产业，并不转户，州县官也不去查问，原主已失地，但仍负担赋税，至于给豪富当奴、客，服劳役受刑罚比州县还凶恶。这种情形，唐文宗时如此，在以前和以后也是如此。民众在残酷剥削下，只能拾橡实维持生命或在豪富家当奴、客。这里引皮日休所作《橡媪叹》，可以看出农民生活的普遍现象，不言而喻，奴、客更是过着非人的生活。诗里说“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借）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还没有沦为奴、客的农民境遇，农民起义的完全正义性，也就一望而知了。
五、盐茶等税
刘晏是唐朝著名的理财家，七五六年，正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唐朝财政非常困乏，唐肃宗任第五琦为度支使。第五琦作榷盐法，凡产盐地方，都设盐院，亭户（制盐户）生产出来的盐，统归官卖，严禁私盐，从此盐税成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刘晏从七六○年起，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来又兼转运、常平等使。铸钱、盐铁、转运、常平都是敛钱的手段，不过，得钱最多的还是盐税，刘晏理财主要就是增加盐税收入。第五琦创行榷盐法，每年得钱六十万缗，刘晏改进税法，到大历末年，他所管各使事的总收入，一年多至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占大部分，比初创行时增十倍以上。刘晏理财不同于其他聚敛者。聚敛者只顾要钱，不管民众死活；刘晏却兼顾民众，让民众也得些利益，在民众还能容忍的限度内，谋取大利，这是刘晏理财的特色。他在诸道置巡院，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形，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能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刘晏掌握全国市场动态，在丰收地区用较高价钱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较低价钱粜出，或用谷物换进杂货供官用，有多余再运到丰收地区去出卖。这样调剂的结果，物价大体上可免太贵太贱的危害，社会得以比较安稳，税收也就比较有着落。转运使的首要职务是运江淮米粮到关中，刘晏任职时，每年运米入关，有时多至百余万斛，通过砥柱，全部运到。他不仅在运输方法上能保证安全，更重要的是调剂物价，使入关米粮保证有来源，看来，贵籴贱粜，似乎对官府无利，实际是得了大利。刘晏改革榷盐法，尤其是大利所在。原来规定某些州用河东池盐，某些州用海盐，刘晏在产盐地设盐官，收亭户制成的盐转卖给商人，任令贩卖，各州县不再设盐官。海盐产量大，价比池盐低，运销地面极广，因之海盐和漕米以及茶叶集中地的扬州，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城市。起初江淮盐税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后来增至六百余万缗，河东盐税每年只有八十万缗。扬州城市的繁盛，与刘晏兴盐利及运漕米是有关系的。
七八○年，唐德宗信杨炎的谗言，杀刘晏。此后理财的官员多是刘晏的旧吏，但没有人能比得上刘晏。茶作饮料，唐时自江南传到北方，逐渐盛行。据封演（唐德宗时人）《封氏闻见记》说，开元时，泰山有僧大兴禅教。学禅首先要夜里不睡眠，因此禅徒都煮茶驱睡。后来俗人也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出卖，行人付钱即可得饮，极为方便。茶叶从江淮运来，名色甚多，堆积如山。僧徒生活是最闲适的，斗茶品条，各显新奇，因之在寺院生长的陆羽，能依据闻见，著《茶经》一书。《茶经》一出，更推动全国人饮茶。唐穆宗时李玨（音爵ju6）上书说，人都要饮茶，税太重，茶价自然增加，贫弱人更感困难。足见唐德宗以后，茶是朝廷重要的利薮。七九三年，唐德宗开始税茶，凡产茶州县，都设官抽税，十分税一，本年就得税钱四十万缗。此后，茶税渐增，唐文宗时，特置榷茶使。《新唐书·食货志》说，开成年间（唐文宗年号），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抵不上一县的茶税。茶商经过的州县，官要抽重税。官给茶商特设旅店，收住宿税，称为搨地钱，甚至扣留舟车，勒索税钱。茶成为仅次于盐的大宗商品。《食货志》所说矿冶税抵不上一县的茶税，可能是指产茶的县，也可能是指销茶量大的县，不论是指那一种县，茶税无疑是重要的税收。
六、户口
劳动人民是立国的根本。户口殷繁，自然人力充足，可以创造巨大的财富和灿烂的文化。远在公元二年（汉平帝元始二年），据西汉最后一次的户口记录，中国人口已达到六千万。这个人口数，看来似乎不算小，但对当时的疆域说来，除了中原地区人口稠密，其余地区人口却是稀疏的。《汉书·地理志》说，垦田仅占可垦田的四分之一。事实也确是这样，广大的长江流域还远没有开发，更不用说岭南地区。自东汉末一直到隋末，由于战争破坏，人口遭受可骇的损失。统治阶级大量杀人的罪恶行为，就在他们的史书里，也无法掩饰。两汉统一后得到进展的封建社会，因此基本上停滞了四百年。唐社会保持一百几十年的安宁，人口才大体相当于汉的数字，接着又是唐中期到五代二百余年的战乱，黄河流域人口遭受惨重的损失，北方社会进展又基本上停滞了。唐朝三个时期，户口数的升降，都是与当时政治上的情况密切相关的。下面所举户口数，可以表示升降的趋向（数字不可拘泥）。户口下降，固然由于战乱和暴行，但流散终究多于死亡，自唐中期起，户口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原因之一是未沦为奴、客的流散户有时重新立户籍，有时逃走又成为流散户。
唐初期的户口
唐制：民自黄至老，都得编入户籍，户籍三年造一次。因为急需补充人口，《武德令》里规定：“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这种优厚待遇，自然会增加内附的人数。唐太宗初年，全国不满三百万户，到六五○年（唐高宗永徽元年），户部奏报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余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显然是在贞观政治影响下，大量流散户恢复户籍，并且吸收了边境外的非汉族人。此后，唐户口依靠人口繁衍、流散户复业、边境外居民内附等来源，一直在上升。七○五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余。这是武则天结束执政的一年，户口增长的速度，大体上与贞观年间相同。七二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这是宇文融两次检括逃亡户以后的数字，其中不免有浮报，但速度仍不变，即二三十年间增加约一百万户。七三二年（开元二十年），有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七四○年（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七二六年至七三二年，仅仅六年间，增加到八十万户。七三二年至七四○年，仅仅八年间，增加到五十五万户，当时唐玄宗正在准备“大攘四夷”，谋兴边功，吸收大量边境外居民入境，作为主要兵源，十四五年户激增一百三十余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当是从边外迁来。此后藩镇叛乱，长期割据，自成风气，河北三镇被看作化外，三镇兵将多是非汉族人，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七四○年的户口数，是唐前期户口的最高记录。唐制，户分九等，丁多的普通民户，等级较高。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时别籍异居。七四二年，唐玄宗令州县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两丁徭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朝廷宁愿放免丁役，不许无故析户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继别户，新析户仍须与本户同等级，不得下降。供应徭役，与本户共计丁数，不得借口析居减免。朝廷重视丁多的民户，是因为这一类户能供给徭役和庸绢。假如一户有十丁，朝廷按户抽两丁服徭役，还有八丁出庸绢共十二匹。假如十丁分为五户，按户抽一丁服役，剩下五丁只能出庸绢七匹又二丈，再加因故减免，朝廷所得更少。唐制：封君所食真户，每户一定要有三丁以上。唐中宗时，太平、安乐两公主有势力，所食户都选择多丁的高户，足见不满三丁的小户，不能满足剥削者需求。朝廷所以重视多丁户的原因，也就很明白。
户分课户、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户称为不课户，不课户有多种：（一）贵族和外戚的亲属；（二）九品以上的职事官和勋官；（三）各级学校的学生以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户籍的人都免课役；（四）老（六十岁以上）、残废、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当是指流外九品），本人免课役，称为不课口；（五）有勋的百姓（从军有功，但非勋官）免课役；（六）新附户暂免课役，如春季来附，免役，夏季来附，免课，秋季来附，课役都免。以上各种免课役的人，在唐前期，大概为数不多，因之户口数中没有指明不课的户口数。经过一百多年的安宁，开元末年户口数加上逃亡户口，人口总数大体上恢复到东汉末年的水平。
唐中期的户口
天宝年间，三年一造户籍的法令不再举行，户口数可能是从租税数推算中得出来的。安史作乱以后，唐德宗行两税法以前，赋税等于公开的抢劫，百姓大批逃亡，户口数更难凭信。行两税法以后，户口又比较有些准则。这三种户口数，用来看当时政治与户口升降的关系，还是可以作据的。
（1）七四二年（天宝元年）——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2）七五四年（天宝十三载）——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这是唐朝户口的最高记录，但在数字上还不及西汉末年的户口记录。
（3）七五五年（天宝十四载）——天下户总数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其中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人口总数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零九，其中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通典》说这是“唐之极盛”，《通鉴》、《通考》都以七五四年户口为唐之极盛，三书所记户口数，疑同出于一个原材料。《通鉴》户数为九百零六万，《通考》为九百六十一万，《通典》为八百九十一万，九百与八百，六万与六十一万，六十一万与九十一万，必有传写的误字。按《通典》说，西汉末年户有一千二百二十万，唐比西汉少三百余万。按《通考》所记唐户数比西汉只少二百五十余万，显然有误。《通典》、《通鉴》所记唐户数都比西汉少三百余万，但《通典》、《通考》两书都作几十几万，《通鉴》独作几万，应以几十几万为是；《通考》九百六十一万不合少三百余万的说法，因之，七五四年或七五五年的户数当以《通典》八百九十一万有余为是。杜佑献《通典》在八○一年，上距天宝不过四五十年，《通典》所记一般说来应该较为可信。至于《通典》户总数与课户不课户的合计，口总数与课口不课口的合计，都小有出入，自然也是传写有误。《通典》所记不课户比课户少，不课口与课口相比，竟多至五比一，实难通解，只好存疑。杜佑估计，连同逃亡户，天宝户实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照杜佑的估计，逃亡户约有四五百万户，所谓逃亡户，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被贵族、官吏、地主、商贾、寺观所奴役的各种私属，其中庄客尤占绝对多数，唐朝这些统治阶级中人，无不生活优裕，尽量享乐，就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被奴役的逃亡户。
（4）七六○年（唐肃宗乾元三年），《通典》说，本年有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内不课户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有口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内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通典》又说，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余。损户加现存户只有七百九十一万，疑现存户应是二百九十三万，但不课户、课户的合计数，只有一百九十三万（不课户一百余万可能是二百余万之误）。不课户、不课口与课户、课口的比例，也同样不可解。书籍上数字大抵错乱难凭，乾元户口数只能表示安、史乱后，户口骤减，唐朝廷的地位非常危急。
（5）七六四年（唐代宗广德二年），有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广德户数比乾元户数多一百万，余数大体相同，广德口数与乾元口数也大体相同，疑依据同一原材料，《通典》记在七六○年，《通鉴》、《通考》记在七六四年。
（6）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通考》说，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零七十六。《通典》说，主户一百八十余万，客户一百三十余万，共得三百一十余万。《通考》所记两税户本于《新唐书·食货志》，与《通典》不符，《通典》当较为近似。
（7）八○七年（唐宪宗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通考》所记户数）。本年，李吉甫献所著《元和国计簿》。据《国计簿》所记，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方镇中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以上是朝廷所属边境八镇），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以上是藩镇割据的七镇）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报户口、不纳赋税。其余许多方镇也留用本境赋税，还要朝廷发给养兵费。朝廷每年收入，主要来自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国计簿》指出，朝廷每年收两税、榷酒、斛斗、盐利、茶利等税共得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缗）、石，比天宝赋税短少并不太多，纳税民户却比天宝少三分之二以上。唐肃宗以来，江、淮民众负担奇重，统治者依然骄奢淫佚，有恃无恐，《国计簿》正好给这种现象作了具体的说明。
重税下民众被迫逃亡，有些确是逃亡到别州，有些就在本地隐藏，官吏从而大获私利。唐宪宗时吕温作衡州刺史，奏称本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去贫穷、死绝、老幼、单独等户，堪差科户有八千二百五十七。吕温到任后，查出官吏隐藏（私自收税的）不纳税户一万六千七百。吕温说“与其潜资（私利）于奸吏，岂苦均助于疲人”（与差科户同负担）。朝廷并不因此惩罚收私税的官吏，足见朝廷对地方官的控制力已经是十分衰弱。纳私税户多于纳官税户，以此为例，杜佑曾估计天宝年间户口，逃亡户至少有三分之一，应该说，不是缺乏根据的。
战乱和重税，使得民众逃亡，户口大耗损。但在朝廷、官吏、庄主等剥削者方面，收入并不感到困难，因为只要民众还生存着，他们就有利可取，不逃亡户被剥削，逃亡户也同样被剥削。
唐后期的户口
（1）唐穆宗长庆年间，《通考》说，有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新唐书·食货志》作三百三十五万。《通考》说，唐敬宗宝历年间，有户三百九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河南河北三十余州，一向割据，不纳贡赋。唐宪宗连年用兵，取得暂时的统一，三十余州奉朝廷制度，申报户口。可是，八二二年（长庆二年），河北三镇又告割据，朝廷新增州县并不多。长庆、宝历户口激增的原因，似与唐暂时统一关系不大。八一一年，唐宪宗在制书里责备州刺史说，自定两税以来，以户口增损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一个标准，因此，地方官用析户的方法作出虚数，又招引逃亡户入境，作为新附户，“至于税额，一无所加”，反而使人心动摇，土著愈少。唐宪宗说税额没有增加，是贪得无厌的谬见，地方官申报虚数，却是实在情形。唐后期几个户数，其中一部分应是虚数。
（2）八三九年（唐文宗开成四年），有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3）唐武宗会昌初年，有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年，有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开成四年到会昌初年，不过两三年，为什么户数骤减。会昌初年到末年，不过四五年，为什么户数骤增。八五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上距会昌六年不过七年，为什么全年税收只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租税五百五十万余缗，榷酤（茶酒）八十二万余缗，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比元和初年税收，还不到三分之一，户数却比元和初年多一倍。这都说明唐后期的户数，是地方官任便增减的虚数，真实户数是在减少，也就是朝廷纳税户大量被官吏、庄主、商贾等人夺去。自唐懿宗时起，诸方镇连户口的虚数也不报了，唐朝廷成为架空的朝廷。
唐前期行均田制，农民一般都得到土地，当时赋税较轻，政治较好，因之，田野开辟，户口渐增，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国家声威通到遥远的四方。这种富强程度，对过去所有朝代来说，是空前的，但对中国具备着的富强条件来说，唐前期的成就还是很有限的。以州县等级为例，上州不过四万户以上，中州不过二万户以上，下州不满二万户；县是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不满一千户为下县。可见上州、上县的标准并不高。照杜佑所说，天宝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一户以五口计，全国不过六七千万人，与土地相比，州县一般是地旷人稀，大有开发的余地。可是，剥削阶级贪欲的增长，比民众发展生产的速度高得太多，兼并愈来愈剧烈，赋税也愈来愈繁重，为争夺剥削权又发动战乱，战乱更加重了民众的痛苦。民众在残暴统治下，逃亡现象愈趋严重，生产力逐渐萎缩，到后来竟至无法再生产，最后爆发大起义，惩罚剥削者。唐中期和后期，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厉行兼并、重税、战乱三件事，使得唐前期的繁荣社会遭受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