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鑫:名老中医之路四

名老中医之路四

习医、临床回首录

黑龙江中医学院教授韩百灵

【作者筒介】韩百灵(1909～)，辽宁省台安县人。一九二五年始随兄韩秀实习医，一九三。年始行医于哈尔滨审。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迄今已五十余年，擅长妇科，着有《百灵妇科》、《中医妇科学》等。现任黑龙江省政协委员，中华金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黑龙江分会副理事长，黑龙江中医学院妇科主任，黑龙江省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等职。

余少年课读五经而识文字，视《诗经》为最古之文学，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焉。《尚书》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古代帝王之规模事业，无不备义。然昔日国乱民伤，一味专治《尚书》不足医国救民，诚可叹然。又读《易经》而消遣。悟易起于八卦，八卦为文字之始，伏羲初画八卦，设刚柔二画，像阴阳二气，布以三位，像天、地、人三才也。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目柔日刚，立人之道臼仁日义。又尝读《札》。礼经者，《周礼》、《仪礼》、《札记》也。《周礼》为言国家政制之书，其实与《仪札》、《礼记》之所谓「礼」者不同。考其作者，最为纷纭，欲细考之，华年流水，总无成绩。攻读「春秋》之传，以富其学。偏嗜庄老之书，尤偏《道德经》，习诵五千言。税老子之学，以发道之高与德之大，主先道德而后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全书治国主于无为，求胜致当以卑弱。人皆取强，而聃独取弱}人皆取其实，而老子独取其虚，人皆求其福而老子独取曲全。?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所谓道者，以自然为体，以刚柔为用，主无为而治，无为丽无不为也。庄子之学，出于老子而后以纵横家言。老子提要勾玄，庄子寓言用譬。先秦诸于中善言明理首推老子之学，而亦不足以医国救民。于是弃儒就医，随父兄攻读《灵枢》、《素问》、《难经》凡十载，明天地人纪，而有专泥医论之弊。又读有方之书，私淑仲景《伤寒》、《金匮》明医学之主体，医理方剂之渊薮。继则博览诸家之论，而独偏重妇科。凡《妇人大全良方》、《傅青主女科》、《济阴纲目》、《经效产宝》、《女科经纶》，《医宗金鉴·妇科心法》等五十余种，尽其博览，而力求专精。年二十岁悬壶问世，凡临床五十年，鬟发斑白，回首来踪，学问未穷。应邀而书治学之道，略陈于次。

学贵于勤而殆于情

举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遗产典籍浩瀚，诸籍皆览，恐不实际。高以下为基。必读之书，实不可不读，须知之事叉不可不知。识文字谓之小学，不读小学焉知文字。刘歆《七略》把小学置于《六艺略》不可不知。然读书识字，是「以下为基」。积土木石玉，以成大厦。欲之成，必须放宽，而立于专，识之以胆。习医以为用者，无不皆然。是博学于文，而专精于医。但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平生难尽，必专精于一艺而有补于斯民。读医书必先抓主体而后枝叶。应诵之书，必加强记忆而后成巧。《伤寒杂病论》以下，又当重点攻读熟诵，此之谓专精。但专精于细，必细审玩味各家之言，归纳其条理，而得其独到。欲得其独到，在于悃幅无华，坚毅不拔之治学，作持久之劳。余习医每勤于笔，提要勾玄而摘抄，积成日久而自得其独善。二日勤访名师，常不避严寒酷暑而长途访问医长者，结识良师，增长见闻，再验于书而试之临床，积其数年，自得其径而识其妙。三日，光阴如逝水东流，去而不返，如无为流失，实不可弥补，留得终生遗憾。欲得其妙，必有三背之功，即枕上背诵，途中背诵，厕里背诵，不使光阴虚度，才能略有所得。四日，广识医友，取其所长，补己不足，积之录得，验于临床。读古人之书，则勤而有所得，惰而有所失。凡欲一事之成，必勤求而无惰也。

学贵于专精放眼须宽阔

医学谓专门之学，有谓不负众望之医家，亦非诸种病症皆可临诊取效，普救斯民于不殆。实亦有负众望，然可少负众望而已。于专门之学科而必有所专。但学科可谓其博，凡内、外、妇、儿、疮疡、正骨等学科各有专术。博通各科之学术，故谓之博，而后方可专精于一科，而善其一病，即谓之专家。故学习者，始不可偏，必须放眼于宽，抓主体之学术。如《内经》、《伤寒》、《金匮》要通读之，不可寻章摘句，以玄其学。须全面领悟，心有灵犀，可避局隘、破碎。守一隅之说教，知杂症而不晓六经，知医理而不知脉法，知古言而不知今说，知一家而不知百家之论，通河间而不晓丹溪，专泥东垣之论而不知从正之学，所谓学识破碎者也。守一世之说，宗一家之言，遵一派之偏，难以贯通整体而窥其全豹，虽攻读数载而有所得者鲜。若专精基于博览，博览必识主体之学，临证有所宗而有所舍，而后必有独识而独得，必由博而返约。是学贵于专精，而放眼于宽，方不致一叶障目，两豆塞耳，泰山不见，雷霆不闻，是为聋瞽，必无所为。

日有所得月有所积

学术积年，而临诊之际，必日有所得，有所得者，必信笔而录之；月有所积者，而纂其条理，是谓笔记，乃心得之类也。如直觉浮现，必立地而书之，否则流失，更准复得，惜之奈何?是有所积而有所现，有所累积而成条理。每临诊之际，凡《仪病式》中言，必遵其式而为之法，详为记述，是以成案，附之以方，是为医之方案，犹刑名家之例案也。观医之为道，自《灵枢》、《素问》，迄仲景以下，唐宋元明诸家，著述甚多，理法可谓灿然，其晦床体验各有其异同一病人，随人而异治，同一病人，随时而异治，从案例而索之矣。历代之论述，后人总结而为律，如刑名家执律以绳人罪，轻重出入，必有案例为凭。后人立医案，萃而聚之，精而释之。吾尝如此数十年，充医事得失之林，辑成《百灵医案》。以氏名而标其书，非谓百灵而无一失矣。前谓医书不可胜记，一病古来必立一门，余师事之，一门自立数法，法有尽而病无尽，病无尽而法无穷，一病之变亦无穷矣。故临证之际，有所得必有所记，有所记必有所思，有所思必有所悟，数十年之积，不问断之．必有超悟。而积之有胆，言之中肯，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否则光阴流逝，日虽有所得而无所记，月虽有累而无所忆，诊务繁忙而无案例，过则更不复知。整理学术，凭主观遐思，必有所偏，甚至贻误后学而害人子弟，欲成美而实积罪。斯时方知启后之难也。

古语谓：专泥药性，决不识病，假若识病，未必得法；识病得法，工中之甲。理法方药，不可有偏，是谓有学有术。若只识医理，罔知方药，或识方药，不通医理，是谓有学无术。学术即得，又躬行实践，是有的放矢。余之治医，先学而后术。始学之际，先文而后哲，及诗词歌赋，以文为戏，常吟诗于野，放歌于朝，填辞于夕，学术于午。即攻读医书，亦首读《灵枢》、《素问》及王冰、张马之注，逐句遍读，次得修园、容川书及其《精义》。又致力于《伤寒》，《金匮》，使理法明而方药得。余之学医笔记，常记临床心得而为夹注。学医只知无方之书，不知理法，虽有学而无术，虽知方药，不知其理，不足成为良医。只有遍读理、法、方、药之书，笔记，研讨，躬行实践，验之患者，有得有失，是谓有学有术矣。

习医回忆

常洲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屠揆先

【作者简介】屠揆先(1916～)，江苏常州人。从事中医工作四十多年，擅内科，兼儿科，曾先后在《中医杂志》等医学刊物，发表过论文十多篇。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理事及常州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先伯祖父屠厚之为武进孟河费伯雄先生之门人。叔父屠士初继承家学，行医于苏常地区。余早年从叔父及堂兄屠贡先学医，当年教诲，言犹在耳，回忆所及，略志一、二，或有助于来者。

勤求博采知常知变

先叔父尝教导我说：「为医之道，首先学好四大经典著作，这是根本。各家学说，必须博览，相互参证，方能逐步深入。识见既多，思路既广，临证之际，自能应付裕如。」记得当年侍诊时，见一中年男子，患春温发热十多天，神志不清，有汗，脉细而数，撬口察舌，舌质红而苔黄，但不厚腻。先叔父用大剂独参汤化眼安宫牛黄丸，一日三粒，两日而神志转清，继用益气、养津、清热之剂而愈(先叔父治疗温病晚期，重用补气扶正法配合养津清热或化浊开窍收效者，不止一次)。当时曾以为何不用养阴清热药配合安宫牛黄而用独参汤为问。先叔笑答日；。温邪伤津耗阴，是其常也。但温邪亦能伤气，即《内经》所谓『热伤气』、『壮火之气衰』也。病人神昏而脉甚细，且出汗，为内闭外脱，元气衰竭之象，如不用大量人参扶持元气，而以养津清热，则津未圊而元气已脱，岂能复苏?要知热邪能伤阴，壮火亦能伤气。寒邪能伤阳，寒燥亦能伤津。况寒邪化热，阳证转阴，病情之变幻多矣，非勤求博采』不能知常知变。」先叔父结合实践指点理论，使人印象更深刻，数十年不忘怀。

衷中参西融会古今

「古训必须勤求，新知亦应吸收，古代医籍要多读，近人著述勿忽视；经方极可贵，时方有妙用；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亦应有所了解。」此皆先兄之教导。他非常推崇王清任、张锡纯之实践探索精神。主张古今学说，不宜偏废，中西医两方面之理论相互参照，非常有益。尤其是懂得一点西医知识，会更感到祖国医学之伟大。例如，西医近年来才一致认为多吃动物脂肪和糖类饮食能增加血脂，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而明朝张三锡氏早就提出，预防中风要「屏除一切膏粱厚昧、鹅肉、曲洒、肥(动物脂肪)、甘(糖类饮食)」等物。又如，我在三十多年前，经常看到农村小儿患走马牙疳，尤其在麻疹之后易得此病。病势重而急，患儿满口秽臭，腮破牙落，甚至死亡。倘此病能在初发时立即用金枣丹吹患部，配合内服药，一般疗效良好。但走马牙疳为阳明经毒火燔盛之症，金枣丹之主药是白砒，白砒是大热剧毒之药，何以能治走马疳?后来看到西医书籍，知道走马牙疳即现代医学上奋森氏口腔炎，其病原体为螺旋体，砒为杀灭螺旋体之有效药物。而中国古代早已用金枣丹治走马牙疳，这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创造。还有，有人患咳嗽久不愈，化验痰液发现有白色念珠状霉菌。当时有一民间单方用白药子叶治鹅口疮有效，因而联想到鹅口疮之病原体既是白色念珠状霉菌，则对支气管之念珠状霉菌亦应有效，因于清肺化痰药中加用白药予。不久，咳平，痰液化验已无霉菌。先兄的教导和自己的实践使我深信，学习一些现代医学知识，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必然会大有好处。

临床辨证重在含从

先叔父常讲：「学辨证不难，难在舍从。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或舍脉从舌，或舍舌从脉。设舍从不慎，往往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诚然，如肢冷、口淡、溺清、便搪、面白、舌淡、脉细为寒证，身热、烦躁、口干、尿赤、便秘、面红、舌绛、脉数为热证，如此寒热分明，辨有何难?但如证、脉、舌三者之间有不符之处，则属寒，属热、属虚、属实，有时则很难定论。先叔父曾治一中年妇女，下痢两个多月，痢止后，食欲极差，全身无力，皮肤干燥，舌红无苔。原来认为是久痢伤脾阴或余热来清，大都用健脾养阴之剂，但几次治疗，食欲未见好转，倦怠益甚。求治于先叔父，先叔父说：「此病虽然舌红无苔，但无烦热、口碎、掌热等症，脉象细而软，垒身无力，是痢后脾胃气虚之证，不属久痢伤阴。至于舌红无苔，皮肤干燥，则是脾胃气虚，运化失职，不能吸收水谷之精微，使『水精四布』所致。应舍舌从脉，甩补脾益气之法。」遂以四君子汤加山药、谷芽、莲肉，党参改为人参，于术易白朮。三剂之后，食欲逐渐好转，继续调养脾胃而愈。另一例中年男子，患烦渴引饮，几乎口不能离水，。一日夜尽数十碗，小便亦极多，食欲嫠，进食少，皮枯肌瘟。原来认为是阴虚火盛之消渴症，屡用养阴生津之方无效。先叔父日：「患者舌相不红不光，无易饥多食之象，而脉象沉细，尺脉尤弱，虽有烦渴引饮之症，但非阴虚消渴之病。是宜舍证从脉，改用温肾法。盖肾气虚不能调摄水分，故溺多，肾阳虚不能蒸腾津夜，故烦渴，肾火衰则脾运弱，故食少肌瘦而肤枯。方用金匮肾气丸改作汤剂，再加人参、鹿角胶、覆盆子。十日之后，症状趋向缓和。通过以上事实，使我当年领悟舍从问题在临证治疗中之重要意义，更认识到正确掌握舍从，必须四诊结合，全面考察，得出重点。否则，孰真孰假，孰台孰从，无从着手。

对症下药须善调配

用药，必先通过辨证}立方，须灵活调配。所谓调配，就是指某种药物，其功用与病人之症状相符，而药物的性质却与病因相悖时，就必须加用其它药物以调配之。例如麻黄能平喘，其性温，用于寒喘，当然很适当，再配以祛寒药或化痰药，刚效用更明显。如用于热喘，其功用是对症的，但麻黄之温性却与病因不相宜，如加用石膏、甘草以调配之，则麻黄虽属温性而仍可用于热喘。叉如大黄为苦寒通下药，用于热闭，当然很适合，如用于寒阻，就必须配以温热药。调配得当，既发挥了药物的主要作用，叉制约了它与病因不相适宜的性质。先叔父常教导我：「仲景制方之神妙，非同寻常，好多方剂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调配得非常确当，必须认真学习，仔细领会。」诚然，如果不善于调配，治寒证一味寒性药不用，。治热证一味热性药不用，如此严格限制，表面看来，似乎运用辨证施治的原则未尝有错，但在利用某种药物的特长方面不免有不足之处。我记得初临床时，遇一湿温病人，牡热八、九日不退，口渴欲饮，胸中烦懊，脉象孺数，早已用过三仁汤等轻开淡渗之剂而无效，』因湿热俱重，拟重用芩、连、山栀，但鉴于患者舌苔黄腻而偏干燥，湿温中期，邪从热化，用芩、连恐犯古人苦燥伤津之戒。疑虑不决，请教于先兄，指导我用知母，花粉，芦根配合芩、连、山栀等药，可无苦燥伤滓之虑。如法用之，果然热渐退，舌苔黄腻渐化，并未出现滓伤液涸之象。因知用药之调配，关系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制约作用，在治疗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结语

以上叙述，为过去学医中的一部分回忆，我的体会平凡，不值识者一粲。但自感上述问题，当年对启发学习的思路方面，起着一定作用，尤其在从书本开始结合临床这一阶段更为重要。将结业时，先叔父、先兄又相继告诫说：「学习是知识的源泉，将来即使业务繁忙!也决不能长期抛弃阅读。」自出师门，未忘教导。多年来在业务上能免于陨越，追根求源，皆得力于师训。

从师和交友厚积而薄发

中医杂志名誉主编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董德懋

[作者简介]董德懋(1912年～)，北京房山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年，毕生致力予中医临床和杂志编辑工作，对于中医内科、儿科和针灸有较高的造诣。主要著作有《中医基础学》、《中药学》、《针灸经穴概要》、《针灸铜人图》、《中医对痢疾的治疗》等。历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针灸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儿科学会常务理事、《中医杂志》名誉主编、《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从良师取法乎上

我出生在北京房山县曹章村。一九二六年在良乡县高小毕业后，由于家道贫寒，无力继续学业，由人介绍到一家商店学徒，以维持生计。因胞弟患病，贻误于庸医，不胜悲恸，遂立志从医。我学医的启蒙老师是岳父赵廷元先生，他开始教我习诵《雷公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医宗金鉴》等书。当时年青好强，常发愤攻读，即更衣亦手不释卷。有一次到姑母家，犹不忘背书。姑母深为感动，资助我报考华北国医学院，开始自己真正的医学生涯。

华北国医学院，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刨建。学院除设立中医课程外，还设有西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学制四年。施老任院长，并亲自授课和带学生临床实习。学院所聘教师有许多名家，如赵炳南、陈宜诚、姚季英、赵锡武、杨叔澄、于道济及西医专家姜泗长等，都曾先后在校执教。学院成立十余载，培养学生五、六百人，毕业后分布全国，而以京、津、冀、鲁、豫等地为多，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目前中医界的骨干力量。

我在该校第三届学习，毕业后又随施老学习内科。当时先后随师的同学有哈荔田、祝谁予、李介呜等。在这样优越的环境熏陶下，使自己的学业大有长进。从一九三六年我就在施老诊所襄理业务，并从事针灸临床，时达五载余。

在施老亲自教诲下，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我当时学习的主要方法；清晨背书，白天随师诊病抄方，晚间整理脉案，阅览医书，我把老师的脉案按病、按证、按方分剐归类，并查阅相应的文献，作笔记，加按语，还常试用治疗，把个人体会也记下来。如此温故知新，反复验证，从中省悟老师的学术经验。

施老治外感热病，擅用清解法。他说；「吾侪治疗外感病，首宜辨明表里、寒热、虚实，则层次分明。表病不可只知发汗，且应注意清里。」他根据表里病情的不同，合理配用解表和清里药物比例。在治疗感染性发热疾病，如流感、白喉、风疹、水痘、猩红热、丹毒、流行性腮腺炎、急性扁桃昧炎等，常用银翘散加减，宣散风热，清热解毒，其加减变化甚妙，如；挟寒加麻，杏，加重荆芥量；挟血热加生地、丹皮、丹参，热毒重加公英、地丁、紫草、甘中黄}挟湿加茯苓、大豆卷，通草、绿豆衣；若肢体痛甚，银花用藤，加桑枝；若发疹，加浮萍、蝉衣等。他对紫雪散应用亦别具一格，常在未见神昏谵语时即用，只要高热、便秘、舌红、苔黄，用之腑行热退，不致热陷营血。

施老对内伤病的治疗，重视气血证治。认为「气血」当列于八纲之内，而成「十纲」。且重视调理脾胃，以疏脾、运脾、醒脾为法，培后天之本。

先生习用药物「对偶」，人称「施氏对药」，往往寒热、明阳、气血、燥润、辛苦之药同用，除沿用古人习惯配伍(如乳香配没药、三棱配莪术)和有效的小方(如左金、枳术、失笑、金铃子散)外，每多创造。众所周知，施老善用山药配黄芪治屎糖高，苍朮配元参治血糖高，为中药现代药理所汪实，并屡验于糖尿病临床治疗中。他对药物应用，常在古人启发下有所发挥，如蒲黄治中风失语舌强，蝉衣治耳鸣，为先生临床经验心得。

先生对孙一奎《赤水玄珠》和张石顽《张氏医通》尤其推崇，认为是中医内科必读之书，每教吾等阅读。《张氏医通》为张石顽师生心血结晶，集前贤书百余种，十六卷，七十万字，述内科证治，兼及妇、儿、外科。我读《张氏医通》，以内难仲景学说为经，后世各家学说为纬，掌握其辨证纲领、方药运用为要。对张氏个人实案、证治发明，亦每留意，如交肠、百合病，历代较少记述验证治例，张氏书中有载，特录出以供以后参考。对每种疾病，尤其着眼于历代各家在诊治上的认识发展，从中自有收益。以后我还参考《古今医案按》等优秀医案，相互参阅，也有不少新意发现。

采百花荟革群芳

我毕生从事中医期刊的编辑创办工作。个人经手主办的杂志，有《中国医药月刊》(1940．6～1943．12)、《中华医学杂志》(1947．10～1958．9)、《北京中医月刊》(1951．5～1954．12)三种。以前者较早，且办刊时间较长，放以为介绍。

该刊创办于一九四0年六月十五日(民国二十九年)，停刊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民国三十二年)，共出四十二期，每期约十至三十页不等，发表文章十五至二十篇，最多时曾达三十余篇。老五号字体直排分栏。杂志还分设各项专栏，如长篇专著连载，言论(相当于「学术探讨」)、方药研究、针灸研究、治验与医话、医案、笔记、小品、文苑、家庭医学和读者园地等。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同人，有田小石、张慧中、周绒章(燕麟)、汪浩权(慎之)、魏萱(桐青)、李祖芳、潘兆鹏、谢诵穆(仲墨)、潘树仁等。其中以上海汪浩权先生尤为得力，汪是近代名医章次公先生的学生。

刊物创办初期，由施今墨老师支持，诸同窗好友襄助，自筹资垒，本人任社长兼总编。我在《创刊宣言》中郑重声明：「今后愿我同道，苟能共同努力，不存门户之见，以学术为前提，不泯灭中医之长，不回护中医之短，利用科学方法，以求治疗之真理……弃其糟粕，存其精华，祛其空谈，趋于实用，使我国固有之实验医术，追列于世界医林，以发扬我东方之文化。」(见《中国医药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这就是创刊的主要宗旨。

我自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多，主要有《针灸讲座》、联实用临床诊断学》等。平时除处理社务，还帮助编辑文稿。在旧社会办刊物常常会赔钱，但我想只要中医事业能得到复兴昌盛，个人损失算不了什么。自己在办刊期问，广泛结交医界名流、海内贤达，对理论和实践进行交流、学习，使学术水平大有提高。作为编辑，必须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要求自己多看书，多看病，虚心向人求教。凡中医典籍，诸于百家，乃至民间验方，风俗人情，都须涉猎通晓。组编面要宽，就要做好社会工作，不管是德高望重的名家，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都要广泛结交，以便建立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为提高杂志质量打好扎实的基础。当时刊物的主要撰稿者，有曹颖甫、陆渊雷、章次公、余无言、时逸人、叶桔泉、聂云台，谭次仲、祝怀萱、樊天徒、汪浩权、朱小南、姜春华、耿鉴庭、沈伸圭、潘澄濂、杨则民、叶劲秋、周介人、焦勉斋、潘树仁、宋大仁等。还有祝谌予、周燕麟、田尔康、张方舆、袁平、夏雨苍、张慧中、魏克逊等同学，也分别为本刊撰稿。为了启迪后学，表彰前贤，我们自第三卷第一期开始，曾先后刊载当代名医施今墨、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陆渊雷、章次公、丁仲英、赵树屏、宋大仁、章巨膺、余无言、朱小南、樊天徒、丁福保、缪铭泽、刘星垣等的个人传略和学术成就，同时骈登照片，为近代中医学史的宝贵史料。

杂志要求「杂」，不仅编辑人员要成为「杂家」，在文稿的形式和内容上也要求「杂」。不仅需要高水平的「阳春白雪」，也需要通俗普及的「下里巴人」。这样才能扩大杂志发行量，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同时为发现、培养中医人才，蔚成学术民主的好风气创造条件。我们在全国各地，特别在京、津、沪、冀、鲁等地设分社，并聘请特约撰稿、特约编辑，使本刊在全国各省畅销，成为当时较有影响的中医期刊之一。

此后，我还主办「中华医学杂志》、《北京中医月刊》，后者于一九五五年改名为《中医杂志》，且于一九五九年并入中医研究院，成为现在《中医杂志》的前身。

重积累循序渐进

我在临证实践中，有个重要体会，就是读书、看病，都有个积累的过程，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一点一滴，日积月累，聚涓滴而成江河。试以脾胃学说为例述之

(一)用古方，妙在师心化裁脾胃病证为临床常见，对脾胃虚弱、中气下陷的内伤发热，人皆知用补中益气汤，即「甘温除大热」法。开始我亦套用此方，主治此证每效。后又发现许多病人在治疗发热过程中，其它症状也随之痊愈，引起了自己的重视。嗣而对此留心观察，将之记录，汇集成册。如有同道王某，患内痔便血，自用补中益气汤无效，余诊之为中气下陷、睥不统血，药证相符，又何以东垣方失灵?窃思痔血尚有大肠血热一层，自古用槐花散凉血清热，故参台二方用之竟效。并试用于其它痔血病人亦效，其处方为：黄芪15克，党参12克，白朮、当归各10克，升麻5克，槐米10克，地榆、侧柏叶各12克，陈皮5克，柴胡3克，甘草5克。每用五剂即血止，继服十剂巩固。自此，余习用补中益气汤参以他方，治中气下陷诸疾。如习惯性流产，用原方加阿胶、艾叶、续断、杜仲、桑寄生之补肾固胎』脱肛，用原方加防风、枳壳，即合三奇散，能升提益气；用原方加川芎(2．4克)、防风治脾虚久泻，源于尤怡《金匮冀》，但总不出东垣补中益气升阳。可见用古方，关键在于师其心，用其法，灵活化裁，方可积累自己的经验。

(二)学理论，贵乎溯源探流从东垣补中益气汤的应用开始，我反复阅读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特别是《脾胃论》大量引证《素问》、《灵枢》经文，阐畅脾胃学说，发难解惑，倡升降理论，制补中升阳诸方。由此我重点从脾胃生理、病理、病症、治法、方剂、药物各方面，对脾胃学说理论进行溯源探流，并将相类、相反的方面加以综合比较。如《内经》「人以胃气为本」和李中梓的「脾为后天之本」.《内经》「阳道实，阴道虚」和《伤寒论》阳明「胃家实」、太阴脾不足；东垣升脾阳，天士养胃阴，东垣「调脾胃以治五脏」和景岳「治五脏以调脾胃」。凡此种种，以名句、名方、主法、主药，分门别类，积累汇总，做分类卡片。其中特别欣赏张仲景《金匮要略》「四季脾旺不受邪」和周慎斋「诸病不愈寻到脾胃而愈者颇多」之语，并联系实际，用于临床。如有一再障病人，六年病史，选用西药和补肾养血中药无效，虽有五脏俱虚之症，但虚不受补；见其腹满、纳呆、便溏、苔腻，为寒湿困脾，投以藿香正气合平胃散，苦温燥湿，醒脾开胃，俾寒湿除而中土始健，谷气充则五脏得养。继以补气养血诸法，治疗乳糜腹水、血紫质病、冠心病等疑难疾患，亦获佳效(详见《中医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二期段荣书文)。

(三)勤思索，总结经验教训我不仅习惯积累成功的经验，也注意从挫手的病例中总结失败教训。记得在江西永修县临证，曾有一批小儿夏季热患者，见发热、烦渴、尿频、纳呆、便溏、舌红，脉虚数。初辨证为阴虚暑热，以养阴清暑罔效。筹思良久，上渴下尿为辨证着眼，乃津掖敷布失常。「脾为胃行其沣液」。违鎏之这：廑丝睦置錾扭嗣带舟要。叉见发热、纳呆、便溏、舌红、脉虚数，显系脾阴不足，虚阳外浮所致。故投以陈无择六搜散、《局方》参苓白朮散等，用大量山药、扁豆、英实、莲肉滋润脾阴，兼合参术苓草健脾益气，脾土健则滓液输布，脾阴复而暑热自消，终以全功。

同时，我还常从别人冶疗失败的病铡中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曾有刘姓婴儿，六个月，患肺炎，用青、链、红、庆大霉素无效，除发热无汗、咳嗽痰呜、憋气抬肩外，反起呕吐、厌食，且腹泻日五至二十次，大便呈绿色粘液状。询问其母，患儿平时消化欠佳，每易腹泻、呕吐。自服西药红霉素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可见脾胃已伤，为脾气不升、胃气失降所致。故嘱停用西药，节制哺乳量，以护胃气，上喘下泻且发热，俗谓「漏底伤寒」，如治喘咀宣肺易伤脾胃，治泻须调中又碍肺实。我思索，病情复杂，脾虚为本，肺实为标，当先治标，后治本。甩小青龙加黄芩汤(原方为石膏，因脾虚石膏不宜，易以黄芩)二剂，得汗后改投健牌和胃之参芩白朮散以培土生垒。

(四)精选药，反复推敲斟酌对药物的应用，我也不断在临证中积累经验，反复推敲，比较同类药物之异，异类药物之同。

如临床常用行气药物治脾胃气滞病症，有香附、乌药、木香、砂仁、陈皮、枳壳、厚朴、槟榔、大腹皮、蔻仁等，其辛香温燥，具止痛、除满、解郁、化痰，祛湿、和胃、运脾作用，部分药物还有平喘、活血、疏肝、通下的功效。但因辛燥又易耗气灼津，故不宜久用。以后在临证中发现《济阴纲目》加味乌药汤不仅可治妇人气滞痛经，对脾胃气滞庸证亦效。方内乌药、香附、砂仁、术香四昧行气，药性平和，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香附行气而疏肝解郁，长于止痛；乌药行气除满，对胸腹痞满皆宜；木香行气而宽中止泻，对腹泻下痢较宜，砂仁行气而醒脾开胃，能芳香化湿。l临床常酌选其中=、三味小量(3～5克)配用，每取良效。

再如脾胃不和，胃气上逆，见呕吐、暖气、呃逆、吞酸等，余每以降逆和胃法，选旋复花、代赭石两药。起初我套用仲景旋复代赭汤，时效时不效。后辨为脾胃虚者甩原方较合适，如有肠胃实热见便秘一口干，苔腻者，则去参、草、枣加瓜萎、风化硝、大黄、枳实，降逆通下合用。可见选药精当必须在正确辨证基础上，始能积累合理的经验。

对越鞠丸、戊己丸、半夏泻心汤、枳术丸等方，余用药配伍比例亦视病人体质、症候的寒热虚实而定。如枳术丸，虚重白朮，实重枳实。戊已丸，寒君吴萸，热君黄连。越鞠丸，香附、川芎、苍朮、神曲、山栀治「六郁」，亦辨气、血、湿，痰、食、火郁的不同，而出入化裁。

在用药时，我每悉心体察。如逍遥散有薄荷以芳香解郁、升清理气，用量小，配伍妙。后酌加于脾胃方药中亦效。并仿其义改用荷叶、藿香叶，亦奏异曲同工之效。再在降逆方中加苏叶、枇杷叶，又取止呕肃肺之功。两者均为叶类药，荷叶、薄荷升清，杷叶、苏叶降浊。这样不断积累经验，看似寻常，从中亦可得到不少东西。

善归纳执简驭繁

做学问，不仅要重于积累，而且要把积累的东西归纳为简要的纲领，执筒驭繁，指导临床。

在肝病证治上，我重点学习《内经》，《难经》，《巢氏病源》、《千金》、《脏腑药式笺正》、《西溪书屋夜话录》，《笔花医镜》，乃至近人赵树屏、秦伯未等论肝的理论著作。但总感到肝病临床多见，而理论却头绪纷杂，我在上述基础上，用归纳法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肝的生理「肝为将军之官」，主谋虑而藏魂，与现代解剖学神经系统有关。「肝藏血」，「人卧贝町血归于肝」，贮藏l血液，调节血量，与血循环相关。肝体阴而用阳，为二者的结合。

(二)肝病治法，一为养肝体，二为制肝用。养肝体乃养阴、养血，亦可从脏器相生方面着手。制肝用乃安镇、疏理，亦可从脏器相制方面着手。时或二者兼用。

(三)肝病证治分类

1．肝郁。以情志抑匍所致，每见胁肋胀满或窜痛等。法以芳香辛散，疏肝解郁。，方以四逆散、柴胡疏肝、逍遥、越鞠。药用柴胡、香附、川楝、佛手、橘叶，青皮等。兼火加芩、栀。

2．肝火。气有余便是火，从肝郁而来。证见面红、日赤、口苦、耳呜、头痛、急燥易怒、舌边尖红、苔黄，以面部症状为主。属实热体壮者，用清泻法，方如当归芦荟丸、龙胆泻肝汤。如症状较轻，或热盛而体虚，则当轻剂泄火，方如丹栀逍遥散、青蒿鳖甲汤，用桑叶、菊花、丹皮、丹参，栀子、茵陈、夏枯草、青蒿等。

3．肝阳。肝阳上越，或由肝血不足，或由肝肾阴虚，或由肝火上升所致。多见头痛、眩晕、易怒、耳鸣、眼花、失眠、口苦、舌红等症。肝血不足所致者，用柔肝潜阳，四物汤加潜阳药。肝火上升所致者，用平肝潜阳，加味磁朱丸、龙骨牡蛎汤。肝阴不足所致者，以滋阴潜阳，杞菊地黄汤加潜阳药。潜阳药有龙骨、牡蛎、磁石、石决明，珍珠母、代赭石等，选2～、3味即可，量宜大而先煎。

4．肝风。或由火，或由气郁，或由阴亏血少而来，属内风。风性动摇、善行数变，症见眩晕、震颤、抽搐、皮肤自觉如虫行。治宜熄风于内，不可辛燥灼液伤滓。方如天麻钩藤汤，热盛发痉以羚角钩藤沥，血燥风动以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阴虚风动以三甲复脉汤。

5．肝虚。多为阴血不足。又因乙癸同源，故肝阴不足可兼肾阴虚证。肝阴虚不能潜阳，故义为阴虚阳亢。补肝血用四物、当归补血汤；补肝阴以一贯煎、杞菊地黄汤。如阴血不足，症以疼痛为主的可以柔肝法，用芍药甘草汤、当归芍药散。如肝虚血不内藏，则以胶艾四物加止血药，常用于妇人崩漏。如肝虚不固，血不养胎之滑胎或不孕，常以胶艾四物合补中益气汤。

6．肝寒。肝病大多偏热，但问亦有寒证。肝之实寒证，如积聚症瘕宜于温化，以《沈氏尊生书》血症丸，肝之虚寒则投以景岳暖肝煎。

这样归纳，将错综复杂的肝病分为六类，以虚宴寒热阴阳辨证，便于临床使用，也适于授徒教学。当然这还是要在正确掌握辨证论治思想的基础上，才能灵活出入，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我曾将理脾治法，归纳为益气、升举、温中、清热、理气、固涩、通下、祛湿、养阴、消导十法，以攻和补为纲。攻法为通下、理气、清热、祛湿、消导，补法为益气、升举、温中、固涩、养阴。凡此种种，可知归纳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总之，做学问，干事业，必须要从良师、交知友，为事业打好基础。善归纳，重积累，熟读、精思、妙用，亦所谓「厚积而薄发」，尤为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这就是我一点浅薄的体会，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陆寿康整理)

治学杂谈

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谢海洲

【作者简介】谢海洲(1919～)，河北临榆县人。幼承家技，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近四十年。致力于本草学的研究，对于中医理论和临床也有一定造诣。主要著作有《中药常识》、《常用药品小辞典》(与于力合编)、《药物手册·中药部分》，《北京四大名医》等。

我业医近四十年，虽小有成绩，然教训也不少，谈一淡为后学者借鉴。

幼承家技博采众长

我出身一个中医的家庭，祖父、父母和叔父都是终生以医为业。祖父是一位穷秀才，不事生产，只知读书，且为绅士们教家馆，有时自己也课徒。他经营了两间小药铺，代卖成药，兼看病。父亲、叔父、母亲随祖父学习医术，经常采集当地药材，去杂晾干，为病人做些丸散膏丹之类，收些小赞以度日。

祖父课徒很有经验，主张先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然后学程锺龄的《医学心悟》，参考《笔花医镜》、《医宗必读》，再学习《内经知要》，参考《灵素类纂约注》，回过头来学习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看《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背《长沙方歌括》。这种先《伤寒》、《金匮》，后《温病》的教学自学方法，北方民间医生大都相似，与南方医生先《温病》、后《伤寒》的学习方法迥然有别。他十分重视背诵，身体力行，能从头至尾背诵《医宗金鉴》和陈修园医书二十四种。我在家庭影响下，到十二、三岁时已能读《古文观止》及一些医书，并能背诵二、三十篇古文和《内经知要》及一些药物、方歌等。

在「九·一八」事变前，父亲害急性传染病故去，母亲也放弃中医事业，进入山海关普济医院随外国季大夫(犹太人)学习西医，后来就随同到北京妇婴医院工作(为教会医院)。我初中毕业后随母到京，为生活所迫，在医院开电梯，并利用工余，在青年会学习英文。

进北京第二年报考汇文中学，因母亲在教会医院工作，子女得以免费并可领取助学金。还可利用每年寒暑假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得以翻阅文史线装书。此时深得国文教员李戏鱼、高庆赐的指点，学习他们的讲稿、方案、笔记等。毕业后，留校教初中语文，在此期间以志于医学，得与余冠五探讨医学理论。在任教同时考入北大农学院学习两年日文，大部精力仍教书习医。此时结识了周军声老师。周先生医学娴熟，善于诱掖后进，在他的帮助下，自学了同仁会与上海博学会的西医书。更值得提及的是，经周先生介绍此间得以拜赵烯黄先生为师。赵先生是本草学专家，而且对文献学、文史版本考据校雠学都有研究，鉴定古文物经验也相当丰富。他常提供我图书实物，指导阅读，并为修改稿件，为我在本草方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赵先生教读书与自学的方法等，使我打消了学西医的念头，又回转来学习中医了。自此多年来，追随赵先生，深得其耐心教诲，受益良多。在赵先生处结识了徐衡之先生。他是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教师，与章次公先生最为要好，他学问渊博，得以互相问难，探讨医理，广开了眼界，提高了学术水平。至此决心深入钻研中医理论及本草方剂等，于一九四七年投考中医，通过鉴定合格，终于夙愿得偿。

一九五0年，伤寒学家陈慎吾，约我协助为其主办的汇通中医学校担任本草方剂的讲授，并有幸先后聆听陈先生讲《伤寒论》达三、四遍之多，深感差距之大。尽管我看过、背诵过《伤寒论》，也看过注家，但很多还是一知半解。陈先生条条用自己独到见解来解释，不拘于注家，而是前后呼应，左右逢源，融会贯通。并采用类证、类方、类病等归类方法研究，条理有序，一目了然，易学易记。后来，我将这种方法应用到《金匮》学习和读其它的书，也无不效验。

我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教书时，叉得遇钱达根先生，他熟谙古典文学，通干嘉考据之学，通过共同编写讲稿，向他学了不少东西。又经常请教过瞿文楼先生、金书田先生。瞿先生主张背诵《神农本草经三家注》[张隐巷、叶天士(实为姚球)陈修圆]，使我在本草研究上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祖国医学源流久远，流派极多，学术见解各有千秋。我早年较注重拜师访友，与同道互相切磋，不耻下问，深得诸家之益处。

除此以外，对富于创觅，独具一格的医家著作，更是择善而从之。在这一点上，我常想：本来我这北方民间医生，只会开大柴胡、大青龙之类的方子，对于温热病就需向南方医生学习。底本就是《张聿青医案》和费伯雄的《医醇媵义》。丸方膏方偏学前者，处理急性热病多学后者。张聿青少承家学，毕生勤于临床辨证察色，尤长脉诊，极注意节令等对病人的影响。曾着《如梦录》一篇，自述一生为人行事，其经历越艰苦，其成就越大，钻研越深，所得越多。费伯雄先生习举子业，后学医，清咸丰，』可治年问，以医名远近，请诊者踵相接，乃居遂成繁盛之区。费氏治学，宗于东垣、丹溪，不偏不倚，善于通变化哉古人有效之剂。

学医就要有善于撷众长的学风，既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师友请教。至今我仍常常热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从中汲取营养。利用余暇翻阅近代医学杂志期刊，凡遇有效之一方一药，凡有新颖独特学术见解，都笔记于册，推敲揣摩，深入研究，或验之于】摇床，重复推广。例如曾向《中医杂志》学习过一个治疗白，塞氏病的方法，用犀角地黄汤、兰黄解毒汤、当归连翘赤小豆汤加升麻、土茯苓，临床用之辄效。又如曾亲自走访老中医张仲元先生，学习他治精神病的宝贵经验，并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分析，写成医话。

熟读经典苦学本草

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有了熟读乃至重点篇章能够背诵的硬功，博览各家各派，才能抓住重点。老一辈所以能引经据典，脱日而出，如数家诊，就是困年轻时下过一番苦功。经典读熟了，以后才有豁然贯通之妙。尤其在青少年时，奠基更为重要。我四岁时，随祖父课徒的学生念些歌赋，虽不理解，念得多了，也就记住了。背，不单纯是记忆的问题，还有加深理懈的作用。学习方歇、药物更是如此，不背不成。熟背才能得心应手，口到笔到，熟能生巧。临术时初有方，后无方，最后又有方。这种意境都是背诵、记忆、实践、提高的过程。背诵开始要少，由少而多，积腋成裘，积沙成塔。到一段落，可以暂放，再另起第二段落，记熟了再开始第三段。《金匮要略》我就是这样分条分段背诵的，一共四百条都能朗朗上口，永志不忘，并可由此及彼，互相联想，互相印证。这种背诵的「童子功」，对学中医的人是必备的。

回顾早年学医的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启蒙(或称入门)阶段。开始时，背学《医学三字经努、《四百味》、《四诊心法》、《药性赋》。不懂的字词在老师的指导下查字典，疑难问题请老师讲解。

第二阶段，学《神农本草三家注》、《内经知要》、《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温病条辨》，同时参考《本草备要》、《灵素类纂约注》、《长沙方歌括》等。重点章句，熟读乃至背诵，并做些读书笔记。

第三阶段，背《汤头歌诀》、读《医方集解》，参考《成方切用拜、《成方便读》等，打一点方剂学的基础。

第四阶段，读内科方面的书籍。初起可学《医学刍言》、《医学心悟》、《医宗必读》、《笔花医镜》。边学边写心得笔记。最后，再看李用粹《证治汇补》、林佩琴《类证治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还兼看一些各家的书，妇科如陈修园的《女科要旨》、明武之望《济阴纲目》，儿科可由《保婴要旨》到《万密斋儿科》、《幼幼集成》等。

这样大约需三年时间，其间一半时间临床，一半读书。临床忙时挤时间学，利用「三余」时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紧零散时间，且要有毅力。读书是艰苦的，但可读出趣味来。

我常以自身浮浅的体会告诉随学的学生说：「作为中医，熟读经典著作，触类而旁通．这是贯彻始终的学问，舍此是无径可循的。

多年来，我一直注重本草学的研究。我认为成认方药是治疗疾病的前提，没有方药，临床恰似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之。后来，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了中药理论水平。解放初，协助陈慎吾先生创办北京汇通学校，主讲《神农本草经》。一九五六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后，在中药教研组任讲师。因具有英、日两门外语基础，得以不断学习中外各种研究成果，扩展了中药研究的深度、广度，为深入探讨提供了条件。由于酷爱本草，重视实地考查。在三十年代后期，曾追随赵爝黄先生多次到河北祁州(安国)药材市场，辽宁营口人参市场，也参观过四大怀药产区，到抗州笕桥了解生地的栽培，到四川绵阳考察大面积栽培麦冬，到灌县考察种植川芎。每次都眼到，口到、笔到，均能总结经验，写成考察文章。此外，还参观过重庆佟君阁曲厂，杭州{胡炭余堂，苏州雷允卜，卜海蔡同德堂、姜衍泽，北京同仁堂老式药厂等。教学期问，随学生采集中草药，炮制、配制丸散膏丹等，教学相长，提高了实际操作技能。

为了使脏腑辨证及药物应用熔为一体，有益于临床工作，我对张元素《脏腑标本药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该书原本虽已亡佚，但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录下来了。张元素的弟子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师其法，于他们著作中亦可见一斑。其后，张山雷纂辑了《脏腑药式补正》，按脏腑分类用药，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言简意赅，切于实用。我注意将古人用药经验证之于临床，察之于古，验之于今，努力取得直接的体验。

我觉得研究本草，不能忽视药物的组方及炮制工作。中医方剂是一个单元，正于一味中药是一个单元一样。组方配伍，要与辨证有机结合，法随证立，方依法出。张景岳说；「夫方之善者，得其宜也，可以法也；方之不善者，失其宜也，失其宜者，可为鉴也。」所谓得其宜者，得法之宜也。徐洄溪也指出：「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写一方以治病，方虽云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由此可见，古人制方用药，务求方中有法，法中有方。量方用药，有规矩准绳。制方要通权达变，取前人经验，不落前人窠臼。古人谓方之为做也，傲病而有力者也。正如喻嘉言所云：「凡用药太过、不及皆非适宜，而不及尚可加，太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最烈。」我体会，在组方配伍中，除注意君压佐使等组方原则外，还应根据治法要求，处理好五个辨证关系：．

一日散与收。散指发散、宣散，多指祛除外邪，宣通气机，收指收微固脱，固摄气血之谓。二者相互为用，互相制约。如虚人外感，既要祛除外邢，甩荆防之辛散，叉要助其正气以芪术之甘温固表，所谓黄芪防风相畏而相使，实际上是反应了扶正祛邪两种治法的作用。

二日攻与补。攻为祛邪，补为扶正。应根据邪正斗争情况，将攻补灵活配合，两者之中，关键在于扶正。《伤寒论》保胃气、存津液，温病之「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皆在于顾护正气。正如十枣汤之用大枣，白虎汤之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之党参…．．我每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及攻伐之剂，必适当佐以顾护正气之品，正本此意。至于具体方药之多少，或平补平泻，均应据证灵括掌握，惟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为目的。，

三曰温与清。温指「寒者热之」，清指「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不远热，治热不远寒」，是治则之大法。但因病情复杂多变，组方配伍并非纯用寒热，而是寒热并施，温清并用。寒热错杂之证，自不待言。真假寒热之证，因纯用寒热易致格拒不受，亦需反佐一、=味药性相反之品，谓之反治。根据方剂配伍及治疗的需要，常宜灵活伍用寒热之剂，如左金之萸连，交泰之连桂，取其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之功，或为监制他药以防其偏。这些药物虽数少而量轻，但其效用颇大，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

四日升与降。升指提升，言其向上，降指通降，谓其向下。升降本为人体血气之正常运动，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若升降失常，则生化无权。故治病当调气机之升降，配伍应注意药物的升陬使气升降相宜，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降者不可降之太过。女眩晕一证，无论病因若何，其病机无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所致，应升清降浊并用。虚者，升其清阳为主，升麻、荷叶之属皆可加入，实者，降其浊气为主，重镇潜降之品皆可选用。

五日静与动。静者言其阴柔呆滞也，属阴，动者言其行走通达也，属阳。补益之剂，尤其滋阴养血之品，易于壅塞气机，故其性多静而宣通之剂，如行气活血通阳气之品，则多属动。组方配伍时，应注意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如补法最易引起脘腹痞胀，纳食欠佳等气机不畅、胃气不和之证，或郁而化火变生它疾，常宜台宣通和胃之法，佐以动药，以行其滞，宣其痞，散其壅，故补气常佐以行气，补血常佐以活血养阴注意助阳化气，温阳注意阴阳互根，才能补而不滞，滋而不腻，阳生阴长，能生能化。我临证尤其喜用羌活一昧，其具宣通气机促进生化之力，用补益之法时，均可佐入，甚得其益。亦应注意动中有静，通中有补，防止用过，伤其正气。

这五个关系相互渗透、互相联系，其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补君臣佐使之不足。组方配伍时若能处理妥当，对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必有帮助。

此外，临证选药务使精当，推敲玩味，始能切中病情，制方在于常法之中，选药要有独到之处。我应用活血化瘀法时，常将伤科常用之刘寄奴、鬼箭羽、苏木、泽兰等用于内科，效果颇佳。在应用扶正固本法时，常用胡桃肉、黑芝麻、补骨脂、龙眼肉等平和温润之品补肾益脑而收功。在辨证论治指导下，还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如血小板减少症常合用一些有升血小板作用的药物，。如连翘、首乌等，粒细胞减少症，应用较大剂量鸡血藤等}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应用桔梗、远志、紫菀等。这些药物的应用一般并不违背中医理论。

着重临床法中求法

我从事本草研究多年，但始终不愿放弃临床，并力求做到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因为我觉得既有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又有临床l侔会，医药并茂，方为上工。本人虽非上工，但毕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

下面就中医治法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一点体会。

对疾病进行辨证之后，确立治法用药，是诊治疾病的基本过程。确立治法为理法方药中承先启后的重要一环。固然，无正确的辨证，就无有效的治疗}但若无正确的论治，虽则辨证无误，亦属徒劳无功。总之是立法一错，方药全误。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理论基础，对基本治法进行了初步总结。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遂有八法的形成。但我认为，八法只是一个总的原则，临证中具体治法应用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人体会，人体生理、病理应以邪正斗争为中心，应着眼于扶正祛邪，恢复人体正常之生理状态，救病有寒热虚实，治有温清补泻；脏腑有生克制化，治有补母泻予病有六淫七情，治也各有不同，应随其病因病机而转变。人以正气为本。尤其要重视脾胃脏腑活动中作为先、后天之本的重要地位。肾为先天水火之脏，元阴元阳之所居，命门所系，元气之根，是一身气化之源，其为「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能藏精生髓主骨充脑，扳为「作强之官」，主水液代谢，司生殖发育，为人体生命活动之动力，抗御外邪之源泉。肾的功能关系到全身脏腑，肾病必影响其它脏腑，而其它脏腑病变，后期也必影响到肾，所谓「久病及肾」，动摇根本。但先天之本肾，又必赖后天之本脾的营养。人生之后，先天之源已断，赖后天水谷精微之气补充。故《内经》指出「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李东垣进一步指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说明了后天脾胃对先天元气的作用。不仅在生长发育中赖后天水谷之精荣养，而且在病理情况下，亦赖脾胃健运方能祛除外邪，扶助胃气，恢复脏腑功能。况且，不仅水谷由脾胃受纳运化，而药物亦赖其吸收输布。临证时尤应注意胃气的存亡。「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治疗上宜顾护胃气，如「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乃其胃气来复。

「血气为神，要在疏通」。《内经》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素问·调经论》)卫说：「人之血气精神者，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灵枢·本脏》)人体一切生理功能的完成，皆赖气血充盛。所以，「气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索问·八正神明论>》我认为气血是脏腑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病理变化的依据。调养气血为摄生之首务，论治之中心。脏腑功能正常，不仅在于气血充盛，且贵在气血通调，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若外邪侵袭或脏腑失和，则气血运行失调，发生病变，并进而引起各个脏腑功能异常。《素问·调经论》说：「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朱丹溪也指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王清任更指出：「治病之耍诀在明白气机。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所伤者无非气血。」故凡病必有气血失调。其在表者，必是营卫失和；其在里者，则是脏腑之阴阳气血不调，轻者在气，重者入血，轻者气血不畅，重者气血瘀滞，甚则形成积聚。

诸般病症，由此而生。

基于上述认识，临证时常在八法基础上，以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三法为习用之法。推敲揣摩，稍有所得。

扶正培本属八法中补法范畴。扶正者，扶助正气，补益气血阴阳，培本者，培补脾肾。张景岳曾说；「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也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可见治病之关键在于扶助正气。扶正培本法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虚证和虚实夹杂证。我常以扶正培本以增强抗病能力祛邪外出。对老人体弱、久病者、产后等正不足者，不可徒攻其邪，烈致邪未去而正又竭，病未除而人先危。邪势猖厥，若已伤正，也无忘顾护正气。应用时要抓住三点：①益气血重在补脾。脾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只有脾气健运，才能化源充足，益气生血。而且脾统血之功，脾虚失其统摄血脉之力，便多有出血之患。而且出血又能加重血虚。所以出血之证亦必须健脾益气，方能使血归于经。对于气血两虚或气虚不摄血，我从补脾入手，当归补血汤或归脾汤加减用之常获良效。在补益气血中还应注意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血瘀时行气以活血，血虚时益气生血，大出血时，注意「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故有用独参汤之举。还应注意血对气的作用。「血不充盛则气无所藏，血失皤润则气易耗散」。李东垣创补中益气汤用当归「以和血脉』，我常在补气时佐入当归等血分药，取血为气母之意。②补阴阳应当益肾。肾为元阴元阳之所居，五脏阴阳之虚衰，皆影响肾之阴阳。故凡阴阳虚衰之证，应当注意益肾。张景岳说：「善补阳者，必于明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予阳中求阴，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肾气、右归之中，以六昧补阴，桂附温阳，所谓水中补火左归之中，熟地、山药，杞子养阴，又伍以鹿胶、菟丝之温肾，以防阴凝不解。我曾治一妇人，年三十一岁，两年前因产后大出血致乳房萎缩，经闭不行。近两月来又毛发脱落，性欲全无。兼见气短、心悸、失眠、健忘，腰酸畏寒，手足逆冷，全身痿软，舌淡胖无苔，脉沉细无力。经西医诊断为「席汉氏综合征」。我辨之以肾气虚损，气血大亏。投以扶正培本、补肾养血之剂，方用当归、熟地、五睐子，山萸肉、川芎、仙茅、菟丝子、仙灵脾、黄芪、自术、沙苑子、枸杞子、牛膝，服四十余剂而愈。本例用归、地、五味、萸肉等滋阴养血的同时，合以温阳益气=仙、黄苠以阳中求阴，求得其生化之妙，遂使虚袁火证起而复兴。我在补肾时，还特别重视肾和脑髓的关系。我依据中医理论指导，将一些脑、脊髓等中枢系统疾患归于脑髓，而将一些造血系统疾患归于骨髓，提出了补肾养脑生髓的治法，自拟「补肾养脑汤」(紫河车、龙眼肉、桑椹、熟地、当归、赤自芍、丹参、莜苓、太子参、生蒲黄、菖蒲、郁金)和「补肾生髓汤」(紫河车、熟地、龟板胶、党参、黄芪、黑桑椹、制首乌，黄精、当归、仙鹤草、砂仁、鸡血藤)，收到一定疗效。③补脏腑注意生制。调补脏腑的基本原则，即《难经·十四难》指出的：「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气者益其精。」要根据各脏腑的特点及其虚衰情况进行调治。尤其应注意各脏腑间生克制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相生的方面，即所谓「虚则补其母」的间接补法。如培土生金、扶土抑木、补火助土，滋水涵木等。相互资生中最重要莫过于先、后天之本的作用。困脏腑生机在肾，补养在脾，故临证诊病，先察脾胃是否健旺，继思气化是否正常。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先补脾以资化源，后益肾以固根本。

在应用扶正培本法时，我常常注意以下几点：

(一)明辨虚实。注意「大实有赢状，至虚有盛候」，不犯虚虚实实之戒。

(二)根据病情分别选择不同补法。如病势急迫，气血暴脱，宜用峻补，且应补足，使药效持续方能挽救于万一。否则药性一过，元气复脱，则功亏一篑。而对于慢性病，则宜用缓补之法，须日积月累，至一定时日始觅功效，不急于求成或浅尝辄止。

(三)防止补药之弊。壮阳之剂久用易生虚火，宜少佐柔润之品，滋阴之品，多用腻膈碍胃，酌加理气和胃之药。务使补气不壅中，养阴不碍胃，才能补而得效。

(四)注意「虚不受补」。虚不受补或因脾胃虚弱，补而不适；或因遣药不当，过于壅滞；或因夹有余邪痰浊一正如陈若虚所说：「受补者自无痰火内毒之相杂，不受补者，乃有阴火湿热之相攻。」(《外科正宗》)故常根据情况，或予调理脾胃，或用平补、清补、缓补之法，或先祛内停之痰浊湿热，方能奏效。

(五)注意时令剂型。《内经》有「春夏养阳，秋冬养戮?之说，诸家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服药之时令确需注意。我认为立冬至春分的四个月中，乃万物闭藏之时，人合天地阴阳，气血固摄于内，又少化火滞气之弊，是服补剂的最好时令。而且慢性虚证，又非一汤一药所能马上奏效。故常配以膏丸之剂调理，久用方能收功。

(六)注意食养摄生。扶正培本不可专恃药饵。

「药能治病，未可能补人」「病去则养之」。《内经》提出；「谷肉果柴，食养尽之。」这是值得认真领会的。活血化瘀法是针对血失调达的「瘀血」病变提出的一种治法。活血即疏畅血流，化瘀即消散瘀滞。我体会瘀血的主要症候特点有：

病史有外伤、手术史，极易损伤脉络，形成瘀血。有出血史，各种内外出血皆可使血溢脉外，形成瘀血。病程较长，「久病入络」，由气及血，导致血行瘀滞。

症状①疼痛，刺痛样感，痛有定处，拒按，②肿块；④胸腹满闷，「欲捣其胸上」，④发热，入暮发热或身觉烦热而体温不高，但也随瘀血部位不同而各异，如「瘀血在肌肉，则翕翕发热」}⑤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咽；⑥皮肤粗糙，甚则甲错，颜色黯黑或出现瘀点、瘀斑，或面颈部出现红丝赤缕或掌色暗红，或唇甲紫绀；⑦大便色黑而润，或如柏油样；⑧出血}③精神方面出现健忘，发狂等证，。血在下如狂，血在上善忘」，⑩月经不调，经色紫黑有块或痛经。

舌脉脉象沉细弦涩或结代；唇舌暗红或发紫，甚或紫蓝，或有瘀点、瘀斑，舌下脉络粗大，曲张色暗。以上诸症，最重视舌象的变化。因气血的微小变化从舌质上反映最早。对于本法我主要用于如下病症；④外伤后遗症。．早期采取活血化瘀法。我吸收了伤科治疗跌打损伤经验，受七厘散、紫金锭、回生第一丹等方启发，自拟「脑震荡后遗症方」，药用苏木、刘寄奴、鬼箭羽、土氅虫、菖蒲、猪莶草、鸡血藤、泽兰、，赤芍、川芎。②痛证。唐容川说：「凡是疼痛皆瘀血凝滞之故也。」举凡痹证、心腹疼痛、胃脘痛、头痛等都是不同部位的气血凝滞，故常以活血化瘀法冶之。但应注意所在脏腑及夹杂病邪的不同，配合不同方法，选择不同药物。风证。包括内风、外风，主要指肝风内动引起之眩晕。头痛、口眼歪邪，震颤抽搐，甚至突然昏仆等证。风窜经络则可引起麻木瘫痪，半身不遂。无论内风、外风，当先从血脉论治。故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外风当兼行血活血，内风则宜养血活血。且内风多兼脏腑阴阳之失调，或夹痰浊为患，应合用它法，方能十全。血证。

指出血和发斑。唐容川说：。凡系离经之血，与养莱周身之血已睽绝而不合……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故凡血证总以祛瘀为要。」我在治疗各种血证，如白血病、再障、血小板减少症等，并非一味补血止血，而且据证配合活血化瘀之法，选用作用较轻的活血化瘀药或祛瘀止血之品，如丹皮、赤芍、生蒲黄、茜草、三七等。⑤久病。必然会出现由气及血、由经入络的病理机转，引起血行瘀滞。叶天士在其医案中多次论道：「经几年宿病，病必在络。」周学海亦弓l叶氏之说认为；「凡大寒大热病后，脉络之中必有推荡不尽之瘀血。」许多慢性病后期多有血瘀的病理变化。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之大黄蜜虫丸证，出现「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之干血痨症，即是五脏虚劳，引起经络营卫气伤而致的瘀血现象。这既是许多慢性病出现虚宴夹杂的原因，也是一些虚证补之不当或虚不受补的原因之一。对这类病症我采用补中有消、消补结合或以消为补的治法。如大黄蜜虫丸即是一个「缓中补虚」的良方，常为我用。我认为，活血化瘀法是以通为补的方法，久病虚宴夹杂皆可用之。症瘕积聚，都是气血积滞而成，《灵枢·百病始生》指出：「凝血蕴里而不散，沣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王清任亦说；「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此时，须选用祛瘀力强兼有软坚化积作用的药物，如鳖甲、丹参，王不留行、三棱、莪术等。我还特别喜用虫类药，如虻虫、水蛭、蜜虫、鼠妇等。此类药善走窜入络，通经破瘀之力甚强。这与叶氏主张「通络之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其义相合。⑦妇人病。妇人以血为先天。肝藏血，若肝气郁结，失其谰达则经血不调，或经产之后，血络受损，护调失当，均可引起经带胎产诸病。如经闭、痛经、月经不凋、不孕症，慢性盆腔炎等均可用活血化瘀法，但常需与舒肝理气药合用。选药时，多选用兼有：词经作用之活血化瘀药，如当归、丹皮、赤芍、灵脂、香附、元胡、蒲黄等。

在应用活血化瘀法时，我常注意以下问题：

(一)气血关系。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活血化瘀中佐入行气理气之品，虚证宜加益气之品，冀其推动血液运行。

(二)辨明虚实。血瘀一证，局部观之属实，整体又多兼虚，注意祛瘀不伤正，补虚不留瘀。

(三)分清寒热。予以温经散寒或清热凉血之法，切不可泥于「温则行之」，而一味温热，也不可拘于「遇寒则凝」而忌用寒凉。

(四)明确部位。我临床依瘀血部位不同，分别选用不同方药。。头部常用通窍活血汤或自拟「脑震荡后遗症方」』胸膈以上及两胁用血府逐瘀汤、复元活血汤及旋复花汤等，腹中用膈下逐瘀汤，脐下用少腹逐瘀汤或当归芍药散，半身用补阳还五汤，关节痹痛用身痛逐瘀汤等。

(五)瘀血轻重。一般瘀血不畅，行血活血即可；瘀血内停者，应活血祛瘀，形成症瘕痞块则应用消症破瘀通经之法。

(六)根据病情配合它法。正虚者，扶正祛瘀；出血者，止血祛瘀，兼寒者，散寒祛瘀；夹热者，清热祛麝，有痰者，化痰祛瘀；因湿者，渗利祛瘀，有肿毒者，消肿祛瘀；积块者，软坚祛瘀妇人者，通经祛瘀等。

清热解毒法包括清热和解毒两方面，两者互相渗透密切相关，应从热和毒两方面理解本法。热证，临床观察火热颇多。《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属火属热者占九条，几近一半。故河间有「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凡引起人体上下内外表里脏腑明阳失调，阴虚阳盛者皆可形成火热之证。毒之为病古人多指药毒、食毒及蛊毒等，以后则邪毒并称，有所谓火毒、热毒、湿毒、水毒、血毒、温毒等。今人将癌肿病因称为癌毒，可见毒的概念甚广。我体会，凡邪之甚者，重伤气血或伤及脏腑组织出现红肿、糜烂、溃疡等症，皆可谓毒。毒与火热有关，并非凡毒皆属火热。清热解毒法是指清解热毒而言的。热毒的临证特点：①一般表现。程锺龄将热证特点归纳为「口渴能消水，喜冷饮食，烦躁，溺短赤，便结，脉数。」它如身热，面红目赤，皮肤粘膜发红，头痛头晕等证也常出现。②组织损伤。火邪热毒易灼伤内外脏腑组织，引起局部红肿、糜烂、溃疡或形成哝肿。③血证。迫血妄行，引起各种出血发斑之证。④神志症状。引起心神不安，烦躁不宁，重则热毒入心，邪闭心包引起谵语，或热极生风出现痉厥抽搐之症。⑤舌脉。舌多红绎或暗红，舌苔黄腻，或光剥，或焦黑起刺，或燥裂少津，脉多疾数有力或疾促细数等。

我在临床中清热解毒法只用于三方面：

(一)痈疡。凡出现痈肿疮疡组织损伤之属于阳证者皆用之，仙方活命饮、五昧消毒饮、黄连解毒汤主之。内痈之证，配合活血化瘀排脓之法，如肺痈则以千金苇茎汤合桔梗汤加赤芍、鱼腥草、薏苡仁、赤芍等。慢性发作常合用当归芍药散加减。。

(二)热毒伤及脏腑、气血。应辨其部位，分别采用清气凉血或清脏腑热毒等治法。若热毒在血则凉血解毒，并辨明虚实，调理脏腑阴阳，一般我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因犀角价昂难得，又常以玳瑁或广角代之，称之为「玳瑁地黄沥」，亦有其效。若热毒伤及脏腑经络则应辨明所属，结合生理病理特点立法用药。

(三)癌。癌之名称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宋《卫济宝书》。其发生原因一般认为由于外感邪毒、七情郁结、饮食起居失节引起脏腑气血失调或痰湿瘀毒等积聚而成。我治疗癌症重视清热解毒法。并根据癌肿部位、性质及兼央邪气，以整体观为指导，配合扶正培本、活血化瘀等法综台治疗。如白血病，初期或复发时，正气尚可，而邪毒又甚，表现为幼稚细胞极度增多，全身热毒症候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扶正培本为辅。缓解期则以扶正培本为主，清热解毒为辅，活血化瘀相机而兼用。清热解毒药常用青黛、龙葵、雄黄、墓头同、芦荟、蚤休、『白花蛇舌草、黄药子等。

在应用清热解毒法时，要注意：①热毒的轻重；②颐护脾胃。因清热解毒多苦寒之品，易伤胃气，可佐入健脾和胃之药，对于脾胃虚弱者尤应慎重③正确对待「炎证」。「炎证」虽多属热证，但亦不尽然，而热证也并非皆是「炎证」，切不可一见炎证即清热解毒。反之，某些清热解毒法有消炎抗菌作用，但并非清热解毒仅是消炎抗苗，更不能把清热解毒药物当成抗菌素使用。抗菌消炎和清热解毒是中西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上面列举三法，寓举一反三之意，藉以法中求法，说明只有重视实践，才能对学术问题深入探求。

实际上，临证要圆机活法，因病证变化无穷，治法岂能有限。若死守三法恰似削足适履，亦无异胶柱鼓瑟。程锺龄说：「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各法配合，方能万举万当。不同疾病固然用不同治法，即是同一疾病，亦非能以一法同治。应根据辨证论治原则，针对不同病机，确立不同治法。另一方面，治法虽贵在灵活，然在辨明症侯，确定治法之后，又要执持定见，不可朝秦暮楚，随便易法。灵活与定见，似相反而实相成。不灵活则难以应万病之机，无定见则难以收施治之效。而灵活、定见又都以辨证准确为前提。

(嘏芮奇整理)

梅花香自苦寒来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针灸研究室主任楼百层

【作者简介】楼百层(1913～)，浙江诸暨人。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致力于针灸研究四十余年，兼及内科，尤对针刺补泻手法有所开拓。其针灸经验被输入电子计算器应用于临床。着有《针灸手法》等。

我从事针灸研究已近半个世纪，备尝艰辛，深感如同其它学科一样，欲攀登高峰，决没有乎坦的途径，惟有打好切切实实的基础，孜孜不倦地努力，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能登堂入室。

奋发图强

我生长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中农家庭，父亲节衣缩食，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受人尊敬的医生。作为农家子弟的我，目睹当时乡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也有志于除疾济人，遂于一九三0年秋考入五年制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时值虚龄十八岁。

当时学校设有生理，解剖、医史、卫生、病理、诊断、药物、方剂、伤寒、内科、妇科、幼科、外科、针灸、推拿以及医学通论、图文、书法等课程。前二年为预科，专攻基础理论，后三年为正科，学习晦床诸科。由于反动政府歧视、压制中医，蔑之为「不科学」，加上生理课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病理课中的「阴阳五行」等理论，常使初学者感到飘渺玄虚，难以领会，因此新生入校时每班有六、七十人，但是一，二学期后，自动退学者辄多达半数以上。我秉受严命，来自农村，深知读书不易，故不论能否理解，惟兢兢业业，概予「死背硬记」。除了抓紧晚自修外，并于每日拂晓在暗淡的路灯下苦读。每日中、晚餐后半小时内，又坚持习练《行书备要》。由于勤奋，在以基础理论为主的二年预科期终考试(四个学期)中，我均取得第一名。根据当时校章规定得以免缴学费，这对我这个家境清寒的穷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鼓励。

进入三年级后，就以l临床课程为主。上午授课，下午到「施医局」实习。三年级学生以抄方为主，四，五年级则为学生诊病，老师改方。这些老师由当地名噬轮流担任，亦称学校「实习老师」，由于医务繁忙，放大多不兼讲课，最多上几次「处方实习课」。学生将老师列出的病例按性别、年龄、起病经过、症状、脉象、舌苔抄录在「处方实习簿」上，然后答述理、法、方、药，交老师批阅。我由于基础课程掌握得较扎实，所以在临床课程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三年正科时间里，当时的教务主任徐究仁老师对我的教益和启发颇大。他也来自农村，深知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常勉励我在假期中大胆给病人治疗，在实践中提高本领。但应恪守一条，即无论所治之病熟悉与否，应做到事后翻书，这样不仅容易记牢，不会出事故，且提高也快。于是，我在三年级的寒假期间就开始给人治病，记得当时以《姐批时病论》为主要查阅书籍，疗效亦不错。徐老师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而经常查阅各种书籍，成了我治学的一贯学风。

醉心针灸

在施医局的实习中，目睹针灸老师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不仅对扭伤、疼痛之症常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而且对很多慢性杂病的疗效亦使人惊奇。这引起了我的仰慕，同时又读到了「汤药攻其内，针石攻其外，则病无所逃也」的古训，从而激发了我学习针灸的热情。在进入五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时，我将学习重点移到了针灸上。当时全校仅一名针灸老师，曾广义，陕西人，祖上是太医院的御医。他临诊取穴不多，对针刺手法的运用十分讲究，尤对针感的放射传导能掌握主动，大有华佗那样：「若当针，亦不过一、二处。下针盲，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但是，这位老师的针刺手法不肯轻易传授，仅叫我在棉团上捻针习练指力。对此，我领会是打好基础，因而除在棉球上操练外，并利用走路、说话等时问，以火柴，牙笺等在指上捻运。夭长日久，指头捻动就灵活多了。正好那时承淡禽先生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初版问世，内有经穴部位照片，我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先把全部经穴尺寸歌读熟，然后拿着书本将病人身上所取经穴与照片逐个对照，并把病人的症状、扎针经穴及其深度、针感放射途径、病情转变等全部记录下来。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已大体掌握了他的取穴规律，但曾老师仍不让我在病人身上扎针。记得有一次，一个曲池穴留针病人诉针下感应消失了，而曾老师正在给另一位患者施针，我就仿他的运针手法去捻动了一下，病人即说：「有了，有了l」当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经过这一次尝试，以后凡留针的病人，我就主动去捻运了。此外，我也经常在自己和同学们身上试针，扎得多了，捻起来也就灵活。虽然在施医局内曾老师还不肯完全放手，但在校内老师和同学中如有疼痛等病都主动找我扎针。同时，我也替校外同乡们扎，展转介绍，每天都有我锻炼的机会。到学期即将结束时，曾老师忽然对我很热情，并给我一包针，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留作纪念。你的技术已学得差不多了，我同意你挂『曾广义夫子授』的牌子行医，以后有什么事可找我。」这使我感到十分意外，增强了我学习针灸的信心，而且更感需要勤奋钻研。

兼收并蓄

一九三五年春我在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即行医于故乡诸暨。由于当时医界轻视针灸医生，嗤之为江湖郎中，加上农村经济破产，一般慢性病登门求医者寥若晨星，凡接触者多系时令感症。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以内科为主。我重点研读了《温热经纬》、《温病条辨》、《广温病论》、《叶天士医案》和《伤寒指掌》诸书，其中尤以吴坤安的《伤寒指掌》论述精辟，颇切实用。如内附「察舌辨症法」，即为卓识之撰，对辨证用药确具指导意义。至于《伤寒论》白文，虽在医校毕业时已能背诵，但由于对六经传变之说，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见解不一，使我无所适从而尚难运用于临床。后遇一「气喘汗出，身有微热」的患儿，使我想起了《伤寒论》中的「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石甘汤」的条文，剧l予一剂，次日病情向愈。这使我悟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真正含义，从而对伤寒方的应用也产生了一个飞跃，即不必拘泥于条文中的「一日、二日、七日」及「循经传、越经传」等虚设之词，只要从病证的实际出发，按原文的精神实质，即可灵活地予相应方剂治之。如症现「心中懊侬」(烦热壅于胸中窒塞不通)为主者，概宗栀子鼓汤加减。如呈「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四大症状的，则用白虎汤治之，并牢记「无汗之禁」。凡遇「脉结代(脉律不齐，时有间歇)心动悸」的，就以「炙甘草汤主之」，等等。又如对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的应用，由于三方的组成药物实质相同，惟侧重面各异而已，因此我在临床运用时，抓住以下三条：干噫食臭显著者，用生姜泻心汤，下利较剧，完谷不化者，用甘草泻心汤，其余则概以半夏泻心汤为治。如此由博返约，执筒驭繁，临诊就能屡收良效。

当时，我虽以内科为主，但仍不忘针灸。这是受到了《伤寒论》「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太阳病，初服桂枝沥，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等有关针灸的条文影响。《针灸大成》是我重点学习之书，对其中的各家歌赋，如」百症赋」，「标幽赋」、「金针赋」等尤注意熟读，使临证取穴有据。在自学钻研过程中，我深感「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当时所处乡村，并无针灸同道，故每逢农村集市遇有扎针卖膏药的场合，我都要围着看个究竟，留心他们的针刺操作。记得有一次目睹针刺「睛明穴」，其深度竟达一寸以上，使我大为震惊。考古代文献记载仅针一、二分深度，在医校时，曾老师亦只针此深度。深达一寸以上者却从未见过。为此，我主动与他们结交。时间长了，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朴实有用的知识，而这在文献上却是无法得到的。如对一些穴位，历代医籍虽记有「禁针」、「禁灸」，却互有出入，常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但在民间医者眼里看得很简单，如认为「背薄如纸」，故凡取用背部穴位须沿皮斜刺，不能直刺，又谓「避开筋脉，就是穴道」，筋脉系指肌腱血管等。虽然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当时对我的启发颇大，对睛明穴的针刺，至今我仍一直掌握这个深度。

勇于探索

一九四七年夏，我离开了故乡诸壁，迁杭州开业。开始的两年，由于在家乡行医时以内科著称，而杭城离诸暨并不遥远，同乡较多，故就诊者仍以内科为多。至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推广针灸疗法，使我消除了专攻针灸会被人视作江湖郎中的顾虑，同时登门求针者亦日益增多，于是我将全部精力倾注到我一直热衷的针灸学科上。当时我的诊所设在杭州最有名望的「广济医院」(现浙江医太附属二院)对面，可谓是「饭店门口摆粥摊」，凡经该医院治疗未能获效或不愿手术治疗的患者，常会抱着一线希望来我处试行针灸治疗。那是业务渐趋繁忙的时期，也是我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时期。在针灸医疗实践的反复磨砺中，一些原建议手术摘除的甲状腺腺瘤患者，经针治后腺瘤缩小获愈，一些医院难奏速效的腰腿扭伤患者，经针灸治疗后常能奏「抬进来，走出去」之效。于是病人与日猛增，户限为穿，病种也日趋扩大。

随着针灸业务的开展，省、市卫生厅、局及医院相继聘我为「省立杭州疗养院」、「中心门诊部」、「浙江医院」、「省立杭州医院」等单位的特约(针灸)医师，还经常邀我会诊。这样我接触的病种就更多了，针灸的治疗范围也扩大到了内科各个系统的疾病。在几。』年的摸索过程中，虽然走过不少弯路，有过失败，但从中也汲取了不少收获，现将自己的体会，择其要者述之，或对后学有所裨益。

(一)熟读歌赋，继承前人经验按症取穴，这是针灸疗法的特点，也是古今针灸家的一贯传统。如「肚腹三里留」。凡肠胃道疾病，如腹痛、腹胀、肠鸣、泄泻等等，都可取用三里穴治疗。这里就涉及到熟读背诵针灸歌赋的基本功问题。各种歌赋，多是前人临床经验的总结，便于记忆，其文流畅，朗朗上口，结构清晰，言筒意肱。如「四总穴」即是筒单易诵的四旬歌诀，其中「面口合谷收」一语，就说明合谷穴常用治疗口腔、颜面部的疾病。即针刺合谷不但常用止牙痛，且对口腔和颜面部的炎性疾患，也有显著效果。故我在治疗面瘫早期伴神经炎症患者时，每加针合谷而收良效。曾有一例齿龈出血患者，长期服用维生素c、K等无效，经我针刺合谷十次后，霍然而愈。此外，曾遇一倒血吸虫繁衍地区的农民，肝肿大至脐旁，一日突然剧痛，延我针治。当时我还是首次见到这种肝脏剧痛病人，遂按《通玄指要赋》中「胁下肋痛者，刺阳陵而即止」和《标幽赋》中「胸满腹痛针内关」等记载，选取右侧阳陵泉与内关穴，进针得气后，痛即缓解，留针十分钟后，完全恢复正常。

在前人针灸歌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体会，自撰了「治疗总穴歌」，作为临证的重点用穴，现录如下，供作参考：

面口合谷收，曲池配穴优；如遇头痛时，风池效可奏。胸胁内关谋，可向外关透。肚腹三里求，上腹中脘搜，下腹加关元，天枢治脐周。腰背委中求，殷门亦可收，陀脊按部加，斜向脊柱透；下腰大肠俞，上腰肾俞揉。上肢取曲池，合谷肩髑施，下肢阳陵泉，环跳绝骨刺，月身节骱病，疼痛取阿是，避开大血管，胸背禁深刺。

(=)重视操作，掌握针刺手法针刺手法，是针球治疗法中的重要环节。熟读各种针灸歌赋，虽可继承前人的临证选穴经验，但在针刺疗法中，常困操作手法的不同，而在同样疾病、同样穴位的情况下，其所得的临床效应也不同。因此不论古今针灸学者，皆非常重视针刺的操作手法。这种手法的目的，古代称为补泻，即「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现代称补泻手法为兴奋与抑制凡是体质机能减退的应予兴奋的方法，体质机能亢进的应予抑制的方法。因此，一般多认为古代所称的针刺补法，即是现代的轻刺激兴奋法}古代的泻法，就是现代的强刺激抑制法。但是二者实际上是否完全符合，却是值得商榷的，下文将淡及这一问题。

1．学习经典，要融会贯通。关于针刺补泻手法的阐述，当推《内经》为最早。如「徐疾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开闺补泻」等，均源于此典。嗣后历代医家在这基础上加以发展，创立了「捻转补驾」、「提插补泻」以及「平补平泻」等补泻手法。由于古代文字深奥，经典所述又多为原则性的理论，若不加阐释，不结合l临床体验，则往往难以学深学透，且易犯理解片面、断简残编之弊。例如「徐疾补泻」法，是以《灵枢·九针十二原》的「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与《小针解》的「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为根据的。起初我亦理解为以进、出针的快慢分别补泻法，然而通过经文的互相印证和临床体验后，看法就深化了。考《九针十二原》中早有「剌之要，气至而有效」的记载，说明要产生针刺效应就必须先得气。这样就不能把徐疾补泻法的操作全程仅仅理解为进出针的快慢。因为将针快刺进穴、慢退出穴，或慢刺进穴、快退出穴，简单地一次即能达到「得气」和「补泻」的效应，显然是难以想象的。为此，对《小针解》这段文字中的「出」、「内」二字，尤其是「出」字的含义当细细玩味、反复推敲。我认为，「出」者应对「内」而言，「出」、「内」二宇联系起来，就是由浅及深、由内而外、互相往来的意思。因此，徐疾补泻的针刺操作全程应理解为：将针进入穴内后，由浅部徐缓地微捻纳入深部，再由深部疾速捻退至浅部，上下往来，以气调为度，这样可导致阳气内交，所以称之为补法，反之，由浅部疾速捻入探部．再由深部徐缓地微捻退至浅部，上下往来，以气词为度，这样可引导阴气出外，所以称之为泻法。嫩灵枢官能》中「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及《小针解》的「刺之微在数迟者，徐疾之意也」，就是这个意思。由此推而广之，可认为「呼吸补泻」即是在徐疾补泻基础上，结合患者呼吸时机分补泻的一种方法，而不能机械地把它理解成仅以「呼气时进针，吸气时出针为补吸气时进针，呼气时出针为泻」。至于「开圈补泻」的「出针后于穴位．．卜．速加揉按，促使针孔闭塞，不令经气外泄为补}反之，出针时摇大针孔，不加揉按而令邪气外泄为泻」，是针刺全过程中的后阶段，当与其它补泻手法配合为用，而不能单独使用，故「开圉补泻」实际上不是一种独立的补泻手法，只是徐疾补泻的一／卜组成部分而已。诚如《灵枢·邪客》所谓：「先知虚实，而行徐疾。」《内经》所载针刺补泻法，基本上均以徐疾补泻法为基础，离开了徐疾，也就无从言补泻。

2．博览群书，应互相印证。在学习经典的同时，还应广泛阅读历代名家的著述，互相对照，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以此列彼，互相印证。如对于「迎随补泻」，现今多遵张世贤氏《图注难经》中对《难经·七十二难》的解说，理解成以针尖对经脉的顺逆朝向分补泻，即以针尖迎着经脉来向而刺的是「迎」，为泻法，随着经脉去向而刺的是「随」，为补法。然而考《内经》原著关于「迎随」的阐述有《灵枢·终始》的「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九针十二原》的「往者为逆，来者为顺，明知逆顺，正行无问，迎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又「补日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明·马莳氏解作：即始徐而终疾也)」。若能仔细推敲这几段经文，并结合《小针解》「……迎而夺之者，泻也，追而济之者，补也』的论述，则不难看出：「迎」指泻法，「随」指补法，「迎随」实乃补泻手法的统称。故马莳氏亦谓徐疾补泻为「迎随」。

此外，如陈瑞孙氏的《难经辨疑》认为：「迎者，迎其气之方来而未盛也，以泻之，随者，随其气之方往而未虚也，以补之」；滑寿氏在《难经本义》中谓：「迎随之法，补泻之道也。」高武氏亦同意陈、滑二氏「迎」是泻法，「随」是补法的见解，故他赞同张洁古氏的「呼吸出纳，亦名迎随也」之说。汪机氏在《针灸问对》中除同意陈氏之见外，还批判了以顺逆经分补泻的说法：「迎者迎其气之方来而未盛也，泻之以遏其冲，何尝以逆其经为迎；随者随其气之方往而将虚也，补之以助其行，何尝以顺其经为随。所言若是，其诞妄可知矣，岂可示法于人哉」。

由此看来，张世贤氏的《图注难经》中对《难经·七十二难》的解释是值得商榷的。张氏认为「迎随补泻」是以针尖对经脉顺逆朝向分补泻的一种操作手法，这是不甚妥当的。正如《医学大辞典》对该书所评价的那样；「……其注亦循文敷衍，未造深微。」

(三)研究手法，提高针刺疗效如上所述，在针刺的临床实践中，常困操作手法的不同，而致取效每有佳逊之差异。现今针灸界对针刺补泻手法中的「提插补泻」、「捻转补泻」、「平补平泻」以及「烧山火」、「透天凉」等复式手法均较常用。对于这些针刺操作手法，我是这样理解与运用的；

1．提插补泻。按照机体的内外，深浅分阴阳，即以外部的皮肤为阳，内部的肌肉为阴。《针灸大成》

云：「夫荣卫者，阴阳也。经言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先深而后浅，从内引持而出之，补者先浅而后深，从外推内而入之，乃是因其阴阳内外而进退针耳。」从这段阐述可以看出，调整荣卫内外阴阳之气，即为提插补泻的主要目的。此外，在《问针灸补泻如何》中有：「得气推而内之，是谓补，动而伸之，是谓泻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从阳生于外故入，阴生于内故出。」这更进一步说明了：「提插补泻」中，补法的先浅后深，紧按慢提，其目的是为了把体表的阳气「从外推内而入之」；泻法的先深后浅，紧提慢按，则是为了把体内的阴气「从内引持而出之」。根据这个原理，我在临床取用躯干部脏器体表的穴位时，多用此种操作手法。这不仅符合上述观点，而且运针时不会同捻转补泻手法那样，易使患者产生针下牵引性难忍或疼痛的感应。即使将针误触及脏器时，也不致造成破坏性的实质损伤(如同进行肝穿刺操作不带有捻转动作)。至于补、泻法的具体应用，则应按照中医辨证。凡是属于虚证的，概用提插补法，如用治阳痿病，疗效堪称满意；属于实证的，则用提插泻法，如对便秘症的治疗，虽按中医辨证有虚实之分，但无论属虚、属实，总以通润大便为治则，这就含有泻的意义，故我概用提插泻法，效果亦颇理想。

若结合现代的针下感应强度(刺激量)来分析，则在针刺得气基础上，凡将针重插轻提的(补法),其针下感应就强(但未超过患者的耐受程度)，反之，用轻插重提的(泻法)，针下感应则相对的较轻。这样就不符合现代的轻刺激是古代的补法、强刺激是泻法之说，且对泻便的作用也难以理解。从现代医学观点来分析，便秘的原因(不论属虚属实)，主要是由于大肠运动的减弱，因此只有运用轻刺激的提插泻法以促使肠蠕动增强，方能使大便通行。反之，若施以所谓强刺激即泻法，则会起到肠运动更加抑制的作用。

2．捻转补泻。在历代文献中，方法各殊，繁简不一，众说纷纭，奠衷一是。目前针灸界对捻转补泻的操作「以捻转较重，角度较大者为泻法」，「捻转较轻，角度较小者为补法」。这是根据高武氏在《针灸聚英》中对以捻转方向分补泻提出「捻针左右，已非《素问》意矣，而人身左右不同，谬之甚也」的尖锐批判后，而以高氏建立的「其泻者有『凤凰展翅』，用右手大指食指揲针头，如飞腾之象，一捻一放……其补者有『饿马摇铃』，用右手大指食指撩针头，如饿马无力之状，缓缓前进则长，后退则短」的手法演化而来的。

关于捻转补泻法的应用，古代文献中虽无明确规定，但从《针灸太成》「言荣卫者，是内外之气出入；言经脉者，是上下之气往来，各随所在顺逆而为刺也」的文字来理解，前者是言提插补泻法调和荣卫之气的内外出入，而后者是指捻转补泻法调和经脉之气的上下往来。也就是说，捻转补弼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通凋经脉气阻。据此，我在临床上对于运动系统的疾病，在取用四肢部位的穴位时，多用捻转补泻手法为治。凡经辨证属邪盛有余而呈疼痛或痉挛的，概用泻法}反之，属正虚不足而现麻术或痿软的，概用补法。

临床疗效表明，以上病症施行捻转补泻法较提插补泻者为佳。再就针刺感应强度来看，本法虽然符合「轻刺激为兴奋法，即古代的补法}强刺激称抑制法，即古代的泻法」之说。但从其适应范围来说，本法似以运动系疾病较为适宜，不同于兴奋、抑制法那样不分系统地适用，此系立法观点不同所致。由此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古代补泻法的内容，并不能仅以「刺激量」来理解、阐述或包括。这也是有待予今后进一步探讨研究的课题之一。

3．平补平泻。现今应用的平补平泻法，是以强调手法运用中的一个「平」字命名的。它与《神应经》及(《针灸大成·问刺有大小净中所说的「阻同一穴位，既施有补法，又施有泻法」而名的平补平泻法的操作方法完全不同。它立法于《灵枢·五乱》中「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乱气之相逆也」的记载，仅以不快不慢，均匀地提插捻针，为其具体操作手法。虽然这种「徐入徐出」(不快不慢均匀提插捻针)的导气法，并不像其它补泻法那样有一定的操作形式(如针刺的浅深、捻动的快慢、幅度的大小、指力的轻重等)，但对诱导邪气外出，导引正气恢复，同样有泻邪补正的作用，都是以保护精气为最终目的，这种治法叫作「同精」。由于这种操作手法强调徐入徐出的提插捻针，为针对「乱气之相逆」，亦即一时性的气血紊乱而呈现的虚实不太显著或虚实兼有的病证而设，所以目前针灸界就将这种导气法称为「平补平泻」。

从针刺感应强度来衡量这种以导气法为立法依据的「平补平泻」手法，其针下感应则最多只能达到中等度的刺激量，当属于兴奋法的范畴。若以兴奋法就是古代的补法，抑制法就是古代的泻法的观点来联系对照，那么，这种平补平泻的操作，只能起到平补的作用，而没有平泻的作用。

4．烧山火与透天凉的补泻法。以针刺时针下有无热感或冷感作为手法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志，它由上述提插补羁法的基础上发展繁复起来。其针刺感应强度，在使用补法时，烧山火显比提插法强，施行泻法时则二者基本相同。这样又与轻刺激兴奋法补法，强刺激抑制法泻法之说，适得其反。关于临床应用，亦与其它补泻法一样，阻经络学说为依据，结合症候的寒热辨型，并在手法上掌握针下热补寒泻的原则。

至于适应病症，《金针赋》中有「烧…火，治顽麻冷痹……除寒之有准」，「透天凉，治肌热骨蒸……退热之可凭」的记载。因冷痹是寒气之胜所致，故当片{烧山火手法以「温阳祛寒」，此又以《素问·痹论、)「寒气胜者为痛痹」、《灵枢·寿夭刚柔》「刺寒痹者内热」等为依据。透天凉所治的肌热骨蒸，则由虚火燔灼，骨髓内热所致，多见于一些虚损病人。故循「寒热正冶」的原则，用透天凉泻法以退虚热。现代的兴奋、抑制的针感不仅与烧l火、透天凉无法雷同，且不能达到针下的热感与冷感。

结语

回顾个人四十余年的治学经历，既有教训，也有经验。不经冰霜苦，难得透骨香。祖国医学渊源悠久，历代医籍浩如烟海，若要提高业务水平，非得下苦功不可。在求知的征途上，切不可浅尝辄止，亦不可略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而停顿不前。我虽年迈，尚不敢自怠，愿与后学诸秀共勉。

(楼星煌施明仙整理)

学医在勤奋临证贵辨析

中医研究院第二临床医学研究所副主任医师路志正

[作者简介]路志正(1920～)，河北省藁城县人。从事中医工作四十余年。解放后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为开展中医学术、推广针灸疗法和中西医学术交流等，做了不少努力。曾任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广安门医院内科学术研究室副主任。精通中医典籍，对脾入的研究。擅中医内干辛，兼通针灸等，在临床上有较高造诣。曾参加编写《中医临床资料汇编》(1955年)、《中国针灸学概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等。

我从事中医工作虽已四十余年，自愧才疏学浅，滥竽医林，无何贡献。但回顾过去的学习，鸡声灯影，备具甘苦，寸积铢累，亦有心得。敞特录出，或可用征得失。

幼承家学积于跬步

家伯路益修为吾乡名医，父亦粗通医道。家境的熏陶，使我幼年即酷爱医学。弱龄之时，父亲即日授《千家诗》、《医学三字经》等。六岁入学，业余时间更嘱我诵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入门书籍。后考入高小，因经济拮据而辍学，随从家伯学医，兼读四子之书。但古文枯涩难懂，有时不免畏难。偶或偷空玩耍，家伯即以《苟子·劝学篇》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教我。

伯父教我诵读中医典籍的方法是：先是低吟，即自念自听，吟读数十遍或百遍之数，有若流水行云，出口成诵，形成自然记忆。他反对高声朗读或强记在心，否则忘却亦快。低吟之后，要逐渐放慢速度，边读边体会文中涵义，所谓「涵昧吟诵」，务求弄懂原文。孔于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逐渐使我认识到背诵和理解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许多名篇大作及中医经典都是这时诵读的，至今不少原文仍能朗然成诵，深感得力于当年窗下功夫。而且，习惯成自然。晨问如不读书，则怅然如有所失。朗朗上口，乐在其中。今虽六秩，其趣不减。

熟读经典医文并重

一九三四年伯父创办医校，我正式学医。时值山西盐城名医孟正已先生游学河北，在无极一带医名甚噪。伯父与之交往极密，命我拜其为师。孟师经验丰富，于医理造诣尤深，治学严谨，教授有方。主张学习要从难入手，首先学好经典，然后旁通诸家，方能取到高屋建瓴之效。指定书目主要是《素问》、《灵枢经》、《图注难经脉诀》、《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备要》等。由于伯父深知中医古籍文义深奥，有些字多音多义，古体假借情况甚多，且无断句，学习经典首先要过好文字关。若无坚实的古文基础，则难以登堂入室。特聘清末秀才陈宣泽先生教授c《易经》和《古文观止》等。医文并重，不仅提高了文学素养，而且加深了对经文的理解和记忆。如学习《易经》了解了阴阳变化、消长盈虚的规律，从而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中医的阴阳学说。古人有「易于医通」之说，即是指此。

《内经》乃中医理论之渊薮。王冰称其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但其言简意博，理奥趣深，学习时要结合诸家，多方考虑，择善而从。其难解之处，尤要结合临床，不可贸然否定或擅做改动。记得初读《素问·生气通天论》时，对「因于暑、汗，烦则喘渴，静则多言，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一段经文颇为费解。窃思既有「汗」出，何以叉云「汗出而散」，遍查各注，奠衷一是。丹溪翁更将暑改为「寒」，以明其可汗之理。后读东垣及温病各家论述，并验之临床，始感丹溪之改值得商榷。盖暑证汗出，既{壬邪热蒸迫津液外泄之象，又是邪热得以外解之途，；}表虚亡阳之汗可比。故初起需「汗出而散」，绝对不可以止汗。后世以新加香薷饮治暑温初起无汗，白虎汤加减治暑温壮热烦渴、汗出之证，无不取辛散退热之意，所谓「暑当与汗俱出，勿止」之谓也。可见，一个问题需反复思考，多方查证，并结合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再如切脉，《内经》有「三部九候」之论，日于种种原因，后世发展为「独取寸口」，但实践之中常感不够。如大面积烧伤及某些血管病患者，寸口无法切按或无脉，则不仅需「三部九候」进行诊脉，甚至凡体表末被灼伤部位，一切可触到之动脉，皆可切按。如脐间动气，十二经脉等常可弥补独取寸口之不足。对于危难重症欲知其预后吉凶，还须以下部三候(足厥阴、足少阴、足太阴)中诊视，即古人谓之枝叶虽萎，而树根犹荣也。

在诵读原文的同时，要选择一些注本进行阅读，以加深对原文的理解。且许多注家有精辟的论述和极有见地的发挥。为此，家伯和孟师耍我在读书时，除先读序言、凡例以了解其写作动机、过程及大致内容外，还要重视注文的学习。如王冰在注《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时，提出了「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治疗原则，对临证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张景岳在「阴阳者，天地之遭也」下注有「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的精辟论述，若不细读，焉能得知l对于其它典籍的小注眉批，亦应细读，不可草草放过。如汪昂《增补本草备要》，其注文博采各家所长，弓l证广泛，立论公允，文字简练，要言不繁，不仅了解许多医家之用药特点和经验，学到不少有效方剂，且可节省大量时间，真是一举多得。如黄柏治口疮下小注云：「治口疮用凉药不效者，乃中气不足，虚火上炎，宜用反佐之法，参、术、甘草补土之虚，干姜散火之标，甚加附子，或噙官桂，以引火归元。」寥寥数语，而理法方药井然一贯，从中可以得到反治经验。一其次，一些有效的单方验方常以小故事体裁记述下来，既引人入胜，叉易于记忆。如枳壳条下，方士进瘦胎饮；．蛤粉条下，宋徽宗宠姬病痰嗽，面肿不寐，李防御洽之不效，向走方郎中求得黛蛤散。它如肺损用白芨末，产风血运用华佗愈风散(荆芥穗)，阳明头目昏痛甩都梁丸(白芷)，胃气痛甩良附丸等等，至今仍为医家所习用。

上下不通之「关格」证及二便不通之证，病势急追，医者甚感束手。我在翻闵《本草纲目》时，观四十一卷「蜣螂」(又名铁甲将军、推车客)条下，云其「治大小便不通」(大便不通用上截，小便不通用下截，二便不通全用)；「蝼蛄」有「利大小便」之效，用治「十种水病」，「大腹水病」，「小便不通大使闭」之证(用时取下体)。临证用于二便不道之证，果然有效。一妇因针刺后感染，二便不通，腹胀难忍，不可触摸，需支架护其腹部，饮食难进，极度虚弱，因处以铁将军、蝼蛄、人参、附予等攻补兼施之剂。药后二便通利，所下结粪如羊矢状，大量尿液亦浸泡其身，遂得痊愈。可见无论正文、注史，皆是前人经验总结，都应仔细钻研，、验之临床，方能有所收获。

「眉批」亦是评注者在熟读精思、深明个中三昧后，以最简练的语言在原文上方，提出的个人评价或见解，多是最关键、最吃紧处。使读者从疑似之间得到正确的理解，具有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之妙，亦值得认真阅读。

勤于实践善于总结

随师侍诊是临床实践的第一步。我初见病人时，茫然不知所措，但边抄方、边体会老师诊病时的一言一行。侍诊日久，则对老师辨证思路及治疗特点有所认识，并逐渐能够独立思考。许多病症不经过实践是难以认识和掌握的。如亡阴亡阳之重证，若不当机立断，危在顷刻。而只有书本知识，不经过临床体验不敢决断和处理。随伯父侍诊时，曾冶一赵姓患者，证见头身汗出如雨，四条毛巾擦拭不迭，心慌气促，四末厥逆，脉细如丝，伯父诊为大汗亡阳之证，遂投太剂参附，随煎随饮，三小时后汗收厥回而苏。使我对大汗亡阳留下深刻印象。类似病例在我侍诊时见到很多，对以后临证中抢救亡阳亡阴重证教益很大。

一九三九年之后，我独立应诊。凡日间疑似难辨、立法处方无把握者，则于晚问研读有关书籍，即是古人「白天看病，晚上读书」的方法。尤其是阅读一些医案，如喻嘉言《寓意草》、联章楠治案》、《柳选四家医案》、《晦证指南医案》等，以提高辨证分析能力，从前人验案中得到启发。前贤谓读书不若读案，确有一定道理。

在实践中应不断总结，循序渐进，逐步掌握一般疾病发展、转化、预后及诊治的基本规律。如「消渴」一证，有上、中、下三消之说，前人论之甚详。积多年临证观察，我常以脏腑经络辨证，认为本病发于中，起于胃，次及于肺，终归于肾。初因脾胃失和，而致胃热伤津}继则子病累母，胃热上蒸，灼伤肺阴，终则下传于肾，真阴受损，阴损及阳，气化不行，而渐由阴虚阳亢，导致阴阳俱衰。故初则宜白虎、增液清其胃脾燥热。其腑实者亦可以调胃承气釜底抽薪治其标，再用清胃养阴治其本；在肺则以生脉散、白虎剂清胃润肺；入肾则先用生脉散，地黄汤，大补阴丸滋其阴，阳衰者则宜肾气丸益火之源，助其气化。以此辨治，较为简明。但应注意，消渴虽以阴虚燥热为特点，治以养阴清燥为常法。但「火与元气不两立』，「壮火食气」，叉以正气不足为其本，故用药不可过于寒凉，尤应忌用苦寒，而始终要注意益气扶正，助其气化。如黄芪、太子参等，常宜相机选用。

此外，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更要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一九四二年，乡中陈某患温病逾月，屡治不效，延请往视。至时家人正焚香拜佛，祈祷神灵。患者年方十七，观其僵卧于炕，两目直视不眩，面色晦滞，昏睡不醒。观其舌，质暗而紫，苔黄厚而干。切其脉如转索，左右弹指。扪鼻察息，呼吸虽慢而尚匀，吐气虽微而仍温，四肢逆冷。索观前医处方数十张，多宗白虎加减，而方中石膏用量颇重，初用二两，渐增至半斤，且皆锻用。面对此等危症，一时难于决断。沉思良久，悟出此系石膏用之不当。石膏锻用，失却解肌之效，而成寒凝之弊，遂致邪热内伏不得外达，犯了「汗不出者，不可与也」之戒。欲解其凝，必以温通。虽热伏于内，但元气已衰，遂以参附汤化裁，以人参、淡附片、紫油棒各1．5克，煎水频服，观其动静。翌晨，家人喜来相告，药后至夜半时，病者眼启能言，少思饮食，四肢转温而能圃伸。我因忙于诊务，以为既已见效，可守方不变，嘱其继进两剂。孰知三日后家属张惶来告，言服完两剂后，骤然烦躁不安，赤身裸体，言语不休，行动狂妄，如有种凭。我急往诊视，果如所述。见其面色红赤，舌质红绎，苔黄燥而有芒刺。询其大便数日未行，口渴思饮，手足溅然汗出，其脉沉实有力，纯系一派阳明府实之候。遂用增液承气化裁，以滋阴润燥，荡涤腑实。药后当晚下燥屎二十余枚，二日后热退身清。事后，我自责临证草率从事，致生变端。本例初用温通回阳之桂附，原为救急扶正之图，既已奏效，则当更议他法，然未详察，以为得效而觉原方药少量小力薄，可再继进。致使燥烈之性激发伏热，二火交炽，亢盛莫制，遂成阳明府实之证。误治之失，甚为内疚。深感医者责任重大，且医理精深，必须详究。倘稍有疏忽，则祸不旋踵。孙真人谓「胆欲大而心欲细，行欲方而智欲圆」，诚为至理名言，应为医者之座右铭。

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中医著述，汗牛充栋。如徒执一家之言，则很难窥其全貌，得其精髓，临证用之，亦甚感不足。故在学习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我开始浏览各大名家著作，受益非浅。在《内经》「人以胃气为本」思想的指导下，我临证无论内伤、外感，均重视调养后天之本。治法则多取仲景、东垣、叶桂诸家之长。张仲景「保胃气、存沣液」的思想贯穿《伤寒论》之始终；而东垣所立升阳益胃、补中益气、升阳泻火等法补前贤之未备，为凋理脾胃之圭臬。然立法处方却详于脾而略于胃；至叶氏「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又补东垣之不足。所列甘平、甘凉濡养胃阴之法，实开后世之先河。合诸家之长，调理脾胃，重在升降，顾其润燥，常以羌、防、升、柴、荷叶、荷梗、葛根合健脾益气之品以升脾阳，而用杏仁，把叶、竹茹、苏子、苏梗合清养胃阴之味以降胃气。藿香有芳香化湿，悦脾和胃，升清降浊之功，亦常选用，并酌加少量大黄，冀其府气一通，胃气自降。若脾阳不足，又兼胃阴亦虚，则既不可过于温燥，复劫胃液，亦不可过于凉润，重伤脾阳。如「萎缩性胃炎」一病，临床辨之，多属气阴两虚，或挟湿邪为患。往往因胃阴不足，滓不化气，渐及脾胃阳气受损，脾虚不运，又兼湿困，而致阴阳俱伤，形成虚实夹杂之证。其治虽宜益气养阴，但益气需补而不壅，养阴宜滋而不腻，化湿当利肺气，运脾醒脾，行而不燥。常以甘寒而不宜苦寒。养阴常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升阳健脾多用葛根、荷梗、太子参、山药、茯苓、白朮、翩豆等}理气多选用玉蝴蝶、绿萼梅、梭罗子，而不用广术香、沉香等辛温香燥之品，以防耗气伤阴。如胃酸缺乏者，则以甘寒与酸寒生津之麦冬、玉竹、甘草、自芍、乌梅等，共凑酸甘化阴之效。挟湿者，可酌加藿梗、半夏、杏仁以化湿醒脾，开胃利肺，但不可久用。若病久则虑其入络，常加入玫瑰花、代代花、丹参等活血通络之品，临证阻此治之，多有效验。

胆结石症，近来多以大剂清利，甚或「总攻」治之，施于肝胆湿热者，收效恒多。而用于体质素亏，脾胃虚弱，排石无力者，则非攻下所宜。故仲景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教，岂能忽之。而纯事清下，不予辨析，致苦寒伤胃者有之，下伤肝脾者有之。因之，我对于此类病症，多以健脾和胃合清利湿热法同用，寓攻于补，攻补结合。如曾治一胆总管树皮状结石患者王某，经中西医会诊皆以为胆管阻塞，胆囊膨胀到鸡蛋大，毫无收缩能力，结石排出不易，必须手术。但患者年逾花甲，不愿手术，根据其体质虚弱等病情，而用香砂六君、补中益气等健脾益气，佐以清利肝胆湿热之品，治疗三月，竟将结石排出而收功。

再如「石淋」一证，今人亦多主湿热之说。认为湿热蕴蒸，煎熬滓液而成，故主以清利湿热为治。殊不知水为阴，寒则凝，若与尿中杂质相合亦可导致石淋，则非温通不可。若徒以清利投之，犹如霜上加冰，难以奏功。故不惟「八P、「石苇」可消石淋，他如‥肾气」、「真武」、「黄芪建中」亦可选,,务以识证为先。前贤刘宗厚有言；「淋闭有寒热之殊」，罗知悌亦有「主寒」之论。若不正通各家，执一而论，焉能十全。

提高疗效针药并行

医以解除患者疾苦为事。医针虽小，然收效神速，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故古人有「一针二灸三服药」之说。观《内经》之治，多以针为法，《灵枢》八十一篇，古有「针经」之称。故针灸乃中医学重要内容之一，不可低估。我早年即拜王步举先生为师，深研《灵枢》、《甲乙黟、《针灸大成》中重要篇章，熟读其中「百症赋」、「标幽赋」、「马丹阳十二穴歌」和《医宗金鉴·针灸心法》之「经脉循行歌」、「穴位分寸歌」。数十年间，常假此以起顽疴，得益甚多。

然针灸之学，易学而难精。首先明其理论，所谓「业医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有人以为针灸乃一小技，有何理论可言，这是偏见。若其深研《内经》、《甲乙》，则知其高深，不是一蹴可得，非下苦功不可。故针灸之学，不能只以几个穴位着眼，而应从整体观，从脏腑经络学说入手学习，理解脏腑、经络、输穴之间的密切关系。「输穴」决不只是局限的一个点，而有其一定范围。针刺之感应是由点到面，由面到线，方能收到较好效果。除熟记十四经输穴外，应重点掌握好四肢肘膝以下之五输穴等特定穴，同时对经外奇穴亦不可忽视。我从多年实践中曾发现个别奇穴，如「遗精」穴，位于男腹部脐下正中三寸，旁开一寸处，左右各一。主治遗精、早泄、阳痿、明囊冷湿，已收载入郝金凯着《针灸经外奇穴图谱》一书之中。

针刺时，不仅要重视刺手(右手)的作用，而更不可忽视左手(押手)的作用。《难经》谓「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即是强诵了押手的重要性。得气感应，多先从穴下反射到押手上的一瞬间，刺手针下的沉、鬟、酸、麻、胀感随之丽至。对补泻手法，前人有许多宝贵经验，我常将「迎随」、「呼吸」、「提插」、「捻转」等手法融台一起，喜用「烧山火」、「透天凉」两法，分别治疗虚寒性和热性病症。对发热、咽喉肿痛等症，则配合少商等井穴放血一珠，收效更捷。丑口是类中风初起，面红升火，舌强语蹇，神志欠清之际，急使人拦腰抱定，并固定其头部，以园利针点刺手足井、宣穴出血，有减缓头部充血之利，而无加重中风之势。他如面瘫、头痛、脘痛、腹泄等症，内服药物固亦有效，但配方煎药费时，而针灸随时可用，立竿见影。若内科医生兼会针灸，则如虎添翼，不仅见效快，疗程短，且易巩固。一九三八年夏，一妇傍晚来诊，适师外出，余见其面色淡黄，目台口噤，龄齿寒战，四肢搐搦，脉弦而紧，询其夫，始知数日前避暑热，院外就寝，夜半暴雨骤至，突然惊醒，急忙回屋，不慎左额部碰于门框之上，致局部紫黑血肿，时而隐痛，未予重视，不意今日上午全身恶寒拘急不适，午后病势加重云云，详为辨析，显系破伤风之候，伤势不重，病尚轻浅。根据老师治法，先针风池、风府、百会、合谷、阳陵以驱风止痉，开关通窍；后以华佗愈风散合玉真散加碱投之，嘱以黄酒一两为引，取微汗为度。药后竞至霍然。对老师经验不仅大为叹服，且更体会到针药并投之神效。

应该注意的是，用针同用药一样，须根据辨证论治原则，先辨证，次立法，处方后再为下针，而且要详记医案，不可孟浪从事，否则不仅疗效不高，且易发生事故。一九五二年我曾遇一起因记载医案不详而发生折针的医疗事故。为此，在《北京中医》发表过一篇「谈谈针灸处方，避免医疗事故」的短文。希望引起针灸同道的重视。

师古不泥有所创新

我初入医林，家伯及孟师即常以扁鹊撮《内经》之要为《八十一难》，仲景承「热论」而述「伤寒》，金元四大家宗歧黄之学而各树一帜教我。不仅要效法古人，更要善于思考，有所创见。

六淫致病，各家皆有所论，但风、寒、火，热之邪向为人所重视，而对湿邪则论述较少，丹溪虽有「六气之中，湿热为重，十常八九」之说，但亦详于热而略于湿。叶天士明确指出：「吾吴湿邪害人最广。」因为江南水乡，沟渠纵横，天热下逼，地湿蒸腾，人处其中，易得湿病，诚乃真知灼见，因对治湿之法，大有发挥。但有人认为，北方干燥，刚劲多风，则湿邪不甚。余日不然。积多年临床体会，湿邪伤人有天、地、人之不同，有内外之别，邪正之争。夫天暑下逼，氤氲蒸腾，或受雾露雨淋，是天之湿也，久居卑湿之地，江河湖海之滨，或水中作业，是地之湿也若暴饮无度，恣食生冷，或素嗜浓茶，或饥饱失常，肥甘厚昧，皆人之湿也。天地之湿伤人，诚为外湿；而人伤饮食，则多为内湿。湿邪伤人，无论内外，最易困遏脾阳，令脾阳不振，失其运化，所谓「湿困脾土」是也。而脾虚不运，轻则停而生湿，甚则聚而成饮，凝而成痰，积而成水。外溢则为肤肿、疮痒、湿疹；上泛则见头重如裹，咳逆眩晕}停于中则脘痞纳呆，胸闷呕恶下注则为泄泻、白浊、带下等症。凡此之类，皆属湿证，所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随其所在而表现不同。除一般特点外，临证尤应注意其舌脉。舌体多胖大，质呈暗淡或暗紫，苔多粘腻滑润，脉多濡缓细涩。

治湿之法，古人多有论述。除根据上、中、下部位之异，脏腑寒热之殊，采取不同治法外。临证时尤应注意通、化、渗三法。「通」乃温通或流通之意。因湿性重浊，最易阻遏气机，故宜杏、惹、橘、桔等调理宣通三焦气机之品，更重在调理脾胃之升降。「化」则应注意湿邪之转化。温化寒湿时忌用大辛大热，以免过燥伤阴而化热清化湿热则忌大苦大寒，以防湿邪凝滞或过伤脾阳而寒化。「渗」指以淡渗或苦渗之品引湿下行，所谓「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当然，治湿还应和健脾、温肺、益肾合用，方为治本之图。

冠心病，医家多以通阳宣痹之栝蒌薤白剂取效，或从气血瘀阻以活血化瘀收功。我治一冠心病，房室传导阻滞患者，前医曾选用宣痹通阳，益气养血、活血化瘀之剂及扩冠等西药而效不显。观其胸闷脘痞、恶心欲吐、口粘、口干不喜饮、头晕目眩、舌胖嫩、脉濡缓等见证，显系湿浊中阻，郁遏心阳所致。遂以运脾祛湿，芳香化浊法，药用藿苏梗、清半夏、云茯苓、杏仁、菖蒲、郁金、路路通等而得愈。

「便秘」一证，常用下法，或攻下，或润下，或温下，或用导法，或攻补兼施，务令其下。一妇二十二岁，患便秘五年，靠双酷酚汀排便，先是2片，后加到22片始得一便。经某院住院检查，诊为「功能性巨结肠症」，虽经中西药物治疗，未见显效，拟动手术。患者畏惧，前来就诊。证见腹胀溲少，纳差乏力，少饮水浆则全身肿胀难忍，苔薄白而干，脉濡而弱。辨其为湿邪壅盛，阻于大肠，影响三焦气机通畅。治宜温化湿浊，宣通气机为法。仿吴鞠通宣清导浊法意，用茯苓、杏仁、藿苏梗、晚蚕砂、川朴，皂角子、炒莱菔子等药仅十剂，竟收全功。

「发作性睡病」，中医称「多寐」、「嗜卧」。究其因，有胆热好眠者，有气血虚弱者，有髓海不足者，但仍以湿邪困脾者为多。而湿困脾土又有湿重和脾虚之辨。湿重者，体多肥胖或久居卑湿之地，或素有荣癖，或暴饮无度而致水湿停渍，困遏脾阳，证以肢体酸困、沉倦无力、胸脘痞闷为主，苔多白腻，脉来濡缓。，治宜芳香化浊、燥湿健脾，方用藿朴夏苓汤加减；脾虚者证以肢体倦怠、脘腹胀满、食入则昏昏欲睡为主，苔白质淡，脉多沉弱。治宜健脾益气，以醒脾困，方用六君子汤加砂仁等治之。余甩此法，曾治愈多例病者。

「脑震荡后遗症」，近人多以活血化寮入手，这仅是治法之一。殊不知脑为清灵之府，跌仆惊恐，最易引起气机逆乱，而变生痰湿。痰湿扰乱清空，则头痛、头晕，麻木、恶心呕吐，诸证丛生。我治疗此类病证，除一般常用之平肝熄风、镇静安神、活血化瘀法之外，尚多从痰湿考虑，以迥盘近也裁，亦每多效验。

我举以上数例，说明湿邪为害，伤人甚广，不独南方多见，北方亦未可忽视。为医之道，不可拘泥，圈步自封，要在根据情况，灵活变通。需知法有常变，知常不知变，则难中病情，只有知常达变，方能恰中契机，才是圆机活法。

许多疾病，古人未能述及，须在临证中不断探微索隐，有所发挥。如「多寐」一证，虽常见以上几种，但亦未可概论。尝在门诊治一「发作性睡病」，以其有鼻塞胸闷、痰多粘白、气短浮肿等见证，辨为肺气失宣，鼻窍不利所致，竟以疏风宣肺、请气化痰法得效。

药用苍耳子、白芷、枯梗、前胡、法夏、陈皮、黄芩、牛蒡子、竹茹、黛蛤散、六一散、芦根等五十余剂而治愈。说明肺窍不年亦可弓起嗜眠，岂可尽归于脾湿、胆热哉f我们临证之际，切不可以固定证型套病者，对号入座。若此，无异作茧自缚。

勿囿西医病名总以辨证为要

建国以来，由于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多数中医同道参加了国家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西医接触频繁。但在中西学术尚未沟通之前，除应注意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外，在临证会诊之际，仍应根据中医理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方能获效。切忌囿于西医病名，限制中医的辨证思路，使无所措手足}或按西医诊断投药，进退无据。须知祖国医学在其漫长的发展长河中，对疾病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病名。早在《内经》中就有「风」、「痹」、「痿」，「疟」、「血枯」、「鼓胀」、「消」，「瘅」等病名。迨至《金匮要略》更以病名命篇，为临床识病辨证相结合之规范。后世递相发展，形成一套辨病辨证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徐灵胎曾有「凡病之总者谓之病，而一病必有数证」之论。根据前贤教诲，结合个人体会，我认为辨病是以明病之类，辨证乃可求病之因。以病名为纲，则症候为目，而病因为本，辨病辨证相结合，则纲举而目张矣。实质上，辨证论治四字，即已概括了识病、辨证、求因、施治、理、法、方、药诸方面的问题。而非中医学无有病名，但较之近代，其统一性尚欠完整耳。

尝治一妇，乳中结核累然，乳头时渗清水，两乳发胀，胸胁胀满掣痛，经期尤甚，诊其脉象沉弦，舌苔薄白。西医诊为「乳腺副腺增生症」。一医以其炎症从火，予以清热解毒之剂。药后更觉胸闷不舒，脘痞纳杲，遂转求余治。盖乳头属足厥阴，乳房属足阳明。当其五七之年，阳明脉衰，兼之忧思恚怒，肝失条达，而致盱木侮土，气血痰湿胶结不化，致成「乳癖」之病。其因在于气滞，证属肝脾不和。遵「木郁达之」之旨，予舒肝健脾，解郁通络之治。用醋柴胡、青蒿、橘叶、丹皮、栀子、当归、白朮、薄荷、王不留行、路路通、生草，凡五诊，月余而平。

有些病证，中西医病名不同，然其临证表现有的相似，虽可借鉴，但其认识亦有差异，不可混为一谈。「甲状腺肿大」，虽类似中医之「瘗瘤」，但情况又各不相同。而「甲亢」一证，则与「气瘿」近似，多为本虚标实之候。本虚者，气阴两虚』标实者，胃热肝郁或化火生风。初则宜清肝泄热，佐以养阴清胃，以龙胆泻肝汤、丹栀逍遥散化裁之，或酌投白虎、竹叶石膏汤加减。中期贝4气阴两虚较为明显，以益气养阴之太子参、山药、黄芪、沙参、麦冬、玉竹、白芍、元参、女贞子等为主，佐以夏枯草、黛蛤散、生牡蛎等清肝平肝之品，并酌加小麦、莲肉，以养心阴，敛汗平悸。后期阴虚火旺渐平，而以脾虚痰阻为明显，常以参苓白朮散加减。颈肿和眼突多由肝火挟痰凝滞而成，故应以滋阴潜阳，软坚化痰之鳖甲、夏枯草、生牡蛎、浙贝母、旋复花、黛蛤散等主之，因其并非全系水土缺碘所致，故不宜必用海藻、昆布，海带等味。至于其它甲状腺瘤，则当以活血化瘀、软坚化痰、滋阴潜阳等法治之，海藻、昆布等自在当选之列。曾以此法治愈「甲状腺冷结节」患者，疗效尚称满意。

有些病症，经西医确诊，而中医典籍中虽无记载，但不见得古无此病，尚可从某些类似症状中得到启示。如「新生儿硬皮症」，与中医儿科「五硬」症相似。其病因病机，或为气血两虚，则血行不利，不能荣养肌肤四肢而致；或为土虚木旺，精血不能孺养筋脉肢节。一般来说，前者易治，后者较难。我常以王清任之补阳还五汤益气活血，以治前者，令气行血行，则肢节得养，后者则以健脾益气，祟土制木法，以四君、六君增删而治之。

许多病症，现代医学一时亦诊断不清，或虽有诊断，亦原因不明，或诊断虽明而疗效欠佳。均应根据中医理论，认真钻研，勤求各家学说和经验，亦可从中得到启发。如能不断积累经验，则对丰富中医宝库，不无帮助。曾治一「周期性发热」病者韩某，一九七六年十月开始发热，每月一次，持续3～5天，体温38．5～39．5。c。至一九七九年九月曾先后十次住院，经检查为免疫机能缺陷，虽中西治疗，未能根除，遂求诊于余。见其休瘦面黄，面目无神，手足及鼻尖易出汗，发热日哺为甚，脉祝取无力。诊为元气虚、阴火盛、营卫不足之证。以补中益气汤加首乌、鳖甲、牛膝为治，半月而愈。随访至今，未再复发。

互相勉励共同提高

以上仅就学习和从业的肤浅体会作一简介，我深感医道精深，不可浅尝辄止，而医者责任重大，临证不可不慎。诊病时务要审证求因，以究其本；论治时注意燮理阴阳，以平为期。而治病之遭，贵在因势利导，以疏通气血调理阴阳为要；用药之旨，要在切合病机，制方务求稳妥，用药宜轻灵活泼。古人云；「药贵精，精则专；忌庞杂，杂则无功。」治病不在药多量大，确为经验之谈。当然，对于急症重症，则又非大剂、峻剂不能取效。若能悉心临证，灵活变通，则可精益求精。我虽年已花甲，深感读书不多，经验更少，愿与同道及后学者共勉，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咀求对中医事业作出微薄贡献。

(王鹏宇姚乃礼路喜素整理)

我学习中的几点体会

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副教授蒋洁尘

【作者简介】蒋洁尘(1918～)湖北汉阳县人。从事中医临床孝教学工作四十余年，着有《中医学基础》，并先后在京、汉、穗、鄂等医刊发表论文多篇。现正编写《景岳新方选》、《金匮选注》等论著。

余自幼多病，早有习医之念。予一九三三年春购得陆士谔编着之《医学南针》一套，继而又购读该篇后附记之必读医书；《内》、《难》、《伤寒》、《金匮》等。惟因无师指点，暗中揣摩，未能窥得门径。厥后，得阋恽铁樵之《伤寒论辑义按》及陆渊雷之《伤寒论今释》、《陆氏论医集》，以其浅而易懂，读后对此道渐次有所理解，而更坚定学习中医之信念，乃于翌年考入湖北国医专科学校就读。三年后卒业行医。于执业开始时，一度专攻《伤寒》、《金匮》，醉心「经方」，对宋，元、明、清诸流派的产生，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曾蔑视温病学派，诋诽叶桂、吴瑭喜务轻灵，果子药不能愈大病。后临证渐多，方意识到此乃偏执。所谓「经方」、「时方」，同样来自实践，用之得当，均有良效。在这一阶段，同时又有一偏见，即认为中医优异之处，体现于临床实践，从而只重视临证有效之方药，除惟视仲景为「不二法门」外，相应地不甚留心理论，误认为这样是崇尚质朴，避免了空谈。遣后，受到师友之熏陶，结合临证之体会，乃渐次认识到理、法、方、药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方药脱离了理法的指导，就不成其为方药。撇开了理法专讲方药，名日重视，实际上并不成其为重视。从表面上看，这是重实践轻理论，实际上却是否定了实践和理论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此，余在尔后行医时，得以较好地处理理论学习和临证实践的关系，进而对法的重要作用及其正确运用有所体会。谨提供于此，以作刍荛之献。

「法」，是辨证论治之纽带

中医治病之特点为辨证论治，具体而言，不外理、法、方、药四个方面。所谓辨证或「理」，即是认识疾病，诊断疾病，所谓论治或「法、方、药」，即是解决疾病，治疗疾病。认证清晰，论理精当，诊断确切，是治疗疾病的前提，确定正确的治疗方针，选择恰当的治疗手段，是使疾病得以治愈的保证。因而理、法、方、药实为一密切相关的整体。这四个部分，何者重要，何者次要，看法容有不同，所谓见仁见智。依余浅见，论理正确是治病的前提，殊为重要，但需在辨证基础上，拟定治疗法则，选用适当方，药，方能完成辨证论治之全过程。其中「法」的拟定，既反映诊断，叉指导治疗，起到承上启下之纽带作用，更为重要。辨证论理，正如对敢我双方形势之分析，为制定战略战术之依据，治疗法则乃是根据敌我形势所制定的作战方针，具有战略意义；选方用药则是在战略思想指导下所运用之具体战术。古人谓「用药如用兵」，概括实为允恰。故方，药如离开治疗法则的指导，则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是药物的堆砌而失去方义。临床上正是依靠「法」这条主线，将理、法、方，药串成一有机的整体，而「法」在其中既独立存在，又渗透于理、方、药之中。这同武术家讲究手、眼、身、法、步，异曲同工，即「法」既为一端，又体现于手、眼、身、步之中。故严格讲来，理、法、方、药四端不可平列，其主线和关键是「法」。

中医自汉、唐以降，逐渐发展为各个流派，形成各流派的实质正是治疗法则，即以「法」分派。例如，金元四大家，不正是以「寒凉」、「攻下」、「补土」、「养阴」各派著称吗?降至后世，凡有成就、影响较大之中医名家，无不都是在治法上具有独到之处。如清·王清任擅长活血化瘀，居然以活血化瘀治疗五更泻、霍乱等等。又《医学广笔记》与《陆氏三世医验》均曾提及朱远斋其人。朱氏擅长攻下，有自制「润宇丸」一方，屡以攻下愈重证，深受丁长孺(《医学广笔记》之编者)及陆养愚之赞扬。总之，名家之出名，均表现在治法上有所专长，可漏代有其人，兹不一一列举。

因此，学习中医如不在掌握法则上狠下功夫，决难取得高深造诣。一部《内经》，方、药虽少，理、法独详，特别是有关治法这部分，散见于各篇章之中，扼要精当处，殊不少见，对具体选用方、药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故学习时必须深究《内经》中有关治疗法则之记载，即使是片言只语，也当精思冥悟。《伤寒论》条文共三百九十八条，前人称「伤寒三百九十八法」，提到「法」的高度来看待它，这是对《伤寒论》的推崇。陈藏器的「十剂」、程锺龄的「八法」，都能在《伤寒论》的方药中得到具体说明。

专门搜讨治疗方法的医籍，颇为少见。日本丹波元坚编着的《药治通义》编审精当，持论平正，收集得也很完备，值得参阅。

在「法」之指导下学习方剂(一)学习方剂，须明方义前人日：「方者法也。」意即方剂须体现法则，如方剂无法则作指导，势必形成「有药无方」。前人又日；「方者仿也。」意即方剂是可以仿制的，如只知生搬硬套，呆用成方，必将导致「有方无药」。「有药无方」与「有方无药」，其失相等，都是抽掉了法则的内容。临证拟方、用药，均宜根据病情需要，周不必囿于前人成方，更不得流于药物堆砌，要点在于依「法」选药组方。由是，临床上可以「有法无方(成方)」，万不可「有药无法」。有鉴于此，学习方剂不可限于背诵歌诀，杲记药昧，亦不只是了解其适应症，重要的是要理解其方义。尤怡的《医学读书记》中「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台论」值得一提。论中谓：岵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汤用参、芪、术、草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每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黄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味厚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甘淡助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利滞气，气浮者多热，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热。然六味之有苓、泽，犹补中之有升、柴，补中之有陈皮，犹六昧之有丹皮也。其参、芪、归、术、甘草，犹地黄、菜萸、山药也。法虽不同而理可通也。」文中有分析，有比较，阐述堪称透辟简练，读之深受启迪，实属上乘方解。总之，学习方剂，必须细心精究，深明方义，方可举一反三，逐步提高。

(二)方剂配伍，相辅相成方剂之配伍，在治疗法则上须注意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即所谓相反相成。如气虚宜补，气滞宜行。但治疗气虚，决不可单纯汇集补药；治疗气滞，亦不得一味行气破气。在一定情况下，应是于补或消之中，适当加以「反佐」，即补中有消，消中有补。

补中有消：即补气当佐以行气，如异功散用参、术等益气，配以陈皮即是。惟其如此，方能补而不滞。

消中有补：如四磨用乌药、槟，沉，佐以党参即是。这样才可以破气，防止耗气。

又方剂之配伍，尚须注意动静结合，升降相配，其理亦同。

然而，临床应用时亦非绝对如此，因在治疗法则上尚有「并行」与「独行」问题。《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闾者并行，甚者独行……」张景岳谓；「问者言病之浅，甚者言病之重也；病浅者，可以兼治，故日并行；病甚者，难以杂投，故日独行。」要之，并行或独行，应根据病情之标本缓急而定。如对急重的里实证，不骞徘徊瞻顾，务必纯任攻逐独行，不得杂以他法。因之，不能认为有了四磨，五磨可以弃置，同理，亦不得因已有黄龙汤，就不再需要大承气汤。凡此，都应在法则的指导下决定如何取舍，而法则又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要引用得恰当，切合实际。

(三)「有定法中无定法，无定法中有定法」治疗法则之运用，既具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而灵活性正寓于原则性之中。如针对某一疾病患者，当有一定之治法，但如同时延请十位中医分途诊视，可能提出十张不同处方，方药虽异，如能遍尝，可能均有一定疗效。此可谓无定法。实则中医治病并非漫无标准，不过是在一定治疗法则指导下，使方用药途径多，灵活性大而已，即所谓「有定法中无定法」，可以殊途同归，达到愈病目的。示其灵活性并未脱离原则性，是「无定法中有定法」也。

因此，苟能认识及掌握法则之规律，即使纲领在手，可以执简驭繁，高屋建瓴，得心应手，运用自如。某外国尉作家曾将中国戏剧之表演形式概括为「有规则的自由活动」。看来，中医亦适用此评语。所谓「规则」，乃「自由活动」之前提，愈是「规则」在手，愈能自由活动」，即所谓「熟能生巧」。其所以「有定法中无定法」，终能愈病，正因「无定法_中有定法」之故。

(四)使方而不使千方方剂之具体运用，必须在理、法之指导下进行。「使方」即不失理、法地自由运用与驾驭方剂，否刚将为方剂所左右而「使于方」。

「使于方」为初学者必经过程。「使方」依赖于「使于方」，「使于方」有待发展至「使方」。如何才能相对地完成这个从机械地「使于方」成熟到机动灵活的「使方」的这个过程呢?我有两点体会：

一是「医贵多方」，剧需熟悉前人的各类成方。所谓熟悉，决非死记药昧，重点在于从理、法上加深理解，对每一个病证至少要牢记五个以上的方剂。临床实践，要注意必须「执方」，切忌「凑药」。一般来说，理法方药这四个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医案中有本《谢映庐医案》，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处方用药，善于选用成方」。它在每一则医索的后面，都附有一至两个其所本的成方，而且不偏执经方、时方，对初学者来说，此书允称为最好的医案范本，值得阅读。

二是学习各家方解，要善于比较、分析，从而鉴别高低，择善而从。如玉屏风散的主治，《成方切用》谓：「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易感风寒。」《兰台轨范》则称「治风邪久留而不散者，自汗不止亦宜。」两相比较，《成方切用》不免狭隘、局限，流于一般。

而(《兰台轨范》所谓「治风邪久留不散」似乎抽像，实则是抓住了应用此方的关键，妙在意境广阔，只要是可以风邪久留不散来解释的各类疾病，均可应用，不限于阳虚自汗一症。我多年以来屡以此方加味治疗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慢性荨麻疹、神经性皮炎……均能取得一定的效果。说明徐洄溪注语「治风邪久留不散」，看来空泛而实则全面、准确，比诸他书精当扼要得多。

总之，余临证四十余年，建树甚少，教训良多，今不揣简陋，勉作刍议，不当之处，敬希予以教正。

采百家之长走自己的路

浙江省中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裘笑梅

【作者简介】裘笑梅(1910～)，浙江杭州人。从事中医临床教学治疗及科研工作五十余年，专擅妇科，对经、带、胎、产常见病较有造诣，着有《裘笑梅妇科临床经验选编》等。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人大代表盘职。

我出生在教员家庭，幼时体弱多病。十八岁时，在杭州弘道女中读高中，因常患鼻衄，而不得不辍学，在家休养。父亲略懂医学，远近邻居有小病小痛，常来家索药，亦见有不少贫苦患者，因无资求医买药得不到治疗而悲惨死去。由已及人，深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乃萌学医之念，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这也是父母之夙愿。遂拜杭城著名老中医清华为师。其时老师年已耄耋，仅承教五载，因患中风病逝。从此，我一边承袭清华老师独立在杭州贯桥同益堂药店内「崇德医药局」挂牌坐期，一边继续自学攻读医书。初为儿妇科，嗣后专事妇科。至今五十载歧黄生涯，年逾古稀，可真是「功业来及建，夕阳忽西流」。在祖国医学这个博大精深的海洋里，我只拾得了数片贝壳而已。

熟读精思博学强记

我从师之初，老师先给我四本书：《医学心悟》、《濒湖四言脉诀》、《药性总赋》、《汤头歌诀》。此后，三个月未见老师面。过了三个月，老师才来。我们见面坐定，他便边翻书边考问我。如：「何谓保生四要、医门八法?」我答：「保生宜饮食，慎风寒，惜精神，戒嗔怒；八法为治病之方，即汗、吐、和、下、消、补、清、温是也。」又问：「脉有要诀，治有成方，何在?」继答曰：「脉有浮沉迟数之分，要决于胃、神、根三字。人与天地相参，脉必应乎四时，而四时之中，均以胃气为本，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胃气生则有神。人之有脉，如树之有根也。古人治病，药有君臣．方有奇偶，剂有大小，此即汤头。」幸而在这三个月里，我没有稍事懈怠，老师对我的对答比较满意，说「看来你是有志于学医的。」接着，老师叉要我同他弈棋，弈完说：「治病用药不能没有魄力，从下棋看，你还有点魄力。」这才正式收我为徒。之后老师一再告诫我：「学医要矢志不移，志不强者智不达}读书要精勤不倦，熟读深思义自明。」从师五年中，我日里侍医抄方，夜晚读书做功课。那时，老师除规定读书篇目，须日日坚持诵读外，还按日出若干思考题要我作答，他每天批闯检查，至甚严格。那年代，要学医读书也真不容易，肩上还有一副生活的重担。我迫于家庭贫困，每天下午去小学兼任语文课，以补贴家用和购买书籍。晚上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乎常常挨到午夜以至通宵达旦。那几年，虽是艰苦，却为我步入医林打下了基础。我不但读了许多医学典籍，学到了一些临床经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习医求学问的能力。

读医典，我认为应从(『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入手，然后循序渐进，博览各家著述。习妇科，基础与内科同，然妇人之病多于男子，固有其行经孕产哺育等特殊生理情况，且性情多郁，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疾病，因此在病理和诊断治疗上与一般内科病有殊。此所谓「医之术难，医妇人尤难」。祖国医学中妇科学说，其源甚古，繁茂丰厚，我认为必须下苦功夫熟读的有以下主要典籍：《金匮》妇人病三篇，是专论妇科病的。其中「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讨论了妊娠出血、妊娠腹痛和妊娠水肿等症；「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提出了痉、郁冒、大便难三症和对产后腹痛、发热、呕逆、下痢等症订立了治法}「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研究了热入血室、脏躁、经闭、痛经、捕下、转胞、阴疮、阴吹等症。此三篇中所述的理论和方药，为后世治疗和研究妇科临床疾病的准绳。巢氏《诸病源候论》述妇人杂病二百四十三论，研究诸病之源，九候之要，为第一部病理专书。孙思邈《千金要方》妇人方治六卷，以脏腑寒热虚实概诸般杂症，而为立方遣药的总则。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对妇科病作了系统的总结，认为肝脾损伤是月经病的主要病机。薛立斋《薛氏医案》，重视先天后天，力倡脾胃兼补之说。《傅青主女科》，病立一案，案列一方，条分缕晰，言筒意赅，有独到的经验。《叶天士女科全书》，自调经种子以及保产育婴，靡不一一辨举，条分明晰，虽变症万端而游刃有余，实为女科之宝筏。这些医学著述，有志于学妇科的，要熟读，关键处得一字一字地推敲。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这对学医者尤为重要。平时熟读，把案头之书累积潜藏于心头，临床应用便犹如囊中探物，伸手即得。

旁搜囊括·虚心求教

《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学习祖国医学，钻研经典著作，要依靠老师的教育指点，还需要有虚怀若谷的精神，乐于拜一切有知识的人为师，特别要向有学问的当代医生求教。昔孙思邈，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傅青主「马医下畦，市井细民」，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师。古代医学太师们这种。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优良学风，认真记取，对于学业是大有裨益的。

早年我在同益堂药店坐期间，常常挤时间去店堂观看撮药，学习体察各家名医用药之轻重，君臣佐使的配伍，尤其注意对危症病人的抢救方。有点滴体会，随即录入本内，本名日《勤记免忘录》。同时，向药工请教药材的生熟之分，炮制之别，对不常用的药，宜细辨其气味。一日，见一只带皮的香囊，老药工告我：此便是麝香，其芳香走窜力极强，嗅之会昏晕。我为确切了解其药性，有意用鼻嗅之，果然，立感昏昏然欲倒。由此获得了辨别麝香真伪的经验，并体会到药性过猛之药，用量须慎之又慎，万不可掉以轻心。

我有幸曾与浙江著名老中医叶熙春一起临床。叶老精湛面独到的医术，使我得到许多宝贵的启迪。如治疗虚寒痛经，按常规投入温经汤。此方大多能奏效，但也有无效者。叶老不拘泥于成方，果断而大胆地投以桂枝汤复加肉桂。这是叶老的创见，疗效确较温经汤显著而巩固。我思其重用二桂，意在着力于助阳补益，以逐寒活血，为寒者热之之法。叶老选药组方，匠心独运，用药之专，用量之重，犹如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给我莫大的教益。诚如南齐名医褚澄所言：「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我体会，一个善治之医，应有胆识，善谋略，敢于独抒已见。如有一妇人怀孕七月，持续发商烧，我院内科给作了引产术，热度仍不退。后嘱我会诊。见病妇汗法如注，有阴阳离决之患，命已岌岌可危。此时，我认为患者虚实相挟，必先扶其正，然后祛其邪，正不扶，邪不去。拟急用独参汤救治，处方：别直参6克，服三剂。高烧病妇用参，似乎不适，始有人反对，有人疑惑。后决定先试服一帖。服后果然汗止，热度亦消退，继服二帖，再投以清热之剂，终于转危为安。、敢于疑古勇于创新

继承与发展祖国医学，要师古而不泥古，不囿于一偏之见，不执着于一家之言，在博采百家之长，融会剖析的基础上，善于化裁，敢于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南朱名医陈自明，对妇女患脏躁悲伤，投以大枣汤，「对症施药，一投而愈」。今人之更年期综合征和青春期紧张症，即属脏躁疾患范畴。我在临床中亦袭用甘麦大枣汤，发现有许多病例不能取得满意疗效。为了探求新的途径，我一方面继续研讨古医经典，从理论上寻棍求源。《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说明妇女在十四岁时冲任脉逐渐旺盛，月事以时下，此为初潮行经之际，气血尚不足，肝肾虚亏，阴阳不得平衡，故来月经前后容易出现烦躁不安症状。《素问·士古天真论》叉说：「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说明妇女在四十九岁左右，正是冲任脉功能逐渐衰退的一个过渡时期，机体平衡容易失调。弄清了病理病源，另一方面又综合分析临床病案，发现患者以阴虚肝旺型较为多见。明乎此，我认为应治以平肝安神潜阳滋阴之法。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创拟了「二齿安神汤」(青龙齿、紫贝齿、灵磁石、茯神)，旨在养心神，开心窍，镇惊而守其神。临床与甘麦太枣汤合用，疔效显著。如有一女青年，十九岁，因受刺激喝酒一两而致癫狂，神志不清，乱叫乱骂，甚至乱行烧火。曾在绍兴精神病院治疗，服用氯丙嗪，安定、泰尔登，病情略有好转，出院圃家后服胎盘二只，病又复发如前。继叉入湖州精神病院，电疗四次，仍服氯丙嗪等，药量倍增，住院四月，病情似有好转，出院后仅十天又发病。后经上海精神病院诊断为「月经性精神病」(因发病每在经前七至十天，直到月经干净后四、五天)，予限避孕药控制月经来潮。来我院门诊时，患者语言错乱，哭笑无常，头痛烦躁，神倦乏力，喉中有痰声，两眼定视，两颧潮红，脉弦细，苔薄，质红绛泛紫色。辨证为：阴虚阳亢，神不守舍。遂投以二齿安神汤加当归、川芎、赤芍、泽兰、益母草，服三荆。二诊时，语言较前清晰，神志较安静，能坐片刻，夜寐嚎咙，有痰难以咳出，头痛烦躁忽有忽无，口苦唇干，小溲少黄，少腹胀痛有经来之兆。前方除川芎改用天虫，嘱继服五剂。三诊，经转，色鲜红，量少略有血块，夜寐较安，言语清楚能对答，头痛腹痛均自消失，食欲略馨，嘱停服一切西药，以二齿安神汤加芩、连、淮小麦、炙甘草、红枣，再进十剂。后又续服前方四十五剂，经候如期，色量正常，上症全部消失，并能参加轻劳动。几十年来，我采众长，化古法，已先后总结整理出二齿安神汤等疗效显著之验方二十八首。

如何正确地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创造出我国的新医学，是一个有待于不断实践与探讨的大课题。我仅从临床实践而论，深感西医确有许多长于中医之处，中医学习西医，有利于提高疗效。举例来说，先兆子瘸和子痫，属西医「晚期妊娠中毒症」的一种类型。中医没有「妊娠中毒症」病名，但从本病的牦床表现来看，类似于中医妇科所称的「子肿」、「子满」、「子晕」，「子痫」诸症。《诸病源候论》中指出：「胎间子气，子满如肿者此由脾胃虚弱，脏腑之间有停水而挟以妊娠故也。」《医宗金鉴》亦说：「孕妇忽然颠扑抽搐，不省人事，须臾自醒，少顷复如好人，谓之子痫。」这是妊娠最严重的疾病，重则删【母婴死亡。现代医学对妊娠中毒症的诊断，根据妊娠二十四周后，如高血压、水肿、蛋白尿三个症状有二者，均诊断为先兆子痫。古人对本病虽早有认识，但限于历史条件，绝大多数中医文献都把「子肿」、「子满」、「予晕」、「子痫」等当作不同的病证，其实上述各症，不过是整个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子肿」、「子晕」往往是「子痫」的先兆症候，即使较轻的「子肿」有时亦可发展为危重的「子痫」。因此，必须重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鉴于上述认识，我制订了主方「牡蛎龙齿汤」(牡蛎、青龙齿、石决明、杜仲、制女贞、自芍、夏枯草、桑寄生、茯苓、泽泻)，无论防与治，疗效均较显著。我采用中西医结合在妇科临床中尚是初步开端。

仁术济民夙愿得偿

古人有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医生的规范是要无限忠诚于病人的健康，视人之病犹己之病。

几十年来；我尽力做到：凡有求治，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再则，医之一道，其理甚奥，其责甚重，论治立方，性命攸荧。为医者不应草率逞能以沽名钓誉，亦不得瞻前颐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名。对于危急病人，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可生。有女青年』十八岁，淳安人，值经来之时，外出遇雨淋，回家又遭父斥责，乍经闭病起，在当地治疗月余，耗去数百元，病却日重一日，不得已而来杭州投亲，设法救治。患者亲友正前不久经我治疗过，见病人危急非常，即于到杭当晚引来我家。病人用门板抬来，口吐白沫，神志不清，气息奄奄。我家人见之，恐其顷刻死去。病人父亲再三恳求，救女一命。如此重危的病人，又是晚间抬到家来，我可以要他们去医院捡查抢救。但贻误时间无异于断送其性命，作为一个医生，只有尽心竭力救治的责任，断无犹豫推诿的借口。我诊断患者系瘀阻迷闷，肝气郁结，投以桃红四物汤加失笑、花蕊石散，先服一剂，嘱当晚即煎服，明天复诊。是夜，我反复展转思考，未敢入睡。翌晨，病人家属来院，说服药后，早上已来月经，量不多。见有转机，我如释重负，增删原方，继服二剂，病人神志渐清，化险为夷。

治学之道在于学「问」

福建中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教授赵菜

【作者简介】赵菜(1910～)，福州人。少年时，见家人病笃，中西药均罔效，后由名医精心诊治，始转危为安，因此对祖国医学极感兴趣，遂失志攻医。虽承师启蒙五年，实以自学为主。园能勤钻苦研，医术话精，但仍孜孜不体。悬壶以来，颇得群众信仰。解放后，福建中医学院成立，遂执掌教鞭。二十余年来，桃李多出其门下，深为医林重望。学宗补土，但不拘泥于温补，能别树一帜，对疑难直证，治愈颇多。着有《赵茶医疗经验选集》及主编《中医基础理论详解》等书，颇得读者好评。

我年青时，由于家人患病极笃，奄奄一息，危在旦夕，用中西药皆罔效，后经名儒医周良钦精心诊治，始转危为安，遂立志学医。除承师启蒙外，孜孜不倦，五易寒暑，始奠初基。

临诊以来，日益发现中医学术理论中，尚难理解的问题颇多，深感「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之憾。困思古今医家，虽各有师承，然多是自学而成，即所谓无师自通者，我何不效尤一试。但思自学总要有一套方法，才能有所收获。我体会到治学之道，途径很多，而「善学者必善问」这一条方法，是不能缺少的。

我在学医之前，曾涉猎于古典文学，由于古汉语措辞用字，与现代文不一样，往往读了一篇文章，好像都懂，如深入提问，又觉难通，诗词更是如此。为了解决这一难关，乃采取筮问的方法，自行解决了不少的疑问。我认为这种方法，完全可以适用于学医。

现举一例学习诗词发问自解的方法和经过，以资说明：李白的「静夜思」，原文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真是浅显易读，一看即懂。但是进一步追问，这首诗为什么说写得好?好在那里?为什么既然说出了床前明月之光，何以又疑是地上之霜呢?望月思乡，尽人皆知，有何深意?这样层层提问，又感到答不上来了。经过初次思索，稍有领悟。李诗题为「静夜思」，他用「床前明月光」五字，就把夜深人静的情境，衬托出来。用「疑是地上霜」五字，把深秋月色洁白如霜，描绘出来，后两句转入正题，说出望月有所思，思故乡也。但我细细琢磨，仍感到不深不透，实际上还未学通。反复深思，又有进一步的理解。如床前明月之光，为什么能说明更深夜静呢?因为月光透射到屋内的时间，不是上半夜，就是后半夜，此诗以静夜为题，当然后半夜才可称静。为什么既知明月之光，叉疑为地上之霜呢?因为秋凉才有霜，下霜又多在深夜，既在深夜，应当是已睡了一觉，醒来感到凉意，在嚎陇中，映入眼帘的洁白月色，疑为寒霜，如果一直醒着未睡，尚有何疑?这也点出深秋月夜月明之景，因秋而生感。秋天又是诗人最易触景生情之时，古人有秋声赋、悲秋之作，都是以秋来抒情的。但是望月思乡，是想什么?又没有指出。．要知明月两字，诗家多用为团圆之意，也意味著作者在梦中与家人乐叙天伦之趣。标出低头两字，说明眼前却是只身异地，有不能与家人团聚之叹。举头低头，两种情景，在脑中回荡，意念绵绵。寥寥二十字，把时间、地点、环境、思想都说清楚，没有千锤百炼的功夫，是不能写得如此含蓄、言浅意深的，故称佳作。这样解释，或可使人折服。但是我不是诗家，所有解释，不一定对，此处不过藉以说明读书须「好问阙疑」，是一项很重要的方法。话说回来，我们是谈医，解释这么多诗意，与医何干?我觉得医学虽非文学，而学「问」的方法，对学习任何学科，是可以通用的，尤其学习中医，更须如此层层发问。我当时研究古典医籍，探讨其机理，即本着这种方法，收到不少益处。现试讲几倒通过发问，自行理解的问题，介绍于下如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又是入门第一关，如果不明确它的精神实质，便成为绊脚石，影响整个中医理论的学习。这里单举一个问题来问：为什么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说理工具，称为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这个道理不解决，就会怀疑中医太陈旧、不科学，阴阳五行有唯心色彩。原来阴阳学说，把阴字列为第一位，阳字列为第二位，从阴字代表物质，阳字代表功能来看，先物质后功能，把物质列为第一性，这正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唯心论者是把功能(精神)列为第一性的。以这种思想方法作为说理工具，符合客观真理，故中医学说能一脉相承，历数千年而不衰，道理即在这里。

五行学说原是说明地球绕日一周，成为春、夏、秋、冬四季，在这四季中，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均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四季本身也在变化，都是有物质为基础，且又互相联系的。古人为了说理方便，以木、火、土、金、水五字为代名词，以东方、春季等为木；南方，夏季等为火}西方、秋季等为金，北方、冬季等为水；地球为中土、为长夏。它的主要精神实质，是承认一切事物都有联系，不是孤立的，并且时时都在变化。这正是辩证法的观点。中医学中引用阴阳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并推广其含义，由于指导思想颇符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弄通了这一关，学习中医的绊脚石，便可以搬开了。

其次，再谈谈学习《素问·阴阳应像大论黟一章内的如下一段话：「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遗段经文，有的注释，把天地当作实际的天地，把东南、西北当作我国版图的地势，以东南地势低洼、气候炎热为阳，西北高原、气候寒冷为阴。照这样解释，如何与人体的耳目、手足联系得上呢?原来古人写文章，有个习惯，不喜欢在一篇文章里，反复重用一个名词，总要另选一个适当的名词来代替，以新耳目，这种方法，在古人文章里是不乏先例的。所以「阴阳应像大论」里的天地、东南、西北，实际还是指阴阳，就是以天为阳，以地为阴。按古人定方位的习惯，都是以上为南，下为北，左为东，右为西。综合起来，以东南代替左，左又可代替阳；以西北代替右，右又可代替阴。这篇文章里主要是论述阴阳，为了避免阴阳两字，过于重复使用，故更换新名词代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医学是讲具体的东西，既然天地、东南、西北都指明阳，而与人体的耳目、手足有何关系?按中医理论，阴阳在这里应该是指气、血而言。气为阳，血为阴，清阳为天(在上)，浊阴为地(在下)，阳气上行头目，而盛于左，故耳目虽俱禀于清阳，但左明于右。阴血下行手足，而盛于右，故手足虽俱禀于浊崩，但右强于左。所以有「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的说法。这样联系起来，就不会感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之句，难以理解了。至于气血在人身有左右、上下、盛虚之别，是否与地球的转动方向，或地球的磁场有关?此中奥妙，尚难尽解，只可存此疑问，以待高明。这又是用为什么来探讨经典著作的一例。

再如学习脉学，感到很抽像，如讲到浮脉是浮在皮肤上，又如水漂木。听了好像易懂，但追问它的实际标准如何?又难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字里行间去寻求答案。古人为什么说如水漂木，如果只在字面上去理解，只能认为浮者，浮于上也，脉浮在皮肤上，如术浮于水一样，其实这是一知半解。须知中医言脉，在于脉气，即脉之动态。要真正理解浮脉，必须深思其意，再加实验。可试取一块小木板，放在盆中，盛水后术浮于上，此时以手指轻轻下压，手指亦紧随木块下沉，如将手指轻轻提起，木块亦紧随手指上浮，这种应指上浮之力，即是浮象。临床验浮脉，即重按之后，随即轻轻提起，手指不离皮肤，脉气亦随手指上浮，这就是浮脉。古书文字简练，必须深究。验舌亦是如此。如舌苔的厚薄，从字面来看，理解并不困难，但厚薄的界限，应如何确定?我想应该从舌的乳头方面去探讨，乳头被苔垢遮满，丬『算厚苔，否则仍属薄苔。如此鉴别，才有着落，决不可因古书未言，便囫图吞枣。

再如方剂中的「大承气汤」，不名大黄芒硝厚朴枳实汤，而名承气，是何用意?须知方剂的组成，是针对病机的，大承气汤是用于胃家实、里热内结之证，名为承气，即点出腑气不降之病机。《内经》有「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之说，推而广之，凡能使胃气通降者，皆可谓之承气。前人有以硝、黄的作用为承气，或以朴、枳的作用为承气，论说不一，我认为还是以胃气宜降为是。这是符合病机的。

从以上几个例子来看，都要发问探讨，然后得到理解，可见「善学者必善问」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我所体会的问题，因限于水平，难免有错误之处，因为要阐明发问的过程，不得不详细叙述，以便说明。我们还应当承认，样样发问，都能自己解答，这是不可能的。个人学识，终有限度，应当虚心请教师友，以冀他山之助。如果确实遇到人体奥妙，在今天科学知识尚无法解释的问题，只可存疑，以待他日解决，尽可能做到应该懂的要真懂，不懂的也心中有数，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作风，对学医是不利的。

此外，发问的另一作用，还能引人向钻研的道路前进。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说明其中有很多的宝藏，尚待发掘，加以整理提高，因此我们学习中医，遇到关键问题，都要紧紧抓住不放，认真钻研，才能推陈出新。由此可见发问置疑的过程，是治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我对学「问」这方面是尝到一些甜头的。用敢不揣谫陋，略述梗慨，以供自学者参考。

悬壶生涯六十年

北京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赵炳南

【作者简介】赵炳南(1899～)，回族，祖籍山东德州，生于河北宛平，现年八十三岁。西家境贫寒，只念过六年私塾，十四岁学徒，行医六十五载。他的专题论文很多，医学杂志多有刊载，着《赵炳南临床经验集》一书，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历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被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到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会国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

我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今年八十三岁，经历过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行医生涯一甲子。可以说，人间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备历；人生道路的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尝。但是我新的生命却是从解放后开始的。我不能忘本，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赵炳南的今天。

老妈妈大全

我学名德明，改称炳南是以后的枣了。听老人讲，祖父是饭馆掌灶的，很早故去。父亲很小便独立谋生。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凭父亲给人帮工做糕点，母亲零碎做点外活勉为生计。

我自幼身体赢弱，经常生病。记得五岁那年，我出天花，高烧昏迷，好几天睁不开跟。疹予出全，可谓漫无行蚁，体无完肤。那时，家里根本无钱就医，只听别人说：「别瞧这么厉害，要是出得顺，七浆、八落，九回头。」在万般无奈之时，只好请一墙之隔的老邻居王二大妈诊视。提起王二大妈，本村无人不知，无人不硗。她老人家虽不识文墨，但粗晓医理，多知多会，大家尊称她「老妈妈大全」。我的病经王二大妈指点，慈母上街买些化毒丹之类的小药，服后很快好转，落下一身小疤，出街门，乡亲看见，都叫我「麻孩」。

六岁那年，我闹一场红自痢疾，每天拉肚子，一病就是一年。家里穷得连手纸也买不起，只好把破旧衣服撕成片当手纸，使脏了，用小灰水洗完晾干，以后再用。还是老大妈出了个偏方，用无花果加蜜蒸熟，每天服数枚，才把我的病治好。

七岁那年，我患了场疟疾，一闹也是接近一年，家乡泊岸边有块长条石，发烧时，我就躺到条石上冰身子，发冷了，就去晒太阳。不少人出偏方没治好。家母央求王二大妈说：「您别瞧着孩子受罪了，干脆死马当活马治吧。」王大妈说；「有个单方试试看，好了就好，不好就了。」她找了块绿豆太小的信石，布包砸碎，开白水送服。服药后，我觉得全身发热，如同登云驾雾，恍惚之中，彷佛有个天梯，爬呀爬呀，一不留神，撒手摔下来，吓得出身冷汗，病也就逐渐好了。

三年的大病，使我失去了启蒙就读的大好时光，但也培养了我对中医中药的浓厚兴趣。记得以后念私塾，老师常讲；「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想：凭我家的条件，哪还希望当什么良相、良医呢?要是能像王二大妈那样，骑个毛驴，拎个包袱，能给人瞧病，也就知足了。放了学，别的孩子走东串西，我就喜欢到王二大妈那儿去玩。看她熬膏药、配方子，给她打下手，听她谈天说地讲故事。有时，老人家外出采药，遇到爬坡上坎的地方，我就爬上去帮助采集。

在和王大妈接触中，耳濡目染，我也学到了一点极为简单的验方小药，如马舌子焙干压面能治「羊角风」，鱼骨盆外敷能止血等。记得八、九岁时，正遇少数民族办红白事，杀鸡宰鸭，热闹非凡。本家外甥金荣奔走相告，不留神，摔倒在石头角上，头上撞个大口子，流血不止。旁人用点细灰尘土用手堵住，我听王二大妈讲，鱼骨盆止血好，我找点药给他敷上，很快好了。

回想起我多病的童年生活，毋庸置疑，王二大妈以她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望学医的强烈愿望。后来，我学徒期满，业已行医，治好了一位盲人患者，他出于感激，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只见他掐了掐手指头，叹息地说：「好刚强的八字啊，就是五行缺火，改个名子还可以补救。」常言道：「南方丙丁火」。赵炳南的名子就这样叫开了。其实，我幼年多病，哪里是什么五行缺火，是旧中国给我们穷苦人带来的贫困和饥饿啊。

皮球的风波

要是讲学历，不怕您见笑，我既非书香门弟，也无家学真传，只间断地念过六年私塾。八岁那年，我才开始上学，因为不是官办的学堂，经费、校址和师资都没有保障，就读之处不是庙宇，就是清真寺，老师常因经费不足辞去不干，或另被富豪家聘教专馆。六年之中，我就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

我懂得单凭家庭接济，根本无力供我完学。所以每在放学之余，常帮人捎带买东西，挣上一、二个铜板，零星添置点笔墨纸砚。有一次，好容易攒足了十三个铜板，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有皮球，心里很羡慕，就一个人到城里洋货店买个小皮球拍着玩。第二天，家母看见皮球，问我是哪来的，没等我说清了原委，．家母急切地说：「咱们家哪能玩这个，你也不瞧瞧，鞋袜还都破着呢l」回到家，母亲把皮球刷洗干净，用净纸包好，带我进城。到了洋货店，家母向掌柜先生连连道歉，说我不懂事，错买了皮球，恳请退换。掌柜先生拿起皮球，看看完整无损，勉强同意换了双鞋面，由母亲给我做双新鞋。这段往事常常勾起我童年生活的辛酸回忆，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看看现在的学生，一个个生龙活虎，无忧无虑，他们生活上甜如蜜，学习上有人教，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简直是手捧金饭碗，生活在天堂l而我那时过得是什么日子啊。

小沙弥子

十四岁那年，我经人介绍到伯贤氏药房学徒。一次偶然机会，德善医室的老师丁庆三出诊到药房歇脚，顺便谈起正在他那儿学徒的陈某，想到其舅父伯贤氏开办的药房学徒。于是二人商议互换徒弟，我就换到德善医室，投师丁庆三，开始了新的学徒生活。

提起德善医室，上岁数的「老北京」可能有些印象。我的老师丁庆三，起初开羊肉铺。遇有病家买肉，常常施舍肉铺自制的膏药。膏药很灵，患疮疡疖肿者，一贴就好。常言道：「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一传十，十传百，病人越来越多，以后干脆弃商从医，又收了几个徒弟，开设医室，给人治病。

我学徒那会儿，中医外科的水平低，人数少，只占中医人数的百分之一、=。谈不上用麻药、止痛药，更没有抗菌素。有了病，吃点中药，贴点膏药，再就是上白降丹。痛厉害了，让病人到大烟馆抽上一、二口大烟。当时有：「外科不用读书，只要心狠就成」和「会打白降红升(丹)，吃遍南北二京」之说。

在这种环境下学徒，哪有老师耐心地手把手教呢?记得有一次我看《濒湖脉学》上讲：「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乌背上毛，厌厌聂聂。」对「厌厌聂聂」四个字，我百思不解其惑。请教师兄，也只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熬膏药、打丹、帮下手……不仅伺侍老师，还要照顾师兄。无冬历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二十个小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党。有一次，我摊膏药，一面用棍子搅，一面打瞌睡。突然，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掉一层，疼得我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撇在上面。由于我年龄小，手脚麻俐又勤快，师兄都叫我「小沙弥子」，即小和尚。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时，我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又接着念。学习所用的文具纸张，家里根本无钱购买。医室对面纸店家有个小徒弟和我相熟，常取出店内残缺不能售出的纸、笔二人分用。

在这种饥寒困苦的环境下，我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对于一些中医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很娴熟。这些，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颇有受益。

设馆行医

一九=0年，北洋政府举办中医考试，我虽然考取了，但所发的是「医士」执照，只能在四郊行医，不准进城。过了几年，又经过一次考试，二百多人参加，只取十三名，我是其中之一，才准许在德善医室门口挂了个行医的牌子。旧社会，作为一个中医，不管你有多高技术，多大名气，也只能是个医士。就连蜚声遐迩的四大名医也绝无例外。直到现在，我还深存着这张用汉满两族文字书写，加盖官印的老执照，作为旧社会歧视中医的一个铁证。

就在我学徒的第四个年头，老师不幸病故，我又和诸师侄支撑门面，并继续苦读了三年。经过几年的钻研，我总算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也为德善医室效尽了徒弟之劳。一次，河南省伪省长的女儿患鼠疮(淋巴结核)，我出诊一周。师侄满以为这趟美差一定可捞到一大笔出诊费。谁知这个伪省长一毛不拔，回来两手空空。师侄怀疑我独吞了出诊费，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我辞退，由他们独家经营。当时我没有一点积蓄，生活无着，只好到处奔波，求亲告赁，这家赊药，那家借房，东挪西借，总算在西交民巷办起了二间房子的小小医馆，有了落脚之处。三年后，医馆业务逐年兴盛，我再礼道谢了亲友，还清了债务，又租赁了一所有「天蓬、鱼缸、石榴树」的大四台院，如此又干了三年，有点积蓄，才正式开没了西交民巷医馆。

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

旧社会，皮外科患者多为勤劳辛苦的穷人，一旦得了「腰痈、搭背、砍头疮」，往往「腿息工，牙挂对」。非但失去了养家餬口的能力，还要花费一笔钱治病。我来自底层人民，深知穷苦人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者，我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

一次，几个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组织炎)的患者。我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义务出诊，每次带上四、五磅药，隔五、六天去一趟。用药后，坏死组织很快脱落，新鲜疮面大小如盘，其深洞见筋骨。经我细心诊疗，亲自上药，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我进了块木制的义匾，一路上百八十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一直抬到医馆。在我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惟独这块义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请我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我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业务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我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我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我竭力资助。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

御医与换帖

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闻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随人愿，但求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待旧社会挑战的回答。

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溥仪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医药治疗。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眼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三天后，检出瞅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

康德年间，我又绐溥仪的荣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我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

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嚷。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牲，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来成。

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挂钟和拐棍

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

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1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锺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新挂钟。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口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榨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星红旗庄严地升起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方针、政策，中医药事业获得了新生，宝贵的祖国医药学遗产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北平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发给我中医师证书，我的工作也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一九五一年，北京各界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纷纷订出拥军优属公约或计划。我主动提出愿意免费给患病的烈军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在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之前，我先后被聘请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半日参加集体工作。在皮研所，我和西医同道商定共同搞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三个病种的研究。西医同道提出：牛皮癣并无真菌，称其为癣，不太合适。我说；「中医有牛皮癣之名，指皮损坚如牛领之皮而言，并无【临床上大量脱屑之实，治法亦不相同。」我认为，牛皮癣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白疙」相吻合。「疙」字从其字形结构看，是病字头上加上一个匕首的匕字，如同匕首刺入皮肤，以示病程的缠绵日久。经中西医认真研讨，始知中医所谓牛皮癣实际上指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所指的牛皮癣也不是中医所称的六癣之列。后来，我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命名银屑病较为贴切。这件事虽小，却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解放前，北京医院是德国人办的。有一次，一位病人的家属请我去医院诊病。但那时，这所医院规定不准中医进病房。因此，我只好与病人家属一起，作为探视病人的亲友进去，趁大夫，护士不在时，偷偷为病人诊脉，回来后再开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药吃药。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一九五五年，经卫生部傅连障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

经验不带走

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问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

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新旧社会对比，真是天地之别，』是党和毛主席拯救了奄奄一息的中医药事业，给我们中医指出了光明大道。这时，尽管我的工作空前繁忙，但我越干劲头越足，越活越有奔头。

我知道，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很差，对人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政治上的鼓励。我曾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务。尤使我难忘的是曾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

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数据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应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性狼疮、自赛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每个病倒的特殊性。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一九七五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率《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五十一个，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器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器，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那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砂成塔。

我常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知识不停留，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三岁，行医一甲子，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千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决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要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绘青年一代，绝不带进坟墓。

几点希望我经常收到各方面的来信，其中许多是有志子从事中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希望我能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不成熟的话。

(一)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书不可不读，对于一些中医经典医籍，不但要读，有的还要能背，但希望同志们不要钻进书堆里出不来。要重视临床，多认症、多实践。我年青时，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余人，下午出诊,晚上睡在医馆，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后虽说年岁大了，也坚持门诊，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

(二)寻师认能，博采众方要善于学习，不仅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要向病人学，向民间学。我自己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比如熏药疗法是在我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癣(神经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查阅古书中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加以改革，临床治疗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叉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我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我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

(三)千年的字会说话要善于保存、总结临床资料，日积月累，相当可观。不要忽视只言片纸，有了新的思路，要及时记录在案。俗话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文字比记忆更加可靠。至今，我还存有一些二十年代的资料，闲暇时翻阅一下当时治好病人的感谢证明书，对回忆病例颇为有益。

(四)慢走强过站古语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做学问要持之以恒，不怕慢，就怕站。停止不前，满足于现成的经验，必将一事无成。我常给青年人讲龟兔竞走的故事，勉励他们不断长足，有所进步。

(五)宁可会而不用，不可用而不会俗话讲，「艺不压身」。凡有用的知识，都要用心学，现在不用，以后可能有它的用场。希望年青人珍惜大好时光，多学一些有益的知识，多掌握一些操作技巧。

为四化贡献晚年

一九八0年底，我大病一场，生平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在院、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精心医护下，我很快好转出院，目前小休一段，待体健复元，争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知道，年岁大了，身体的各部件也不那么灵活了。就身体的健康而言，六十岁的人，』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岁的人，一月不如一月，八十岁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对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我内心感到十分平静。所感欣慰的是：我的记忆力还不错，腿脚还算灵便。我愿意在耄耋之年，抓紧有限时间，扎扎实实地做点经验整理工作，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我的晚年。

(张志札孙在原邓丙成陈凯整理)

勤奋读书不断实践兼忆瞿文楼、韩一斋、汪逢春先生

北京中医学院教授，温病教研室主任赵绍琴

【作者简介】赵绍琴(1916～)，北京市人。出身于世医家庭，曾祖父、祖父均为清代御医。父亲赵文魁，字友琴，系清光绪二卡午御医，光绪三十年任太医院院使(院长)。本人早年就学予御医瞿文楼、韩一斋及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先生。毕生致力干中医临床和教学研究，长予湿温及内科杂病。主要著作有《温病纵横》、《赵绍琴临床四百法》、《临床脉诊》等。

我出身子一个中医世家的家庭，先父赵文魁老先生原系清代光绪年间太医院院使(即院长)，尤精于内、难、温病、伤搴。平生忙于诊务，很少著述，耳濡目染，我从小就酷爱祖国医学，自幼即在先父指导下背诵了《濒湖脉学》、《雷公药性解》、《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等，这算是我学医的启蒙教育。

十三岁时，先父委托其门人瞿文楼先生(清光绪年问太医院吏且)给我讲授(《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经典著作。先生要求严格，所讲述的科目不少都由瞿老亲自手抄交我背诵(有的手抄本我现仍保存)。如《素问》，瞿老不仅要求领会其意，且要求背诵原文及王冰注。自幼家学及瞿老四年多的讲授，奠定了我中医理论的基础。

一九三四年，先父去世，我遂继承父业，并每日轮流到韩一斋(先父之门人，清末太医院御医)及汪逢春(1920～1940年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先生处进行临床学习，聆听教诲。韩、汪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诲人不倦。讲解经典，博引众籍，多参以己见；论及病症，侃侃而谈，必深究其理。临证问病，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望闻问切，理法方药，条理井然。其言谈音容，犹历历在目，然至今已忽忽五十年矣!现仅将能回忆起的跟诸老学习情况及诸老教诲择其精要者，并略附个人体会述之于后，备同志们参考。

瞿文楼先生(1891～1957)，名书源，河北新城人，以一等一名毕业于清太医院医学馆。后为太医院恩粮(有薪金的实习医生)、八品吏目(相当于住院医师)，民国后在北京行医，为北京著名老中医。

先生中医理论造诣很深，且擅长书文。临证问病，有独特见解。瞿老讲述经文，不仅深入浅出，并常验之于临床。临床看病，强调要细心、全面。先生尝说：「冶病求本，详诊细参，辨色看舌，务在精细。」一次一贵妇人，来瞿老处看病，等候既久，瞿老诊脉竟有四、五分钟之余，妇人见先生慢条斯理，又不问病家之苦痫，心中不悦，怒气外形于色。不料瞿老则指其右胁下问道：「这里痛有多长时间了?」妇人怒容顿失，笑着应声道：「老先生，我右胁痛已三年多了，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全都看过，今天正是为这病来的。」先生详诊细察，料病如神。

瞿老强调「治病求本」，他说：「鲧湮洪水，医之禁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反复讲述治病必求其本的道理。先生说：「今之医家，不审标本，不论八纲，用补药为病家之所喜，每每错补误温，病者无怨。每见火证必凉，并言热则寒之。不知火之初起，最忌攻泄。火郁当发，以导引为贵。疮疡外症，每用调和气血，后期再吼活瘀通络，不留后患。切不可早用凉法。以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祛之。」瞿老的这些学术见解和经验，对我以后的临床有很大影响。

瞿老对温病的治疗强调宣畅气机，不可一派寒凉。他说「温虽热疾，切不可简单专事寒凉。治温虽有卫、气、营、血之别，阶段不同，方法各异，但必须引邪外出。若不治邪，专事寒凉，气机闭涩，如何透热?又如何转气?轻则必重，重则无法医矣。方书虽有牛黄丸、至宝丹、神犀丹等，但必须用之得当，早则引邪入里，后期正虚之时，又无能运药治病，只有用之得当，才能见效。」瞿老此论，我在临床中体会，正是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能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韵含意。

瞿老这一学术恿想贯串在他整个临床实践中。特别是他对跟疾治疗有独特见解和丰富经验。他说；「眼疾治疗不当，多导致瞎。「世人每以耳为火户，当属多热。不知病有新久，新病多热多火，虽是火证亦不可单纯用寒凉之药，因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祛之。」「肝开窍于目，虽为火户，但非宴火也，亦不尽是虚火。肝为藏血之脏，血不足，则肝阴失养，阴不足则阳必亢，亢则主热。热者种类繁多，有圆郁而致者，有因湿阻滞络脉者，有暴怒之后，血瘀气滞者，有外因而引起内伤者……必须详辨，再行施治。俗医见风火赤眼，每用黄连苦寒之极，最遣后患。不知当须先治风热，养血熄风。」其慢性眼疾，瞿老则多从肾水考虑。

一次瞿老治一暴发火眼病人，其眼球突然增大，疼痛难忍。先生谓「郁当散，肝热当清」，以独活、川芎、羚羊角等，一剂病减，继则以龙胆草、大黄等苦泻，又一剂其病若失。

凡郁皆当开。气血痰饮食湿，均可致郁，郁久化火，都是热证，岂可一派寒凉?并言「治热以寒」，遏阻气机，病焉有不复加重之理?瞿老之论，源于《内》、《难》，出之于自己多年实践，用之于临床，每多效验。韩一斋先生(1874～1953)，名善长，字一斋，号梦新，北京人。受业于清太医院院判(副院长)李子余，后为太医院御医。先生熟读中医经典，博览群籍，对叶氏温病理论最有心得。擅治内科诸证，对肝病、虚损、血证等均有独到之处。在京行医五十余载，每日门庭若市，活人无算。

1934～1940年，我每日定时去韩老处学习。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平时诊余，即指导我们学习，并经常结合临床实践讨论疑难病例。他认为凡志于医者，必须在中医经典著作上打好基础，对《内经》、《难经》、《金匮》、《伤寒》、《本草经》等书，皆须熟读精通，后博览历代医家著述，勤学必须多思，既要领会其意，又要举一反三。他尝兑：「熟读经典，博览群籍，贵精善悟，于无文处求文，无字处求字，得其弦外之音，旨外之旨，阴阳在握，玄妙在心，庶几寡过。」在临证中，先生教导我们要细诊详参，权衡病情，立法选药，要合乎规矩，且要灵活应变，师古而不泥古，才能出奇制胜。他说：「事无定体，治有定理，制方必本权衡规矩。虽先圣示我以法，教我以方，当不离于古，不泥于古，以病为务。」

先生治病，重视肝郁。因肝为藏血之脏，体阴而用阳，其在志为怒，怒易伤肝。故一般情志不遂，多导致肝郁。郁久或从阳化，或从阴化，两者不同，治宜区别。

若从阳化，表现为肝用方面，有肝气、肝火、肝阳之不同。

肝气横逆，易于克脾犯胃。证见胸胁刺痛、暖噫不舒、烦躁不宁、不欲饮食、脉象弦急，治宜疏肝理气。肝气郁结，脾土受克，又有挟湿，挟食、挟痰之别。挟湿则宜宣郁化湿，挟食则宜开郁消食，挟痰则宜行气化痰。

肝郁久化火，火性炎上，其面红而热，头晕耳呜，口干口苦，恶心泛呕，便结溲赤，甚则舌绛脉弦实有力，宜苦寒泄肝折热之法。

肝阳。为肝气上逆，冲犯清窍，头晕耳鸣，甚则络脉失和四肢麻术，胸腹胀满呕逆，急烦不宁，脉多弦劲有力，宜平肝镇逆。

若从阴化，则表现为肝体方面，有阴虚肝热和郁热化火伤阴引起血虚风动。

阴虚肝热则心烦失眠，急躁口渴，舌红而千，脉弦急细数，治宜清肝育阴。

若郁热化火伤阴，络脉失莽，四肢瘦疵，脉弦小细数，则宜养血柔肝熄风宁络。

先生治疗虚损，必分阴阳、别五脏、论气血、顾脾胃，并考虑母于生克关系。阳虚多见外寒，总从维护阳气入手}阴虚每见内热，必用益水制火之法。

先生治血证，主张降逆化瘀。他认为凡血证暴吐势猛，稠粘结块者多属热，清稀零星、过劳即发者多属虚；血色深紫光滑者多属热，黑暗浊晦或_炎淡稀者多属不足}面唇红赤，舌绛且干，脉细数者属热，面黄唇淡，肢冷不温，脉迟缓虚软者为虚。血随气行，若气虚则血无以固，热郁气迫则血妄行。先生认为血证见犬实太热者甚少，苟若属实，吐血日久，未有不伤及气【血者，又何能言其为实证。所以先生说：「治血证以降逆为本，不可独持苦寒泄热，恐其邪热不净，留阻为瘀，此乃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之理。」

先生治病，必详审病情，细别标本，升降补泻，常兼顾并用。标本皆虚者，当补』标本皆实者，宜泻。其有标实而本虚或标虚而本实者，必须详审细察，权衡急缓，或舍标从本，或舍本从标。先生日：「几降者，必先升，但升者不使过高，降者宜求其缓。降其蕴邪，驱其滞热，升其不足，以补其正，斯为得之。」先生认为升降宜适度，若升之太过，易使其虚热上越，而致跌仆晕厥。久病虚弱者，用通降法时尤应注意使其缓和稳妥为要，防其病去正伤。先生说；「若久病正气大虚，当须用补，但因内蕴积滞，攻补不易，必须审察标本虚实，采用兼顾并筹之法，灵活运用，多能取效。』随先生学习时，每见重病，正虚邪实，攻补两难，他医束手，先生屡用此法，速取趣效。

汪逢春先生(1882～1948)，名朝甲，号风椿，苏州人，吴门望族也。悬壶北京五十年。先生博学多才，善书能文，勤学苦读，毅力过人。受业于昊中名医艾步蟾老先生之门。精究医学，焚膏继咎，三更不辍，泊卒业，复博览群籍，虚怀深求，壮岁游京，述职法曹。。

先生诊疾论病，循规前哲，而应乎气候方土体质，诚谓法古而不泥于古也。每有奇变百出之病，他医束手者，先生则临之自若，手挥目送，条理井然，处方治病，辄取奇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0年，我随先生学习，先生论病处方，每多撮录，兼参以己见，次日先生必亲自圈阅批点。关键之处，多浓笔重点。

如一次治一妇人妊娠三月，患疾喘咳，首方以苏子、莱菔子、杏仁、贝母、枇杷叶等宣肺化痰降逆之品。汪老看后批之日：「苏子降逆力强，胎儿受伤，甚则引起堕坠；莱菔子昧辛性烈，弱人尚不可用，况孕妇乎?」又一次，一猩红热病人，我处方中用了薄荷，饪老批之日；「温疹乃热郁于内，一涌即发，发则无以制止，方中何以还用薄荷?恐其不速耶?」并告诫道：「脉数有力，斑出深紫，高热心烦，咽红肿痛，皆是发出之极矣，切不可再行发之，只宜清气凉营，以缓其速。」

先生每于望朔之日，便令组织同砚小集，受课之余，互相研讨，凡《内》、《难》、《伤寒》、《金匮》等书，皆要求次第理渣。且时于节假之日，携渚弟子，登北海琼岛，假揽翠轩(洼．北海白塔之饭店)，杯酒言欢，讲授诸书}或共载一舟荡漾于太渣池(北海)中，l师生同游，其乐无穷。

先生每日患者盈门，活人无算。对湿温伤寒尤有心得，誉为京都四大名医之一。我随汪老学习，结合自已临床体会，将汪老治疗湿温病的经验总结为十法，以体现其学术观点。

(一)芳香宣化法(上焦)暑湿之邪迫于外，湿热秽浊蕴于中，头晕身热，漾漾泛恶，舌苔白腻而滑，胸中气塞，脘闷咳嗽，周身酸沉乏力，小溲黄赤，湿热初起之证，宜芳香宣化法。

鲜佩兰5克(后下)，鲜菖蒲5克，大豆卷10克，鲜藿香5克(后下)，嫩前胡3克，川郁金6克，自蒺藜、姜竹茹各10克，制厚朴6克，川黄连、通草各3克。

(二)芳香疏解法(上焦)暑湿外受，表气不畅，形寒头晕，周身酸楚，身热肌肤干涩，恶心呕吐，腹中不舒，中脘满闷，脉象濡精，法当芳香疏解，以退热止呕。

佩兰叶12克(后下)，广藿香10克(后下)，陈香薷5克(后下)，大豆卷10克，制厚朴6克，新会皮3克，制半夏10克，苦桔梗、枳壳各6克，白蔻仁5克，煨鲜姜3克，杏仁泥6克，太乙玉枢丹1克(研细分冲)。

(三)芳香化浊法(上、中焦)暑热湿滞，互阻中焦，身热泛恶，呕吐痰水，胸闷腹中阵痛，大便欲泄未得，心烦急躁，两目有种，舌苔白腻，口干不欲饮水。用芳香化浊法定呕降逆折热。

鲜佩兰10克(后下)，藿香(后下)、制厚朴各6克，半夏曲12克，川黄连3克，大腹皮、佛手各10克，煨姜3克，保和丸12克(布包)，焦麦芽10克，赤苓12克，上落水沉香末、白蔻仁末各l克。后二味共研装胶囊分两次随药送下。

(四)轻扬宣解法(上、中焦)暑湿蕴热，互阻肺胃，身热头晕，咳嗽痰多，两脉弦滑略数，按之濡软。热在肺胃，法宜宣解，湿浊中阻，叉需轻扬。香豆豉12克，炒山栀6克，嫩前胡3克，像贝母12克，杏仁泥10克，枇杷叶12克(布包)，保和丸15克(布包)，鲜芦根30克。

(五)宣肃疏化法(上、中焦)暑湿热郁，蕴阻肺胃，咳嗽痰多，胸中满闷，苔黄垢厚，大便不通，小溲赤黄，可用宣肃上焦，疏化畅中法。

前胡3克，像贝母12克，杏仁10克，香豆豉12克(布包)，山栀3克，炙杷叶12克，黄芩10克，保和丸15克，枳壳3克，焦麦芽10克。

(六)轻宣清化法(上、中焦)暑热偏多，湿邪略少，身热咳嗽，汗出口干，意欲凉饮，舌红苔黄，脉象细弦，用清解暑热，清宣化湿法。

薄荷细枝2克(后下)，佩兰叶10克(后下)，连翘、『炙杷叶各12克，白蒺藜10克，前胡3克，杏仁10克，川贝母5克(研冲)，鲜荷叶1角，益元散12克，鲜西瓜翠衣30克。

(七)辛开苦降法(中焦)湿热病，热郁中州，湿阻不化，头晕且胀，胸闷周身酸楚，漾漾泛恶，苔白滑腻，大便不畅，小溲黄赤，辛香开郁以利三焦，苦以降热兼燥其湿，少佐淡渗分消。

白蒺藜10克，佩兰叶12克(后下)，自芷3克(后下)，半夏、杏仁各D克，黄芩12克，黄连3克(研冲)，炒苡米12克，白蔻仁2克，赤苓、滑石各12克。

(八)宣化通腑法(中、下焦)暑挟湿滞，互阻不化，小便艰涩，大便不通，上则恶心呕吐，下则腹胀矢气，宜宣化降逆，展气通腑，一方两法，兼顾胃肠。

鲜佩兰12克(后下)，鲜藿香6克(后下)，香豆豉12克，山栀、新会皮各5克，佛手片、摈榔、杏仁各10克，前胡6克，通草、煨姜各3克，酒军0．5克，太乙玉枢丹克。后两昧共研装胶囊分两次用佛手片10克、煨姜3克煎汤送下，药先服。

(九)泄化余邪、轻通胃肠法(中、下焦)湿温后期，身热已退，症状大轻，余热未除，湿热积滞退而未净，大便不通，腑气不畅，腹中不舒，苔腻根黄厚，用本法泄化余邪而通其胃肠。

白蒺藜10克，粉丹皮6克，香青蒿4克，枳实S克，鲜杷叶12克，保和丸15克(包)，垒瓜蒌30克，知母6克，炒苡米12克，山楂炭、杏仁各10克，茵陈12克，白蔻仁末O．6克，生大黄末1克。后二味共研细，装胶囊分两次汤药进下。

(十)泄化余邪，甘润和中(中，下焦)湿温初愈，邪退不净，中阳来复，阴分亦虚，运化欠佳，胃纳不馨，周身乏力，舌胖而淡，脉多濡滑缓弱，用泄化余邪，甘润和中法，以善其后，病势向愈，饮食寒暖，切当留意。

川石斛12克，丹皮6克，香青蒿4克，甜杏仁10克，范志曲12克，鸡内金10克，冬瓜子20克，茯苓皮15克，生熟谷麦芽各12克，香砂枳术丸15克(布包)。

跟韩、汪老的临床学习，奠定了我临床的基础。

四祖国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来源于实践，而且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也必定将在实践中提高。掌握了基础理论，为临床打下了基础，但对基础理论的运用、加深理解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又必须通过临床实践。下面我通过对几个具体问题的认识，进一步说明之。

(一)关于脉象与舌质的研究强临床体会从幼年背诵《濒湖脉学》时，就曾反复琢磨过脉象与病变的关系。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都可影响气血的运行，因之五脏六腑的病变都能够而且应该从脉象上反映出来。所以脉诊在临床诊断上有重要意义。但不同脏腑的布同疾病对脉象的影响，如何通过现代科学的方法，用仪器和数据确切地反映出来，作为诊断的客观依据，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我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虽地有方土之剐，人有男女老幼之分，但患病之病位所反映到脉象上的深浅恰与人体卫、气、营、血的层次相应。因之，切脉应有浮、中、按、沉之别，且能分别诊在卫、气、营、血部位之病。我根据多年的临床体会认为，抓住了主脉与兼脉，用浮、中、按、沉确定病位深浅层次的脉诊方法，再参照其它三诊，以确定治法方药，取得较满意的临床效果，因之对脉学的认识就有新的提高(我有《临床脉诊》一书待出)。

关于舌诊著述不太多，《内经》、《伤寒论》中论述较少，自清代温病学家提出「辨舌验齿」后，舌诊遂被重视起来。舌苔多反映功能，即卫，气部位的病变』舌质多反映实质，即营血部位的病变。但我在临床中发现，一些心烦急躁内有郁热的病人，其舌面淡而苔自，其脉弦细急数。粗心之人，一见舌淡苔白，即认为是「虚」，便用温补，致使病情增重。因苔布于舌面，素体阴分不足之人，舌瘦小，其舌质之红为白苔所掩盖，因内有热，舌面虽淡，若让病人将舌翘起，舌之背面见红或深红，甚或红绛。在通常情况下，咏、证、舌应是统一的。通过临床，我觉得舌质看其背面更为确切实在，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对临床诊断，特别对于温病临床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已写好《临床舌诊》待出)。

(二)对「在卫汗之可也」的认识关于温病卫分病的治法，叶天士谓：「在卫汗之可也。」一般认为就是「汗法」，或「辛凉发汗」、「辛凉解表」。而我在教学过程中认为「辛凉清解」的提法更为确切，并强调指出「汗之」并非「汗法」，也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考吴鞠通《温病条辨》治疗卫分证(上焦)时列辛凉轻剂、辛凉平剂，通书并无「解表」、「发汗」字样，且谆谆告诫：「温病忌汗，汗之不惟不解，反生他患。」因温病「自口鼻吸受而生，徒发其表亦无益也，且汗为心液，心阳受伤，必有神明内乱，谵语癫狂，内闭外脱之变。」又因「汗法」伤阴助热，吴氏谓「温病最善伤阴，用药又复伤阴，岂非为贼立帜乎?」温病初起，为温邪犯肺，肺气贲郁，卫阳之气宣发受阻，；H气壅滞郁而发热。病在肺卫，虽属轻浅，但其津已轻度受伤，故有「口微渴」之见证。此与伤寒之风寒外束，卫阳受伤，迥然不同。其治法，太阳伤寒，宜辛温发汗，而温病卫分证，叶天士认为其治法「与伤寒大异也」，因之「汗之」绝非「汗法」。

温病卫分证属「郁热」，《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日；「火郁发之。」王冰注之日：「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柳宝诒则进一步论述说：「暴感风温，其邪专在于肺，以辛凉清散为主，热重者兼甘寒清化。」①均不认为是「汗法」。先父对此曾解释说：「外感风寒是为表闭，内热温邪是温从口鼻而入，其病在卫。在表宜解表，在卫当疏卫，如房中热郁，必须打开门窗，以令气流则热退矣。」所以卫分证之「汗之」，实为辛凉清解之法。辛可开郁，凉能清热。郁开热清卫必疏，邪去则三焦通畅，营卫调和，津液得布，故表清里和微汗而愈。此不用发汗之法而达到了汗出的目的，即「汗之」之意。

《温病条辨》银翘散方，在大队清凉药中辛温者仅豆豉、荆芥穗二味，且用量很轻，绝非发汗之意。

其作用有二；其一，是开郁，卫分郁热，邪在上焦，豆豉、荆芥辛温开郁，宣畅肺卫。其二，凉虽能清热，但一派寒凉则易使气机涩滞不流，故少佐辛温，以制其弊，仅取之味，断无温燥之性，合称辛凉平剂，实为开郁清热，并无发汗之意，绝非「汗法」。

「汗之」并非「汗法」之论，其理论根据是温病与伤寒的病因病机不同，这并非文字游戏，因为临床上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指出了治疗卫分温病，不可用辛温发汗，也不能用一派寒凉之法。过用辛温则伤阴助热，发为昏厥之变；一派寒凉，则郁不能开而热不易清，闭塞气机也会使病情加重。必须辛温与寒凉相配始成辛凉之剂。在卫分证中，因「热」与「郁?又有轻重之不同，所以「寒凉」与「辛温」的配伍也要有一定的比例。一般来说，热重郁轻者，以寒凉为主，少佐辛温；郁重热轻者，则以辛温为主，佐以寒凉。只要比例恰当，就能使郁开热清，达到表里清和，营卫调和，三焦通畅，微微汗出而愈。这一认识避免了误治，并指出了组方原则和用药根据。

(三)对「入营犹可透热转气」的认识温病邪入营分，病情深重，一般常用「清营汤」、「清官汤」及

「三宝」，并云此即「透营转气」之法，对何谓「透热转气」，并无明确论述。通过临床实践，我认识到营分具有营热、阴伤、气机不畅三个特点。对于前两个特点，叶天士曾明确指出：「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血液受劫」，即营阴为热邪所伤。因「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且「循脉上下，贯五脏而络六腑」。所以热邪入营，必伤其营阴，清营、养阴则是治疗营分证的根本方法。

营分证的类型是复杂的，且除营热阴伤外，还常兼有痰热、湿阻、瘀血、食滞、腑实等，都会阻滞气机，使营热外达之路不通，已入营之热不能外透。所以治疗营分证，除清营养阴外还要宣通气机，畅营热外达之路，以「透热转气」。

考《吴医汇讲》中搜集叶天士「温证论治」，原作：「乍入营分，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后世据此，多认为初入营分才能透热转气，而王孟英将其收入《温热经纬》，改为「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则把透热转气的应用范围扩大到整个营分。但一般仍根据清营汤中银花、连翘、竹叶三味药都有透热转气的作用，便认为此三味药才是透热转气的专药。这样，就把透热转气局限于初入营分和用银花、连翘、竹叶三味药的范围内，忽视了其在营分证治中的普遍意义。

清营汤方出《温病条辨》，吴氏自注云其「清宫中之热而保离中之虚也」，并未论及透热转气。仔细研究叶氏对营分证治的论述和《临证指南医案》，对营分证的治疗都体现了「透热转气」的方法。如叶氏说「从风热入营者，用犀角、竹叶之屑」}「从湿热入营者，则以犀角花露之品」。其由风热入营者，除营热阴伤外，尚有「风热阻滞气机，使营热不能外透，故以竹叶清风热而宣郁以畅气机，从湿热入营者，则为湿热阻滞气机，故以花露芳香化湿，清热开郁，以疏通气机，使营热外透。「若加烦躁，大便不通者」，则加金汁，对「老年或平素有寒者」，则以人中黄代替金汁，清泄热毒，宣畅气机，导营热外达。

「斑出热不解者」，为气血两燔，热邪消灼胃阴，应以石膏、知母等急撒气热，导营热外达。

「舌绛而鲜泽者」，为热陷心包之轻证，治以「犀角、鲜生地、连翘、郁金、石菖蒲等」，即以菖蒲、郁金清心开窍通闭，连翘轻清宣透，合以宣畅气机，导营热外达。「若乎素心虚有痰，外热一陷，里络就闽」，则「非菖蒲、郁金所能开」，必须用「牛黄丸、至宝丹之类以开其闭」，始能使营热外透。舌绎而中心干者」，为心胃火燔，应以黄连、石膏等清气分热以透热转气。

若「素有瘀伤宿血在胸膈中』，阻滞气机而邪热入营者，则应以「散血之品如琥珀、桃仁、丹皮等」，活血散瘀通络，排除阻碍，宣通气机，导营热外达。

热邪入营而「挟秽浊之气者」，则应以芳香逐之。

吴氏论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透热转气方法，就是根据造成气机不畅的原因，选用相应的药物排除阻碍而宣畅气机，使营热外达。

清代以来的温病学家如章虚谷、吴锡璜、陈光淞、梆宝诒等从不同角度对透热转气作了论述。如章虚谷在批注「透热转气」时说：「故虽入营，犹可开达，转出气分而解……」③提出了开郁闭、畅气机，使营热外透。：

陈光凇在批注「急急透斑为要」时说；「按营分受热……透斑之法，不外凉血清热，甚者下之，所谓炀灶减薪，去其壅塞，则光焰白透。若金汁、人中黄所不能下者，大黄、元明粉亦宜加入。」巳明确提出了去其壅塞、排除障碍而宣展气机以透热转气的问题。

我在临床中体会到，温邪入营，多由误治造成的。如病在卫分，用药宜轻清宣透，即辛凉清解之法。若误用辛温，则伤明助热，致使邪热内陷，成痰热蒙蔽心包，闭塞心窍之证。治之当清心开窍，即透热转气。若过用寒凉，则遏滞气机，重则冰伏，使热无外达之路，必内迫入营。开之必辛温芳香，如草蔻、干姜，甚则桂附之类。但用之必须恰如其分，寒遏已散，冰伏消之即可，切勿过用。

温病不论在卫在气，若误用，过用滋腻温补，都可闭塞气机。而使热邪入营，其透热转气之法，即选相应的药宣畅气机，开营热外达之路。

热邪入营，若舌苔厚腻者，不仅有湿阻，且有食滞，应相台其它症状，必加入消食化滞之品，宣畅气机，才能使营热外达。

治疗营分证，只用清营养阴不用透热转气之品行不行呢?根据本人临床经验，只清营、养阴，疗效差。因病久营热不去，必进一步耗伤肝血肾精而入血分。热陷心包，为痰热堵塞心窍，蒙蔽心包。内窍不开，气机闭塞，「热邪无外达之路，则清之不去}营热炽盛，炼濠成痰，养阴也不易收功。必须急开内窍，使热有去路，清营养阴才能收功。曾治一病人，画家，年逾古稀，膀胱癌手术半年后，复感受温邪，咳喘痰黄粘，尿频，且患有冠心病，入北京某医院，诊为：泌尿系感染、前列腺增生、膀胱癌术后、肺炎、冠心病。经西医组织抢救不效，遂陷入昏迷，一周后邀余会诊。见其面色黧黑，形态消瘦，神志昏沉，舌绛干裂中剥，咳嗽痍黄，喘促气急。高年下元已损，温热久羁，阴津大伤，痰热内迫，热邪入营f前所服药物全属寒凉，气机被遏，肺失宣降，以养阴之法求其津回而脉复，用宣气机开痰郁之品以冀营热外透。方用生杭芍、天门冬、沙参、元参、石斛、前胡、黄芩、杏仁、黛蛤散、川贝粉、羚羊角粉，二剂。服后即神苏、喘咳皆轻，且知饥索食，都是气机舒畅、营热外迭之征。

对「透热转气」的认晶为营分证的治疗提供了处方依撼即治疗营分证(包括气营两燔、卫营同病)，其方剂都应由清营热、养营阴、透熟转气三部分药物组成，其透热转气之品，重在宣通造成营分证中气机不畅的原因。据此我治疗营分证之昏迷，每多获效(其病例当另行撰文介绍)。

(四)宣畅兰焦方法治疗内科杂病汪老治疗湿温十法，体现了展气机、畅三焦，辛开苦降，分消走泄，抓住了湿温的病机特点。因「三焦眷，原气之另q使也，主通行三气，历五脏六腑」，又是「决凑之官，水道出焉」。湿温病，为湿热台邪，互相裹结，难解难分，且湿郁热盛，热蒸湿动，弥漫三焦，阻滞气机，遏伤阳气，水掖运行受阻。遇湿热之证，按汪老法，每获良效。在临床实践中，常遇到一些虽不是湿热病，但因脾虚、肝郁、食滞或其它原因，造成气机不畅，湿不得运，阻止于三焦，其舌苔多腻，脉见濡滑，也可用宣畅三焦法，行气化湿，辄取良效。如曾治一女患者，三十余岁；体丰多痰，咳嗽胸满，小便不爽月涂，入夜益甚，前医诊为癃闭，迭用八正散之类月余不效，且有增重之势。诊其脉濡软，按之沉涩，舌苔白腻滑润，此乃湿郁肺气不宣之象，极宜宣通肺气，以畅三焦，所谓「提壶揭盖」之法也，药用苏叶、杏仁、荷梗各10克，五剂后诸恙若失。

我几十年的中医生涯，就是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而且认识到中医理论必须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

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

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谭日强

【作者简介】谭日强(1913～)，湖南湘乡人。十七岁拜师学徒，一九三六年毕业子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擅长内、妇科，对心血管病、血液病、肝脏病，颇有研究。曾着有《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金匮要略浅述》等书。现任湖南中医学院副院长、中华金国中医学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湖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等职。

学徒三年初入医门

我八岁开始念书，上了八年私塾，读了《幼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左传》、《诗经》、《易经》、《古文观止》等书。十七岁从师学医，在老师的指点下，第一年读《药性赋》、《汤头歌诀》、《经络歌诀》、《濒湖脉诀》、《医学三字经》，并参看《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书。第二年读《素灵类纂》白文、《伤寒论》自文、《金匮要略》白文，并参看《灵素节要浅注》、《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等书。这些书读起来枯燥无味，特别是《内经》白文读不懂，开始有些畏难情绪。第三年随同老师临证实习，并参看《时方妙用》，《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等书。我的老师在医学上是崇拜陈修园的，所以他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多是陈修园编着的。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在临床上治疗伤寒，杂病，多用经方，疗效颇好，但对温病就不是他的所长了。

初诊失误深自内疚

三年学徒期满，我才二十岁，由于年轻没有经验，就诊者无几。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有远房本家邀诊，其弟因上午修路，搬运砂石，汗出湿衣，又受风凉，中午暴饮暴食酒肉过多，下午腹痛，按之甚剧，我诊为感寒伤食，用藿香正气散加保和丸治之无效，及夜半竟然死亡。翌晨检视其尸，发现背部瘀癍累累，不知为何病，深自内疚。认为患者之死，实由我之失误，虽其家属不曾责怪于我，但我内心实为难过。从此对于学医，信心尽失，乃改行当小学教员。旧社会教小学，也和其它工作一样没有保障，今年在这个学校任教，明年叉不知能否找到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恐慌之中。我的家境，仅系小康，没有固定工作，生活便无着落。为了生计，只有发奋圈强，努力深造，从原来所学医学知识的基础上打开一条出路，舍此别无息图。

发奋图强努力深违

一九三四年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招生，我决心去报考，得到了家长的支持。这个学校的老师，都是湖南比较著名的中医。我因原来在医疗上有过失误的教训，这次重新学习，自觉性高，不懂的地方，尽量发问，做好笔记。在学g内经》的同时，参看《医经原旨》、《张氏类经》，学《伤寒论》的同时，参看「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学《金匮要略》的同时，参看《金匮要略心典》、《金鉴·订正金匮要略注》，学内科的同时，参看「医学心悟》、《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学妇科的同时，参看《傅青主女科》、《金鉴·妇科心法要诀》。温病一课，是我以前没有学过的，除听课外，参看了《通俗伤寒论》、《寒温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书。

第三年每目上午分组到各老师的诊所去实习，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详细纪录下来，下午自习。这一年看的参考书比较杂，如《兰台轨范》、《东医宝鉴》、《类证治裁》、《临证指南》、《王氏医案》、《冷庐医话》、《医学广笔记》等等，但杂而不专，深入不够。毕业后，留校工作。

再诊取效盲目自满

一九三七年元月，为了抗议国民党不许中医办学校设医院，与校长吴汉仙代表湖南中医界赴南京，参加全国中医请愿团，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请愿。国民党迫于中医界之义愤，为了敷衍应付，通过了中医列入教育学制系统的决议案。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迭遭轰炸，我另找了一个工作，离开母校，辗转于湘西、湘南等地。其时，传染性疾病，到处都有流行，我参照《时病论》、《温疫论》、《霍乱论》及《温热经纬》有关湿温、疫证的治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我在学徒时，学了治疗伤寒的一套，在医校时又学了治疗温病的一套，牛刀小试，果然得心应手，于是飘瓢然放松了学习。一九四一年，我在湖南省地方干训团中医组担任传染病教学，因无教材，就自己动手写了一些讲稿，但是东拼西凑，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多，所以没有付印。其后湖南相继沦陷，疲于奔命，书籍衣物丢失殆尽，景况相当狼狈。总之，我在八年抗战期间，医学上进步很少。

戒骄戒躁继续前进

抗战胜利以后，回到长沙开业，初起诊务不好。当时长沙市的西医院很少，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还是靠中医治疗。我在抗战期阐，因对这些病取得了初步经验，疗效较好，病人互为宣传，介绍来诊者渐渐增多。这些病人多属疑难重症，或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他医治之无效者，我亦不能愈之，这才使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学力不足，没有什么值得自满的。于是每日利用诊余时间，或温旧课，或读新书。所谓新书，我是指何廉臣、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等所著的书及皇汉医学等，颇有新的启发。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与曹伯闻等组织长沙市中医药界罢诊罢市，向湖南伪省政府请愿，要求拨发救济物资，恢复湖南国医院，幸而有成。但为了此事，从筹建到开院，费时将近三年，荒废了不少业务，耽误了许多学习时间。

坚守阵地稳扎稳打

解放以后，于一九五0年，参加了由湖南省卫生厅举办的中医进修班。但实际上教的是西医基础课，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寄生虫学、传染病学、诊断学基础等。这些西医基本知识，对我后来参加中西医会诊，不无帮助。但在治疗上还是根据中医的理、法、方、药，进行辨证论治。一九五二年湖南国医院由人民政府接收，改为湖南省立中医院，我参加了工作。当时是我管病房及院外会诊，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在兄弟医院会诊中，学习和建立了我院的病房制度。为了提高医疗质量，我利用晚上时间及节假日，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参考有关医籍，进行了一些辨证分型工作。即把某个病或症，分成几个类型，系之以理、法、方、药，这对我的学习也是一个大的促进。可是这项工作，自从调来中医学院以后，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主管教学兼顾医疗

我是一九六0年调来中医学院的，当时还在筹建阶段，困难不少，但我信心很足，决心也太，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所学校办好。当年就招了本科班学生，直至一九六六年止，每年都招了新生。在教学安排上，坚持了中医课与西医课的比例为七比三。我除管教学工作外，每星期二、五还看点特约门诊。由于接触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病人较多，从实践中初步体会到：急性黄疸型肝炎，起病较急，病邪方盛，应从阳明胃治；慢性黄疸型肝炎，多由急性迁延失治而来，应从太阴脾治无黄疸性肝炎，初起即呈慢性经过，应从厥阴肝治；肝硬化由于肝细胞变性，纤维组织增生，肝脏变硬，应从疏肝软坚、活血化瘀论治。一九六二年曾研制了一种疏肝理脾丸，其方即当归、柴胡、白芍、枳实，鳖甲、青皮、茅根、茜草、地龙、甘草、猪肝、鸡内金等昧组成，以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疗效颇好。与此同时，还写了《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一书，已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一九六三年，我因患肝炎，回湘乡故里疗养，渐有好转。鉴于全国中医统一教材中尚缺《金匮要略讲义》，乃着手编写《金匮要略浅述》一稿，于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完成。原拟作为我院试用教材，嗣因湖北主编的《金匮要略讲义》先我出版，所以把它搁置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敢接近书本。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特将「金匮要略浅述》一稿，重新加以修改和补充，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付梓。现在我分工管科研，我的自选项目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的研究。一九八0年经过对二十九例再障的疗效观察，其中基本治愈十一例，缓解七例，进步四例，无效七例，有效率占76．7％，目前这个项目仍在继续进行。

几点体会

五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是艰苦的，曲折的。总起来有以下体会：

(一)要学好中医，。必须打好两个基础。首先是古文基础，最低要求繁体字能认识，文言文能断句。

再就是中医基础，如《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白文要选读，药性、方歌、脉诀、经络歌诀要熟读，有了这两个基础，才能继续深入下去。』

(二)要多看几种好的参考书。我在当学徒的时候，老师教我读古典医着是不错的，但是指导我看的参考书，只限于汪切庵、陈修园两家，这就太局限了。后来我在国医专科学校时所看的参考书，就使我的眼界开阔多了，因而获益不少。

(三)要多跟几个好的老师，因每个老师各有他的长处。比如，我在学徒时的老师长于伤寒；我在医校时的老师有的长于温病，有的长于杂病，有的长于妇科，有的长于儿科。根据各老师辨证用药的特点，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大有好处。但这个条件如不具备，也可自学成材。

(四)学医要有坚强的意志，朝斯夕斯，持之以恒。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前途，要看到光明，要提高自己的勇气。在顺利的时候，又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刻苦学习，继续前进。我在学医过程中，学习情绪曾有几次大的起落，教训是很深刻的。

(五)在医疗作风方面，对同道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对病人无论工人、农民、领导干部，都要一视同仁，详细诊察，不得草率。有时病人情绪急躁，要求过高，也只能耐心说服，体谅病人。但也不能迁就病人，投其所好。更不能乘人之危，向病家需索财物，这是起码的医德。

学然后知不足

浙江省中医药识究所所长，研究员潘澄濂。

【作者筒介】潘澄濂(1910～)，浙江温州人。十六岁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9年毕业。解放前，除悬壶应诊外，曾执教于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并任温州普安药局医务主任等，学验俱富，力主中西医学从理论上结合。解放后，历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剐所长、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着有《伤寒论新解》、《潘澄濂论医集》等。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全国中医药界自发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愤怒斥责国民党反动政府废止中医中药的荒谬禁令。因而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定为「国医节」。那时，我正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自叹是一个「末代」的中医。

解放以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医药事业重薪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将中医列入教育系统，后继有人。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借助他山取长补短

我在校修业期中，按照当时课程，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以及《本草经》等，进行了系统学习。此外，如妇、儿、外、喉等科，以《医宗金鉴》为教材，亦按照教学计划而必修。。与此同时，也览阅了历代名医著作，如《东垣十书》、《刘河间六书》、《丹溪心法》、《景岳垒书》、《徐灵胎十六种》等等。对中医知识，虽说入了门，而未登堂奥。当时，。因求知欲所驱使，学习中医之余，尚参加其它医院校旁哳和函授，进行了解剖、生理、病理等的实验。嗣后，又阅读丁日本和田启十郎氏的《医界之铁锥》、汤本求真氏的《皇汉医学》、松园渡边熙氏的《和汉医学})。和田启十郎氏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遭受到摧残的岁月中，披沥汉医之真髓，奋臂疾呼，力挽几倒之狂澜，这种精神，给我感动，甚为深刻，而且也使我认识到中西医学瑕瑜互见。所以，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抱有铺平经、时方之鸿沟、溶中西医于一炉的愿望和企图。这可从拙著《伤寒论新解》的某些内容中略见一斑。

例如，我曾试以现代生理学和临床病理学(即病理生理学)的知识，对「阳浮」和「阴弱」阻及「营弱」和「卫强」加以解释。认为这里所说的「阳」和「卫」是代表机体的产温机能，「阴」和「营」是代表机体的散温机能。太阳中风，就是由于产温机能的亢进，散温机能不能相应地随着旺盛，使机体调节中枢的相对平衡失调，所以虽自汗出而不解。

又如，据《伤寒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条看来，结胸证似困过阜应用攻下而造成的。但是结胸证的治疗，恰恰是采用大陷胸汤的峻下。这样，前后似有矛盾，不易理解。我是这样认识的：从《伤寒论》对结胸证的描述来看，先说：「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鞭满而痛，不可近也。」又说：「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者也。」据此，可以推测，结胸证的实质似乎是指胸腔或腹腔有大量渗出性或漏出性积液。病变的主要部位，是在胸腔，亦可想象。

试就胸腔积液而论，临床上以渗出性胸膜炎较为常见(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疾病)。以渗出性胸膜炎来说，其病变开始阶段，往往先出现恶寒发热，或胸胁疼痛、咳嗽等表证作为前驱。《伤寒论》对有表证者，一般先解袁，表解乃可攻里。所以，我认为文中「病发子阳」的「阳」字，可能是指结胸证的开始阶段有恶寒发热等表证而言。因此，认为不宜过早攻下，并认为过早攻下，损伤正气，于病不利。但是，渗出性胸膜炎由于炎症的进展，恶寒、脉浮之类的表证，可以自罢。相反，胸膜积液增多，则肺部压迫症状，如胸闷、胸痛、气急或咳嗽等，势必加重，而且热型，也往往转变为驰张热。由于古代无x线的检查，又无穿刺抽液的方法，而能认识「此为水结在胸胁者也」，能采用具有泻下作用的大陷胸汤(或丸)，诱导积液排泄，藉以减轻胸部之压迫，法虽古老，以当时历史条件来说，殊属可贵。由此可见，《伤寒论》结胸证先认为不宜下之过早，嗣后，仍以攻下而取效，此实非因攻下过早而造成结胸，也不是结胸证不宜攻下，而是因为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阶段有表里证之不同，故冶法有先表后攻之分寸，这亦是显示辨证论治之特点。诸如此类，弓l用西说解释，借助他山，义理易明，较之以经解经，迈出了一步。

临床经验贵在实践

《千金要方》说：「读方三年，使谓天下无病不治；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可用之方。」的确，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回顾我在开业当年的盛夏，诊治一例女性患者，二十余岁，病头痛高热已五日，体温高达40．5。c，神识朦胧，自汗，烦躁，口渴引饮，舌苔薄黄，边尖质红，脉象滑大而数(未作其它理化检验)，根据【临床表现，诊断为暑热熏蒸，热蒙清窍，投以白虎汤加减，方用生石膏15克，鲜生地24克，知母6克，菖蒲3克，银花12克，黑山栀、竹叶各g克，芦根15克，甘草1．8克。服上方二剂。翌日下午复诊，体温虽降至36．2。c，而神识昏迷加深，呼吸不匀，汗出肢厥，舌苔干枯，质淡红，脉象微细，呈心气衰竭之象，急改投生脉散加附片以救逆，终归无效。自我分析：其一，究属何病?诊断不明。其二，只知白虎汤证悉俱，而对其初诊脉象未详辨虚实。其三，更未顾及暑热伤气，和壮火食气之患。只知寒凉清热，未佐益气之品以扶正。由此种种，促其恶化，这与我审证不详，用药过偏有关，咎无可辞，良深自疚。

再如曾治同学刘君之妻，病往来寒热，日发二、三次，发时头痛甚剧，呈嗜睡状，频频呕吐，水饮不入，舌苔黄浊，脉象弦数，证属暑温，投以蒿芩清胆汤加减，方用青蒿、黄芩、竹茹各9克，姜半夏6克，连翘12克，六一散9克，玉枢丹1．8克，扁豆花9克等，连诊三日，病情有增无减。乃向患者家属提出，邀请西医会诊，以明诊断。经西医检验血液，找到恶性疟原虫，诊断为脑型恶性疟疾，即施以抗疟针药。同时，还邀陆君斡夫、吴君国栋与我会诊。磋商结果，因患者寒热往来不解，头痛项强，鼻齿衄血，呕吐仍频，舌质转绛，脉象细数，已呈疟邪入营动血、肝风扇动之象，乃改投清营熄风之剂，方用羚羊角1．8克，鲜生地30克，丹皮g克，青蒿12克，连翘15克，菖蒲3克，黄芩0克，玉枢丹3克。但眼药时入口即吐，不起作用。迅即陷入昏迷，终于在发病之第六日，医治无效而死亡。

以上二例，皆系初次接触的重症，病情迅猛，不仅诊断感有困难，在治疗方面，我初出茅庐，缺乏经验，无可讳言。经此教训之后(当然，不只是这一、二次)，每遇重症，必查考有关文献，或请教于同道，用以增进知识，弥补不足。对于死亡病例，必加以分析研究，并记之，以旌我过。

自从一九三二年起，开业之余，尚参加某医务所工作。所中设有病床四十余张，并有小化验室及配药部。收治病种，在急性病方面有伤寒，斑疹伤寒、疟疾、痢疾、肺炎等；慢性病方面有肺结核、溃疡病、肾炎、肝硬变、维生素c缺乏症等。主其事者，虽为西医，除抢救病例用西医外，大部均以中医治疗为主，历时六载，得以对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我认识到中医处理疾病，通过四诊方法，识证辨性，是关键所在。关于识证辨性、随证论治的方式方法，试举一九四一年在沪行医时所治的两个病例加以说明；

其一，戴氏妇，年约五十，浴中突觉左下腹剧痛，牵及腰部，即呼家人扶之卧床，遂延二、三位西医诊治，有的诊为尿路结石，有的诊为腹膜炎，也有的诊为肠梗阻，施以针药，经三昼夜，未能缓解，乃邀我诊治。证见胸腹痞满，左下腹疼痛，不喜按，其痛牵及腰部不得辗转，不欲食，体温37．8。C，大便已四日未行，舌苔中黄厚，两边薄，质微红，脉象紧数。询问发病经过，曾因家务，情绪激动，旋又进食年糕，未入浴前，已感胸腹不舒。审其病因，显因气机失调，兼挟宿食，腑气不通，不通则痛，理所当然。征属阳明少阳同病，投以大柴胡汤加减，方用柴胡、枳壳各6克，生白芍12克，制大黄g克，厚朴2．4克，制香附6克，延胡索、川楝子各9克，生谷芽12克，炙甘草3克。进药一剂，当晚大便二次，病势。顿减。次日复诊，改用四逆散合越鞠丸加减，调理四日，病即霍然。

另一例，徐某，男性，三十五岁，系外地来沪，当晚入浴，突觉脘腹疼痛，起而登厕。便后，腹痛虽减，而全身无劲，大汗淋漓，由友人来邀急诊。证见患者面容苍白，精神倦怠，懒言短气，额上汗出如珠，四肢厥冷，脉象微细，舌苔自腻，体温36．4。c。自诉头晕心悸，腹阵痛。询其病史，素有胃病。证因舟车劳顿，寒温失调，以致亡阳欲脱。急拟参附汤加昧，方用别直参9克，淡附片6克，龙骨12克，生牡蛎24克，茯苓g克，陈皮6克，炙甘草4．5克棚乏药一剂后，汗敛肢温，继以异功散加归、芪等药，调理旬余，恢复健康。以上二例，虽同因入浴而发腹痛，但前者系属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后者虽亦腹痛，系因劳顿过度，寒气入中，属亡阳欲脱之虚证，显有不同。故前者治法，主以柴胡、白芍之疏肝，大黄、厚朴之通腑，香附、枳壳之调气，延胡、川楝之止痛，后者主以参、附之回阳，龙、牡之固脱。一虚一实，证似同而性异，故治法亦各悬殊。足见，辨证论治，确有它的优越性。但是，对它优越性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才能体验。

现在，就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问题，谈一些看法。

辨病和辨证相结台，实际就是双重诊断。对中医临床研究，制订诊断指标及疗效标准，用以观察中医中药对某种疾病的疗效确有帮助。但是，目前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中，有的不是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而是执一方或一药以试病，我实未敢赞同。此外，尚有中医跟着西医亦步亦趋，如西医在用抗菌素的同时，中医不分寒热虚实，亦随着而用大量清热解毒药，诸如此类，仅是中药加西药，不是有机的中西医结合。我的意见，对某些病情比较危重或复杂的疾病，在治疗过程中，中西医，尤其是西学中的医师，应该首先共同将病情加以分析研究，认为对某些症状的疗效，西优于中，则以西为主，另一些症状的疗效，中胜于西，则以中为主，相互取长补短，紧密协作，反复实践，摸索规律，如能做到这一点，虽是中西医结合的雏形，却可以大大提高治疗效果。

学以致用勤能补拙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来说，知识面越广越好。但限于主客观条件，不可能样样都通。在我来讲，认为学以致用，勤能补拙，是治学的一贯守则。

祖国医学，自轩岐以降，一脉相承，代有发展。宋、元以后，虽有流派兴起，然其理论基础，大体上不逾越《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古典著作的内容。正如宋濂题《格致余论·序言》中所说：「金元以善名，凡三家：日刘守真氏，臼张子和氏，臼李明之氏。皆以《内经》为宗，而莫之有异也。」这意味着中医投有什么派系，不过各人在各个不同的角度上有所发展和特长而已。

祖国医学的文献，浩如烟海。我们学习和研究，应从何着手，实有探讨之必要。我的体会，对中医古籍的学习，可分为必读，览阅及稽考三种方式。为了有的放矢，学以致用，又可分为「晓其意」的粗读和「达其理」的精读。而且精读，必须要在实践中反复阅读，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加深理解。

必读之书，一般认为如《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温病条辨》和《温热经纬》等。必读书中，如《内经》的「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论」、「六节脏象论」、「脉要精微论」、「至真要大论」之类的有关基础理论诸篇，对中医各科均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需要精读。如习内科者叉应细读「热论」、「疟论」、「款论」等}习针灸者又应细读「经脉别论」、「刺要论」、「缪刺论」。九针十二原」等。总之，对一部《内经》，读时要有一般和重点之分。

对《伤寒论》的学习，我曾在《浙江中医杂志》(1980年11期)发表过「怎样学习伤寒论」一文，可供参考，不再赘述。

《金匮要略》原与《伤寒论》同是张仲景全书《伤寒杂病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分为二书。它当然也是从幸存的残稿中，发掘和整理出来的。现存之书，分为二十五篇(据《金匮玉函要略辑义》)，计二百二十六方，是内科(包括部分外科、妇科)杂病分型辨证和治疗的典范，至今仍有效地指导l临床。因此，它与《内经》、州灯寒论》等，同样是必读之书。学习的基本方法，可参照《伤寒论》。

但是，《金匮要略》以各个证候为基础，它与六经辨证，有哪些关系?而且此证和彼证之间，如湿痹之与历节，溢饮之与水气，有哪些区别?特别是同一症征，为什么提出两张主方?如「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又如，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诸如此类，都要通过独立思考，才能晓其义、达其理。如果仅停留在字句的解释，还只是隔靴搔痒。

此外，就是温热病学，它是伤寒学说的发展，对急性热病舶辨证和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关的文献也较多，值得必读的有《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此外，《温疫论》亦可选读。

可以览阅之书，历代著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值得推荐的，如金元四大家、明清八大家的著作，当为首选。我的体会，览阅历代名家的著作，能明其学术观点，领会其医疗经验，是览阅的主要目的，。因此，亦有粗读和精读之分，有一般和重点韵区别。如李东垣的《睥胃论》、徐灵胎的《源流论》等，应作为重点书读。

历代医家的医案、医话、随笔等等，也有不少的独特经验和见解，值得览阅。个人认为在医案方面，如《寓意草》、《王孟英医案》，《谢映庐得心集》、《程杏轩医案》之类，对症状的描述、处方的意义、治疗的效果等，叙述得较为详明，端绪易寻。如《临证指南》、《王旭高医案》、《丁甘仁医案》之类，要从其同一类门的医案中，通过综合分析，推求其辨证和论治的规律，吸取经验，确有很大的意义。稽考之书，大都是方书和本草之类，近似工具书。譬如览阅《巢氏病源》，虽有病因、症状的记述，而无论治的方药。对此，须与《外台秘要})、《圣济总录》等，互相对照，才能得其全面。但是，祖国医学，方多于药，全部记忆，殊不可能。如对某一疾病，根据需要，能将治疗同一疾病的有关方剂、药品及其主要适应症，以统计方式处理，从而得知某证哪些为常用药品，哪些为少用药品。尤其要明其组方的规律，具有一定意义。

我虽年逾古稀，不论在中医的理论和临床方面，始终感到多有不足而耿耿于怀，限于水平，谨述区区，就正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