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工作人员业务:熊培云：农民如何救亡图存？

2010年10月31日07:47南方网熊培云我要评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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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
年少时爱看《霍元甲》，爱唱剧中粤语歌，最拉风者除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便是“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此时，毛泽东形象不再招展于旗帜，而流行于各式文化衫上的霍元甲(黄元申饰)头像渐渐成为代表中国力量的新图腾，让你觉得“分（昏）睡百年”后的中国好不威武！如果谁敢欺负中国，全中国人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考公务员一样，都一起上了。
然而，待年岁渐长，对社会与人生有了些自己的了解，发现世界远非那么简单，“全民皆兵”的歌声更是显得过于浪漫。毕竟，生活于尘世的人们，无论天下承平，还是动荡岁月，都各有自己的当务之急。且不说现实中的“霍师傅”在“全民向钱看”的年代了断红尘，从此出家做了和尚，回望历史，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也没有真正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
至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之“全民皆兵”，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当每个个体迫于军事共产主义而别无选择，只能争做手持利剑、不谈私利的公民；当国家因为唯一目标而被改造或者简化为一辆开足马力的战车，你又不得不承认，这片土地虽然不若从前那般“分（昏）睡百年”，但终将重新回到沉睡的年代。而且是集体沉睡，更大的危险自在其中。
事实上，早在当年率军北伐，遭遇“济南惨案”之时，蒋介石便已深知日本将是他一生的敌人。只可惜那时的中国，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旧潮未去，新潮未立，实在没有本钱和日本人拼，所以蒋介石便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希望能够一心搞建设，遇事能忍则忍，“小不忍乱大谋”。此“大谋”就是卧薪尝胆，积聚国力，以备他日再与日人一战。然而，如意算盘终落空，任凭你忍辱负重，日本的刺刀还是齐刷刷伸到了卢沟桥，伸到了夜上海，伸到了武汉，伸到了我们的村庄。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而且，不只是武器，还包括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谈起20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八年抗战”与“全民抗战”。“八年抗战”不假，至于“全民抗战”则需要大打问号了。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但是，国民政府正面抗战所能动员的，更多是青年学生，至于农民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我在本地寻得的资料，并翻检其他地方当年的历史，更多农民选择了不抵抗，至少是没有积极抵抗，而这方面逃避兵役便是最好的注脚。
除了外逃和花钱躲避兵役，当地老人还谈到其他三种办法：一是改变年龄，由于兵役年龄是在18—45岁，所以年纪大的改大，年纪小的改小；二是找个差事当，如情报员、科员、乡丁、保丁、区队长、文书、乡干、副官等等，这些一般还能免伕免税，拿工资；此外就是在学校混个毕业证，所以在国统区山里有个国民小学，里面挤了好几百人。据说真正的学生恐怕没有一半，很多人早就不是学生，他们名为读书实为“躲壮丁”。
这些农民之所以热衷于逃避兵役，未能积极抗日，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麻木于兵祸。在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也算是“全国皆兵”的，但它说的是战乱，是“全国皆兵祸”之举世无双。自清末民初开始，先是军阀混战，接下来是“南兵打北兵”(北伐战争)，然后是国共之间的混战(围剿与反围剿)，直到日军大军压境，这片土地早已经打得千疮百孔，更别说此前太平军与清军之血战无数。如此混战局面，再有理想的政府恐怕也只能是勉力维持，而民众更是苟全性命于乱世。
从整体上说，农民对当兵没有好印象。一是农民自古重文轻武，向往和平，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二是虽然胡适等知识分子希望中国政府富国强兵，建立起“有兵的文化”，但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而被拉去当兵的人，没什么文化和背景，多是些生活中的失败者、铤而走险者。在军阀混战、党同伐异的时代，他们更像是私人武装，只知道冲锋陷阵，一旦不幸战死沙场，却不知道究竟为何牺牲。而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又化作土匪，深入浅出，成群结队祸害百姓。从兵乱到匪乱，毕竟这都是些有枪又有组织的人，到哪里都可以胜过手无寸铁的涣散的一群。如时人所说，兵匪自是希望天下越乱越好，“譬如拾柴枝的人，为要给拾得盈握盈筐的柴枝，就惟恐天不打飓风，而为了飓风倒塌的屋宇，毁伤的人畜，他是不管的。”
而农民，注定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他们更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承受人生的意义，更愿意花更多时间关心猪栏里的牲口，而不是谁来坐江山。你可以说这些人自私、短视、不求长进，但这确实是生活给予农民的经验，谁当皇帝都一样。除了让自己活下去，对其他事他们早已经无能为力。他们将所有不幸与痛苦委之于命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种宿命感同样被他们安置在国家之上。
其二，农民未能积极抗日，同样因为受制于贫困。如前所述，自然灾害、洋货倾销以及连年混战是农民走向贫困的主要原因。这里仅以养兵为例，看农民有多少负担。根据1929年的一份统计，当年全国兵员达220多万，军费开支占到全国支出的92%，而世界五大强国的合计兵员也不过206.6万。据估算，养活一个士兵每年要花费200元，而每个普通壮年人在家一年只需40元生活费，且不说他一年因为生产建设尚有收入，仅就消耗而言，一个士兵花去的费用相当于居家农民的五倍。如此穷兵黩武，于国于民焉有不穷之理？
抗战之初，有学生下乡动员农民，当后者从学生口中得知抗日“短则一二年，长则三五年”，第一反应却是“我们不被日本人打死，也要饿死了。”穷人有穷人的难处，他们今天捐了手里仅有的五毛钱，明早便没钱买盐了，他一天不上街卖菜，一家几口便活不下去。为此，他们逃避兵役和徭役，有的后来甚至会为了少量钱财为日本人卖命。如果被劝急了，农民便会反问，“我们这座山，几坵田，烂屋壳，也怕日本人抢去不成？”动荡的年代，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救亡图存”不需要什么大道理，它首先是让自己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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