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在半空的人生

悬在上千米高的悬崖峭壁上修栈道，这个在旁人看来胆战心惊的活儿，在这群四五十岁的男人眼里，却是活到现在遇到的最好工作。

48岁的练庆忠（右上）和44岁的刘宗满（左上）在倚虹关悬崖上打风钻。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摄

在千米之上的悬崖工作，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格外小心。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摄

最先打动我的，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的一组栈道工的照片：

一个中年男人腰间绑满了绳子，紧贴在峭壁上；另一个男人背对镜头，站在半空中凸出的几块木板上，身边的云朵触手可及；还有一个男人，蹲在木板上，冲着镜头笑，身上绑着的白色绳子从脚边木板的空隙处，直直地垂下去……

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小腿肚子有些发抖，忍不住想：“在那样危险的高度工作，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半个月后，我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的悬崖上，见到了照片中的他们。这是一群来自江西上饶市玉山县周边的栈道工。他们告诉我，照片拍摄于几个月前的湖南平江石佛山，高度超过1000米。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群栈道工们背井离乡，辗转于中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在那些令常人望而生畏的悬崖峭壁上，修凿出供游人看风景的栈道。悬在上千米高的悬崖峭壁上修栈道，这个在旁人看来胆战心惊的活儿，在这群四五十岁的男人眼里，却是活到现在遇到的最好工作。

但这份职业，也仿佛是他们命运的一种隐喻：付出与收获的不成正比、逃不开的欠薪、对家人的承诺以及那些普通的、却又时常遥不可及的梦想……都如同他们的身躯一样，正晃晃悠悠地悬在半空。

云上的日子

8月7日上午九点钟左右， 44岁的栈道工刘宗满埋着头，左手扶着钻子，右手拿石锤，在路面上专心地凿出一排排密实均匀的小孔。

这是一处尚未修好的栈道，约有1米宽，没有护栏，往外探30公分，便是云雾中望不到底的悬崖。我把一块半斤重左右的石头扔下去，用自己的手机计时，大约23秒后，我听到了隐约的石头落地声。

这是位于湖南张家界的天门山，主峰海拔超过1500米，几乎是直上直下地挺立着。为了进行旅游开发，天门山迫切需要一条栈道，好让游人欣赏到最美的风景。

一条栈道的大致修建过程是这样的：从可以落脚的安全处修起，顺着崖壁走势，把最基本的钢管骨架搭好，在骨架上铺木板，形成简易的工作平台。再在架子上方找好受力点，风钻打眼儿，将钢筋头插进眼儿中，用特殊的粘合剂加固。整个栈道框架搭建完毕后，用卡扣和铁丝加固，再用水泥石子浇灌路面。路面干透，再修好钢管做芯、水泥做皮的护栏。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站在上面看风景了。”刘宗满停下了手里的活，指着远处的游人说。

不过，在8月12日的下午，险些出了状况。栈道工吴芳华用斗车运送搅拌好的水泥石子，浇灌铺好的栈道路面。本来只需十多分钟的路程，可是人们左等右等，也不见吴芳华回来。

我第一个发现了陷入危险中的吴芳华：他的两只手使劲攥着斗车的把手，以双脚为支点，整个身子配合着双手往后仰，原来，斗车左边的轮子几乎把简易栈道上的一块木板压断，整个斗车倒向一边。

吴芳华用家乡话大声地呼喊，可是机器巨大的声响淹没了他的求救。斗车里搅拌好的水泥石子，最起码有两三百斤重，如果继续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刘宗满和工头王建程赶来，两人合力把斗车拽了出来。王建程把那块压变形的木板抽出，直接扔了出去，然后换上了一块更厚更大的。刘宗满则接过了斗车。

把斗车推到地方，刘宗满和另一个同伴开始了这天的第二项工作，在崖壁上用风钻打眼。

手端钻机的练庆忠，身穿一件类似于铁匠打铁时的护身服。刘宗满站旁边，一手搭在山体上，一手扶住腰，侧着身子，注意着钻头的方向。有时候，他会大声地吆喝，提醒同伴调整调整。

山间多雾，只见一团巨大的白色浓雾，突然从山底升腾而起。不一会儿，整个天门山完全笼罩在雾中，两名栈道工瞬时淹没其中，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只剩下钻头发出的“哒哒”声，提醒着他们的存在。

天门山的雾，来得快，去得也快。约莫过了两分钟，浓雾就完全散开。

半个小时后，“哒哒”的声音停止了。刘宗满站在简易木板上，木板的宽度刚刚能踩上一只脚，脚边就是悬崖。

他定了定神，抡起大锤，把钢筋砸进钻好的眼儿里。钢筋挤压空气，发出“噗噗”的响声。

“像放屁一样。”敲完最后一锤，刘宗满咧嘴笑道，露出红色的牙床，布满白色石头粉末的脸，活像一个裂开缝的白皮石榴。

收起锤子，他招呼不远处搭架子的同伴邓治渭：“下工吃饭了！”

此时的邓治渭，左手握住钢管和木桩的结合处，右手拿着扳手使劲拧着卡扣，右腿尽量伸长，好把脚挂在另外一根钢管上，整个身体贴在悬崖上，形成一个“大”字。

在千米之上的悬崖工作，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格外小心。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摄

原本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我问过邓治渭，这么悬在半空中，真的不害怕吗？他抬起头，笑着说，不怕。

后来，我问了他们每一个人相同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惊人的相似：不怕。

在1996年之前，和村里的大多数家庭一样，这个生活在江西三清山脚下的农民的生活，也围绕着一种叫做“绵纸”的东西展开。

“三清山上有一种树，我们叫狗皮树，把皮剥下来，经过熬制，做出的绵纸是鞭炮引芯的上好材料。我们家的做法是最好的。”邓治渭咧开了黝黑的脸。

“我原本以为人生就这样了。”邓治渭说。在1990年代初的江西上饶农村，每个月，绵纸可以为他们家带来1000多元的收入。他一度相信能够凭此技艺娶妻生子，生活无忧。

可他的人生设想，在迅猛而来的工业化机器大生产面前，不堪一击：机器生产的绵纸成本更低，价格有优势，质量又优于手工制作的。

他开始害怕起失业。此时，正值1999年，围绕三清山的综合性旅游开发已经开始，第一步就是修栈道。有人找到了邓治渭，但他拒绝了。

“我没有理由去做一份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就是要把自己挂在半空中的工作。”他把右手手掌朝下，左手手掌朝上，间隔着一段空，“就是挂在空里。”

邓治渭选择了去采石。但他现在的同伴们——刘宗满、练庆忠、王建程和吴芳华……却选择了这个同样是一无所知的工作。

1996年毕业于江西粮校的王建程，是他们当中学历最高的人。在玉山县粮食局上了六个月的班，他就受不了单位的气氛，辞职回家了。为了生活，他跑过运输，跑了一年就不跑了。“收费的路太多，不赚钱。”

36岁的吴芳华，正在家里种地，种的是水稻和油菜。当地只有人均2分地。有时候，他甚至要为温饱发愁。

承包了三清山栈道工程的老板张钦，带着这些人，一头扎进了海拔3600米高的三清山。这是他们接的第一个活儿。刘宗满回忆，腰上拴着安全带，身上再系上一根3公分粗的绳子，一开始是在三四米高的地方搭架子，然后再慢慢去更高、更危险的地方。

用了七年时间，他们把三清山的栈道全部修好，这支队伍也掌握了修栈道的要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当初不得已选择修栈道的决定，愈加坚定了信心：各地都在搞旅游开发，修栈道的活儿只能越来越多。

2008年7月，三清山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对于邓治渭来说，“申遗”意味着从2007年初，三清山就禁止采石了。

“我又失业了。”邓治渭淡淡地说。

他想起了那份自己直接拒绝的工作——修栈道。当时，恰好有栈道要修，邓治渭就跟着出来了。

“修栈道的同乡挺多，也没见出事的，大家还都挺羡慕他们。我想试试。”他说。

他们说，摔死的女人选中了他

不是没有出过事。

2009年，在福建云顶山，一个栈道工在工作过程中摔死了。死者是泥水工邓治金，41岁，有一个6岁的儿子。

没有人能够准确描述出，那个午后，邓治金是如何从“三四米高的台子”掉下来并摔死的。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说法是：邓的斗车里，装了八百多斤的沙石。好不容易推上坡，他说，太累了，歇一歇，就靠在路边一棵树上，就摔下去了，后脑勺着地。

第二天，邓治金的家属和亲戚就从江西老家赶过来了，老板张钦赔了他们40万——一条人命的价钱。

出事后，整个工地停工两天。工友们都感慨，一斗车正常载重量是五六百斤，老邓拉了七八百斤。“他就是想赚点。”然后一片叹息。

从那以后，工人们有了一条“死规矩”：一斗车最多拉500斤。

当地人告诉他们：“这座山邪气。”四年前，一个女人独自到山上采竹笋，到了晚上也没有回家。两天后，她被发现摔死在山下，“死相很惨”。

“他们说，摔死的女人选中了他。”刘宗满对此半信半疑。不过，他很快记起了一些想不明白的事儿：山顶上经常有大石头无缘无故地滚下来，有时候还会听到若有似无的哭声。

和这些永远不会被证实的传言相比，刘宗满也见到了真实的死亡。

那两天，他眼睛疼，正好下山到县里医院治眼睛。在医院太平间，他看到了邓治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鼻子和耳朵出血，被擦过，可还有一些凝固的。”

回山路上，打小走惯山路的刘宗满，走在空无一人的山道上，觉得特别冷，“说不明白，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害怕”。

停工期间，几个主力泥工师傅说，他们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离开的时候，泥工师傅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嘱咐几句留下的工友要小心。

他们果然没有再回来。

从那以后，只要看到工人没有系上安全带，老板张钦就直接开骂。再后来，他告诉工人们，要再不系上安全带，“我见一次扣你50块钱”。

不过，他一次也没有扣过。“扣钱不是目的。”他叹了一口气，“出来修栈道，就是想赚钱，命都没了，还怎么赚？”

我们主要怕人

张钦的父亲张世贤，原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包工头。除了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年春节给街坊四邻写春联之外，张世贤的“实在仁义”更是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

“父亲从来没有欠过手底下工人一分钱，可是别人拖欠他的工程款，有的到现在也没有要回来。他对别人好，大家都说他是好人。”张钦说。

1998年之前，张钦过的是“公子哥”一般的生活，从来没有为生活发过愁。因为不爱学习，他16岁就在父亲的工地上“混”。

“我石头搬不动，沙袋扛不动，可现在想想，不知不觉跟父亲学到了很多东西。”张钦说他不欠手下工人的钱，就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不过，他不欠工人的钱，不代表别人不欠他的。

四年前，张钦带人去江西省内一个县级市，为一处当地政府主导开发的景区修栈道。整个景区的开发做完，张钦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他也知道了其实所有施工方都没有拿到钱。

三五次要下来，张钦就不抱希望了，因为“对方是政府”。

可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他竟然拿到了全额工程款。他听说，有一个包工头跑到政府那里，威胁说，不给工程款就跳楼。结果，所有施工方都拿到了钱。

现在，张钦又有了新的苦恼。

今年6月底，修完湖南平江的石佛山栈道，张钦只拿到了80万，而之前谈好的是400多万工程款。相对于他垫付的工程材料费、工人工资和伙食费，这数目少得可怜。

张钦找过对方好多次，陪着笑脸，说，你也看到了，我们修个栈道确实不容易。对方总是笑嘻嘻的，态度很好，可就是不给钱，也没有任何理由。

灰心的张钦不打算继续和对方纠缠下去，也不打算走任何渠道：“如果还要不回来，我就带工人再回去，把栈道栏杆都敲掉。”

过去十多年，张钦他们在全国各地修了十余条栈道，像这样拖欠工程款的事儿，他们一共遇到过三回。

8月12日下午，汪昌木一人在整理铺栈道用的木板。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 摄

这里的夜色，才是夜色

“这里的夜色，才是夜色。”8月12日，晚上9点，王建程坐在天门山顶的石阶上，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烟圈，再吸进鼻子里，头稍微往后一仰，表情满足。

收工了，这是栈道工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欢笑声从屋子里传出来。几个栈道工正在玩一种叫做“黑鬼”的扑克，几个人围在旁边观战。还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看一部叫不上名字的武打片。除了工棚里的灯光，周围都是黑色的寂静。

这群长期生活在山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夏天，他们采山上的金银花，泡水喝，解暑气；有时候，也为了调和一下山泉水的味道，有些山泉水的碱性很大，喝下去喉咙会发烧。他们还会采岩耳炒菜吃，摘树莓当水果吃。

当然，山里的生活并非逍遥自在。很多时候，他们住的是用毛竹搭的棚子。没有索道，不方便运送物资，他们每天吃干菜，吃不到新鲜蔬菜，也吃不到鲜肉。“山底下买的肉，挑到山上就臭掉了。”

在福建云顶山，他们在工棚附近自己种菜，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仔细侍弄。眼看到了收获季节，他们却要修完撤走了。临走前一晚，他们把可以吃的菜都采摘下来，美美地吃上一顿。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学会与大山相处。每次开工，他们都会买来猪头、蔬果、点心，在张钦的带领下，拜祭山神，祈求平安顺利。

在湖南邵阳新宁修栈道的时候，当地的蛇特别多，甚至有剧毒的五步蛇。他们在山上住了五个月，每次下雨后，王建程都让工人围着工棚，撒上一圈厚厚的硫磺。“雨过天晴，蛇是最多的，硫磺挺管用。”他说。不过，他们还是准备了很多蛇毒的解药。

2004年，修三清山栈道的时候，一个工人不小心砍了一棵百年杜鹃，张钦被景区罚了好几万。从那以后，他们就特别在意栈道路线上的树，生怕误砍了，甚至不惜为保护珍稀树种而修改栈道设计。

修了十多年栈道，王建程他们拥有了自己看风景的角度：“我们其实提前充当了一把游客，边修边看，什么样的路线走向方便观景。”

晚上10点多，王建程掐灭了烟头，站起身来，贪婪地吸了一口天门山半夜湿润凉爽的空气，然后用手指着不远处陷入夜幕中的天门山索道处，说：“年轻人一般不会做这个，倒不是学不会，而是学不会忍受寂寞，外面的花花世界多好！”

“那你自己也有忍受不了的时候，怎么办？”我问他。

“我会尽量克制自己，实在克制不住了，我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对着大山使劲喊。喊出来，就没事了。”他回答。

爸爸，你留下来陪我

    “我已经六个月没有见到女儿了。”8月13日上午，在栈道的最后几米处，打风钻休息的间歇，刘宗满拿出手机，看着里面存着的五张女儿的照片，对我说。他有一儿一女，儿子21岁，女儿才8岁。

自从农历二月初八过完年出来，刘宗满再没有回过家。“女儿老给我打电话，说想我了，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一个星期后就回去。女儿又打电话，我还说一个星期。几次之后，我再说一个星期的时候，女儿在电话那头‘嗯’一声。”刘宗满尖起嗓子，声音拖长，尾音上翘，学起了女儿“嗯”。

“‘嗯’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刘宗满大笑起来。

看完女儿的照片，他用白色卫生纸把手机缠了两圈后，再装进别在腰上的手机套里。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工人都把手机随身携带，即使冒着手机掉下悬崖的危险。

“大家都怕漏接了家里的电话。”刘宗满说。

妻子一直担心刘宗满的工作有危险。去年，她甚至不让丈夫出去打工，自己去邻县的一个宾馆当服务员。

但仅靠妻子一个人的收入，显然不能满足这个家庭未来的需要。他们家现在住的房子，还是父亲在他18岁那年修的，当地传统的木头结构，23年过去，从来没有修葺，有些地方已经破烂不堪了。

“我得让女儿住在好房子里。”这是刘宗满对女儿的承诺。

对于女儿，刘宗满更多的是愧疚与担忧。他害怕女儿的前程被耽搁，女儿上一年级，在最近的期末考试中，语文和数学都只考了四十多分。

今年，他还是离开家，出来修栈道。他想多挣点钱，这一年三到六万块钱的收入，不仅要用来重修房子，还要为女儿攒够将来上学的学费。

像刘宗满一样，这些栈道工的家人，对他们有着同样的牵挂。

也就是在上个月，修完湖南石佛山的栈道，邓治渭也回了一次家。虽然还没有拿到工钱，但他还是给儿子买了五斤苹果，当做礼物。

临走的时候，儿子的苹果还没有吃完。儿子问，爸爸，你哪天回来？邓治渭说，我回来，你不听话就会挨打的。

儿子抱着他的腿说：“挨打你也回家。”

8月14日这天傍晚，快要收工了，栈道工们来到天门山索道处，等待运上来的工程材料。

他们是直接从栈道上下来的，身上的衣服布满了石头粉末和水泥，等候材料运来的间隙，刘宗满他们或蹲，或坐，使劲靠着身后的墙，一溜儿排开，有的人低着头，有的人的眼光则穿过人群，望向更远处的索道。

有游人们从这些栈道工人身边经过，没有人会去注意这群与环境并不协调的农民工。在刚刚修好的栈道上，他们饱览了天门山的美景，现在身心愉悦，有说有笑，正准备下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