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桂林有安缦吗:石仲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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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到研究 ——感悟龚育之的几个理论贡献 2010年01月27日08:44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石仲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到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 
[摘要] 龚育之是当代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到研究和突出建树主要表现在一面“旗帜”的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论述、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个历史伟人”的提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中共党史“中卷稿”的“五编”构想。这些理论贡献现实地和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党的历史研究和思想创新。
[关键词] 中共党史； 理论创新； 龚育之
[作者简介] 石仲泉(1938-)，男，湖北红安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龚育之(1929-2007)是当代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长期以来，他以求实的科学态度、深厚的思想修养、缜密的逻辑思维、敢为先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研究党的历史，为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解决了不少的认识困惑和研究难题，作出了突出的学术建树。这里，我想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他的主要理论贡献，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一面“旗帜”的思想
高举旗帜，这是我们常用的政治语汇。但旗帜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权威说法来支撑，并且为公众所认同，许多理论工作者都思考过这个问题。1990年10月，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龚育之作了题为《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的发言。他开门见山地引用青年毛泽东的话：“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当年，参加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苦难命运，除了刻苦励志，尤其有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能够将感情的结合变为主义的结合。龚育之发挥道：旗帜树起来，就可以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人，引导人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前进。当年，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又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思想就成为我们队伍的旗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需要旗帜。“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树起的旗帜。”[1-1]与会者都赞同龚育之的说法。此后不久，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成为宣传媒体广泛引用的名句。1993年11月，江泽民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也引用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2-1]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论述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明确大会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新的概括，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战略任务。
近20年来，旗帜问题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龚育之首先阐释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的思想不无关系。他十分熟悉毛泽东的理论文献，又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主持编辑《毛泽东早期文稿》，于1990年7月出版，为他在马鞍山会议的讲话提供了文献依据。那个时候，主张淡化“主义”、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潮还颇有市场。龚育之明确表示，不能赞同。“马克思主义者要‘力戒空谈’，‘少说空话’。但是，淡化‘主义’，不谈‘主义’，这不行。没有主义’，就没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前进方向；研究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就会失去怎样为‘该’、怎样为‘不该’的共同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树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1-2]我们党需要的，正是这种政治立场鲜明而又不“左”的理论家和党史学家。
“两个发展趋向”的论述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这个篇章的撰写，龚育之提出“两个发展趋向”的创见。随后，他主持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中卷稿”，进一步认为必须按照历史的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的高度看历史，并且把它们统一起来。“两个发展趋向”论，有助于说明新中国的曲折发展，“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往前延伸，建国初的七年中也存在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且分别同其后十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相接续。不过，前七年中错误的发展趋向不像其后十年中那么占据重要地位罢了。往后延伸，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而正确的东西仍然不绝如缕。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正确的趋向终归克服了错误的趋向，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的历史新时期。”[3-1]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要如实地写出‘两个发展趋向’相互间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的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3-2]。
为了说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在“文革”之前的10年有几次大的反复，龚育之还提出指导思想内部存在着矛盾的两个侧面的观点。他认为：分析这10年的大反复，需要揭示指导思想内部的矛盾。一个时候，矛盾的这个侧面占主导地位；过一个时候，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占主导地位。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变化，影响着两个侧面转换主导地位，历史的进程因此发生大转弯、大反复。“这是对‘两个发展趋向’思路的一个深化”[3-3]。
概括出“两个发展趋向”不是偶然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文简称《历史决议》)，摒弃用路线斗争论讲党史，一方面肯定这10年的探索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另一方面分析这10年的错误如何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孕育了“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中，胡乔木指出：1957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主张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在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时候，胡绳强调要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0年史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曲折，党的指导思想经常有变化。显然，“两个发展趋向”论凝炼和提升了胡乔木和胡绳的思想。
提出“两个发展趋向”论是为了破除路线斗争论。路线斗争论是以人划线，正确者一切皆正确，错误者全盘皆错误，将复杂的事件和人物简单化。这是造成某些历史错案的重要原因。“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核心是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努力剥离交织在一起的正确与错误，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肯定他的正确思想。强调“两个发展趋向”，就是为了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座谈会上，胡绳指出：“两个发展趋向”论也许提供了能够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时期复杂历史的一种看法。不少学者认为，“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思路，是目前解释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曲折发展的较好方法。它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
【1】 【2】 【3】 【4】
[摘要] 龚育之是当代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独到研究和突出建树主要表现在一面“旗帜”的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论述、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个历史伟人”的提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中共党史“中卷稿”的“五编”构想。这些理论贡献现实地和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党的历史研究和思想创新。
[关键词] 中共党史； 理论创新； 龚育之
[作者简介] 石仲泉(1938-)，男，湖北红安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龚育之(1929-2007)是当代中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长期以来，他以求实的科学态度、深厚的思想修养、缜密的逻辑思维、敢为先的理论勇气，创造性地研究党的历史，为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解决了不少的认识困惑和研究难题，作出了突出的学术建树。这里，我想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他的主要理论贡献，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一面“旗帜”的思想
高举旗帜，这是我们常用的政治语汇。但旗帜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权威说法来支撑，并且为公众所认同，许多理论工作者都思考过这个问题。1990年10月，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龚育之作了题为《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的发言。他开门见山地引用青年毛泽东的话：“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当年，参加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苦难命运，除了刻苦励志，尤其有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能够将感情的结合变为主义的结合。龚育之发挥道：旗帜树起来，就可以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人，引导人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前进。当年，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又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从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思想就成为我们队伍的旗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需要旗帜。“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树起的旗帜。”[1-1]与会者都赞同龚育之的说法。此后不久，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成为宣传媒体广泛引用的名句。1993年11月，江泽民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也引用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2-1]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论述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明确大会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新的概括，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战略任务。
近20年来，旗帜问题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龚育之首先阐释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的思想不无关系。他十分熟悉毛泽东的理论文献，又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他主持编辑《毛泽东早期文稿》，于1990年7月出版，为他在马鞍山会议的讲话提供了文献依据。那个时候，主张淡化“主义”、多解决实际问题的思潮还颇有市场。龚育之明确表示，不能赞同。“马克思主义者要‘力戒空谈’，‘少说空话’。但是，淡化‘主义’，不谈‘主义’，这不行。没有主义’，就没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指导思想、共同的前进方向；研究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就会失去怎样为‘该’、怎样为‘不该’的共同的真理观和价值观。因此，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树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1-2]我们党需要的，正是这种政治立场鲜明而又不“左”的理论家和党史学家。
“两个发展趋向”的论述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这个篇章的撰写，龚育之提出“两个发展趋向”的创见。随后，他主持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中卷稿”，进一步认为必须按照历史的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的高度看历史，并且把它们统一起来。“两个发展趋向”论，有助于说明新中国的曲折发展，“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往前延伸，建国初的七年中也存在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且分别同其后十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相接续。不过，前七年中错误的发展趋向不像其后十年中那么占据重要地位罢了。往后延伸，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而正确的东西仍然不绝如缕。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正确的趋向终归克服了错误的趋向，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的历史新时期。”[3-1]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要如实地写出‘两个发展趋向’相互间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的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3-2]。
为了说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在“文革”之前的10年有几次大的反复，龚育之还提出指导思想内部存在着矛盾的两个侧面的观点。他认为：分析这10年的大反复，需要揭示指导思想内部的矛盾。一个时候，矛盾的这个侧面占主导地位；过一个时候，矛盾的另一个侧面占主导地位。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变化，影响着两个侧面转换主导地位，历史的进程因此发生大转弯、大反复。“这是对‘两个发展趋向’思路的一个深化”[3-3]。
概括出“两个发展趋向”不是偶然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文简称《历史决议》)，摒弃用路线斗争论讲党史，一方面肯定这10年的探索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形成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另一方面分析这10年的错误如何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孕育了“两个发展趋向”的思想。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一文中，胡乔木指出：1957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主张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在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时候，胡绳强调要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认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0年史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曲折，党的指导思想经常有变化。显然，“两个发展趋向”论凝炼和提升了胡乔木和胡绳的思想。
提出“两个发展趋向”论是为了破除路线斗争论。路线斗争论是以人划线，正确者一切皆正确，错误者全盘皆错误，将复杂的事件和人物简单化。这是造成某些历史错案的重要原因。“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核心是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努力剥离交织在一起的正确与错误，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回答。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事求是地肯定他的正确思想。强调“两个发展趋向”，就是为了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出版座谈会上，胡绳指出：“两个发展趋向”论也许提供了能够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时期复杂历史的一种看法。不少学者认为，“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思路，是目前解释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曲折发展的较好方法。它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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