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得力自动号码机加墨: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定窑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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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五大名窑之首-定窑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一） 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二） 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纹饰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它是继唐代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考古资料显示，山西平定、阳城、介休等地也烧制定窑风格白瓷，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定窑盛行于北宋中后期，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据《归潜志》记载，“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
定窑白釉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刻花、印花三种。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谐调，这应看成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立体感。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繁而不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其次是动物纹饰。动物纹饰中主要有牛、鹿、麒麟和飞龙等。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上。飞龙纹位于器物中心，祥云围绕，独龙为多，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飞龙身形矫健，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龙尾与后腿缠绕，龙嘴露齿，欲吞火球，背有鳍，身刻鱼鳞纹，龙须飘动，龙肘有毛，三爪尖利，栩栩如生。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其装饰水平与盘、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做工精美的飞凤比较少见。花卉纹以牡丹、莲花最常见，菊花次之。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四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纹或变形莲瓣纹，中心为动物、花卉结合纹饰，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而宋代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作。
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特征：一是胎体轻薄，胎质洁白。二是釉面多为乳白色，白中闪浅米黄色。积釉处常有泪痕状流釉，呈黄绿色。器物外壁釉薄处可见胎上旋坯痕。三是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口沿则多不施釉．俗称“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四是官府所用瓷器底部有“官”、”尚食局”等。五是定窑器物釉面通常有气泡。用放大镜观察，一般可见大小不等的气泡，一些较大气泡疏散排布于密集小气泡区域的周围，这种现象类似宋影青瓷器特征。金代定窑器的上乘之作与北宋定窑器没有什么差别。而金代中低档次的定窑器在装饰技法上明显劣于北宋定窑器。部分产品采用砂圈叠烧法，器物内底有一圈露胎。这是金定与北宋定窑器的明显区别。
河北出土北宋定窑刻花瓷瓶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
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 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四） 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quot;、"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 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五） 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quot;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quot;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 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正是由于定窑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近日有消息说定窑将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最高兴的莫过于参加过定窑发掘的几代考古工作者，正如刘世枢所说：“我们对文物进行发掘或者保护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遗址将来会怎么样，因为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是分内的事，而现在回头去看，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子孙留下了一笔历史的财富。”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 时至北宋，定窑瓷器脱颖而出，虽仍以烧造白瓷为主，但另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及白釉剔花器。刻花装饰方法被大量采用，按工艺细分，可列为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 定瓷中的仿金银器作品
(穆青 )
定窑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白瓷窑场，在从唐至元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定窑的能工巧匠创造出无数令人赞叹精美作品。其中，宋金时期精美的刻花、印花白瓷代表了定窑鼎盛时期的艺术风格，传世及出土的数量也相对较多。因此，以往只要提及“定瓷”或“定窑产品”，仿佛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概念，即指北宋以来定窑所烧造的那种芒口薄胎、装饰有精美图案的白瓷。然而，定瓷艺术的内涵远比人们所了解的要丰富，除了代表定窑典型艺术风格的刻花、印花白瓷外，还有许多产品由于传世数量较少而鲜为人知。为了方便大家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定窑，笔者从艺术的角度将定瓷分成5种类型，分别加以简单的介绍。
首先介绍一下仿金银器作品。
定窑烧瓷大约始于初唐，早期产品主要以粗胎黄釉、褐釉瓷器为主，兼有少量粗胎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定窑的烧瓷技术日渐精进，到了唐代中期，产品质量已有明显提高，白瓷的数量大大增加，胎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晚唐五代时期，定窑已经完全掌握了烧制精白瓷的工艺技术，产品釉色洁白，胎体坚致，瓷化程度很高。优质原料与成熟的烧造工艺为定窑发展造型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器物造型空前丰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模仿金银器皿的作品。
金银属于贵重的稀有金属，自古就被视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唐代，通过对外贸易交流，大量带有西域风格的金银器流人中国，在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之中，金银器形成了既富丽豪华又充满异域风情的艺术风格，成为当时重要的且最具影响力的手工艺品。
唐代金银器的制造部门分“行作”、“官作”两类，而以后者为主。“行作”即为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质量较官营手工业差。“官作”即指少府监中尚署所管辖的金银作坊院。中、晚唐时又设文思院，掌造宫廷所需的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1988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量金银器皿中，就有不少带有“文思院”铭文。
唐代金银器特别是由皇家作坊制造的金银器，无疑是当时最精美、最豪华的艺术珍品。但由于金银器所用的原料成本高昂，除了皇室和少数贵族阶层外，绝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满足更多消费者的审美需求，模仿金银器皿的瓷器应运而生，当时比较重要窑场如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定窑，湖南的长沙窑等，都曾大量生产模仿金银器造型的瓷器。
晚唐五代时期，定窑模仿金银器造型的产品非常精致，有的完全按照原型仿制，有的则在仿制中结合瓷器自身的工艺特点，创造*地进行发挥和改进。
唐代输入中国的金银器中，以萨珊、粟特文化风格的器皿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带把银杯是粟特文化中的典型作品，杯体多为八棱形或圆形，撇口，束腰，下腹与底相交处处理成硬折棱，上腹安有带指垫的环形把手。杯体线条曲直相间，精巧大方，充满了异域风情。瓷器中模仿粟特带把杯的作品十分丰富，河南的三彩、绞胎，河北邢窑的白瓷、三彩以及定窑白瓷中都有非常精彩的作品。由于受成型工艺的影响，瓷器中的带把杯大多数为圆形，环形指垫也常常简化或省略。
萨珊、粟特银器中有一种造型奇特的银壶，臼部呈鸭嘴形，长颈，鼓腹，喇叭形高圈足。这种器形传进中国后，很快就成为瓷器模仿的对象。因为壶的口部、盖子多为凤首形，所以在瓷器中这种壶被称之为“凤
首壶”。
晚唐越窑、定窑瓷器中有一种造型奇特的四足罐，四条长足紧贴器腹。形制与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银錾花四足罐非常相似，应当是模仿金银器而产生的新器形。越窑青釉四足罐的罐身呈钵状，敛口，扁圆腹，四条长足贴裹在鼓鼓的器腹上，造型圆润可爱，与金银器中的原型十分接近。定窑白釉四足罐的造型相对变化较大，罐身有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多种，一般为直口，腹部平直或略有弧度。肩、腹转折生硬，造型看上去显得柔中有刚。四只足(或三只足)的着地处做成兽爪状，贴在罐身的部分处理成扁片形，上面压印简单的花纹。
“卷边”是金银器中特有的一种装饰手法，对较大的薄片形器皿如器盖、高大翻卷的器足进行卷边处理，不仅能够美化造型，同时也克服了薄片器皿刚*差、易变形的缺点。瓷器中引入卷边装饰最突出的是越窑和定窑，最常见的器形是荷叶形盏托。瓷器的坯胎具有良好的可塑*，因此卷边工艺对于瓷器来说远比金银器简单省力，只需在拉坯成型后顺手将器边轻轻卷起即可。
金银具有极好的延展*，可以加工制作成很薄的器皿。唐代工匠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沿用传统的铸造法外，还大量采用从萨珊、粟特地区传人的锤揲法。所谓锤揲法是利用金银质地较软、延展*强的特点，采用反复锤击的方法使器物成型。锤揲法可以将金银器皿做得非常轻薄，这样不仅大大节省了珍贵的原材料，轻薄的器皿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但是，器物变薄后抗变形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金银器皿在设计造型时，常常将器物腹部做成瓜棱形，利用凹棱将较大的面积分隔成小块，这样既丰富了造型变化，又能大大增强抗变形能力。盘碗类器物腹部的瓜棱与口沿相交处，采用V形小缺口进行过渡，这样不但保持了口、腹风格上的一致*，还能掩饰口部的微小变形。这些原本是金银器为弥补材料刚*不足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在模仿金银器的瓷器中却成了一种时髦。越窑盘碗类瓷器上的瓜棱，大多是采用手工压棱方法，在坯胎未干时用条状工具从盘碗的外壁轻轻向里按压。由于器物的表面呈弧形，手工压印时力度、角度又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压出的凹棱深浅、宽窄很难保证一致。这种压棱方法工艺、工具都比较简单，但对工匠的技术水平以及熟练程度要求很高。
晚唐时期，定窑生产的壶、罐类琢器也是采用手工压棱，例如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白釉瓜棱腹执壶、河北正定县出土的白釉瓜棱腹三足水盂等，都是在拉坯成型后用条状工具在器腹压印凹棱，但定窑盘碗类圆器上的瓜棱大多是采用模印成型法加工的。定窑模印成型工艺实际上是借鉴金银器中“模冲”成型法的原理。金银器锤揲工艺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自由锤揲法，另一种是“模冲”锤揲法。模冲锤揲法需要事先按设计要求刻制底模，加工时将底模衬在金银板片下反复锤揲，底模上的花纹就翻印到器物上。晚唐定窑的模印成型工艺已经相当成熟，海棠式杯、四方委角盘以及各种带有棱线的盘碗都是用事先刻制好的模具模印成型。
在模仿金银器艺术的过程中，定窑的制瓷匠师不仅将金银器独特的设计理念逐渐融入陶瓷艺术之中，而且根据陶瓷自身的工艺特点大胆进行改革和创新。以盘碗口部的花形变化为例，定窑瓷器就远比金银器丰富。定窑花口盘碗常见的有三曲、四曲、五曲、六曲等多种，曲口的形式又可分为单脊式和双脊式。单脊式的曲口一般呈莲瓣形，瓣尖凸起，瓣口之间的起伏较大；双脊式的曲口每瓣有两个并列的弧形瓣脊，瓣口之间的过渡比较圆滑，起伏相对较小。盘碗的花口是用手工削制而成，有些器物的口部能清晰地看到切削痕迹。这种在模仿中的不断创新，使定窑在五代至北宋前期这段时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最终成为一代名窑。 紫定不紫-酱釉定器鉴定
宋代邵伯温所著的《见闻录》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宋）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
请注意，这不仅仅是一则连近千年前的封建皇帝都懂得严禁身边亲眷收受贿赂的通鉴，而且对陶瓷爱好者（或者工艺发展史研究人员）来讲至少表明如下两点：一是早在北宋时期定窑就成功烧制了红瓷；二是定窑红瓷肯定非常珍贵难得，否则，有权势又有钱财的王公大臣就不会用它去讨好皇帝的宠妃了。
定窑曾为官窑，给皇家烧制御用瓷器，这在众多的文献内已有记载并成定论。但其中的“红瓷”甚为稀少，传世和出土的都极罕见，文献记载也仅有只言片语，因此人们对定窑红瓷亦即紫定的研究鉴别远不如对定窑白瓷的认识来得深入精确。紫定对许多瓷友来说是非常扑朔迷离的。本着以瓷会友的原则，现将我新近收集到的几块定窑瓷片（紫定）介绍给瓷友，以助交流。
（如图）这几块紫定片基本上是残碗遗存，从现有的残块上推测，其整体器型上有大小、深浅的差别。但施釉方式、工艺制作及呈色特点是大至相同的。具体观察结果如下：
一．高倍放大镜下观察胎质可见胎土极细白、洁净、坚硬、烧结度好，几乎没有气孔，可知是高温成型（如图），这与文献记载宋瓷之中定窑的烧成温度最高是吻合的。
二．釉色在柿红和枣红之间，或者说是酱色中泛桔红，且较一般酱色艳丽，绝无紫色气象。由残片断面观察，胎骨修制得薄而规整，与胎骨相接处的釉水呈黑色，表面上才是酱红色。旋釉薄且均匀，无开片，侧面观察釉面可见细小桔皮纹，这应是微气泡爆裂后遗留下的小坑所至。抚摸釉面，感觉细腻如玉，润滑如脂。
三．残器凡口沿处皆因釉水垂流而几乎露出胎骨，因而也造成两圈不同色泽的带边，顶部成稻米壳色，带边往下渐成一周泛黑泛黄的褐色带边，然后才是酱红色。（如图）。
四．残碗的器型有两种：一种碗为斜直微弧腹，口沿上有葵口。据现有葵口等距离推算，整碗应有六个葵口，碗高一个为5.8厘米，一个约7厘米，另一个约为6.1厘米，此类碗圈足高约0.7厘米，足内侧向外斜削，外侧竖直削，足脊平切，有的足脊平切后再略作修整，成圆楞状，断面观察足圈略呈八字形，圈足大小约为整碗口沿直径的三分之一。足心有施釉和不施釉两种(如图）；另一种碗为折腰撇口浅碗，口沿有葵口，整碗应有六个葵口，碗高约4.5厘米，自碗高约二分之一处斜折向上成撇口，折撇部分有微弧度，圈足切削方式是内侧向外斜削，外侧竖直削，足脊平切后略修成圆楞状。圈足大小约为碗口直径的三分之一。足底施釉与器身釉色一致。（如图）
五．所有残片不见有芒口，亦不见有支垫烧痕，应为匣装烧制，除釉色、葵口、折腰之外，不见有其他装饰。
综合上述特征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1．这批酱红色釉瓷片器型特征均为六葵口碗，内斜外直平切小圈足，口大足小，腹斜直微弧，符合北宋时期碗型特征，故其产生时代应是北宋。
2．胎质细白坚硬，与同时代定窑白瓷胎质完全一致。而不同于同时代的景德镇白瓷胎质以及吉州窑胎质，也不同于福建德化、永春等窑的白瓷胎质，故其产生的窑口应为河北曲阳的定窑。
3．这些瓷片的釉色与传世的或文献记载的“定州红瓷”、“酱色釉”亦即人们常说的“紫定”相一致。对照实物残片釉色而必须指出的是，其釉色既不是“紫色”，也不是“红色”，更不是“芝麻酱色”，确切色泽介乎红色与酱色之间又略微带有一点桔黄色，明快而艳丽。如果比喻一下的话，应该比熟透的柿子色略深暗一点，比熟透的枣色略浅亮一些。称之为酱红釉较为名副其实。由此看来，紫定不紫，但从相沿成俗的角度出发，本人却同意不妨仍称其为“紫”定，以便交流。
4．紫定器制作极为精细，胎轻薄，釉均匀，其工艺水平北宋时已至巅峰，不愧为一代名窑。眼前这些虽已残损但不失美韵的紫定瓷片，足以让人想见其昔日的尊贵与辉煌。
定窑是宋代名窑之一，穴人笔记屡有称述。定窑始烧于唐，它烧白瓷是受临近的刑窑影响，当时刑窑盛名满天下，定窑及其他瓷窑相继仿烧是很自然的事，但后来定盛而刑衰，至宋时人们吸知有定而不知有刑了。而定窑系诸窑也确实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瓷工艺与制瓷风格，工整雅素的印花定窑吕器确是陶瓷艺述中的珍品。
可列入定窑系的诸窑除曲阳涧磁村的窑外，多在今山西境内，如平定窑、阳城定窑、介休窑。此外还有四川的彭县窑也烧定窑风格的白瓷器。
定窑
定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之一，烧瓷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漳磁村及东西燕山村。曲联县宋属定州，定州唐未、五代以来是义武节度使的驻地，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曲阳瓷器的集散地。定窑白瓷对后代瓷器有很大影响。宋以来留下了不少有关它的记载。本世纪20年代未叶麟趾先生第一次对其进行调查，指出定窑在曲阳漳磁村。50年代以来，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对它进行了多次地面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基本上了解了定窑的烧瓷历史以及与邻近地区瓷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各地宋墓也出土了不少定窑器，定县两座宋塔塔基出土了一百多件既完整又精美的定窑白瓷，寻于进一步研究定窑的分期断代有极大帮助，江南地区南宋墓与北方地区金墓都出土有定窑白瓷，从而也使定窑废于北宋未年金人南侵之说，得以修正。
（一） 定窑的烧瓷历史
曲阳漳磁村窑址发掘中取得的早期标本，有平底浅身碗，外施黄釉里施白釉。胎厚重，制造较粗糙，这种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风格。比这种平底碗时代稍晚的是白釉碗，这类碗的碗身多做45度斜出，碗身较浅，宽圈足，胎较上述平底碗薄，里外施釉，这种碗具有标准唐代后期形式。五代时期唇口白碗在遗址里稍多，《曲阳县志》里著录有一件五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石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立碑人中有"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①从碑文可知五代后期这里商品瓷产量已经很大，才派瓷窑税务使冯翱在此收瓷器税。漳磁村窑址面积相当大，地面散布标本极多，绝大部分是宋代白瓷，有印花、刻花、划花和光素无纹几种。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墓、辽宁省朝阳金大定二十四年墓以及流散到英国的金大定二十九年印花陶范、墨书金泰和三年印花陶范，这些带纪年铭文的定窑瓷器有力地说明金代定窑仍继续烧白瓷；南京南宋庆元五年（1194年）张同之墓②也出土有定窑印花瓷器，反映了定窑瓷器不仅供应金人统冶的淮河流域以北地区，商品瓷器也有运到江南地区销售的。窑址标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粗瓷，如白釉碗之中碗心一周刮釉的叠烧法，具有北方地区金代瓷窑装烧方法特色，此外，粗白碗中碗心书段、李、刘、元、液、蛰等字及纹饰的也不少，也具有金元时期特征。遗址里看不到晚于元代的标本，应该说涧磁村窑的烧瓷历史始于唐而终于元。《大明会典》记录的明宣德、嘉靖年间光禄寺每年所需的酒缸、瓶、坛、均由钧、磁和曲阳县等窑承办。但在涧磁和燕山村窑址里没有看到这些器物标本。可能明代曲阳另有专门烧造酒缸、酒瓶和酒坛等器物的瓷窑。
（二） 定窑瓷器的装饰与釉色
宋代定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划花装饰南北方瓷窑大都采用，是宋代早期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
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经纬度与缠枝菊经纬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布局很不谐调，这可看作是一种新装饰工艺还处在初期阶段的表现。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折沿盘的盘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村花卉轮廓线条，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经纬度；装饰经纬度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莲花荷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定窑刻花器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经纬度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经纬度饰的立体感，也使主题更加突出。
定窑纹饰 定窑是我国宋、金时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它是继唐代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主要产地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一带。考古资料显示，山西平定、阳城、介休等地也烧制定窑风格白瓷，产品质量不逊于河北曲阳。定窑盛行于北宋中后期，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政府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产品风靡一时。据《归潜志》记载，“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可见，定窑器在当时不仅深受人们喜爱，而且产量较大。金王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亚于北宋时期。从有龙凤纹饰的一些器物上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喜爱的瓷器品种。
定窑白釉瓷器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划花、刻花、印花三种。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谐调，这应看成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窑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通常是对称的。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立体感。
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型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繁而不乱，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定窑印花题材以花卉纹最为常见，其次是动物纹饰。动物纹饰中主要有牛、鹿、麒麟和飞龙等。定窑飞龙纹一般装饰在盘、碟、碗等卧件上。飞龙纹位于器物中心，祥云围绕，独龙为多，尚未见有对称的双龙纹饰。飞龙身形矫健，昂首腾飞于祥云之间，龙尾与后腿缠绕，龙嘴露齿，欲吞火球，背有鳍，身刻鱼鳞纹，龙须飘动，龙肘有毛，三爪尖利，栩栩如生。而定窑立件上只装饰有变形龙纹，其装饰水平与盘、碟上的龙纹相去甚远。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孔雀、鹭鸶、鸳鸯、雁、鸭等，做工精美的飞凤比较少见。花卉纹以牡丹、莲花最常见，菊花次之。花卉纹布局多采用缠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纹饰多者可达四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外圈纹饰多为几何纹或变形莲瓣纹，中心为动物、花卉结合纹饰，充满浮雕感，艺术气息浓郁。而宋代定窑孩儿枕更是该窑名品，其造型神态及纹饰的装饰工艺等皆为上乘之作。
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特征：一是胎体轻薄，胎质洁白。二是釉面多为乳白色，白中闪浅米黄色。积釉处常有泪痕状流釉，呈黄绿色。器物外壁釉薄处可见胎上旋坯痕。三是北宋早期定窑产品口沿有釉，到了晚期口沿则多不施釉．俗称“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四是官府所用瓷器底部有“官”、”尚食局”等。五是定窑器物釉面通常有气泡。用放大镜观察，一般可见大小不等的气泡，一些较大气泡疏散排布于密集小气泡区域的周围，这种现象类似宋影青瓷器特征。金代定窑器的上乘之作与北宋定窑器没有什么差别。而金代中低档次的定窑器在装饰技法上明显劣于北宋定窑器。部分产品采用砂圈叠烧法，器物内底有一圈露胎。这是金定与北宋定窑器的明显区别。
河北出土北宋定窑刻花瓷瓶 定窑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后期，纹饰多在盘碗的里部。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这些都是它的特点。从大量标本观察，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的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因此，定窑印花装饰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此外，定窑装饰也受金银器纹饰的影响。因此，定窑印花瓷器在宋代印花白瓷中最有代表性，对南北瓷窑均有较大的影响。
定窑印花题材以各种花卉最多见，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也有一定数量；婴戏纹则比较少见。花卉纹又以牡丹、莲花多见，菊花次之。布局亦采用缠枝、转枝、折枝等方法，讲求对称；在敞品小底碗内印三或四朵花卉，碗心为一朵团花，有四瓣海棠花、五瓣梅花和六瓣葵花；不同于北方青瓷只一种团菊。禽鸟纹有孔雀、凤凰、鹭鸶、鸳鸯、雁、鸭，多与花卉组合，如孔雀多与牡丹组合，在大盘的里部为四只飞翔的孔雀，孔雀之间间以一枝牡丹，盘心配以鸳鸯牡丹。整个纹饰俨如一幅布局严谨的织锦图案，鹭鸶、鸳鸯则多与莲花组合。印花龙纹标本在窑址散布较多，印龙纹的都是盘，盘里满印云纹，盘心为一姿矫健生动的蟠龙，龙身盘曲首尾相接。
1948年涧磁村法兴寺遗址曾出土过这种印花云龙纹盘十件，六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于四件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及上海上海博物馆，流散到国外的有一件底部刻划"尚食局"三字铭文，可知这类器物是北宋宫廷里的专用品。北宋晚期丝织品盛行婴戏纹，定窑印花器中也有婴戏纹。窑址出土标本和传世品中有婴戏牡丹、婴戏莲花、婴戏三果和婴戏莲塘赶鸭纹等。其中婴戏三果纹比较少见，三婴三果间隔排列，缠枝布局。三果为桃、石榴与枇杷，三婴姿态不同，双手均拽树枝，一骑于枝上，一坐于枝上，一立于枝上，赤身露体，肌肉丰满可爱。此种纹饰布局其他瓷窑未见。
定窑除以白瓷驰名之外，还烧黑釉、酱釉和绿釉器。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黑定与紫定胎质与白瓷一亲，同样都是白求恩胎，黑定釉色光可鉴人，确有洒脱的质感受。但所谓紫定的釉色实际与今天芝麻酱色很接近，酱釉、黑釉着色齐都为氧化铁，宋代名地瓷窑都生产酱釉器，有人认为是黑釉 烧过火了，就烧成酱色釉。这虽有工艺上的根据，但酱色釉的普遍出现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似与当时社会风尚有关，是有意仿酱色漆器烧制的从定窑、耀州窑、吉州窑、修武等窑烧成的酱色釉看，它们都很匀净，应当说昌有意识烧成的。
定窑绿釉器历来不见记载，1957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涧磁村窑址时曾发现两片标本，胎色洁白，其中一睡刻云龙纹，与白釉刻花云龙纹基本相同，可以确定是定窑产品。调查时曾就此访问过当地居民，据说过去涧磁村出土过绿釉瓶，由此得知定窑绿釉有瓶盘等器物，而且有刻花装饰，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 （四） 定窑的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稻田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缺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示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法库、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③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quot;、"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 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 五） 定州红瓷金花定碗、金装定器、仁和馆四系瓶
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现在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此盘当为宫廷用瓷。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quot;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彭城近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quot;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定窑：北宋五大名窑之首
在北宋时代，“定汝官哥钧”五大瓷窑名满天下，而第一者为定窑。定窑以白瓷驰名，其造型、装饰、烧造方法为各地瓷窑所仿 效，名扬天下的景德镇深受其影响，北京龙泉务窑、山西平定等形成了定窑系；埃及、欧洲、东南亚的文物遗址中都有定瓷的遗物，全世界的著名博物馆都以拥有定器为荣……林林总总奠定了定窑名扬海内外的地位，于是中国陶瓷界将五大名窑之首的桂冠戴在了定窑的头上。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几代考古工作者为发掘定窑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写就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叶麟趾先生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兴奋不已，马上向国内外考古界发布了定窑在曲阳的最新考古学说。此后，小小的曲阳便开始迎接来自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中外古陶瓷学者们的实地考察。50年代故宫博物院三次派人到曲阳县调查，证实曲阳县灵山镇的涧磁村及东西燕川村为北宋定窑遗址。1960年至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决定对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试掘，辗转数天，队员们才到达这里，远远地一片白花花的“小山”便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那是什么？走近后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些“小山”原来是堆积起来的磁片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平时见多识广的考古队员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虽然仅是一次试掘，但成果也颇为惊人。地层中包含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文化堆积，晚唐灰坑5座，五代窑炉1座，北宋残墙两堵和瓷泥槽2处，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251件。
1985年，河北省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定窑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与第一次试掘不同，此次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燕川村、涧磁村等7个地点的发掘工作同时进行，仅施工人员就达几百人。收获是惊人的，窑炉、料场、水井、沟、灶、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瓷器、窑具及钱币、铜、铁、石、骨器具相继出土，仅瓷片就有30万片，这在几大窑址的发掘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其中款识“龙”、“花”、“李小翁”等瓷片属于首次发现。重要遗物如白釉卧女枕、尚药局瓷盒更是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尚药局是宫廷专司医药的部门，在全世界只有一件尚药局文物标本流失在瑞典，1985年的发掘却出土了数片标本，弥补了国内没有尚药局文物的空白，而且为国内外的专家研究古代宫廷医药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定窑再一次轰动了世界。1986年定窑就被确认为国保单位。
正是由于定窑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近日有消息说定窑将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此最高兴的莫过于参加过定窑发掘的几代考古工作者，正如刘世枢所说：“我们对文物进行发掘或者保护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遗址将来会怎么样，因为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那是分内的事，而现在回头去看，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子孙留下了一笔历史的财富。”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 时至北宋，定窑瓷器脱颖而出，虽仍以烧造白瓷为主，但另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及白釉剔花器。刻花装饰方法被大量采用，按工艺细分，可列为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 定瓷中的仿金银器作品
(穆青 )
定窑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白瓷窑场，在从唐至元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定窑的能工巧匠创造出无数令人赞叹精美作品。其中，宋金时期精美的刻花、印花白瓷代表了定窑鼎盛时期的艺术风格，传世及出土的数量也相对较多。因此，以往只要提及“定瓷”或“定窑产品”，仿佛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概念，即指北宋以来定窑所烧造的那种芒口薄胎、装饰有精美图案的白瓷。然而，定瓷艺术的内涵远比人们所了解的要丰富，除了代表定窑典型艺术风格的刻花、印花白瓷外，还有许多产品由于传世数量较少而鲜为人知。为了方便大家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定窑，笔者从艺术的角度将定瓷分成5种类型，分别加以简单的介绍。
首先介绍一下仿金银器作品。
定窑烧瓷大约始于初唐，早期产品主要以粗胎黄釉、褐釉瓷器为主，兼有少量粗胎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定窑的烧瓷技术日渐精进，到了唐代中期，产品质量已有明显提高，白瓷的数量大大增加，胎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晚唐五代时期，定窑已经完全掌握了烧制精白瓷的工艺技术，产品釉色洁白，胎体坚致，瓷化程度很高。优质原料与成熟的烧造工艺为定窑发展造型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器物造型空前丰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模仿金银器皿的作品。
金银属于贵重的稀有金属，自古就被视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唐代，通过对外贸易交流，大量带有西域风格的金银器流人中国，在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之中，金银器形成了既富丽豪华又充满异域风情的艺术风格，成为当时重要的且最具影响力的手工艺品。
唐代金银器的制造部门分“行作”、“官作”两类，而以后者为主。“行作”即为民间金银行工匠制作，质量较官营手工业差。“官作”即指少府监中尚署所管辖的金银作坊院。中、晚唐时又设文思院，掌造宫廷所需的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1988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量金银器皿中，就有不少带有“文思院”铭文。
唐代金银器特别是由皇家作坊制造的金银器，无疑是当时最精美、最豪华的艺术珍品。但由于金银器所用的原料成本高昂，除了皇室和少数贵族阶层外，绝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满足更多消费者的审美需求，模仿金银器皿的瓷器应运而生，当时比较重要窑场如浙江的越窑，河北的邢窑、定窑，湖南的长沙窑等，都曾大量生产模仿金银器造型的瓷器。
晚唐五代时期，定窑模仿金银器造型的产品非常精致，有的完全按照原型仿制，有的则在仿制中结合瓷器自身的工艺特点，创造*地进行发挥和改进。
唐代输入中国的金银器中，以萨珊、粟特文化风格的器皿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带把银杯是粟特文化中的典型作品，杯体多为八棱形或圆形，撇口，束腰，下腹与底相交处处理成硬折棱，上腹安有带指垫的环形把手。杯体线条曲直相间，精巧大方，充满了异域风情。瓷器中模仿粟特带把杯的作品十分丰富，河南的三彩、绞胎，河北邢窑的白瓷、三彩以及定窑白瓷中都有非常精彩的作品。由于受成型工艺的影响，瓷器中的带把杯大多数为圆形，环形指垫也常常简化或省略。
萨珊、粟特银器中有一种造型奇特的银壶，臼部呈鸭嘴形，长颈，鼓腹，喇叭形高圈足。这种器形传进中国后，很快就成为瓷器模仿的对象。因为壶的口部、盖子多为凤首形，所以在瓷器中这种壶被称之为“凤
首壶”。
晚唐越窑、定窑瓷器中有一种造型奇特的四足罐，四条长足紧贴器腹。形制与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银錾花四足罐非常相似，应当是模仿金银器而产生的新器形。越窑青釉四足罐的罐身呈钵状，敛口，扁圆腹，四条长足贴裹在鼓鼓的器腹上，造型圆润可爱，与金银器中的原型十分接近。定窑白釉四足罐的造型相对变化较大，罐身有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多种，一般为直口，腹部平直或略有弧度。肩、腹转折生硬，造型看上去显得柔中有刚。四只足(或三只足)的着地处做成兽爪状，贴在罐身的部分处理成扁片形，上面压印简单的花纹。
“卷边”是金银器中特有的一种装饰手法，对较大的薄片形器皿如器盖、高大翻卷的器足进行卷边处理，不仅能够美化造型，同时也克服了薄片器皿刚*差、易变形的缺点。瓷器中引入卷边装饰最突出的是越窑和定窑，最常见的器形是荷叶形盏托。瓷器的坯胎具有良好的可塑*，因此卷边工艺对于瓷器来说远比金银器简单省力，只需在拉坯成型后顺手将器边轻轻卷起即可。
金银具有极好的延展*，可以加工制作成很薄的器皿。唐代工匠在器物成型方面，除了沿用传统的铸造法外，还大量采用从萨珊、粟特地区传人的锤揲法。所谓锤揲法是利用金银质地较软、延展*强的特点，采用反复锤击的方法使器物成型。锤揲法可以将金银器皿做得非常轻薄，这样不仅大大节省了珍贵的原材料，轻薄的器皿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但是，器物变薄后抗变形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金银器皿在设计造型时，常常将器物腹部做成瓜棱形，利用凹棱将较大的面积分隔成小块，这样既丰富了造型变化，又能大大增强抗变形能力。盘碗类器物腹部的瓜棱与口沿相交处，采用V形小缺口进行过渡，这样不但保持了口、腹风格上的一致*，还能掩饰口部的微小变形。这些原本是金银器为弥补材料刚*不足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在模仿金银器的瓷器中却成了一种时髦。越窑盘碗类瓷器上的瓜棱，大多是采用手工压棱方法，在坯胎未干时用条状工具从盘碗的外壁轻轻向里按压。由于器物的表面呈弧形，手工压印时力度、角度又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压出的凹棱深浅、宽窄很难保证一致。这种压棱方法工艺、工具都比较简单，但对工匠的技术水平以及熟练程度要求很高。
晚唐时期，定窑生产的壶、罐类琢器也是采用手工压棱，例如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白釉瓜棱腹执壶、河北正定县出土的白釉瓜棱腹三足水盂等，都是在拉坯成型后用条状工具在器腹压印凹棱，但定窑盘碗类圆器上的瓜棱大多是采用模印成型法加工的。定窑模印成型工艺实际上是借鉴金银器中“模冲”成型法的原理。金银器锤揲工艺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自由锤揲法，另一种是“模冲”锤揲法。模冲锤揲法需要事先按设计要求刻制底模，加工时将底模衬在金银板片下反复锤揲，底模上的花纹就翻印到器物上。晚唐定窑的模印成型工艺已经相当成熟，海棠式杯、四方委角盘以及各种带有棱线的盘碗都是用事先刻制好的模具模印成型。
在模仿金银器艺术的过程中，定窑的制瓷匠师不仅将金银器独特的设计理念逐渐融入陶瓷艺术之中，而且根据陶瓷自身的工艺特点大胆进行改革和创新。以盘碗口部的花形变化为例，定窑瓷器就远比金银器丰富。定窑花口盘碗常见的有三曲、四曲、五曲、六曲等多种，曲口的形式又可分为单脊式和双脊式。单脊式的曲口一般呈莲瓣形，瓣尖凸起，瓣口之间的起伏较大；双脊式的曲口每瓣有两个并列的弧形瓣脊，瓣口之间的过渡比较圆滑，起伏相对较小。盘碗的花口是用手工削制而成，有些器物的口部能清晰地看到切削痕迹。这种在模仿中的不断创新，使定窑在五代至北宋前期这段时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最终成为一代名窑。 紫定不紫-酱釉定器鉴定
宋代邵伯温所著的《见闻录》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宋）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
请注意，这不仅仅是一则连近千年前的封建皇帝都懂得严禁身边亲眷收受贿赂的通鉴，而且对陶瓷爱好者（或者工艺发展史研究人员）来讲至少表明如下两点：一是早在北宋时期定窑就成功烧制了红瓷；二是定窑红瓷肯定非常珍贵难得，否则，有权势又有钱财的王公大臣就不会用它去讨好皇帝的宠妃了。
定窑曾为官窑，给皇家烧制御用瓷器，这在众多的文献内已有记载并成定论。但其中的“红瓷”甚为稀少，传世和出土的都极罕见，文献记载也仅有只言片语，因此人们对定窑红瓷亦即紫定的研究鉴别远不如对定窑白瓷的认识来得深入精确。紫定对许多瓷友来说是非常扑朔迷离的。本着以瓷会友的原则，现将我新近收集到的几块定窑瓷片（紫定）介绍给瓷友，以助交流。
（如图）这几块紫定片基本上是残碗遗存，从现有的残块上推测，其整体器型上有大小、深浅的差别。但施釉方式、工艺制作及呈色特点是大至相同的。具体观察结果如下：
一．高倍放大镜下观察胎质可见胎土极细白、洁净、坚硬、烧结度好，几乎没有气孔，可知是高温成型（如图），这与文献记载宋瓷之中定窑的烧成温度最高是吻合的。
二．釉色在柿红和枣红之间，或者说是酱色中泛桔红，且较一般酱色艳丽，绝无紫色气象。由残片断面观察，胎骨修制得薄而规整，与胎骨相接处的釉水呈黑色，表面上才是酱红色。旋釉薄且均匀，无开片，侧面观察釉面可见细小桔皮纹，这应是微气泡爆裂后遗留下的小坑所至。抚摸釉面，感觉细腻如玉，润滑如脂。
三．残器凡口沿处皆因釉水垂流而几乎露出胎骨，因而也造成两圈不同色泽的带边，顶部成稻米壳色，带边往下渐成一周泛黑泛黄的褐色带边，然后才是酱红色。（如图）。
四．残碗的器型有两种：一种碗为斜直微弧腹，口沿上有葵口。据现有葵口等距离推算，整碗应有六个葵口，碗高一个为5.8厘米，一个约7厘米，另一个约为6.1厘米，此类碗圈足高约0.7厘米，足内侧向外斜削，外侧竖直削，足脊平切，有的足脊平切后再略作修整，成圆楞状，断面观察足圈略呈八字形，圈足大小约为整碗口沿直径的三分之一。足心有施釉和不施釉两种(如图）；另一种碗为折腰撇口浅碗，口沿有葵口，整碗应有六个葵口，碗高约4.5厘米，自碗高约二分之一处斜折向上成撇口，折撇部分有微弧度，圈足切削方式是内侧向外斜削，外侧竖直削，足脊平切后略修成圆楞状。圈足大小约为碗口直径的三分之一。足底施釉与器身釉色一致。（如图）
五．所有残片不见有芒口，亦不见有支垫烧痕，应为匣装烧制，除釉色、葵口、折腰之外，不见有其他装饰。
综合上述特征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1．这批酱红色釉瓷片器型特征均为六葵口碗，内斜外直平切小圈足，口大足小，腹斜直微弧，符合北宋时期碗型特征，故其产生时代应是北宋。
2．胎质细白坚硬，与同时代定窑白瓷胎质完全一致。而不同于同时代的景德镇白瓷胎质以及吉州窑胎质，也不同于福建德化、永春等窑的白瓷胎质，故其产生的窑口应为河北曲阳的定窑。
3．这些瓷片的釉色与传世的或文献记载的“定州红瓷”、“酱色釉”亦即人们常说的“紫定”相一致。对照实物残片釉色而必须指出的是，其釉色既不是“紫色”，也不是“红色”，更不是“芝麻酱色”，确切色泽介乎红色与酱色之间又略微带有一点桔黄色，明快而艳丽。如果比喻一下的话，应该比熟透的柿子色略深暗一点，比熟透的枣色略浅亮一些。称之为酱红釉较为名副其实。由此看来，紫定不紫，但从相沿成俗的角度出发，本人却同意不妨仍称其为“紫”定，以便交流。
4．紫定器制作极为精细，胎轻薄，釉均匀，其工艺水平北宋时已至巅峰，不愧为一代名窑。眼前这些虽已残损但不失美韵的紫定瓷片，足以让人想见其昔日的尊贵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