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justice神奇女侠银卡: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下）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下）

反对成立“铁血救国会”，裂痕初现

1948年春,蒋介石发动的反共内战败局已定。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战场完全处于劣势,江淮战场也是危机四伏；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的部下和亲信也开始众叛亲离。对此蒋介石焦虑不安,经常发怒骂人,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爱子蒋经国身上,希望以他为核心,重新纠集力量,建立一个新的秘密组织,发挥控制和指挥的作用。他亲自给蒋经国下达手谕:“着即成立一个能行动有力量组织严密的青年组织”。蒋经国临危受命,自知意义非同寻常。他平时爱读《俾斯麦传》,很想效法普鲁士宰相俾斯麦,用铁和血的手段,克服危机,挽救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命运。为此,蒋经国召集亲信江国栋、王升等人开会研究,决定成立“铁血救国会”(代号社会问题座谈会)和“中正学社”(代号青年问题座谈会)两个秘密组织,作为核心领导机构。这些情况,贾亦斌都是事后逐步知道的。

1948年4月中旬,蒋经国亲自打电话通知贾亦斌,要贾亦斌第二天(星期六)下午2时到黄埔路励志中学参加重要会议,但并未说明会议的内容。第二天,贾亦斌准时抵达励志中学,校园里显得特别冷清,每个路口都有专人指路,显得很神秘。会场设在一教室里,布置得森严肃穆,正中挂着蒋介石的像,每个人座位上放着一份油印的《铁血救国会章程》和《誓词》。出席会议的有胡轨、王升、李焕、江国栋、方庆延、萧涛英、许功锐等30多人。其中多数是中央干校第一、二期学生,少数为蒋留苏同学和赣南时期的骨干。相比之下,贾亦斌显得像是局外人。大家的脸上表情都很严肃,似乎都在等待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贾亦斌一见到这种场面,自然感到不同寻常,知道要成立秘密核心组织,贾亦斌陷入了沉思。蒋经国特意通知贾亦斌参加这样的会议,自然是表示他对贾亦斌的特殊信任,在别人也许会感恩戴德。但贾亦斌想起平日蒋经国经常与他谈到国民党内形形色色的小组织太多,派系林立,相互倾轧,

钩心斗角,造成分裂的现象,蒋经国对这种小组织极为反感。贾亦斌也有同感,认为国民党之所以纪律涣散、四分五裂,同这些小组织的存在和相互倾轧有重要关系。贾亦斌看到一些失势了的小组织成员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有的到处奔走投靠新主子,有的沦落为无人理睬的“政治寡妇”,可恨可叹而又可怜。蒋经国今天为什么要重蹈覆辙呢?难道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正当贾亦斌在沉思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喊道:“教育长到!”(蒋经国曾任中央干校教育长,中央干校学生一直这样称呼他)所有与会者都起立热烈鼓掌欢迎。蒋经国当时住在励志社二楼二号,励志社与励志中学,各有大门,内部却是相通的。他从住处到会场只需要一二分钟。蒋经国和平时一样,穿着一套半新的中山装,但很精神。一进会场,他显得分外高兴,客气地招呼大家坐下,旋即登上讲台,对大家发表了基调阴郁但又饱含激情的讲话:“亲爱的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最肯干、最忠诚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值此革命大业面临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这正是考验每个人的灵魂和良知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成为疾风劲草和中流砥柱,要永远忠于三民主义,忠于领袖；要做孤臣孽子,坚决执行校长的政策和指示,不成功便成仁,至死不渝……当前国民党内部腐化,共产党恶化,都不能成功,我们主张‘一次革命、两面作战',既反对共产党的恶化,也反对国民党的腐化,两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接着他又说:“为了完成这个伟大使命,就必须发展第三种势力，今天成立‘铁血救国会’,就是以此作为领导反共的核心组织。你们各位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所负的任务既光荣而又艰巨,大家务必努力奋斗!”

他讲完话之后,征询大家的意见,特别点名要贾亦斌和胡轨发言。胡轨是黄埔四期毕业生,蒋介石的忠实门徒,当时是“戡建总队”中将总队长,与贾亦斌一起被称之为蒋经国的左右手。在蒋点到贾亦斌名之后,贾亦斌沉思了一会说:“如果照我的想法,我不赞成成立这个组织。试看今天国民党内许多小组织,有几个是好的?它们之间你争我夺,

钩心斗角,名声不佳。今天我们也成立这样的小组织,弄得不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使一些纯洁的青年成为‘政治寡妇'!”蒋经国听了贾亦斌的这番话,脸上顿时通红,虽未加反驳,但看得出来他对贾亦斌的发言相当不满。接着他要胡轨发言。胡则持折中主义态度,他说:“经国兄讲得很有道理,我赞同；亦斌兄所说也值得我们思考,其他我也讲不出什么了。”其他人则纷纷对蒋的讲话表示坚决拥护,对贾亦斌的发言均回避一字不提,算是“一致”通过了蒋经国成立“铁血救国会”的建议。接着,举行了宣誓。蒋经国自己担任领誓人,他举起右手,要大家起立跟着他一起宣誓:

“余以至诚,忠于三民主义革命事业,坚决拥护校长的反共救国政策,服从组织,服从命令,保守机密,如有泄露违反,甘受最严厉之制裁……永矢不渝,此誓!”

在宣誓时,贾亦斌虽不得不与大家一起起立,但内心更加反感,觉得这完全是在走“复兴社”等反共秘密小集团的老路,逆历史潮流而动,决不能吸引广大青年,断然没有前途。所以听着听着,贾亦斌即把誓词捏成一团,塞在裤袋里,散会后走出会场,贾亦斌就把它撕成碎片扔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找过贾亦斌,而贾亦斌也根本不屑于过问这个秘密组织的事。

30多年后,贾亦斌才从方庆延(安徽人,“铁血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处得知,那次成立大会散会之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会后,王升、江国栋等人在清点“申请书”和“誓词”时,发现“誓词”少了一张,意味着其中必有人违反纪律将其带走了,在这一秘密组织成立时就出现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们分析有嫌疑的人,但由于誓词并未填写姓名,所以很难肯定是谁拿走的。王升断定是贾亦斌,要去追赶搜查,江国栋和方庆延等都不赞成,认为这样做后果不好,想来想去只得作罢。但这件事却使蒋经国对贾亦斌产生了疑虑,从此他对贾亦斌一直采取明亲暗疏的办法,指示所有“铁血救国会”的活动,都有意避开贾亦斌,还要王升和江国栋等开始对贾亦斌进行暗中监视。这些情况贾亦斌当时都一无所知。

1948年夏,蒋经国在嘉兴以青年军联谊会的名义,组织了一个“浙东暑期服务队”,其负责人有俞季虞、徐季元、许功锐、陈志竞等。由上海、南京、浙江等大学调来100多名青年军学生参加,他们均为各地青年军联谊会负责人。由于这次活动由青年军联谊会主办,所以贾亦斌没有过问。以后贾亦斌因其他公务到嘉兴出差,他们就临时请贾亦斌去讲课。贾亦斌讲的题目是“预备干部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在讲课中,贾亦斌针对当时的形势,强调要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自己站的正,不腐化、不贪污才行,并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博得了一阵阵掌声。后来贾亦斌才知道,蒋经国办这个“暑期服务队”的实际目的,也是为“铁血救国会”培训干部和发展组织。

贾亦斌和他的家人

在“铁血救国会”成立后不久,蒋经国又成立了他的秘密核心领导组织“中正学社”,以江国栋、王升、李焕和方庆延等人负责。王升把它叫做“希特勒的智囊团”，蒋经国对之大为赞赏。“铁血救国会”和“中正学社”这两个秘密组织的成员都是蒋经国熟悉、亲自挑选的亲信,是蒋经国“嫡系的嫡系”。虽然人不多,但精明强悍,活动能力较强。其中不仅有胡轨、俞季虞一类老谋深算者,而且有王升、李焕一类比较年轻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后来蒋经国在台湾继承蒋介石的地位,掌握国民党政权的最高权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蒋经国上海“打老虎”，最后决裂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经济督导员办公室,亲自坐镇指挥上海的经济管制,立刻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

首先,公布了有关的经济管制法令和物价管制办法,规定: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以取代法币,限于10月22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二、限于9月30日前,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元和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过8月19日的物价水平(俗称八?一九限价),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和国际开支。

同时,蒋经国以《上海向何处去？》的醒目标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以上海人民保护者的口吻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他再一次向上海人民表示自己的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决不留情,扬言要用高压手段来实行限价:“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还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铲除腐化势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机倒把”等一系列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言词,一时确实打动了许多人的心,认为蒋经国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为不同,由他来实行经济管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更多的人则等待着观察他下一步采取什么实际行动。

为了执行经济管制法令,蒋经国立即在上海组织自己的“执法”队伍。他将赣南系、青干校和青年军的干部从全国各地纷纷调往上海,一时上海成了“太子系”紧张活动的中心,王升、李焕、江海东、江国栋等蒋经国系重要分子云集上海。蒋把“戳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调往上海,由王升担任大队长；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蒋经国对亲信说:“‘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正像上海国际饭店的招牌一样,虽然不大,但名气很响,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9月22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复兴公园举行成立大会,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蒋经国邀请贾亦斌出席了成立大会,但贾未讲话。为了加强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蒋还抽调一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经济研究小组,由江国栋负责。为了开展工作,蒋经国还将中央干校校友会和青年军联谊会的基金调到上海,以便集中使用。

接着,蒋经国法出令行,果真轰轰烈烈地打起“老虎”来。他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软硬兼施,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甚至声色俱厉,拍桌大骂,扬言:“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编队,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荣、胡、韦三人后经托人疏通,分别罚款100万、30万和35万美元,才得以交保获释。连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囤货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狱,判了8个月的徒刑；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也被判刑。蒋经国还大开杀戒,以贯彻他“用人头平物价”的主张,借此威慑人心。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报上还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后来还杀了破坏经济管制的宪兵大队长姜公美。蒋经国还杀气腾腾地宣称:“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贾亦斌,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贾亦斌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时,贾亦斌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贾亦斌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贾亦斌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先在扬子饭店住下,旋即去外滩附近的中央银行看望他。但在那里,他忙于接待许多客人,无暇与贾亦斌交谈,于是他对贾亦斌说:“这里不好谈话,还是今天晚上8时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号)来谈为好。”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贾亦斌按时到了逸村,蒋经国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座之后,他得意地问贾亦斌:“你看怎么样?”想听听贾亦斌对他在上海政绩的评价,并且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而贾亦斌却毫不隐讳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贾亦斌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惺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贾亦斌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贾亦斌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贾亦斌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现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贾亦斌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贾亦斌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贾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事后贾亦斌听说,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里确实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9月下旬,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会议开始,蒋经国照例客气地表示感谢诸位对币制改革的支持,接着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他的话音刚落,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却不紧不慢地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一一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时满座的目光都对着蒋经国,看他如何反应。杜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话虽然这么说,但回到办公室之后却感到事情棘手万分。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令侃,他是前行政院院长和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则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故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精心培植,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而且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硬,谁也奈何他不得。蒋经国固然来头大,但又能把他怎么样?所以他没有把“太子”放在眼里。明明有令规定:午夜12时以后实行宵禁,不准行人通行,孔令侃偏在这时开车闯关,扬长而去；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搞囤积物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长王升和其手下人为此向蒋告状,蒋经国为之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他无法回避,不得不表态。扬子公司违法乱纪的事实路人皆知,整个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动作。事情到这一地步,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向孔令侃开刀,于是命令经济警察大队长程义宽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但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表明他手下留情,仍留有余地和后路。

查封扬子公司成为一时的重大新闻,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10月3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各家报刊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消息,有的表示欢欣鼓舞,呼吁“清算豪门”；有的则因处理此案拖泥带水,缺乏前一阶段的雷厉风行作风,表示不满,指责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各种议论都有。

贾亦斌看到这种情况，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贾亦斌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缺乏,生产停顿,到处出现抢购风,老百姓怨声载道。贾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现了一片抢购风潮,贾亦斌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贾亦斌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旅馆之后,贾亦斌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来贾亦斌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涨的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着。特别是当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对于国民党,贾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对于蒋经国，贾亦斌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几年来他对贾亦斌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和朋友,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为此,贾亦斌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了,他本来就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竟然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一掌击在桌上,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尔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以个人须尽孝来为不能为国尽忠辩护,明显是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根本不能接受,于是便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忠的问题。如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国人,又何能救国家?”说罢贾亦斌便拂袖而去。回到饭店,贾亦斌连夜给他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长信,再次予以敦劝,结果自然仍是失望。

事后贾亦斌才得知扬子公司一案的内幕。原来开始时,蒋经国也想对孔令侃案进行处理,但受到了宋美龄的干预。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发现来势太大,便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到沪,乘中秋节日把蒋经国、孔令侃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宋美龄劝说道:“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大吼一声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最后两人大吵起来,蒋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令侃回答说:“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一听,顿时脸色发白,手脚发抖,见他们不听劝告,各走极端,只好连忙打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乘飞机南下。当时,北平形势紧张,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立刻要傅作义代为主持,自己即乘飞机赴上海。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对人说“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一到上海飞机场,宋美龄即带孔令侃首先登机,抢先向他告了蒋经国的状。然后由警备司令宣铁吾、市长吴国桢及蒋经国等陪同蒋氏夫妇到达天平路蒋宅,大家正准备坐下向蒋汇报情况并聆听指示,宋美龄却宣布:“总统长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说。”蒋经国及文武官员只得悻悻告退。经宋美龄向蒋介石多方说明原委,说两家属于姻亲,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可外扬等等,得到蒋的首肯。第二天蒋介石召蒋经国进见,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就垂头丧气地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上海文武官员,亲自为扬子案开脱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听此言,只得唯唯诺诺而退。

在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发言人也出面为孔令侃开脱,对外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经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却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扬子公司一案风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

上海经济管制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蒋经国为了给自己壮大声势和炫耀力量,又准备于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双十节10万青年大检阅,他要贾亦斌负责筹备。贾亦斌将当时驻守苏州的青年军203师和驻守上海郊区的青年军209师调来上海,加上杭州、嘉兴两所青年中学的学生和“戡建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及各大专院校青年军复员学生,约7、8万人,对外号称10万。检阅仪式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行,由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徵陪同蒋介石进行检阅。10月10日清晨,蒋经国要贾亦斌驱车前往东平路蒋宅迎接蒋介石。等贾亦斌赶到东平路,才得知蒋介石已乘飞机前往虹口。贾亦斌万万没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体育场,蒋介石还要坐飞机去!事后听说这是军务局长俞济时临时出的一着妙计:先从东平路驱车到虹桥机场,坐飞机到大场机场,再坐汽车到虹口体育场,这样可以绕过上海闹市区,以避免遭愤怒的群众拦阻包围。如此草木皆兵,贾亦斌听了只觉得啼笑皆非。当天的大会主席是蒋经国,尽管内心空虚,他还是装出充满信心的样子,态度慷慨激昂。队伍经蒋介石检阅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由精兵作先导,接着是摩托部队、炮兵和荷枪实弹的步兵,后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各界人士。游行队伍出虹口公园后,沿四川路、外自渡桥、外滩、南京路行进,一路有气无力地呼喊口号,最后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宣布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检阅纯粹是虚张声势,它预示上海的这场闹剧就要落幕了。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随着经济管制政策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贾亦斌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并向大家告别。宣读完毕,蒋经国黯然泪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后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蒋经国离沪前召集亲信开会,情绪低沉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自己要守纪律,多保重。”并指示王升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保存,活动停止”。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闹剧至此结束。

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贾亦斌曾到励志社去看他,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贾亦斌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贾亦斌感到他的无力和可怜,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上海“打老虎”给贾亦斌以深刻的教训,贾亦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内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民党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贾亦斌曾寄希望于蒋经国,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他也不能摆脱其父亲和家族的决定性影响,最后终于同他父亲合流,贾亦斌对蒋经国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在贾亦斌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或者随波逐流,跟着蒋经国,作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决然,弃暗投明。贾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贾亦斌从小读孔孟之书,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对贾亦斌影响甚深。想到蒋经国对贾亦斌的知遇之恩,一旦要弃他而去,心中确实不忍,又担心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为此一再踌躇不决。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贾亦斌终于认识到:忠于个人是小忠,忠于国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弃大忠,就是无原则的“愚忠”,两者不能俱全之际,只能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国民党执政20多年,腐败无能,弄到天怒人怨,为民所弃,已是不争的事实。民心所向即是个人选择的最好指南。贾亦斌不愿意执迷不悟,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去殉葬,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

掌握武装，积蓄力量

1948年秋，贾亦斌应蒋经国之邀到上海去看他“打老虎”的成绩，可看到的却是蒋经国对孔令侃一案优柔寡断，最后“放虎归山”的事实。蒋经国以“尽忠不能尽孝，忠孝不能两全”为自己辩护，拒绝了贾亦斌的忠告，使贾亦斌对他完全失望了。两人的观点渐行渐远，立场也发生变化，贾亦斌最终选择人民的立场，痛下决心与国民党决裂，与蒋经国分手，弃暗投明奔向人民的怀抱。

贾亦斌为了组织武装起义,于1948年10月,曾从上海到镇江等地,接触过不少军政要人,其中不少故旧好友掏出真心话,认为在战场上国民党节节败退,而共产党则节节胜利,不但东北、华北、华东广大地区相继解放,而且大城市如济南、石家庄、长春、沈阳等也已先后到了人民手里。从中领悟了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一边。有的甚至表示渴望有机会投向共产党。贾回到南京后,即自行开吉普车将在国防部军务局任职的段伯宇接到中山陵,登上半山腰与段密谈。在谈了镇江见闻之后,贾问段:“国民党已反动透顶,腐败不堪,正在准备向南方逃之夭夭了。你看我们该怎么办?”段回答:“要自己抓住武装才有办法,光靠杂牌军不行。”段的话,真是指点迷津,一语千金。彼此想到一处了,于是商定了一个自行组建武装的初步计划。

在段贾商定组建武装起义的初步计划不久,长期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当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林蔚,为贯彻蒋介石在长江以南建立30个新军,利用长江天堑固守江南,隔江而治的意图,将贾亦斌请去商量有关解决组建新军所需的干部问题。林对贾说:“在江南建立30个新军,兵源尚好征集,就是没有干部。”进而问贾:“预备干部局能召集多少干部?”贾自忖这是难得的机会,必须抓住不放,就将计就计回答:“第一期复员的青年军共有7.3万余人。在嘉兴、杭州、重庆、汉中等地办了四所青年中学?学生都是第一期复员的青年军,取得少尉预备军官资格的,有1万多人；在南京、镇江等地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要求就业的预备干部。如果把分散于这些地方的预备干部召集起来，至少1万人不成问题。”并毛遂自荐地表示：“如能解决编制和装备问题,我愿意负责动员召集和组织训练。”林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赞同贾的意见。当即说:“你要什么,尽可能给你满足。”贾为了早日建立这支表面属于蒋家“勤王之师”而实际为起义作准备的武装部队,迅速以预备干部局名义草拟了一份计划，经国防部报到总统府军务局。在军务局任职的段伯宇当即加注意见送给局长俞济时转报蒋介石,顺利地获得了批准。决定于1948年11月初组建预备干部第一总队,作为第一步,以后逐步扩充。训练时间预定为3个月。训练期间享受准尉待遇,毕业以后分配到拟建的30个新军各部任排、连长和连指导员。贾亦斌被任命为兼第一总队总队长。贾在取得这一合法身份之后,组建武装的工作比较顺利,仅用10多天时间,于11月初预干第一总队就如期正式宣告成立了。其组织概况如下:

第一总队:(前期驻南京孝陵卫原陆军大学旧址,后期驻嘉兴东西两个军营)

总队长:贾亦斌(兼),副总队长黎天铎、林勉新、潘振球(后增),总队附:祁宗汉、文承山。下辖三个组和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共16个中队。 ——三个组:

军事教育组:组长李馥斋,其下又设教育、参谋、技术三个股。 辅导组:组长刘异,其下设宣传、康乐股,还配属一支文化宣传队。

总务组:组长周大公,其下设军需、财务、军械三个室。一一四个大队:

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恺寅,下辖第1、2、3、4中队。第二大队:大队长邓道三,下辖第5、6、7、8中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兰弼,副大队长胡岳宣。下辖第9、10、11、12中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李士廉,副大队长陈国骅。下辖第13(交通)、14(通讯)、15(工兵)、16(政工)中队。

还设有一个直属文化区队,区队长由刘汝沧担任,有队员70余人。一个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为李达祥。另设一个联络组,组长为张维(分别公开与国防部有关机关联络,秘密与地下党联络)。

全总队16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学员180人左右,加上在总队服务的学员,共有学员3500余名,多来自嘉兴、杭州两所青年中学,有一部分是青年军206师的伤病人员,连同各级官佐,全总队总共有4000余人,军事装备齐全。每个大队四个中队中,两个属步兵中队,一个迫击炮中队,一个重机枪中队。配备有美式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重机枪和60、82迫击炮,弹药配备也充足。

后来扩充为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由贾亦斌兼任,辖三个总队。第二、第三总队于1949年2月先后建立。 一一第二总队(驻重庆复兴关原重庆青年中学校址):

总队长:徐云胜,副总队长杨锦枫系贾亦斌的亲信,由贾任命。其学员来自重庆青年中学和在四川要求就业的第一期复员的青年军预备干部,共约3000余人。(由于嘉兴起义被迫提前,无法及时联络同时起义,被蒋军包围缴械)

一一第三总队(驻汉中原青年中学校址): 总队长:蒋得,系蒋经国的亲信。其学员来自汉中青年中学,共约2000余人。

第二、第三总队的组织编制和装备,与第一总队大体相同。

全预干团共一万人左右。(这两个总队未能参加起义,但在嘉兴起义的影响下,引起蒋的猜忌,将第二总队包围缴械,第三总队也瓦解了。)

贾为了组织这支部队起义,与段伯宇商定,对干部作了慎重的选择。其来源有三:一是跟随贾多年的老部下；二是对时局不满而思想进步的原青年军军官；三是曾被解放军俘虏教育释放后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军官,（对这批军官,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曾主张全部杀掉。在一次参谋会议上,周公然说,对这些人如不杀掉,将来亡国就亡在这些人身上。因与会的其他人担心这样干会引起乱子而表示反对,才未执行)。凡担任要害部位官职的如总队各组长,各大、中队长,辅导员等,贾均作了亲自审查,除个别是照顾关系外,尽可能选择最可靠者予以任命。其中有李恺寅、邓道三、文承山、胡岳宣、陈国骅、刘异、杨今、陈济光、彭少怀、张维、李达祥、吴文简、杨兴华、刘耀成、刘汝沧、冯一、王家骏、张若虚、边疆、杨步舟、寇雄、李德厚、王书山等均在起义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刘异、李德厚、陈全、曹景、吴苏义、胡树炳等许多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酝酿南京“西安事变”

第一总队成立之初驻守南京时,全总队学员仅千余人。当时贾亦斌获悉国民党政府准备南逃广州,在一次贾奉命参加的国防部参谋会议上,参谋次长李及兰公然提出将国防部秘密档案装上大轮船,沉入长江江底,贾当即表示反对。指出毁坏历史档案,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而李非但不听,反而气急败坏地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能管什么国家民族了。”贾感到必须打乱其南逃和毁坏档案的罪恶图谋,不让这些将国家弄到这步田地的民族败类轻易逃掉,因而紧急约同段伯宇、刘农畯等到其南京干河沿109号寓所密商对策。贾建议在南京举行反蒋起义,制造第二次“西安事变”,由他率领预干总队占领紫金山,刘农畯率伞兵占领两路口飞机场,把蒋介石等大战犯捉住送往解放区,使内战早日结束。但段伯宇认为当时南京有蒋军重兵把守,戒备森严,而自己能调动的兵力则很有限,且准备又不充分,不能贸然行事。

经过反复讨论取得共识,段归纳为三条:一、搞革命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盲目行动,更不能快意于一逞；二、要反蒋得有充分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三、要抓部队工作,积蓄实力,待机行动。并决定:团结一致,掌握军队,坚决反蒋。因此,将南京起义一事暂时搁置起来。会后,根据各自的条件,分头抓军队的策反工作,争取多掌握点武装力量,选择解放军渡江前的适当时机起义。

在淮海战役刚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正在进行时,蒋介石就令其残部大部分退守长江以南,在国际势力支持下,以扼守长江天堑，同时又妄图利用和平谈判来赢得在长江以南扩充编练所谓新军的时间。毛主席及时地发表声明并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揭穿了蒋的骗局,使国民党政府内部矛盾加剧,反蒋行动接踵而来。贾从总统府侍从人员处获悉国民党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张轸,于1月1日宣布河南独立；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已通电蒋介石,要蒋早日引退；桂系军阀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暗地串通搞所谓“五省联盟”,并打电报逼蒋下野,扶李上台。限蒋于2月1日前提出辞职,否则将采取三项措施:一、把华中“国军”全部交李济深(当时任民革中央主席)指挥；二、2月1日起,华中地区停止使用金圆券；三、凡从重庆东运的武器弹药将予以截留。当蒋介石接到此电报时,气得发抖,竟当即拔出手枪把传送电报的机要人员打死。宋美龄为此吓得魂不附体,抱着她的洋狗跑到孔祥熙家,对宋霭龄说:“不好了,老头子发疯了!”这就是所谓“南京逼宫”。贾为此十分振奋,进一步坚定了在南京起义的决心,加速了策反工作的步伐。

但由于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于1月20日宣布“引退”,回老家溪口,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分别派往第二野战军(河南)和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联系的人员未能按时回归,南京起义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积极准备，等待时机

蒋介石回到溪口后,实行“隐”而未退,倒是以溪口代替南京,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继续操纵国民党军政大权。国民党国防部秉承蒋的旨意,将刘农畯的伞兵第三团调驻安亭,贾亦斌的预干总队调驻嘉兴。但形势仍朝着有利于贾继续组织起义的方向发展。蒋加速了组建30个新军的步伐,指令将嘉兴、杭州两所青年中学的学生编入第一预干总队,

使这个总队扩充到了4000余人,在此基础上扩充为预备干部训练团,再委任贾亦斌兼任团长,并负责建立第二、第三总队。三个总队的学员合计已达万人。蒋家父子满以为在江南建立30个新军的干部训练工作已部署就绪,正在做着依靠新军坚守长江天堑与解放军隔江而治的美梦的时候,在嘉兴,酝酿更大规模起义的准备工作,又继续开始进行了。由于1948年冬,在南京期间,段伯宇就通过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表弟温尚煌(新入党的地下党员)与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接上了联系。1949年元旦,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饭店楼上,策反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接见了段伯宇。段即将贾亦斌等要求率部起义并请党组织派员领导工作的愿望,以及起义已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策反其他部队起义等情况,向张执一作了全面汇报。经策反委员会分析研究,决定将策反委员会委员李正文介绍给段伯宇,并指派李负责联系预干总队的工作。从此嘉兴起义的准备工作就有了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了。为了使起义的准备工作更顺利地展开,段伯宇选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上海市政务委员会委员段仲宇(段伯宇之弟)坐落上海宝山路的公馆(有卫兵守卫比较安全)作为地下党与贾(亦斌)、刘(农畯)等经常秘密商议工作的联络站。开始议论的起义计划规模很大,拟在苏、浙、皖三省,特别是宁、沪、杭三角地带同时行动,策应解放军渡江,作为里应外合。准备同时行动的有:1、贾亦斌领导的预干总队；2、刘农畯领导的伞兵第3团；3、段仲宇领导的上海港口司令部及其附属汽车队3个团；4、王海峤领导的工兵第4团；5、驻守扬中县的41师；6、驻守上海的青年军209师；7、驻守浦镇的96军；8、驻守芜湖的106军；9、齐国楮旅长领导的江苏省保安第一旅；10、江苏省保安三个旅；11、国民党装甲兵第X营。对此,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既十分重视也很慎重。先由段伯宇陪同李正文亲自去各部队了解情况,后又派联络员到这些部队帮助工作。经张执一等领导人仔细分析研究,认为这样大规模的起义不适宜,还是各自利用有利时机,适时行动为妥。张执一特别指出贾亦斌的预干总队是蒋经国的嫡系部队,如它在蒋的心脏京沪杭地区起义,可以达到动摇蒋的总后方基地的作用,其政治影响极大；即使起义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拖垮这支嫡系部队,也可以打破蒋介石建立30个新军的计划。李正文根据这个意见,召集贾、段、刘三人在宝山路联络站研究了预干团第一总队起义的具体问题。会上争论激烈。根据当时敌我形势分析,有的同志认为在嘉兴周围有国民党重兵驻守,起义很难冲出包围圈,与我游击队联系上。如孤军作战,起义较难成功。以等待解放军渡过长江,里应外合起义为好。而贾亦斌却认为在京沪杭地带起义,虽然危险性确实很大,但即使不能在军事上完全取胜,也可达到三个目的:一、嫡系部队起义对蒋政治上是个重大打击；二、在大后方起义,造成人心惶惶,动摇其军心；三、打破它建立30个新军的计划。因此表示:“干革命不能不冒点风险,既然组织上叫干,就应当干。”最后商定抓紧做好起义准备,待机行动。会后,李正文将讨论情况向张执一作了汇报。

晚年贾亦斌

张执一肯定了贾亦斌的意见,并决定加紧预干总队起义的准备工作。对其他各部队,则根据张执一有关各自利用有利时机,适时行动的指示,仍与党保持联系,相机行动。刘农畯1949年4月14日率领伞兵第3团(当时蒋只有3个伞兵团)在海上起义开到了连云港(601008,股吧)解放区。毛主席、朱总司令曾致电祝贺，“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段仲宇除了将自己的公馆作为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与起义部队将领的联络站之外,还为我地下党一些人员出入上海火车站免遭敌方军警宪特盘查,提供了特别通行证。而在解放上海战役中又把他所部三个特种汽车运输团及时交给了解放军作战使用；王海峤则根据党的指示故意把铁甲车弄坏,堵住浙赣铁路,使国民党军队无法顺利向台湾撤退,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下令逮捕王海峤,王只得随同地下党联络员撤往香港后转解放区；齐国楮在解放军渡江后率领江苏省保安旅万余人在金坛、溧阳一带投向人民；有的部队虽未起义成功,但在解放军渡江后均未进行什么抵抗而自行瓦解了。张执一说:“这对我军作战,也是有利的。”

1949年初,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为加紧预干总队各项起义准备工作,又将从香港执行任务回到上海的张文藻派到预干第一总队,担任贾亦斌的秘书,直接在贾身边工作,李正文也常到驻地指导。在嘉兴,还有时畅舟南湖听取贾的汇报,传达中共上海局的有关指示。这样,各项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和活动,都及时地得到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贾亦斌从此得到了强有力的依靠,方向明确,干劲更大,一往无前。

接着根据中共上海局的指示,贾在宝山路联络点同段伯宇、李正文一起,首先研究制订了起义的行动方案,按地理环境和当时的条件,在京沪杭地区起义,只有海路或陆路可走,而以海路比较安全。因为部队上了船,只要能控制船的航向,在海上起义,突然调转船头开往解放区,敌人就是追也措手不及。贾本可以有机会在海上组织起义,因为蒋家父子曾要贾率部乘船开往福建。贾原拟趁此机会在船开出长江口后再向北开往解放区。但后来刘农畯也奉命率伞兵第3团乘船开往福建厦门鼓浪屿。经贾考虑决定放弃在海上起义的打算,并在制订起义行动方案时,提出在陆地上起义。当时段伯宇对贾不选择比较安全的海上起义,深为诧异。即问贾为何如此。贾亦斌回答:“我的部队,自己有把握控制得住,而刘农畯是刚上任不久,掌握部队困难较大。如果我部先在海上起义,那必然会引起蒋介石父子的警惕。这样,刘部再要在海上起义,就可能不行了。为了让这两支部队都能起义成功,我宁冒危险在陆地上起义,而把在海上起义的机会让予刘部。”段、李赞同了贾的意见并作出了贾部在陆地上起义的决定。后来,贾又再同有关同志共同商量提出了在陆地上起义的两种方案。即:一、在嘉兴就地起义与上海浦东游击队会合；二、在嘉兴就地起义,向西天目山挺进。应当说不论执行这两种方案中哪一方案,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从嘉兴到浦东或者上西天目山,都在蒋政权的心脏地区之内。从局部角度来看,这里它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驻守这一地区的,仅用美式武器装备的正规部队就有四五十万,加上交警、保安部队和宪特警,总数号称七八十万以上；其次,嘉兴地处杭嘉湖平原,水网纵横,湖沼满布。在这里起义,无可依之山,却有水网重重之阻,且敌人据有浙赣铁路、京杭国道等交通线,可以迅速调遣部队对起义部队围追堵截,而起义部队则只能靠两条腿走；第三、嘉兴起义的预干总队仅有4000人,又难于得到解放军和地方游击队的接应,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区区的4000人去对抗成百倍以上的敌军,加上其他许多不利因素,要在军事上取胜,恐孙膑、吴起再世也难乎其难。然而经过仔细分析,全面权衡,确认在这个地区起义,即使在军事上不能取胜,但在政治上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且还可以为解放军渡江做内应,对迅速摧毁蒋家王朝将产生巨大作用,肯定可以达到上面所讲的三个目的。因此,决定敢闯生死路,不怕做第二个丁锡山（国民党将领，起义后被俘牺牲，笔者注）,按在陆地上起义的方案,作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一在政治上加强宣传鼓动,揭露黑暗,指示光明。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一是召开各种大中小型讨论会、座谈会,了解思想动态,特别是带倾向性的问题,因势利导,取得共识。

二是集中大家关心的“和”与“战”的问题,组织大型辩论会。2月初,在西大营操场举行一次全总队大会,辩论“和”与“战”的问题。以学员张若虚等为代表发表的“主和论”博得了台下一阵阵掌声,而另一些人发表的“主战论”,却被台下不断响起的嘘声所打断,不得不灰溜溜地走下讲台。足见“主和”大得人心。在预干总队学员中同样如此,而戎马半生的总队长贾亦斌竟然是个主和派。最后,他以铿锵有力的声音表示赞同主和,无疑起了导向作用。

三是举行各种报告会。贾亦斌在一次总队报告会上,很策略地、又毫不含糊地揭露国民党政府派系林立,争权夺利,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盗窃国家财产,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有的甚至把金银财宝运往美国,准备在美国做百万富翁；还滔滔不绝地叙述了在前方军事上节节失败,在后方却民不聊生的现实,而矛头所指为谁,却又不予以指名,以留有余地。这些报告感染力极强,进一步激发了学员对现实的强烈不满。

四是总队出版《甦生报》(以示自力更生之意)和各大中队出版《墙报》。组织官佐、学员自由发表文章,见解。由于其政治性强,又有趣味性,人人爱读,催人奋进,富于启迪。

五是编唱《总队队歌》。歌词是:“新的时代,新的觉醒,新的任务,新的行动。我们的后盾一一人民；人民的前卫一一我们。为主义,肯牺牲；为人民,争生存。新军到处,大众欢腾,把握时机,准备新生。像海燕穿过那暴风雨,像雄狮怒吼在山林中。要慷慷慨慨的死,要轰轰烈烈的生。划时代的史诗由我们写,光荣的凯旋属我们。”尽管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歌词只能是含蓄的,但已强调点出要“把握时机,准备新生”,同样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由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上述一系列的宣传鼓动活动,整个总队的官佐、学员思想起了巨大的变化。多数人仍保持着抗日战争时期那种为挽救祖国危亡舍得献身的爱国热情,表示拥护贾的主张,要同腐败官僚斗争到底；极少数对国民党政府原来抱有幻想、持怀疑观望态度的人,也感到国民党政权腐败日甚,大势已去,暗中在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而个别坚持反动立场者,则极为恐慌。但又以为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得力助手和亲信,对贾这么干迷惑不解。有的以为贾是在执行蒋经国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走第三条路线”。也有的极力想从贾最亲近的人中探听究竟。好在这样的人不多。整个总队思想发生变化,对起义是极为有利的。

一一在组织上,除配备可靠者担任要害部位负责人外,为避开蒋经国派政工人员进入总队的一着,全总队不设专职政治指导员,而在区队以上设由学员自行选举产生的辅导员。为把全总队学员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起来,采用了多种方式方法,公开的有时事座谈会、学术研究会、同学会、同乡会、读书会等；秘密的有同结金兰、依靠骨干发展“三?三”秘密小组等。通过这些方式方法,迅速地把骨干学员组织起来,而且又通过骨干学员最广泛地团结了多数。如第12中队队长陈济光先发展了张健行等三人组成“三?三”秘密小组,并到曹王庙里举行一次歃血结盟:誓同生死共患难,永不背叛。又通过张健行等三人每人联系三个学员,层层发展联系,很快将全中队170余各学员的90%以上组织在联络网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准备在起义行动中有“进”与“退”两套方案,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退”时,可以化整为零,分散作战。在运用这套组织办法前,曾先向中共上海局作了汇报。张执一、李正文等领导人均表示赞同,并指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广泛地扩大统一战线。

一一一在军事上从实战出发,加强了军事操练、作战演习和掌握兵器的技术技能训练。由各级队长带领,每天坚持“三操二讲”，风雨无阻。总队长贾亦斌非外出时几乎每天坚持同学员一起出操,共同生活,还深入各大中队队部检查,及时肯定好的或指出问题,从而使学员的军事素质有了迅速的提高。

　溪口“考察”，化险为夷

随着起义准备工作的逐步深入，溪口方面似乎也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感到贾亦斌在嘉兴预干总队的活动有些“异常”。国民党内早就有人认为贾亦斌对时局一直持悲观态度，却对办预干总队如此热心，当时就表示怀疑，现在更是疑窦丛生，因而开始对贾亦斌进行暗中监视。他们派出特务在预干总队驻地日夜监视。蒋经国也对贾亦斌产生了怀疑，他派亲信江国栋（预干局二处副处长）来监视贾亦斌。江国栋携带大量银元来到嘉兴，四处活动，在预干总队军官学员中大搞拉拢收买，暗中调查贾亦斌的言行，窃听学员的各种讨论会、辩论会，收集情报，直接向蒋经国汇报。1949年2月底，国防部曾向保密局（原军统局）嘉兴站发出电示：“贾亦斌言行偏激，应予慎防。”这给起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但起义已如在弦之箭，无论阻力和危险有多大，都势不可止，必须继续进行。地下党掌握了上述情况后，及时通知了贾亦斌，贾亦斌立即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并提高警惕，加快了准备工作的步伐。

1949年3月初，蒋经国突然电召贾亦斌去溪口见蒋介石。贾亦斌知道这是“鸿门宴”，说明蒋经国已对贾起了疑心，想借此考察贾。去还是不去，贾亦斌颇为踌躇，因为此行关系到嘉兴起义的成败，必须请示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贾亦斌迅速赶到上海宝山路联络站，同李正文、段伯宇急商对策。经过全面分析，认为蒋经国不可能掌握贾亦斌与地下党联系的真凭实据，贾亦斌并没有暴露身份，蒋经国对贾亦斌也只是怀疑。因为当时地下党与贾亦斌只是单线联系，在预干总队内部也没有发展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反倒引起蒋氏父子增加对贾亦斌的怀疑，并可能先采取行动，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只有冒着危险，毅然前往，以行动消除蒋氏父子的疑虑，才有可能挽救正在酝酿的起义，因此会议决定贾亦斌以去为好。

于是，贾亦斌便装着十分坦然的样子，随同国防部监察局长彭位仁一起前往溪口。到达溪口已近傍晚，他们俩住进了武岭学校。当天晚上，蒋经国没有露面。贾亦斌躺在床上反复告诫自己，遇事要冷静、沉着、克制，对蒋氏父子的态度要表现得与其他将领一样自然。贾亦斌还琢磨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及应付之策。想到地下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与期待；想到起义是顺应民心的正义之举，贾亦斌内心充满了大无畏的勇气和信心。第二天清晨，先期来此谒蒋的预干团上校主任秘书楼锡源趁彭位仁外出散步，房内只有贾亦斌一个人时，进来悄悄告诉贾亦斌：“有人向蒋先生告密，说你有思想问题，准备带领队伍投共。”他接着又对贾亦斌说：“蒋先生今天8点找你谈话。谈得好没有事，谈得不好就别想回去了。”贾亦斌很感激同事的提醒。果然不出所料，蒋经国对贾亦斌已起疑心，想借溪口之行来考察贾亦斌，如果贾亦斌应对时一语不慎，漏出破绽，顷刻之间便会招来杀身之祸。贾亦斌望着窗外，初春的溪口显得山清水秀，贾亦斌却感到杀气重重。贾亦斌又想，“蒋经国不干脆把我抓起来，说明他没有拿到确凿证据，还在犹豫迟疑之中，只要我处理得当，沉着应付，有可能使局面转危为安。”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关键时刻，贾亦斌的头脑反而更加冷静清醒。

晚年贾亦斌

贾亦斌想到彭位仁是自己的老上级，彭始终器重和信任贾亦斌，贾亦斌进陆军大学和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工作，都是他推荐和介绍的。现在贾亦斌要争取他的同情，使他向蒋经国进言，也许可以解贾亦斌之危。所以等彭位仁散步回来，贾亦斌即满怀委屈地向他诉说，蒋经国听信告密而对他产生怀疑之事。彭听后，埋怨贾说：“你这个人呀！遇到不满意，就发牢骚，现在问题来了吧！”看得出来，彭并不相信外面关于贾亦斌的传言，对贾亦斌的处境抱有同情之心。

8时许，蒋经国果然约贾亦斌到丰镐房二楼会客室见面。贾亦斌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蒋经国了，这时他已经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的颓丧中恢复过来。这次见面没有了以往朋友之间的热情，他态度严肃，话语不多，两只明亮的眼睛始终在打量贾亦斌。一见面，蒋经国劈头就问：“你在嘉兴待的时间很久啊！部队怎么样？”贾亦斌神态坦然地回答道：“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星期。部队思想问题很多，官兵们都很想念领袖（指蒋介石），可否请领袖去训训话，以安军心。”他很干脆地回答：“不可能。”贾亦斌又问：“领袖没空，你能否去？”他又简短地回答：“我没有空。”蒋经国停了一下，好像漫不经心地突然说：“预干总队开往福建建阳。”边说边紧盯贾亦斌，看贾亦斌的反映。贾亦斌知道他在试探，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好！我回去就带部队开往福建建阳。”并建议他告知参谋总长顾祝同，因为顾祝同曾表示预干总队学员经短训后，即分配到新建的30个军去当下级军官。蒋经国听后说：“可以，我会打电报给顾祝同的。”为了早日脱离虎口，贾亦斌顺势提出：“我可否早点回去作准备？”“不行，你可以住几天，这里还有重要事情，领袖还要找你谈谈。今天就谈到这里。”蒋经国说完，即起身送客。

接下来的几天里，蒋经国派他的机要秘书萧涛英陪贾亦斌游山玩水，实则监视考察，形同软禁；同时还派人到嘉兴预干总队进一步调查贾亦斌的情况。贾亦斌知道自己已落入樊笼，只好表面上装着兴致勃勃，随人到处游山玩水，以消磨时光。当时贾亦斌的处境十分危险，只要嘉兴稍有风吹草动，贾亦斌就再也难以脱身。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焦急万分。贾亦斌曾想趁机逃出虎口，到四明山上去找中共游击队，但监视甚严，无法脱身。贾亦斌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忍耐下去，坚持到底。

大约过了3、4天，蒋经国突然通知贾亦斌：“今天晚上，领袖请来了上海京剧团，在武岭学校演出《龙凤呈祥》，约你和我们一家人一同看戏。”“请我看戏，要我到溪口来就是为了看戏？莫非是戏中有戏？”贾亦斌暗忖，耳边仿佛响起了荆轲刺秦王的一首悲壮歌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心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要对贾下毒手，贾亦斌决不会束手待毙，一定要像荆轲那样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出乎贾亦斌的意料，看戏现场很温馨。蒋介石坐在第一排，他的长孙和孙女坐在两旁。贾亦斌和蒋经国及夫人方良安排在第二排，身后坐的全是侍卫。在看戏过程中，贾亦斌曾动念想学荆轲刺秦王那样，拔出手枪打死蒋介石，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但贾亦斌想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嘱咐，“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主张暗杀”。于是放弃杀蒋行动。整个看戏过程很平静，看完了戏，蒋氏父子对贾亦斌未作任何表示。

这场“戏”演完了，蒋氏父子对贾亦斌的考察似也告一段落，显然他们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但蒋经国仍然不放贾亦斌回去。贾亦斌担心日久生变，一直在寻找机会争取早日跳出这个牢笼。机会终于来了。

3月11日上午，贾亦斌照例又由人陪着“游山玩水”，自雪窦寺妙高台下山途中，正巧遇见蒋经国陪同阎锡山上山。那天，蒋经国显得情绪很好。贾亦斌趁机向他提出，溪口风景已游遍，想回嘉兴为部队开往福建作安排。也许蒋经国经过8、9天的监视考察，未发现贾亦斌有什么“异常”情况，在嘉兴预干总队也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一时无法处置。今天见贾亦斌要求返回嘉兴，趁着高兴，就爽快地答应了。贾亦斌得到他的允许，如同出笼之鸟，一刻也不敢耽搁，当天就同彭位仁一起离开溪口经宁波回上海了。

此次溪口之行，是贾亦斌同蒋经国的最后一面。很多年过去，贾亦斌才从方庆延处得知，蒋经国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就已对贾亦斌产生了怀疑。据方来信说，1948年11月上海“限价”失败后，蒋经国去奉化前，回到南京励志社2号住处。那天天气阴沉，蒋经国打电话到预干局找方有事。大约上午10点左右，方庆延到了励志社。蒋经国一个人在房间里，埋着头坐在沙发上。方进去后，蒋一摆手指着对面沙发示意他坐下，一手拿起一支烟，一手拿火柴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说：“简直是众叛亲离了！你知道贾亦斌……这个人的情况。……你要主动接近他。必要时全权负责处理他。”方对蒋这一指示采取了淡然处之的态度。不久，方随预干局去广州，遂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此次溪口之行确系险象环生，千钧一发。由于贾亦斌机智沉稳，才得以化险为夷。

　　断然起义，义无反顾

3月12日,贾亦斌回到上海,即到华楼饭店向地下党领导人李正文、段伯宇、张文藻等作了汇报。党组织对贾在溪口善于应付各种事态,安然回来,作了很高的评价和慰勉。同时贾也再向党组织提出了加紧准备起义的设想和可能遇到的问题。经过党组织讨论研究,作出了几项决定:一、把住在花园饭店的贾夫人谭吟瑞及其儿子贾宁送到鸿福里17号楼下一朋友家隐蔽起来,对外则声言送到福建去了,以减少国民党对贾的注意。实际由谭继续担任秘密联络工作；二、加速对驻京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几个军师和江苏省的几个保安旅进行策反工作,并分别派宋健人、李炳琳等到有关司令部联络,其他人也分头去做策反工作。第一项决定对免去贾的后顾之忧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贾夫人谭吟瑞由于受其祖父谭嗣同的思想影响很深,具有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她也深知贾已下决心去干的事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既为丈夫选择走起义之路而自豪,但也因其子还只有两岁,不能不有所顾虑。在组织上作了安置之后,就更坦然支持贾一心投入起义斗争了。当贾和李正文、段伯宇等为执行党组织决定,到上海一个蒋军部队进行策反取得了进展,又转到南京再做另一部队的策反工作时,上尉军需张维从上海匆忙赶来报告:“国防部已将贾所任本兼三职都撤掉了,调为国防部部员,派往南京卫戍总司令部服务(实际将贾看管起来),并派黎天铎继任总队长。李、段对此事态和贾的安全深表关切,感到工作刚刚做好又被敌人破坏了。但贾却向党表示:“只要我还能活着,就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率领这支队伍起义,请组织放心。”并即告诉张维:“为防止国民党强加我‘拒不移交'或‘交代不清'等莫须有的罪名而把我关押起来,请叫有关人员尽速办理好移交事宜。”随后贾即同李、段一起从南京赶到上海,向中共上海局有关领导汇报了上述事态。上海局对此立即做了研究,并决定由贾亦斌执行原拟定的第二种方案一一在嘉兴就地起义向西天目山挺进。在到达西天目山之后,同中共苏浙皖边区游击队会合,并用“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的番号开展活动。起义时间定于4月15日,以便策应解放军渡江。贾毅然接受了党的这一决定,向党组织仅提出:“这样的起义十分危险,万一自己牺牲了,请党组织批准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经中共上海局审查,批准了贾亦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对其妻小也立即作了妥善安置,进一步免除了贾的后顾之忧。

当贾被国民党撤去本兼各职的命令传达到了总队之后,官佐、学员大哗。有的贴出标语:“谁叫我们的贾总队长离开我们?”“谁剥夺了我们的温暖?”“谁打掉了我们的火车头?”等等；很多学员自动罢操、罢课；有的准备上南京请愿或表示要上山打游击。闹了几天,且越闹越激烈,弄得国民党,特别是黎天铎感到众怒难犯,无法收拾。黎不得不求助于贾亦斌,想借助于贾在全总队的崇高威望,去稳住学员的情绪。于是以欢送为名,邀请贾亦斌回到嘉兴去出席欢送贾总队长大会。为平息学员的愤怒情绪,还决定聘请贾为名誉总队长。当时地下党鉴于如果这样大闹起来不利于起义,也指示贾立即接受邀请赶赴嘉兴去稳定局势,同时相机指示骨干注意斗争策略,要等待时机,切勿乱动。当贾步入欢送大会主席台时,全场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许多人甚至热泪盈眶,出现了感人肺腑的场面。贾在这个大会上给全体学员上了“论预备干部制度”最后一课,并接受了“名誉总队长”的聘书。这既是对国民党“撤职”的否定,也为起义作了再一次的思想动员。

3月下旬,贾从嘉兴回到上海,住进吴宫饭店,发现有特务盯梢。贾机警地摆脱了盯梢,即赶到宝山路段仲宇住处,与段伯宇一起研究起义的具体事项。4月3日凌晨,贾偕同副官孙效武又秘密回到嘉兴,在北门钮家滩一家可靠又便于隐蔽的老百姓家中住下。按与段商定的办法,着手组织力量,分头做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1、派出总队直属文化区队队长刘汝沧等人,按照预定的起义部队经过路线绘制地图,并侦察沿途驻军状况；2、派出人员去与地下党指定的朱专员接上联系,以便部队起义后及时得到接应；3、请张文藻将起义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及进展情况向上海局领导请示汇报；4、派人到上海催修并尽快取回无线电收发报机；5、贾则在秘密地点,与亲信人员保持经常接触,掌握动态,处理问题。

为了进一步深入对骨干作一次动员,以便更好地发挥骨干的作用,4日深夜12时,贾在另一秘密地点一一秀成桥畔一个槽坊里,召开有30多名骨干参加的会议。当贾讲了这次采取行动的意义时,有个湖南口音重的学员站了起来提出:“何时行动?到何处去?与共产党有无联系?”等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属于核心机密,恰恰正是地下党一再指示秘而不宣的问题。贾注意到这一点,就用制止的语气说:“到时候会告诉你的。”原来这是一个伪装积极混入骨干队伍居心叵测之徒。由于警惕性还不够高,未对他采取果断的措施,后即出现秘密被泄露的种种迹象。尽管此人知道的情况不多,涉及不到核心机密,但已造成形势骤变,十分危急。这时犹豫不决,有可能招致起义夭折。因此贾果断决定提前起义。4月5日,李正文赶到嘉兴,在车站附近一家药店与贾会面,后又到南湖登上游艇听取贾的汇报。李正文根据当时预干总队内出现的情况和贾的建议,代表党组织同意了贾的行动计划。

好在这时候起义的准备工作己大体完成,只是无法将提前起义的信息及时传送给原来约定或已派人去约定同时起义部队。这样就无法相互声援和牵制敌人,从而给这次起义增添了许多困难。

贾在秀成桥畔召开骨干会议的情况被泄露之后,黎天铎即到处寻找贾亦斌。6日清晨早操时,黎直接追问李恺寅:“听说贾局长到了嘉兴,你不会不知道。”尽管李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但黎还是纠缠不休。接着又假惺惺地说:“我要去拜访贾局长,请你告诉我他的住处。”李不予答复,黎就缠住不放。直到下午四时,李才乘隙摆脱纠缠,奔到贾处告急。贾见事已败露,即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于4月7日凌晨起义。当时李焕阁旅长已派车来接贾去平望商讨协同起义问题,也只好婉辞了。

为了力争有一二天时间,免遭敌军围追堵截,贾机智地决定起义分两个步骤。第一步迫使新任总队长黎天铎签署命令:率部到莫干山去进行军事演习,以取得合法名义,瞒过国防部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当地驻军,以便于起义部队安全越过京杭国道；第二步在越过京杭国道之后,等到了我地方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区一一天目山,再昭告天下:起义反蒋,并打出地下党给予的“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的番号与当地游击队会合,策应解放军渡江。为了走出第一步,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向各大中队下达命令,迅速准备好武器弹药,饱餐一顿,率领所部到西大营操场集中待命出发行军演习；二、立即在东西两大军营实行戒严措施；三、将黎天铎等包围于总队部办公室,由贾亲自出面与黎谈判。垂暮时分,李恺寅、邓道三派了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学员给贾当警卫,陪同贾到达总队部,与黎短兵相接开始谈判,以先礼后兵的办法,对黎晓以大义,劝导他识时务,立即签署到莫干山去进行军事演习的命令。如遭拒绝,则立即予以就地处决。在谈判过程中,黎迟迟不肯表态。快到午夜时分仍僵持不下。考虑到时间不容再拖,贾即向黎发出最后通牒:“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去,可以升官发财；另一条是跟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五分钟内回答。”

这时总队部已被学员团团围住。沈正发、王正斌、万少甫等学员即以刺刀对准了黎的胸膛,另一些学员用手枪对准了黎的脑袋,吓得黎瑟缩发抖,满头冒汗,才对贾说:“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我走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接着拿起笔来签发了到莫干山行军演习两天的命令,并立即对外作了宣布。

很快,驻西大营的第二、第三大队和驻东大营的第一大队全部集中到西大营操场。第四大队只来了第14、第15中队,而第13、第16中队未能按时到达。这两个中队同住一幢楼房。由于第13中队队长林荫(黎天铎的亲戚〉乘学员还躺着睡觉之际,手持冲锋枪堵住大门,口里狂叫:“不准动,谁敢动就打死谁!”然而林这么干,只能吓唬胆小的,第16中队不少学员见门被堵,就从二楼窗口跳楼,其中边疆、王国炳、杨步舟就是跳楼的带头人。接着东大营响起了少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为了避免林荫带队捣乱造成恶果,贾亲自率领两个中队并押着黎天铎一起到东大营附近,责令黎命令林荫将队伍带到西大营集中,但林拒不从命,又僵持了近三个小时。这时已近黎明,形势迫使所有部队必须迅速离开嘉兴。鉴于林荫中队也有一些人自行投入了起义大部队,又不宜用武力解决林荫的问题,不能因小失大。贾当即回到西大营指挥所有部队迅速离开嘉兴,并指定值星中队长曹仲如率队为前卫,领先向天目山方向前进,自己带队断后。一场震惊中外的嘉兴起义,就于1949年4月7日凌晨爆发了。

蒋经国痛哭流涕作检讨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城之后,林荫即到嘉兴国民党城防司令部报告。该部又立即分别急电国民党国防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浙江省警备司令部。这对国民党政府自是一个心脏起爆,顿时慌乱一团。当天凌晨,住在溪口小洋房的蒋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寥寥数字的急电:“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下落不明”时,整个溪口一片惊恐沮丧。蒋经国犹如心头被剜了一刀,悔恨交织地“为此痛哭流泪向乃父检讨”（蒋经国亲信蔡省三语〉。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痛斥其子“无能”,“用人失策”。他们都知道这场起义非同一般,对他们将是致命的,非镇压下去不可。蒋介石手令国防部调兵遣将,迅速调集了蒋军25师、105师、108师、36师和87军一部分以及江浙皖三省的保安部队、交警部队,甚至不惜调动防守“长江天堑”的陆军和空军。以几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对这支起义部队设下重重包围和一道道堵截线。于是一场包围堵截与反包围堵截的恶战在乌镇及其附近地区打响了。

7日下午5时许,当起义部队抵达桐乡县茅盾(沈雁冰)的故乡一一乌镇时,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部队已在乌镇及其附近的吴兴、武康等地布下包围圈和堵截线。起义部队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但贾亦斌临危不惧,冷静指挥,包括避免乌镇毁于战火,殃及茅盾故居和乡镇居民生命财产的事都考虑到了。命令起义部队绕过乌镇市区,从乡间道路,到乌镇附近一个空旷场地集中,然后举行庄严誓师。他以简短的语言,慷慨激昂地向全体起义人员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图谋,指出起义部队面临的严峻形势,将起义行动的第二步提前宣布:“举行反蒋起义!快速越过京杭国道之后,就有中共苏浙皖边区游击队接应我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全体起义军官学员,报之以震耳的口号声:“坚决反蒋起义!拥护贾指挥!”接着贾按“轻”(卸掉笨重行李,只拿武器),“快”(快速冲过京杭国道),“散”（分散突围)三字方针,号召只拿武器,丢掉行李和书籍,轻装对敌；还强调宣布了几条纪律,其中有:“我们的后盾一一人民,我们为人民而起义,决不能扰民、害民,决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同时派出人员就近征集船只近百艘,让一夜未眠,一天未进食,加上一天强行军而异常疲惫的学员乘上船,准备乘夜开航西进。这样好让学员在船上稍事休息,穿过水网,估计如果顺利,翌日天明,就可到莫干山和天目山麓。那时再同国民党追兵作战,会更有精神。但一入夜,国民党围追部队的枪声就从乌镇四周打响了。一发炮弹正在贾的坐船旁边爆炸了,有些船只被炸沉了,干部学员均有死伤,其中杨兴华(区队长,伤)、胡树炳(学员,死),就是最先死伤的人员。气愤填膺的干部学员纷纷登岸,用迫击炮、轻重机枪等各种武器坚决予以回击。贾亦斌为了将敌人压住,亲自率领一、三大队,在迫击炮、重机枪的炮火掩护下向敌人的炮兵阵地发起冲锋。敌人的炮火被暂时压住了。但疏忽了对黎天铎等人的看管,他们趁机逃跑了。

敌人的进攻虽被暂时压住了,但形势仍然极为严峻,贾利用间隙同几位大队长和其他一些主要骨干商量决定分三路突围:

第一路约800人,由贾亦斌亲自率领,边打边掩护撤退。经过二昼夜激战,转移到了双林镇,再前进到达菱湖。

第二路1000余人,由辅导组长刘异任指挥,冯一(原名冯廷耀)、王家骏任副指挥,率领部队朝莫干山进发,经过三昼夜冲破敌人的阻击,10日到达离莫干山15里的三桥埠。当夜再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冲上了莫干山。由于当天大雨滂沱,起义人员衣履尽湿,加上从7日起已有两三天未曾进食,空腹行军,十分疲惫,有的学员甚至随地一躺就睡着了。这时国民党武康县长兼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王正谊见起义部队上了山,又显得疲惫,一方面假装表示同情,招待膳食,安排住宿,麻痹起义部队；同时暗地里派人下山向奉令围追的敌军赵荡辉部报告,很快赵部即冲上了莫干山,封锁了各个山口道路,将这路起义部队层层包围。11日凌晨,再向起义部队进逼,形成短兵相接,迫令缴械。由于寡不敌众,无力抵抗,这路起义人员均被俘虏。对此,国民党大做文章。浙江省主席周品还以王正谊“有功”,又是亲自接见,又是通令“嘉奖”。但是起义人员反蒋之志,是难以征服的。尽管被俘人员被押送回嘉兴关押,刘异惨遭杭州军法处长杨万昌秘密装进麻袋,沉尸于钱塘江底,但冯一、王家骏、沈正发等许多人则先后乘隙逃脱归队,继续奋勇作战。

第三路约700人,由第一大队大队长李恺寅率领,冲破了多道堵截线,到达德清、武康一带之后,追赶的敌军,曾派出特务武装青年救国团团长胡轨带领数十人来向起义部队喊话:“你们不要受贾亦斌的骗,不要受共产党的骗,回来吧!”“贾亦斌有野心,别再上当啦!”他企图借他原来在青年军中的身份,花言巧语,来软化起义人员。但起义的学员分得清谁是骗人者,回答他的是仇恨的子弹!可惜没有命中。这些喊话者还是不知趣地不停地喊着:“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只有蒋局长才是关怀你们的,他不咎既往……”回答他的是更加密集的子弹。寇雄一声令下:“打!”其中一名喊话最起劲的少校,就被学员张德选开枪打倒了。这路人马除极少数疲惫不堪掉了队的被抓了回去外,绝大部分都采取边打边退的办法,摆脱了敌人。

在这几个昼夜交战中,陆地上,有数以万计的敌军围追堵击,哨卡盘查,挨户搜捕；空中,从8日起,白天一直有敌机侦察,机枪扫射,散发传单。出阵飞机,每天少则七八架次,最多的达12架次之多。这对仅有4000人的起义部队,实在不相称。从他们散发的传单,可以看出其用心之良苦。且看看其主要内容:1、捕送或击毙贾亦斌归来者重赏；2、胁从不问,希速归来；3、国军己布下天罗地网,你们欲逃无路；4、你们不要再为有野心的贾亦斌卖命了；5、悬赏5万银元购缉贾亦斌。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他们以为金钱可以买得一切。殊不知他们正是因为刮钱,刮穷了天下的老百姓,弄得民怨沸腾,人心丧尽,被人民称之为“刮民党”,最后落得个“失人心者,失天下”。也许是他们的本质决定他们不可能知道这支起义部队的成员正是不肯与之同流合污,摒弃了他们可能赐予高官厚禄的机会而投奔不重金钱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得民心的共产党的。用金钱收买怎不枉费心机呢!

正如后来贾亦斌诗作所说:“革命从来不惜命,买头枉自费精神。”这既概括了贾本人的品格,也歌颂了革命者不爱爵禄爱人民的精神。同他一同起义者决不会贪财去出卖爱国爱民之士和自己的灵魂。尽管起义后形势十分严峻,但没有任何人出卖贾亦斌,而是千方百计去寻找贾亦斌,与之共同战斗。贾还与部属互相接济。当贾看到一名学员因体力不支无法跟上部队时,他当即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银元给他作暂避民间的盘缠；在最危险的时候,副大队长陈国骅脱下手上的戒指交给贾亦斌,说也许你会用得着的。当贾率领的第一路突围部队到达双林镇之后,第三路突围部队由李恺寅率领前来会合了。这两路部队,由于遭到敌人的连续追赶和重重堵击,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减员不少,检点人员合起来也只有300余人了。经过召开骨干会议,分析形势:我们只有突破京杭国道,才有可能与当地游击队会合。而京杭国道沿途有敌军36师用装甲车和汽车不停地巡逻,防备严密。我们要冲过去,只有在“出其不意”上下工夫。于是决定:一、我们利用夜行军,从敌人可能认为我们不敢去的地方突破；二、我们冒充敌军36师的部队由袁副团长(由贾冒充,并化装袁瑞)率领去追剿“叛军”。吴兴城内设有吴兴联防处,防守甚严,料敌人认为“叛军”不敢从此通过。我们决定偏偏要大摇大摆地从这里闯过去。当我们开抵吴兴南门外道场山时,山头已被浙江省的保安团占领。于是我们学着蒋军看不起保安团部队的神情,对他们大声喊叫:“我们是36师前来追剿嘉兴‘叛军',捉拿贾亦斌的,你们还不赶快下来!否则老子毙了你们。”他们信以为真,立即派总务科长颜修汉带领二名士兵下山来同我们联系。等他们一接近,我们突然命令:“把枪放下!”并以手枪对准他们的脑袋,责令他们把山上的保安团队伍喊下来。他们出于无奈,只得向山上喊道:“是自己的部队啊!你们快下来吧!”就此我们把他们缴了械,还要他们为我们筹集了一些粮食,搞来了一批船只。使我们从吴兴城南顺利地渡过了河,突破了京杭国道封锁线。

良村血战，死里逃生

起义部队在越过京杭国道之后,并不像原来设想的那样很快就能与中共苏浙皖边区游击队接上联系,取得支援,处境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在过去几天的战斗、奔驰中,昼夜行军,又没有给养。自7日以来,几乎没有正常进过食,饿极了,倦极了,走不动了,有的掉队了。他们有的躺在村里的稻草堆里,有的在田埂、水沟旁就睡着了；实在饿极了,也顾不得体面,只好向老百姓讨点吃的,甚至在路旁拔根竹笋,放在嘴里咬着嚼着充充饥,似乎这比平常吃鸡鱼肉还更有味儿呢!饥饿、日晒、雨淋,几天不能睡觉,敌人不停地追赶袭击,这对过惯了学生生活的学员来说,实在难熬。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真是从娘肚皮里生下来之后没有吃过的苦啊!可是他们仍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跟上贾亦斌的队伍,跟着贾走向光明。当他们充了一点饥或睡上一觉醒来,只要不被敌人捉住,总是朝西走,因而跟在贾亦斌周围的队伍人数少了又增加。当贾亦斌在行军中不幸碰伤了脚,趾甲外翻,步履艰难时,学员就抬着他继续向西挺进。好不容易,队伍冲过京杭国道终于到达了妙西山良村,满以为比较安全了。上山以后,就自然地坐在一起,稍作休息,心里都很高兴。李恺寅风趣地说:“现在请袁副团长(指贾)给我们讲话……”贾刚讲了两句:“我们天天想上山打游击,现在我们终于到达山里了……”埋伏在附近的敌人,又围上来了。起义部队虽极疲惫,但不得不迅速应战。敌人居高临下向起义部队射击,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这时,能压住敌人的火力点,就能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于是贾当即命令陈国骅带领30多名勇士,冒着弹雨冲向离起义部队集结点不到100米的敌人机枪阵地。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又发现远处有一骑马的指挥官来往奔驰,指挥敌军冲锋。打蛇要打七寸,贾手一指,叫机枪狙击手:“先打死他!”这个凶恶的敌人倒下去了。残敌被迫溃退。这一仗,敌人丢下的武器,仅轻重机枪就有七八挺,死伤了几百人。我方也伤亡了近百人。这是我们起义以来打得最艰苦最悲壮的一仗。也告诉了我们进山以后,并未脱离危险境地。很可能敌人已察觉贾亦斌的所在,会有更艰苦的战斗,需要认真对付。

贾亦斌看到战斗越来越艰苦,跟着自己的部属一个个牺牲,心里十分沉痛,但作为主要的指挥者又不能不强忍自己内心的悲痛,沉思着如何对付敌人,内心里发誓:只要自己能活着,定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良村一仗之后,跟随在贾周围的起义队伍仅剩下80多人,而敌人并没有因为良村一仗弃尸丢械而放松对起义部队的追击围困。为了摆脱困境,贾决定对敌人采取新的对策:一、在沿途散布贾亦斌已在良村被打死了,借以迷惑敌人,分散其注意力。果然这一着起了作用。国民党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信以为真,喜出望外。很快在国民党报纸上以大幅标题登出:“贾亦斌在良村被击毙”。香港报纸也转载了这一消息。从此穷追之敌稍有减弱；二、更加注意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和协助。由于起义部队纪律严明,即使挨饥受饿,一路上也未发生过任何扰民害民事件,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博得了广大老百姓的好评和同情。这点连国民党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并对老百姓支持起义部队表示忧虑。在我方更加注意了争取工作之后,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更多了。良村一仗之后,起义部队就在老百姓的支持和指点下,找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开辟的一条隐蔽小道。他们自愿给起义部队带路,使起义部队连夜翻越了几座山头；三、进一步化整为零,能乔装者乔装前进。在这一部分起义部队到达安吉之后,贾和李恺寅等在一家老百姓家里换上了便衣,走在前面,一方面带路,一方面侦察敌情,与部队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行军的路上,李对贾说:“无论如何要保住你,有你在,我们总有一天能和共产党再接上关系。万一我们两人都被敌人捉住,我承认自己是贾亦斌,你想办法脱身去找共产党。”还说:“我走在前面,可保护你。”这是多么崇高的感情,既体现了李为了起义不惜献身的精神,又表明贾率部起义是深得部属拥护的。就这样,他俩一前一后走出了村口。走了不到半里路,就遇上了隐蔽在山沟杂树丛中的敌人。当时贾身穿旧布长衫,声称自己是小学教师,被“叛军”拉来带路的。一个带队的保安中队长说:“我们县长就在后面,马上就到,你们先等一等。”贾想这些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们的县长可能掌握着通缉他的照片,如果遇上了县长,可能就糟了。这伙保安部队强搜去了贾一只手表和一些钱,然后问道:“要你们带路的叛军在哪里?”贾用手向相反方向一指,说:“就在前面那个村里,我们刚从那里逃出来。你们需要,我们带你们去。”那个中队长说:“只准去一个,一个留下(实际扣押作为人质)跟我们在这里等着。”李恺寅也担心那个县长赶来之后对贾更危险,就以目示意对贾说:“你带他们去吧！我留在这里。”于是这个中队长派了一个班押着贾向那个村子走去进行侦察。刚走近村子时,突然四面枪炮声大作。原来是几部分头来包围起义部队的敌军发生了误会,互相打起来了。贾趁机摆脱了敌人,跑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原来担心贾的安全的部属,见贾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自是十分高兴,还向贾毕恭毕敬地敬礼。贾将严重的敌情告诉了他们,并指示作好应战的准备,同敌人周旋,等待黑夜降临,进一步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冲出困境。不一会,战斗果然又打响了,而且很激烈。

这一仗之后,贾的随行人员分散了。贾一人继续前进,走到了一家小铺店门外,向店内一位妇女问路。这位妇女打量了一下之后,指点他穿过她铺店的后门登山,循着陡峭的羊肠小道爬上去。并告诉贾只要过了山,再走一段路,就可以到达梅溪。贾沿着那小路往上爬,由于天越来越暗,又遇上大雨,苔青路滑,不幸滑下山崖,人昏了过去。等到苏醒过来,天已破晓。由于折裂了几根肋骨,走不动了。但只能忍着痛楚和饥饿,在这深山谷地辗转,三天中只摘点竹笋充饥,看不到人影,也听不到敌军的动静。到4月14日,贾的伤痛好了一点,继续朝着游击区方向前进。一天早上,贾发现一座守山人的草棚,走了进去,守山人打量着贾是个受了伤的人,又浑身湿透,面有饥色,知道贾为“落难者”,很表同情,叫坐下来休息,还烧饭给贾吃,又给贾烤干了衣裳。贾向他表示想到游击区去,请他指点。这位守山人关切地给贾指点了一条下山的道路,并说沿着这条路走不会有什么危险,准能遇上游击队。

贾辞别了这位守山人,沿着他指点的山路下山。傍晚到了梅溪。在梅溪小学见到了几位教员,并看到了《东南日报》对预干总队起义的报道。该校校长杜培积同情起义。他虽然不知道在他面前的就是贾亦斌,但他似乎估计得出此人是贾部的失散人员,就留贾住了一夜并主动地给了贾3块银元,还请了贫农张家谟给贾带路去找游击队。当时贾身体孱弱,脚很痛,连走路都不方便,张即搀扶着贾走。走了两天,抵达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据告这是个游击队、国民党军、还有土匪经常来去无常的地带。由于天已晚,贾和张就在镇上一家小店住下。睡到半夜,有两名当地游击队员来盘查。这对贾亦斌是求之已久的。贾对这两名游击队员像对亲人一样诉说自己在嘉兴起义以后的遭遇和自己要去找游击队司令部的迫切愿望。他们听了既高兴又同情,旋即送了贾一双准备自己穿的新鞋。天明以后,游击队员打发张家谟回了家,同时领着贾朝游击队根据地前进。在困难地段还用滑竿抬着贾走。在通过了游击队几个交通站之后,终于到达了根据地,从此贾才脱险了。

贾亦斌在游击队根据地见到了游击区委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再领贾到县委见到了县委陈书记。然后由陈书记陪同贾到了设在宁国县境的苏浙皖边区工委所在地。工委书记、游击队政委钱敏一见面就问:“贾亦斌在哪里?”贾亦斌回答:“我就是。”钱敏见这位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在嘉兴起义后历尽危险的贾亦斌,自是非常高兴。两人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战友,紧紧握手,互相凝视,传送着相互敬佩的感情。钱说:“当敌人正在疯狂追击起义人员的时候,游击队已派人员去接应起义者,可惜没有联系上。”之后,钱给贾安排了最好的膳宿,并请来了医生给贾医伤治病。这时解放军已横渡长江,游击队从溃逃的敌军手中缴获了不少美式武器。贾向游击队介绍了这些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在休息了几天之后,钱政委将贾介绍到芜湖再转到南京市军管会接上了组织关系。

不久,在嘉兴起义后,撤退到香港的李正文回到了南京,见到香港报载已在“良村被击毙”的贾亦斌出现在他面前,彼此的高兴,自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几天之后,李派车将贾接到丹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以及曾山等领导人在丹阳大旅馆亲切接见了这位嘉兴起义的领导人贾亦斌,并深致慰问和勉励之情。贾对几位首长说:“我没有能将起义部队全部带到解放区,感到……”不等贾把话说完,陈毅司令员就说:“不!你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起义的任务……你的英勇爱国行动值得称赞!”

几天后,为帮助贾逃脱而自己却遭敌人扣押然后乘隙脱险的李恺寅(他脱险后,在无锡得知国民党江阴要塞起义,到江阴找到解放军,向华东局有关部门作了汇报)也到了丹阳,与贾相见。这两位患难与共的战友重逢,喜泪纵横。他俩在回顾嘉兴起义斗争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起义,军事上虽被镇压,但我们预定的起义三个目的,都已达到了。”

贾亦斌在丹阳受到三野和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接见后,奉命随同华东军区社会部副部长杨帆和王征明等同志进入上海,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干部训练班副主任(主任为杨帆,王征明和贾亦斌副之)。同时，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李恺寅、张维等前往浙江杭州等地,将流散于这一地区的嘉兴起义人员接到上海。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接上联系的仅有20多人。有的由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安排了工作,多数人进入了上述干部训练班学习。进入训练班学习的计有冯一、王家骏、杨德生、寇雄、郑心、李苏、张健行、刘宗宁、陈诗秀、张志超、万少甫、王鹤台、李广文、刘汝沧、李中生、杨步舟、张若虚、沈正发、王书山等人。

在训练班开学那天,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还有副市长潘汉年等领导人均出席了开学典礼。陈毅同志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亲切勉励嘉兴起义人员将来在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上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多做贡献。贾亦斌代表起义人员致了答词。这是嘉兴起义人员最幸福的时刻。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把它铭刻在心,成为鞭策自己不断前进和经受起一切考验的动力。在以后风风雨雨的岁月中,始终不懈,不断战斗,永远前进。

蒋经国派人香港行刺贾亦斌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蒋经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继续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从此，他们俩天各一方，海峡阻隔，不得相见，而双方的间接交往却并没有断绝。

5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1950年，贾亦斌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后，发誓要除掉贾亦斌。

贾亦斌说：“记得当时住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我与旧部约好在尖沙嘴的半岛饭店见面，还没谈几句，我发现情况不对头，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当即决定中止会谈，迅速撤离。”

贾亦斌出了饭店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即发现后面有车跟踪。贾亦斌要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3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贾亦斌，跟踪贾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掉了。”

随后，贾亦斌从原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随贾亦斌去香港的郑重为那儿得知，蒋经国在获悉贾亦斌秘密进入香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

王新衡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他受命后找过郑重为，要郑参与除贾行动，并传达蒋经国的指示：打探贾亦斌的住址，可得5万美金；活捉贾亦斌，可得20万美金。

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即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亦斌。并许诺，处决贾亦斌后，可在台湾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在台湾仍无安全感，可移民巴西，并确保安度终生。

蒋经国为何必欲去贾亦斌而后快呢？贾亦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贾亦斌率部起义后，蒋经国受到蒋介石的痛斥，唯除掉贾亦斌才能解蒋氏父子心头之恨；二是蒋经国自建情报系统后，与国民党原情报系统各派矛盾日益尖锐，贾亦斌的起义使其陷入受人攻讦的口实；三是青年军中大量军官与贾亦斌过往较密，他以为只有除掉贾亦斌，方可消除其嫡系部队的心腹之患。

在香港，贾亦斌的活动是很危险的。但为了“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贾亦斌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跨海传话，重续友谊

由于贾亦斌曾是国民党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的特殊身份，又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上司，所以后来他曾到福建沿海对去台的青年军将领，如驻金门的刘安祺、驻澎湖的郑果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罗又伦将军、宪兵司令王永树将军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迅速举义归来。

1957年3月，驻台美军上士雷诺枪杀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竟被美军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引起台湾当局和民众的不满与公愤。5月24日，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驻台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国报刊一致认为蒋经国及其亲信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刘自然事件”表明美蒋矛盾达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识，是值得称许的。贾亦斌从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蒋经国的性格，即不愿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于是发表广播讲话，对刘自然之死表示悲愤，对台湾民众的反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

同年，贾亦斌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会上，贾亦斌向台湾当局呼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

六七十年代，蒋经国逐步从其父手中接过权力后，推行若干“革新”措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使台湾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尤其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台独”势力保持警惕，采取了压制和防范措施，这是贾亦斌最为欣慰的。贾亦斌说：“记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公报》公开发表前夕，周恩来设宴庆贺，我当时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应邀出席。有一位随同尼克松来华的叫克莱因的美国官员，与蒋经国的私交甚深。当他得知我与蒋经国关系非同寻常后，主动走到我身边，说他与蒋经国很熟，问我是否有关于国家统一或私事要带信给蒋经国。我当即回答：‘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需外国人代劳。如去台湾则请代我个人向经国先生致意和问候。’”

1979年，贾亦斌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统一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翌年，贾亦斌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贾亦斌见到了包括徐思贤在内的诸多青年军时期的老朋友。旧友阔别重逢，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大家都认为应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尽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回国后不久，贾亦斌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听到胡耀邦同志在会上郑重邀请蒋经国先生等来大陆和故乡看看，言词恳切，感人肺腑。贾亦斌写了一篇《向蒋经国先生进一言》的文章，文章进言有三：

胡耀邦先生所邀请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名单中，有不少人是我的旧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特别为经国先生称庆。他同我共事有年，辱承知遇，过从甚密，往昔相处的情景，无一不浮现在我眼前。尤其是在南京写给我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今日岁已寒矣”的伤感信；他在上海同我讲的“深恨忠孝不能两全”的知心话等，迄今都还记忆犹新。深感为公为私，不能不趁此机会向经国先生进一言。

记得1949年仲春，正是蒋介石先生被迫引退故里之际，我应经国先生电邀，兼程奔赴溪口，下榻武岭学校，翌晨即蒙约我在丰镐房谈话，接着又被邀同他的夫人方良、长子孝文等一起环坐在蒋介石先生座前座后，陪同观看京剧《龙凤呈祥》。在溪口逗留期间，我还专门祭扫了被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罹难的经国先生生母毛氏夫人墓，对这位善良无辜的老人惨遭杀害，致以无限哀思。最后离别的那天，正遇经国先生陪同阎锡山先生上去，途中相遇，匆匆握别，我的许多心里话未能倾诉，至今深为遗憾。

因为当时正值国共和谈紧要关头，国民党军政要员云集溪口，坚持和平谈判的只有张治中先生等极少数人，而大多数人主张拒绝和谈，议论纷纷，政治空气十分紧张。我当时是极力主和的，但在这种气氛之下，虽然有很多话如骨鲠在喉，但不便启齿。又考虑到经国先生当时处境亦有为难之处，只好相对惆怅，欲言辄止，我的这种心情，至今想可能为经国先生所谅。由于这次和谈破裂，造成30余年海峡两岸隔绝的令人痛心局面，我与经国先生的友情也因此受到暂时的波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认为回忆这段往事，吸取有益的教训，对公对私都是有极大裨益的。这是我所要进言者一。我与经国先生虽然远离久别，但旧情难忘，并对溪口旧地思念殷切。乃于1980年春节前，趁去浙江工作之便，专程到经国先生的家乡去了一趟，重温了当年溪口相聚的情景。31年后旧地重游，今昔对比，感想万千！

那天瑞雪纷飞，汽车到达武岭门，正好雪后初霁，景色分外宜人。最先扑入眼帘的就是武岭城楼拱门上的“武岭”二字，向外的为“于右任题”，向内的为“蒋中正题”，不仅拱门完整如旧，而且字迹清晰犹新。看后不免触景生情；于、蒋两位老先生先后在台湾作古，迄今遗体未能迁葬回乡，实为憾事。于右任先生的《国殇》诗，有“葬我于高山之上，望我故乡”之句，表达了强烈的怀乡之情；蒋介石先生灵柩现仍暂厝慈湖，尚未入土，亟待回乡安葬。我在武岭门前俯瞰全镇，只见群山环抱，老树成林，剡江碧水，傍山东流，风景幽雅美丽。蒋介石先生灵柩如能迁葬此地，当可偿他生前夙愿，而且亦能安经国、纬国先生为子之心。

我还重游了武岭学校、丰镐房、妙高台等处，在过去看过戏的礼堂和当年谈话的会客室，以及我同经国先生握别分手的地方，都盘桓良久，难舍难离。这次我到溪口借宿在经国先生的旧居——谭墩山的一座西式小洋房内，更是桩桩往事，涌上心头。故居等处无不多次整修，一直保养得很好，特别是蒋氏墓地，周恩来总理多次关照要妥为保护。虽然“文化大革命”动乱之中，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在“四人帮”垮台后，人民政府立即下令，对蒋母墓和毛氏夫人墓悉按原样修复，焕然一新。

我在祭扫毛氏夫人墓地前，曾特地拜望了毛氏夫人生前结拜姐妹、纬国先生幼年的家庭教师陈志坚女士。她向我详细介绍说，当年经国先生在毛氏夫人罹难后，星夜兼程由赣州赶回溪口故里，一进家门就抱尸号啕大哭，哀痛万状。并在毛氏夫人罹难处树立石碑一块，以充满了国恨家仇的激情亲书“以血洗血”四个大字……这位87岁的老人说着说着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我亦为之凄然！

蒋介石先生早年有希望能把美丽的溪口建设成为第二个庐山。新中国成立以来，溪口经过当地政府长期的经营，现在更加美丽了，无数中外游客，络绎不绝前来参观。最近还设立了溪口风景区建设委员会，要把这里进一步建设成为游览胜地。

至于蒋介石先生当年希望在这个镇上建设一些工厂的愿望，也早已实现了。溪口已拥有丝厂、绣花厂、微型电机厂等20多家工厂；早年经国先生常去狩猎的魏家庄，已经果木成林；在剡江之上已经建成了一座宽7米，长110米的新型大桥等等。还有上、中、下三隐潭，千丈瀑布，奔腾咆哮，已利用自然资源建成三座水力发电厂。这一带居民家家户户电灯照明，排灌、碾米等再也不用人工操作而代之以电力了。市面也随着生产的发展而繁荣起来，商店林立，货色齐全，显示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有了提高。所有这些与1949年春，经国先生离别前的景象相对照，就感到新旧分外明显了。

从以上情况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溪口风光依然如故，各项政策正在进一步落实，经国先生大可放心了。这是我所要进言者二。

我还感到经国先生过去曾多次向我吐露过的一些伤时之感和难言的苦衷，是否会成为这次接受邀请与和谈的阻碍？我认为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站起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睡狮已经成了醒狮，不再被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了。而经国先生现在台湾的处境也比当年大大不同，可以自主了。国内外形势非常有利，和平谈判条件逐渐成熟，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千秋伟业，系乎一转念一反掌之间。只要接受叶委员长的建议和胡耀邦主席的邀请，国共两党进行谈判，能实现第三次合作，经国先生就可以为国家、民族尽大衷，还可以迁葬父亲灵柩和祭扫母亲庐墓，以尽大孝。这样不就可以忠孝两全了吗？这是千载难逢之良机，历史在等待着经国先生如何书写！

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第一次是孙中山先生首创与共产党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经国先生是这个时候出国留学的；第二次是蒋介石先生接受与共产党合作，经国先生就在这时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亲眼看到了8年抗战的最后胜利。对这两次合作时的兴旺，过去言谈之间经国先生是表示振奋的。对这两次合作的不幸决裂，经国先生也曾表示过悲愤，以上这些想必不至健忘。现在要由经国先生接受与共产党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国内统一，国际反霸的伟大而又光荣的任务。既有利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10亿人民，又有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既有利于国共两党，对经国先生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不仅可使与我们同甘共苦的数以万计的在台原青年军官兵能够与大陆亲人团聚，且为我们私人会晤创造机会。这是我所要进言者三。

如经国先生一时不能抽身，我愿趋前求教。台湾是我旧游之地。33年前，为处理青年军31军人事问题，我曾依照经国先生之意，前往台湾。公事完毕，还遍游宝岛各地，迄今流连难忘。如荷同意，使我旧地重游，并为祖国统一大业恪尽绵薄，是为至幸！

最后，愿将1980年春，我在溪口借宿经国先生旧居写的《重游溪口感怀》七律一首，以赠老友，敬希哂纳。诗云：

溪口暌违卅一年，迎春雪后景依然；喜看墨迹今犹在，传语家乡色更妍。借宿旧居怀旧雨，佇闻新曲谱新篇；妙高台望归帆至，晚节芬芳忠孝全。这篇文章感人肺腑，写出了贾亦斌与蒋经国之间的私情公谊，读来真挚、亲切、动人。

1984年，贾亦斌赴香港访问，著名作家江南先生如此评论道：“贾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在香港时，贾亦斌与台湾的彭位仁先生通了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总统’（指蒋经国）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总统’见面都要谈起你。”贾亦斌告诉彭位仁，自己始终不曾忘记蒋经国先生及所有在台湾的老朋友，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尽一分力。

1987年，蒋经国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他认为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能不变”，主张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两岸人员往来。

此前，蒋经国已对两岸学术、文化、科技、体育、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接触解冻；取消了大陆为“完全禁航区”的决定；对两岸转口贸易实行“不干涉”政策。而这一年“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又开启了两岸官方谈判的先例。到了1987年，蒋经国更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显示出他在晚年力图“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祈求。

贾亦斌看到蒋经国做出一系列缓和两岸对立，有利民族统一的举措，由衷欣喜。贾回想起自己与蒋经国的恩恩怨怨，更企盼能在统一的民族大旗下，和蒋经国再度携手于一途。

就在同年5月，贾亦斌陪同台湾访美学者陈学明博士，游览溪口蒋氏故里。在蒋介石母亲王采玉、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墓地，贾亦斌不无感慨地对陈博士说：“希望经国先生回家祭扫祖墓，以尽人子之情。”贾亦斌还特意在起义前同蒋经国见面的丰镐房会客室，在蒋经国手书的“以血洗血”石碑前留影，并赋诗一首：“喜逢旧地又重游，浮想联翩夜不休。共赏京昆武岭校，同商调遣丰镐楼。后凋松柏干犹盛，洗血石碑泪直流。但愿妙高台再会，私情公谊话从头。”

照片和诗作，都由陈博士带回美国，并通过关系转交给了蒋经国。后有人传来话说：蒋经国看到了照片和诗作时，心情颇佳。 蒋经国派人北京见贾亦斌

此后不久，一位受蒋经国之托的人秘密来大陆。他既是蒋经国的部下，同时也是贾亦斌的部下。他找到贾亦斌，问了贾亦斌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陆对和谈有没有诚意？第二个问题是你可不可以沟通？

对于第一个问题，贾亦斌回答说：“确有诚意。”并请来人回去后转告蒋经国。贾亦斌还分析原因有三：第一，50年代初，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很明显是要以武力解决。后来，讲祖国统一有两种方式，一是武力，还有一种就是和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政策，和平统一放在了前面，而且申明武力只在万不得已如“台湾独立”或外国入侵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

第二，你也许注意到了，大陆明确了今后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一直在为争取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而努力，怎么会在自家海峡两岸搞冲突呢？我们怎么可能一边打仗，一边搞建设呢？

第三，如果我们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就要渡海作战。现代的渡海作战，必定要动用现代化的、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不仅台湾变成一片焦土，而且临近台湾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是大陆经济发达区域，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这一带必然要遭到严重破坏。虽然统一了，但代价巨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为上策。至于第二个问题，贾亦斌明白来人说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贾亦斌与蒋经国原本感情很好，可以说是相当好的朋友。但贾亦斌起义后，蒋经国欲去贾亦斌而后快，所以怕贾亦斌记仇；二是不知道贾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上层传话。因此，贾亦斌说：“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大局，我会从大局出发，不会计较个人恩怨，何况经国先生对我还是恩大于怨。”至于有没有条件去沟通，我说：“我这个人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老实、不讲假话，因而有一些朋友，应该可以沟通。”

贾亦斌也反问来人，“经国先生有没有诚意”？来人回答：“经国先生有诚意。”贾亦斌再问，“诚意表现在什么地方”？来人说：“一是美国人在压经国先生，想把他换掉。美国人觉得他不太听话，美国“抑蒋换马”的念头长年不散，蒋经国与美国的矛盾始终不得缓解。近几年，美国一直暗助台湾党外势力围攻国民党，逼蒋经国放权。二是台湾内部也有许多不稳定因素，如老兵要求返回大陆探亲的呼声越来越高，台北、台中闹得很凶，老兵们上街游行。蒋先生说：‘他们都是我带出来的，离乡背井那么多年，我怎好强压他们的请求呢？’这些都需要同大陆接触，所以蒋先生确有诚意，是认真的。”

“尚有余篇惜未成”

贾亦斌将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中央领导同志还请来人带去一封给蒋经国的信，信中表示希望“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可惜就在蒋经国准备派重要代表再谈判时，却不幸于1988年1月14日在台北病逝。噩耗传来，在大陆的原经国先生部属和旧友，无不为之震惊和悲痛。贾亦斌于次日致电蒋经国治丧委员会，表示深切哀悼。唁电中写道：

“惊闻经国仁兄不幸逝世，悲痛莫名。回首当年，辱承吾兄知遇，屡委重任，是所难忘。抗战期间，吾兄深怀国恨家仇，毅然带头参加青年军，主持政治工作，竭尽心力。去台以后，吾兄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近又作出开放台胞到大陆探亲之决策，此皆国人所称道者也。而今统一大业尚待海峡两岸共同努力完成之时，不意吾兄与世长辞。溪口一别，竟成永诀，于公于私，均甚痛惜。特电悼唁，尚望方良女士和其他家属节哀。”

贾亦斌感叹道：“蒋经国的去世很可惜，他为推进祖国统一做出了实际努力，突破了昔日蒋介石设置的禁忌，这是非常难得的。”贾亦斌始终怀疑，为什么一切正朝着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时，蒋经国却突然“病故”，而此前他的身体状况基本稳定，没有一点征兆，而且死的时候七窍流血。当时有人对蒋经国的死因可疑，台湾曾出过一本小册子——《蒋经国死亡之谜》，贾亦斌也有同感。

蒋经国的猝然去世，对原本发展势头较好的两岸关系是非常不利的。贾亦斌深为痛惜。回顾贾亦斌与蒋经国将近40多年的交往，始以反帝御侮而合，中以政见不同而分，终以和平统一而合。分合之际，演绎出贾亦斌与蒋经国一生的恩怨情仇。贾亦斌与经国先生，公谊为重，私情难忘，曾殷切希望他能在晚年为祖国统一作出历史性的贡献。然而天不遂人愿，经国先生在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时不幸去世，怎能不为之痛惜！悲痛之中，贾亦斌当时写下了《哭经国兄》一诗，表达了他对蒋经国的深切怀念和哀思。诗云：

“萍水相逢知遇深，骤闻噩耗泪沾襟。难忘报国从军志，时忆轸民建设心。开放探亲赢盛誉，严防‘台独’最伤神。知兄此去留遗憾，尚有余篇惜未成！”

访谈结束时，贾老先生似言犹未尽，还沉浸在当年与经国先生交往的回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