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个人找住家保姆:[组图]文革十大历史人物——蒯大富

蒯大富，四十年前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智擒王光美”使他跻身中国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是却象流星样转瞬即逝，文革开始两年就被打倒。四十年后，走出监狱的他，现在已是一名令人称羡慕的百万富翁。

刚被刘少奇打倒 就被毛泽东救了

毛泽东指示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北京各高等院校狂热的学生纷纷起来“造学校领导人的反”。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随即派工作组到学校，试图将运动纳入党领导下的正常轨道，并把运动的领导权抓在中央的手上。刘少奇夫妇完全没有意识到，向清华派驻工作组，竟是授人以柄，招致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打击。点燃这场灾难的火柴的竟然是清华学生蒯大富。

1966年6月3日，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贴出《“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引起工作组组长叶林及副组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注意。叶林在几天后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说：“清华园文化革命形势是好的，但要防止坏人浑水摸鱼。有一位叫蒯大富的，写大字报说要怀疑一切，公然号召推翻我们现有的一切。难道社会主义也要推翻吗？这是右派言论。”

蒯大富没有接受工作组的批评，他于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他甚至提出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

刘少奇知情后，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了“反蒯斗争”和“反干扰运动”，召开大会批斗蒯大富，并开除了他的团籍，关押18天。然而，充满“革命”热情的蒯大富在关押期间却非常强硬，并一度以绝食抗议。

蒯大富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主席和少奇之间有矛盾，他们可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我不过是从农村出来的，后来把刘少奇打倒了，大家都说蒯大富当年最早看出了路线斗争，那是吹牛，不可能。工作组进校后，秩序立刻就恢复了，说实在的也没错。”

当时工作组的第一反应就是1957年的“右派”又回来了，蒯大富就是“右派”。在这种情况下，蒯大富就不可能和刘少奇站在一条线上了。蒯大富和工作组斗争，工作组就开始围剿给他们提意见的人，速度非常快，效率非常高，到最后蒯大富都感到自己就是反革命了。清华打了八百多个反革命，蒯大富是头，第一号，叫“蒯派”。

蒯大富当时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就在他自己已经准备着要被送劳改时，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就回北京了，刘少奇还以为毛是来支持他的，可毛回京后却说：“看到北京各大学学生运动被阻拦很痛心。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蒯大富这才恢复自由。

7月30日、31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和人民大会堂专门听取蒯大富个人的汇报，蒯大富回忆说：“总理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听你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你从现在开始给我讲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我向你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掀起“倒刘”狂潮 到达政治顶峰

蒯大富开始结束中共高层频繁的接见（他曾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这是“做梦也不能想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参加造反的决心愈发坚定。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蒯大富心领神会，于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煽起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顷刻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率清华井冈山兵团“智擒王光美”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他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她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由于周恩来此前曾劝告刘少奇和王光美不要离开中南海，就在王光美犹豫不决之际，刘少奇坚持前往。

刘、王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然后王光美被绑架到清华批斗。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

1967年4月10号，仿佛是红卫兵的节日。那一天，在蒯大富主持下，清华造反派召开三十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他们强迫王光美穿上资产阶级的旗袍和高跟鞋，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羞辱之能事。除了王光美，他们还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三百人押来陪斗，创造了文革批斗会的规模第一。

8月5号再行批斗，康生太太曹轶欧担当指挥，毛泽东夫妇派女儿李讷亲临现场观察。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一只鞋被踩掉，双臂被反扭着，向巨幅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请罪。

蒯大富坚定不移的“造反精神”很快得到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欣赏”。正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蒯大富很快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并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此后，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1967年6月，他们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时，带蒯大富登上了天安门——蒯大富也登上了人生的政治高峰。后来，他又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然而，蒯大富只不过是中国“一哥”（毛泽东）和“二哥”（刘少奇）之间斗争的一颗“子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刘少奇把我打成全国第一号大右派，毛泽东把我当成全国第一号大左派，就这么简单的事。”

被赶下历史舞台

到了1967年秋，以刘少奇为核心的等一大批党内

“走资派”基本被彻底批倒批“臭”了。这可以说文革的最终目的基本达到了。中国陷入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的险境已有不少时日，到了1968年夏季，毛泽东其实已经开始了有步骤的组织与思想清理。但毛泽东仍感到局面难于控制而适时地说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7年，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分化“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1968年5月，蒯大富指挥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把“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分割围困在清华各个建筑之中，致使武斗剧烈升级，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清华的武斗还导致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蒯大富没有想到，这时他作茧自缚，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1968年夏天，毛泽东不再“作壁上观”。他从北京各大工厂选派3万工人，组成“工宣队”，让他们手拿红宝书，徒手进入清华，立即结束武斗。工人们拆除校内据点，把被围困了一百天的“清华四一四井冈山兵团”送达安全地带。但蒯大富拒绝放下武器，相反还向工人投掷石块，用大刀和长矛砍杀，从楼上扔下自制手榴弹。他们竟当场打死五名工宣队员，打伤七百多名。

随后，蒯大富开车向昌平逃去。

听到消息，毛泽东勃然大怒，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并狠狠批评蒯大富——“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毛泽东的话一锤定音，红卫兵全部赶下了历史舞台。

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失去“兵权”的蒯大富就这样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从劳改犯到百万富翁

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落幕后，蒯大富被“下放”。1968年12月，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两年后，他又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并于1983年3月10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7年10月，刑满释放的蒯大富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后来和妻子到山东省蓬莱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曾有消息称，在1993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随后南下深圳创业，成为一名百万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