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豆.广场舞乌苏里船歌:试析《庄子》中的“马”的意象

试析《庄子》中的“马”的意象

 张家成

 道家哲学崇尚自然，并且通过对宇宙万象的深刻观察来阐述其思想。在《庄子》一书中，仅关于“马”的描写就有多处，诸如：《庄子·逍遥游》(下引《庄子》一书只注篇名，书名从略)中的“野马”，《齐物论》中的“万物一马也”，《至乐》中的“马生人”之说，《马蹄》所谓“马之真性”，等等。可见，庄子对马是颇有研究的。但是，庄子“马论”却未能引起历来庄学研究的重视。本文试图从庄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结合老庄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以期对《庄子》一书中的“马”作出新的解释，藉此窥得庄子哲学之特质。

一

在《庄子》首篇《逍遥游》的第一段，庄子这样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这段文字，历来的注家对其文义很少有分歧。文中的“野马”被解释为“游气也”(郭象注)，“此言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薮泽之中，犹如奔马，故谓之野马也”(成玄英疏)。从文义来看，这样解释似乎无懈可击。然而，笔者以为，此处的“野马”并非“游气”，而是实指，即指“马”本身。不过，庄子在这里所说的“马”不是指因被穿络马首从而为人类所驯化了的马，而是指未失去马之自然本性的“野马”。因而这段文字的大意即为：鲲鹏展翅，在空中翱翔飞往天池。它从空中俯瞰大地，只见一群野马在茫茫无际的薮泽荒野之中自由自在地奔腾如飞。马蹄扬起尘埃一片，与春天里生物复苏发出的气息更相吹动，昭示着天地万物的勃勃生机。在庄子眼里，“野马”方能体现马的本来面目。这样的“野马”，庄子有时又称为“天下马”。在《徐无鬼》中，庄子借徐无鬼之口，提到“国马”与“天下马”的区别，说：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若失(按：指惊悚若飞状)，若丧其一(按：指观其神采若忘其身)。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这里所谓的“国马”，是以人类的审美眼光和实用的标准来衡量之，大概合于世之伯乐所相中之良马；而所谓“天下马”则不然，其材质天然已足，超群绝类，奔驰如飞。

那么，庄子所谓的“野马”有哪些特性呢?由《庄子》一书来看，庄子对马的本性非常了解。在《马蹄》中这样描写道：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齕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这就是说，野性才是马之真性的体现。接着，他又这样描述“马之知”：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踢)，马知已此矣。马之喜怒，禀自天然，率性而动，居于陆地上食草饮水，喜则交颈，怒则分背相踶(踢)，“马之知”不过如此。然而，当人世间出现了伯乐，说“我善治马”，于是“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绊)，编之以皂(槽)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如此一来，马就懂得了什么叫束缚困顿，尝到了负重的滋味，于是就吐出勒嚼，咬断笼头，其神态亦变得如盗贼般有知和狡黠，其结果导致“马之真性”损丧殆尽。

庄子强调伯乐与马性的对立，严于马与野马的区别，实际上是要借此说明现实社会中“人”(人为)与“天”(自然)的尖锐对立以及人的自由本性遭到摧残破坏的社会文明之现状。“何谓天，何谓人?”庄子借北海之神若回答道：“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就马而言，所谓“天”当指未被烧剔整治而能自然践霜雪的天然蹄足，而它正是马之真性的自然表露。正是由于世人的穿牛鼻、络马首的行为，破坏了马的逍遥自由的自然本性。在庄子看来，人类对马之真性的矫损，最终也将有损于人类自身。

在庄子哲学中，“伯乐”象征着虚伪的仁义、法制之类的人为的东西，而“马之真性”则比喻为素朴之常性及人类社会之理想状态：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以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然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及演进，素朴的民性及理想的“至德之世”逐渐消失了：“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罪也。”(同上)在这里，庄子又以世之伯乐比喻以“仁义”治理天下的“圣人”。就像由于伯乐的出现而有马之真性的丧失一样，人类社会的动荡不安，民心不古，战争及罪恶的出现，是由于“圣人之过”。因此，庄子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秋水》)。那么，怎样做才能去人为归于自然，回到理想的“至德之世”呢?在《徐无鬼》中，庄子讲了一个黄帝等“七圣”向一位“牧马童子”问路并进而向他问政(道)的故事。小童答道：“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在庄子看来，害马者，固有蚊蝇之类，但莫甚于伯乐；害民者，有饥馑盗贼，但莫甚于统治者及其统治工具。作为治世之方，他不外乎是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

二

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作为理想的无待之“逍遥”之追求和对于束缚人性的现实社会文明的批评。庄子善于用比喻的方法，借助物象来直抒胸臆，由此构成了其思想特点之一。

那么，庄子为什么要择取“马”(“野马”)作为表达其寓意的形象，来阐述他对大道沦丧所带来的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的批评，从而体现他心目中的“道”呢?这首先与这样一个社会现象有关：在庄子生活的战国年代，马已经广泛地用于战争及耕作、交通运输等等，因而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重要。但同时，伴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自然”被“人为”破坏了，而作为马之真性之体现的“野马”却日渐减少、弥足珍贵了。

马被人类无论是用于战争，还是用于农业耕作，或是用于交通运输，都必须是马之野性被驯服之后的结果。对于一个骑手来说，野性、桀骜不驯是马之大忌。从一般的历史眼光来看，马被驯服从而为人类所用，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在老庄道家看来，野马被人类驯服却是自然(包括自由——人性之自然)被破坏的突出体现。“野马”之珍贵和世人对伯乐之推崇，在庄子眼里却成了大道沦丧、社会堕落之标志。

其次，庄子之所以借马(马性)喻人(人性)，来表达其对于现实的批判，阐述其心中的道——作为自由之本体的“逍遥”，或许还有以庄子对马在生物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的观察和研究为依据。《至乐》最后一段指出：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关于这一段文字，尤其是关于“马生人”之说，历来注家也不知所云。如唐成玄英疏曰“未详所注”，陆德明释文则说“俗本多误，故具录之”。宋代林希逸则以为“青宁、程，虫也。马，亦草名也，如今所谓马齿菜、马栏草也”(见周启成，第284页)。在20世纪初，胡适曾用近代以来流行的“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这句话，当时也曾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但这一观点后来遭到来自哲学史及科学史界大多数学者的批判和否定。

庄子究竟有没有“生物进化”的观点，这一问题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但庄子上述论说显而易见是关于自然界生物演进的过程及序列的一种见解：从比较原始的水生物发展到一般的植物、动物，直至“程生马，马生人”，大体上还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当然，在庄子生活的战国年代，是不可能有近代意义上的生物进化论的。相反的是，依老子“反者道之动”、庄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宇宙观，老庄道家视宇宙间万物(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演化为一个“每况愈下”的倒退和堕落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能依据庄子所生活的时代的自然观并结合庄子的哲学思想，对“马生人”一说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在今人看来，“马生人”之说固是一种奇谈怪论。但是，已经有学者指出，早在战国时就已流行关于自然界生物演化之“马生人”的传说，因而庄子在其书中作此申说也就不足为怪了。(参见曹基础，第103页)据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六记载：“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马生子而死。刘向以为皆马祸也。京房《易传》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马生子。上无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此说另见载于《史记·秦本纪》及《汉书·五行志》等。秦孝公二十一年即公元前341年，与庄子生活的年代(前369—前286年)相当，因而庄子完全有可能闻知这一传说。虽然就《搜神记》卷六所述“马生人”之传说来看，是将其作为一种不祥之兆，视其为生物界的一种反常现象，借以讽喻社会，似不具有生物演化之意义。但由生物演化的角度来看，马的历史比人类历史要早得多，再联系到庄子对马的熟悉程度，庄子完全有可能借助于“马生人”之传说，将马视为人类的祖先。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庄子主要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格的思想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故而仅从生物科学角度不足以清楚地说明庄子“马生人”之说的完整动机。《庄子》一书中常常以马性喻人性，这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从哲学角度来反向理解此说的可能：现实的人类为“马之真性”(在此象征着人类之逍遥自由的本来面目)丧失之后的结果，“马”尤其是指未被人类穿络御用过的“野马”实为人类“逍遥”之鼻祖，也就是说，“野马”象征着“真人”——人类的本来面目(逍遥、自由)。

还可再举一例为证。在道家思想盛行的魏晋六朝时期，《庄子》一书颇受当时名士的青睐。如关于《庄子》之“逍遥义”，著名的就有郭象和支遁两家。一般认为，郭象之“逍遥义”反映了他以道释儒的哲学观点，而支遁的“逍遥义”则是对庄子哲学本义的忠实继承。《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作为出家僧人，支遁却有爱马之习，常养马数匹，尝遭时人之讥，支遁则辩解道：俗人爱其形体，“贫道重其神韵”。对此，大多数学者仅视其为魏晋名士及玄学家的著名的清谈妙语。本文则认为，支遁此语应当有其对庄子学说之独特的理解为前提的。所谓“马之神韵”，就是指马之真性。而能够完整地表现出马之神韵、保持马之真性的，当属未被人类穿络、在无人的荒野奔驰如飞的“野马”。在支遁看来，“马之神韵”或许正是庄子所追求的作为自由理想的无待之“逍遥”的真实显现。其实，追求自由，排遣积郁，也正是魏晋六朝名士“名教”与“自然”之争的主旨。

三

我们知道，庄子笔下的“逍遥”之义不仅是指人类的自由理想，而且还有宇宙本体(道)之义。因而，作为象征，庄子笔下的“野马”除了用于借喻人类自由，表达他对于现实社会和人类“文明”的批评之外，其中还应蕴含有更深层次的本体论意义。

在《齐物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关于这一段话的意思，历来就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和争议。对此，曾有学者这样解释：《齐物论》的“马”，从形到义，可能都是“象”。(参见庞朴)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马王堆出土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相比有个很大的不同，即今本《系辞》中的“象”都写作“马”。对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帛书《系辞》中的“马”字是异文，或是错讹。(参见李学勤)不过，本文以为，庄子“万物一马”中之“马”字并非“象”字之误。正如庄子所谓“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此所谓“马”字从形到义就是指“马”。不过，庄子之“马”之义不仅仅指马，它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而要揭示其内在义蕴，则须由庄子哲学的思维方式入手。上述以马为象之说为我们从另一角度揭示了庄子哲学思维方式之特质——意象思维。

作为一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东方式的思维，“意象思维”最早源于《易经》，完成于《易传》。《周易·系辞传》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象”指卦象，“意”是人们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道通过殊相在人的意识中的体现。《易传》还以“取象运数”奠定了中国意象理论(思维)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意象思维有四个基本的要素：言、象、意、道。从哲学上来讲，意象思维实际上是在“言”与“道”之间架构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象与意，即“意象”。意、象对举，说明人们看到意象中包含的两者的矛盾和对立：因为注重意义的追求，且因“言不尽意”，故也可导致抽象的“玄远之学”；同时，它又注重“取象”，故也有形象思维的一些特征，如“直观”。但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意象思维所追寻的是二者的对立统一：它直接运用具体的、个别的形象去把握普遍的一般，是象与意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正如《外物》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与概念思维不一样，在意象思维中，“言”(形、物、现象)与“道”(抽象、本体、真理)之间并非显得那么紧张和对立，相反，却经由意象使其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和谐和沟通。因而，意象思维实际上融合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一些特征。就意象思维的认知过程而言，它首先通过“观物取象”，形成意象，然后再以意象为工具规范，推举和运用到其它事物。其中之“象”，既是象又非象。故意象思维的本质特征是“象征”。因而对于读者来说，要完整地理解文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寻找和发现意象之原型，并分析其象征意义。

我们再看“马”作为一种意象在《周易》中的运用。在《周易》卦象中，以“乾”为“天”，以“坤”为“地”。《周易·坤卦》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彖传》注云：“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是以“坤”为“地”，其象为“牝马”。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晋干宝注亦云：“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也”，将龙与马相对。然而在《易传·说卦》中，却说“乾为马，坤为牛”，“马”被视为乾(天)之象，“牛”则被视为坤（地）之象。那么，“马”究竟是天之象，还是地之象呢?其实，《周易·坤卦·彖传》中已经明白地说了“坤”言牝马，属地类阴性，其义为“柔顺”，故“利贞”。如就“马”而言，“牡马”为阳属天，“牝马”为阴属地；若马与牛二者相对而言，则如《易传·说卦》中所说，“乾为马”，其义为“健”、“动”；“坤为牛”，其义为“顺”、“静”、“母”。

相传，《易经》起源于“伏羲画八卦”，与此相关的则有“龙马负图”的传说。这一传说在汉代已十分流行。“龙”在中国古代为“四灵”之一，以其作为天书——河图之乘载，其寓意自不待言。那么，“龙马”究竟是何物?是龙，还是马?为何要将“龙”与“马”并称?唐孔颖达为《礼记·礼运》“河出马图”作疏曰：“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周礼·夏官》则曰：“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六尺以上为马”，断定所谓龙马就是八尺以上的高头骏马。这些解释似乎意犹未尽。

就目前所知的“河图”、“洛书”来说，主要是指数图，“河图”为“十数图”，“洛书”为“九数图”。(依宋朱熹《周易本义》)因而负载这部天书的“龙马”或许与天地之数有关。就《周易》中的“马”来说，虽然有重“象”与重“数”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向，但无不以“马”代表天地。其实，“龙马”作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瑞马”，无论是龙，还是马，都体现出无比的力量和速度。而“河图”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神奇的“天书”，因而驮载这部天书的“龙马”在中国人心目中，自然也成了“天命”的使者。故而后人常用“龙马精神”来象征“天地之大德”，以说明天道运行之刚健有为、生生不息。

《周易》哲学中的意象思维，也为老庄哲学所继承。不过，相对来说，《周易》哲学是象数并重，而老庄哲学则是偏重于象，而略于数。在老庄之间，也有所不同：老子哲学更多地讲大道之“无形无名”之特征，揭示的是意象思维之否定方面(无言、无形、无象)；而庄子哲学则更多地是以寓言、比喻等象征手法即意象思维形式来表现宇宙本体的思维特色。

《周易》中的“马”之意象也为庄子哲学所吸取。《庄子》一书中所观取的诸物(事)象众多，诸如自然物、人以及众多的寓言故事等等，其中，“马”是庄子哲学中一直被人忽视而又具有本体(天道)意义的物象。上文提及的《庄子》中“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这句话，就是以“马”作为指认天地万物之象征。《易传》讲“乾为马，坤为牛”，庄子在其著作中也常常是马、牛并提，如《应帝王》中说“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天道》中引述老子曰“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秋水》中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渚崖之间，不辩牛马”，等等。我们可依据庄学的意象思维而得出结论：庄子在这里是以牛马来象征宇宙间万物，而尤以马来象征宇宙天地。

如前文提及，马之突出特征在于其惊人的速度：迅捷如飞，转瞬即逝。在庄子眼里，宇宙就是一股生生不息、“与时俱化”的洪流。《庄子》一书中很多地方讲到了天道和宇宙的“变”、“动”：《天运》所谓“天其运乎”、“意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齐物论》讲“天籁”、“天乐”、“至乐”之变化无常；《秋水》讲“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还用“白驹之过隙”来形容时间之短促和宇宙间万物之变化无常。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宇宙之中，人与人之间也是“失之交臂”。庄子正是在绝对运动的基础上讲相对主义、讲齐物论的。也许正是在生生不息的宇宙演变的意义上，庄子才借用《周易》中的“乾马坤牛”之喻，以“马”为象征来表达他心中的天道。

总而言之，庄子的“马”的意象不同于儒家马的意象。首先，《易经》之“马”，有雄雌之别、刚柔之分，重在万物构精、天地化生，而庄子之马无有此说。因此，前者萌发辩证法，后者崇尚“齐物论”。第二，庄子也有分疏之说，但非性别二分，而是天性、后天性之别。天性指野马，后天性指“物役”的驯化之马。只有前者才是自由象征、逍遥主旨，后者则是牢笼在身、终身物役。第三，这是从第二意而来，即“马生人，人又反于机”，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凸显了庄子欲自由反而处处受阻的悲怆情境、失望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