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中转酒店哪个好:毛泽东思想的五大灵魂（下）

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或要求改良，或要求转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到五四时期，已积累了一定的教训和经验最后终于从俄国找到了一种源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初步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转变，在20世纪20年代，无论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理论上来说，都已经成为必然。毛泽东受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影响，于1920年底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形成新的关于文化方面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维等，即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人们一般都承认，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统一体系，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言论中，主要是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谈论“文化”，属于文化的狭义的概念。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成熟、系统地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2月，他撰写和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任务，并明确概括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便是标志性的印证。

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一基本观点。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始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一样，曾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而从周秦时代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其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同时，自从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就开始了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为目的的社会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又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中国社会既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那么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反映的中国文化，就整体讲，也就必然成份各异。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文化在内容上多种成份并存并不妨碍将它从根本上“一分为二”，即将它分作“旧文化”和“新文化”这两大类。所谓“旧文化”，是指反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和经济的文化。所谓“新文化”，是指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新文化，之所以朝气蓬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体现了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第一次提出了“大众文化”这一文化概念。毛泽东的“民族的文化”，强调的是“新文化”的民族性，就是说“新文化”的特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形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文化选择导向是“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毛泽东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毛泽东的“科学的文化”，强调的是“新文化”的科学性，就是说“新文化”的内容是指“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科学性的核心是“主张实事求是”，坚决地贯彻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决不能赞成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主义”；在对待古代文化问题上，“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在处理古今关系问题上，既要“尊重历史”，又“不是颂古非今”；“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的“大众的文化”，强调的是“新文化”的人民性，就是说“新文化”的方向“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坚持这个方向，“新文化”固然不排斥“阳春白雪”，但更要重视“下里巴人”，要“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根据农民占人民大众中绝大多数这个中国的国情，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新文化”的普及，必须重视以农民为对象。他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毛泽东在后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已不在一般意义上称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为“新文化”，而是称“社会主义文化”，但从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以及《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论著中，我们不难把握，他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同他关于“新文化”的观点，在根本精神上并无本质差异。 3．毛泽东的新中国前17年文化观。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文化观具有衔接性和连续性。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命运开始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所致开幕词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反映出毛泽东较快地由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观，衔接得相当自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既是毛泽东的愿望和期望，也是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而，毛泽东的文化观在建国后前17年，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点，坚持了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构建模式，保持了健康的文化心态。

在前17年里，毛泽东的文化观较之新民主主义时期更加闪光的方面有：

(1)文化建设是党领导的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第一次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两大任务相提并论。

(2)文化建设带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在探索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毛泽东对于文化建设也持有一种探索态度。他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容上应是社会主义的，形式上是民族的。

(3)文化的内涵在毛泽东那里已有所扩大，已不限于观念方面。更宽泛地从文学、音乐、科学、医学、历史、教育、美术、戏曲等领域议论和评价文化。

(4)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性、方向性更为明确。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二为”方向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5)确定了发展文化的基本方针。建国初，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1956年明确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6)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注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7)将部分精华的传统文化升华到昂扬向上的民族自信心的高度。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传统的文化、文明积淀了一种称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溶入在新文化里，表现出中国人的坚强的民族意志、锐意进取的民族气魄。建国前夕，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面对共和国成立后的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他毫不畏惧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民族自信心促进重振中华民族精神。 (8)争取一切爱国的旧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他说：“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文化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从旧中国迈入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有200万人，占全国当时总人口5．4亿人的0．37％。他们身上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但毕竟是建设新中国的—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执行对旧知识分子包下来政策时，针对某些人存在的不足，引导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当时，毛泽东还肯定、推广了华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先进经验。 (9)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各地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要比培养‘秀才’”，“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无产阶级专政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庞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10)独立自主地进行技术革命。经过对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反思，毛泽东把民族自尊心和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结合起来，不断告示全党全国人民摆脱对别的国家的心理依赖。他在一个批示中写到，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赋予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新开端活的灵魂，也赋予了文化建设新开端伟大的精神。在建国初繁忙的政务中，他对文化方面的考虑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少一些。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时，面对着远比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更多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始终坚持着艰难、独特的探索，但一直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越是向前，毛泽东的文化观越是显现出两重性或多重性，时而分别地、时而交替地或交叉地影响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局面。前17年里，他的贡献、功绩很大，但也有失误或过失。我们不能苛求毛泽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非常沉重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4．毛泽东领导中国文化革命的得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不仅走出自近代以来的困境，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性契机。有许多文化成果，至今仍看得见，并在发挥作用。

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古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孔孟之道在社会进步、时代变迁之前受到了挑战和不断的退位。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中国就树立了一面新的思想大旗，并指导着中国人民建设新文化。

毛泽东有关处理文化上的古今中外关系的丰富思想，在文化上变被动接纳为主动有选择地吸收，成为他在20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正确的指导原则，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工人阶级的广大知识分子队伍的战略目标，激励工人阶级及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争做又红又专人才的高潮。人才建设逐渐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立专门组织机构，负责我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发展工作，负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毛泽东的文化观，为毛泽东思想的宝库增添了珍贵的内容。毛泽东缘此被誉为“文化巨人”当名副其实。（1）毛泽东从“不破不立”的意义上，强调不反对“旧文化”，“新文化”就不能发展壮大，但他毕竟清醒地认识到，“新文化”的创立，离不开同“旧文化”的联系。他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毛泽东心目中的“旧文化”，特指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与我们今天通常所讲的传统文化，在内容上虽有重合之处，但不完全吻合。而毛泽东关于“旧文化”同“新文化”的联系，仅涉及2000余年中国封建文化对于发展“新文化”的意义这一点。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的这段论述，首先在总体上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灿烂的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将他与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区别开来；其次他说明中国古代文化既包括“糟粕”又包括“精华”，所谓“糟粕”是指古代文化中封建性的东西；所谓“精华”是指古代文化中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再次对于创造“新文化”来说，他强调将古代文化中封建性的东西与民主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因为封建性的东西是“新文化”所要批判的东西，而“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继承，是指继承古代文化中的那些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既然对于古代文化，“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那么就“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继承来说，首先要弄清什么东西是古代文化中的“糟粕”，什么东西是古代文化中的“精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原则性的，他告诉我们，所谓的“糟粕”，是指“封建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所谓“精华”，是指“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那些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这里讲的“民主性”，我们认为是相对于封建愚昧和封建专制而言的，是指提倡反迷信、反专制，主张科学与民主的东西。这里讲的“革命性”，是相对于守旧和倒退而言的，是指那些主张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东西。就历史范畴而言，毛泽东心目中的“古代文化”，是指从孔夫子到1911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前这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文化。但中国封建社会所创造的文化，其成份同样是复杂的。这还不涉及其样式的丰富多彩，奇葩异草纷呈，而是说即便从文化价值层面来看，自周秦开始，中国古代就创造出了诸多的价值哲学体系。这些诸多的价值体系互相撞击与融合，逐渐形成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四大形态的价值哲学体系，即儒家哲学体系、道家哲学体系、佛家哲学体系、宋明新儒家哲学体系。虽然有人将宋明新儒家纳入儒家范畴，把中国哲学的价值体系，称为儒道释三派，也有人为了区别中国禅学独特精神，而把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称为儒道释禅，但大体上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价值传统，是多元的价值系统的统合形态。

问题是，这四大形态的哲学体系，究竟谁最典范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从而构成中国文化主要的价值传统？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主要的分歧在于：或以儒家精神代表中国文化的主要的价值体系，或以道家文化代表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服务于创立无产阶级和“大众文化”这一目的的，所以他的注意力不在于哪一种价值体系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而是在于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对“新文化”起消极或积极的意义。不过，从毛泽东论及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所常常提到的人物和学派来看，他认为，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思想是儒家哲学，或者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形态是儒家文化。必须指出的是，他心目中的儒家文化，并不单纯指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文化，而是指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包括诸如汉代的“经学”、宋明的“理学”在内的儒家文化。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将中国文化区分为“糟粕”和“精华”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对儒家文化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即批判儒家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东西”，而肯定其中的民主性、进步性的东西。对儒家文化，毛泽东先受其影响，后对其进行批判。这种薰陶所形成的文化价值导向，对早年的毛泽东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所以当他走出家乡到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很看重“国学”，也就是自然的事。1915年9月6日在给肖子升的信中，他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在文化上由古代走向近代，就开始于在思想上、情感上抛弃这种推崇“国学”的精神负担。

自从毛泽东在五四前后改变了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价值的认识之后，他起初侧重于批判传统文化，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今”为标准去评判“古”，力图把握古今文化的历史联系。基于现实的价值参照标准，毛泽东认为儒家文化主要的精神不适应时代要求，必须给予批判，加以抛弃。

毛泽东对儒家文化的主要精神的批判，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的批判。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批判了先验论的翻版天才论。二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他在《矛盾论》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三是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批判。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四是对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论的批判。毛泽东一贯持历史进步的观点，写《〈伦理学原理〉批注》时即认为“国家日新，社会进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明确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五是对“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功利观的批判。“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毛泽东曾尖锐地批判过这种把道义看得高于经济利益的迂腐主张。六是对儒家文化中的专制、轻视民众、轻视生产劳动、轻视妇女等观点，给予了坚决的批判。例如，学术界不少人主张儒学文化中，特别是孔孟原始儒家中包含“君轻民贵”的原始民主思想。但这个观点不为毛泽东所重视，因为他认为不提倡民主恰恰是儒家的一个缺点。

客观地讲，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对儒家文化也好，对其他传统文化也好，他主要是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发掘和吸收其合理的东西。1936年，毛泽东在谈到唯心主义的性质时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的。”“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1943年，他针对那种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之道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看法。”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直到1960年12月，他在同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仍然说：“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而且，毛泽东自己的读书生活也向我们展示出，他是一位擅长灵活运用古代优秀文化的艺术家，他的文章中那些机智而富于哲理的议论，之所以生动活泼，跃然纸上，是因为他善于利用古代优秀文化，在语言文字上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批判，往往是以一种总体把握的方式针对其主要精神，而他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正面肯定、改造和吸收，恰恰与此相反，只局限于对传统文化中合理成份的加以运用，一般不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方面去探讨古代文化如何走向近代，走向现代这个问题。因此，他关于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的看法，往往只局限在具体的范围之内。例如，他讲要学孔夫子的“不耻下问”。

（2）在中国文化中，分出“旧文化”与“新文化”；在“旧文化”中又分出“封建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在“封建文化”中，又区分为人民大众的民主性文化与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文化问题时所坚持的分析法。这种分析的目的，旨在凸现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内容，以便使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传统与他立志创立的“新文化”接轨，也就是他所经常强调的“古为今用”。“古为今用”，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导向来说，除了主张“新文化”需要借鉴“旧文化”的某些形式外，更应该注意继承和推进“旧文化”的优良传统。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这里所讲的“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是从封建文化作为社会统治形态的文化，为地主阶级所有，但从根本上讲，创造封建文化的主体，是从广大的农民的意义上讲的。他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所达到的成就而言，是光辉灿烂的。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宝贵品。”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讲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说明，毛泽东向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有高度的评价。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他为什么又一再强调中国文化还水平不高呢？其实，这个疑点说开了道理很简单：毛泽东关于中国文化成就是高还是低的论述，之所以从表面看显著矛盾，是因为他是从“古代”与“近代”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来评价的。他说中国文化水平高，成就大，是就中国文化的“古代”发展成就而言的；他说中国文化水平低，成就不高，是从中国文化在“近代落后了”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一点，他有明确的交待。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如果说这段话中，“文化不发达”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联系，尚不十分清楚的话，那么他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则明确地说中国“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更明白地阐述中国文化不高，是相对近代外国文化高而言的：“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这里的“穷”，是从物质文化上讲的，是指“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这里的“白”，是从精神文化上讲的，是指“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而他在谈及“一穷二白”的原因时，是把它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联系起来谈的：“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所以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要赶上西方，改变自己文化上的落后面貌，固然不能不看到自己传统文化的成就（因为不那样的话，他认为不利于提高民族的自信心），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3）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改变近代中国文化落后的面貌，从根本上讲，就在于中华民族自古就能发扬一种中华民族的可歌可泣的宝贵精神。要问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他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他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他说：“多一点困难怕什么，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他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勤劳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

毛泽东以满腔热忱的语言所歌颂的中华民族的这些可贵精神，概括一下的话，可以归纳为四个价值层次：一是吃苦勤奋的精神；二是勇敢斗争的精神；三是英勇不屈的精神；四是热情豪放的精神。毛泽东所歌颂的中华民族这些可贵精神，就是他从价值哲学的意义上对于中国文化内在的优良传统的揭示与肯定。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中国文化内在精神价值如此规定和歌颂，同他自己的“尚动”、“尚变”、“尚斗”的文化性格完全吻合。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透彻了解毛泽东的中国文化观很重要，因为他正是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才敢于在承认中国文化落后的前提下大胆宣称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超过西方文化：“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且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种自信，不但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文化性格的烙印，而且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他坚信，中国人民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文化上实现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评述毛泽东文化观的变化，人们肯定要说到：他对文化的创造主体——知识分子的态度变化很大，最说明问题的是“反右扩大化”，以及后来将教育、文化等部门定为“黑线统治”。1966年3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的一番讲话集中表明他对知识分子失去了信任和应有的理解。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从对知识分子的担忧、不信任，进而发展到怀疑和否定建国以来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种怀疑和否定，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否定了我们党教育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否定了党多年来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工作业绩，使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文化创作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影响了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毛泽东从他的偏差认知和心态出发，领导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中出现过一些不足和失误，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上就是过急了一些，简单了一些，偏激了一些。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许多文化过多过重地标上了政治标签，不科学地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二是解决和推进文化工作上的学术及认识问题，过多采用了搞群众运动的方式；

三是文化作用、精神作用有时被过分强调，造成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物质利益被忽视；

四是不同文化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而适应各方面要求的法规制度建设不够。

毛泽东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包括文化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在中国文化上的建树，不仅在他生前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而且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开创新业、探索新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就难免走弯路、交学费。当我们继承毛泽东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时，连同他在这方面曾存在的遗憾、教训也视为财富一起汲取，是今天应该持有的科学态度。

5．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是现实的需要。列宁、斯大林对文化革命作过重要的论述，毛泽东也多次就文化革命发表重要意见，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支持的与传统观念决裂、反潮流精神，是时代进步必须的理念和精神。现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迪。第一、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第二、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发挥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促进作用；第三、坚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研究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规律，精心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第四、文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要建立健全各项法规，依法治文；第五、认真研究和解决知识分子队伍的培养及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机制；等等。

在世界文明与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一元化与多样化趋势的大变动格局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国人民的一项十分艰巨、十分急迫的任务。立脚国情，面向未来，不断研究、总结、整理和发掘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必将为建设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化提供丰富而强劲的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