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少女全cg: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弁言）

郑 磊

 弁    言 

题曰： 

甄士稀逢贾化繁，石头苦谛世难传。风月鉴里说多情，不若反照思奇缘。 

伟大的作品常常催生出专门的学科。所谓“红学”，就是由不朽名著《红楼梦》而派生出来的一门专项的研究。从十八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红学已经历史性地经历了“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和“政治评论派”四个发展阶段。其中，“评点派”、“索隐派”属于“旧红学”的范畴。“考证派”及其“自传说”是“新红学”的核心。自1954年以来，“政治评论派”对“考证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逐渐确立了其在红学领域内的“绝对统治地位”（三人战斗小组《〈红楼梦〉是一部政治斗争小说》）。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不仅昔日的新、旧红学已趋于式微——索隐之路已被证明走不通，考证挖掘亦很难再发现新的史料，就连号称“以马列主义指导红学研究”的政治评论派，也陷入了越来越大的困境之中。新的论文，新的著作，固然还在一篇一篇的发表，一部一部的出版，但绝大多数都不过是在重复老观点，或者在既有结论的基础上作一些枝节性的、无伤大雅的小修小补。据云，一些“爱好红学的朋友们聊天”，已经开始提出“红学研究应该朝哪个方向去突破？研究工作怎样才能取得较大进展”等问题。另一些敏感的学人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学研究已“面临危机”，“似无路可走”（见《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一辑）。1996年2月21日《文汇报》对一次红学会议的报道，就充分反映了当代红学的这种“危机”状态： 

（小说评论派）能否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继续发展下去，一些学者是表示怀疑的。……他们认为，这一派的历史也不短了，种种题目的文章都作过，其篇幅已几十几百倍于《红楼梦》小说本身。今天还在作文章，已无多少新意。为了维持红学的发展，它还得一遍又一遍地谈论老话题。……（姜洪文《“红学”之路怎么走？》） 

难道“红学”真的走入了山穷水尽的“绝境”，只能靠“一遍又一遍地谈论老话题”，来画饼充饥、聊以自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看到，一方面，传统的红学已危机重重、步履维艰，似乎该说的话都已说尽，所有的问题都有了定论；但另一方面，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却还存在着大片大片的空白地、处女地，从未被人耕耘过！而即使在那些看上去似有“定论”的领域，也普遍存在着粗耕糙作、浅尝辄止的现象。所得出的那些所谓的“定论”，亦未必经得起认真的推敲和检验！以钗黛问题为例，传统的红学就实在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譬如，传统红学向来把宝钗判定为所谓的“卫道士”，把黛玉判定为所谓的“叛逆者”，但《红楼梦》全书却偏偏以宝钗的《螃蟹咏》骂世最狠，以黛玉的《杏帘在望》“颂圣”最力！这究竟该作何解释？第18回，钗、黛均作“应制诗”以称颂元妃。照一般红学家的看法，宝钗此举自然是“有意讨好”，黛玉则多少是出于“不得已”。可小说却清清楚楚地写明，“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一心要博取元妃欢心、满堂喝彩的，恰恰是黛玉，而不是宝钗！脂砚斋也明确指出，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一类的事情，“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在宝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在黛玉却有着“以幻入幻，顺水推舟”的机心。这又该作何解释？多年以来，在红学家们的笔下，尤其是那些“拥林派”红学家的笔下，黛玉被描绘成一个清高、孤傲、一尘不染的仙子形象；宝钗则被涂抹成一个“老于世故”、“八面玲珑”，一心欲夺“宝二奶奶”之位的角色。可我们却看到，在第40回贾母携刘姥姥等人游览大观园这样的关键时刻，恰恰是黛玉以自己殷勤的接待、周详的礼数，博得了贾母的欢心；而宝钗蘅芜苑“雪洞一般”的居室布置，却引起了贾母的严重不悦，以为甚是“忌讳”、“离格”！那么，又到底谁更“清高”，谁更“圆滑”呢？第22回，宝钗的一首灯谜诗，竟引得贾政大为扫兴，以为“小小之人作此词句，更觉不详，皆非永远福寿之辈”。相比之下，黛玉作为一个所谓的“叛逆者”，她又是否有过宝钗这样的敢于直接开罪家长权威的举动呢？为什么小说中像“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双瞻御座引朝仪”、“主人指示风雷动，鳌背三山独立名”这样的明确表示自己渴慕功名、向往恩宠的诗句，恰恰皆出自黛玉之口？为什么像“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这类明显具有禅宗、老庄之忧世、愤世倾向的辞藻，又偏偏皆同宝钗相关，俱出于她的推介或原创？进入到宝、黛、钗三人之间的爱情领域，人们说黛玉是宝玉“志同道合”的知己，宝钗与宝玉在思想上则“处处相反”、“完全对立”；可脂砚斋却公然提示读者：“钗、玉二人形景较诸人皆近。……二人之远，实相近之至也。至颦儿于宝玉似近之至矣，却远之至也”，“钗与玉远中近，颦与玉近中远，是要紧两大股，不可粗心看过！”内中的道理又究竟何在？很多人喜欢拿《终身误》中所谓“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一句，来证明宝玉对黛玉的“专情”，以为作者“右黛左钗”的倾向，“原甚明显”。但在甲戌本第8回题头诗——《金玉姻缘赞》里，作者却也同样写下了“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的忠告。若依此而论，则作者“右钗左黛”的倾向，不也“原甚明显”吗？——不用多举，只从有限的这么几个例子当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传统的红学对《红楼梦》的研究，是何等的粗线条、想当然，是何等的挂一漏万、破绽百出！当然，绝不仅仅是钗黛问题，余者如宝钗“冷香丸”的配方，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十二”字样？为什么要历尽春秋四季，遍尝甘苦二味？在此起什么艺术作用？黛玉“人参养荣丸”、“天王补心丹”又有何种寓意？为什么作者说这些丸药“都不中用”，需要古坟里死人戴过的珠子，才能治好黛玉的夙疾？金钏作为王夫人的丫鬟，她为什么偏要去穿宝钗的“旧衣服”？作者为什么还要专门点出她与宝钗“身量也对”？小红为什么也偏偏姓“林”，叫做“林红玉”？这白金钏与薛宝钗，林红玉与林黛玉之间，又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癞僧、跛道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于红尘闹市？“贾天祥正照风月鉴”和“通灵玉蒙蔽遇双真”是怎么回事？作者为什么写下这两段奇奇怪怪的文字？还有，癞头和尚作为出家人，为什么还偏要管人姻缘，发话让宝钗与宝玉配为婚姻？他不是明明知道所谓“木石前盟”的神话么？可他为何还偏要站在“金玉姻缘”的一边？小说第50回至第51回出现的十四首灯谜诗，除第一首之外，余下的十三首，谜底为何物？其寓意又是什么？那位“真真国女孩子”，又系何许人也？此外，在第22回，宝钗生日的这一天，作者为什么要专门引出《山门·寄生草》的唱辞？同样地，在第63回，宝玉生辰夜宴，宝钗抽取“花名签”的时刻，又为什么要专门引出《邯郸梦·赏花时》的唱辞？这些戏辞曲文，对于小说的总体构架，又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显系传统红学所从未涉足或者很少涉足的领域。且不说这样一些例子，就连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如作者为什么要写甄、贾两个宝玉，畸笏叟为什么申言“将薛、林作甄玉、贾玉看书，则不失执笔人本旨”，一些红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至今也没有完全领会”（见《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三辑）。——显然，如果把《红楼梦》比成一座巨大的金矿的话，那么，迄今为止，被传统红学所挖掘出来的，亦仅仅是冰山一角。就在红学家们纷纷感到已无话可说的同时，其实大量的秘密还从未浮出水面。所谓“红学”的危机，绝不是对《红楼梦》的研究本身，已达到了臻于完满，再无可挑剔，再无法改进的程度；而恰恰是狭隘的视野、陈旧的研究方法，阻碍了这一学科的继续前进，犹如落后的采掘工具曾经一度阻碍了人们向地层的更深处进军一样！怎么办？时代在变迁，“矿业”在发展，红学也要呼唤新的观察视角、新的研究方法。自然，我们所说的求“新”，亦并非刻意的“标新立异”，制造哄动新闻。所有的“新”，都必须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取证、分析。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尽可能摈弃后世成见，却更加贴近于曹雪芹那个时代的新视角，以及一种灵活巧妙，却尽可能植根于《红楼梦》文本本身，而非先验地来源于某种现成文艺理论（如日丹诺夫的文艺理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的分析手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不揣冒昧，斗胆推出了这么一篇即将开罪于读者、开罪于世人、开罪于两百年来“红楼定势思维”的小文。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拙作的标题就叫做“红楼梦：钗黛形象的B面”。何谓之“B面”？自然是与“A面”相对了。所谓“A面”，也就是“正面”、“表面”，人人皆见、人人皆知、人人皆信而不疑的这一面。然而，《红楼梦》却犹如书中的“风月宝鉴”，实在是具有“两面皆可照人”的性质。曹、脂诸人反复提醒我们的，恰是：“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庚辰本第12回双行夹批）“是书勿看正面为幸。”（甲戌本第8回侧批）所以，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倒恰恰应该是从与这个“A面”相对的“B面”出发，从“反面”、“背面”，人人皆未见、人人皆不知、人人都没有认真反思过，却又的确深藏机轴的这一面上，去参透作者的真意。窃以为，惟有如此，方不辜负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感叹！本文既然以“钗黛形象的B面”为题，行文的重点，自然是在于分析薛宝钗和林黛玉这两艺术形象的思想性格、心理情感。但笔者并不打算仅仅停留于此。我们将以分析人物形象为契机和切入点，逐步展开，对《红楼梦》的题旨、主线、惯用艺术手法，乃至作者的写作心态和创作意图，均作出相应的论述。鉴于《红楼梦》是一本非常复杂的书——她有她复杂的成书过程和版本系统，更有其复杂的思想倾向和内容结构，故我们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必须首先作出以下几点声明，以免日后的纠缠不清： 

1.本文以脂评本及其后三十回佚稿为研究对象。《红楼梦》现存两大版本系统：脂评本与程高本。本文所分析之人物形象、情节内容、线索主题，均基于脂评本中的创作描写，除有特殊需要，一般不涉及程高本中的情况。又，脂评本除三十回佚稿外，曾经还存在过另一种不同的早期续文，即所谓“旧时真本”系统。本文的研究对象，一般亦与此本的内容无关。*[注1]* 

2.本文以探究曹雪芹的原始创作动机和写作意图为目的，立论行文只以《红楼梦》本身的文本事实为依据，而绝不受那些在后世读者中普遍流行的观念、印象的束缚和左右。笔者并不反对后世读者从不同的立场，诸如“才子佳人”——“拥林派”的立场、“反封建”——“阶级斗争”的立场、“人性解放”——“女权主义”的立场，去解读《红楼梦》。但坚决反对论者用自己的这种立场，去代替、消解作者原有的思想体系。而以为这些后世意义上的解读，只能严格限定在接受美学的范围之内，不能喧宾夺主，反过来干扰人们对曹雪芹原构思的认识。 

3.基于第2点，本文在具体分析《红楼梦》之人物形象、艺术手法、篇章布局的时候，将尽可能地不用或少用西方（包括俄国）的、现代的文艺理论，而更多地立足于《红楼梦》自身的艺术特点，立足于曹雪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置身的那个阶层的思想形态和审美理念，以尽量减少用后世臆想代替前人构思的情况。 

4.本文的立论与取证将多处涉及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的批语。自然，我们不能神化脂批。事实上，脂砚斋等人对《红楼梦》的见解，也的确没有达到所谓“句句皆是真理”的程度。然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脂砚斋、畸笏叟等人，作为曹雪芹生前的知己和《红楼梦》的参与创作者，其对于作者和作品的了解之深、见解之透，却又是任何其他读者所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的。其最大的一个优势便是，他们可以随时同作者进行观点上的切磋讨论，以不断地提高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脂砚斋的想法，完全等同于曹雪芹的想法。但一芹一脂，亲密无间，思想融洽，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分歧，却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红楼梦》一书原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实际上，这一书名本身，就表明了作者希望脂批与他的《石头记》“相伴而生”、“永存共葆”的心愿。脂批是《红楼梦》原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尽管脂批也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但在探究曹雪芹创作动机、原始意图，尤其是涉及到全书主题、主线、主要人物的评判方面，它仍然是研究者所绝对不可轻视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材料。只是我们在立论、取证之前，应首先辨别出脂评本中哪些批语是真资格的脂批、笏评，哪些批语是鱼目混珠的“伪脂批”——立松轩等人的评语。将“松批”误为“脂批”，这是在以前的脂批、脂本研究中经常发生混乱的一个根源。读者在对照阅读戚序本及蒙府本《石头记》的侧批及回前、回后总评时，这些地方尤其应加以注意。 

5．本文在分析《红楼梦》的题旨、要义方面，将多次运用到佛教和道教的哲学、美学思想。毫无疑问，曹雪芹是坚决反对世俗意义上佛教和道教的。——这是指烧香建庙、念经诵咒、打醮祈福、采气炼丹一类的迷信活动。作者写了张道士、马道婆、王一贴、葫芦庙小沙弥、水月庵老尼静虚等一系列的人物，就是为了暴露这些世俗宗教徒的虚伪。但去掉世俗功利的成分，上升到哲学、美学的层面，无可讳言，曹雪芹又深受佛、道，尤其是老庄、禅宗思想的影响。《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癞头和尚（茫茫大士）与跛足道人（渺渺真人）的存在，就是明证！此外，脂砚斋亦多次毫不含糊地宣称，《石头记》系由“宗庄”、“宗老”而来。这也是明显的证据。鉴于此，本文将尽可能地从贴近曹雪芹、贴近于他们这些“旧家子弟”、“破落贵族”的角度，去运用这些佛、道方面的思想。而一般地，不对这些思想本身的“是”与“非”、“对”与“错”或者“进步”与“反动”进行评述。 

6.本文主要由“弁言”、第一至四章、“观点总结”六部分组成。第一章《“理想”与“世俗”：钗黛性格的B面》，主要分析《红楼梦》中的两位女主角——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性格“背面”，分析她们向来被人忽视，其实却更为本真的“另外一面”。第二章《“借影”新说：钗黛的另一对影子》，从分析钗黛的另一对影子——金钏与小红入手，谈《红楼梦》在追摹人性方面的独特审美观，以及这种审美观是如何同一般世俗的审美习惯发生冲突的。第三章《“困境”与“救赎”：钗黛合一的真谛》，剖析作者的心理困境与救赎意识，并由此探讨作品中“钗黛合一”的实质和“钗黛分殊”的情由。在此基础上，破解第50回至第51回的十四首灯谜诗，分析这些文字在全书中的意义和作用。第四章《“远中近”与“近中远”：宝玉情感的B面》，通过分析宝玉同宝钗、黛玉在爱情上的亲疏远近、纠葛纷争，全面阐释《红楼梦》之“风月宝鉴”性质，在艺术上的运用。并通过解读钗、黛对宝玉一生所最终起到的不同作用，进一步论证《石头记》全书的“色空”主题。最后，“观点总结”，对以上各章的内容，进行总结、概括。除此六部分之外，本文亦配有“附注”，对各部份尚未说尽、说透的问题，进行补充说明。这些地方，也希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