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周杰伦的孩子二胎:红卫兵五大领袖浮尘录（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8 00:41:14
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可谓是“耳熟能详”、“如雷贯耳”。
如今，离真正属于他们的年代已相隔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来，他们有过什么的经历？如今又身在何处呢？他们对他们当初所行之事后悔过吗？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女，1922年出生于河南滑县，文革前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宣告文革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在高层正式公布的头一天，聂元梓与该校的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赵大中等6名学生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竞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贴出，批控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
一开始，聂元梓被戴上了“邓拓帮凶、党的叛徒、大坏蛋、阴谋家”的帽子批斗。康生看到此种情况，便偷偷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转给了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时，陈伯达代表中/央于5月31日亲临人民日报社并改组了报社，撤销吴冷西职务。
6月1日，毛下令向全国向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对其进行了直播。而人民日报则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并引用了林彪的一句话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这篇大字报，并配发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欢迎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
因为这张大字报，聂元梓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当年8月18日上午毛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的接见。
聂元梓一下子就成为“文/革”风云人物，但许多人都以为她是位“革/命小将”。在广州市红卫兵的大辨论会上，一名中学生曾厉声斥责一名大学生：“你算什么革/命小将，人家聂元辛（他当然未见过聂，也不认得“梓”字）才是革命小将呢！”仅仅一句话，他们满怀崇敬与羡慕地踏上了大串联的列车，日夜兼程，想要一睹聂元梓的风采。然而一到北大哲学楼，见到的却是位儿子的年龄当革命小将都绰绰有余的半老徐娘，戴着近视眼镜，微胖的方脸透着狠劲，在成堆的红卫兵簇拥下，她高举拳头，闹革/命的劲头：十足！
无论如何，聂元梓在全国范围内是造反派的领袖，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天下英雄总是不单出，偏偏又出个蒯大富，他首先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出去，轰动效应极大，深得中/央文/革的喜爱，聂元梓心下顿即不平衡，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搞出些名堂来，夺回自己的领/袖地位。于是同她的伙伴们搞出了个三步曲：一、抢“揪叛徒”的头功；二、抢诬陷朱德的头功；三、抢诬陷邓的头功。
聂元梓一冒尖，康生、江青一伙到北大的时候便多了起来。聂元梓也如虎添翼，胆气更壮。
1967年3月27日，陈伯达、戚本禹到北大召开“教育革命生源会”，戚在会上“鼓励”大家道：“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反以外，其他人都可以反。伯达同志例外，其他人都可以反。”事后，聂元梓深得要领，对其亲信说：“再揪出一个大的，就是周的问题。”她还没忘上次大字报惊动中/央，周恩/来派张彦轩来北大的事，她要报仇。
周态度也朗然：“北大有个女人，很坏。”
聂元梓虽然对周恨之入骨，但她总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实力不足，因而不敢直接把火往他身上烧，她想做一些比较保险的。而康生曾指示聂元梓他们“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聂元梓觉得这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出发点了。
1967年4月14日，康生一伙在北大召集了一次大型会议。会场上，聂元梓步履抖擞，主动走到康生身边，亲亲热热、恭恭敬敬叫了声“康老”。康生确实配得上这个称号，他总是捺得很稳，处处都是笑咪咪的，俨然一副长者风度，特别是那副眼镜，更令他显得极有“涵养”，“城府颇深”，他一看聂元梓就心下大明，知道她肯定有什么事，于是朝她点点头，鼓励她开口。
聂元梓压低了声凑到康生耳边道：“我们组织了一个‘第二战斗队’，也就是‘除隐患战斗队’，专搞揪叛徒的斗争。”康生眼睛一亮，两撮胡子激动的一跳一跳的，把耳朵伸长了又向聂元梓凑近一步。聂元梓大受鼓舞，立即汇报：“前一段揪叛徒的调查工作遇到困难，进展迟缓，请‘康老’给予指示。”
康生听完后，藏在镜片后的两只贼亮的小眼睛翻了两翻，用手捋一捋那两撮小胡子，掏出笔来写下了“手谕”：“……新北大的一个革命组织要揪叛徒，望有关方面给看必要的材料。康生。”
聂元梓春风满面地下了台，手里紧握着“康老”的“手谕”，生怕它不小心飞了。回去之后，立即影印了很多出来，召集她的精兵强将组成了“揪叛徒兵团”。把“揪叛团”的组织工作及活动都写成报告，呈交“康老。”
由于“康老”的支持，聂元梓要求谢富治予以协助时立即得到爽快的答复，从而全国的公/安/局的机密文件他们都可以翻阅。好果子就从这儿长出来了，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成了叛徒，严加拷问审讯。其中刘仁最终折磨至死，手铐带了五年之久，手腕上的印子深如刀刻，死后尸体火化不许用真名，只登记了“犯人编号。”
这一系列，博得了上边的重视，首长的喜爱，1967年9月1日，“江首长”夸赞聂元梓：“聂元梓立了两大功：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叛徒集团。”
聂元梓并未就此满足，她要的不仅仅是这么一点成绩，这么点声誉，她还要更大的馅饼。她找到了朱/德的头上，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她已全然学会了以各种方式去抓住机会，牢记上级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
1967年2月，聂元梓探得“中/央两个司/令部斗争风向”中有戚本禹曾说朱/德讲过“反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讲过朱/德“有野心”的话，这可给聂元梓开辟了用武之地，聂元梓召集各路干将，一时间大作文章，《篡/党篡军大野心家
朱立伦拿到校报看了这些东西，狠骂了一句：“聂元梓疯了，到处乱咬！”
“朱立伦你这个走资派，企图压制群众运动，等着我去告你。”乐天派还是开玩笑。
“我敢相信这并不是结局。”文人又开始了预言，然而历史证明程明这个不为历史所知道的小人物说对了。
聂元梓又推出了她的新作，由孙蓬一起草，聂元梓第一个签名，贴出全国第一张炮打邓的大字报，言邓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行录”更是发行了一册又一册。由于邓/朴/方当时正在北大读书，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聂元梓顺手也在他身上做了些“工作”。8月9日、8月14日，聂元梓一行相继向江青、陈伯达写了报告和绝密《简报》，说“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事情只要有了开头，后边的一切则按某些人的部就某些人班走下去了。
然而聂元梓在北大并不是统一的“领/袖”，从第一张大字报到现在，反对派也一直在活动，一直到六七年夏天，北大校园内成了多“国”鼎立，大大小小的组织不下二十个。聂元梓率领新北大公社，其他的各个组织大小各异，观点炯异，但在对聂氏一组的观点上却截然统一。然而，聂派掌握全校的财政大权，不给反聂派一个子儿，不料反聂派却有办法，他们在海淀成立募捐站，很多受欺凌的教授、学者、学生解囊相助。反聂派有了钱也搞起了电台，办起了小报，与聂派对着搞，骂聂元梓是老佛爷，攻击她“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攻击聂的生活作风，并将一只只的破鞋扔上聂元梓的办公桌。反聂派写了许多大字报，也到处贴，甚至贴到王府井，其中有一张说“聂元梓反对北/京革/委会，反对谢富治罪该万死”。反聂派并未期望打倒聂元梓，只想最起码表明自己的存在是有理由的，然而谢富治却不领情，到北大将反聂派批一顿，明确表示他一贯支持聂元梓，聂元梓也并不反谢。事后谢富治邀请聂元梓一同离开，同乘他的车，车上谢低声下气说：“你还真厉害，倒不了台”，既而又讨好说：“你当市革委副主任是我提的名。”谁知聂元梓并不吃这一套：“我不怕倒台，谢谢副总/理的关心。”
聂元梓一看自己所向披靡，连谢富治这样根粗力大的人都讨好她，更狂了。反聂派写了一些揭发陈迫达的大字报贴到王府井，却被聂元梓给追查出来，当即打成“反革/命”，聂派的高音嗽叭整天在学校狂呼乱叫，指责反聂派是“反革/命小集团操纵的组织”，并得意万分地高唱自己是“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江/青派！”
终于，大字报、大标语、高音嗽叭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当时北京市已发生了几起武斗，聂家兵也等不及了，要用“拳头、棍棒，长矛以致火枪”了断问题。
1968年3月28日，聂元梓正在临湖轩“办公”，聂家兵几员大将冲进来要求“集中优势兵力，迅速解决问题！”那时聂元梓正犯偏头痛，这一急，她又掐脑门又揉脸，半晌眼睛一瞪，牙根一咬说：“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一声令下，北大简直成了战场，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武斗主潮过后，聂元梓大将军便的带着下手随从到离反聂派最近的34号楼察看战势，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她，毫无惧色，指挥若定，观察，作指示。得胜还“朝”的路上，许多师生认识聂元梓，“哗啦”一下全涌上来围着她。聂派的问战斗情况，祝贺胜利；反聂派的则打探消息，石磊照准了聂元梓就是一拳，立即就被朱立伦拉开挤在人群中，佯装什么也没干，当时也没人发现破绽；韩义则拿着改锥捅了聂元梓两三次，然而由于穿衣太多，丝毫没伤着聂元梓。聂元梓狂呼起来：“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有很多人骂聂元梓发动武斗，屠杀革命群众。扭打、嘶叫缠绕在一起，聂的随从拼命地往外开路方得以脱身。回去之后经人一点拨，聂才开了窍，刚才的事件完全可大加利用，于是聂家兵在广播上说其为“刺杀聂元梓事件”。
武斗的高潮终于来了！3月29日凌晨，聂家兵冲到反聂派据点，双方马上“要武斗，不要文斗”起来。反聂派虽拉队伍、立山头、树旗帜号称七千人，然而多半是假串联真旅游、游水玩山谈恋爱，因而很快溃不成军，很多人从被窝里窜出来仓惶而逃，反聂派被困于东南一隅的几座楼中。
4月26日，聂家兵再次大举进攻，反聂派只剩下六座宿舍楼，断水、断电、断粮，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北京大学已差不多全被聂家兵战领。然而，即使那时候，乐天派还是玩笑不断，而石磊则动不动要出去拼命，“杀了聂元梓这条狂犬”，却被朱立伦几个死死看住，生怕他出去丢了小命。说他丢小命，并不夸张，当时一名未参加武斗的学生刘玮从外地回校，因他曾持反聂观点，被聂家兵拦在路上，用长矛直刺其要害，刘玮倒在地上求饶，而对方不理，终于刺死。其母到校后，聂元梓授意手下编谎，言刘在乱斗中被刺死，并扬言“打死活该。”
韩义那些天简直要发疯了，满口脏话，胡子也长出了很多，整天骂：“聂元梓他妈的疯狗一条，学校成他妈的战场了。”
无论他怎么骂，聂元梓也听不见，再说聂元梓从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时当上市革/委副主任，同时担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等职，到1969年在中/共九/大会上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仕途平坦，心里正美着呢。
聂后来的那些日子，与北大的关系就并不怎么紧密了。
正应了那句老话：“花无百日红”。早在1968年7月27日，当毛宣布派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京高校后，聂元梓等“五大领袖”就已经失去了领导各自高校“文/革”运/动的权力。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又发生了阻止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的事件，工人代表也被打死了，毛对此十分震怒。
连堂堂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都被林彪、江青等“弃卒保车”，何况五位小小的“学生领袖”呢？在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后不久，聂元梓就于1969年11月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之后，她不断给北京写信，终于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但不再允许她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1970年9月至10月，仍是候补中/央委/员的聂元梓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狂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后，不甘寂寞的聂元梓也在会上跳了出来，到处打听消息，到处串连，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结果，陈伯达等人被勒令在大会上作检讨，之后又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而聂元梓则被视为他的党羽，自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九一三”之后，对聂的看管更加严格。1973年3月，聂元梓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开除党籍，监督劳动。
从1969年到1978年，聂元梓被监管了整整八年。
有诗叹道：“上元鬼看冥火烧，心有光明任夕朝。养得痴癫无用处，不如归去煮元宵。”说的就是聂元梓，让她见好就收，结果此人狂心不改，终遭牢狱之祸。
1978年初，聂元梓曾给新任北大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但北大校党/委4月8日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其意见却是“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这预示着对聂元梓，将“绳之以法”。同年4月19日，聂元梓被逮捕。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院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三人开庭宣判，认定他们“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聂元梓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县一监牢服刑。送她去的看守对监狱负责人介绍：“这个女犯人，各方面表现还好，就是不认罪。”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我在‘文/革’初期是有错误的，对错误我将向党永远检讨下去，彻底改正。”““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也坚信我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我请求党/中/央尽早正确地解决我的问题，不致使自己的同志以及家属几十年内都遭受不白之冤。”
前几年，传记作家叶永烈曾宣布聂元梓于1995年就已病死狱中。
然而，涂光群2005年所发表的《人物风流：中国文革第一号造反派人物聂元梓》，却说她“仍然活着”，而且说她因因患多种疾病，早在1984年底就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并于1986年11月被正式“假释”，1987年就得到选民证，之后采用化名在做生意。涂是因为先认识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其妻子王前乃刘/少/奇的前妻）后认识聂元梓的，因为聂元梓是聂真的小妹。
只不过，聂元梓前些年做生意并没赚到什么钱，她刚出狱时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十多年来几乎全靠亲友接济，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缺钱、颇不安宁的生活。1999年起，生活有了政/府补贴，医疗也有保障，她的日子可以较稳定地过，只是住房还悬着，暂时还没有解决。
如今的聂元梓，体态臃肿，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后一种病，是70年代初在江西鲤鱼洲挑河泥跌了跤，没有条件及时治疗而留下的。随着年岁增长，第五腰椎骨已经错位二分之一以上，经常疼痛难忍。如不及时治疗，身体有瘫痪的危险。
她已不再诉说自己“案件”的“平反改正”，而是说：“相信历史吧。”
由谭厚兰所著的《红卫兵五大领袖浮尘录》，对聂元梓的讲述跟前文稍有不同。
聂元梓（1984年）入狱时，身体就不太好。此时她毕竟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加上多年在政治风浪中颠簸，她患上了多种疾病，走路腿脚已经不太利落了，因此，监狱方面并没有给她安排什么体力劳动。一开始，她与其他女犯住在一起。考虑到她确实年纪大了，不久，监狱方面又给她安排了一个单人房间，给她的伙食标准，也按照给其他入狱前曾经担任高级职务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标准安排。
由于她确实身体不好，1984年6月，监狱方面允许她保外就医。1986年，她被假释。到2000年时，她的刑期已满，真正获得了自由。
聂元梓被允许保外就医时就已经60多岁了。她一个人住在北京海淀区她亲属的一套单元房里。出狱后的她，实际上仍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活动。
她入狱后，已经没有工资了，出狱后，更没有退休金。按规定，她每月从街道领取600元的生活费，虽然不多，也够她维持日常生活了。她的生活内容，仍然是看书读报，也看一看电视。
曾经是“文/革”风云人物的聂元梓，到了晚年，也对“文/革”进行了深刻反思。
聂元梓认为，“‘文/革’真是一场浩劫。死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事”。对“文革”中自己的责任，聂元梓（2000年9月在接受《人民网》记者时）谈到：
“第一、‘文/革’开始，我带头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来，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对陆平、彭珮云、宋硕造成很坏影响。第二、自己参与了反对邓/小/平的活动，在反对邓/小/平的第一张大字报上签了名，对反对邓/小平/的思潮起了鼓动作用。第三、我到上海串联，参与了对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校长常溪萍的迫害；参与了炮打曹获秋、陈丕显的活动。第四、北大发生的反对朱/德委/员/长的行动，我也应负责任。”
聂元梓希望中国不要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在进行反思的同时，聂元梓也为自己的一些行为进行辩解，但历史雄辩地证明，定她反革/命罪，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反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起煽动动乱、扰乱全国作用的大字报。聂元梓在炮制这张大字报方面所起的坏作用，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摘自华程网，原文链接：http://www.huachengnz.com/article/view_8917_4.html）
在另一篇文章中（http://blog.myspace.cn/e/404458385.htm），则说聂元梓现在每月可以领取2600元的养老金，住房问题也在北/京市政/府的相关政策下得到了落实。
在北青网，自称“文/革初起时，我还是个鼻涕随处抹的小学生”的张朴也声称在2007年冬采访过聂元梓，现将其发表的《毛左的下场：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用后被扔掉的聂元梓》摘录如下：
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我敲开了她的门。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九十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房间里摆着一对老掉牙的单人沙发，靠墙有张单人床，床前是书桌，床桌之间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没有暖气。“一九八五年我出狱后，整整十四年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三七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痛病；罚站十六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勒紧了。
（补充：曾有人引用上述这段话并加评：“聂的所作所为只能由历史来评判，但她毕竟是耄耋之年，而且历史上也曾对革命有一定贡献，难道连点人道都不讲了吗？她比汉奸走狗、叛徒特务和反动派还可恨吗？人生在世，谁能无过，打着中国特色民主招牌的家伙，疯狂摧残她；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残渣余孽，别有用心地以嘲弄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为乐，岂不伤天害理！也足以见得这些丑类多么卑鄙无耻！”
对此，独狼实在觉得好笑：这位为聂元梓鸣不平者，想必是位“新左派”吧？如果仅仅是认为有关方面应该给聂元梓提供好一点的生活条件，让这位“历史上也曾对革命有一定贡献”的“耄耋老者”幸福安康地度过晚年，那独狼当然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可是，聂元梓所述的“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究竟发生于什么时候呢？究竟是什么人“伤天害理”“卑鄙无耻”呢？）
能感到聂元梓是在争取同情。莫非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几乎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迫从楼上跳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她的回答是：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像她这样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坏人，做简单的定义么？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时，动机确实单纯：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不过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战争年代仕途顺遂。一九四五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就在哈尔滨当上区/委书/记，五年后定为高/级干/部：行政十二级。
对于走运官场的原因，聂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学文化程度显然也帮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权力欲，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连连受挫，一九六零年进京前，她的职务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赏识，这是聂元梓的无奈。她的个性既率直又固执，脾气犟得像牛，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做，经常出言不逊。和平时期的官/场所需要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她一样都学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关系：较真、死磕、无理争三分，难以相处。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败。从外表看，她远谈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男人远多于女人，她丈夫是个才子，娶她不过是聊胜于无。聂元梓不是贤妻良母类，你在她身上寻不到温馨柔婉的女人味儿，甚至老年妇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没有，冷漠的神情与僵硬的谈吐，在在透露出她的薄情寡义，铁石心肠。难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们过着严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长的丈夫仍敢于背弃她，肆意在外采花摘柳，可见内心对她已经有多么厌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地。急于离开的她向哥哥求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聂真），找到在北京大学做校长的朋友陆平帮忙。谁说毛/泽/东治下不讲究人情关系？聂元梓就这样进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进京时，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为了她所说的“工作需要”，其中两个交给她母亲带，一个送了人。
我跟聂元梓在一起时，几乎听不见她谈孩子。她的孩子们，竟没有一个愿意接纳母亲。当年她断然割裂骨肉，如今孩子们也疏远了她。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什么都可以抛下，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在北大的最初两年，聂元梓工作努力，处事谨慎，很受陆平重视，称她是“年轻的老革/命”，提拔她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让她在全校作报告，还在住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分给她三居室住房。但时间一长，她本性毕露，搞得上下不和。最要命的，她也就中学程度，一辈子只读文件不读书，却要在第一流的学者面前大谈哲学，而她的“哲学”，除了“阶/级斗争天天讲”，便所剩无几。在大庭广众下还经常丢人现眼，比如指责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逐渐，没人瞧得起她了。
聂元梓从提拔重用的名单里消失了。在受陆平宠幸的干/部中，有五名女才子格外耀眼，被赞誉为“五朵金花”。至今聂元梓谈到这五名女干/部，仍是一脸不屑。失落、丢脸、嫉妒，折磨着她的自尊心。她对陆平的心情，从感恩骤变为仇恨。
既不缺狠心也下得了决心的聂元梓，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一九年七月，机会降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人们给北大领/导层提意见。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从北大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聂元梓不失时机地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她要让陆平明白：老娘是不好惹的。
当然，聂元梓不是在单纯的报复，她的揭发更像一种姿态，向高层权/力斗争的赢家表示：我是你们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到一九六五年初，聂元梓对陆平的攻击突变凶猛，原因是她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她的揭发已受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注意。
但聂元梓不可能料到，毛/泽/东此时仍举棋不定。当陆平的支持者彭真见到毛，要毛表态时，毛的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顷刻间，聂元梓这枚刚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扫落在地。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头认错的会开起来了，不难想象陆平对她的愤怒，还有吓人的风传，要对她“刺刀见红”。有生以来第一次，聂元梓尝到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她的工作组撤走了，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说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调离北大。她还不太绝望，毕竟她是女人，一个在老年男人眼中还算年轻的女人。
对男欢女爱从来就没兴趣的聂元梓，这时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朋友们为她八方张罗，夏天刚跟六十七岁的吴溉之见面，冬天就匆忙结婚。尽管吴溉之的儿女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反对，毕竟丧偶多年，孤独的吴溉之无论心理还是生理，急需着异性伴侣。
既然是利用，也就谈不上感情，聂元梓把她对吴溉之的心态，定义为：尊重。你听她描述吴溉之，总是少不了这样一些话：一九二四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县苏维/埃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住三进三出的四合院，成群的警卫加工作人员，等等。最令她心动的，还是吴溉之与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密切关系，安经常到吴家打麻将。安只需一句话就能搞定她的调动，而且，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助她仕途腾达的渠道？
很快，聂失望了：吴溉之是个老好人，在她眼里等于窝囊废。安又有情妇邓觉先挡驾，她根本无法靠近。邓觉先虽年近五十，风韵依存，抹红嘴唇，穿高跟鞋，这让土气的聂元梓相形见绌，能不憋气？当时跳舞成风，邓觉先又爱夸耀，声称来请她跳舞的老干/部的轿车在她门前排长队，有时还需要民警出面维持秩序。聂元梓听着愈发妒火中烧。安不是不清楚聂元梓在北大的处境，也不是不知道她急于调走，为什么不肯帮忙？后来她听吴溉之说了这么一件事：吴的孙子想调进北京，吴还得先跟邓觉先讲，再由邓和安谈，事情才办成。聂元梓于是认定邓在从中作梗，邓成了她的又一号敌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聂元梓，已陷入绝境：不仅职务让人取代，还被下放到农村。忽然一天，她从邓觉先的口里，获得惊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这意味着陆平失去了后台。如拨云见日，聂元梓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毛的心腹康生那里，检举安子文和邓觉先是“特务”。她甚至连吴溉之也不放过，尽管在她最困难时吴接纳了她，从来没有得罪过她。就在她坐上陆平的位子后，还亲自带领北大红卫兵去吴溉之的住宅抄家，指使红卫兵把年老多病的吴拉到西单中/组部门前批斗。
聂元梓把她当年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以“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可惜我没能当面问她：你的革/命难道就是检举揭发，就是把丈夫往死里整，就是残酷批斗、非法关押？如果再见到聂元梓，我更要问：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讲句真话？不再，虚伪！
但她绝不是个蛮干的人，整个策划过程处处透出她的精明。一年多以前工作组进校，她带头揭发陆平，不仅得到康生的鼓励，还通过田家英直接送信给毛/泽/东。这次她又首先获得康生同意，大字报贴出去后，她立刻把底稿交给了康生。其间她不断向康生求援，说遭受围攻，处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报底稿传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聂元梓的目的达到了。当然不是没有等待中的焦虑：毛会怎么表态？
聂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电台广播她的大字报的。毛/泽/东认可了！如今靠回忆度日的她，谈起那段时光依然眉开眼笑：几天工夫几万封声援她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的人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随后的日子，既风光又辛苦。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纳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样，被利用是为了利用：在“保卫”的名义下，谋取更大的权力。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但却没能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我问她反对谢的理由是什么？她说谢篡夺了北/京市的领/导权。谢富治时任中/央领/导（政/治局常/委），就连聂的副主任一职，也是谢向毛推荐的结果，谢有必要跟她争权吗？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她看不清一个基本事实：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恋。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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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2009-11-22 15:37:35
可怜的国家，一直在极左与极右之间摇摆，找不到正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