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钩钓鱼技巧视频:中国人信什么？

    最近罗传银女士有一篇文章《中国人为什么什么都不信?》在网络上流传得很广，文章说，“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民众相信，有时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事件，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许锡良先生对此也撰文论述。

　　“中国人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现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的一切事和一切人。”

　　而这种什么都不信的状态，其实并不只是革命之后的理想幻灭的结果，而是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的。比如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就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信任度极低的社会或信任缺失的社会。中国人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不诚实”，这种不诚实的品质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是典型的不信任”。而原因呢?韦伯也解释得很清楚，那就是“儒教中习以为常的不正直的官方独裁以及死要面子的独特含义赞成的后果是尔虞我诈，是普遍的不信任”。这些话在今天复兴儒学，重新尊孔的中国人看来，非常难以接受。因为，信奉儒家学说的人，十分推崇的就是儒学中经常提及的：仁、义、礼、智、信中就包括了信的问题，怎么把社会诚信问题归咎为儒家文化呢? 是不是一个洋人，因为思想文化隔膜的原因而导致了误解呢? 其实，有时对一个现象的分析，恰恰是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请看韦伯的分析：儒教中——习以为常的——不正直的——官方独裁——以及死要面子的——独特含义赞成的后果——是尔虞我诈，是普遍的不信任”，如果将这段话拆开来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儒教中那种不正直的官方独裁以及死要面子会习以为常? 然后又会导致尔虞我诈与普遍的不信任?就是因为儒教是建立在独裁的权力基础上的，而权力的独裁，必然会让人失去信任，因为权力在没有获得制衡的前提下，权力胡作非为，尔虞我诈，也就是必然。然后可以互相信任的基础就没有了。中国奉行二千多年的儒教为国教，最后都是在阴谋诡计、宫廷流血政变中更变权力。在这样的社会，从中国人为人处事的格言警句中就可以获得得到验证：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是专制文化的怪胎。在这种文化里，对人的思想言论自由控制得十分精密到位。什么一言以兴邦，一言以废邦。想说点心里话，还要冒着坐监狱掉脑袋的危险。因此，中国人早早就打出：莫谈国事的招牌，以免招惹是非。因此，儒教虽然标榜信义，但只是画饼充饥而已。事实的效果却是完全相反的。心机与城府，成为中国成功人士的必备素质。

　　在专制权力体系中，人们只能够按照潜规则行事，而明规则只是挂在墙壁上，正如古代的皇宫勤政殿上都要挂个“正大光明”一样，其实那是搞阴谋诡计最多，最为阴暗肮脏的地方。

　　很显然，罗传银女士所言的不信，是指社会公信力，还不是指信仰，但是，社会诚信问题显然是与信仰密切相关的。

　　其实信仰问题上也是一样的，中国自古以来，就表现在似乎什么都可以信，又什么都不可信，或者不会真信。因此，你问一个中国人信什么，他常常会告诉你他信佛教、儒教与道教，也有的还兼信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人的寺庙里，也常常是道教里的太上老君与佛教里的如来观音混合在一起，有的还把孔孟也搬到一起来摆。省得跪拜的时候麻烦，既省时间，又省了路费，也省下了香油钱。有的人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中国的宗教宽容，其实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世俗的方式兼并或者改造了其他各种宗教。无论打什么旗号，最后还得落实到“升官发财”四个字上来，因为许多中国的所谓信徒，无论信什么，最终都要落实到这四个字，如果得不到这些，那么无论信什么都感觉很亏，没有意义。

　　其实说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是不公平的，至少许多中国人信钱，信权，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事实上，现实中的中国社会就是按照这个在演绎着人间的几乎一切事务。还是《潜伏》电影里的台词说得好：“嘴里说的都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这不仅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如此，其实整个中国儒家文化独尊的历史都是这样。直到现在也仍然没有跳出来。那些工程、项目、国学、儒教，其目的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以前在国内颇为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说到底，就是借个名目，弄权弄钱。

　　在中国，潜规则盛行，但是，所有的潜规则，都离不开“权”与“钱”这两个核心词汇，这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信众也最多。而权与钱二者之间是可以互相交换的。权力大小就看这个权力的含金量有多大。所谓权力平衡，利益均沾，都是用金钱折算权力，再用权力折算成金钱。比如某县规定，正县级一年允许招待费是多少，副县级又是多少。某一级别的官员可以有多大的享受，可以有什么待遇。所谓享受与待遇，其实就是你的权力有多大，就有分配多少金钱与利益的权力。而且各个人都要安分守己，不可越雷池一步。如果有人擅自越级享受呢? 孔子圣人早就告诫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话出自《论语·八佾》，其实孔子如此发怒的这个事情，即所谓的“八佾舞全庭”，无非是鲁国国君下属官员季氏越级开了一个超规模的家庭舞会，银子都是自己出的，绝无半点公费私用的嫌疑，却使得孔子如此发怒，为什么呢? 因为这违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尽管是你自己花钱，但是，如果规格超过了你所在的等级，也就是犯忌讳了。今天领导出来视察，虽然可能身处荒郊野岭，但是，随行官员身旁左右，亦步亦趋，绝不会错乱半步。否则，那就是触犯了潜规则，这是权力的最大禁忌。在中国，自古就是有多大的官，多大的权，就捞多少钱，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能够含糊其辞的。和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此富可敌国。可是一旦富可敌国的时候，就犯忌了。因为，这意味着要威胁皇权的安全。因为只有皇帝一人是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到了这个时候，和坤只有死路一条了。因此，在中国自古以为：不是不可贪，而是不要越级贪，不要贪得无厌，让你的上司都感觉白掌握了权力。

　　在权力操弄一切，金钱收买一切的地方，怎么能够谈公信力? 因此，潜规则后面其实就只能够是阴谋诡计，只能够是血酬定律在起作用。什么公正，什么道义，什么人命关天，在一个无神的国度，在一个只有升官发财的国度，其实都只是权力与金钱之间夹缝里的买卖。一个普通的农村交通命案，有个十来二十万就足以打发，这还是运气好的，可是，如果事情闹得大了，威胁到金钱与权力的安全，那么血酬的酬码又会有所提升。因此，一个农民的命价本来也就是十万最多二十万而已，却意外弄到了值得一百多万了。

　　嘴里说的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在这里一切都可以通过金钱与权力作为筹码进行买卖，也就是陶行知先生八十多年前所说的，中国什么都不会废弃，唯一被废弃的就是人的生命。

　　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所遭受的重大的阻力的原因。而阻力来源，就是因为这个观念将人的生命凌驾于中国传统信仰中的“金钱与权力”之上，严重破坏了拜金主义的根基，更破坏了拜权主义的根基，人权，人命，公正，正义在中国第一次被作为不可以交易的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被敬重着。也只这样的信仰重新在中国被广泛接受的时候，中国人才能够从韦伯一百多年前为中国人下的魔咒：尔虞我诈，普遍不信任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