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鳗行情:郎咸平论坛

郎咸o平文稿

房地产金融高峰论坛郎咸平发言

主持人：我们非常容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一位是郎咸平博士，郎咸平博士是美国霍顿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是近年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是铜锣湾集团总裁陈智先生他现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地产联合会主席，陈智先生从1996年起就在中国提出了Shopping mall的概念，今天我们还要请出几位合作单位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位嘉宾和他们平时在自己的企业运营中的一些心得。

郎咸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沉重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回想一下，我国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不是房地产商就是投资巩固商。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果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体系出现像三星电子等等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而是不断地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打转转。我很有幸最近访问了两个城市，一是银川，另外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是武汉。银川在上一届的领导领导下小而美，这次我去了以后领导改了思维要发达一个大银川，要以房地产拉动银川的发展。这次武汉市邀请我对武汉市提出个人的意见，会前武汉一直跟我打招呼说请我要骂他（众笑），我不会骂他。武汉也希望以房地产提升发展，在会上武汉市提出一个数据，武汉市的平均房价是三千块钱，并没有所谓的泡沫现象，我当时说可能我这个人才疏学浅，历史上的经济没有哪个是以房地产出现的，这个思维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城市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光盖房子能把经济拉动起来吗？最多拉起来是泡沫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不理解。
深圳、香港或者是银川，或者是大武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竞争力，以竞争力发展一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城市上去了，民生富裕了，房地产是一个后续的工作，要发展一些配套的措施，房地产推出来才有人去买。这个过程如果颠倒过来，拿房地产作为增长产业将会是什么代价？到最后你会发现房地产的泡沫反而阻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大上海的发展，上海的房价之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一个银行而言，他要设立一个办事处他到底是去上海承受两三倍的高地价还是干脆去北京算了？这个浅显的道理说明高房价所带来的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你看那个城市发展是红红火火的，背後是城市的竞争力不断上升，我不敢想，小小的城市每平方米三千，我想谁买得起来？他们说好卖得很，我听了都难过，这个都是炒作。以房地产发展经济水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对于房地产行业寄予太多的厚望，缺乏行业的组织，更多的是缺乏一个主要的思路。我们很浅显地认为这个城市短暂的繁荣最重要，短暂的繁荣当然可以靠房地产，对各种原材料增加内需，各个行业短期内看起来是很红火的，但是长期之下怎么办？这个城市的经济能力在哪里？话说回来，这一次香港的立法局代表团来到深圳跟广东其他城市很激动，说我们是否应该把制造业再引进香港？谈了很多很奇怪的话题，香港一些比较专业水平的理解提出一个批判，就是“回答我，除了中央政府替你搞的拉动你的零售业的条例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竞争力？香港有什么广东省没有的竞争力？”没有一个竞争力的城市如何长期地打算和发展呢？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宏观格局的问题，但是这个房地产问题要落到实处，到底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对我们房地产业是什么样的调整和什么样的思维过程？我们讲房地产本身我想说明的问题是思维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总的方向是错误的，全国的房地产是非常危险的，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于国内听过国内有三星、通用电气跟他们学习他们发展的行业，我没有听过一个城市谈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大上海地区“科教兴市”，对于这个话题我在上海演讲，我说科教兴市的本题要搞清楚，科技能不能振兴一个城市。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整个浙江地区、大上海地区的高科技发展是怎么发展的，除了本地高科技产业以外，不可讳言，台湾的IT产业大逃亡到大陆，是一个重大的转机，你们认为像这样的行业在国内是有前途的吗？台湾的IT行业为什么会出逃到大陆？这个理论我们一直没有谈过，事实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最近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各省市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希望发展房地产的，连浙江省、大上海地区以IT产业为主导的长三角地区我认为他们面临很重要的危机，我拿三星电子和台湾的IT行业做比较，三星电子最后展现的实力有几项？第一，他有上下整合的价值力，第二，他有全世界13个全球设计中心，三个设计学院，专门设计产品的外观，才能席卷市场，他还有很好的价值链，利润特别高，他有成本低，他有特殊的结构，让他的创新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保证。所以在他十年之内超日赶美，两千年财富派名他排95名，三年跃升了六十多位到三十几名，在国内我没有看到如此成绩的公司。

台湾IT产业出逃大陆是为什么？台湾是以机电为主的行业是搞了几万家，像这种分散式的手法，导致的结果是三星的优点都没有了，因为你太小没有规模的，没有价值整合、创新也有问题。出逃到浙江省干什么呢？很遗憾的是接近生产者、接近消费者、接近市场。IT行业最后的宿命是和传统行业一样，以追求接近生产与市场来降低成本，这还有什么长期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竞争力逐渐衰退的国内，竟然要以房地产为主导取代所谓的IT行业，我们没有认清楚事业的本质，国家要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如果以浙江省、上海市而言，如何能够主导IT行业的发展，让IT行业重新拾回他所有的竞争能力，和价值链的整合，和创新、规模经济，才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才能重新拉动这个省市的经济。

今天大家看到广东省的发展，你们认为民营经济带来的是永续的经济繁荣吗？这样想就大错特错的，广东省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各个市县独立发展，为了发展而发展，到最后广东省是全国少数省份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经济太多，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东西，思维都是惯性思维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规模经济的整合，所看到的是各省、市、县另论低水平的充分浪费发展。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吗？你是欧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欧洲吗？你是美国的2.9倍，比得上美国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主导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少认清楚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窝蜂地冲向房地产市场。

以前温州有一个“温州奇迹”，现在什么状况呢？温州派名从过去的榜首目前落后到最后，温州商人勤奋吗？非常勤奋，赚钱非常品分，也是温州几大行业是怎么出来的？卖钮扣和打火机。多少钱卖一台？赚几分钱勤勤恳恳搞那个积累，规模太小，没有竞争力，赚了钱就到大城市去炒房地产。我们作为农兴社的改革怎么改？要股改，要自负盈亏，你以为你引进了美国的思维吗？农兴社可以股改可以做自负盈亏吗？这结果是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都不晓得为什么。养猪贷款两三千块钱，对银行没有多少钱，银行要派一个人去看，去看的车费超过了利息收入了，这么高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交易的。农兴社吸收了农村的存款以后，钱不再回到农村，回到哪儿去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都去炒房地产了，农村资金不能回炉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甚至25％的高利贷是四分利。让大家感到更为忧心的是87％的高利贷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用来上学费、看病、吃饭等等永远没有偿还能力的，这样的农村经济不担忧吗？

中国怎么发展农村经济呢？我看到太多的房地产，各位你们走一走上海市的高速公路、北京市的高速公路，你看看旁边两边的路标，都是大的房地产的开发，甚至到北京市也在农村地区开发了一个四合院，你们认为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今天中国的资源通过各种管道严重地被误导，竟然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这个误导是惊心动魄的。

我觉得从高科技而言，从温州现象而言，从广东而言，你发现或者整个大农村而言，你发现都是毫无例外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市场，甚至这么漂亮的小银川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这么大的武汉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五到十年下来，讲到一个最好笑的话，谁还有钱去买房地产？这个道理大家看不懂。我们今天的购买力不是房地产创造出来的，而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一起投入到某一个行业里面造成必然的现象就是行业的泡沫化。如果全国房地产崩盘怎么办？有人说不可能，台湾发生过、香港发生过，你说那时候怎么办？香港发生房地产崩盘就在97年，当时香港非常担心金融体系的崩溃，香港有很多的负资产，到了负资产时代最好的做法是不还贷款，房子给你算了，我也不干了，银行就成了受害中心，造成大量的坏帐积累，造成经济崩溃。为什么香港安然渡过这一关？香港人做事勤勤恳恳，他可以扛这个债，他可以上街游行，对政府不满，但是可以扛，扛到最后的结果是银行体系的崩溃。可是我问在座的各位，在国内你扛不扛？如果国内崩盘国内的来百性会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扛着吗？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认为国内刁民多不多？（众笑）”我们有一个政策如果贷款还不清楚都不能拍卖，这是在刁民的政策上继续培养刁民，这样走下来谁来负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讲话是很好笑，各位了解是我们的银行要承担风险，到时候金融体系的压力不仅仅是一个坏帐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如果有房地产的泡沫的话。虽然这个现象并没有在香港发展，因为香港的老百姓和其他老百姓不一样，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政府该如何处理？

中国是这么大的幅员，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你既然发现就好了，我无论到西区到宁夏，东到东北，还是到南方，你发现各地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如何发展房地产振兴经济，如果全国只有一两个城市这么做没有问题，如果全国都雷厉风行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预言就会出现。
在生产力停滞不前，只发展房地产的时代，房地产的泡沫所带给我们的是立即的经济危机。而且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再加上一些炒作的问题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我们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很畸形的房地产，叫做“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就是一种最助长炒作风气的房地产，从香港学来的，卖楼花。允许像香港房地产商一样，先卖十套，高价卖出，制造泡沫，还有所谓的商品式住宅，等等这都像香港。可是你跟香港不一样，为什么跟香港不一样。最近香港法院宣判一个地产代理商判罪，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为了卖房子，他说最近很多大陆的表叔买了我们十套的房子，这是一个宣传的手法，在国内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在香港是违法的，所以被法院起诉判刑。请问我们国内还有没有这种司法制度？你引进的香港的楼市，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大，这是一个炒作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至少香港还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公平的法律，这比内地要公平一点点，你还能压制他们的炒风，你披露不实消息还有可能被起诉，但是在国内连这个都没有。

而我们所接触的房地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政府怎么处理房地产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政策本身好坏，当时我关心的话题，更重要的话题是到底政府向银监会这些官员怎么看这个市场我是最关心的，2003年的宏观调控我是比较赞成的，那是一种所谓的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我赞成？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很奇怪的体系，是全世界很独特的体系，是一个二元化的体系，我们常常看到报道说过热，或者说是过冷，这两个是不太全面的，最全面的说法是在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同时并存的，这两个现象只要你使用金融的宏观调控就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的习惯，我的一切公开发言绝对是以我个人的经济学涵养来做发言的。2003年我赞同政府的行政宏观调控，2004年利率的问题，我是双手双脚地反对，当时跟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社科院的金融所的所长李杨（音），我为什么要反对？就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二元体系的金融体系，任何金融政策都会失效，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提高利率0.27％，我们有70％的贷款是政府的贷款，其他的是非银行的企业机构贷款，这里面由国营企业为大多数，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次为什么2003年要针对地方政府的胡乱建设要进行调控？因为这些有了政绩工程的太多了，低水平重复浪费，涨了一点他就不借了吗？不要说2.7％他照借，27％他还是要借，因为他觉得还不起就不还嘛。你用利率来做调整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靠地下金融，因为在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台湾，你不借可以去标会，会反映所有未来的金融，如果调整了27％地下金融是涨了四倍，如果涨的结果是立刻打击了民营企业，利率一跳绳，通货膨胀部门急需解，通货紧缩部门继续打击他们，他们就会更进一步地紧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反对银行的政策，因为二元制体制的任何金融政策出发都会恶化这种二元化。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去年年底我就透过媒体公开发言，利率上升的结果必然导致未来汇率上升，我很不想说下面一句话，不是我聪明，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利率行生和户率上升是非常挂钩的。汇率跳绳以前人民银行是如何向大家保证说不会调汇率，但是在5点钟突然调了，你认为你是打破市场的预期吗？你错了，你不但强化了市场的预期，还打击了你在公众心目的信誉。我请问你，一个信用破产的政策你认为有人听吗？你保证的结果是全国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可信的，全世界都知道你会再调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信誉破坏掉了。

汇率的调整结果是如此之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我虽然是一个香港学者，但是我自己本质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于政府信用的维持我比任何人都忧心忡忡，政府的信用太重要了，包括这次股改，为什么我会透过各种管道，包括内参包括其他的管道表明我的反对立场，因为你破坏了政府信誉，什么叫正确的股改？在我心目中，我拿实际数据说话，股改做得最成功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国有企业转成民营化的时候他采用了三部曲做股改，第一部在国有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用置业经理人。第二步，这些经营好的国营企业能股改，为什么？像我们中国一刀切全部股改不是很好吗？我最反对一刀切，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做呢？我告诉你这就是英国政府的睿智，他很清楚地知道股改代表政府的信用，所以英国人知道最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股改，英国老百姓知道每一个国营企业股改以后这是英国政府企业，买的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益，而我们中国的股改都可以股改，老百姓买了以后怎么办？国家一定要给，到时候怪谁？怪那个背书的人，你为
什么要推出股改？股改本身又是进一步破坏政府的信用度。
汇率政策也好，利率政策也好，股改也好，本身承诺不承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把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已经点出来了，就是政府信用何在？如何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能够利用政府信用主导经济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下一次政府再推出任何股票市场政策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不会认为你替我着想，又是某一位官员要为了个人的前途又要推出新政策。汇率政策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政府还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不调汇率这是不是又骗我一次？你越讲声音越大我就越知道升值，你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全世界你的汇率要升了？没有人相信你讲的话，因为你的信誉已经破产了。

这种信用缺市的金融政策是我最忧心忡忡的。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来，我感到最遗憾、最无力感的，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等你们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我保证你们后悔听我的演讲“死郎教授，不来听演讲，本来过得很好，什么都懂了以后日子很难过的。”（ 热烈的掌声）
我本人是纯正的金融学博士，我是大众化地区第一批金融博士，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我对政策的走向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无法拨乱反正，只能看着他走下去。甚至我建议过政府这些点错了，2004年4月?2005年7月，透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是有1500多亿，有另外1400多亿美金不知道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名言“国际炒家的水平炒作水平之复杂是你无法想象的，不要小看他，太太厉害了。”你不知道钱怎么进来的，这些才是你汇率压力的主流，不是贸易。什么叫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叫汇率。（众笑）今天对汇率最大压力的是，银行的破坏信用式的政策，我郎咸平看懂了，国际炒家所罗斯比我聪明得多，我当然看得懂。银行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调整，那就是要调整了。
你要怎么打击他呢？我曾经给他这个建议，我贬值2?3％，我撑你三个月，因为这个资金是非常规的，按照国际惯例你很难撑上3个月，当你不得不走，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不行吗？你只有透过这种方法跟国际炒家斗争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让国际钱慢慢流出。你现在的走势，未来的汇率让我感到忧心忡忡，而且虽然我们没有日本的《广场协议》，但是我们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广场协议的内容，汇率只要一旦被突破就停不下来了，这是在国际金融学上面，你只要做过国际的学术研究就应该知道的结果。汇率只要政府一放弃决心，汇率一动，各钱一流入你就再也停止部分压来了，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完全拖垮日本的经济。
今天我很担心我们们的中国重蹈覆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在座的人会认为我偏激，郎教授你为什么总是要点出这么锐利的话语？一针见血？因为十年之后，这段历史一定要被检讨，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检讨。
今天我跟各位的谈话，我是用心在讲这句话，而且我是用最简单的几个观念跟各位做沟通，我要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经常担心的，银行说了一句话我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的反对，那就是我国的汇率政策更加浮动化、自由化，因为银行要把汇率的风险从自己的肩膀卸下来，给谁呢？给你。我的答案是：凭什么。凭什么银行可以卸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银行必须100％承担汇率的风险，不能卸，这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搞浮动汇率，中国13亿人口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一个外汇操作的高手？我们中国的人才济济，银行有两千个经济学家我认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所罗斯能够短时间打败一个银行，银行算什么，外汇一开放就会陷入危险，你太大胆了，我们连外汇的汇率都没搞清楚就开放了，太大胆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工厂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司知道怎么做外汇对冲，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担，这公不公平？
目前我们汇率上下的浮动是极为历史性的巧合5％，请问各位你们制造业的利率是多少？5％了不起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外国政府可以用压迫你升至5％，或者贬至5％。升至5％中国的外汇企业全部被你扫光，贬至5％进口企业全部都扫光了，一上一下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对冲。你想承担风险吗？你承担不了，你要做外汇对冲，要有银行的工具，远期外汇的对冲近期外汇的对冲你们都搞不清楚。
我是用心来谈问题的，我对我国的汇市、金融市场、股市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谈自己的感受。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原则，美国人、欧洲人、像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上万篇论文，有一个结论，金融政策本身切忌大起大落，因为金融政策什么时候有效果不知道，效果多大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任何政策比如说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可以调整的，金融政策不可以。政策一出来，什么时候有效果你不知道，效果多少你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有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直没有效果。并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什么时候出来你不知道，一直推出政策，越来越严的政策。我再反问一句话，如果这些政策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爆发呢？那就是经济箫条了。我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切忌调整，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得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很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跟别人接轨了，事实上你想得太单纯了。金融是最难接轨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金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日本9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造成的？日本整个产业界的崩溃是怎么造成的？不敢讲全部是金融，至少金融是一个重要的主因。
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们今天中海游要收购美国的尤尼科，我本人很激动，我们确实需要海外的油源，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明确提出来不可能成功的，怎么可能放弃制裁中国的机会呢？并不是我是一个语言家，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在80年代末期收购的洛克费德（音）中心，那时候美国在闹“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听到很分路，代表我们美国人精神的“洛克费德中心怎么能卖给日本人？”得意洋洋的小日本以为真的收购了，结果《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地值升值了一倍，日本产业垮台，当初收购“洛克费德中心的不得不*价卖给美国人，在产业界美国不是你的对手，房地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只要他执掌金融的优势，他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上。金融政策是不能犯错误的，我有请央行要有一个理论，如果没有100％的把握，金融政策不能动，只要一动，上面一错下面就有连锁的很多的错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上午错了，下午可以改，但是金融政策上午错，下午就有百亿千亿地损失。政府对金融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非常不谨慎的，甚至用楼市做金融政策调整。
你们都在深圳地区，如果我是国际炒家我会不会选择深圳？我会不会选择广州、上海、北京？而且我资金量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亿，我不选这些区域，我只选大上海地区。深圳没有所谓的市中心，而且市中心都是大家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住在福田、华侨城、香蜜湖等等这些地方，几十个亿要炒不容易，广州有一个市中心？你不会住的，你住天河、番禺，北京市中心有二环，天安门那里，你不会去住的。他会住在三四环之外，包括北大、清华区域，还有亚运村工体等等那些地方。而上海不一样，上海人问他要不要在上海郊区买一个别墅？要，但是他还要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最好是走路去逛街、按摩、桑那最好。那个地方的土地供应量非常少，楼盘非常少。如果国际炒家要从中大赚一笔这是最好的区域，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拉排股价，我没有明确的数据。我当时为了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对很多的房产代言做了调研，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大量的香港资金成片地，房价走势和2003年的H股走势是一样的，炒家一起炒的，开始的时候是很低迷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大丰度地上升，尤其是去年的年初开始上升，靠近2月的时候，一两个月之内楼家上升2、30％，不可想象，套现完成卖给老百姓，国际炒家都走了，到最后推出一个政策，很严厉的政策，说2年之内要托收是多少，还有房子要先还贷才能再卖，这些政策不能说对与不对，该调的对象没调到，国际炒家走掉了，宏观政策一出来他就走了，因为政府什么时候要调价他太清楚了。一个国际炒家会在政策出台之前立即走人。由于内环的房价大幅地升值，旁边的房子是水涨船高，按照比例而言，内环跟外患之间的泡沫是最多的。我当时在上海做的电视节目也想这么讲，如果宏观调控的话内外环的调幅是最大的。
这个现象造成到最后什么结果，印证了我开始讲的，高房价所带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激励。到现在来看，整个内环的房价高达3?4万一平方米，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多少住户能够承受？上海怎么发展？发展成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吗？不是说不能，你何必多一个麻烦，多一个高房价的麻烦，让你做什么事都很困难。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取决于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效果，如果泡沫一起来以后，财富一增加，虽然房子没有卖，但是你感觉到财富增加了，你的消费增加了。你只要下一个毛毛雨，到这个地步，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跟者泡沫走的，这太可怕了，你怎么整治泡沫？打光泡沫这是很好的，但是上海老百姓消费习惯要大幅度减少。金融政策，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打压房价本身代表的经济意义不是房价要下跌，而是当初的财富效果受到打击。城市的消费习惯要改变，改变多少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就要谨慎。
第一步不能让房价上升，等到最后你的金融调控手段是因为国际资金撤资以后再来处理，这就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技不如人，你不但在房地产方面技不如人，你在利率方面、汇率方面其他方面都技不如人。这是什么下场？在我们大清王朝时代，传击炮队技不如人要签订上千个受辱的条约，而现在的金融手段技不如人你一定有大量的企业要倒闭，这是一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功用太重要了，我们说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那是美国，美国队经济领域掌空非常严格的，如果他要退出的话怎么对经济这么重要，政府介入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做调控。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比我很有成就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当时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们要了解，按照这种宏观政策走下去，哪一种企业能够成长？低成长、低负债，高现金流的企业能够成长，所以不要老搞小公司。我讲了以后他听了很感动，可是晚上腐败一次就忘了，上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演讲，那批同学又回来了，说老师又忘了。说今天宏观调控出来了，像你所预测的一样，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来不及了。我跟各位讲，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至少到80％，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将来的80％要被专业化的服务行业所取代，你是否考虑学习一下美国的经验，或者欧洲的经验，成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化的房地产的服务公司，比如说装修什么的，目前也有这方面的，你们思考一下。去上网查了一下美国专业服务商的格局。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结论，今天我们谈完了整个金融政策的思维，金融政策造成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各位影响最大的是银行或者主管当局的思维怎么样，如果他的思维是我所讲的一种信用破坏式的思维，一种卸下担子的思维，一种把风险转给公众的思维，我告诉各位，你今天的日子一定要比明天更愉快（众笑），明天会更艰难。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金融政策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替各位感到忧心忡忡，我对这一年推行金融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大家热烈地鼓掌，要求继续演讲下去）
谢谢各位热情地支持，我的推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的素养推论出来的，大家千万记住我是金融学博士，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企业业务方面的警告。给大家提三个问题。
提问：我是深圳晚报的记者，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深圳的房地产是健康的，您是否认为这样呢？
郎咸平：我碰到一个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在上海造成一些影响，每个月的成交额一百件都没有，这种少量的成交额无法主导价格，因为价格的变动要靠交易来变。现在市场怎么做抵制，就是不交易，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楼盘由于资金链紧张，新楼盘推出以后价格下降确有其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映非常奇妙，通过不交易抵制价格的变动，这会严重对冲金融政策的作用，这是金融政策最难的地方，效果不确定，所谓的靠交易量抵冲价格的变动是一个主要原因，切忌大量使用金融政策。我们发现北京和广东的地产没什么问题，不但没低压还有幅幅地上升，最稳定的大是广东地区的市场，原因根据我们过去看的资料是说1992年开始深圳以及广州的房地产是最早跟香港接轨的，受过打击是最多的，多打几次就学乖了。这里的房地产相对上海而言也比较理智，上海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国际炒家的主流中心。人都有一种冲动，一看房价上升，他也水涨船高，但是类似的现象不会在广东出现，因为有地域的特殊性，也不会像上海一样要在市中心居住。这不好操作。
在深圳的房地产没有所谓的好或坏，相对北京或上海而言，他的政府是最合理的。有的时候罗湖地区以一个平均的数量而言，全国最先开始有房地产的地方就是广东，到时候你发现经过几次波折以后，目前房价的走势在全国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新开发地区越不合理，像长沙、银川，要开始在那边炒房就很奇怪了，民间的理智思维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在广东来讲，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波动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他主要是对专业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像信托公司、典当行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很快，介入房地产很多，资金越来越大。我们金融政策本身有一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抵消了政府金融政策调控的效果，请问郎教授怎么看的？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金融政策调整的效果是什么大，四大商业银行调不调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很宽松。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二元式经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要通过银行体系推出来的政策有时候发现不太有效，我们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责任是不清楚的。最后我们要求说你对中小企业多做融资什么的，他做不了融资，他也不相信你。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是老公做生意老婆做帐，谁敢贷款给你。我们银行体系的放贷资金的组成是非常危险的组成，基本上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就很危险，按照国际标准比例是很低的，50％以下，我们甚至高达8?90％，万一哪天出现一个大变动，房地产大崩盘怎么办？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住？这就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时间：2005-09-30 10:42　　来源：2005深圳房交会网站

改革成本由全民负担，利益却少数人独享

郎咸平

12月4日-5日，由《当代经理人》杂志主办的会议主题为“和谐成长——全球化时代的赢战略”的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新浪财经频道独家直播此次会议。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发表主题演讲实录：

　　郎咸平：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参加这个盛会我们一要讲的讲题是和谐成长
　　那么未来中国20年的积极政策走向，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方针，那么这20几年的，无疑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现代经济社会，那么经济总量来讲，或者以GDP的总量来讲呢，都是雄居世界榜首，但是这一切表面现象的背后，才是值得我们更加关切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单纯的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思维，应该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那么我们就谈经济本身，里面掺杂的水分就不谈了，此外，我们的企业里边有多少是由污染造成的，这一切所展现出来的持续成长所带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就是使这个社会更加的不和谐。所以今年11月3号，孙先生在北京提出一个新思维，那就是国际和谐化以及国内和谐化。我个人认为国内和谐化，在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而且我认为是应该当成未来经济指导方针的重要理论根据。什么叫做国内和谐化？请问在座各位我们20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内各个经济团体之间更加和谐了吗？我们社会更加稳定了吗？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不是太肯定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在改革的思维上，需要做一个重新定位，改革本身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英美的超级强权国家继续进步的原动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体、每一个经济实体都需要改革，这点是不需要讨论了，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改革的原则在哪里？改革的原则必须以全民利益为基本，也就是改革的利益必须回归到全国老百姓，这才是改革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可是我们中国的改革是这样吗？
　　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我国的产权改革，或者简称国企改革吧，最后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就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那么地方政府认为我国企业效率不好，社会包袱都过重，因此进行私有化，我不管MBA也好，我不管你CEO也好，这个就是我认为一个问题的改革，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国企改革本身牵涉到权力的移转，那么购买者在某些场合之下，把下岗工人推向社会，由全国老百姓来负担，改革利益呢，改革利益就是由于他得到这个国有资产，甚至把工厂铲平，就地起高楼，卖楼的钱归于谁呢？归于少数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变的成本有全社会负担着，那么我们近来公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到最后一改的结果什么结果呢？明晰市场化。简单的认为一个市场化，就能解决效率的问题吗？我告诉各位，这个思维太过肤浅，由于明晰市场化的结果，我国的医改面临严重的考验。当你进入医院的时候很多医生问你不是有没有什么病，而是有没有保证金，可能各位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不能理解。国外绝对是免费，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香港老百姓愿意负担这笔钱，这是对民众的关心。那么你再到美国，我们很多人出差到美国，你要在美国看到几种，你不必交保证金的，你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医治，这也是一种对人性的关怀。我们的教改呢，我们的大学举个例子来讲，都是由国家补贴的公立学校，教改的结果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我们今天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很多来自农村，包括我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一个人站着火车到北京去念书，家里是分文不给，因为家里没有钱，那么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唯一他脱贫致富的机会，最后这么一点机会你都毫无理由的剥夺。此外，我在任何常常都拿这个作为例子来讨论。
　　当然我讲这个例子前，我想讲讲英国的，我想让各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情怀，美国国营企业所以美国不适合。英国有很多国营企业，在撒切尔夫人时代他们一样进入股改，他们第一部曲，就是国营企业在国有股股权价格不变的情况之下，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第二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改革好的国营企业，才能够进行股改，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股改本身牵涉到中央信用的问题，坏公司进股改的话，股民不赚钱所比较的就是政府，那么，政府的信用在股市来讲是绝对重要，但是就美国股市而言的话，是不可言喻的。因此政府信用不容被破坏，这是英国股改至高无尚的信用。英国政府进行股改是把国有股权卖给谁？各位思考一下，他不是卖给个别的人，而是卖给大众持股，卖给社会大众，大家理解为什么吗？因为任何国企改革本身，都牵涉到政府权利，那要看如何取代。那么英国呢，政府权利的真空，是由谁来取代的？他通过上司，由全国老百姓来取代权利，这就对了，各位知道这是什么思维吗？这是真正以民为本的思维，而这种好的国营企业上市，将改革的利益归于谁？归于全体老百姓，这就是英国成功的股改，这种股改跟我们的股改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当然我们的股改你比我还清楚，我在这里不必细说。
　　　　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英国的股改所显示出来的意义不是股改本身，也包括国企改革，但是改革利益给予全体老百姓，这就是股改至高无上、不容挑战的原则。那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在很多方面是有着惊人的成就，但是改革的思维必须做调整，改革的非常简单，那就是一切的改革必须以全民利益为主导，如果做不到这种改革必然造成社会的更加一步的不和谐，我们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经济势头发展的问题，中央政府整个执政的方针只要立刻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这些问题比什么都重要，而这些问题也就是国内和谐化的最高指导方针。
　　　　那么当然今天除了谈我心目中的国家政策之外，最后几分钟我想再切换一个话题，谈什么呢？谈信托责任的问题。那么从2004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我到各地循环演讲，我从来不忘记什么叫信托责任，我认为要使得我国未来更和谐的发展，信托责任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所谓的资本主义，他的信托责任是不可忽视的。很多报道说我只关心国营企业，这个话是不对的，我说关心的是民营企业，可是清楚的告诉各位，这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经理人，将来一定会践踏民营资产，你不信？很可能明天他就把你客户带跑掉了，所以我们谈产权改革本身，不是事一个简单的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哪一个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信托责任，我想请问全国的企业老总，你们哪一个认为你们比托儿更重要？当时的市值300亿美金，20年之后达到50千亿美金。我请问你他走了以后带走什么，是带走他该拿的薪水以及一些股票而已，你有这么大的贡献你为什么不把整个公司拿走呢？因为他很清楚，他做好是应该的，我们国企改革不是这样看问题，我们认为做不好是应该的，为什么呢？都是国家民族的错，是体制的错，做好就该收归己有，这就是我国的职业经理人。
　　　　说到我们有的公司经营破产。那么我跟你讲，我们就拿美国作对比，我们就拿邪恶的帝国主义作对比。美国的克莱斯勒汽车在同样的月份破产，他们请了一个经理人的，他根本不忍心拿钱，因为他对不起中小股东，他一年拿一块钱，第三年重组完成，重新上市，他的功劳不比任何中国国企老总伟大吗？结果克莱斯勒成为今天世界的著名品牌，我想请问在座各位这家公司谁的呢？你发现全部都是中小股民的，他只拿他该拿的钱走人，这是他对公民的信托责任，因为美国比我们应清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不是你的错，甚至在一件事情上，美国政府甚至提出考虑减免遗产税，各位理不理解，美国企业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我来问各位耳熟能详的企业家，一个是比尔-盖茨，他们登广告指出，我们不能接受政府的决议，我的地位在不劳而获，会使得年轻人会失去公平竞争机会，各位看一下，这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企业家，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他们想的是国家民族，他们想的是公民的利益。所以你认为美国经济如此富强，我告诉你，我这只是表面的看法，美国这个所谓资本主义，他说展现出来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对人、对中小股民、对国家民族是什么，就是信托责任，那么这种信托责任，什么时候在中国生过？我们什么时候这样要求过国企老总？没有。
　　　　最后什么叫做国企改革，就是我一再告诉各位的那就是我们的理论，我们家庭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整理，这就是国企改革，到最后利益归于少数人，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种错误的改革误导着这最近这几年的经济发展。那么像这种误导的错误思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改进。
　　　　那么最后我演讲完之前，我想再讲一个故事。我们看一看，别的国家的人在怎么想问题？你想想看，美国总统可以对全国演说，讲一句我们会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忘国家给你做了什么，你给国家做了什么，我想用这句问我们的国企老总。谢谢各位。

国企改革信托责任是关键

　　9月23日中午，受宁夏大学MBA联合会和银川晚报的联合邀请，有郎旋风之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抵达银川。
　　下午5时，是记者约定的独家专访时间。
　　坐在休息室的郎咸平略显疲惫，可能是由于宁夏气候干燥的缘故，他不停地喝着水，说话的语调里带上了明显的鼻音。
　　在认真听完了采访内容后，甚至都没有停顿，郎教授就记者提到的国企产权改革、汇率、股市、房地产发展及银川的发展定位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回答。

　　国企改革信托责任是关键
　　记者 从2004年7月31日质疑海尔在搞曲线MBO之后，又于当年8月10日在复旦大学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时，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您所揭示的海尔问题和格林柯尔系问题，都指向一个大问题：国有资产的民营化。您反对“国退民进”的改革，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这样讲是基于什么考虑？
　　郎咸平 我们的国营企业发展到现在，是我们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必然性，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托付国家经营的资产，那么，民营化的改革其实就是把这份资产转给民营企业。
　　根据我的调研发现，在香港或内地，已经上市的国营企业的绩效，并不输给民营企业，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说明民营企业明显优于国有企业，那么国家搞民营化的意义在哪里？我认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而言，合理的产业形态应该是垄断性行业必须收归国有，国营企业应该留在竞争性领域内，和民营企业同台竞争，绝对不能够一刀切，只有通过同台竞争，淘汰一些经营不好的企业。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股本身不需要市场化，真正需要市场化的，是经理人团队，而且对于职业经理人要严刑峻法，促使他们有信托责任，经理人经营好，加薪；经营不好，下课，但我们目前就缺乏这种机制。把国有股彻底市场化，会出现和前苏联一样的问题，最终会造成社会极度的不公、紊乱与不安。
　　
记者 您认为，在目前多数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情况下，除了现行的改革途径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以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郎咸平： 目前，政府应该做的是，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国有企业本身，和美国公司的大众持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世界500强企业，全部都是由职业经理人在经营。民营企业以后碰到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目前碰到的问题。当以后民营企业做大，需要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会发现那些职业经理人和今天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一样的，没有信托责任，一样会损害民营企业的利益。
　　所以，“国退民进”不是简单地追究国企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针对存在这些问题的一个大是大非的核心问题———“信托责任”的探究。我们要建立起一个信托责任制度，信托责任所孕育出来的职业经理人，会对国家民族负责，不仅能经营好国企，同时，也会把民营企业经营好。我们恰恰缺乏这样的环节。
　　现在民营企业家不愿意将自己的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就是担心他们会席卷自己的资产，而这种事情的发生很大程度上缘于信托责任感的严重失衡。所以政府部门首先要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托责任机制，建立和谐、诚信的社会环境。人民币是否继续升值？
　　记者 2003年9月13日，您在北京科博会上回答提问和发表演讲时称，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是比较适当的，因此对通过各种官道流入中国大陆的国际热钱必须给予打击，以彻底打破国外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但时过两年之后，人民币还是升值了，那么，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您怎么看待此次人民币的升值？对于人民币还将继续升值的论调，您怎么看待？
　　郎咸平： 汇率的问题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根据我们所做的调研发现，2004年到2005年9月，全国所有的外汇存底，我们知道来源的是贸易、收支和直接投资，占整个外汇存底的53%%；另外有47%%的外汇存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存在，大约有1400多亿。这个数字只会越来越大，因为，政府有关部门已经给这个社会造成了预期。在人民币升值之前，政府部门多次声称人民币不会升值，这也给社会、民众造成人民币不会升值的预期，到后来人民币升值2%%，等于在告诉全世界，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这个结果，会使得热钱继续流入，从而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大，现在要停下来都很难，这已经给政府的信用造成了伤害，政府部门应当对此负责。
　　此次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国际热钱的流入。我曾经说过，国家能不能先把人民币贬值3个月，贬值2%%，3个月之后再升值，让国际炒家永远不知道政府想干什么，给资金成本极高的国际炒家一个教训，从而树立政府部门的信托责任感。
　　就目前的这种情况，如果挺不住，是非常危险的，我个人表示极为担心。不看好股市会走向牛市
　　记者 中国的股市一直处于熊市，和中国目前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相符合，您认为中国的股市能够走出低谷，开始向牛市转变吗？
　　郎咸平： 我个人不是很看好股市会走向牛市。
　　中国的股市要想发展，政府必须要加大惩处力度，以严刑峻法让股市的参与者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其终极目标是以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只有这样，大家才愿意参与，股市才有好转的可能。不然，推出各种政策，对股市的推动都不会有太好的效果。高附加值产业是宁夏发展的基石
　　记者 宁夏是一个较为偏远的省份，您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小省份，该如何发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郎咸平：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通常资源很丰富的地区，都是比较落后。比如宁夏、山西等，都有着丰富的煤炭储量。但没有资源的地方，国内如沿海地区、香港、台湾，国外的如日本、新加坡，都是没有什么资源，但发展得很快，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发展很快的国家或者地区，都有一个共性：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
　　宁夏、山西等地区有不少的资源，但是仅仅做初级产品的加工，显然利润单薄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如果加大对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研制，形成有效的产业链条。使现有工业、商业基础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那么宁夏会发展得更快。
　　记者 近几年，全国的房地产很火，尤其像武汉，想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银川的房价也是很高，和武汉达到了一个水平，您怎么看目前的房地产发展走势？对银川的房地产发展又是怎么看的？
　　郎咸平： 大家知道，银川是一个很漂亮、可爱的小城市，现在银川的房价和武汉是一样的，这是我非常担心的。我们从世界的走势来看一看，有哪一个城市的发展是靠所谓的房地产经营取得推动力。房地产是一个落后的指标，它不是一个经济的前导，不可能通过房地产的发展来开发别的产业，而恰恰相反，一定是一个城市发展起来了，民众富裕之后，房地产价格水涨船高，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规律。比如，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房价涨了很多，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因为这是城市经济发达、民众富裕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房地产发展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民众必须得先富裕。

　　所以说，不管是武汉也好、银川也好，要想通过房地产来发展经济，那是非常危险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房价的无序上涨，必然会影响到城市的经济发展，使一个城市更快丧失竞争力。银川市的发展需要突出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将城市发展的风险投资多元化。
　　精彩语录：
　　★我讲一句大话，假如哪一个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是我郎咸平看不出来的话，我从今天开始封剑退出江湖！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这就跟你请保姆打扫房间一样，房子打扫之后，家总不能变成保姆的吧。
　　★我们的国企老总有点成绩就觉得企业是他的，觉得自己很伟大，但你能伟大过韦尔奇吗？韦尔奇领导通用公司期间，创造了5000亿美元的财富，退休时才拿走1亿美元！
　　★我是一个喜欢生活在闪光灯下的经济学家。
　　★内地的企业，只要给我企业的上市公告，我就能够分析出管理者们在干什么。
　　★我所有的发言，都是有深厚的学术根基来做背景的。晚报记者马新天实习生吴平/文苏勇/摄
新闻来源：银川新闻网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

　　2005年9月1日晚，由第一财经携手CN-BC财经电视台和皇家礼炮共同举办的“2005年中国最佳商业领袖奖颁奖盛典在上海四季酒店隆重举行。新浪财经全程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郎咸平发表演讲：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被要求讲这个奇怪的题目，就是中国经济的责任。坦白讲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我们的企业家会直接关心过这种题目。因为25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在座各位，创造出了中国经济的繁荣。这些只是非常表面的，非常浮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的资本家所学习的是自由、竞争、开放、民营经济，是不断地追逐利润。2005年之后发现，我们这个社会要为此而付出多大的成本。我想请问在座各位，你今天敢不敢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叫你的宝贝女儿，一个人回家？另外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当民营企业家要做大的时候，你发现你本人的专业知识不够，当你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时候，我问你，你敢不敢把你百分之百的经营学都交到这个职业经理人的手上？你回想这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发现到根本不敢。你不敢让宝贝女儿晚上回家，因为你担心，第二你根本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到底我们25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通过去年的大讨论，专家、学者进行了很多反思，甚至是深思，到底这块土壤有什么问题？今天愿意接受邀请谈这个题目，我希望通过这个简单的演讲道出一个事实，你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就是靠着自由民主、民营经济而成功的吗？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就大错特错。西方资本主义表面上学起来非常简单，包括QFII，包括全流通，包括社保经济入市，你认为美国可以做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做？去年我们谈到国企改革，很多人说郎教授，你对国有企业特别偏爱一点。我说你错了，我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怎么可能偏向国企。因为我们这块土壤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西方表面上的东西我们都学会了，包括QFII政策，社保入市政策。我们中国欠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真正机制叫做信托责任。这个信托责任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
　　在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土壤上，你讲到国营企业非常简单，国企想到的事情就是说钱拿少了，国家对不起我，民族对不起我，我有这么多的贡献，我非要把企业变成自己的。什么叫做产权改革？我们家里很脏了，请个保姆来清理。这个保姆是个没有信托责任的保姆。前天节目我请了深圳赛德的董事长，他讲了一句话，很可笑的话，他说国企老总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我就问电视观众一句话，我说你们听起来他讲话是不是很可笑，是不是觉得说大话，是不是说假话？我的观众说是。因为你们都是没有信托责任土壤所培养出来的人，甚至不知道你有良心的做事是应该的。所以当你当了国企老总以后，当你上市以后会坑害中小股东。我们这么久的改革，有没有曾经告诉别人，告诉我们的企业家，你的责任在哪里？我跟你讲，从来没有。我们中国企业家只讲利益，不讲责任。
　　有人说郎教授讲这话会不会太伤人？我跟你讲，一个社会和谐的发展，要稳定的发展，根基不稳定的改革会是将来不安的主要源动力。在这种考量之下，我想请各位回忆一下，企业所碰到的问题。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基因环境越来越恶劣，你们的竞争对手是毫不讲理的，有没有觉得太多重复建设的事。这都是我们企业家这个社会缺乏责任的结果。我们总认为，自由竞争就可以带给我们财富，如果还是这么想的话就大错特错。这些东西都是有前提的，这种前提是我们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学到的前提，就是信托责任，怎么建立信托责任？必须有法制化的建设，规范社会个体行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一个法制化的结构之下，追求你的财富。当你追求到你的财富之后才不会侵害到别人的利益，才不会发生今天的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问题等等。各位要理解，只有在法制制度的约束之下，才能保障社会群体。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透过政府，让你不敢没有信托责任。这种信托责任理念我们才能传承下来。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们今天所创造的财富、权力以及地位，能不能平安地交给下代人？你思考一下这句话，这句话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这一句话会让很多人心很郁闷。
　　最后我用几个例子做个说明，到底什么叫做信托责任。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确实创造出社会的繁荣，企业家们也累积了大量财富，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按照我的观察，我国的民营企业越走越像国营企业，等到你继续做大以后，你会发现，你会碰到国营企业碰到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当年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你发现无人可用。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欠缺这么一批有信托责任的企业家。我们这块土壤是一个奇怪的土壤，请问在座各位，什么叫做信托责任？我想用一个例子，你们在座的企业家，包括国企老总，你们认为谁比通用电气韦尔奇更伟大的举手？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因为不比他伟大。但是韦尔奇1980年接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一直到2000年下来总共20年的时候，把通用电气的市值由300亿美金，扩展到5000亿美金，是中国GDP的三分之一，这种贡献不比任何企业家伟大吗？他离开通用电气的时候，通用电气是他的吗？不是他的，是谁的？是中小股民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平台是中小股民给他的，所以他做好是应该的，我们哪一个企业家想过这个问题，做好是应该的？都是不应该的，做好都是自己的事，做错都是体制的事。我们企业不存在体制问题，关键是错误问题，存在管理的问题。有人说这样讲不对，别人一个破产的企业，企业家做好以后，难道不能分其中一点东西吗？不能拿三分之一的股权吗？我回答的非常清楚，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同样1980年代时期，有一个美国公司叫做克莱斯勒，他也发生破产，经营危机，请了一个重组大王来重组克莱斯勒。最后起死回生，克莱斯勒汽车继续上市。我想请问在座各位，这个公司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艾可卡的吗？他的贡献这么大。很可笑的是，他可能太傻了，没有把克莱斯勒居为己有，只拿自己该拿的薪水。公司是属于谁的？公司是属于中小股民的。今天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讲这个话跟你没有切身关系吗？我跟你讲，与你切身关系大到不可心想。我讲这话，民营企业家今天碰到的是一样的问题，你自己是个创业者，你是个最大股东，我问你敢不敢去聘用职业经理人？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职业经理人，我们这块土地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群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而且我们没有信托责任，不但表现在企业家身上，同时表现在每一个国民身上。今天去吃饭，中午文广集团请吃饭，服务员问他有什么好吃的，服务员一定讲下面一句话，先生就蒸条鱼吧？我这话听了太多这话，因为这是最贵的，要不就是卖不出去的，没有第三个可能。老百姓都没有一点信托责任。今天的问题我虽然从企业家的责任开始谈，谈到最后我告诉各位，我们今天国营企业面临的问题，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本身职业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重视过信托责任。最不幸的消息就是资本主义成功了，但是基础信托责任是没有学会，我们把这一切东西都学进来了，但是事业的真结没有学会，这才是民族的悲哀。大家以为自由、民主可以将大家带向富强，我告诉你们这是大错特错。各位了解民主自由制是国家强盛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强盛的原因，强盛的原因一定要通过政府的力量建设一个法制化的社会，同时用法制制度强迫每一个社会参与者有信托责任。
　　谈一段历史，这三百年来，影响世界，改写世界历史有几个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跟日本，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贫穷、落后、愚昧。因为这几个国家回头看他的历史，为什么他们有信托责任，为什么信托责任这么重要？你会发现两三百年之内，每一个国家都不约而同由政府推行了法制化的建设。当你建设出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之后，首先规范政府的行为再来规范个体的行为。只有在这种架构之下，中产阶级才能兴起，因为他的财产权能够得到保护，只有中产阶级能够兴起，才有日后的民主自由。任何一个社会，跳过法制化的建设，直接走向民主、自由的话，你的下场就是亚洲的菲律宾。菲律宾是美国的前殖民地，法制化的信托责任没有，结果几十年之后企业家跟政府合谋席卷全国财富，菲律宾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保姆，这是各位乐意见到的吗？
　　我们企业家的责任在哪里？就是一个信托责任。信托责任用更普通的话讲叫良心，这种对象不会自发，不要期望任何人突然之间变得有信托责任，不可能的。我相信在座各位都做得到，但是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们如何保证信托责任呢？那就需要一个法制化的建设。所以到最后，我在这边做个呼吁，我们目前对企业家最有帮助的，对这个社会最有帮助的是实行法制化的法制建设，让每一个社会参与者都有信托责任。谢谢各位。

郎咸平: 最担心上海第一个开始萧条

房地产本身阿，这一次呢，我相信各位非常关切，那么我们的媒体也做了很多报道，我希望把我自己的观点来跟各位做个沟通。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坦白来讲，非常头痛。目前一连串的措施，包括房产2年之内要卖的话，罚款5％，要缴税5％，还有，比如说，要卖的话必须先还贷，还贷以后拿到还贷证明了才能再卖，就是让你不能交易，让你背上比较高的交易成本。到最后的结果呢，发现什么现象，就是真-正有泡沫的地区，就是大上海地区。北京还好，广东是没有泡沫的。那么我们政府的政策阿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他总是一刀切，就是全国普遍铺开了宏观调控。当然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人反对，目前政府已经停止再继续宏观调控了。

　　　　宏观调控之后，上海的房价我没有看到怎么跌的现象，反而是交易量急速萎缩，有几个月是零，没有交易，现在一个月大概是100多个交易，那等于没有一样的。北京的房价以及广东的房价维持上升，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希望跟各位解释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什么样的格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天生的畸形的市场。他是向谁学的呢，他是这么样的一个历史过程：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那么香港的房子有什么特性呢，香港的房市呢-是一个急剧炒作的房市，就是说，他卖楼花，而且楼花卖的很奇怪，一下推出10户，炒的高高的，也不是全部推出，推出一部分楼，而且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商店，这种模式。这种炒作的模式呢目前被中国大陆的地产界普遍采纳。但是你在中国又没有-香港的法制体系。举个例子来讲，各位从香港来的应该知道，前一阵子有很多谣言，有个地产商代理，就说我这个房子卖的特别好，有个大陆来的表叔阿一下子买了10套，付现金的。大家说房子这么热销阿，带我们去看下吧，就发现这个事情是假的，这个人呢还被香港的高院起诉。那么我想请问你，同样的谣言，如果在国内呢，会不会-起诉他呢，肯定不会。所以你看阿，香港的楼市本来就是严重炒作的楼市，把他整个精神移植到国内，你又没有相应的法律保证来预防炒作，来扼杀谣言，怎么办。
　　
　　　　那么我再假设一个情况，假如我是国际炒家的话，我要怎么从房产大赚一笔？我常常再给你们讲一句话，我们在150年前，大清王朝时代，你是船坚炮利不如人，你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阿，你今天阿，财务金融不如人阿，你一样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你们都是外地过来的，思考一下-，你如果要进军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话，要怎么样来坑中国人一把？尤其是这些不懂金融的中国人，不坑他都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坑他？那么首先，我们找到一个城-市，在哪一个城市是最好炒作的城市？我讲的详细一点，方便你们炒作阿。
　　
　　　　因此应了我的一句话，大上海地区是最好炒作的地方。你去问上海人阿，你喜不喜欢住在南京西路啊，以及淮海路阿？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上海来的，上海老百姓最喜-欢住那个地方了，上海人特别可爱，有钱的上海人可能在郊区，浦东或虹桥那一带，买个豪华别墅，他还是要在南京西路、淮海路买个小公寓住着，他就是这个心态，他这-么样的一个想法没办法的。要不要住南京西路啊，他高兴的很，淮海路呢，没问题。那个区域阿，土地供应极为有限，当然目前还有一大块地没开发呢，那就是*的地shy;，要开发搞成一个什么雕塑公园，在南京西路附近。他那个土地供应非常有限，而且楼盘很少，而且上海人都很想住这里，叫内环区。由于这种特殊的现象在，所以-呢，他可以用少量资金，据我们判断，几亿元就可以撬动上海的房价。
　　　　他做法是这样子的，我们发现，整个上海房价走势图呢，跟2003年国际炒家炒作香港H股是非常类似的。香港的H股什么意思，就是国内到香港去上市的叫H股，国内的很多国营企业是H股。我们看他们当时怎么炒H股阿，就是国外的机构投资人呢，联合起来炒作。各位回头看一下阿，中国人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都是单打独干的，国外呢都是八国联军，当时在清朝的时候他八国联军-，到今天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一样八国联军，你看他炒房地产，他炒H股就是这样的。当时在2003年4月1号前后，当然我有一个理论，那就是，国际炒家联合操纵的结果。讲了这话，我要找证据。当时香港的规定呢，机构投资人持股量在10％以上才需要披露，10以下不需要披露，我看资料发现，我没有看到国际炒家、国际投资人炒股，难得我的理论是错的吗，不可能，我不会错的。突然到了2003年4月1号，联交所来了突然一个命令，5％以上都要披露。你看吧，都在10～9％之间，最多的时候，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呀，都在里面，你想像的到的国外投资机构都在里面。摩根还有几笔控制的比较好，9.99，（笑）10％要披露，9.9-9不需要披露，就这么干的。
　　　　这些人怎么炒呢，我拿马*阿，国内的一家国营企业，来给各位举个例子。我们发现阿，马*是大通以及汇丰银行，还有一个叫联合资本公司几家联合炒作的-。怎么炒作呢，摩根先进来，大量收购股票，使他的持股量一直上升，可是发现股价阿，他没有变动，很稳定。他大量收购，但速度很慢，不在市场造成任何压力，没有谣-言。收购量上升，股价不太变动。到最后由谁来拉他股价呢，就由汇丰银行以及联合资本二个公司，突然进来，大幅拉抬股价，然后在最高价位，三家公司一起套现离场，-股价大跌，然后把中小股民圈进去。这是马*，换一家呢，说不定由汇丰银行先做，然后摩根大通再后面接盘，就这样子，相互合作，所以大家都不会被套牢，不像-我们中国的庄家，还被套牢的，你说傻的。（笑）要使坏的话呢，就要跟老外学，联合炒作才行。
　　
　　　　这个现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所谓的联合操纵竟然在上海的楼市一样上演。我们回头看个历史资料，在2002年的时候呢，尤其2003年初，大量进来，大量收购内环的房子，房价没有太变动。我们找不到具体的资料，它不是股市，没有披露的义务。但是我们走访了很多内环地区的房屋代理，根据他们的-说法，有很多的机构投资人进来，成批成批的买。到了2003年底，开始拉抬，从年底到2月份，短短2～3个月的时间，拉抬近30％，从2004年下半年，楼价大幅上升，跟H股走势非常类似。到了3月份、4月份，达到历史高位，怎么样呢，应该是和H股一样，一起套现离场。
　　
　　　　我和各位讲阿，中央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阿，很多时候，会还没开完，外面都知道了，宏观调控这个思维阿早就知道了，很多人晓得，可能我不晓得吧，但很多人都-晓得。所以在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出台之前，全部套现离场。然后宏观调控政策一出来，一刀砍向谁呢，接盘的上海老百姓，国际炒家呢他们比你先走，这叫什么各位知道吗-，技不如人。真正的想砍到他们，没砍到他们，到最后呢，打击了上海老百姓，但是这也是活该的，谁叫你要去接呢。你看我们广东老百姓就很好阿，多打几次就乖了。（-笑）广东为什么没有泡沫各位晓得吗，因为广东跟香港非常近，从1992年开始呢，广东就不断的受到香港的冲击，香港楼市几次崩盘，97年是最严重的，当然董建华先生领导无方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几次打下来以后呢，广东老百姓特别的理智，他不跟风的。
　　
　　　　所以各位请看下，我们按照房地产走势图来看，广东几乎没有任何的泡沫，房价走势有时候还低于通货膨胀率。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正常，香米湖一带，华侨城一带1平米卖到1万多比比皆是，可在上海内环地区呢3万以上。像上海老百姓这次的跟风，受到打击，他什么时候调整，这更有意思。我认为这一点呢值得各位关切。宏观调控出来，如果你不交易的话呢，价格是不会变的，就-像股票一样，股票价格为何有波动，就是要通过交易，没有交易是不会有波动的。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上海老百姓惜售，不卖，宏观调控前二三个月，交易量几乎为零，-现在是100多，那也和零差不多。由于你交易量过少，除了一些资金链供应紧张的新楼盘不得不降价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二手房大幅降价，尤其内环地区。我当初预言，内外环之间的-房价按照比例而言是泡沫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内环房价一炒起来，3 万块以后，旁边这些内外环之间的楼盘呢，觉得他们怎么涨的那么快阿，咱们也跟着吧。跟风跟起来的，所以内外环之间的泡沫最严重，外环之外的还好一点。这次下跌的-阿是内外环之间的下跌，而且这带楼盘啊，抗不起价格的，他们基本不是实在的资金进入，而是跟风的结果。当时我在4月份的时候做过这种预测，到最后走势图也是这样，内外环之间价格下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外环以外的一大批新楼盘下跌呢，我们发现是因为地产商抗不住。但是属于个-人资产的这一部分有很强的惜售现象。
　　　　那么现在我更担心是哪一点，我更担心是，上海市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是很奇怪的，他不是根据赚多少钱来消费的，他的消费习惯有二个变数，一个是薪水多少，另外一个呢-是财富效果。由于房地产大幅泡沫现象，房子价值虚增比较多，甚至增值100％、200％的都有。老百姓觉得自己有钱了，出门打的啦，晚上出去吃喝玩乐啦，腐败呀。上海是个最有趣的区域，你只要稍微下一点小雨，毛毛雨，再叫不到出租车，大家都怕淋-点雨，娇贵的样子，怕淋点小雨。（笑）还有，不论你菜做的多难吃阿，总是高朋满座，（笑）上海人的一个独特现象。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种财富效果，所产生的-一种畸形消费，这种畸形的消费拉抬了上海市的经济。各位知道我担心什么事，上海市的竞争力，就像我批评银川跟武汉的一样，会因为高房价而受到一定的打击。这话怎-么说？如果宏观调控非常有效的话，打击了房价，如果泡沫假设阿完全都没有了，消费会大幅下跌阿，所以现在繁荣的假相所形成的高增长，会因为消费的大跌呢而受到破-坏。我最担心上海会是第一个开始萧条的城市，同时大上海地区政府希望搞金融中心，这个中心，那个中心的。我想反问一个问题，你这么高的房价，外滩要搞个金融界以-前有这个想法，现在不搞了，为什么不搞了，太贵了。几万块1平米，谁能住的起。你发现很多政策的推动阿，因为高房价的原因，很多政策推不下去。所以现在上海政府阿，我觉得他是非常辛苦的，他想做什么下一步，你告诉我，除-了2010年的所谓世博概念之外，你还有什么新的概念你告诉我。上海市走到现在遇到一个瓶颈，当然我不能排除其他的因素，但是高房价遏制了上海下一步的发展，而且上海消费-的这种特殊形态，上海地区会成为波动极为大的城市，会让未来的治理呢更加的艰难。
　　　　讲到这里阿，相信是各位比较关切的话题，我了解其中一部分人呢，做地产商的，也希望跟国内地产有一些参与，所以大家对这次的宏观调控以及中国的房地产走势呢，我相信你们是比较关切的。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提到这个话题，但是不准播，我点名哪个楼盘会跌，结果没有播出来，但是事后看起来，跌的楼盘都是我点名的，没错的。（-笑）从政府的利率汇率呢我一路谈到房地产。我这专业演讲，他给我时间，我就准时停止，我不会多一分钟也不会少一分钟，我这工夫不是一般的。（笑）

郎咸平：改革路径需要反思！ 06年炮口指向谁？

《新世纪》周刊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 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新世纪》周刊：那么说，2006年，你的愿望是呼吁公众共同关心社会问题，想方设法构建和谐社会。
　　郎咸平：是的，我相信，这才是作为一个学者真正应该尽的责任，只有社会和谐，国家进一步发展才有依托能落实。改革开放初期，活跃的经济因素太少，火种太少，所以呼吁经济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经济已经很活跃，反而是社会其他因素约束限制了我们的进步，这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希望所有和我交流辩论的人士，都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一同为改变中国的大环境而努力，而不是为了一些末节问题争吵不休。
郎咸平：炮口指谁
从单纯关注具体人、具体企业到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郎咸平的“炮口方向”正在转移。对于去年炮轰三大改革，他首次提出自己的矫正方案，并透露，“近期在大规模研究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案例，三月份将有成果”
　　2006：郎咸平打霰弹
　　由关注经济领域内的个体案例到研究社会重大问题，郎咸平的关注方向及研究领域正在扩展。2006年，他呼吁跳出经济学范畴，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从2005年9月份到2006年4月份指导150个学生进行案例研究。”在背山面海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中，郎咸平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团队。而他自己，也每周三天在他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潜心研究。由1994年起至今，他在这个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面已经进入了第12个年头。
　　澄清身份和收入
　　郎咸平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86年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近20年的职业教授生涯，他先后执教于多家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
　　“我现在的身份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的讲座教授，没有其他。”郎咸平这样澄清。对于现在一些媒体和网络浓墨渲染的其他身份，例如长江商学院讲座教授、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等等，他表示，“这些都是过去式了。”郎教授强调，“希望通过贵刊再次重申一点，我不是任何公司的顾问，也不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和所有企业都没有关系。”同时，对于媒体所关注的香港豪宅和奔驰汽车一事，他也想通过本刊做一澄清：香港尖沙嘴的豪宅确实是700万港元买的，但其中5%的自备款，25%的两年期地产商无息按揭贷款，还有75%的15年按揭贷款；另外，奔驰E200型汽车在香港只卖30万元，是100%的按揭贷款，由于经常出跑两地，车子在2005年2月份已经卖掉，目前是搭大众运输工具上班。“此外媒体报道我在长江商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薪水也是严重误导，由于在2003-2005年间是双方合聘教授，因此各拿一半薪水，总共大约是150万左右。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全职教授，一年100多万。”熟悉数字的郎咸平非常清楚地披露这些数据。
　　研究领域在扩展
　　郎咸平是2001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的。从当初揭秘德隆系，到2004年质疑格林科尔，引发产权改革讨论，再到2005年抨击国企MBO，凭借其经济学和财务学功底，以一贯犀利的风格，对中国的学术界、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尤其2004年德隆系和2005年格林柯尔的轰然倒塌，都证明了郎咸平敏锐的预见性。
　　2005年，郎咸平的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从单纯对个体公司的财务分析，逐步走向对中国产权改革、国企改革、教育卫生医疗改革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前途走向的重大课题的探讨，并对民主、自由、法治、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作以阐述。
　　当然，他和中国企业之间的关系也较为敏感。
　　作为新浪网络盛典2005年度财经人物，在1月初出席新浪网的网络盛典公开活动的时候，他便非常认真地提醒说，我可以颁奖给文化娱乐人物，但是我不愿意颁奖给企业家。“我现在不想轻易地给任何企业家背书。否则我宁愿不来，不要这个奖。”幸亏，组委会安排他颁奖给超女张靓颖。
　　“我现在持有的是香港身份证，我是香港人，我在台湾出生，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中国人是我最自豪的身份。”郎咸平笑道。2004年2月，他退掉已用了多年的美国护照，彻底和大洋彼岸告别。虽然很多人劝他应该留一条后路，但是倔强的郎咸平说，“我不需要！”他对《新世纪》周刊说，“我决意退掉美国护照是在产权改革大讨论开始之前，是在社会大众肯定我的理念之前，我断掉一切后路，我只想将我的未来和中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而事实证明我就是这么无退路地走过这两年的风风雨雨。”
　　2005年，郎咸平出席了大小数十个公开演讲，远到墨尔本，小到一些地级市，他都极其激情地大声疾呼，社会需要反思，要反对一些打着“改革”旗号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上下其手，剥削社会大众。对于法制化和汇率调整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他炮轰教育、医疗和房地产三大改革，也在网络上引起了激烈反应。
　　“商业演讲当然是要收费，但是对于有价值的公共场合，我肯定会无偿出席。”郎咸平说这话的时候正是2005年12月20日晚。当晚21时，在北京北新桥旁边的小山城火锅店里，刚刚由天津赶到北京的郎咸平，接通了清华大学一个学生组织的电话。热情的学生们邀请他第二天去讲课，但是担心传说之中的出场费。而郎咸平早就答应了免费演讲，甚至自付机票和酒店费用，同时自备汽车，不让学生会出一分钱。当晚，他还和吃饭的北京朋友们反复商量，明天应该说什么，分哪几个问题说，怎么样才能让学生们听得最明白。他最后独自一人备课到午夜。
　　于是，12月21日，清华大学，郎咸平在上千名学生挤满的报告厅里面，做了主题为“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演讲，两个多小时之内的掌声和笑声不断响起。“这是我2005年最成功的演讲！充分表达了我自己的思考，我要感谢现场的同学们给我带来的灵感。”
　　跳出经济学 关注社会问题
　　2005年，郎咸平说，最满意的是自己关于中国企业问题的研究。一共涉及地产、金融和高科技等主要行业的二十多个深度案例分析。
　　这一年，把他告上法庭的顾雏军已经被逮捕。郎顾之争胜负已分。同时，曾经声称为顾雏军向郎咸平牵线给付润笔的股票经纪人宋秦，也已经被加拿大法院宣判入狱。他关于郎咸平收受顾雏军钱财的指责也被法庭驳回。对于这一切，郎咸平却淡然自处。“对于顾雏军我确实没有什么好说，因为一年多前，我已经预言过事情的结局。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褒贬。我还是希望大家关心我的研究成绩，而不是花边新闻。”
　　在汇智光华主办的《中国企业战略突围》主题演讲之中，郎咸平深入解读了日韩香港等国际级大企业的战略思维，从而希望能够为众多中国企业家寻找到提升自身的正确路径。
　　2006年元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郎咸平的三本新作《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标本--地产领导者领先之道》和《思维--国际级企业和企业家战略思维》，基本上收录了他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对于他炮轰三大改革，郎咸平提到了他的矫正方案，那就是“社区医疗制度，教育补贴农村的穷人，市场化必须要有配套体系”等具体措施。
　　“我最近大规模研究的是国内外知名流通业公司的案例。三月份应该就会有成果。”郎咸平透露今年他的第一炮。“大型零售商业企业，一方面可能挤压上游供应商，另外一方面关系到广大民众生活，不能够完全放任自流。”郎咸平说，三年前他就提出要高度注意这方面的隐患，但是这几年的实践令他更为担心，因此，希望这次深入研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造福社会的合理建议。
　　国家当前应放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作法，而代之以创造公平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只有打造这样的背景，改革才可能推进和成功；同时，衡量改革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福利的共同提高和民众的满意拥护，而绝非制造贫富差距和阶层歧视。郎咸平强调，建设公平和谐社会环境的不二法门是“法制建设”，要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法制建设为中心”的转向。
　　“今年，我还会更多地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因为我有着家国情怀，我希望中国能够变得更好。”选择在内地度过春节的郎咸平此时的表达，依然坦诚。

郎咸平：国企改革的现况

　　我认为目前我国国企所免临的问题有以下五大项包括 (1). 贵买贱卖国家资产并由政府向股民圈钱。(2). 经营效率仍然和以前一样达不到国际水平。(3).负债率过高加大企业经营风险和灵活性。(4).派息率过低造成企业经理人员将大量现金浪费于非主营业务上。(5). 由于前四项问题造成国营企业普遍的市盈率过低。这些问题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所有的国企值得我们关切。我以中石油,中石化, 中海油改组为主轴并配合其它几个国企为例说明上述五大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石油部门基本是以横向分割为主, 石油部分管上游, 化工部分管中油, 而地方政府管理下游资产。而80年代以后, 中石油成立并由石油部、化工部及地方政府分得上、中、下游业务而形成，但以上游业务为主；中石化是由石油部、化工部及地方政府分得上、中、下游业务，但以下游业务为主；中海油由石油部分得上游业务，主要为海洋石油勘探。
　　为了改变产权结构并引入资金和现代管理机制, 三大石油公司基本上都是将核心盈利业务上市，而保留盈利欠佳及辅助部门于集团内。
　　中石油是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持有中石油很高的股权，达90%；中石油旗下有吉林化工在香港上市。中石油本身暂并无在内地挂牌上市。
　　 中石化是以H股形式在香港上市；中石化母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持有中石化55.06%的股权；此外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持有22.36%的中石化股权；中石化相对中石油有较多的公众股东，占22.58%。中石化旗下有五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其中，中石化冠德为红筹股，其它为H股。中石化本身已在内地挂牌上市。A股投资者持股为比例3.23%。
　　中海油是以红筹股形式在香港上市；母公司中国海洋石化集团公司持有中海油70.61%的股权；相对中石油、中石化有较多的海外资产。中海油母公司旗下有两间公司，中海油田服务及海油工程分别在香港及上海上市。这两间公司主要为中海油勘探、开采提供各项服务。
　　最后我们看一下三大石油公司的业务基地在地域上是如何分布的。中石油的业务基地主要分布长江以北的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中石化的业务基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中海油的业务基地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带及近海。以直观来看这种分法有点类似目前中国电信所进行的地区分拆作法, 但我们实在很难找到这种分法的实际经济意义。根据我们所查到的一些说法, 这种分法有可能是仿效美国石油业初期即是根据地域划分地盘有关, 但这也不应是我国石化业划分的基础。因为这种人为的随意划分只会影响公司的未来正常发展。但是这种业务划分也无可避免的注定了这三大公司的境外发展策略：那就是中石油主要面向北部的俄罗斯，由母公司先收购油田，然后再注入中石油；中海油主要面向东南海域，印尼，马六甲，澳州等；中石化已预留资金做海外发展用途。
　　由于前述不合经济逻辑的地域划分策略注定了中石化上游资源不足的困境, 因此国务院原先计划将上游新星石油成立第四家公司的做法也因中石化的困境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将之并入中石化。
　　2001年6月15日，中石化宣布以总作价91.3亿元人民币向母公司收购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权益。 中石化新星的每桶石油开采成本约为2.8美元，远低于中石化每桶开采成本6.8美元。此外，中石化新星位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四川﹑东海及新疆﹐该公司拥有的储量为中石化的三分一，因此可以填补中石化在石油上游业务之不足。 以中石化新星2000年纯利人民币6亿元计算，是次收购市盈率为15.8倍，远较中石化2000年市盈率5.8倍为高。再者，中国石化新星的资产回报率达13.9%，比一般国内同业为高。从以下股价图可以看出在中石化宣布收购中石化新星后，中石化股价1星期内升幅达12%，由此可知道此交易为股东带来正面价值。但是这个股价的升值只是弥补了先欠按地域划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已。
　　2002年1月18日，中海油宣布收购印尼五大油田资产， 总值5.85亿美元。此交易能协助提高公司探明储量及增加储备。中海油宣布收购后，中海油股价1星期内升幅达25%，由此可知道此交易为股东带来正面价值。
　　但是从中海油收购印尼油田一事我们可以警觉到中国能源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我国政府对于能源短缺的问题是早已经注意到了, 因此透过中石油向苏联收购油田, 并透过中海油向印尼等国收购油田。但几经努力之下结果并不令人乐观, 苏联收购油田一事被西方各国杯葛而不得进入投标, 而中海油收购印尼油田一事也是经过大量努力后仅收购了5.85亿美元的油田, 对于我国缺乏能源现象于事无补。
　　贵买贱卖国家资产并由政府向股民圈钱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间公司对中游业务都没有投入新的资源。而中石油、中石化对现有的中游业务似乎也采取了放弃的策略。出售中游业务(炼化、成品加工) 是中石油产业重组之重要一步。对中石油而言其原因在于，以整个业务架构分析，中石油的收益主要依靠上游的石油勘探与生产业务，中游业务的预期增长低、回报率不高，而旗下很多子公司经营的两项主营业务包括炼油与化工销售均告亏损(因此无力上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将资源集中至上游开发业务，炼化类企业这种中游业务必然是中石油重组的首要对象。从下面几个实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石油、中石化是如何放弃中游业务和加强下游业务的。
　　1. 中石油放弃中游业务例证
　　中石油旗下三星石化主要从事中游业务。三星石化于2002年刚转亏为盈，市场预期增长持续，前景理想。但是中石油2002年7月却将其持有法人股以每股 2.925元，共2.76亿的三星石化(600764)股份出售与中国电子讯息。三星石化(600764)在上海挂牌上市。市场对这项交易的反应负面，消息公布后中石油股价跌幅达6%。见下图：
　　2. 中石化放弃中游业务例证
　　中石化又是如何放弃中游业务呢？中石化旗下湖北兴化(600886)于1996年在上海交易所挂牌，总资产 11.67亿元人民币，每股帐面值1.7元人民币。连年亏损，2001年亏损4,000万，三年合共亏损1.09亿。2002年4月中石化以每股以3.32元共5.39亿出售所持57.6%股份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市场对该项交易反应负面，消息公布后中石化股价跌幅达14%。我们认为这个股价下跌现象与中石油案例相同, 很可能是贱卖资产而导致股价下跌。
　　3. 中石油加强下游业务例证
　　中石油以现金32亿元人民币收购母公司下游业务的686家未上市销售企业的资产及负债。这些下游企业主要包括固定资产2,994个加油站、478座油库、 5,337宗土地办公建筑，分别分布在国内15个省、市、自治区的500多个县。根据独立估值师的估值，这些收购资产总资产值为97.8亿元，总负债为58.47亿元，净资产值为39.33亿元。中石油消息人士称，收购完全超值！每个油站的平均收购价只107万元，而目前内地油站的收购价约在200万至500万元，有部份地点较佳的，价格更高达1,000万元，可见作价比市价低，还有国家财政部特别批准的18.64%折让。32亿元购下净资产值为39.33亿元的下游企业，看起来好象有赚。
　　但实情并非如此。据中石油的会计师普华永道按国际会计准则计算，这些原资产值为97.8亿元的下游企业，实际上只值29.13亿元，两者差额68亿元 。庞大差距的原因是因为在国际会计准则下，共同控制的企业交易，需按历史成本计价的规定，使土地使用权不能以评估价值入帐。加上58.69亿元的总负债，实际净资产值只有-29.56 亿元，即净负债29.56 亿元。因此，中石油是以62亿元(32亿元现金加29.56亿元资产负债)收购母公司下游企业，代价实在太昂贵了！此外，收购收购回来的下游企业面对经营困难连年亏损2001年亏损13.39亿元，2000年亏损5.86亿元。因此，上述交易损害了公司及小股东的利益。消息公布后中石油股价即日由1.63港元下跌至1.59港元，跌幅为2.45%。
　　 中石油买入上述资产原因是把亏损的资产转移到子公司身上，而将现金转到母公司手中，而损害到小股民的利益。另外一个手段为有策略地进行收购，股东无权反对。纵然是次为关联交易，但由于中石油帐面净值高达2,961亿元人民币，而此交易所涉及的金额不到其3%，根据香港上市条例，资产买卖额在50%以上才需要股东大会表决, 因此中石油只需作出披露，毋需股东大会通过。因此即使股东不满意有关交易，亦无法否决。此外管理层没有清楚交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更令投资人觉得中石油是以高价收购母公司的亏损资产是为向母公司输送现金。经过今次收购烂资产后，中石油的油站数量由12,250家增至15,250家，市场占有率达20% 。
　　4. 中石化加强下游业务例证
　　接着来看看中石化是如何加强下游业务的。中石化以其拥有的部分水厂、 检维修及物化探资产，评估值为10.29亿元人民币，换取母公司下游业务的663座加油站和其它油库资产(评估值为10.31亿元人民币)，另付现金200万元人民币。每个加油站的作价平均为150万元，与中石油早前向母公司收购的价钱相若。油站分布于20个省份。10.29亿元资产加200万元现金等价置换10.31亿元资产。看起来好象很公平，中石化的新闻公布称，这交易有助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理顺中石化和母公司的经营定位关系以及今后的发展，有利于减少两者在这一领域的同业竞争。中石化预计每年可增加税前利润约6,036万元人民币。
　　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石化与母公司进行上述交易的真正原因是帮助母公司赢利。中石化母公司换出的资产帐面值仅为4.7亿元，评估值则为10.3亿元，两者差额5.6亿元，评估增值120%。中石化换出的资产总帐面值为16.2亿元，另加负债5.9亿元，净资产帐面值为10.3亿元，评估净值亦为10.3亿元，两者相差无几 。经此一换，母公司即在损益帐中确认5.6亿元。此外，中石化换入的663个油站，当中611个原来已由中石化经营并为集团贡献盈利，额外的52个加油站的盈利进帐只有555万元。中石化削减1.1万名员工，虽然可以每年节省2,900万元成本。不过，要向员工发放2.44亿元赔偿金。因此可以说这个交易偏帮母公司而损害中石化及小股东的利益。消息公布后中石化股价跌幅达3.6%。
　　中下游业务改革的最明显失误是中石油和中石化不太顾及市场的反应, 仍然一方面贱卖中游资产, 另一方面则贵买下游资产, 透过香港股市由上市公司圈钱给母公司。
　　 华润在1999年的重组亦产生类似问题。华润集团的香港上市公司为华润创业。和中石油中石化案例类同, 华润集团也是透过上市公司圈钱给母公司。举例而言,1999年9月9日华润创业宣布落实购入母公司零售及其附带的地产项目，总代价27.2亿元，其中约一半以新股支付，余下以现金分两期付。华创在7月6日与华润签定收购意向书后，市场反应并不理想。华创股价在第二天﹝7月7日﹞下跌了接近8.4%，由15.45元跌至14.15元。其后一个月华创股价持续向下跌，于8月10日已跌至10.6元，较消息公布前跌了近31%；可见投资者对收购华润零售事件并不乐观，认为收购华润零售未必能为华创带来正面的影响。
　　 2000年10月12日华润集团出售华润石化予华润创业，华润创业以44.2%北置股权及55%励致股权加上7.96亿现金，即总代价26.49亿元作交换。10月13 日华创正式向外界披露收购详情。华润股价由10月13日的$8.75下跌至10月16日复市后的$8.15。反映股民看淡华创收购石油业务，华创小股民只能眼白白的看着自己手上的华创股票愈来愈贬值。
　　由于两个收购案的个别金额均未超过华创净资产的50%, 因此根据香港上市条例的规定不需要股东大会同意。而且华润集团拥有华创超过五成的控股权，故华润集团只需要根据其意向行事而不用向小股民负责，华创股民是该宗收购案的被剥削者。
　　中石油中石化和华润的做法虽然短期之下看似有利：例如上市公司不断圈钱给母公司, 但是港股股价下跌的信号却不见这些国企有何不安的反应——这就是我要透过本文回答的问题。我国国企目前的思维还停留在圈钱的阶段而仍然没有与国际接轨, 这种做法将严重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我们将在后文与国外公司做比较时再讨论。
　　经营效率仍然和以前一样达不到国际水平
　　这次三大石油公司重组的主要重点仍然是经营效率的提高以达国际水平, 因此让我们比较各公司的员工效率以判断这次重组的绩效。中石油和中石化均拥有超过四十万名员工，远高于三间外国石油公司平均约十万名员工的数目。而以每位员工每年产生的平均纯利计算，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员工平均每年产生110,000元人民币和36,000元人民币，仅为埃克森美孚的十二分之一和三十六分之一。中海油的上市公司只拥有1,000多名员工，而每位员工每年产生纯利近800万元人民币，远超于外国石油公司。然而这样的比较并不恰当，因为中海油将大量劳工密集的工作(如勘探工作)外判给同系的中海油田服务或母公司中海油集团总公司。若我们以中海油全集团的整体员工总数28,000名计算，每名员工平均每年生产280,000元人民币纯利，较中石油和中石化为佳，却逊于外国石油公司。
　　尽管中石油在2000年及2001年分别裁减38,000及19,000名员工，而同期纯利保持增长，中石油的员工效率与国际水平尚有很大的距离。假如我们以复式推算，假设中石油在未来保持每年裁减7%员工及维持每年10%的利润增长，中石油每名员工产生的纯利仍需13年方可与国际水平接轨。而有关假设亦属乐观，亦即意味中石油的员工生产力或需要更长时间，方可达致国际水平。
　　中石化的情况相若，在2000年及2001年分别裁减3,600及64,000名员工，而同期纯利保持增长，然而中石化的员工效率与国际水平尚有很大的距离。透过同样复式推算，基于同样假设(中石化在未来保持每年裁减7%员工及维持每年10%的利润增长)，中石化每名员工产生的纯利更需20年方可与国际水平接轨。
　　那么由于中海油人员已经相当的精简了因此减无可减, 因此假设中海油维持每年10%的利润增长大概需要10年方可与国际水平接轨。
　　另外我国三大石油公司的利润点是上游, 因此让我们比较上游员工和国外石油公司上游员工的生产力差别更具比较意义。
　　中石油和中石化每年每生产一百万桶原油，需要269.0名及522.5名员工。中海油则需293.5名(若不计算外判，则上市公司只需约10名员工便可生产一百万桶原油, 但这还是比较离谱的数字, 因为我认为中海油可能有意的将多个服务公司分离出去以达到帐面与国际接轨的目的) ，这跟英国艾莫科石油和荷兰皇家壳牌石油的14.8和10.3名，尚有一段距离。而以勘探盈利计算，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每名上游员工只贡献不足五百元人民币的勘探盈利，远低于英国艾莫科石油和荷兰皇家壳牌石油的7,100和4,700元人民币。
负债率过高加大企业经营风险和灵活性。
　　中国石油股的负债比率则较外国石油股的负债比率高，中石油的负债比率为20.1%，而中石化的更达32.8%，这不单较中海油的16.6%为高，更远超于埃克森美孚的8.8%和荷兰皇家壳牌的3.2%。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国企的高负债为公司带来沉重的利息支出及影响公司的信贷评级，令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有所影响。而且高负债率往往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因此对于国际竞争而言我国三大石化业反而处在了不利的地位。而且为了彻底执行我国石油公司走出取得战略, 这个高负债率的现象未来应该迅速改善, 否则会影响和国外竞争的优势。
　　类似的高负债率也存在于其它国企。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国内航空公司的负债比率，并与国泰比较。国泰航空公司的负债比率为54%，南方航空为69%，东方航空则为70%。国内航空公司的负债比率较国泰高出50%之多。
　　类似问题也存在于国营零售业。我们对8家国外著名零售商：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阿霍得、克罗格、Target、Tesco、伊藤洋华堂和3家排名前列的国内零售企业：联华超市、华联超市、北京华联的长短期借款的对比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国内企业几乎没有长期负债, 但三家国企短期负债比例高达55%-80%之间,而国外八家零售商的短期负债最高不超过25%。而且国内企业长短期负债的加总也明显的高于国外企业。
　　派息率过低造成企业经理人员将大量现金浪费于非主营业务上。
　　至于派息比率方面，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派出比率(股息对盈利比率)分别为57.0%及43.3%，低于国际水平，而中海油的派出比率则只有10.9%，相信是因为中海油需要保留大部份盈利以维持高速增长。而荷兰皇家壳牌则派出近九成盈利，这相信是因为公司持有大量现金而没有太多投资机会的原故。我国三家公司的低派息比例不太符合石油行业多派息的原则, 我想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举例而言, 低派息的直接结果就是乱投资。这个理论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 我在1991年发表过的论文提出自由现金理论的验证------“论文题目和发表期刊: 对自由现金流假设的一个检验,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9, 1991”。该理论指出经理手中因低派息而保有的现金越多则越会乱投资。这种乱投资的倾向在我国石油业应该是相当普遍的。 例如中石化和中石油的下属企业----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的非主营业务的投资每家即达到1,000亿左右的水平, 而且根据统计显示95%非主营业务的投资都是不太成功的。类似的浪费也存在于红塔山,宝刚等大型国企。
　　由于前四项问题造成国营企业普遍的市盈率过低
　　而且中国石油股的市盈率平均只有8.7倍，相对外国石油股的平均市盈率24.7倍仍属偏低。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石油股的市盈率只有外国石油股的三分之一，股价要上升多两倍才可与外国石油股的市盈率看齐。问题是为何中国石油股的市盈率那么低呢? 读者是否还记得中石油和中石化不顾股民利益贱卖中游资产并利用向总公司贵买下游资产的机会将钱圈给总公司的案例呢?我在前文已经提出当你不顾股民利益的代价就是你就必须承担低市盈率的代价。此外三大石油公司的经营效率低下, 负债率过高, 派息率过低和收入/盈利分布太过单一也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这些因素造成了这三大石油公司的市盈率低下, 因此三大石油公司下一次进入市场融资时, 他们所可得到的钱将三倍的小于其它国外石油公司, 这将严重的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前景。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东方和南方航空公司。根据市值除以股东权益比率作分析，国泰航空的比率高出另外两间国内航空公司超过一倍, 国泰约为1.4至1.7，反之，南方航空及东方航空则为0.4至0.7之间。

郎咸平：韦尔奇制造了GE泡沫 20年生涯白干一场

就在前通用电气(GE)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5月的中国之行前，香港中文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4月底在深圳的一次演讲中，对备受中国企业界推崇的韦尔奇进行了一次彻底否定。在郎咸平看来，韦尔奇20年的GE生涯等于白干一场，而且还制造了一大堆泡沫让他的继任者和股民受难。

　　不合理的并购
　　从1986年开始用GE的案例教学的郎咸平发现，这家公司最伟大的创杂诩是在韦尔奇之前产生的，而自从韦尔奇上任之后，“GE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清朝同治年间因爱迪生的一项发明开始存在的GE公司，在1896年就被列入道琼斯指数，是美国证券交易史上的惟一一例100多年一直列入道琼斯指数的公司。稳健保守的政策使GE保持良性持续经营。“GE最初并不希望用并购的方式壮大，它一直通过研发部门的技术支持自我发展。”郎咸平说，1976年GE以几十亿美元对一家矿业公司的收购是GE100年间惟一一次收购，“但韦尔奇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他把一切都毁掉了。”
　　韦尔奇的并购行动从他上任后的第三年开始。“首先他要推翻前任CEO的做法，1983年出售犹他矿业公司，股票价格立刻翻了一番。”郎咸平说，在GE历史上从未遭遇股票如此大幅升值，“利用股票升值建立韦尔奇的GE帝国的思想，从那时候开始形成。”
　　从1984年10亿美元并购额小试牛刀，到1985年以62．8亿美元一举收购NBC(美国广播公司)，韦尔奇一路“疯狂并购”直到卸任。20年间，韦尔奇一共出售了350项业务，收购900项业务，总共花费1500亿美元，公司营业额从1981年的250亿美元，增加到1250亿美元。
　　“GE终于变成什么都干的企业，它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GE了。”郎咸平说。韦尔奇上台之前，GE85%的业务是制造业，14%是制造业的服务业比如售后服务之类，金融只占了1%。韦尔奇下台的当年，GE的一半已变成金融服务业，制造业只占25%，另外25%是各种类型的服务业，包括电视台等。“股价继续上升，股票市场有一种兽性的冲动无法解释，但泡沫迟早要爆破。”
　　郎咸平认为更糟的是，韦尔奇“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并购策略，极大地增加了公司的风险。GE涉及的14个主要行业里面，在全世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包括飞机引擎、广播事业、国防工业、金融服务、运输系统、医疗系统以及家电产品，都是全世界最好的。“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加在一起是最好的吗?”郎咸平说，“我不需要你这么忙，帮我把它们收购起来。作为一个股民，有一百家好的公司我们买一百家股票不是很好吗，何必买GE一家的呢?”郎咸平说，一百家公司的老板集体发生错误的几率是零，但是买一家公司的股票发生错误的几率非常大。“他犯错误的话这一百家都错了。GE的中小股民到了2000年以后就是因此而遭受滑铁卢。”
　　低效率的金融业
　　韦尔奇最为自豪的GE金融业务，在郎咸平的眼里变成韦尔奇所犯错误中最不可饶恕的罪过。郎咸平认为正是金融业务的拖累降低了GE的盈利水平和市盈率。
　　郎咸平说，韦尔奇20年间把金融业做得很大，把其它行业极力压缩，然而，最后大部分利润却来自被压缩的行业，他所极力鼓吹的金融业利润贡献却非常微薄。
　　郎咸平的研究发现，GE金融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在20年间由1%增加到50%，但其利润贡献却只有25%。制造业的营业收入所占比例由85%下降到50%，却创造出整个集团75%的利润。“制造业才是韦尔奇上台以前的GE核心竞争力。”郎咸平说。
　　“市场开始反思，如果当初不进入金融行业的话，GE还做不大，金融行业帮助GE不断收购，这叫做火上加油，加速恶化。”郎咸平说。
　　在GE所进入的八个行业里，利润除以收入得出的单位收入里面，只有金融业在10%以下，其它行业都是两位数字。“而其它七大行业都是韦尔奇不要的行业。”
　　“航空引擎、能源系统、电厂，这些东西都是在韦尔奇时代以前就有的最强项，20年以后都出问题了。”郎咸平问，“韦尔奇传奇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