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账本:孙中山印债券保证之后10倍偿还

　　革命的账本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辛亥革命就是这么干的。俗话说：有钱走遍天下，没钱寸步难行。百多年前的革命党亦不能免俗。

　　掰指头算一算吧：枪炮、子弹，各路豪杰吃喝拉撒，那都得花钱，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堆起来的，您说物价涨成这样，起个义能便宜吗？有鉴于此，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先行一步的，不是粮草，而是经费。银元、美元、港币、金银珠宝……软的硬的都可以，筹集一万元左右，就可以发动一场暴动。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鞑虏是执政者，管着银库搜刮民脂民膏，手上有枪有钱，吃的是烧鸭子，玩的是鼻烟壶。革命党同盟会，有野心那也是在野，政府拨款别指望了，还得说动兄弟姐妹华侨帮会慷慨解囊，张静江这样的大款毕竟太少，勒紧裤腰带闹革命，凑点钱造反，且不易着呢。

　　亮点全在《孙中山全集》、《国父实录》、民国档案这样的资料之中，孙中山，革命党大头领，怎么看上去倒像是神算子蒋敬似的人物？动不动就给死党邓泽如、汪精卫写信，言辞恳切，说的内容呢，一言以蔽之：缺钱。

　　没钱，就买不来枪炮子弹；没枪杆子，腰就硬不起来；腰硬不起来，就要给鞑虏军阀投机分子欺负。所以说，辛亥革命，首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此言非虚。

　　当然，也别全钻钱眼里了。俗话说得好：革命不是你想买就能买的！群众若无觉悟，财政若不透明，花的钱再多，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河 西)

　　一场起义要花多少钱？

　　在这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时，请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捐献过的富人和穷人，每一分钱，也都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记者/何映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举手投足那都得花钱！

　　1911年7月27日，孙中山在旧金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界称“国民救济局”)，并起草《洪门筹饷局缘起》一文，开宗明义，就讲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

　　“兹当人心思汉，天意亡胡，所以各省义师连年继起。然尚未能一战成功者何也？岂以人才之不足、战阵之无勇耶？皆不然也。试观最近广州一役，舍身赴义者，其人多文武兼长之士，出类拔萃之才；当其谋泄失败，犹能以数十人力战而破督署，出重围，以一当百，使敌丧胆，可知也。然人才既如彼，英勇又如此，仍不免于失败者，其故安在？实财力不足、布置未周之故也。”

　　光有不怕死的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不够的，强大的经济后盾，是决定起义能够真正发动的重要因素，诚如历史学家张鸣所言：“革命首要的是钱，没钱，即使是革命这样正当的事，也没戏。革命在前台唱戏，后台站的是利益。”

　　所以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那是万万不能的。

　　要革命，花钱老了去了

　　晚清遗老张玉衡在《十年见闻录》中记载，1911年8月23日襄阳城内的清兵起义，是因为营兵在换饷银时与钱店发生争执，闹事者被警察拘捕，从而引发兵变。

　　都是钱闹的。每次起事，孙中山都要殚精竭虑筹集革命经费，没有钱怎么购置军火？难道让革命党人赤手空拳或举着镰刀斧头就与清兵殊死搏斗？不再是太平天国时候了。

　　1907年，孙中山致信新加坡侨领张永福、陈楚楠，说许雪秋要发动潮州黄冈起义，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孙中山筹得3000元，仍不够，所以求助于张陈二人：“今者运动得手，可得大宗军火，已与雪兄定议，如潮事发起，当拨新式快枪数千，弹百数十万以应之，则此次军力充实，必非前比。惟雪兄尚缺运动费，前在星坡得各同志捐助三千元，其数实不敷用。”

　　孙中山对新加坡很不满意！在孙中山眼中，新加坡是富庶之地，所筹经费，必不会是3000元这样的小数目(亦可见一场革命所需经费之巨)。想前次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被法国殖民当局扣留时，当地同志还立马出钱两千，疏通关系，帮孙中山交齐了所需费用，其余的留作孙中山的盘缠，何况新加坡？所以孙中山在信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夫河内之地风气未开，商务未振，会员皆业小生意，财力不宏，而能于数日之间集款二千，为善后用；星坡魄力伟于河内何止十倍，而仅获此区区之数，非所望也。事在人为，望有志者极力提倡之。”

　　那么孙中山到底需要多少钱呢？孙中山的说法是“万余元”，虽然是多多益善，但是1万出头估计也能应付革命开支，再少，恐怕就悬了。潮州黄冈起义，后来筹得一同志出的5万和日方出资1.5万，共计6.5万，当可应付一场起义惊人的烧钱速度。

　　问题在于，钱要用在刀刃上。孙中山用钱起事，常常不能把钱给最需要最能够将钱用好的同志，遇人不淑是家常便饭，难怪早期同盟会的起义，多以失败告终，比如在《孙中山全集》中收录的另一封写给张永福、陈楚楠的信中，孙中山就抱怨自己看走了眼，给了梁兰泉5000元用以革命，不想这梁兰泉拿了钱却不干事，按兵不动，反而打起同盟会河内分会营救同志所筹集的2000元钱的算盘。对于这位同志哥，孙中山真是怒不可遏，在信中直斥梁兰泉“负义反噬，罪不容诛”！又说他冒同志之名诈骗财物，私立堂号，收了很多人加入同盟会，而入会费全被其私吞，难怪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孙中山要发出通缉令了：“如同志之力能除此人，则大善；不能，亦须声其罪恶，使彼无立足地。”

　　革命是个无底洞

　　蒋纬国主编《民国建国史》(第一卷《建立民国》)写1910年11月5日，孙中山经欧往美，12月19日抵达纽约，力劝华侨资助革命，几个月就集资7.8万余元，还有很多人变卖了家产来资助革命，再加上南洋各地同盟会同志的倾情捐款，孙中山募得款项共计157213元，原本他只想集资10万元，没想到还多了一半，似乎是个好兆头，可惜后来两次广州起义都失败了，这些钱也就都打了水漂。

　　精通暗杀的汪精卫也被托付了一大革命任务：筹款。只是这工作可谓举步维艰。1908年，孙中山致函萱野长知说，“精卫于南洋各处之运动俱无大获，故不特欲筹巨万之款为卷土重来之计划不能如意，即欲别筹数千元款以清名古屋等值债务亦不可得”。

　　1909年之前，孙中山还在和康梁的“保皇党”竞争。保皇党的势力远比革命党更强，常常将兴中会、同盟会的成员都拉去改变了信仰，经费方面，更不能与保皇党相提并论，比如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整整一年，不过筹到区区几千元的款子，实在是让人觉得沮丧。

　　惠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信他的同乡、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只要他肯出钱一百万元，孙中山甘愿奉他为首。虽然刘学询和孙中山交往一度比较密切，还曾经将孙中山引见给两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一回百万元的价码实在太高，还是刘学询对革命失去了信心，最终他没有把这笔钱交到革命党的手上。

　　1907年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黄龙山和刘岐山三同志去越南西贡和堤岸两地，一大目的就是“与各同志面商，设法速筹巨款，接济军需”。10月15日，孙中山复张永福函，又催促张永福尽快筹集经费，可见，前一封信去之后，张陈二人并没有马上筹集到孙中山需要的数目，虽然河内的同志又捐了1万元作为革命经费令孙中山大为感动。

　　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给邓泽如写信，痛感囊中羞涩捉襟见肘致使革命不行。当时革命军已经攻破了镇南关，清廷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乃下令：“十日内不能复关，一律斩首；如有克复，当有重赏。”恩威并施，清兵哪敢怠慢，拼命进攻，血战七昼夜，镇南关破。但是问题在于，破城之后，清军首领竟食言，底层士兵多有怨言，特别是广西陆荣廷旗下的士兵，向孙中山提出有条件投降。孙中山许诺，如果是带枪来投降的，打下龙州、南宁后，每人赏100元，陆部提出，先给每人30元，如果攻下龙州、南宁，再求封赏。孙中山算了一笔账：如果这支军队能够归顺革命党，龙州、南宁定可手到擒来，若以此两地为根据地，日后发展壮大，何愁革命伟业不成？那么每人30元，以4000人计，就需要军饷12万元左右。所以孙中山急忙给邓泽如写信，要求他速速去说服吉隆坡大侨商陆佑，筹集这笔款项，好让陆荣廷为其所用。邓泽如有没有筹到这笔巨款呢？查《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二册，结果只有一声叹息而已：“邓泽如得国父函，即往说陆佑，惟未获助款之肯诺。乃具函复于国父。”

　　钱，永远都在折磨着孙中山。没有钱，要打败仗；打了胜仗，没有钱，胜仗也就变成了败仗。1908年5月，云南国民军光复河口，黄元贞投降，这本是好事。可是孙中山没高兴几天，就开始愁眉苦脸了。原来河口地区粮食极贵，士兵每人每天至少要发伙食费三毛，当时云南国民军总数三千余人(加投降者)，每天光粮食一项，开支就需要千元。还需要给杀督办的士兵花红(奖金)2000元，占山上炮台和沙哨官首级的花红共计2500元，打下河口之后，孙中山马上征收义捐，不过得银3500元，还不够两项花红的支出，焦头烂额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张德卿的队伍只有三天的粮食，三天一过，无粮可食，军心必定动摇，是时，则一击即溃，谈何挥师北定中原？

　　幸好，革命军与当地商人梁成泰之子梁秋商谈后，得后者捐献2000元，解燃眉之急。但革命往往是无底洞，2000元很快就用完了，孙中山又算了一下，需要2万元才勉强，2000元是断断不够的。怎么办呢？只好催促筹款干将邓泽如，情况至艰至险，困难重重，速速筹钱。1908年7月时，邓泽如只汇来了银元700，而孙中山河内银行的借款，即将到期，借款达5000元之巨，至少要还一半。到账之数，不及银行借款半数，孙中山着急上火，从他信中字里行间也尽显无遗：“烦转蓉埠诸同志，为大局辛苦，设法挪借二千元以济眉急，准于年内筹还。……祈为注意，至望。”

　　至9月7日，邓泽如才凑齐这2000元，汇至孙中山手上。但是革命军花钱如流水。1909年，孙中山给邓泽如写信，说前次邓寄给他的千元款子已经用尽，“今又告急矣”，“故弟已处绝粮矣”，至少需要二三百元他才能度过这个月余下的日子。

　　当然，少数富裕的支持者可以一掷千金。上阵得靠父子兵，筹款指望兄弟连，一点不假，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全力支持弟弟的革命活动，根据简又文教授在《孙中山博士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的计算，孙眉大概一共捐献了75万元，至1904年，以至于这位曾经腰缠万贯的孙中山长兄已沦于破产的境地，再也无钱可捐。

　　还有一位慷慨的革命慈善家是著名的张静江先生。他在巴黎拥有一份令人羡慕的产业，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粉丝，竭尽所能为其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之间有暗号，“A”表示1万元，“B”表示2万元，就这样，张静江成了革命党的提款机。有资料显示，1906年，张静江捐赠的金额就高达3万法郎加5000港币，有人断言张静江捐献的总数达到了惊人的250万元以上，也许是为了表彰张静江在革命中的突出贡献，民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有传言孙眉曾要求革命成功后任命其为广东省长，但最终这一职务的历任官员中没有他的名字)。

　　股券：只是一笔糊涂账

　　俗话说得好：“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

　　虽然1911年12月25日至26日日间，孙中山与上海《大陆报》主笔对话时说：“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当时主笔问“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但事实上，武昌起义之前的孙中山，一直在为筹集革命军费而奔忙。让人家平白无故出钱资助革命，不心疼钱的总是少数。于是孙中山也想了些别的主意，比如说会费和股券。

　　1895年1月22日，兴中会成立，颁布《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规定凡入会者交会费5元，如果你愿意多交钱资助革命，那非常欢迎，但至少是银元5枚。当时孙中山发展了500名会员，所收会费，也就是至少2500元。

　　也就在兴中会成立的同一天，孙中山以发行“中国商务公会”股券方式募集革命经费，每股100美元。兴中会会员李多马认购了第一份股券。香港兴中会的认购金额稍有不同，为“每股科银十元”。会员认购之后，会发给收条，并允诺以后可以收回本利100元，这就是10倍的收益啊，至于《香港兴中会章程》中的这样几句话，不免有利诱之嫌疑：“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难说没有人是看了这样的收益率，投资于“兴中会银行”的，而事实可能则是：大家都对此敬而远之。

　　1904年，孙中山在夏威夷印制了面值1元的公债券，保证在“本军成功之时”每券偿还10元，据说当时孙中山共筹得4000元，但是这些钱都在他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中花光了。

　　1905年和1906年，孙中山还印行了两种革命军债券。一种是1905年发行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其实在日本横滨印制)，正面刊有“公债本利一千圆券，第一回□字第□□号。广东募债总局五年内清还。总理经手收银人孙文印。天运岁次乙巳年十一月□日发”字样。公债上除了有孙中山亲笔签名外，年月日也概由孙中山亲笔填写。券的背面还说明，这次募集公债，一共200万元，每年还利五分之一，限期五年，五年内本利全部还清；如果过了五年还想继续“存款”，那么也可以，每年以周息五厘计算，每年派息一次。用这样一种公司化的方式，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乙丙两年印行之革命军债票》中说，这是因为孙中山偕同志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由日本到越南西贡开展革命工作时，担心遭到法国当局的阻扰，所以才想出一个中华民务兴利公司的名头，便宜行事。但事实上，发行量极少。债券印制并不很难，所以发行很少的原因肯定不在于印得少，而在于买的人少，看来，至少在西贡一地，大家对于这些新潮的革命证券，还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种，是1906年正月发行的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100元军债券，写着：“中国革命政府许持券人于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驻外代理取回一百元。一九？六年元月一日总统。”下刊白日徽章，一面用英文，一面用法文。

　　是年秋，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冯自由在香港的法国游船上与孙中山碰头，孙中山将军债券三箱交付给冯自由，冯自由将其藏于《中国报》报社。这年冬天，许雪秋潮州起义前领去了200张，假设全部被人认购，则有2万元的进项，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认购？冯自由说这些债券基本上用于遣散起义军了，除了陈芸生等人贸然起事之外，总指挥部觉得时机不成熟而取消了行动计划，起义军就地解散，需要支付遣散费，遣散费又无着，索性就以“空头支票”打发去就是了。

　　那么，当初高额回报的承诺有没有兑现？只有一笔糊涂账了。当时革命政府尚未成立，怎么就下此承诺？即使公司尚有盈亏，何况革命？民众持观望态度也是正常的事。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说：“收入记载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捐款人和借款人必须得到尊敬，收到报偿，虽然如此，许多收入的记载还是失落了。”对捐款者来说，既无记载，如何兑现？对孙中山和革命党来说，收入比开支相对清楚一些，既然开支的明细不能落实，则对于掌握财政者的质疑声亦不能平息。这是问题的关键。

　　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会员不足1万，会费仍按兴中会旧例，每人交1元，显然不敷革命之用。1905年9月30日在给陈楚楠的信中，孙中山又祭出“债券筹款”的看家本领。这回的面额的是千元大钞，买一张实际需要花250元，推翻清朝之后，可以得到1000元的回报。孙中山的目标是筹足200万。这个目标恐怕只能是乌托邦。在洪门兄弟变卖房产大力支持孙中山之前，孙中山筹集经费一直非常困难。在美国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的帮助下，1911年，仅加拿大一地，就募得资金7万多元港币，而在夏威夷和美国各地，则募得1.5万元港币。这笔钱很快被汇到正在香港指挥起义的黄兴处。

　　为了更增加吸引力。他们想出了更多奖励办法：购买或捐赠100元者，保证民国公民资格；1000元，享有经营企事业的优先权；到100万元，就可以在公园里给自己塑像。

　　说实在话，这些措施，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的感觉。革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动不动就株连九族的事，哪是什么优先权和塑像可以轻易说服捐赠者的呢？真以为在开公司分红呢？从此一点，亦可见当时经费之紧张，实在是有病乱投医。1908年时，孙中山曾致信邓泽如，说如果吉隆坡一位富商愿意出10万元钱的话，那么可以将云南全省的采矿权给予他10年。比之于优先权和塑像之类的空头支票，吸引力可见一斑，但是这位富商依旧坚辞不就，问题在于，这不是买卖，这是革命，谁都知道，得到这笔收益的前景恰恰不是革命党们许诺的那么光明，恰恰相反：非常渺茫！

　　所有款项，必经孙中山之手。洪门筹饷局的筹款，规定有一条，款子，只有“孙大哥”一人可以调用。而开支又无明细，不免要给人质疑。孙中山愤而为自己辩解：“革命‘攫利’云胡哉？”

　　孙中山说，革命之前，自己家境殷实，经济状况肯定胜于现在。他给那些嚼舌子的人算笔账。广州起义时，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出资数千，加起来不过万余，而革命的花销，何止万余？其他的钱哪来的，“皆我兄及我所出也”。惠州起义时，花费有十余万，只有香港的李纪堂和一位日本义侠(不知道是不是宫崎寅藏)出资二万余和五千元，至此孙中山已倾家荡产：“吾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1909年10月下旬致吴稚晖函)

　　革命十余年，所得捐助，一共不过四五万元，有人说他借革命之名贪污四五万元，怎么可能？“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致失我谋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已立之恒产耶！”两年前，即1907年，孙眉已在檀香山宣布破产，积蓄全部用于革命事业，到银行借贷的钱，到期不能偿还，债主拍卖其业，以偿债款。孙眉本人，只能迁居香港，寄人篱下，改干修地球的活计去了。

　　潮州、惠州、钦廉、镇南、河口五次起义，总共花费20万元。汪精卫向荷属殖民地筹集3万余元，向英属殖民地筹集1万余元，向越南、东京及泰国等地所筹集的五六万元；孙中山本人筹集的同志捐款5万元，再加日本人捐款1.4万元，河内借款1万余元，除了梁兰泉骗去数千以及船械费数万元，还有一个人骗去1000元，以及陶成章用去100元者，其余，没有任何浪费。孙中山自言自己除了食宿交通费之外，自己没有用过一分钱。

　　所以，谣言不可信。

　　为革命，孙中山殚精竭虑，散尽家财。纵观民国成立前，他的革命生涯，一多半时间都在苦苦筹集革命经费的旅途中度过。他深知，钱是革命的命脉，有了钱，可以招兵买马财大气粗。没钱，那就得像居正、孙武那样，到处哭穷。

　　武昌起义前，在武昌地区主持革命党的是居正和孙武二人，向中央哭穷，钱，这是真没有。黄兴知道以后，觉得武昌地处中原，战略要地，倘若能与广东革命互为响应，何愁大事不成？当即决定给谭人凤2000元带到武昌，600元给居正，200元给孙武(未说明其余1200元的去向)，在汉口租界内设立革命党机关。还不足1万！比较一下孙中山在两广地区起义投的钱你就知道了，地处中原的武昌地区，根本不是孙中山当时战略考虑的重点！

　　这点钱，根本不够！穷极无法的革命党人，还去武穴附近三角山上偷过佛像，也没卖到几个钱。幸好，共进会的刘公，家财万贯，是襄阳巨富，为革命捐资5000银元，才使武昌起义不至于死在襁褓之中，看来，“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确是至理名言。

　　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时，请不要忘了那些为革命捐献过的富人和穷人，每一分钱，也都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

　　日月轮回依旧

　　花开花谢依然

　　多少青春继续不回

　　地下埋藏的

　　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是否我们已经忘记

　　黄花岗的灵魂

　　他们地下有知

　　能否原谅我们？

　　——罗大佑《青春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