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彩让分盘赛果:风险社会笔记

风险社会笔记

作者:宕子   2008-02-13 21:12 星期三 晴　　　　　　　　　　　　　[德国]乌尔里希•贝克
　　
　　1、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与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
　　2、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的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
　　3、“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这样的概念，是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是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的。
　　4、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
　　5、只要在国家和社会中明确的物质需要——“短缺的专制”——还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像今天在大部分所谓的第三世界中那样），社会生产的财富分配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突就占据着历史的前台。
　　6、任何一个出发去发现新的国家和大陆的人——比如哥伦布——当然已经认识了“风险”。但这些是个人的风险，而不像那些随核裂变和放射性废料储藏而出现的问题，对整个人类来说这是全球性的威胁。在较早的阶段，“风险”这个词有勇敢和冒险的意思，而不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生命自我毁灭这样的威胁。
　　7、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
　　8、科学和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方法崩溃了。以惯常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现代的生产和破坏的力量，是一种错误的但同时又使这些力量有效合法化的方法。
　　9、产生于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在本质上是与财富不同的。我说风险，首先是指完全逃脱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位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它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然而，它们却基于因果解释，而且最初仅仅是以有关它们的（科学的或反科学的）知识这样的形式而存在。因而，它们在知识里可以被改变、夸大、转化或者削减，并就此而言，它们是可以随意被社会界定和建构的。从而，掌握着界定风险的权力的大众媒体、科学和法律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10、由于风险的分配和增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影响，这就是说，社会风险地位应运而生了。在某些方面，这些现象伴随着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但它们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它们和利益于它们的人。它们包含着一种打破了阶级和民族社会模式的“飞去来器效应”。生态灾难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即使是富裕和有权有势的人也在所难免。它们不仅是对健康的威胁，而且是对合法性、财产和利益的威胁。与对现代化风险的认知相联系的，是生态的贬值和剥夺，它们经常而系统地与推动工业化进程的利益和财产权利相矛盾。同时，风险产生了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其次是工业化国家间的不平等。它逐渐破坏了国家司法的秩序。以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性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11、现代化风险从赢家的角度看，是一桩大买卖。它们是经济学家长久以来所追求的不可满足的需求。饥饿和需要都可以满足，但文明的风险是需求的无底洞。它们无法满足，是无限的和自我再生的。你可以象卢曼那样说，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变成“自我参照的”，而不依赖于周围人类需要的满足。但这意味着：随着对它自己释放的风险的经济发掘，工业社会产生了风险社会的危险和政治可能性。
　　12、随着烟雾警报、毒物泄漏等或多或少地增加，在风险社会中出现了一种灾难的政治可能性。避免和管理这些风险可能包括对权力和权威的再认识。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其中，异常的情况有成为屡见不鲜的情况的危险。
　　13、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在科学的“摆脱贫困的方程式”中，固有着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意义。相应地，在完全由化学、生物和技术术语引导的对环境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不知不觉地把人仅仅归结为一个有机物。从而，这样的讨论就有着重复它长久以来正确地指责的一种有关工业化进程的广泛乐观主义观点的危险，有着退化为一场忽略了人、没有对社会和文化意义加以考虑的有关自然的讨论的危险。特别是过去几年的论争，虽然又展开了对技术和工业的批判，在核心上却仍旧是技术专家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他们殚精竭虑，以人口增长、能源消耗、食物需求以及原材料短缺等等的相对状况图表，来援引和发布空气、水和食物受污染状况的数据。他们富于激情，一心一意，似乎忘记了某个叫马克思•韦伯的人曾说过，如果排除了社会权力和分配的结构、科层制、普遍模式和理性化，这样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或者同时）就是荒谬的。一种认识正悄悄出现，依照它，现代性被简化为以凶手和受害者的形式出现的技术和自然的指涉框架。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风险依旧为这种研究理路所掩盖，同时也不为这种思考方法所知（这也包括政治环境运动）。
　　14、以自然科学术语进行的有关污染的讨论，在基于生物学的社会苦难的错误结论和一种排除了人的选择性苦难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自然观之间摇摆。同时，没有考虑到的是同样的污染，依照年龄、性别、饮食习惯、工作类型、知识和教育程度等等，对于不同的人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15、风险和财富一样是要分配的东西，两者都构成地位——分别是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
　　16、像收入和教育这样的东西是可以为个人所经验的消费品，风险和危机的存在和分配主要是通过论证来传递的。那些损害健康、破坏自然的东西是不为人的眼睛和感觉所认识的，甚至那些表面上明确无误的观点，仍旧需要有资格的专家来评判其客观性。很多这些新近出现的风险（核或者化学污染，食物污染，文明病），完全逃脱了人的直接感知能力。人们关注的焦点正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受害者既看不见也无法感知的危险之上；某些情况下这些危险不会对它们影响的人产生作用，而是作用于他们的后代；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危险都需要科学的“感受器”——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为的是使它最后变成可见和可解释的危险。
　　17、经验到的风险假设了一种有关安全感丧失和信任崩溃的一般化的视角。因此，即便在风险穿着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无声无息地接近我们的地方，它仍旧在根本上是局部化的，是值得去过的生活的受伤形象的数字浓缩。这些观念必须再度获得信仰，就是说，它们不能像那个样子被经历。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客观化的乌托邦的消极意象，在那里，人类（或者不管还剩下什么）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保护和恢复。
　　18、在最发达的文明发展阶段，风险甚至——或者尤其——在它们被传统的数学公式和方法论争执的魔术帽子应得不可见的地方，再次占据了议事日程的高度优先位置。对风险的界定是伦理学，以及还有哲学、文化和政治在现代化中心——商业、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内部的复活。
　　19、科学理性声称能够客观地研究风险的危险性的断言，永久地反驳着自身。这种断言首先基于不牢靠的猜想性的假设，完全在概率陈述的框架中活动，它的安全诊断严格地说，甚至不能被实际发生的事故所反驳。其次，你必须预设一种伦理的观点以使风险的争论具有意义。风险的界定是基于数学的概率和社会的利益，特别当它们带着技术可靠性被提出的时候。为了处理文明风险的问题，科学总是要放弃它们的实验逻辑的根基，而与商业、政治和伦理建立一夫多妻制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成一种“没有证书的永久婚姻”。
　　20、从一开始，风险的维度就被局限在技术的可管理性上。在某种范围内，尚不具有技术可管理性的风险被认为——至少在科学的计算和司法的判断中——是不存在的。这些不可计量的威胁结合成一种未知的剩余风险，它成为给予所有地方所有人的工业馈赠。
　　21、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对风险的社会讨论和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
　　22、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
　　23、一种危险的产品可能通过其他产品的风险来为自身做辩护（比如，对气候影响的夸大将核能的风险“减到最小”）。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土壤、植物、空气、水和动物受危害的状况，在这种为了最有利的风险界定而进行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这种意义上它表现了共同利益和那些自己没有选举权和发言权的人的选择。
　　24、与高度分化的劳动分工相一致，存在一种总体的共谋，而且这种共谋与责任的缺乏相伴。任何人都是原因也是结果，因而是无原因的。原因逐渐变成一种总体的行动者和境况、反应和逆反应的混合物，它把社会的确定性和普及性带进了系统的概念之中。
　　25、与财富的具体可感相比，风险具有某种非现实性。在根本的意义上，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一方面，有很多危险和破坏今天已经发生了：水体的污染和减少，森林的破坏，新的疾病，等等。另一方面，风险实际对社会的刺激在于未来预期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旦发生就意味着规模大到以至于在其后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破坏的风险。因而，即便作为猜测，作为对未来的威胁和诊断，风险也拥有并发展出一种与预防性行为的实践联系。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因而，不存在的、想像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
　　26、风险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使自身合法化——人们既不想看到也不需要风险的后果。风险状况首先必须突破围绕它们的禁忌防护物，然后“以科学的方式诞生”在科学化的文明中。
　　27、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消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相反，（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可以购买安全和免除风险的特权。
　　28、处理、避免或补偿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在不同职业和不同教育程度的阶层之间或许也是不平等地分配的。任何一个人只要手头有必需的长期存折，就可以通过选择居住的地点或者自己建造居住地（或者通过买第二套住房、休假等等）来规避风险。膳食和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饮食和求知的模式也是如此。装得满满的钱包使你可以吃“精细饲养的母鸡”的蛋、用“嫩莴苣头”做沙拉。教育和对信息的关注开启了处理和规避风险的新的可能性。
　　29、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
　　30、危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生产，这种情况是独立于生产地：食物链实际上将地球上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
　　31、全球化带来不具体的普遍性的苦痛。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危险，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逃避的可能，人们就不再去考虑它们了。
　　32、那些生产风险或从中利益的人迟早会受到风险的报应。风险在它的扩散中展示了一种社会性的“飞去来器效应”，即便是富裕和有权有势的人也不会逃脱它们。前面提到的“潜在的副作用”甚至对生产它们的中心也是反戈一击。现代化原动力自身也深深地卷入了它们释放并从中获益的风险旋涡之中。这能够以各种方式生产出来。
　　33、社会危险的循环可以总结如下：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之下，罪魁祸首与受害者迟早会同一起来。
　　34、“飞去来器效应”不必通过对生命的直接威胁来表明自身，它也可以影响某些次级媒介，如金钱、财产和合法性。它不仅对单个的资源反戈一击，而且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
　　35、化学烟雾不关心污染者补偿原则。在整体和平等的基础上，它打击所有的人，不管他或她在烟雾产生中担负什么责任。
　　36、危险的工业已经转移到低工资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不是巧合。在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风险之间存在系统的“吸引”。在风险分配的中转场里，“不发达的偏远角落”里的车站最受欢迎。而且你不得不做一个天真的傻瓜，继续假定当班的扳道工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对此更多的证据是，我们已经证实“新的”（创造工作机会的）技术对于无职业的偏远地区人口，存在“更高的接受性”。
　　在国际范围内，物质的贫困和对危险的忽视想到重合的观点，在经验上是正确的。
　　37、有了化学物质，贫困的边缘国家会建立它们自己的粮食储备，并获得一点点对有权有势的中心工业国家的独立性。第三世界的化工厂加强了这种生产上的独立性和摆脱对昂贵进口产品的依赖的印象。反对饥饿、获取自主的斗争形成了一层保护外壳，在其后面，危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见的）都被压制和最小化。
　　38、资方可以制定严格的安全条例，知道它们无法施行，却硬说条例得到遵守。通过这种方式，资方使自己保持清白，廉价地和问心无愧地把事故和死亡的责任推卸给人们对危险在文化上的无知。当灾难真的发生，贫困国家的司法混乱和利益纷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制定出一种抹杀和混淆的政策，通过有选择地界定问题以限制灾难性后果。
　　39、饥饿的魔鬼与倍增的风险的堕落天使争斗着。特别危险的工业被转移到贫困的边缘国家。第三世界的贫困与发达风险工业被放纵的破坏力量可怕地结合在一起。
　　40、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仍旧享有无可置疑的首要地位。失业的威胁被大肆渲染，这是为了使规定的标准排放口更大些，使管制更松懈一点，或者是为了阻止任何对食物中有毒残余的调查。出于经济后果的考虑，没有对整个化学制品的记录；它们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出于上述原因却可以自由地流通。与环境风险斗争本身就成为了工业的一个兴旺分支，在德国经因确保了数百万人的安稳（太安稳了）工作而被默认了。
　　41、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后面，风险的现实威胁着、增长着，根本不管社会的和国家的区别。在独立的围墙后面，危险肆无忌惮。
　　42、政客和政治活动通过抓住个别事件来缓解压力，而不是整体地为事故和破坏负责。另一方面，风险界定的观察者接管并扩大了他们的市场机会，某些人，如化学家，脚踩两条船；他们使人患病，然后又给人药片来医治他们继发的疾病（比如，过敏症的治疗）。
　　43、迟早，风险仅呈现给我们威胁，它将使与之相关的益处相对化并削弱，并且正是随着危险的增长，在不同的利益间，它们使风险的共同性成为现实。通过这种方式，在风险折磨的苍穹下——无论它有多么宽广——共同性同样在对抗背后形成。为了预防核能和有毒废料的危险，阻止对自然的明显破坏，不同阶级、党派、职业群体和年龄的成员团结起来形成贫民运动。
　　44、消除短缺的位置被消除风险所代替。即使仍旧缺乏旨在消除风险的政治组织的意识和形式，你仍可以说风险社会通过它释放的带来威胁的动力而削弱了民族国家以及那些军事同盟和经济集团的边界。阶级社会能够被组织为民族国家，风险社会则带来了“危险社区”，它最终只能被组织为联合国。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文明所发展的自陷危境的潜在可能性，也使世界社会的乌托邦有了更多的现实性或者至少有了更多的紧迫性。
　　45、阶级社会的梦想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和应该分享蛋糕。风险社会的乌托邦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免受毒害。
　　46、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的形式标示着一个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并且这种团结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但是，焦虑的约束力量如何起作用甚至它是否在起作用，仍是完全不明确的。
　　47、系统产生的苦难和压抑越来越可见，并且必然会为那些曾以否认它们的人所承认。法律顺着流行的风向扬帆决不是自愿的，而是因为政治和街头的强力支持：普遍选举权、社会福利法案、劳工法以及决策参与。今天类似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无害的东西、酒、茶、生面团等都变成危险的东西。化肥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长期毒物。曾经被高度赞扬的财富源泉（原子能、化学、基因技术等等）都转变为不可预测的危险源泉。危险的显而易见性为传统的意在减小和掩盖危险的惯有做法增添了越来越多的障碍。科学、商业和政治中的现代化动力，发觉自己处于抵赖的被告这样一个难受的位置，因为一系列间接证据而不住地冒汗。
　　48、个人和社会经受的苦难的当下性与今天的文明危险的无形性相对照；文明的危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这是些采用化学公式、生物语境和医学诊断概念的危险。当然，这样的知识建构并不能使它们减低危险性。相反，有意或无意地，通过事故或灾难，在战争或和平之中，人口的一大部分在今天面对着灾难和破坏，我们的语言和想像的力量无力把握它们，我们对之缺少道德的和医学的范畴。
　　49、在过去，个人所经受的苦难由他的阶级命运所决定。你出生在一个阶级中，它就附在你身上，从小到老。它包含在一切事情中：你吃的东西，和谁并且如何一起生活，有什么样的同事和朋友，抱怨什么人，如果有必要的话，走上街头去抗议什么人。
　　相反，风险地位包含了十分不同的受害者类型。对于它们，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东西。它们是普遍的和不具体的。你听说它们，读到它们。这种通过知识的传递，意味着这些容易受到影响的群体是具有更高教育程度并积极求知的。与物质需求的竞争涉及另外一个特征：风险意识和行动主义更容易出现在那些生存的直接压力得到缓解和消失的地方，就是说，那些更富裕更受保护的群体（国家）。
　　50、在阶级地位上，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地位上，是意识（知识）决定存在。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类型，特别是个体经验的缺乏和对知识的依赖程度，它围绕着界定危险的所有方面。
　　51、有害的、危险的和有敌意的东西在所有的地方等着他们，但它们是敌意的还是友善的这样的问题超出了人们的判断能力，这是留给外部知识生产者的假设、方法和论争的问题。相应地，在风险状况中，可以说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带来危险的“特洛伊木马”，并且风险专家会因此相互争论，即使是在他们宣告什么应该惧怕什么不应该惧怕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是否接受或者征求专家的建议也完全不是由受影响的群体所决定的。他们不再去挑选专家，相反是专家挑选受害者。他们可以随意地干涉或不干涉，因为危险可以散播到日常生活的所有事物上。而这就是它们现在安顿的地方——不可见的又是很明显的——并且它们现在需要专家作为解答它们大声地提出的问题的源泉。风险地位在这种意义上是喷泉，问题从这里升向表面，而受害者不会拥有任何解答。
　　52、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不可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对自然的危害和破坏，在化学、物理或生物的影响链条上，不再外在于我们个人的经验；相反，它们越来越清晰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
　　53、潜在性的丧失，对现代化风险的不断增长的感知，对上一代人来产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现在它已经是最首要的政治因素。它不是普遍觉醒的结果，而是基于一些关键发展的结果。
　　54、饥饿可以被缓解，需求可以被满足，风险则是“需求的无底洞”，它是无法满足的、无限的。和需求不同，风险不仅仅能被（广告或类似的东西）唤起，而且能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简言之：被操纵。一种完全新型的需求，进而是市场，由变化的风险界定所创造，特别是那些规避风险的需求，它们可以随意解释，随意地设计，并且可以无限再生。
　　55、将会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风险的爆炸性力量将毒害每一个人对利益的兴趣。
　　56、在提高生产力的努力中，相伴随的风险总是受到而且还在受到忽略。科技的好奇心首先是要对生产力有用，而与之相联系的危险总是被推后考虑或者完全不加考虑。
　　57、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要规避的风险，风险即使是很微小的可能性也具有其威胁性的后果。如果对风险的认识基于“不明确的”信息状况而被否认了，这就意味着必然的反作用被忽略了而危险在增加。参照科学精确性的标准，可能被判定为风险的范围被减到最小，结果科学的特许暗中在允许风险的增加。坦率地说，坚持科学分析的纯洁性导致对空气、食物、水体、土壤、植物、动物和人的污染。我们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在严格的科学实践与其助长和容忍的对生活的威胁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共谋。
　　58、通常并不存在单一的污染者，而那是从很多烟囱里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并且这些污染物是与无法确定的疾病联系在一起怕，那些疾病通常有很多的“原因”。在这些情形下，任何坚持对因果关系进行严格证明的人，都是对工业造成的文明污染和疾病的最大程度无视和最小程度承认。以“纯粹”科学的天真，风险研究者保卫着“证明因果关系的高超技艺”，进而阻碍了人们的抗议，以缺少因果关联为由将抗议扼杀在萌芽阶段。他们似乎降低了工业费用，把政客挡在了墙的后面，而实际上他们打开了防洪闸门，使生活受到普遍的威胁。
　　59、坚持对因果关系进行严格验证，是科学理性的核心内容。保持精确而对自己和他人“不承诺任何东西”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之一。同时，这些原则来自于别的语境，甚至可能来自于一个不同的知识时期。在任何情况下，它们对于文明风险在根本上就是不恰当的。当污染泄露只能在国际交换模式及相应的平衡中理解和测量的时候，将单个物质的单个生产者与确定的疾病建立直接的和因果的联系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些疾病可能还有其他的影响和促进因素。这就相当于仅仅用五个指头去计算电脑的数学潜力。任何坚持严格的因果关系的人都否认这种现实联系的存在。仅仅是因为科学家不能确定单一破坏的任何单一的原因，空气和食物的污染程度并没有降低，因化学烟雾造成的呼吸道肿瘤以及死亡率——它在每立方米300微克的二氧化硫浓度下显著提高了——并没有降低。
　　60、与风险分配相关，“允许的”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污染和毒物的痕量的可接受水平，有一种和财富分配的效率原则类似的意义：它们允许毒物的排放，并且仅仅在那个限度的程度上视其为合法。任何限制污染的人也同时赞同污染。任何仍旧可能发生的事物，不管它们可能的危害有多大，通过社会的界定都可以是“无害的”。可接受值也许确实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发生，但它们同时允许对自然和人类的一点点毒害。这“一点点”到底会是多大，在这里是关键的问题。是否植物、动物和人能承受或大或小的一点点毒物，一点点有多大，“承受”在这一语境中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从发达文明的毒素和搞毒素工厂——它们对判定可接受水平至关重要——中产生的轻松而恐怖的问题。
　　61、污染被允许已不再是一个基于这个判定的问题。可接受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是以污染和有毒物质供养自己的文明的撤退路线。实际上更明确的反毒害的要求被作为乌托邦而遭到拒斥。与此同时，一点点被允许的毒害成为了常规。它在可接受的值背后消失了。可接受的值使一种集体标准化的毒害的永恒定量成为可能。它们同时通过宣称发生的毒害是无害的而造成了它们不允许发生的毒害。如果你坚持可接受的值，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你就没有毒害任何生物——不管实际上你所生产的食物中含有多少毒素。这表明毒素等的生产不仅仅是某一个产业的问题，而且是确定可接受的值的问题。那么，这就是跨越了制度和体系界限，跨越了政治的、部门的和产业的界限的合作生产的问题。
　　62、可接受水平裁定的沉默，它的“空白点”，是它最危险的陈述。它不予讨论的是威胁我们最甚的。伴随着最大浓度的判定，农药的界定以及什么东西作为“非农药毒素”而排除在外的问题，成为通向对自然和人类长期和永久毒害的道路上的第一个岔道。定义的斗争，不管它看起来如何只发生在学术圈内，都对每一个人有着或多或少的毒害后果。
　　任何因为还没有获得充分鉴定或者因为太复杂而不适合概念归类的现象，任何不能保持在概念规划界限之内的事物——所有这些都被归类的定义要求所掩盖，维持着不被注意的状况而免除了有毒性的怀疑。那么，最大浓度判定就基于一个最为可疑和危险的专家统治谬误：（还）没有被认识的或者不能被认识的东西就不是有毒性的。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表述就是，在有疑问的状况下，请保护毒物不受人类的危险干预。
　　63、进入循环圈的污染物越多，与单一物质相关的可接受值就越多，这样的情况就越真实，整个把戏的手法就变得越加愚蠢，因为对人类的全部毒害威胁增加了——我们只需要假设一个简单的等式：各种各样的毒性物质之和等于更高的整体毒性水平。
　　64、人们在他们的文明风险地位上不仅受到单个污染物的威胁，而且整体地受到了威胁。强迫人们通过单个污染物的可接受值表格去回答有关他们的整体危险的问题，就等于是对不再仅仅是潜在的危险结果的集体嘲弄。
　　65、从动物实验的结论——在任何情况下，那只是给人为的条件下非常局限的问题提供的解答，并且常常表现出极端多样化的反应——只有超人才可以知道某种毒素对于“人”的“可接受的”剂量。可接受水平的设定者是预言家，他们有“三只眼”的本事，他们是使用实验序列和系数做道具的晚近工业化学的魔术师。不管看起来是如何用心良善，整个事情仍旧是表明“我们也不知道”的一种非常复杂冗赘的和刻意使用数字的方式。姑且等待。实践会告诉我们。由此，我们触及了第二个要点。
　　可接受的水平当然满足了象征性的去除毒害的功能。针对越来越多的有关毒物的报道，它们是一种象征性的定心丸。它们标示着某些人正在努力并关注着。实际上，它们起到了提高一点人类实验阈限的作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当物质进入循环圈，我们才可以发现它的影响是什么。
　　66、只要风险没有获得科学的认识，它们就不存在——至少在法律上、医学上、技术上或科学上不存在，因而它们不需要预防、处置和补偿。再多的集体呻吟也不能改变这些，只有科学可以。因而科学判断对真理的垄断迫使受害者自己运用所有的科学分析的方法和手段达到他们的要求。但受害者们同样也被迫马上修正这样的分析。
　　67、一种坚实的科学信仰背景是现代化批判的悖谬基础的一部分。因此，风险意识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普通人的意识，而主要是为科学所决定并且基于科学的。为了完全地认识风险并使之成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参照点，从原则上说，在客观上、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差很大的状况间不可见的因果联系，以及或多或少是推理性的预期就必须被相信：它们免除了总是要面临的反对。但那意味着不可见的——甚至在本质上超越了感知，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关联和计算的——东西，成为不受质疑的个人思考、感知和经验的要素。可以说，日常生活的“经验逻辑”被颠倒了过来。人们不再仅仅从个人经验上升到普遍判断，而是缺乏个人经验的普遍知识成为了个人经验的主要决定性力量。如果一个人要去抗击风险，那么化学方程式和反应、不可见的污染水平、生物循环和连锁反应必然会支配着他的所见所思。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风险意识中不是在处理“二手经验”，而是在处理“二手的非经验”。进而，只要“知晓”还意味着有意识的经验，最终就没有人能够知晓风险。
　　68、来自文明的威胁带来一种新的可与古代的上帝和魔鬼的国度相比的“阴影国度”，它们藏匿在可见世界的后面，并威胁着地球上的人类生活。
　　69、危险的和敌意的东西隐匿在无害的面具后面。
　　70、危险的受害者不一定产生一种对风险的知觉；相反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对恐惧的否认。财富和风险的分配在这种压制受害者的可能性中既有区别又相互重叠。饥饿不能通过否认来满足。另一方面，危险总是可以被解释为不存在（只要它们还没有发生）。在物质需要的经验中，实际的折磨和主观体验或痛苦是不可分离的。风险就不是这样。正相反，准确地说，风险的特征是折磨会导致意识的缺乏。危险程度的增长，伴随着对其进行否认和轻描淡写的可能性的增长。
　　71、对风险来说，通过解释来转移被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比起饥饿和贫困来说要容易得多。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不用在这里克服，而可以转移到另外某个方向去寻求并找到象征性的地方、人和东西来克服恐惧。那么，在风险意识中就尤其可能出现并且需要被错置的思想和行动，或者被错置的社会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准确地说，当危险伴随着政治无为而增长的时候，风险社会就包含着一种固有的成为替罪羊社会的倾向：突然间不是危险，而是那些指出危险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
　　72、哪里危险成为了常态，便预定了永久性的制度形式。在那种意义上，现代化风险为局部的权力再分配预备了空间——部分地保持旧形式的责任，部分明确改变它们。
　　73、风险社会不是一个革命性的社会，而是灾难的社会。在这一点上，紧急状态有变成常规状态的危险。
　　74、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就是社会而社会也是“自然”。任何继续将自然说成非社会的人，就是在说一些不再能够把握我们的现实的另一个世纪的术语。
　　75、工业社会从来不可能只是作为工业社会而存在，而总是作为半个工业社会和半个封建社会而存在，它的封建方面不是传统的遗迹，而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基础。就这样，当工业社会胜利时，它总是推动了家庭伦理、性别命运以及与婚姻、亲子、性事有关的禁忌的消解，甚至家庭劳动与雇佣劳动的重新统一。
　　76、学校教育意味着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教育生活过程。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境况的生产者，并且以这种方式成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生涯的生产者。
　　77、劳动市场通过职业流动、居住或就业的场所、就业的类型以及它引发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将自己展现为一种隐藏在人们生活的个体化背后的驱动力。
　　78、竞争基于资格的可交换性，并因而迫使人们去推销自己的工作和成就的个人性和惟一性。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引向了一种同等者的个体化，所谓同等者，准确地说就是在互动和行为的领域表现出一种共享的背景（相似的教育、相似的经验、相似的知识）。
　　79、通过更为平等的教育机会和不断增加的对她们的地位的意识，年轻妇女形成了对职业和家庭中更多平等与合作的期待，这种期待在劳动市场和男性行为中遭遇了相反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反，男人实践着一种平等的修辞学，并不以行动来配合语言。在两方面，幻觉都在消失；伴随着以（在教育上和法律上的）平等为先决条件的平等化，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有意识，越来越不合理。女性对平等的期待与不平等的现实间的矛盾，以及男人的共同责任的口号和对旧有的角色任务的保留间的矛盾，正变得严重起来，并且决定着其各种各样完全矛盾的政治和私人表现在未来的发展。
　　80、性别特征的归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而某些传统的遗留不容易加以驱除。没有男女角色的分别就不会有传统的核心家庭，没有核心家庭，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及其典型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的形象基于一种不完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分裂的人类劳动的商品化。商品化工业化、总体商品化与有着传统模式和角色的家庭是相互排斥的。一方面，雇佣劳动预设了的家务活，通过市场流通的商品预设了核心家庭的模式和可归因的角色。就此而言，工业社会依赖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这些不平等与现代性的原则相抵触。因而在实际的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家庭的基础（婚姻、性关系和亲子关系等等）受到了怀疑。
　　81、无薪的家庭劳动通过婚姻作为自然而然的嫁妆施加给女人。在本质上说，进行家庭劳动就意味着对供养的依赖。那些进行家庭劳动的人——并且我们知道她们是谁——用“二手的”钱来操持一个家庭，并且仍旧依赖于作为自我供养纽带的婚姻。这些工作的分配——并且这里存在着工业社会的封建基础——仍然是处在决定之外。它们是由出生和性别所规定的。原则上，即使在工业社会中，一个人的命运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经展现出来了：终身的家务劳动或者依靠劳动市场过活。这些封建的“性别命运”被同样奉献给它们的爱所削弱、消除、夸大或隐藏。爱是盲目的。因为爱能够作为对性别命运自我创造的痛苦的逃避而出现——无论那痛苦可能多么巨大——所以它表现出来的不平等不可能是真实的。然而那是真实的，并且使爱显得陈腐和冷漠。
　　82、工业社会总是将现代性不可分离的原则——个人自由和超越出身的平等——与生俱来地从一种性别那里拿走并将它归诸另外一种性别。工业社会从来不是也不可能单独地作为工业社会而存在，而总是仅仅一半是工业的，另一半是封建的。这一封建侧面不是传统的遗迹，而是构建进工作和生活的制度安排的工业社会的基础和产物。
　　83、只要妇女还生育孩子，感觉到自己对他们的责任，并且把他们看作自己主要的重合任务，孩子就仍旧是在职业竞争中预期的“障碍”，同样也是做出不利于经济独立和职业生涯的有意识决定的诱因。
　　84、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感，女人不得不摆脱旧有的“为了他人而生活”的归因角色，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而对男人来说，去过独立的生活与旧有的角色认同是一致的。在作为“事业男人”的类型化男性角色中，经济个人化和男性角色行为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历史上，男人是不知道什么配偶（妻子）供养的，而通过工作谋生的“自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台工作传统上是由女人来承担的。父亲的欢乐和责任总是可以作为小量的娱乐活动来享受。父亲的身份对职业没有任何障碍；相反，不得不去这么做。换言之，所有将妇女驱逐出传统角色的因素在男性这一方面是没有的。在男性的生活处境中，父性和事业、经济独立和家庭生活并不是依据家庭和社会的状况要去争取和调和的对立物；相反，它们与传统男性角色的共通性是被规定和受保护的。但这意味着个体化（在通过市场的中介谋生的意义上）巩固了男性的角色行为。
　　85、不是物质基础和爱情，而是对孤独的恐惧，使婚姻和家庭得以保持。尽管有所有这些危机和冲突，威胁着家庭和婚姻或者家庭和婚姻之外令人担忧的东西也许是婚姻最为牢固的基础：孤独。
　　86、只要婚姻意味着妇女对事业的放弃、对孩子的责任以及依据丈夫的职业前程的“共同流动”这样的看法还被视作理所当然，关系的要求和劳动市场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仍旧是隐匿的。当配偶双方都必须或想要自由地作为挣取工资的人来谋生的时候，矛盾就公开爆发了。
　　87、持续的大规模失业与有限的并很可能在缩减的劳动市场的总体容量，保留并维持了传统的男女角色和责任。从工资劳动解脱出来转向婚姻供养的趋势，因为很多妇女对孩子的期望而得到支持。妇女角色的两个稳定因素——失业和对孩子的需要——在青年妇女缺乏教育的状况继续存在以及缺少职业教育的地方是特别有效的；这导致了更年轻的一代女性中的根据教育等级制而产生的生涯模式的分化。
　　88、现代化不是一辆如果我们不喜欢就可以在下一个街角下来的马车。
　　89、劳动市场和婚姻（或一般的关系）间的矛盾，只要婚姻还等于妇女的家庭责任和对职业的放弃，就还是隐匿的。
　　90、现代化不仅仅导致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紧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和大众消费的发展。它同样导致（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普遍的模式）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
　　91、谋生的关键在于劳动市场。进入劳动市场的条件需要教育提供。任何无法进入这些领域的人面临的将是社会上和物质上的湮没。没有良好的训练的境况和有训练但没有相应的工作一样糟糕。惟有在这些条件下，那些被职业培训体系排除在外的人，才会落入社会深渊。是否具有培训的机会，成为年轻人能否进入社会的问题。同时，经济或人口的“上升和衰退”造成了整个一代人落入社会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