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乐透分析最准的方法:体质人类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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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腊玛古猿

 

第一节   腊玛古猿类化石的发现

一、印度

腊玛古猿（Ramapithecus）化石最初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青年研究生刘易斯（G.F.Lewis）在1932年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的。他们发现了一块既象人又象猿的右侧上颌骨破片。这块化石上保留着前臼齿和两颗臼齿以及犬齿和两个门齿槽窝。

1934年，刘易斯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对这件标本进行了描述。他注意到标本上的一地明显与一些明显与人相似的特点，定名为腊玛古猿。“腊玛”（Rama）一词来源于古印度的史诗《腊玛衍那》（Ramayana），是一位王子的名字，他被认为是印度教的守护神，是高度纯洁的象征。在讨论到腊玛古猿的系统分类地位时，刘易斯谨慎地将其归入猿科，但又在旁边加上一个注：“可能是人科”。只是到了1937年，刘易斯在写他的博士论文时，才把腊玛古猿这一新属归入人科。

这块化石出土层位的地质年代为晚中期世到早上新世，距今大约有1200万年，是首次提出的第三纪人科成员的标本。当时，他的这个意见遭到美国的人类学权威海德列希加等人的极力反对。早在1935年，海德列希加就写了一篇文章批驳刘易斯的观点，认为那标本不是人科化石，而只是一块个体较小的雌性猿类的遗骸。

50年代末，当时美国耶鲁大学的古生物学家西蒙斯对腊玛古猿的这块标本得新进行了研究。认为腊玛古猿与森林古猿在主要特征上存在着明显区别，主张把腊玛古猿仍应划归人科。1965年，西蒙斯和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皮尔比姆（D.Pilbeam）一起重新修订了腊玛古猿的种名，定名为腊玛古猿旁遮普种（Ramapithecus punjabicus）。同时他们还扩大了腊玛古猿属的成员，把当时已经发现的生态上与腊玛古猿相似的其它一些标本也都归入腊玛古猿旁遮普种。

除腊玛古猿的材料之外，在印度还发现了一些寸比较大的颌骨化石，命名为西瓦古猿西瓦种（Sivapithecus sivalensis），被认为可能是猩猩的祖先。

此后，腊玛古猿类的化石在亚、非、欧三大洲的许多地点都陆续有所发现。

 

二、肯尼亚

1961年，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教授所领导的发掘队在东非肯尼亚的特南堡（FortTernan）发现了几块上颌骨碎片和一颗牙齿，其形态特征与腊玛古猿旁遮普种相类似，用钾一氩法测定的结果，其年代为距今1300-1400万年。利基把他新发现的化石标本命名为肯尼亚古猿威克种（Kenyapithecus wickeri），从而表示其与腊玛古猿之间存在着属一级的区别。1971年，当时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安行鲁斯(P.Andrews)又从特南堡的化石中找到一块下颌骨，与利基发现的上颌骨属同一个体。根据这两件标本复原出的上、下颌显示出与人类相似的性状。另外，在马博科（Maboko）岛发现的体型较大的古猿化石，被认为可能属于西瓦古猿，定名为西瓦古猿非洲种（Sivapithecus africanus）。

 

匈牙利、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

 

七、中国

在世界著名的众多古猿化石地点中，我国云南省禄丰县的石灰坝堪称首屈一指。该地点发现于197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当年冬季便派出一个发掘队与云南省博物馆一起对该化石地点进行了联合发掘。在三次田野发掘工作中共获得了包括两件下颌骨和100多颗单个牙齿在内的一批古猿化石材料。这些化石材料代表着两种同类型的古猿，应当归为不同的属，当时将它们定为两个新种，即腊玛古猿禄丰种（Ramapithecus lufengensis,1978）和西瓦古猿云南种（Ramapithecus yunnanensis,1979）。这批资料正式发表后，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密切关注。

众所周知，在动物系统分类的研究中，颅骨是最重要的科学资料。然而，直到1978年秋季为止，在包括云南禄丰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古猿化石产地都还没有发现比较完整的腊玛古猿类颅骨化石，而只是发现了下颌骨、单个牙齿以及上颌骨的残件。为了寻找更为重要的科学证据。我国科学工作者于1978年冬季再一次来到禄丰进行发掘。12月16日下午，在石灰坝的褐煤层中发现了一件比较完整的古猿颅骨，经鉴定认为是一具西瓦古猿类化石。此后，1980年的发掘中，又在该化石产地首次发现了腊玛古猿的颅骨化石。禄丰的重要发现再次引起了举世瞩目。

自1975年以来，历次发掘获得了大量古猿类化石

禄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态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尤其是在尺寸上差异比较明显，前者较小，后者较大。

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等学者在对禄丰的古猿类化石进行了祥尽的系统研究之后，从1983年起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他们新的见解。他们认为，禄丰石灰坝发现的两类古猿化石形态特征上的相似性是主要的方面，相互之间差异中视为同一种系内部的性别差异，应当把它们归为同种类型。西瓦古猿为该种中的雄性；腊玛古猿则为雄性。因此，它们的命名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吴汝康等（1986）建议，“根据国际命名法，西瓦古猿（SivapithecusPilgrim,1910）的订名早于腊玛古猿（Ramaptithecus Lewis,1934），所以腊玛古猿应该归属西瓦古猿；又因为禄丰种名（lufengensis,1978）早于云南种名(yunnanensis,1979)所以种名应采用禄丰种。据此，禄丰的古猿标本的命名订正为禄丰西瓦古猿（Sivapithecus, lufenlgensis）”。

在将禄丰西瓦古猿的材料与世界上其它地区发现的同类古猿化石进行比较之后，吴汝康等认为其它地区的材料中也同样存在着同种二形的性别差异。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也可能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同样，匈牙利的鲁达古猿和博德瓦古猿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1987年，吴汝康教授在将禄丰西瓦古猿的化石材料再次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标本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同后者相比，禄丰西瓦古猿的眶间宽极大，面中部宽而短，眼眶呈卵圆形，外角稍方，眶的长轴在水平方面上，硬腭宽、短而浅，两侧齿列明显向后张开，牙齿的形态也不同，臼齿齿尖较高，面皱纹较多。根据上述差别，尤其是诸如眶间距的大小那样的在猿猴分类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特征，吴汝康教授又重新考虑了禄丰古猿的分类问题，提出了修订意见，他认为禄丰标本不能再归入西瓦古猿属，建议为其另立一新属，即将其命名为禄丰古猿属同名种（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他还进一步指出，禄丰古猿的某些特征不同于同时代的同代的其它古猿，但却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因此它们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地发现的古猿与亚洲的猩猩更为相似，故可能是猩猩的祖先。

 

第二节   关于腊玛古猿类系统地位的不同意见

对于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问题，国际学术界一直展开着激烈的争论。随着新的化石材料的陆续发现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不断深入，目前这种争论仍在继续。

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对当时已发现的包括28个属50多个种在内的全部森林古猿化石加以整理归类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提出了一套理论。他们认为，人和猿的分化发生在第三纪的中新世。腊玛古猿是最早的人科代表，而森林古猿属中的几个种则是各种现生猿类的祖先。另外还有一组森林古猿的时代较早，它们在大约距今20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被认为是较晚时期森林古猿的各个种以及腊玛古猿的共同祖先。腊玛古猿是在大约1500万年前由某一种森林古猿演化而来的，以后再经由距今大约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最后发展为现代人。由于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在60年代里几乎观察到了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出土的此类古猿化石的全部材料，所以他们的观点在当时人类学界有很大的权威性，为各国古人类学家所广泛接受。按照他们的看法，既然腊玛古猿是最早的人科成员，那么人和猿分离的时间至少应该在距今1400万年以前。

到了7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根据对不同特种蛋白质相似性的分析，表明亲缘关系越近的物种，它们的蛋白质也越相似。从一个共同祖先演化来的两个物种，它们相互分歧的时间越短，则越具有较多的相似的蛋白质。

通过对清蛋白的研究，提出不同物种清蛋白之间的差别可以用差异指数或免疫“距离”来表示。然后，再以分离时间比较确定的化石记录为标准，推算出各物种之间的分离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 clock）理论。按照这种方法得出的数据，人和猿最后分离的时间距今不过400万年。

由于这一人猿分离的时间与根据化石材料得出的结论差距太大，因此，在70年代前半期，古人学家一般都认为这些数据都是从现代的猿和人得出的间接证据，不足为信。

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展，对人和猿分离推算结果也逐渐加长。1982年，安德鲁斯和克罗宁结合其它蛋白质大分子的差别推断，人类和非洲大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600-700万年前，而猩猩的分离时间约为1100-1200万年，长臂猿的分离则发生在大约1200-1300万年以前。

最近，皮尔比姆等又提出人和黑猩猩分歧的时间至少在600万年前，猩猩分出的时间至少在1300万年前，而长臂猿至少是1600万年前，旧大陆猴至少是2500万年前，新大陆猴则至少是在4000万年前。

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结果，一般都认为非洲的黑猩猩比其它猿类更接近于人，特别是一种身体矮小的黑猩猩，即卑格尔米黑猩猩与人类最相近似。这种黑猩猩的解剖学性状很一般化，有站相对较小的脑颅和面部，它们的行为在某些方面也更加与人相象。因此，可以将它们作为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活样板。

从7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由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越来越多地被人类学家们所接受，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对腊玛古猿以及与这密切相关的西瓦古猿的化石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使传统的观念有所改变。亚、非、欧三洲许多地点此类化石的不断出土，特别是中国云南禄丰腊玛古猿头骨的发现，使人们注意到腊玛古猿，尤其是西瓦古猿身上显示出不少与现代亚洲的猩猩相似的性状。因此，近年来许多人类学家对腊玛古猿是否人科最早成员以及它们是否在人的进化系统上等问题表示了怀疑。相反，他们认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更为可能是猩猩的早期祖先。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人类起源的时间就不就超过距今1000万年，这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在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在现生的几种大猿中与人最为接近的是亚洲的猩猩，而不是非洲的黑猩猩。盖匹兹堡大学的施瓦茨（J.H Schwartz）在1984年提出，人类的妊娠期、内分泌类型、性行为以及十余种解剖学性状都更接近猩猩，而不同于黑猩猩。他认为人黑猩猩是同一种共同的祖先遗传下来的后代，而不是人与非洲的大猿具有共同的祖先。

1983年底，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沃克（A.Walker）共同宣布，他们不久前在肯尼北部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征与西瓦古猿和猩猩相似的古猿下、下颌骨，其年代大约为距今1700万年。他们认为，西瓦古猿粗壮的颌骨以及釉质很厚的臼齿不同于非洲的大猩猩和黑猩猩，而更接近亚洲的猩猩和南方古猿。他们还认为再生的猩猩并不是一种很特化了的猿类，从它身上可反映出许多人、猿共同祖先的性状。因此，他们推断，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可能是所有大猿和人类的共同的祖先。如果理查德·利基和沃克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应该在距今1700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期。

吴汝康（1987）在对采集自中国云南禄丰的大批古猿化石的命名进行了重新修定后指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禄丰古猿和西瓦古猿都具有一些与猩猩相似的性状，表明猩猩是大猿中较早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

总之，有关过去称之为“腊玛古猿”类化石的系统地位以及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进化途径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近年来获得极为迅速的发展。在诸多不同意见的争议中，人们对此类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第三章   南方古猿

通过本书的前面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关于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问题，目前争议颇多，其究竟是否属于人科恐怕一时尚难定论。但是，南方古猿则是已经为人们所肯定了的人科成员，其生存的地质时代从第三世的上新世一直延续到第四纪的早、中更新世，即从距今约400万年前到100万前年。其中有一段时间内的南方古猿与早期人类（人属成员）共存。

 

第一节    南方古猿化石的发现

南方古猿的化石材料目前已有大量的发现，据粗略统计，这些化石所代表的个体数目当在350个以上。化石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非和东非两大区域内，非洲以外的有关材料发现得很少，究竟是否属于该类型目前尚不能肯定。

 

一、南非

最早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出土于非洲南部阿扎尼亚的贝专纳附近一个叫做汤恩的地点。1924年，澳大利亚的达特刚刚在英国结束他的医学、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学习，来到南非的约翰内斯担任威特沃斯兰德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这位年轻的教授对化石具有异乎寻常的兴趣，经常鼓励他的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去寻找化石。就在这一年，有一位学生给他送一件狒狒的颅骨化石，并告诉他产自于汤因地方的采石场。达特按照这条线索找到采石场主，希望采石场主能帮助他注意收集和保留化石的材料。后来，这位采石场主果然给达特送来两箱化石。从其中的一箱内，达特找到并修复出一具比较完整的颅骨，这就是著名的“汤恩颅骨”。达特认为，这具化石既具有猿的性状，也具有人类的某些特征，是一种与人的系统最相近的绝灭猿。由于它发现于非洲的最南部，故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africanus）。

1938年，在离斯特克方丹3公里远一个叫做克罗姆德菜（Kromdraai）的农场又发现了更多的南方古猿类化石。这些化石材料包括头骨破片、颌骨、牙齿、臂骨、手骨和足骨，引起了布鲁姆的注意。他发现这些标本显得更为粗壮，故将其命名为傍人粗壮种（Paranthropus robustus），后来人们一般称其为南方古猿粗壮种（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很多人类学家都认为它只是人的进化系统上的一旁枝。

1947年，达特在距离斯特克方丹东北约360公里的马卡潘斯盖特（Makapansgat）采石场的废料堆中又找到了许多南方古猿化石。达特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普罗米修斯种（Australopithecusprometheus），但实际上该批材料的形态特征表明其汤恩和斯特克方丹的标本同为一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

1948年，年逾古稀的希鲁姆和他的助手罗宾逊（J.T.Robinson）开始在斯特克方丹附近的另一地点斯瓦特克朗（Swartkrans）进行发掘。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与十年前布鲁姆在克罗姆德发现的同一种类的南方古猿化石。

总括起来，在南非的5个地点共发现90余个南方古猿化石，标本编号达数百号。发现者们共为它们定了4个属名，6个种名。后来这些新属新种的名称大部分都被废弃了，现在人们多倾向于将所有的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归为一个属两个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和粗壮种。也有人将南方古猿非洲种称做纤细型南方古猿，而称南方古猿粗壮为粗壮型南方古猿。

 

二、坦桑尼亚

除了达特、布鲁姆、罗宾逊等人在南非的发现之外，路易期·利基和他的妻子玛丽·利基（Mary Leakey）在东非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OlduvaiGorge）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931年，利基夫妇来到奥杜韦。从那时起，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超人的毅力辛勤地工作，直到28年后1959年，才有了重大的发现。

1959年7月17日，路易斯·利基因病在营地休息，玛丽便独自去寻找化石。终于，她在一条部沟边上的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具近乎完整的颅骨化石和一根胫骨。这具头骨特别粗壮，齿槽上生有硕大的臼齿。路易斯·利基认为他就奥杜韦文化的创造者，为纪念提供研究资金的查理士·鲍爱斯，故将其命名为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

在该地点的发掘中发现了粗大的打制石器。那么“东非人”是否已能制造工具了呢？从颅骨来判断他的脑量还仅有大约530毫升。这样小的脑显然不能撑握复杂的技术，也难以进行比较高级的思维，从事比较复杂的活动。“东非人”后来 分类中被归入南方古猿类，重新定名为南方古猿鲍氏种（Australopithecusboisei）。又由于其颌骨极为粗壮，看起来有些象压碎核桃用的钳子，故俗称“核桃柑人”（nut-cracker man）。用钾一氩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前。

1960年和1963年，在发现“东非人”头骨的地方附近，又陆续发现了若干件另一类型的化石，其中包括颅骨、下颅骨、牙齿、手骨、锁骨和足骨等材料。这些化石在1964年被定名为“能人”（Homo habilis），意思是有技能的。与“东非人”相比较，“能人”的脑量要大得多，头骨的形状更为进步，牙齿较小。这显然是一种比“东非人”更为进步的人类。因此，路易斯·利基想念他们找到了在该地点发现的那些石器的制造者。这些发现是两种类型的人科成员同时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同伯最早的证据。

从1974年开始，由玛丽·利基领导的考察组就一直在奥杜韦峡谷南面积50公理处的莱托里（Laetoli）进行工作。1976年，玛丽·利基等人在大约400万年前沉各下来的火山灰中发现了足印化石。这批足印数以千计，分属于犀、长颈鹿、鬣狗、剑齿虎、象、羚羊等哺乳动物，此外还有鸟类的爪印。在这批足印中有一些短而宽的足迹被认为是直立行走的人科成员留下来的，其中包括成人和小孩。仔细观察这些人科成员足印的形状和分布，发现他们的足尖向内倾斜，前后脚印并替地踩在中轴线上。这与现代人的足尖向前，左右分置于中轴线两则的步态是有区别的，因而说明这些人科成员在直立行走时还不象现代人那样轻松自如。

 

三、肯尼亚

继利基夫妇在坦桑亚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他们的儿子理查德·利基从1968年起又来到肯尼亚，在特卡纳湖（LakeTukana,原名卢多尔夫湖）的东岸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保存得相当完整的人科化石，其中有的与过去在奥杜韦发现的“东非人”非常相似。

1985年夏季，理查德·利基领导的发掘了估特卡纳湖的西岸又发现了一具非常完整的颅骨。该标本是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沃克从含有丰富化石的堆积层中找到的，编号为KNM-WT1700，俗称“黑头骨”，其年代测定为距今250万年前。整个颅骨上体现出一种两类截然不相反的性状的奇妙结合：春脑颅部分显得很原始，而面颅部分则显得很“进步”。带有这种特征的标本在目前已知的古人学资料中尚属罕见。因此，沃克认为它应该是南方古猿鲍氏种这一支系中的早期成员。是南方古猿鲍氏种的祖先。

 

四、埃塞俄比亚

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发现的化石证据表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非洲种的年代比其它粗壮型的南方古猿要早，它们是“能人”的直接祖先，同时也是南方古猿粗壮种和鲍氏种的祖先。粗壮的南方古猿是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才出现的一种素食者，处于人科进化系统的旁枝位置上，在“能人”继续演化成“直立人”时，它们便灭绝了。

1974年，约翰森和法国地质学家泰伊伯（M.Taib）领导着一个国际考察队再次来到阿法地区，重新发掘哈达地点。约翰森首先在一处坡地上发现了一段人科成员的臂骨，接着他们又在附近陆续找到了颅骨碎片、股骨、脊椎骨、肋骨、骨盆和下颌骨等标本。经过三个多星期的认真清理，在这段小冲沟里共采集到100多件人科化石，并且均属于同一个大约20岁左右女性个体。全部化石材料约占人体骨骼的40%（图28）。这一重大的发现使发现使发掘队员们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发现化石的当天晚上，营地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欢快的甲壳虫曲《宝石星空中的露西》后来，人们便因此而称这具化石为“露西”（“Lucy”）。露西的身高大约有107-122厘米，头部的形状不明，估计其头骨的直径不超过10厘米，脑量有可能是比较小的。约翰森人最初将她归入南方古猿非洲种。

1975年，约翰森的考察队在哈达地点又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一处坡地遗址（编号333）上发现了一处“古墓地”（“Paleograveyard”）。可能是由于某种自然灾害，突然夺去了至少13个人的生命，把他们埋葬在一起，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成人也有小孩，考虑到这些人生活一起的，故约翰森把他们称为“第一家庭”（“First Family”）。这是人科成员合作行为最早的证据。

约翰森等在对发现于哈达地点和莱托里地点的化石进行了对比研究之后，认为这两处的标本都小的脑量和大的犬齿，都能够完全两足直立行走，应属同一种人科成员。约翰森又修正了他原先将哈达标本归入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看法，指出哈达和莱托里的化石虽然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相类似，但却比后者原始得多，应该另立一个新种，即南方古猿阿法种的一些性状是介于人、猿之间的，但其类似猿的性状正在明显地向着人的方向转变。因此，它们既是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祖先，同时又是“能人”的祖先。做为后二者的祖先，南方古猿阿法种一方面经过非洲种发展为粗壮种和鲍氏种，另一方面则沿着人科进化的主干发展成“能人”。

 

五、非洲以外的地区

除非洲的发现之外，目前还只是在亚洲曾经报道了一些零星的材料，被认为可以胆南方古猿类。

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桑吉兰（Sangiran）地点和我国湖北省西部建始县高坪乡龙骨洞

总之，目前在非洲以外地区发现的化石材料中还没有确凿无疑属于南方古猿的证据。至于南方古猿类的人科成员是否仅仅生活在非洲，这仍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有待于新的化石材料发现后才有可能得到最后的答案。

 

六、南方古猿的祖先

关于谁是南方古猿的直接祖先的问题，目前还很不清楚。早于400万年以前的可能是人科的化石材料，迄今为止，也仅仅是在东非肯尼亚的三个地点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化石破片。

以上各地点所发现的化石材料，虽然在年代上都早于时代最早的南方古猿，但由于目前的标本太少而且均破碎严重，人们对其形态特征的了解微乎其微，因此，它们究竟是否南方古猿的祖先，现在还很难定论。

 

第二节   南方古猿的形态特征

南方古猿的头骨与现代人相比，当然显得又短又低，但却比大多数黑猩猩的头骨来得长而高。在许多标本，尤其是那些较大的南方古猿中，由于其颞肌前部较为发达，故常常可以颅顶前部正中观察到矢状嵴。眼眶后的额区有一缩窄处，这是脑的额叶较小和前部颞肌巨大的反映。南方古猿的脑量很小，平均值仅接近500毫升，变异范围为400-770毫升。

南方古猿的脑量虽小，但在结构上却颇与人类相近。霍洛韦（R.L.Holloway）对南方古猿的颅内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之后，指出了三点与人类特别相似之处。第一，南方古猿的顶部和颞部皮层区域发达，该区域涉及到各种传入感觉和传出运动的相互联系，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智力”的一部分，因而与人类的联合行为有关。第二，南文古猿脑的额叶结构更为复杂，尤其反映在所谓布罗卡区，该区域被认为与语言功能有关。第三，南方古猿的脑，从形态、各部分的大小和比例以及小脑叶的位置等方面来看都更近似于人类。

在颅骨的比例上，南方古猿的面部极大，而且向前突出。其面部粗大的特点是咀嚼功能的强健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那些较为粗壮的标本上，咬肌附着面增大而前移，第二前臼齿齿化，从而使其整个臼齿和前臼齿部分产生更加有效的压碎作用。与南方古猿的身体相比，它们的颊齿相对来说是极大的。有人推测这可能与它们的食性有关，南方古猿的门齿和犬齿则比猿类小得多，仅比现代人略大一些。犬齿并不超出齿列平面，这一点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设想，象南方古猿那样行动相对比较缓慢的早期人科成员，由于缺少诸如发达的犬齿一类的防御性解剖学结构，就必须借助使用工具做为武器进行补偿，否则它们便无法地地面上维持生存。

从南方古猿的头骨在脊柱上的位置以及骨盆和腿骨的解剖学特征等方面分析，它们已能够两足直立行走。因此，空出来的双手必须用来使用工具。在高等灵长类动物中，第三臼齿的萌出，标志着成熟期的到来。1975年，曼（A.E.Mann）对大量的南方古猿、现代人和黑猩猩的臼齿进行了一项独特的研究，结构表明南方古猿各臼齿萌出相距的时间与黑猩猩不同，也不是介于黑猩猩和现代人之间，而恰恰与现代人一样。这就说明南方古猿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成熟过程，从而暗示出它们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学习许多远较猿、猴复杂的行为知识。

目前，国际人类学界一致将南方猿放在人的进化系统上。

 

第一节  南方古猿的系统地位

近十余年来，随着“露西”、“莱托里足印”和“黑头骨”等新的重要化石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际人类学界对南方古猿的分类和系统地位乃至整个人类进化系统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类学家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目前已经发现的南方古猿类化石大抵上可分为阿法种、非洲种、粗壮种和鲍氏种等四个类型。在相对年代上，阿法种最早，鲍氏种最晚。对这些化石的分类和系统地位问题的争论，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两大派意见，可称之为二分论和三分论。在二分论者所建立的模式中又包括新旧两个阶段。每种意见都有其代表人物，并都各自建立了其分类模式。

旧的二分论模式提出得比较早，它仅仅建立在南非的化石材料发现的基础之上。当时人们把已知的南方古猿分为两个种，即纤细型的南方古猿非洲种和粗壮型的南方古猿粗壮种。认为前者处于人类进化的主干上，经过“能人”以及后来的各阶段化石人类一直发展为现代人，而后者则沿着人科进化的一条旁枝发展，大约在距今150万年前绝灭。

后来，随着南方古猿化石的产地扩大到了东非，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露西”和其它哈达地点的新发现，使人们对旧的二分论模式提出新的修订，建立起新的二分论模式。新二分论者的一个基本共同的论点是都认为阿法种处于进化谱系的主干上。

80年代中期，特卡纳湖西岸“黑头骨”的发现又使这个传统命题的讨论更加热烈起来。有人又提出了三分论的模式，他们认为“黑头骨”与南方古猿鲍氏种有着更为明显的联系。“黑头骨”的年代是距今250万年前，所以鲍氏种的起源恐怕要比原来的认识要早得多。理查德·利基认为非洲种和粗壮种是先后承袭发民展的一个支系，与“黑头骨”平等发展。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三分模式中，第一个支系是由非洲种发展为粗壮种，第二个支系是由“黑头骨”发展成鲍氏种。这两个支系后来都灭绝了。只有第三个支系经过能人、直立人等阶段发展成现代人。

 

第二节   巨猿

在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问题有关的化石材料中，在亚洲发现巨猿也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各类。目前已掌握巨猿化石地点中，除印度西瓦立克山地的多克帕坦（Dhok Pathan）一个地点外，其余均集中在中国南方的广西、湖北和四川等地。

孔尼华与魏敦瑞不同，他认为“巨人”并不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而只是人类进化系统上的一个相当特化的旁枝，在进化途中灭绝了。

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了一支由裴文中、贾兰坡教授率领的考察队到广西的来宾等县、市对200多个山洞进行了调查。在大新县榄圩区那屯村的牛睡山黑洞中发现了三颗巨猿牙齿化石。这是首次发现的已知确切地点和原生层位的巨猿化石标本。

吴汝康教授在1962年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研究，指出巨猿下颌和牙齿和多数特征介于人类和猿类之间。

1989年， 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在其《古人类学》一书中对巨猿的材料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后总结到：“由于其年代太近，本形太大，似乎不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而更可能是猿类系统上的一个绝灭的旁支。魏敦瑞的人类巨人起源说是没有根据的。现在的一切人类化石材料表明，人类的身材在进化过程中是逐渐增大而不是减小。现在也已知道，巨猿生存的时期从第三纪上机新世经更新的世中期，分布的地区从亚洲南部的印巴次大陆到我国南方的广西和湖北一带。巨猿的身材也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大以至最后绝灭。”

 

第一篇                人类的发展

Evolutionof Human

 

第一章  直立人

直立人（Homo erectus）是一种古老的人属成员，他包括了过去称之为“猿人”的各个类型的化石标本。“猿人”这一名称最早是由著名的进化论者，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提出来的。1889年，他在研究了发现于德国的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Homo meanderthalensis）化石之后，提出一条人类发展的进化途径。他认为在猿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阶段的形态，即“猿人”（Pithecanthropus）。后来，他的这个命名得到长期的延用，至今也没有完全取消。

直立人的化石最早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但后来在中国又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材料。目前除亚洲以外，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同类标本的发现还缺乏。目前已知的亚洲以外地区的直立人化石材料主要发现于东非、西北非和西欧等地。直立人生活在距今约200-20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在考古学分期上属旧属器时代的早期。

 

第一节     直立人的起源

从人类进化的方向上来说，直立是现代人的远古祖先，这已经是为科学界普遍接受了的认识。然而，直立人又是哪一类时代更早的人科成员发民而来的呢？以此问题，目前还不能够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南方古猿为，既使是那些带有最多进步特征的南方古猿类，它们与直立人之间都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形态距离，因而不可能是直立人的直接祖先。从现在的化石证据来看，直立人的祖先最为可能的是能人，或者是某种与能人相类似的类型。所以，目前人们通常把能人当做最早的人属成员来看待。

最早发现能人化石的地点是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在出土能人化石的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在已发现的10余处文化遗存中，有7处与能人化石共生。这些遗存被称为“奥杜韦文化”（Olduvai culture），一般认为该文化是能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奥杜韦的文化并不是最早期人类文化。

从1968年起在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的库彼福勒（Koobi Fora）地区展开了长时间的发掘工作，获得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其中的KNM-ER1470号头骨和KNM-ER1813号头骨也被归入能人范畴。KNM-ER1470号标本是一具男性颅骨。

在体质特征上，能人最显著的特点是脑量的扩大。据统计，男性能人的脑量约为700-800毫升，女性则为500-600毫升。他们的平均脑量大于南方古猿而小直立人。颅骨壁不太厚，矢状嵴不很明显。根据美国波多黎各大学的福尔克（D.Falk）报道，他对KNM-ER1470号标本的颅内模进行了研究，认为能人的脑已经具备了与人相似的性状和沟回，说明他们可能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能力，可以用来表达思想感情。

与南方古猿相比，能人的上、下颌骨明显缩小，吻部向前突出的程度减弱。能人的牙齿如果和后来的人科成员相比，其颊齿仍然显得很大，但却小于南方古猿，并且具有继续减小的倾向，而不象南方古猿那样继续扩大。

能人的手骨比现代人粗壮，拇指虽然仍较现代人略短，但已表现出与现代人相似的性状。股骨的结构表明他们已能直立行走。下肢的其它一些特征也与现代人接近，例如足底有明显的纵弓和横弓，拇趾强而且内收。能人的身高估计大约为120-130厘米。

此外，在能人身上又保留着某些与南方古猿相类似的特点。例如，他们的两性差别也很大；面部大而前突，颧骨粗大、前位并明显向两侧张以及颇为发达的颞肌前部和较大的颊齿，说明他们也具有强大的咀嚼能力。

总而言之，两足直立行走的体态，使能人的上肢充分得到解放。在日益频繁的劳动中，信息量的不断增加，促进了脑量的扩大，使得能人的思维能力变得更加发达。因而使他们有可能在人类发展史的下一个阶段中进化为直立人。

 

第二节   亚洲的直立人化石

一、爪哇猿人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va）岛是世界上第一件直立人的化石的发现地。19世纪末叶的印度尼西亚还是荷兰的殖民地，当时称之为东印度群岛。19世纪80年代末期，年轻的荷兰军攻杜布瓦（E.Dubois）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海克尔关于猿和人之间存在着过渡阶段的观点的提示下，来到地处热带，盛产猩猩和长臂猿的印度尼西亚，立志要寻找人类与猿类之间的“缺环”。他雇佣了50名犯人，沿着爪沿爪哇的凯登布鲁伯斯（Kebung Brubus）发现了一块下颌骨残片和一枚单独的右侧上颌第三臼齿。1891年，在特里尼尔（Trinil）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带有许多猿类性状的残破的颅骨化石，后来被编为“第一号猿人头盖骨”（Pithecanthropus i），其脑量为943毫升。次年，在距离该头盖骨出土地点大约15处又发现了一根人类的股骨。该标本全长450毫米，骨干比较直，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的股骨非常相似，说明它的主人已经能够两足直立行走。杜布瓦认为特里尼尔的头盖骨和股骨同属一个个体。综合这两件标本上所反映出的既象猿又象人的性状，杜布瓦认为这正是所要找的人猿之间的“缺环”。因此，他采用了海克尔提出的“猿人”作为属名，又根据股骨所表现出的能立行走的特征，便使用“直立的”（erectus）一词作为种名，正式的学名就定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erectus）。1894年，杜布瓦发表了他学术论文，认为爪哇直立猿人是现代 人的祖先。杜布瓦的论文发表后，在当时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尽管他的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但也受到许多人，特别是权威人士们的反对。有人不相信一要类似现代 的股骨竟然会与一颗类似猿的头骨搭配在一起，因而指出杜布瓦发现的头盖骨是属于长臂猿的，而股骨则属于现代人。还有人怀疑这些人化石的地质年代有问题。甚至有人说特里尼尔的标本是现代的中的白痴、畸形人等等。其中，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于教会，他们从基督教的教义出发，认定杜布瓦的论文是异端邪说。杜布瓦在宗教界和科学界的巨大压力下，把他发现的化石标本锁进了箱子里，封存了28年。

到目前为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发现有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的直立人个体化石30余例，地质时代人更新早期到更新世中期。

 

二、北京猿人

中国的直立人化石地点分布得比较广泛，化石材料也颇为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是当首推北京猿人。

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化石产地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郊的房山区。20世纪初叶的周口店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集镇。镇西面有一座灰岩构成的小山包，由于当地人民群众为了烧制石灰达里开采石灰岩时曾经挖掘出许多被称做“龙骨”的动作化石，故称之为龙骨山，这就是北京猿人在几十万年前生活和居住过的地方。

1918年2月，当时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来华，在农商部任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从一位友人那里获悉在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红色粘土层中发现化石的消息。由于安安特生对搜集化石具有深厚的兴趣，所以这条消息引起他的注意。为了确认这一线索，他特意安排了两天时间，亲自去周口店考察。

1921年，奥地利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与安特生共事。安特生便安排丹斯基到周口店，开始对鸡骨山进行发掘。同年8月，安特生陪同刚刚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半阶(W.Granger)到周口店考察。当他们来到师丹斯基在鸡骨山的发掘地点时，一位老乡提供了一处化石产地的线索，即龙骨山。在龙骨山的一处裂隙的堆积中，格兰阶采集到一块肿骨鹿的下颌骨化石。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存在着石英碎片。他认为这些石英碎片不是本地所产，又非自然营力所能搬运进来，故只能是远古人类行为的结果。他预言这里可能找到原始人的化石。于是，师丹斯基转而开始试掘龙骨山。

1923年夏，师丹斯基在试掘工作中获得了两枚人类牙齿化石。经过反复的研究之后，他十分谨慎地将这两颗牙齿定为“真人”。为了表明鉴定结果还不十分肯定，师丹斯基特意在“真人”的名称后面加一个问号。

1926年10月，瑞典皇太子在环球旅行中途径北京，学术界为上举行了欢迎会。安特生在会上所做的学术报告中报道了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人牙化石的消息，因而震惊了整个科学界。这两颗牙齿就是最先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标本，这个地点后来被编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即“猿人洞”。

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周口店猿人化石产地，又获得一枚保存相当完好的左侧下颌臼齿。经过当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授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Black）研究后，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pekinensis）。后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积累，此命名现已修订为“北京直立人”（Beijing Homoerectus），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Peking Man）。

1928年，两位年轻的中国古生物学家杨种健和裴文中参加了猿人洞的发掘工作。

1929年，周口店的发掘由裴文中单独主持。12月2日下午4时许，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终于被发现。当猿人头盖骨化石送到北京时，整个学术界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我们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1927年正式发掘开始，直到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而被迫停止发掘，在长达11年的连续发掘中，共获得猿人头盖骨5具，颅骨残片15块，下颌骨14块，牙齿147枚。此外还有股骨残段7块，肱骨1根，以及月骨等。这些化石共代表了男女老少40多个猿人人本。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批珍贵的化石根本竟在太平洋战争中全部丢失，至今仍然不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非常重视。1949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之久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在此后的长期发掘中又获得了不少新的资料。1951年又发现了单个牙齿2枚，肱骨的胫骨残段各1件。特别是在这块北京猿人的胫骨标本尚属首次发现。在1959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件相当完整的老年女性下颌骨。1966年5月，在猿人洞上的上部堆积中发现属同一个体的额骨与枕骨。1934年在此现场附近曾获得两块颅骨碎片，标本的原件虽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但仍存有模型。将颅骨碎片的模型拿来与新发现的额骨、枕骨拼接，恰好复原成一具完好的头盖骨。此外，在第一地点还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用为遗迹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从体质特征上来看，北京猿人的头骨上还带有许多原始的性状，而肢骨却显示出与现代人之间比较接近。

他们的头骨最大宽位于颅骨基部，颅高值较小。额骨低平，明显向后倾斜。从额结节上方开始，头骨中线处有发达的矢状嵴，向后行至顶孔间区逐渐消失。眉嵴分界。眶后明显缩窄。枕外圆枕相当发达，并且向两侧延伸至乳突部。颅壁很厚，面骨粗大。鼻梁较平扁，梨状也宽阔，无鼻前棘。颧骨宽大，颧面朝向前方。吻部明显向前突出。北京猿人的成年平均脑量为1088毫升。下颌骨远较现代人粗大，下颌体前部明显斜向下后方，无颏隆突，多颏孔。下颌体内面有下颌圆枕（图32）。北京猿人的牙齿比现代人粗大。颊齿合皱纹复杂，齿冠基部有发达的齿带。门齿齿冠舌面具有明显的铲形结构，并且有发达的底结节和指状突（图33）。

北京猿人肢骨的特征总的来证券交易很类似于现代人，但在骨髓腔很小，管壁很厚，股骨干上部扁平以及骨干弯曲度等方面的仍显示出一些原始的性质（图34）。

由于北京猿人的头骨和肢骨上所反映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性质，因而有些外国学者曾推测在远古时期的周口店生存着两种人。以肢骨为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人类，他们是石器和用火遗迹等物质文化的创造者；颅骨则代表了另一种落后的原始人。在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头盖骨是进步人类猎取原始人为食，吃尽脑髓后丢掉的。这显然是一种近乎“天方夜谭”式的荒诞解释，很难为人们所接受。

实际上，类似北京猿人体质性状中表现出的这种“镶嵌式进化”现象，在爪哇猿人甚至南方古猿中也同样存在。至于这种镶嵌式的进化过程中，动物机体中的哪些器官在功能上更为重要，故而进化速度也比较快的问题，过去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由于在脊椎动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每两个相邻的阶段之间，高一级动物的脑量都大于低一级动物的脑量，所以表明脑的发展带动了躯体的发展。因而又进一步认为人类正是由于脑的发展促使身体的进化而成为万物之灵的。现在我们觉得，在脊椎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最先发展的不一定是脑，更为可能的是躯体上的某些其它与行为有关的器官。进化发生主要是由于生物体对环境变化做出了行为适应的结果。

从人类进化的化石证据来看，南方古猿的骨盆和股骨就已经出现了若干近似现代人的特点，说明它们已经两足直立行走。而直立行走的体态的出现，使上肢获得解放，才能越来越多地从事各种复杂的运动，猿“手”才变成了能够使用和制造工具的人手。在手和脚都得到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脑的发展。当然，特别是就人类的进化而言，我们也丝毫不能低估脑的进化意义。因为人类是一种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特殊动物，在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人类行为适应的复杂性远非任何其它动物所能比拟。人类语言的出现和人类思维的存在，都证明了做为它们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人脑在进化中的巨大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恰当的解释应该是，在人类进化的初期阶段，四肢的进化促进了人脑的发展，然而人脑做为人类的思维器官和躯体中一切活动的最高级中枢，势必会对躯体的下一步进化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在人体内这一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的进化才得以逐步实现。

北京猿人已不是最早期的人类，他们已经在人类进化的旅途中走过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他们的四肢和大脑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相对而言，四肢的进化程度超过大脑，具有更多的进步性状，正是人类进化规律的具体体现。

从文化特征上看，北京猿人已能比较熟练地制造石器和骨、角器等生产工具，同时已懂得用火，并且有了长期用火的经验。

石器是北京猿人用来与在大自然作斗争的最重要的工具，积数十年发掘收获，石制品的总数已超过10万件。周口店猿人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原料取材广泛，但选择比较强，主要集中于石英、水晶、砂岩燧石等4种石料。他们在打制和修整石器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根据石料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加工方法，如砸击法、锤击法和碰砧法。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砸击石核和砸击石片这一特色不同于其它同类遗址。在发现的石器中以石片加工制成者约占总量的71.5%，因此可以说北京猿人的石器工业的主体是石片石器。在石器的类型中，刮削器是最常见的一类器物。其次，尖状器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再其次才是砍砸器。雕刻器是一种用特殊的打制方法加工而成的石器，其用途尚不十分清楚。另外，还有少量的石锥和球型器等其它种类的标本。北京猿人的石器多不甚规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原料的性质所限。但即使是比较好的石料，打制的精品也不很多，由此反映出他们的石器加工技术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

北京猿人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碎骨片，以它们中是否有骨的人工制品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展开了讨论和研究。这些碎骨片的成因十分复杂，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营力所为，如水的冲击，动物的啃咬，塌落石块的砸击，等等。此类碎骨片自然不能称之为“骨器”。第二类则是由人工营力所为，即由人力砸碎的。但即使是此类碎骨片，我们也应一概称之为“骨器”，因为打碎骨块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制造工具，例如“敲骨吸髓”也可造成同样的现象。在北京猿人遗址中肯定有骨器存在，但为数不多。另外，还有少量被截断了的肿骨鹿的角根，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被用作锤子使用的角制品。

火是北京猿人用来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另一种重要手段。从遗址中发现的木炭、灰烬以及烧烤过的土块、石块、骨、角和朴树籽等现象，尤其是从遗址中厚达数米的灰烬层来分析，证明北京人用火遗迹并非是偶然事件留下的痕迹，而是当时的人类长期用火的结果。北京猿人不仅已经知道用火，他们控制火、管理火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北京猿人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我国第四纪哺动物群中名列榜道首。所发现的材料分属9个目，其中包括98个种。据研究，这些动物中的在多数都是北京猿人的食物残骸。由此可见，狩猎在北京猿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北京猿人当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死亡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据魏敦瑞研究，在40多例男女两性个体的化石中，死于儿童阶段（14岁以下）的高达40%左右；30岁以下的青年个体约占7%；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约占8%；50岁以上的老年个体仅占2.6%，其余个体的年龄不能确定。从这个不太精确的计数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相当短暂，大约将近半数的个体青春期这前便已夭折。

对于北京猿人的生存年代问题，国际学术界的看法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最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属于上新世。后来，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和我国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其应属中更新世。自从蓝田公王岭地点发现人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后，人们认识到，北京猿人的时代要晚于公王岭的蓝田猿人。公王岭地点属中更新世早期，那么北京猿人的年代最早也只能早到中更新世的中期。至于其年代的下限，鉴于在其顶部堆积中发现了晚更新世常见的赤鹿化石，估计北京猿人在周口店居住的最后时间可能接近中更新世之末。近年来，根据应用古地磁法、铀系法、裂变径迹法、热释光法以及氨基酸法等多种年代学研究手段测试的结果综合分析，北京猿绝对年代的上限大概不会超过距今70万年前，而下限可能一直持续到距今20多万年前。

 

三、元谋猿人

在中国境内目前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中，元谋猿人被认为可能是时代最早的代表。

1965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一个野外调查组在云南省元谋盆地进行地质考察。他们在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小山梁上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经鉴定为同一个体的左右上颌中门齿。标本的石化程度很深，呈灰白色，保存完好。

元谋猿人的牙齿相当粗大，超过了目前已知的早期人类的同位牙齿。如果将元谋猿人的牙齿与巨猿和现生大猿的同类标本相比较，则差别更为显著。与智人相对比，相似适度也比北京猿人为小。因此，元谋猿人应属于直立人范畴，故将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Yuanmou Homo erectus）。

目前我国学者对元谋猿的人的时代问题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元谋猿人化石自于下更新统元谋组的上部，用古地磁法测定的年代为距170±10万年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化石出土的层位为中更新统上那蚌组，故其年代应与蓝田猿人相近。还有人对古地磁测年的结果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元谋猿人的年代可能更晚，不应超过距今73万年，可能在50-60万年。各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依据，孰是孰非，尚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四、蓝田猿人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的研究人员在陕西省蓝田县泄湖公社陈家窝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基本完好的人类下颌骨化石。该标本出土于第四世中更新世的红色土层中，经鉴定为猿人遗骸。

蓝田猿人的颅骨和下颌骨表现出某种不平衡性，即颅骨的原始性质明显强于下颌骨，这可能是二得在时代上存在着一着的差异的反映。

蓝田猿人具有硕大粗壮的眶上圆枕，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骨嵴，其两端明显向外延伸。圆枕的后方有明显的缩窄现象。与北京猿从不同的是，蓝田猿人的眶上圆枕与额骨鳞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宽沟相隔。眼眶近方形，额部显著后倾。额骨内面的正中有宽阔并较高的额嵴，自额骨鼻部开始，延至额骨鳞部上1/3处消失，消失前无分叉现象。蓝田猿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头骨壁极厚，接近甚至超过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颅骨相应部位的最大值。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前部较高。小于任何已知的北京猿从标本，表明其后倾程度特别大。蓝田猿人牙齿的尺寸，尤其是牙齿的宽度较北京猿人的为大。蓝田猿人的脑量为780毫升，小于北京猿人的脑量（850-1220毫升）而接近于爪哇猿人脑量（775-900毫升）的下限。

鉴于蓝田猿人所具有的眶上圆枕的形态、低平的前额、极厚的颅壁、颅高值和脑量较小等一系列特征，显示出其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大致与最早的爪哇猿人相似。地质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的早期。

蓝田猿人的文化遗物已发现的不多。这些石制品的石料多为石英和脉石英，打制粗糙，缺少第二次加工，开制也不很规整。最具代表性的石器类型是厚重的大三棱尖状器。同类器物也发现于西省的共合河和丁村遗址，似乎表明蓝田猿人文化与合河文化和丁村文化之间的存在着某种较为密切的关系。

 

五、淅川猿人

六、郧县猿人

七、郧西猿人

八、桐梓猿人

九、和县猿人

十、沂源猿人

十一、南召猿人

十二、洛南猿人

十三、纳马达人

 

第三节   非洲的直立人化石

一、毛里坦猿人

1954年到1955年期间，在阿尔及利来北部的突尼芬（Ternifine）发现了这批旧石器遗物应属阿舍利文化。

 

二、OH-9号人

1960年，在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LLK地点。该标本的某些特征与北京猿人的头骨比较接近，年代大约为距今120万年。

 

三、OH-28号人

大约距今60至80万年。

 

四、恩杜图人

恩杜图湖（Lake Ndutu）位于坦桑尼亚北部，东距奥杜韦峡谷约50公里。仍应归入直立人范畴。

绝对年代为距今50-60万年前。

 

五、KNM-ER   3733号人

1974年至1975年，理查德·利基在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的库彼福勒，脑容量近900毫升。

KNM-ER3733号标本的年代测定为距今130-160万年前，这是非洲也可是全世界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之一，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从能人向直立人过渡的中间类型。

 

六、纳里德科托姆人

1984年，理查午·利基和沃克在肯尼亚西北部特卡纳湖西岸的纳里奥科托姆（Nariotkome）地点发现了一具几乎完整的直立人骨架（图40），属于一个大约12岁左右的男性少年。据估计其身高已达1.68米。脑量约为700-800毫升。全部化石材料总计70余件，包括颅骨、躯干骨和四肢骨等不同部位的标本。据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接近距今160万年前。纳里奥科托姆人被认为是迄今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直立人化石。

除上述发现于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直立人化石材料之外，在非州的其它地区，例如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乍得和南非得地也曾有过一些发现。

第四节   欧洲的直立人化石

一、海德堡人

1907年在德国海堡市东南约10公里处的莫埃尔（Mauer）采石场在年代问题上，目前意见还不一致。一般认为它可能代表了欧洲最早的直立人。关于海德堡人的绝对年代，有人认为其处于第一间冰期，跑今大约100万年至60万年前。有人则认为应处于第二间冰期，距今约40万至20万年前。

二、维尔泰斯佐洛斯人

1965年，在匈牙利的维尔维佐洛斯(Vertesszollos)发现尔泰斯佐洛斯人很可能处于直立人的晚期阶段，或者说处于从猿人向智人的过渡阶段。但也有人认为其年代可能在距今50万年以上。

 

第五节   直立人的体质特征

直立人阶段人类发展中国是介于早期人科成员，如南文古猿，与智人之间的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在此阶段中，人类在体质形态上也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异，其中既包括从其祖先类型那里继承下来的某些原始性状，也包括若干新产生的进步特征。

 

一、颅骨上的保护性结构

直立人骨上的某些保护性结构是其原始性质的突出体现，与其肢体上的进步性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正是镶嵌式进化理论的一个绝好的例证。

从颅骨特征上观察，直立人头骨低平，骨壁很厚，形成枕外圆枕。直立人的眉嵴粗壮，形成眶上圆枕。颧弓粗壮。

 

二、脑的进化

直立人的脑量比南方古猿的明显增大，其早期成员的脑量约为800毫升，而发展到晚期直立人时则常常扩大到1200毫升左右。直立人脑的进化不仅仅反映在体积的增大，也同时反映出他们的脑结构更为复杂化

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直人脑量的增加与身高增加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直立人脑量增大的一个原因。直立人的身体明显比南方古猿来得高大。

 

三、面部形态的改变

在直立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随着额部的不断增大，两侧的颞凹逐渐向外侧推移，致使面部变得越来越宽。另外，前部牙齿的增大可能也是直立人面宽增加的原因之一。因此，早期直立人的类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中很引人注目的两点就包括了宽阔的梨状孔和眶间距委大的眼眶。这两上特征是与面宽的增加同步出现的和发展起来的

 

四、咀嚼器官的变化

直立人咀嚼器官的变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直立人在进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中所发生过的各种食性和生活方式上的适应性变化。

总的来讲，直立人的牙齿是弱化了，但是，这里更多的是指颊齿的弱化。颊齿尺寸的减少是直立人区别于南方古猿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种变化贯彻了直立人进化过程的始终。

直立人的前部牙齿却经历了相反方向的变化过程。在晚期直立人中，所有的前牙都明显扩大，。直立人前部牙齿的增大说明其负担的功能加强了。一般来说，前部牙齿并不直接与咀嚼食物相关。也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更多地使用前部牙齿从事某种辅助的工作，例如用嘴叨住物品，便于双手协同操作等，从而刺激了前部牙齿体积的增大。

此外 ，直立人的两性差别虽然较之南方古猿为小，但仍远比现代人为大。个体差异也很明显。直立人的躯干、四肢骨骼化石目前还很少发现。从材料来看，他们肢体的形态与现代人比较近似。

 

第六节  直立人的文化特征

一、发展着的石器制造工业

直立人生活的时代在考古学上被称做旧石器时代早期。该时期的人们已经比较娴熟地掌握了石器制造技术，他们不仅能够打制出各种具有比较固定的形态的石器，而且还能够体现出处自不同的区域性特色。

亚洲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石器标本最为丰富的当首推北京猿人遗址。在历年的发掘中共获得近10万件石制品，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重要收获。除周口店之外，在中国的其它地区，如山西的西侯度、合河、陕西的蓝田，贵州的观音洞等遗址也都发现了许多石制品。总的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至少可以分出两个在的文化传统。其一，是以大型石器为特征的系统，可以蓝田、合河等遗址为代表。它们的特点是不论石核或石片都比较粗大，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大三棱尖状器，砬砧法的打片技术在该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二，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系统，可以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为代表。该系统的特点是以砸击法为主要的打片方法，石器器型普遍较小，主要有刮削以砸击法为主要的打片方法，石器器型普遍较小，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此外还出现了其它地区同时期文化中罕见的进步类型，如雕刻器和石锥等。

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也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阿布维利文化（Abbevillian）和阿舍利文化（Acheulian）为代表的手斧文化系统；另一个是以克拉克当文化（Clactonian）为代表石片石器文化系统。

非洲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先后两个文化系统。早期的奥杜韦文化被认为是“能人”的文化，典型工具是制做粗糙的砍砸器。时代略晚出现的是阿舍利文化，与欧洲的同类文化在面貌上具有较大的共性，被认为是由直立人创造的。

 

二、狩猎经济的发展

植物是直立人食物的主要来源，因此采集经济是直立人的谋生的重要手段。在北京猿人化石地点的堆积中有大量的烧过的朴树籽以及胡桃、榛、松、榆和蔷薇等植物的孢粉，这些植物的果实或种籽很可能都是北京猿人采集到的食物。

除采集植物类食物以外，直立人还通过狩猎活动获取动物性食物，这可以从各地区直立人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化石，尤其是很多破碎得很严重的动物骨骼化石可以得到证明。由于肉食可以比素食提供更多的能量和蛋白质，所以狩猎也是直立人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现在原资料证明，直立人不仅可以捕获象啮齿类那样的小动物，而且也能够扑获到许多中型的甚至大型的哺乳动物。

狩猎活动的发展对人类的进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首先，动物性蛋白质的报入的有效地促进了人脑的发展，使人类的脑能够进行更为复杂的活动。在这种进化的脑的支配下，人们就可以制造出更为复杂的新型工具。其次，既然直立人的狩猎活动是以群体协作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势必会扩大了个体之间的交往。在紧张的集体性狩猎活动中，信息的交流显得更为重要，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成为决定狩猎成功的关键，于是语言的出现就势在必然。最后，由于狩猎活动较之采集经济具有更大的范围的流动性，这就增加了不同人群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因而也会增加基因交流的频率，有利于人类体质的改善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建立。

当然，在直立人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狩猎经济所能提供的肉食来源不可能非常充足，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仍然必然依靠采集植物性食物，而狩猎经济只不过是采集经济的一种补充方式。

 

三、用火技术的出现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在直立人阶段，人类已经掌握了用火的技能，这不能不能不被认为是类进化历史中的又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尽管在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地点也曾报道过用火的遗迹，但多不能十分肯定。目前已知最可靠、最丰富的和最早的人类用火遗迹发现于北京猿人遗址。北京猿人的用火遗迹十分丰富，灰烬层厚达数米。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当时人们是草木植物作为主要燃料，同时辅之以树枝和带有油脂的兽骨等。

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掌握人工取火的技术，而只能引天然火种。已经具备较高的保存火种的能力和控制火的技能。

用火、控制火和保存火种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直立人与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由于有了火，人们可以得到更易于消化的熟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体质的改善。由于有了火，当寒冷的冬季降临时，人们可以用其御寒，同时也扩大了人类在地球表面活动的空间。由于有了火，在居住的洞穴中燃起篝火可用以照明，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为方便。由于有了火，在洞口点上火还可以了防御野兽在夜间的侵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用火技术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直立人的体质进化和文化进化，使他们向着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新的纪元——智人阶段迈进。

 

第二章   早期智人

在大约距今25万年前后的时期，人类的体质特征有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脑量的增大尤为明显，已达到1300毫升以上，与现代人比较接近。但同时还留有许多原始性状，例如眉嵴发达，前额较为倾斜，脑结构中具有不少原始特征，枕部向后突出，吻部向前突出等等。由于该阶段的脑量明显大于直立人，故被称为智人（Homo sapiens）。生活在从25万年前到4~5万年前之间的智人又被称为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s），过去也曾经称之为古人。早期智人生活的时代，在考古学上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地质学上属中更新世晚斯到晚更新世。早期智人的化石地点目前已发现有70余处，分布于亚、欧、非三大洲。按照学术界一般的看法，认为早期智人是由直立人进经而来的。

 

第一节   由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

现有的化石证据证明，早期智人是由起直立人演化而来的。尽管在分类学上，人们将他们分别归入人属下面的两上不同的种——直立人种和智人种，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的性质却截然不同于一般的两个“生物学种”之间的差异。生物学中“种”的概念，是用以表示自然存在着的、最大的个体群。群内的异性个体具备能够相互交配，并产生具有繁育能力的后代特点。在古生物学中，“种”这一名词则具有不同的内涵。一个“古生物学种”是一个“时间序列种”，常用来表示系统进化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祖先种和后裔种之间的界限完全是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而人为划定的。所以，至少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随着化石材料的日益增多，这两个“时间序列种”之间的界限必将日趋模糊而终至消失。从理论上来说，时代最晚的直立人与时代最早的智人，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非常相似的。不过，在研究中我们还必须把整个人的进化系统分段划开，并且给予各个环节不同的名称，否则我们就只得把距今1000多万年以前的古猿也称做智人。

在目前已发现的古人类学资料中，便有一些标本其系统地位很难确定，它们往往在同件标本上既具有某些原始特征又具有某些进步特征。因此，有的研究者强调其原始性状，便主张将其归入立人范畴；而另一些研究者则重视其进步性状，又主张将其划归早期智人。在本书中，我们将此类化石材料视作直立人与早期智之间的一种过渡类型的代表来加以描述。

 

 

一、昂栋人

在1931年至1941年期间，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梭罗河沿岸的昴栋村附近，陆续发现了12个头盖骨，此外还有两段胫骨的化石。这批化石材料被定名为梭罗智人（Homo sapiens soloenisis），亦俗称为昂栋人（Ngandong Man）或者梭罗人（Solo Man）。时代属晚更新世。

头骨的骨壁很厚，颅骨较为高、宽。眉嵴发达，但左右两侧被中凹隔开，无胥嵴上沟。前额倾斜但比较宽，枕部明显突出，肌肉附着痕迹显著，乳突也很发达。成年人脑量估计为1035-1255毫升，平均脑量为1154毫升。对于昂栋人的分类地位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强调其原始特征，认为应归属于直立人；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其性状中的进步方面，认为应归于早期智人。

 

二、佩特拉洛纳人

1960年，在希腊卡尔基迪基省的佩特拉洛纳（Petralona）村附近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中。

 

三、托塔维尔人

1971年法国史学家德·卢姆雷（H.de Lumley）等人在法国南部托塔维尔村（Tautavel）附近的阿拉戈洞（Arago cave）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获得的一个青年男子的面骨和额骨化石。德·卢姆雷等人认为阿拉戈21号颅骨等标本的形态特征与发现于亚、非两洲的直立人化石有别，因而另立一个新的亚种，称其为托塔维尔直立人（Homo erectus tautavelensis）。

 

四、博多人

1976年，美国地质学这卡尔布（J.Kalb）率领的考察组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法地区的博多（Bodo）地点发现了一具古人类颅骨化石，其年代估计在大约距今20-30万年之间。

在分类地位上，有人认为博多人应归属直立人范畴，有人则将其划归早期智人。

 

五、金牛山人

金牛山是一座海拔仅70米的小山包，位于我国辽宁省营口县永安乡西田屯村附近。该山上山体裂隙较发育，其中埋藏着丰富的动物化石，所处自然环境与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颇为相似。1984年秋季，由吕遵谔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实习队再次对这个遗址的A地点进行了正式发掘，在第六层堆积的夹杂角砾岩的棕红色砂质粘土中发现了一批丰富的古人类化石资料，经初步鉴定，这些标本均属于一例成年男性个体，被称做“金牛山人”。

金牛山人颅骨额部明显后倾，具有颇为清晰的矢状嵴。颅骨最大宽位于颞骨鳞部的后上缘处，明显比北京猿人的相应位置要高一些，而与大荔人相似。眉嵴发达，呈圆枕状，其两侧向后延伸，顶面观呈“八”字形，与北京猿人的“一”字形眶上圆枕有别。角状转折较为圆钝。与北京猿人相对比，金牛山人的枕外圆枕和角圆枕的发充均趋于减弱，颅壁厚度变薄。金牛山人的脑容量估计约为1390毫升。

对于金牛山人的系统分类地位问题，学术界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或认为其应归属于直立人，或认为其应归属于早期智人。从其主要体质性状的特点来分析，金牛山人可能恰恰是处于内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中的典型代表。其绝对年代为距今28万年左右。

 

第二节   “典型尼人”和“进步尼人”

最早被确定为属早期人类型的化石材料是在德国莱茵河畔的尼安德特河谷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后来人们便把处于该进化阶段中的其他人类化石称为“尼人类型”。因此，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尼人”、“古人”被赋予了同样的含义，均意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早期智人”。目前所谓的“尼安德特人”也包括两重内涵：狭义的“尼安德特人”仅指在尼安德特河谷所发现的标本；广义的“尼安德特人”一般泛指在欧洲及其邻近地区所发现的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迄今为止已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尼人化石材料，其分布范围从西欧向东直至苏联的中亚地区，北抵北纬53。线，南及巴勒斯坦。现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简介如下：

 

一、尼安德特人

1856年，在德国迪塞尔多夫（ Disseldorf）城附近的一个被称做菲尔德荷芬洞（Feldhofer gorotto）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成年男性的头盖骨和一些体骨化石。该头骨化石的眉嵴粗壮，额骨赂后倾斜，枕部突出，颅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1230毫升。1864年，谢夫豪森（H.Schaaffhausen）在其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将这批人类化石材料命名为尼安德特人。

实际上，尼安德特人并不是最早发现的早期智的化石。早在尼安德特河谷发现的8年前，1848年们就曾经在西牙班南端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发现过一具颅骨，这就是直布罗陀人。但在当时并没有引直人们的注意，直到尼安德特人化石被发现和认定之后，才知道直布罗陀人也应归属于尼人阶段的远古人类。

 

二、圣沙拜尔人

1908年发现于法国科里泽（Correze）地区的圣沙拜尔（LaChapelle-aux Saints）村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化石材料为一具比较完整的骨架，其中包括一具基本完整的颅骨和下颌骨，此外还有许多体骨化石。所有化石标本均属于一例老年男性个体。由于圣沙拜尔人的化石材料比较完整，故人们描绘时多半以此为根据。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鲍尔还以圣沙拜尔人化石为依据塑造了尼人的复原像，遗憾的是，鲍尔对骨骼与肌肉之间的关系理解有欠妥之处，另外，他还忽视了圣沙拜尔人化石上存在着某些由于老年人和关节炎所引起的骨骼变形现象。因此，他复原的尼安德特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头部前倾，双肩高耸、弯腰屈背、膝部弯曲、两腿外展，步履蹒跚。直到近年来，这种被长期的传统偏见所歪曲了的尼人形象才得到纠正。美国的科学艺术家马德内斯（Jay Matternes）重新复原了尼安特人的形象（图45），他的作品得到了国际人类学界的好评，被认为具有科学上的正确性。

圣沙拜尔人的颅顶低平，额部后倾。颅骨最大宽位置比直立人略高一些，但明显低于现代人。眉嵴发达，但缺少眶后缩窄现象。面骨粗大，梨状孔宽阔，无犬齿窝，眶间距离很大。下颌骨粗壮，无明显的额隆凸。脑量很大，约1575毫升。

 

三、莫斯特人

1908年，德国学者克拉茨（Klaatch）等人在法国多尔多涅（Dordo gne）省的莫斯特（La Moustier）地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和人类化石。经过对此化石碎片的认真拼对，修复出一件大约16岁左右的男性少年个体颅骨标本，称之为莫斯特人。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大多数是由石片修整而成的尖状器和刮削器，此外也有用盘状石核制作的小型手斧。这些石制品所代表的文化因而被命名为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该文化的创造者即广义的尼安德特人。

 

四、费拉西人

1909至1912年，在法国的多尔多涅省巴格（Bugue）附近的费拉西（La Ferrassie）洞穴中发现了一批从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在体质特征上应归属于尼人类型。

 

五、克拉皮纳人

1899年至1905年间，在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Croatia）北部萨格勒布（Zagred）市附近的克拉皮纳（Krapina）地点发现了一批颇为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伴出有典型的莫斯特文化石器。克拉皮纳人可能是早期智人较晚阶段的代表。

 

六、埃林斯多夫人

1914年至1925年间，在德国威玛（Weimar）附近的一个叫做埃林斯多夫（Ehringsdorf）的村庄旁的采石场中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化石。在埃林斯多夫人的下颌骨上出现了颏隆凸的雏型。处于里斯——玉木间冰期。

 

七、斯坦海姆人

1933年德国南部斯图加特（Stuttgart）以北约30公里处的斯坦海姆（Steinheim）发现了一具古人类颅骨化石，被命名为斯坦海姆人。

 

八、斯旺斯库姆人

1935年和1936年，在英国泰晤士河畔的肯特（Kent）郡斯旺斯库姆（Swanscombe ）地点发现了一具古人类化石。是目前在英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类化石。有阿舍利文化类型的燧石手斧等文化遗物。

 

九、切舍克塔施人

1938年，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南部的一个被称做切舍克塔施（Teshik-Tash）的洞穴中发现了一批人类化石。材料包括颅骨一具，此外还有躯干骨和四肢骨等若干件，均同属于一例大约9岁左右的少年个体。该颅骨额部后倾，颅顶不高，眉嵴显著，缺少颏隆突。经测定，其脑容量约1490毫升。值得注意的是，切舍克塔施人颅骨标本仅仅是一例9岁左右的少年儿童，故其成年人的脑容量当较这更大一些。与人类化石共出的文化遗物均属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类型。

 

十、斯虎尔人

1931年至1932年间，巴勒斯坦的卡梅尔山（Mount Carmel）又获得了古人类学上的重大发现。在一个被称做斯虎尔洞（Cave Skhul）的洞穴中发掘出十具人骨架，其中包括成年男性个体5例，成年女性个体2例，另外有3例属于儿童的标本。

 

十一、塔蓬人

塔蓬人的化石材料是由加罗德（Dorothy Carrod）教授率领的发掘队于1929-1934年间在巴勒斯坦卡海尔山区的一个叫做塔蓬洞（Cave Tabun ）的洞穴中发现的。塔蓬人的地质年代可能略早于斯虎尔人，大约在距今7-4万年之间。

 

十二、沙尼达尔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索利斯基（R.S.Sslececki）教授于1953年至1960年间在伊拉克扎格罗斯山（Mount Zagros）的沙尼达尔洞（Cave Shanidar）相继发现了属于7例个体的尼人类型化石材料。伴出的也有莫斯特类型的文化遗物，其地质年代大约在距今4.5万年至8万年之间 。

上述分布于欧洲及其邻近地区的早期智人化石，虽然一般都将其归入到“尼人类型”的范围之中，但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在形态特征方面仍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

目前在学术界中一般将尼人划分为两个类型：典型尼人（Classical Neandertals）和进步尼人（Progresive Neandertals）。典型尼人通常以圣沙拜尔人为代表，包括尼安德特人、直布罗陀人、莫斯特人、费拉西人等。在他们的体质特征中含有相对较多一些的原始性状，例如前额低平而后倾、枕外圆枕较发达，颏部后缩，无明显的颏隆凸等。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典型尼人生存的年代也普遍偏晚一些。进步尼人一般以斯坦海姆人和斯旺斯库姆人为代表，包括埃林斯多夫人、克拉皮纳人、塔蓬人和切舍克塔施人等化石材料。这些化石人类在形态特征上与典型尼人差异较大，故又称之为“非典型尼人”。一般来说，他们的颅顶和枕部多半较为圆隆，许多标本具有较明显的颏隆凸，总体特征上与现代人更为接近。进步尼人生存的年代较之典型尼人可能要更早一些。但是实际上，在通常被划归为进步尼人的这些标本上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形态变异，因此对于他们在人类进化史中的系统地位问题上颇多争议。

由于典型尼人和进步尼人的分类位置直接涉及到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故多年来一直受到人类学家们的密切关注，分别提出许多进化模式。总括起来大致包括如下三种理论：

（1）尼人阶段说（Neandertal –phase theory）

由德国的施瓦布（Gustav Schwalbe）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首先提出。他根据当时的欧洲已经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等后来被称为做典型尼人的化石材料，指出尼人头骨上具有许多原始的近似猿类的改性状，认为尼人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是从直立人发展到现代人的中间环节。

（2）前智人说（Presapienstheory）

由英国的基斯和法国和鲍尔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他们根据当时某些被认为年代比尼人为早而形态上却更为进步的人类化石，提出尼人不是现代人的祖先，而是在远古时代与现代人的祖先平行发展的另一种绝灭的类型，并不在人类的进化系统之内。现代人是由尼人以前的智人演化而来的。

（3）前尼人说（Preneandertaltheory）

由英国的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提出的一种观点。他认为在已发现的尼人化石中有一部分标本较少特化，并且年代又比较早，因而认为他们是现代智人和那些比较化了的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但是史密斯观点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50年代经过意大利的塞奇（Sergio Sergi）和美国的豪厄尔的倡导后才得到人类学界的重视。这种理论模式认为那些年代较早、缺少特化的标本代表着一种广泛分布的“进步尼人”或“前尼人”群体，他们可能是“典型尼人”和现代人的共同祖先。

总之，目前在古人类学界对尼人，特别是以所谓“典型尼人”的系统位置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从基本立场上来看，可分为两在理论派别。一种理论称之为直接演化论（Direct evolution hypothesis）或系统论，认为现代欧洲人是由当地的尼人逐渐演变而来的。另一种与之对立的理论称做入侵论（Invasion hypothesis），亦称迁徒论或代替论，认为欧洲以外地区的远古人类侵入欧洲的尼人居住区域，消灭了土著的尼人，进而发展为现代欧洲人。

近年来，还有一此学者倾向于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各个不同地区的古代人类在形态特征的发展速度上可以是不同步的，各地区之间也会有人群的迁徒和流动，各个群之间遗传基因的交流和文化成份上的相互借鉴在所难免。但是似乎不会出现外来人群完全取代原住地土著人群的现象，而只能是两个人群在冲突中相互融合。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现代欧洲人的形成，应该是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和当地的土著尼人的长期交往中相互融合的结果。

 

第三节   其他早期智人阶段化石的发现

除欧洲及其邻近地区的“尼人类型”早期智人材料外，在非洲和东亚也发现了一些早期智人化石，其中比较重要的资料包括非洲赞比亚出土的布罗肯山人以及我国境内发现的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新洞人、马坝人、长阳人和巢县人等。

早期智人阶段，由于人口的增殖和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在迁徒规模愈来愈大，他们已经具备了在高纬度寒冷地区生存的能力。在该阶段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用火痕迹。在许多早期智人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火灰堆。在德国莫斯特文化的废物堆中还发现过干燥的菌类，被认为可能是用作引火之物，表明此时的人类不但能免够用火，而且可以人工取火了。

早期智人阶段，人类的意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出现了有意识理葬死者的习俗。在法国的费拉西洞穴中葬有一对成年男女和两个儿童，每具骨骼均置于一个墓坑之中，最深的墓坑达30厘米，打破了可舍利斯的文化层。此外，在两个小孩子墓前还有一个深35厘米的土坑，内置砂粒和大块的牛骨。在成年男性的头部和肩部压着扁圆的砾石。圣沙拜尔人那里也有类似情况。人骨架被安放在长约1.45米，宽约1.3米，深约30厘米的墓坑内，身旁随葬有燧石石器，砂岩石砧，制做精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还有各种颜色的燧石、石英和水晶料块。另外，在死者身旁还置有关节部位依然相连的野牛腿骨与驯鹿脊椎骨和肩胛骨等，说明当时人们不仅以石器随葬，而且还用兽肉供奉死者。除此之外，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洞穴中还发现了用鲜花随葬的例证。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当时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群体成员之间互相存在着责任感，承担着义务。此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只有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时，才可能出现用生产工具和食品、花卉等随葬死者的现象。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材料而言，莫斯特文化的墓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墓葬。

 

第三章  晚期智人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距今约4-5万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体质上的进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若干不同于早期智人的特点。例如，其前部牙齿和面部明显减小，眉嵴变弱，颅高增加，这些特征已与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基本一致。因此，在系统分类上该阶段及其以后的人类统称为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s ）或现代智人（Modern Homosapiens），即指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有人提出，现代人的概念仅应该适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一阶段，在考古学分期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内的化石人类。晚期智人过去也曾经被称为“新人”。该时期的人类，在分布范围上发生明显的扩大，除欧、亚、非三大洲外，他们的足迹还跨入美洲和澳大利亚。此外，由于各不同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差别，本来在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存在着的人种学差异进一步扩大，当今世界上的各大人种逐渐形成。

 

第一节   有关晚期智人起源的理论

由于晚期智人的起源问题直接牵涉到现代各色人种的由来，因此长期以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总括起来， 人类学界的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可称之为单一地区起源论，也叫做入侵论、迁徒论或者代替论。持此观点的古人类学家相信现生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5-1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换言之，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中只有一处的人群成功地演化为解剖学上现代类型的智人。由于他们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以及文化技术上拥有较之同时代生存其他地区的人类群体远为高超的优势，所以他们一经出现，便迅速地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另一种理论可称之为多地区起源论，也叫做直接演化论或系统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直立人演化而来的。各大人种的性状在很久远以前便存在着区别，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相互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基因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

近一个世纪以来，上述两种理论一直争论不休。但过去由于已发现的化石材料的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局限性，两种理论都面临着不少必须克服的论证的困难。

对单一地区起源论来说，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所设想的那个出现优势人群的演化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对此有着许多种不同的解释。20年代时，海德列希加认为在欧洲；50年代以来，豪厄尔等人又倡导西亚中心说；70年代以后，范德尔尔迈施（Vandermeersch）主张该中心于近东，马森托施（Macintosh）等主张在中国，而普罗兹（Protsh）则主张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地区。1987年，卡恩（Cann）等报告了他们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结论。他们选择了原籍分别为非洲、欧洲、中东、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妇女共147人，分析了他们生产婴儿时的股盘细胞内线粒体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根据不同类型线粒体之间的亲疏关系绘制了系统树，结果是该树来自单一的共同祖先，而另一支则来自于其他地区。对该系统树最简单的解释是其共同祖先是来自非洲。根据知已DNA突变速度，计算其年代为距今约20万年。卡恩等因此而认为，从所有婴儿的线粒体DNA向前追踪，最后便可追到大约20万年前生活的非洲的一个妇女，该妇女是现今全世界人类的祖先。大约在13万年前，她的一群后裔离开非洲，分散到世界各地，代替了当地的土著居民，最后发展为各色人种。这就是著名所谓“夏娃理论”。

对于现代人中种族差别产生的原因问题，单一地区起源论的解释是：来自同一祖先的后裔们分散到各地之后，由于遗传漂变和地区性选择适应的结果而产生了人种之间的变异。然而，这种解释却与目前已掌握的某些古人类学资料相悖。因此，在许多地区的化石人类中，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上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对此，按照“夏娃理论”只能解释为这些早、晚期人群之间的共性不是由于遗传，而是由于他们同样处于相似的纬度、气候等环境下的适应结果。

然而，这样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为很多体现地区性早、晚期人群之间共性的体质特征恰恰并不是可能受到环境选择作用影响的性状。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家吴新智教授指出，曾经广泛存在于中国化石人类中的若干项与现代蒙古人种有关的性状，如铲形门齿、印加骨以及额鼻缝和颌缝的形状等都很难用适应性来解释，反而用遗传性进行解释则比较合理。

尽管由于受古人类学资料所限，尤其是目前在同一地区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的连续性材料的缺乏，多地区起源论所提供的进化模式还难以做到完全令人信服，但近几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若干批区域性古人类化石资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对该学说提供了支持。

早在20世纪40年代，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石时曾经指出，北京猿人的一系列形态特征可以证明其与现代蒙古人种的某些人群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这些特征包括：矢状嵴、印加骨、鼻梁和颧骨、上颌圆枕和下颌圆枕、铲形门齿以及额鼻缝和额颌缝的形状等。上述这些特征在现代蒙古人种和北京猿人中都有较高的出现率。魏敦瑞的这一认识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但当时由于本地区较晚阶段的化石材料尚且不多，而魏敦瑞本人对山顶洞人的种系分析论又失之贪偏颇，他错误地认为山顶洞人是外来的移民，而不是北京猿人的后裔。这些情况都影响到他的见解和说服力。

最近，吴新智教授系统地整理了我国境内出土的有关古人类化石资料，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发展的意见。他逐个列举了矢状嵴、印加骨、比较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颧骨上颌骨下缘的明显转折、铲形门齿以及水平相连的额鼻缝和额颌缝等项特征在我国各地出土的众多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中较高的出现率，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到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发展过程。

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着不少区域性连续发展的证据。魏敦瑞曾经指出过从爪哇猿人栋到瓦贾克人的连续发展。后来在澳大利亚柯阿（Kow）沼泽中发现的晚更新世人类化石在眉嵴、矢状嵴、颞线、最小额宽位置和枕外圆枕等方面也表现出与昂栋人相似的性状，从而显示出在东南亚的直立人与澳洲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之间也存在着发展的连续性。

过去认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与当地的晚期智人之间存在着颇大的形态差距，故普遍认为后者是由外地入侵的人群，而尼人是绝灭的旁支。但近年来一系列新的发现，特别是南斯拉夫凡迪亚（Vindija）地点发现的具有叠压地层关系的莫斯特文化人类化石和奥瑞纳文化人类化石在形态细节的一致性，使得人们的看法正在发生着改变。

此外，最后还有人指出在非洲的南部也存在着人类直接进化的线索，认为从布罗肯山人、沙尔达哈（Saidanha Man）和弗洛里斯巴人（Florisbad Man）一直到现代尼格罗人种，存在着连续进化的现象。

综合上术古人类学材料所提供的线索，使人们感觉到，在晚期智人乃至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上，多地区起源论的论据似乎正在得到加强。

 

 

第二节   欧洲的晚期智人化石

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就出土于欧洲，那就是著名的克罗马农人，以至于后来相当长的一般时间，克罗马农人这一名称甚至成为晚期智人的代名词，正如同尼安德特人曾经作为早期人的代名词一样。迄今为止，在欧洲已经发现了很多晚期智人阶段的化石资料，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西欧发现的克罗马农人、库姆卡佩尔人、尚塞拉德人和格里马迪人以及在东欧发现的姆拉德克人和普雷德摩斯特人等。

一、克罗马农人

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是1868年在法国西部多尔多涅地区的克罗马农洞中发现的。该洞中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材料至少代表5例个体，其中包括4具颅骨，属于3例男性和1例女性。经研究，将这批标本划归于晚期智人类型。

克罗马农人的脑容量很大，1号男性颅骨为1636毫升，3号男性颅骨为1730毫升，完全达到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甚至还超出了现代人脑量的平均值。1号颅骨是一例老年个体，保存状况最完整，带有面骨部分。颅顶高而圆隆，额部丰满，眉嵴不很显著。面部低宽，眼眶高耸，鼻孔狭窄，下颌有明显突出的颏隆凸。这些体质特征中的绝大部分都与现代欧罗巴人种十分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克罗马农人的面部较宽，眶形低矮一些（图53）。3号颅骨也是男性，但在形态上不同于1号颅骨，其额部低平，眉嵴很显著，枕部也很发达，具有类似尼安德特人那样的明显突起。2号颅骨是女性标本，颅骨较小，骨质细弱。

这批人类遗骸发现于克罗马农洞的深处，出土时在人骨加旁边置在燧石工具、海贝壳及其它装饰品，显然是一处有意识的埋葬。从伴出的燧石工具的形制来看，应属于奥瑞纳文化类型。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驯鹿、野牛、猛犸象等种属，表明当时欧洲的气候仍然是寒冷的，地质时代约当晚更新世时的玉木冰期，距今约2-3万年前。

 

二、库姆尔佩尔人

1909年，在法国的库姆卡佩尔（Combe-Capelle）发现了一具比较完整的成年男性骨架，除颅骨外，还保存有许多体骨标本。从颅骨的形态特征上看，库姆卡佩尔人的颅形较之大多数尼安德特人化石高、狭。眉嵴比较发达，面部略大。下颌骨较短并且显得颇为垂直，颏隆凸不明显。从伴出的文化遗物来看，应归属于早期奥瑞纳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为距今3.4万年前。

 

三、尚塞拉德人

1888年，在法国多尔多涅省尚塞拉德（Chancelade）村的一个天型岩洞中发现一具人骨架，其股骨与胫骨叠在一起，可能是由于死后受到人的摆布所致。因为其颅面部形态特征有些与爱斯基摩人相似，所以过去曾经推测尚塞拉德人可能是爱斯基摩人的祖先。实际上，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大概只是由于他们都适应于在寒冷气候下生活所致。年代大约是在距今1.2-1.7万年前。

 

四、格里马迪人

格里马迪（Grimaldi Man）发现于意大利蒙顿(Menton )市附近格里马迪的一个岩洞中。格里马迪人头骨狭长，属超长颅型。眉嵴不发达，额部比较陡直，颅高中等。面部较为低、窄，鼻形宽阔，颌部前突，颏部后缩，牙齿较大。男性脑量为1580毫升，女性为1375毫升。过去人们一般都倾向于将格里马迪人的上述特征与尼格罗人种联系起来考虑，认为他们是现代黑人的祖先。近年这种观点被否定了，学者们认为格里迪人的许多特征均处于地中海类型的欧罗巴人种变异范围之内。

文化遗物属于奥瑞纳文化。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绝对年代大约距今4万年前。

 

五、姆拉德克人

姆拉德克人（Mladec Man）1891年发现于捷克的摩拉维亚（Moravia）地区。姆拉德克人在形态上要较之克罗马农人更为原始一些。其生存的绝对年代大约为距今3-3.3万年前。

 

六、普雷德摩斯特人

同样是在捷克的摩拉维亚地区，1890-1928年间，人们在普雷德摩斯特（Predmost）地点又陆续发现了一大批古人类化石，这批标本至少代表着27例个体。普雷德摩斯特是在欧洲发现晚期智人化石材料最丰富的地点其。在体质特征上两性差异显著，有人认为普雷德摩斯特人在眉嵴的发达程度和突颌程度上都介于尼安德特人的和克罗马农人之间，从而暗示出他们可能是后二者之间的混血后代，但也可能是克罗马农人的一种地区性变异。普雷德摩斯特人生存的年代比较晚，大约为距今2.5万年前。伴出的文化遗物属于晚期奥瑞纳（Aurignacian）文化和早期梭鲁特（Solutrean）文化。

 

第三节   非洲的晚期智人化石

在人类学界过去曾经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认识，即现代人在非洲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现代黑种人是由北方的地中海区域南迁而来的移民。近年来，由于在非洲南部发现了很多年代较早的人类化石，从而使这种传统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又提出撒哈拉以南地区晚期智人的形成时间较早的看法。甚至认为西亚和欧洲乃全世界的晚期智人最安装可能都来自于非洲。但是，据现在的材料分析，非洲发现的相关的人类化石，在形态上虽然都比较接近于现代人，非洲发现的相关人类化石，在形态上虽然都比较接近于现代人，但其年代结论的可靠程度不一，因此还有持于更深入的研究。

迄今为止，在非洲已经发现了许多处晚期智人化石，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包括搏斯科普人、弗洛里斯巴人、边界洞人、奥莫人和阿塞拉人等。

 

一、博斯科普人

1913年，在南非特兰斯瓦尔省西南部的博斯科普附近的穆伊河（Mooi River）东岸地层中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化石，这就是著名的博斯普人（Boskop Man）。该批标本包括一具残破的头盖骨，一件颞骨，一块下颌骨和颅骨资料观察，博斯科普人具有很长的颅型，很小的乳突，并且具有很厚的颅壁，其顶骨中央部分的厚度达13-14毫米。脑容量很大，估计约为1700毫升。下颌骨上有颏隆凸。该批人类化石被认为应归属于晚期智人阶段。由于在相应的地层中没有找到伴生的动物群和文化遗物，故其生存的年代尚不能确定，估计为晚更新世。

 

二、弗洛里斯巴人

1932年，在南非特兰斯瓦尔省布利姆方顿（Bloemfontein）以北的一处名收弗洛斯巴的矿泉遗址的沉积物中发现了一具残破的颅骨化石，包括有基本完整的额骨、部分顶骨和右侧和面骨以及一枚单独的右侧颌第三臼齿。该颅骨的眉嵴相当突出，鼻骨较狭窄，处中缝处微微隆起，鼻根部深陷于眉间区的下方。面部显示出一些突颌性质。属于莫斯特一勒瓦娄哇文化。其年代可能在距今约4万年以前。

 

三、边界洞人

边界洞（Border Cave）位于南非纳塔尔（Natal）省的北部。边界洞人的眉嵴有些显著，脑容量大约为1450毫升，其它形态特征也清楚地表明他们应归属晚期智人。但是，由于地层记录混乱，边界洞人生存年代问题至今未能完全解决。距今10万年以上。

 

四、奥莫人

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奥莫盆地的基比什（Kibish）组下层的地层中发现了两具人头盖骨化石。奥莫人的颅骨在外形上相当接近于现代人，只是在个别性状上与非洲的早期智人有些相似。奥莫人的脑量估计在1400毫升以上。利用铀—钍法对堆积中出土的蚌壳测定的结果为距今13万年。

 

五、阿塞拉人

1927年，在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kteu）市以北约400公里处的撒哈拉沙漠中发现了一具男性或年人骨架。这就是被认为是尼格罗人种的直接祖先的阿塞拉人（Asselar Man）。

阿塞拉人的化石保存得相当完整，形态特征中的很多项目均与现代代尼格罗人种颇为相似。该标本颅骨圆隆，在颅型上可以与苏丹的尼格罗人相对比。面部较低矮，两侧上颌中门齿在萌出后不久就被拔除了。脑容量很大，约1520毫升，接近尼格罗人种变异范围的上限量。身高约170厘米。骨骼比较纤细，前臂长于上臂，小腿长于大腿。其它骨骼，包括骨盆和手、足等部位的骨骼上也都表现出某种接近尼格罗人种的倾向。

没有发现与阿塞拉人伴出的文化遗物，但却出土了许多水生软体动物、鱼类、鳄鱼以及瞪羚和羚羊的化石。该动物群的成员虽然都是现生种，但目前却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之中了。这就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撒哈拉地区具有水草丰美的生态环境。阿塞拉人生活的时代被认为是晚更新世之末。

上述几批资料所代表的撒拉哈及其以南地区的晚期智人化石，在人种学特征上均与现代尼格罗人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遗传学联系。然而从撒哈拉以北的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被称做马格里布（Maghrib）地区出土的一系列相当丰富的现代类型智人化石来看，却明显不同于撒哈拉以南。在阿尔及利来亚发现的阿法卢人（Afalou Man）和摩洛哥发现的塔弗拉尔特人（TaforaltMan）都显示出与西亚地区的尼人和现代智人具有更多的相似性。马格里布地区的这些古人类化石的年代一般认为在距今5万年之内。因此，晚更新世时期撒哈拉南北的非洲地区应属于两个不同的人种地理单元。

 

第四节  亚洲的晚智人化石

一个世纪以来，在亚洲范围内也发现了颇为丰富的晚期智化石材料。除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资料表明那里的晚期智人仍然继承了本地区尼人类型的种系特征，主要参与了现代欧罗巴人人种的形成之外，东亚和和东亚地区的晚期智夫则分别显示出某些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祖先性状。本节内重点介绍下在东南亚和东亚，尤其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资料。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包括瓦贾克人、尼阿人、塔邦人、山顶洞人、柳江人、河套人、黄龙人、武山人、资阳人、丽江人、穿洞人、安图人、哈尔滨人和左镇人等。

 

一、瓦贾克人

1890年，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亚的中爪哇的瓦贾克（Wadjak）地点发现了两具古人类颅骨化石。标本被胶结在角砾岩层中，当时没有找到伴生的文化遗物，共生的动物群均为现生种，其时期被推断为晚更新世。

瓦贾克人的颅骨粗壮，鼻部较宽，头骨壁很厚，下颌骨粗大，眉嵴发达，梨状孔下缘不明显，牙齿巨大，具有显著的齿槽突颌，这些性状与现代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颇为相似。然而，其面部宽阔而扁平，鼻根低平但不凹陷，这些特征又似乎与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从而表明贾克人的血缘基因中可能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来源。

 

二、尼阿人

1959年，在马来西亚北加里曼丹地区的尼阿洞（NiahCave）中发现了一具人类颅骨化石，缺少下颌骨。该具标本系一例青年女性个体，被称做尼阿人（Niah Man）。

 

三、塔邦人

1962年，在菲律宾的巴拉旺岛西南海岸的塔邦洞（TabonCave）中，发现了一块附连着鼻骨的额骨化石以及一具下颌骨标本，被称为塔邦人（Tabon Man）。巴拉旺岛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的岛屿，位于加曼丹和中部菲律宾之间。在冰期中由于海退，其南端和加里曼丹之间有陆桥相连，因此成为史前人类由亚洲大陆向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迁徙的一条理想通道。

塔邦人与澳大利亚现代土著居民非常相似。同时，其头骨上又存在着某些接近中国晚期智人的性状，如眉间区发达，具有宽阔的眶上沟，鼻中缝处有一条细的矢状嵴等。此外，塔邦人的下颌骨上没有第三臼齿，这一眯也使其显得更接近于蒙古人种，在澳大利亚人种该牙齿的缺失率是相当低的。吴新智认为，塔邦人与澳洲人种的关系更为密切，但与接受了一些来自北方亚洲大陆的影响，他们可能是澳大利亚人种与蒙古人种杂交的产物。塔邦人大约生活在距今2.2-2.4万年前。

四、山顶洞人

1930年，在清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堆积物的边界时，在龙骨山顶部发现了一个新的洞口。故称之为山顶洞。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派裴文中主持对该洞穴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山顶洞人(Upper Cave Man)化石材料包括3具相当完整的头骨，一男（101号）两女（102、103），加上其他零星的颅骨、牙齿和下颌骨标本，总共代表至少8个以上的个体。

山顶洞人的颅骨最大宽处位于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有明显的颏隆凸，脑容量为1300-1500毫升。这些特征均与现代人相一致。但是，在山顶洞人身上又可以观察到某些较为原始的性状。眉弓发达，形成了眉嵴，在其眉嵴后上方还存在着一条浅沟。这在晚期智人中是比较常见的特点，但却极其罕见于现代人群。与现代人相比，山顶洞人的颅顶显得略为低平一些，枕骨大孔的开口方向略微朝向后方，而不是像现代人的那样略偏高。下颌关节窝较深，关节结节也较现代人发达。

关于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过去魏敦瑞曾认为101号老年男性个体的颅骨测量指数很接近于克罗马农人，但根据形态观察的结果又可以确定为原始的蒙古人种。102号青年女性接近美拉尼西亚人，而103号中年女性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他甚至认为这此不同种族的成员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

吴新智在重新研究了山顶洞人的3具颅骨标本后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101号男性颅骨的几乎所有面骨测量都和现代的或者化石的蒙古人种相似，而不同于西欧的化石智人。在观察项目中，该颅骨的颧骨突出并且位置比较垂直，鼻宽较窄，梨状孔下缘为下鼻前窝型以及具有下颌圆枕，这些性状都属于蒙古人种的特点。

103号女性头骨具有更为显著的蒙古人种典型形态特征，她是与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人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因此，中国人类学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山顶洞人代表了原始的蒙古人种，他们之间个体形态的差异的存在，说明当时的蒙古人种正在形成之中，某些形态细节尚未完全形成。

除人类的化石之外，在山顶洞的堆积中还发现少量的石器、骨角器和丰富的穿孔装饰品。这些资料说明他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磨制和钻孔的技术，尽管这种磨制技术尚未用于手工制造业。穿孔骨针的出现意味着他们已会缝纫。装饰品的存在表明他们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在山顶洞发现的目前已知我国最早期的埋葬现象证明他们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

其年代不会晚于更新世晚期。根据对山顶洞动物化石的5个样品，采用加速器质谱法测定的碳十四年龄，其最小数值为距今13200+160，最大数值为距今32600+2000。

 

五、柳江人

柳江人（LiujianMan），1958年发现于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聊江县通天岩的一个洞穴中。梨状孔宽阔，是低纬度地区人类的共同性状。体骨和股骨显示出柳江人的身材较矮小，约为156.69厘米，与现代东南亚一带居民相似。他所拥有的显著的齿槽突颌以及中等程度上的面的扁平性质又使其显得更接近于南亚类型的蒙古人种，同时又兼有某些与赤道人种相似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柳江人的头骨上已经出现了与时代大致接近的山顶洞人的不同的种系发展趋势。我国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认为，这说明华南和华北的晚期智人在各自形成蒙古人种的体制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异形现象。柳江人遗址中没有发现与人类化石共存的文化遗物。最小的数值为距今万年，最大的数值为距今22.7万年。

 

六、河套人

1922-1923年，法国古生动物学家桑志华（F·Licet）和德日进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族萨拉乌苏河畔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动物和人类化石，以及石器和用火遗迹。人类化石为一枚8-9岁儿童的左侧上颌侧门齿。由于该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之上，故将该人类化石命名为鄂尔多斯人（Ordos Man）这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后来中国学者裴文中将其改译为“河套人”。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文件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区又采集到一批人类化石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河套人形态的了解。

河套人的体质特征已相当接近于现代人，但仍保留着若干性状。例如，颅壁较厚，下颌体比较粗壮，颏孔位置偏低，股骨干的骨壁很厚，髓腔很小等。此外，河套人门齿的舌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印加骨，颅顶缝结构比较简单，这些特征均与现代蒙古人种十分接近。

河套人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工具和用羚羊角心粗制的工具等。其石器制作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别就是器型普遍非常细小，因此过去曾被称为“细石器”。河套人所上的时代当为晚更新世的中—晚阶段。铀系法测年的结果为大约距今3.5-5万年前。

 

七、黄龙人

黄龙人（HuanglongMan），1975年发现于陕西省黄龙县东莲花山下。人类化石为一个残破的头盖骨，包括额骨和顶骨部分。额骨有几乎完整的额鳞和左侧眶上部的外侧半。左右两侧顶骨则均保留有前2/3部分。该批标本本属于一例30岁以上的成年男性个体。

黄龙人具有一系列较之山顶洞人和柳江人更为原始的性质，可能处于晚期智人的较早阶段，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类型的代表。黄龙人头盖骨上的矢状嵴的存在暗示其与蒙古人种之间关切密切。

 

八、武山人

1984年在甘肃省武山县鸳鸯镇附近发现了一件残破的人颅骨化石，被称做武山人（Wushan Man），所有标本均属一例青年男性个体。

从基本的解剖学特征上来看，武山人显然属于现代智人范畴，但同时又体现出某此原始性状。放射性碳素测年的结果为距今约3.8万年前。

 

九、资阳人

1951年，在修筑成渝铁路时，在四川省资阳县黄鳝溪挖制桥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化石，其中除哺乳动物外，还有一具人类头盖骨和一件骨性硬腭标本。命名为资阳人（Ziyang Man）。

资阳人的头骨较小，但仍在现代中国的变异范围内，其基本特征也与现代人相似。但同时，在资阳人头骨上还表现出一系列的原始性状。枕骨内面的大脑窝而且深，明显超过小脑窝，此点恰与现代人相反。

直接从资阳人化石地点得到的文化遗物仅有1件骨锥。资阳人生活的时代应属晚更新世。许多学者从标本的原始性出发，仍倾向于肯定其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人类。

 

十、丽江人

1956年，在云南省丽江县西南木家桥附近采集到3件人类股骨化石。1963年又在砂砾层中发现了一些动物化石和石制品，1964年又在该地区发现了一具人类颅骨化石。这些标本被命名为丽江人。（Lijiang Man ）。

丽江人的颅骨小，表现细致光滑。眉弓较弱，枕部圆钝。额部丰满，顶结节和额结节均很明显。顶骨的乳突部无角圆枕。前囟的位置与现代人接近。前额窄小，额部保留有额中缝的痕迹。鼻颧角为146.5度，表明在其上面部扁平程度上具备蒙古人种的特点。总之，丽江人的基本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相当一致，未发明显有原始性状。

在该地点出土的石制品共28件。其中除石核、石片外，还包括刮削器、砍砸器和石球等3类器型。此外还发现一段带有钻孔痕迹的鹿角。伴生动物有剑齿角，犀牛和云南轴鹿等种类，据此判断其时代应属晚更新世的后期。

 

十一、穿洞人

在1976年和1979年的两次野外调查和试掘中，于贵州省普定县城北6公里的穿洞内，获得了一批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这些标本被称做穿洞人（Chuandong Man ）。穿洞人具备以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现代智人的一般性特征，另外，也显示出其现现代蒙古人种居民之间存在着某些一致性。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之末。

 

十二、安图人

1964年，在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附近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一枚保存完整的古人类牙齿和一批哺乳动物化石。该人类牙齿被命名为安图人。（Autu Man ）。

该牙齿系右侧下颌第一臼前齿，牙合 面磨耗严重，齿质已经暴露，估计当属中、壮年个体。牙齿的形状和测量数值均与现代人的同位牙齿相似。在安图人的牙齿上还观察到其生前曾经罹患龋病和牙周病的现象。放射性碳素测年的结果距今2.7—3.5万年。

 

十三、哈尔滨人

哈尔滨人（Haerbin Man）的化石标本出本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南郊的阎家岗遗址。时代为在晚更新世。

 

十四  左镇人

1970年，在我国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莱寮溪的河床堆积物中采集到一件人类右侧顶骨化石的残片，故将其命名为左镇人（Zouzhen Man）。其生存的时代大约在距今2-3万年前。

 

第五节  澳大利亚和美洲的晚期智人化石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了解到欧、非亚三洲的晚期智人与本地区的早期智人之间确实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形态学联系，因此成为支持现代智人多地区起源论的有力证据。目前在这两个大陆还没有找到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证据，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和美洲的晚期智人是外来的移民。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澳大利亚和美洲现代土著居民的祖先究竟是何时由何地迁入的？按照人种学的般原则，一个大的人类群体内部种族类型分散的程度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该群体内的若干成员在一定区域居住时间的长短及其隔离程度。由于美洲的全体印第安人在基本形态上都非常一致，其相互之间的区别远远小于其它各洲居民之间的差异，另外，他们与毗邻的东亚、西伯利亚等地的蒙古人种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又非常相似，因此，印第安人的起源应该是在比较晚近的时期，即晚更新世中偏晚阶段。美洲的另一种土著居民爱斯基摩人移民美洲的时间更晚，他们在体貌特征上与东亚、西伯利亚等地的居民更为相似，以致于在人种分类上他们被划归入亚洲蒙古人种的东北亚（北极）类型。相对来说，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起源时间可能会略早一些，但有些学者指出，这一时间最早大概也不会超过距今5万年以前。

根据种系特征提供的线索，美洲土著的祖先无疑起源于亚洲，目前学者们存在争议的问题仅仅是迁入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即他们是在冰期中通过陆桥进入美洲的，还是在其它时期内乘船而来的。现在，较多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于前一种意见，认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是来自于东北亚地区的一支已经适应在寒冷气候环境下以游猎方式为生的原始蒙古人种居民，人们越过当时连接亚洲和美洲的白令陆桥进入北美大陆，成为最早的新大陆移民。据加拿大地质学家的报导，当时的北美大陆中心地带依然复盖着大面积的冰川，但是在沿海基山东坡的圣劳伦斯冰川与雁列冰川之间并未合拢，因而形成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狭长地带。这条无冰封的狭长地带被北美的考古学家们称做“西部通道”，它从阿拉斯加到育空地区，沿着阿尔伯塔省境内的东的落基山脉东坡，向前延伸。考古学家认为，早期的印第安人就是沿着这条通道南上，寻找着更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环境，最后逐渐分布于整个北美、中美、南美直到火地岛。

几十年来，在美洲已经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是1932年在美国新墨西哥洲发现的克洛维斯遗址，在那里出土的尖状器和来绝的猛犸象化石，其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1.15万年前。

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以及时代较早的全新世人类骨骼（表3），从体质特征上看，可以明显会为两种类型：一类骨骼粗壮，身材魁梧，例如塔尔人盖人、科体纳人、科萨克人、莫斯吉尔人和科阿沼泽人等；另一类骨骼细弱，身材苗条，可以凯洛人和芒戈湖人为代表。两种类型的居民所拥有的文化也不相同。

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祖先的来源问题，目前仍颇多争议。本世纪初，杜布瓦曾指出在爪哇发现的瓦贾克人与澳大利亚土著人有关。后来魏敦瑞、库恩等学者也认为爪哇的古人类资料与澳大利亚的人类化石及现代人有着明显的相似性，指出澳大利亚土著人是由爪哇猿人经昂栋人、瓦贾克人演化而来的。塔尔盖人的颅骨比较小，脑容量大约为1300毫升。

 

二、科休纳人

1952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Victoria）省科休纳（Cohuna）地区科阿沼泽边缘的默里河谷（Murray River Valley）发现了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与塔尔盖人和现代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十分相似。

 

三、凯洛人

194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Melbourne）以北的凯洛（Keilor）地区发现了一具化石人类头骨。从主要特征上来看，凯洛人与我国柳江人有些相类似，而不同于塔尔盖人、科休纳人以及现代澳洲土著人。凯洛人的脑量约估计为1593毫升，超过现代澳大利亚人种界值的上限。

 

四、米德兰德人

米德兰德人（Midland Man）的古人类学资料是于1953年在美国得克萨斯（Texas）洲的米德兰德人（Midlad）附近发现的。形态特征与现代美洲印第安人比较接近。年代不超过距今1万年。

 

五、特佩克斯潘人

1947年，在墨西哥的特佩克斯潘（Tepexpan）村附近，发现了一具保存得相当完整的人类头骨以及大约50件其它部位的骨骼标本。从主要种系特征上来看，特佩克斯潘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无显著差异，他无疑是印第安人典型的古代代表。年代也已进入全新世。

 

第六节  晚期智人的文化特征

在人类发展史的童年阶段，我们的祖先经历了长达近300万年之久的旧石器时代。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远古人类在体质和文化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我们仔细将二者对应起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在人类进化的阶段性过程中，体质上的发展和文化上的发展，就其而言并非完全同步。在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阶段中，体质上的进化显得格外突出，最终完成了从地立人向智人的转变，而在由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旧石器时代这一阶段内，人们体质上的变化已显得不是十分突出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方面的飞跃发展。这一事实说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弱，还不能够完全运用文化适应的方式来面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压力，因此生动性适应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仍在起着作用。而到了智人阶段，尤其是晚期智人阶段，人类体质的进化已近于完善，生产力的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此时的生物性适应已失去原先的重要意义，人们主要是运用文化的方式来适应环境，用改造自然的方式来求得生存。因此，在该阶段中，在世界各地都涌现出一种面目全新的旧石器文化，即晚期旧石器文化。

晚期智人在文化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更多地使用石叶来制造工具。所谓石叶，是指一种用间接法制成的狭长的石片。石叶可用来制做各种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钻头和石刀。骨器在此时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出现了鱼叉、投矛器和骨针。骨针的出现，可能暗示着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缝纫技术，使他们能够利用衣物来遮挡身体和抵御风赛。大量穿孔装饰品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已产生了美化自己的愿望。留在洞空头岩壁上的各种描绘生活、生产场景的图画以及各种骨雕和石雕的妇女人物造像和动物形象，表明了当时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意识的存在。此外，该阶段的人群中埋葬死者的习俗更为普遍。

该阶段欧洲的石器按时代的先后可分为奥瑞纳文化、梭兽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有人还把奥瑞纳文化再细分为夏代尔贝龙文化、中奥瑞纳文化和格拉维物文化等三期。

奥瑞纳文化的石器主要是用石叶制成的端刮器、吻状刮削器和各式雕刻器等。该时期的骨器有尾部分叉的尖器和穿孔器。这样的尖头器可以装柄使用，成为轻巧的长矛。这是骨器制做技术中的一项重要创造，是过渡到复合工具的重要步骤。奥瑞纳文化的艺术代表着人类艺术史上第一个完美的阶段。在这些早期的艺术品中，除一些小型的石雕、骨雕和象牙雕动物形象外，还出现了泥塑动物和体态丰满的妇女塑像。该文化末期，在西欧的一些石灰岩洞穴中，古代的艺术家们还留下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壁画作品。

棱鲁物文化是继奥瑞纳文化之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系统的晚期旧石器文化，其显著的特别是高超的压制石器技术。棱鲁特文化的代表性石器类型是桂叶形尖状器和舌状带肩尖状器。这些石器的压制技术可以说是达到了欧洲旧石器时代的顶峰，器身很薄，有的甚至达到透明的程度，造型也十分精美，就连石料的选择也经过精心的安排，多半选用色泽鲜艳的原料，如彩色石英、碧玉和丰富多彩的燧石等。棱鲁特文化的晚期出现了穿孔的骨针，说明当时的人们已能缝制皮衣。该时期的艺术品也发现了不少，如手镯、串珠项圈、垂饰、骨饰针对及浅浮雕和绘在石饰板和洞穴石壁上的图画。

马格德林文化在年代上虽晚于棱鲁特文化，但在文化面貌上却反映出其并非后者的延续，而与奥瑞纳文化相近似，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它是从奥瑞纳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马格德林文化的石器没有棱鲁特文化的精美，但却都非常实用，如嵌入骨枘或鹿角柄中使用的小巧的几何形石器，以及雕刻器、刮削器、石钻和琢背石刀等，此外还有带肩和钝边叶形的投掷尖器。马格德林文化在技术上的进步，还表现在骨、角制品的发展上。该时期的骨、角器类繁多，其中有鱼叉、投矛器、标枪头和骨针等。小件艺术品在马格德林文化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很多细致的雕刻片和立体雕像，同时一件作品上常常雕刻出两个或更多的动物形象。洞穴雕刻和彩色壁画也有了新的发展，原始艺术家们特别着力于对形象本身的描绘，巧妙地展示出各种不同的姿态以及复杂的构图。

非洲的晚期智人阶段的石器文化比较多样化。在北非的尼罗河河谷地带存在着霍尔穆桑文化，其典型器物是带锯齿的石片和雕刻器。在马格里布地区，发现了由莫过于瓦娄哇文化和莫斯特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阿替林文化，典型器物是带肩的尖状器。该时期的撒哈拉以南地区，适应于森林环境和草原环境的两种文化传统继续存在，但石器的形体普遍变小。在东非、西非和中非的赤道森林地区，在前一阶段桑戈文化的传统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被称为卢彭巴文化。与桑戈文体相比，该文化的手斧和大尖状器数量减少，而代之以大量用石片制作的小型石器，典型器物是一种细长的两面加工的尖状器。在从索马里到南非的草原地带则发展了斯蒂尔文化，其典型特征是存在着类似石叶的石片，以及由修理台的石核上批下来的短而宽的石片，另外还有两面修理的尖状器。

西亚地区该时期的文化主在有发现于地中海东岸洞穴中的爱米兰文化，它可能是一种由莫斯特期向奥瑞纳期过渡的文化。发现的石器中除有部分莫斯特类型的器物外，主要是大量用石叶制做的端刮器。有此学者认为，西亚是欧洲石叶文化的发源地，这种文化的传统被最早在西亚地区演化形成的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带到了欧洲，进而发展成为欧洲的晚期旧石器文化。

在东亚地区，晚期智人文化除承袭本地区前一阶段的文化传统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在中国的华北地区，该阶段的石器变得多半以小型为主。在这一点上以分布于吕尔多斯地区的萨拉乌苏文化最具特色。该文化的器型非常细小，大多数石器仅长2-3厘米，宽1厘米左右。峙峪文化的石器制做技术也很高超，出现了扇形小石核、石锯、斧形小石刀和石镞等新的类型。距今约1.6-2.3万年前的下川文化中，石器不仅体积小，类型也非常复杂。石制品中有锥状石核、石钻等。这些器型在中国北方地区全新世时期的许多遗址中普遍存在，已属于典型的细石器。因此下川的细石器被学者们视为华北细石器的先驱。与上述各文化在面貌上有别的水洞沟文化，其石器的类型以中型为主，并且具有较多的与西欧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相似的成分，应属于另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山顶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数量不多，目前还难以断定其文化系属。东北地区晚期旧石器文化的性质与华北地区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也具有细石器的传统。在其石器类别、形制和加工方法等方面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遗存表明出明显的一致性，这一情况说明起源于华北地工的细石器工艺此进已向北传播到松辽平原。

华南的晚期旧石器文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华北地区的同期文化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均以石片石器为主等，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于北方的显著特点。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南方该阶段文化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这些地方，晚期旧石器文化中的器类比较简单，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和砍斫器三大类，特别是砍斫器在石器组织中所占比例颇高，与北方地区差异明显。在打片的方法上均采用直接打击法，未见北方地区该阶段中所常见的间接打击法。除富林文化的石器形体略小以外，其余各遗址出土的石器形体普遍比较粗大。从青海省的霍霍西里和西藏自治区的定日、申扎等地点的材料来看，在晚期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上的远古人类已经掌握了比较高超的石器打制技术，他们所使用的椭圆形长边刮削器、长条形圆头刮削器和钝尖的尖状器等器型在华北地区的同时代遗址中也屡有发现，因而表明当时在青藏高原和华北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联系。东南地区苏、皖、淅、闽、粤等省的材料虽也有不少发现,但多较零碎,不过,发现于台湾省台东县的长滨文化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十分珍贵的资料。长滨文化的石器亦以石片、石长条尖器，长条凿形器等丰富的骨角制品。从石器类型和制做技术来看，长滨文化与华南地区许多同时代遗存十分接近，因而反映出远在距今1.5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第二篇                人类的种族

HumanRace

 

第一章          人种与人种学

 

第一节 人种的定义及分类依据

人种（Race），也称为“种族”，是指那些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某些共同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群。这些共同的遗传体质特征是在一定的地域内，在漫长的人种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对自然界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因此，我们所说的人种这一概念，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的自然地理分布有关。当然，人类的居住地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着的，尤其是近百年来，这种变化的幅度越来越大，所以在进行人种进理分布的描述时，通常以1600年以前的状态为依据。

必须指出，人种与生物学上的物种（Species）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不同层次的分类阶元。尽管各人种之间在形态特征和基因频率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相互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总是被一些过渡类型所联系着。此外，各人种之间均可以互相婚配，并且产生具有正常繁殖能力的后代。这就充分说明当今世界上一切现存的人类，在生物学上都属于同一个物种，即智人种，其中再进一步区分为许多不同的人种，因此，人种这一概念大体上相当于动物界中的亚种而不是种。

人种或种族，与民族也有着不同的含义，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众所周知，所谓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和一定的地域内形成的稳定的群体，该群体的成员具有共同的比较稳定的语言、文化和心理特点以及共同的民族意识。因此，民族并不是根据人们的体质特征来划分的。换言之，当我们涉及民族这一概念时，主要侧重于对某一人类群体社会文化属性的考察，而在涉及种族概念的时候，则更侧重于对该人群自然生物属性的考察。一个种族常常可以包括一个或几个民族，例如南亚人种便包括了我国华南地区和邻近国家的许多个不同的民族。同样。一个民族中可以包括有一个或几个种族的成分，例如，汉族就至少包括有东亚人种和南亚人种两种不同的种族成分。

此外，人种或种族，与语族也是两个既相关又相区别的不同范畴。语族只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类等级，其级别小于语系，大于语支。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属于相同语系、语族、语支的语言被认为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但是，由于人种和语言这两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复杂，分别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切不可等同视之。过去有些学者试图仅仅通过比较语言家的途径来考证某一古代民族的人种归属问题，常常会导致错误的结论。这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经常会出现同一种族的民居操完全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路族的居民讲相同语言的现象。例如，同属于东亚人种的中国汉族，日本人和朝鲜人，在语言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而由各个不同种族来源的居民组成的美国人却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美国英语。

最早对全世界的各色人种进行分类研究的学者是瑞典博物学家林耐，他在1735年提出将现代人分为四大人种：即白种、黄种、黑种和红种。继林耐之后，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在1775年根据肤色和发形等荐体质特征将人类划分为白种、黑种、黄种、棕种和红种等五个人种，从名称上来看，他们的分类法显然是以肤色命名的。需要说明的是，林耐和布鲁门赫所指的红种人即美洲印第安人。后来人们发现印第安人的肤色并非真的是红颜色，而那只不过是由于他们中间存在着将红色颜料涂抹在皮肤上的习俗而造成的一种假象。印第安人皮肤的颜色与亚洲黄色人是相似的。

应该指出，目前的各种人种分类方法都是以现存人类的形态特征和在遗传之性状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种族间的体质差异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处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在种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类的迁徙、混杂和融合，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混合类型。以后这些新的类型又有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隔离状态而在新的自然环境影响下产生新的体质性状。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种族不仅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历史形成的特点。因此，在研究现存在人种分类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具备与现代各人种形成有关的古人种学资料。然而，在此方面，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前人种知识还十分缺乏，所以人种分类的任务还远不能说是已经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划分人种的依据很多，其中有些人种标志是外表的，能够直接为人们所观察到，有些由必须通过专门的研究才能够确定。按照传统的分类原则，主要的人种标志包括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胡须的发达程度，眼色和眼、鼻、唇部的形状，身高和体型，以及头型和面型等测量性形态特征。在骨骼，尤其是颅骨上还存在着一系列与人种划分有关的非测量性形态特征，如眉弓鼻前棘和犬齿窝的发达程度等，也是重要的人种标志。另外，还有一类非测量性状，如下颚圆枕、印安骨、铲形门齿等，它们在不同的人群中具有差异颇大的出现率，这类体质特征被称为“非连续性性状”（discontinuous traits），也是划分人种的依据。近年来，又有许多学者强调遗传基、血型、指纹、齿形、耵聍的类型等在人种乃至更次一级的人群区分中的意义。

可以做为人种依据的体质特征尽管很多，但它们必须满足下列几方面的条件。首先，自然是要具有遗传性，能够使该牲在其后代中体现出来，至少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其次，该特征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变异范围很小。此外，相对来说，该特征还必须在人群中不受性别和年龄差异的明显影响，因此，某些特质特点，如体格的强弱，皮下脂肪的多，肌肉发达的程度等就不能作为一种特征来看待。

 

第三节     研究范围及任务

人种学（Raciology）或者称做种族人类学（Rcial An-thropology），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研究人类各种族的起源、演变、分布和体质特征，并探讨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的科学。

人种学以全世界的人类为对象，首先要对地球上的现生各种族的体质特征进行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正确的人种分类。现代各人种体质性状资料的获得依赖于大量的体质调查工作，其中包括对现代各民族乃至更小的人群中各类形态特征的观察与测量，以及对血型等遗传因子所进行的分子生物学分析。为了弄清世界上各色人种的起源和演变规律。我们还必须借助于古人类学和考古学提供的古人类化石和骨骼，对这些标本上的种族特征进行仔细的观察和鉴别，并且将其与现代人种学资料加以对比，以便追溯某些特征的历史发展轨迹，探究古今人类之间的人种源流关系。

尽管人种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既然它们都是同一客体——即某一特定人群的基本属性，因此其相互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我们从人种学资料出发，掌握了一某一时空内古今人类之间的种族发展脉络，就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科学佐证。因此，我国的人种学研究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领域有待填补，现代各民族的体质调查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古人种学研究的力量就显得更加簿弱。如果我们将来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范围内搞清楚我国各民族在人种构成方面的来龙去脉，那么，必将会加深人们对我国古今各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化和融合问题的了解，进而有助于我们正确认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此外，摆在人种学家面前的另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揭露和批判反动的种族主义谬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科学地分析人类的种族特征，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各个种族之间在解剖、生理和心理上的共性是主要的，而差异则是次要的，因此全人类都统一于同一个物种。种族特征无论过去和现在对于人们的历史发展，对于人类的不同群体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发展水平都不起任何作用。然而，某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种族主义者却别有用心的夸大各种族在体质性状上的差异，认为当今世界上的各色人种分属不同的“种”，乃至不同的“属”，进而为提倡人种的不平等制造理论依据。他们提出，人类可以分为“优等的”种族和“劣等的”种族，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优秀文化是“优等”种族的专利，因此，“劣等”种族理当为“优等”所统治甚至消灭。

种族主义（Racialism）是伴随欧洲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反动的伪科学理论，由于它常常披着“科学”的外衣，故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当时的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广泛地宣传种族主义观点，企图寻找印第安人和黑色人等有色人各接近于猿猴的证据，为他们对外掠压殖民地和奴役有色人种制造借口。19世纪中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贩卖黑人的罪恶活动日益猖獗，种族主义的宣传也特别嚣张，1853年法国的种族主义者戈比诺出版了他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一书，胡说黑人不能包括在《圣经》上所说的人的范围之内，并认为世界上最高等的种族是白色人种中的北欧的金发亚利安人。按照他们的理论，据说最优等的亚利安种在德国的后裔是以世袭贵族为代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种族主义成为法西斯德的思想基础。希特勒为了发动侵略战争，竭力宣传日尔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理当统治其他“劣等”民族，统治全世界。1945年之后，德国法西斯政权虽已瓦解，但种族主义却仍未消声灭迹，只不过换了一个更厚的“科学外衣”，采取一些更具有欺骗性的宣传方式。目前，在正义的世界人民面前，种族主义虽已臭不可闻，受到普遍的谴责，但尚远未彻底肃清，因此，批判种族主义的谬论仍是我们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

 

第三节 现代各人种体质特征上的变异

在当今世界上，各种族之间的体质差异有时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北欧的挪威和非洲的苏丹人，即使是没有经过任何人种学的训练的观察者也会毫不费力的注意到他们在体貌特征上的不同之处。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种的鉴别就显得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各项人种特征变异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在几乎每一项特征的变异的范围的两极之间都由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所联系着。也就是说，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考察，每一项种族特征都是渐变的。这是由“人类统一于同一个物种”这一基本属性所决定的。下面，本书将扼要地介绍一下能够反映人种差别的各主要体质特征在现代人群之间的变异情况。

 

一、肤色

肤色是人种分类的重要标志。人类皮肤颜色的深浅主要取决于组织中的一种色——黑色素。（Monglianspot）。皮肤由表皮和真皮两部分组成。黑色素集中存在于表皮的生发层中，人类的真皮中一般不含黑色素。许多猿猴类的真皮中含有黑色素，因此它们的皮肤呈青色。要新生儿的骶部及臀部的真皮内也含有一些色素，故可以呈现出灰蓝色的色素斑。由于此斑在蒙古人种中有很高的出现率（90-100%），故又称为蒙古斑（Mongolianspot）.

现代科学证明，各种肤色主要是由所含黑色素的数量和分布状态所决定的，此外，还与血液在毛细血管中的充盈状态，皮肤粗糙程度以及皮肤湿润程度等因素有关。

在世界各地的居民中，肤色的分布明显与纬度相关。高纬度地区的人群常常有较浅的肤色，而低纬义地区居民的肤色常常较深。在现代人中，肤色最浅的是北欧居民，肤色最深的是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非洲的黑人。在蒙古人种中，肤色由北向南逐渐加深：西伯利亚平原地区的居民肤色较浅；东北亚中央亚细亚一带的居民肤色较浅，中国人的肤色更深一些；肤色最深的是印度支那半岛及印度尼西亚居民。

值得提出的是，在划分人种，尤其是划分大人种的时候，肤色虽不失为一个重要的依据，但却不是最重要的依据。在每一个大人种的内部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异范围。例如，北欧人有着相当浅的肤色，而南亚的北印度人和北非的埃及人的肤色却很深，但他们又都属于白色人种。在黑色人种中，有着极深肤色人苏丹人同肤色较浅的布须曼人之间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区别。因此，传统的按肤色命名大人种的方法具有不可避免的矛盾之处。

二、发色与发形

头发与人体上其它部位的毛发一样，都是哺乳动物特有的一个皮肤衍生物。每根头发可分为毛干和毛根两部分。毛干是暴露在皮肤外面的部分；毛根是包埋在皮肤内的部分。毛干呈圆棒状或扁柱状，在横断面上，由轴心依次向外可观察到3层结构：髓质、皮质和毛小皮。在人种学上，头发的颜色和形状也是区分种族的重要标志。

发色的深浅由头发皮质内所含黑色素的数量和分布状态所决定。皮质细胞中的颗粒状黑色素愈多，发色就愈深。溶液状黑色素的存在常常全使头发呈现出带有红色的色泽，而棕黄色的头发则是因为含有特别多的溶液状的黑色素的缘故。在深肤色的种族中，不仅头发的皮质中含有较多的色素，甚至连髓质中也有黑色素存在。老年人的头发变为银灰色，这是由于他们的头发内组织空隙增大，色素减少等因素造成的。

在现代各人种之间，发色的差异也很大，从浅淡的金黄色、灰色到较深的火红色，棕色和黑色，总共可大致分为30种不同的色调，各类发色在人群中的分布基本是与肤色同步的。

头发的形状一般可大致区分为3种基本类型，即直发（lissotrichous）、波发（kymatotrichous）和卷发(ulotrichous)此外，有人还从卷发中区分出单独一类发型，称为羊毛状发（woolly）。一般说来，直发的毛干较粗且硬；波发呈波状娈曲并且比较细软；卷发带有明显的卷曲而柔软；羊毛状发除具备一般卷发的特点外，在外观上又形成了一个个单独螺旋形结构（图60）。

头发的弯曲程度和硬度与其横断面的形状大小有关。在一般情况下，头发越直越硬，其横断面的面积也就越大。在上述几种发形中，直发最粗，波发次之，卷发的变化较大，但大多数较波发为细。要横断面的形态方面，直发呈圆形，波发呈稍扁的椭圆形，卷发及羊毛状发则呈狭长的扁平状。

在现代世界各人群中，直发是中亚、北亚、东亚大多数居民的特征。此外，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人中也有很多属于直发类型。波发居民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土著人和南亚、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属于卷发类型的有非洲的黑人以及巴布精致——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等地的居民。羊毛状发的居民则主要包括非洲南部和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

 

三、胡须

胡须是上唇和下唇的须的总称，是男性在性成熟之后开始生长的再生毛发。胡须的发达程度在不同的人群中有着明显的差别，在人类的研究中，一般分为5种等级（图62）

 

（1）          极少：颏部的胡须很稀疏，耳旁有时只有少许几根胡须。

（2）          少：耳旁胡须成片，颏部下方及前方的胡须也连成一片，但并不浓密，下颌角处往往

无胡须。

（3）          中等：颏部的胡须与两侧耳旁的胡须连成一片，但分布面积较狭窄，并较稀疏。

（4）          多：胡须遍布整个面颊部的不十分浓密。

（5）          极多：胡须浓密，布满颧骨以下的整个面颊部，范围较广

在现代人中，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阿伊努人及近东和外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居民，他们伯胡须特别发达，25岁以上的男性胡须的平均级数可达到5级。世界上胡须发育最弱的人群则是分布于北亚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回族等居民的胡须，一般较之汉族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发达。

 

四  眼色和眼部形态

所谓眼色，实际上是指虹膜的颜色。虹膜是眼球的前部、瞳孔周围的一层内含血管和色素细胞等组织的环形的膜，由内支、前缘层、血管层、后缘层和色素上皮层等5层结构组成。眼色的深浅不仅取决于虹膜中所含颗粒状黑色素的数量，而且还取决于色素在虹膜中所处的位置，正常人的虹膜后缘层及色素上皮层中均含有一定数量的色素，这些色素称做深层色素。如果在前缘和血管层中没有或只含有极少量的色素的话，深层色素便会透过浅层组织而呈现蓝天或天蓝色等眼色。如果浅层组织中也具有色素，那么依据其数量的的多少便全呈现黄色、褐色等颜色。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眼色通常被区分为由较浅的天蓝色、灰色、浅绿色到较深的黑褐色共计近20种类型。在现代各人种中，眼色的深浅常常是与肤色、发以同步分布的。

除眼色之外，具有人种划分意义的眼部形态特征还包括上眼脸争褶和眼裂的高度及倾斜度等。

人类的上眼睑的外表面复盖有一层簿的皮肤。在有些情况下，上眼睑的皮肤拉得很紧，不形成任何褶。通常，我们依据该皱褶的有无和以育程度将其分如下四种情况（图63）：

0级；无皱褶。

1级：皱褶距睫毛在2毫米以上，

2级：皱褶靠近睫毛，距离1-2毫米。

3级：皱褶到达睫毛处，甚至超过睫毛。

一般来说，亚洲蒙古人种通常具有相对比较发达的上眼睑皱褶，尤其是北亚地区的大陆蒙古人种中，该性状具有很高的出现率。

内眦皱褶是上眼睑向眼内延伸而形成的皮肤皱襞，该皱褶的发达程度在不同人群中具有显著的差异。由于这种眼部结构最常见于中央亚细亚、北亚和东亚等地的蒙古人种中，故又被称为蒙古褶（Mongoloid fold）。蒙古褶的发育程度与年龄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同一群中的儿童出现蒙古褶的比率高于成年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美拉尼西亚人和绝大多数非洲成年个体中都没有蒙古褶，但非洲南部的布须曼却生有蒙古褶。

眼裂的高度和倾斜度也具有种族上的差异。一般说来，细窄的眼裂通常是与发达的蒙古褶和上眼睑皱褶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中央亚细亚，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各族群居民的特点。相反高而宽的眼裂则是黑龙人种各族群的特征。眼裂倾斜度是指眼内、外角位置上的相对高低，欧洲人眼外角较眼内角较高，蒙古人咱的眼外角则常常明显高于眼内角，所以他们的眼裂有外观上通常是倾斜的。

 

五、鼻部形态

人类的鼻部在外形上也存在着颇为明显的种族差异，主要反映在鼻的突出程度，鼻梁侧面观的形状以及鼻孔的形状等方面。

鼻的突出程度在人种分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欧罗巴人咱的鼻根多半很高，鼻梁突出。例如希腊人，高鼻类型者约占90%左右，而鼻梁几乎全部是突出的。蒙古人种、罗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鼻突出度则比较小，大多数属中等或低平类型。

从鼻梁而观的形状来看，大致可把鼻形划分为凹形、直形、凸形和波形等4类（图65）

其中再根据鼻的软骨部和硬 骨部的形态特点还可以细分出更多的类型。一般来说，欧罗巴人种中凸形的鼻的比率较高，而尼格罗人和和澳大利亚人种中的凹形鼻则有较高的出现率。

鼻孔的形状一般可以分圆形（或近方形）、卵圆形（或三角形）以及椭圆形等3种类型。此外，根据鼻孔最大径的位置又可区分为横向、斜向和纵向等3种类型（图66）。一般来说，扁而宽的鼻子，其鼻孔最大径通向是横向的，相反，高而狭的鼻子，其鼻孔最大径则往往是纵向的。

 

六、唇部形态

人类唇部形态的变异与地理分布密切相关，也是重要的种族标志。在观察唇部形态时主要应侧重于下面两个方面，即上唇的突出程度和唇的厚度。

上唇的突出程度是指上唇皮肤部的形态位置关系，而不包括红唇部。通常将上唇皮肤部明显前突者称为凸唇，上唇皮肤部大体直立者称为正唇、上唇皮肤部后缩者称为缩唇。大现代各人种中，欧罗巴人各多为正唇形，澳大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则多为凸唇形。上唇的突出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面部骨骼的形态以及牙齿的生长状况。北亚蒙古人种中的某些族群具有明显的凸唇，但并不伴有突颌和门齿前突等现象。

唇的厚度是指当口轻闭时，上下红唇部的厚度。一般说来高纬度地区的居民常常具有簿唇，而低纬义地区居民的唇则往往较厚。另外唇的厚度与鼻型的宽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薄唇者常为狭鼻型，厚唇者常为阔鼻型。

 

七、头形和面形

尽管在现代人中，头形在各群体内部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它仍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种族特征。根据现有的化石材料来看，旧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多半具有较长的头形，在距今1万年以来，从总体上来讲，人类的头形呈现出逐渐变短的趋势，即表现为一各“短颅化”的倾向。但从目前已掌握的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人骨材料来看，这种“短颅化”的过程是相当错综复杂的，在世界上不同的区域内，该过程发生的时间差异很大，体现的程度也参差不齐。至于对头形变短现象的解释目前也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现代各人种中，以长头为特征的人群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人，非洲的大部居民，南亚居民，南、北欧地区的成是以及美洲的爱斯基摩人和部分印第安人。头形较短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欧洲中部、巴尔干半岛、外高加索、小亚、中央亚细亚和东南亚以及美洲等地。在我国的现代居民里中头型占相当大的比例。除长宽比例上体现出来的头形长短差异外，在某些情况下账宽比例上反映出来的头形宽低差异也被认为具有一定的人群划分意义。例如，亚洲蒙古人种中北亚地区的某些族群就被认为是以低颅型为典型特征的。

在面形方面，面的高度和宽度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常常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一般来说，蒙古人种的面部相对要显得宽阔一些，而大多数欧罗巴人种居民和尼格罗人种居民面形比较狭窄。另外，在通常的情况下，面高和面宽之间还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即高面的人群面宽值往往也比较大，例如，尼格罗人种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他们的面部常常既低又窄，而北亚蒙古人各则具有高而阔的面形。

面部形态中另一项具有重要人种划分意义的特征就是面部扁平度，通常是用鼻颧角（fmo-n-fmo）和颧上颌角（zm-ss-zm）来表示。这两个角度分别表示面上部和面中部扁平性质的程度。大的面部扁平度是蒙古人种的一项比较典型的特征，尤其是在北亚地区的某些蒙古人种族群中，该特征显得格外突出。在欧罗巴人各种和尼格罗人种中，面部的扁平度则通常比较小。

 

八、血型

“血型（Bloodgroup）”一词原来只是用于描述血液中红细胞表面抗原的差异。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人们陆续在血液中又发现了白细胞、血小板、血清等都具有各自的类型，因此现大血型的概念已经扩展为各种血液成份的遗传多态性标志。

目前，已经识别出的血型系统十分庞杂，所粗略计算结果，各种可能的红细胞血型数至少在10亿种以上，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系统表型数至少在4亿种以上。二者合计可达4×1017种，已经远远超过地球上的人口总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除了一卵双生子外，在地球上是找不到两个血型完全相同的个体的。由于血型具有如此明显的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因此在目前已被作为一项重要的种族特征来看待。

在研究人类种族差异问题时通常涉及到的血型系统包括ABO血型，MNSS、RH血型、Kell血型、Deffy血型、Digeo血型和HLA系统。

ABO血型系统中最常见表型有4种，即O型、A型、B型和AB型。此外还可以区分出其他各种血型（subgroup），如A1、A2、A1B、A2B等。在现代各人种中，美洲印第安人缺少A和B基因，故多数为O型，亚洲的蒙古人种居民以高频率的B基因为特征，欧洲白种人则基因比例较高。

MNSS血型的另一种重要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Rh血型也是一种重要复杂的血型系统。Rh血型有3对等位基原和基因，决定着6种抗原，分别以C和c，D和d,E和e表示相应的抗原和基因。

Kell血型是使用抗人球蛋白试验方法检出的另一种红细胞血型。

Duffy血型是另一种在人种学研究中意义较大的血型系统，共包括Fya, Fyb,Fy和FyX等4个基因，

Diego血型受控于一个座位上的两个等位基因Dia和Dib，该两个抗原均呈显性遗传，其中Dia抗原频率为36%，在亚洲蒙古人种中大约为8-12%，而在白种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却极为罕见。

HLA是白细胞膜上的一类抗原，故被命名为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coeyte antigen,简称HLA）。

 

九、皮纹

所谓皮纹（dermatoglyphics），即指人类手的掌面和足的庶面上所存在一系列复杂的皮肤纹理，它们是真皮乳头层中真皮乳头突向表皮生发层而表面在手掌和足底皮肤表面的波浪状凹凸皱襞。除人类以外，在哺乳动物中只有非人高等灵长类才具有完整的皮纹系统，低等灵长类动物仅有某些个别的不完全的纹线，而其它灵长类以外的哺乳动物则几乎完全没有皮纹。

由于皮纹具有明显的稳定性，特异性和遗传性，因此在人类学、医学、遗传学研究以及司法刑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皮纹在种族间存在着差异，不同的种族在皮肤纹理构型的频率方面表现出高度显著的变异，这些差异不仅在大人种之间存在，而且也存在于较小的种族集团，甚至于小的隔离群之间，例如在指纹方面，半形花样的出现率以澳大利亚土著最高（52.7%）；其次为亚洲蒙古人种（46.7%）；美洲印第安人的斗形出现率与亚洲蒙古人种接近，为42.6%,，欧罗巴人种仅有35.4%，而非洲的黑人只有27.4%的斗形花样存在。而在弓形指纹上，黑种人的百分率最高，达8.8%；欧罗巴人种次之，为4.3%，亚洲蒙古人处和澳大利亚土著人最低，分别和1.8和1.4%。

 

十  耵聍

耵聍（Cerumen）俗称耳垢或耳屎，是外耳道耵聍腺的分泌物。人类的耵聍有干、湿两种类型；干型耵聍一般为灰白色，干燥，呈片屑状；湿型耵聍则多为暗黄色，潮显，呈稠粘的油状。在现代人中，具有湿型耵聍的人群数量较多，而在包括非人灵长类在内的哺乳动物中，耵聍一般都是湿型的。因此，有人认为干型耵聍是在远古由于遗传漂变的作用随面地在某些人各中固定下来的一种体质变异。

大量的遗传学和人为大兴安岭研究资料表明，耵聍类型确实属于典型的常染色体单基因遗传性状；干型耵聍为隐性性状。两种耵聍类型在世界各种族、各民族中所占的比例差异很大，因此是重要的种族遗传指标。一般来说，白种人和黑种人中耵聍湿型频率的出现率很低，一般均在15%以下，频率最低的华北汉族仅为4.17%。南方蒙古人种却具有较高的耵聍湿型频率，如马来人为73.08%,台湾高山话为71.41%，海南岛黎族为44.57%，福建籍广东籍的汉族分别为21.17%和35.10%。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耵聍湿型频率多不很高，如满族为12.28%鄂伦春族仅为88.21%和88.29%，这主要是由于在该两个民族中融入了欧罗巴人种的血统所致。

除上述各项特征所体现出的种族差异之外，在现代各人种中还有一些个别的性质性状和生理特征上也具有群体遗传学方面的意义。味盲百分率在欧罗巴人种中占30-42%，日本人占8-20%，中国汉族占10.96%，而美洲印第安人则仅占1.2%，除味盲外，色盲也与种族遗传因素有关。另外，在人类骨骼上，尤其是颅骨上还存在着一些与人种划分有关的“非连续性形态特征”，如铲形门齿、下颌圆枕和印加骨等。此类特征的出现率也常被用做种族鉴别的标志。

第四节  影响人种形成的因素

当今世界人种的各项体貌性状，是在人类各种族形成和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到诸多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能够影响到人种特征形成的因素很多，其作用机理也很复杂，有些现象至今我们仍不能给予十分合理的解释。总括起来，影响人种形成的主要因素大致包括地理环境、隔离、混杂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几个方面。

一般说来，世界各人种肤色的变异在地理分布是很有规律的，即纬度越高，肤色越浅，这是自然环境适应的明显例证。人们肤色的深浅是由皮肤中所黑色素（黑蛋白）的多少来决定的，黑色素越多，皮肤的颜色就越深。黑色素具有吸收日光中紫外线的能力。众所周知，紫外线的照射尽管对人类的生活活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过量的照射却会造成人体组织、细胞的损伤。因此，生活在目光强烈、日照时间长的低纬度地区的居民皮肤中含有较多的黑色素，就可以便他们得以保护皮扶深部的其它重要组织、器官免受过量紫外线的损害。了解了这一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赤道人种之所以具有黝黑肤色的原因了。相反，生活在阳光稀少的北欧等 地的居民，他们的肌色却很深。因为，每天照射到北欧人身上的策弱的紫外线不仅不会危害他们的健康，而且为身体所必需，所以，北欧居民皮肤中的黑色素极少。

人类学的研究还证明，非洲黑人皮肤内的汗腺数量也比欧洲白人多。汗腺能够分泌汗液，在人体新陈代谢过程中担负着调节体温的重要功能。因此，要极其炎热的气候条件下，黑人的体温调节功能要比白种人完善，这就使得他们能够较快地恢复正常体温，以保证机体新陈代谢的顺利进行。

赤道人种卷曲的头发也是地理环境适应的结果。它们能够在头顶形成一个多孔隙的覆盖物，犹发中我们通常用棉花来隔热一样，卷曲的头发是抵抗强烈阳光的一种良好的不导热的绝缘体，在赤道阳光的直射下，导热性能差的卷发不会把外表的热量大量传往头部的皮肤和血管，因而起到了一定的隔热作用。

赤道人种的口裂通常很宽阔，口唇也很厚，这对于生活在炎热气候的环境下也是很有益处的。宽阔的口裂与很厚并且外翻的唇粘膜能够增大通气量，同时扩大 了水份的蒸发面积，从而有助于冷却吸入的空气。同样道理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白种人高耸的鼻了能够使鼻腔粘膜的表面积明显增大，鼻腔粘膜中含有丰富的作用变得温暖一些，欧洲人和西伯利亚的蒙古人种居民所具有的直颌特征也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得吸入的空气更陡的弯曲，从而阻滞冷空气进入肺部的速度。

蒙古人种的内眦皱褶，可以是一种与其居住在亚洲腹地风沙多雪地带气候有关的保护性结构。该结构可以保护眼睛免受风沙在南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所具有的狭窄的眼裂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加以解释。

隔离也是人种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高山、深谷、河流、海洋、沙漠、冰川等天然障碍的阻隔，使得不同区域内的人类群体之间断绝了往来，彼此长时期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因而发生了种族上的分化，例如有着茶馆同处族渊源的亚洲蒙古人种和美洲印第安人，尽管在种系归属上同属蒙古人种，但二者之间的某些体制质特征上仍在着明显的区别。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因为当印第安人的祖先由亚洲进入美洲后，随着冰期的结束，白令陆桥的消失，彼此双方长期生活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而产生的。

人类的混杂现象，在遥远的古代便早已发生，而且其规模越来越大，目前已几乎扩展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是由于全人类都统一于同一个物种，各人种之间不存在着自然的生殖障碍，所以，人种间的基因交流势在必然。许多人种在历史上曾多次往复迁徙，在此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与他人种的混杂乃至融合。产生的新的种族类型又可能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受到新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又产生新的类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总之，种族的混杂也是影响人种的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上属于中间类型的各种族的存在便是人处混杂的结果和例证。

在探讨人种特征的形成问题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人类的物殊性。人类形成了社会，具有生产劳动和创造文化的能力，这些因素对人类体质特征的形成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按照现代遗传学的理论，物种的形成主要受突变，基因重组合，迁徙和选择等因素的影响。

在动物界，配偶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而在人类，特别是当类人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却不得不受社会制度、等级观念、经济地位、宗教信仰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制约。基因重组合与人群的大小和婚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人群的大小和婚配制度又主要决定于社会文化的因素，而不是自然的因素。迁徙明显与衣着、交通、经济和群体间的斗争等社会文化因素相关，这些因素强有力地制约和规定着人类迁徙的规模和方向。因此，在人种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然，自然条件毫无疑问在人种分化的初期阶段起着重要的选择作用。但人类与动物不同，人类不是直接地与自然环境发生作用，而且通过物生产的手段与自然环境相联系的。生产力发展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条件，人类使自然环境日益适合于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改造的器官去被动的适应环境。因而人类的种族特征越来越失去其适应上的意义。可以预见，随着人类物质文化的进步，各人种间的混杂情况必然会日益频繁，各人种间的界限正在趋于消失。

 

第三章  世界人种的划分

本书在叙述世界人种的分类情况时，采用为人们比较熟悉的三分法，即将地于球上的现生人类划分为蒙古人种（黄种）、欧罗巴人种（白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黑种）等三大人种（图67）。每个大人种下面又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小人种或种族类型集团。此外，在各大人种之间还存在着若干带有混合人种特征的过渡类型，也一并加以介绍。

 

第一节  蒙古大人种

蒙古人种（Mongoloid）又称做黄色人种、亚美人种，在世界三大人种中，人口较多。主要分布于东亚、东南亚、中央亚细亚、西伯利亚和美洲等地。

蒙古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包括：在肤色方面存在着由较浅到较深的一系列变化，其中间色调为黄色。头发黑色，比较粗硬，绝大多数为直发，在春南部类型中有略高比例的波发出现率。胡须少或极少，体毛不发达。面部扁平度很大，颧骨明显突出，脸部宽大。眼裂多较狭窄，眼外角通常明显高于眼内角，内眦皱褶和上眼睑的出现频率较高，尤以北部类型为甚，眼色多呈褐色或黑色，鼻子 的宽度中等，鼻根通常比较低矮或中等，唇厚中等，多为凸唇型。在颅骨的特征上，蒙古人种通常具有很大的鼻颧骨，反映出他们的上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相当扁平。颧骨比较高、宽，颧骨上颌骨下缘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眶型普遍偏高。鼻根点凹陷比较浅，除美洲人种外，鼻骨一般比较低平，鼻前棘和犬齿窝的发育较弱。在蒙古人各中，存在着较高的矢状嵴，下颌圆枕和铲形门齿的出现率。

在蒙古大人种下面，根据某些体质特征的差异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如下五个小人种：北亚人种、东亚人种、南亚人种、东北亚人种和美洲人种。

 

一、北亚人种

北亚人种又称做西伯利亚人种或大陆蒙古人种，是蒙古人种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主要分布于中央亚细亚和西伯利亚等亚洲大陆的腹地。该上人的种的典型特征为肤色、发色和眼色均比较浅，再生毛发极不发达。嘴唇较薄，多为直颌类型。面部既高且宽，因此脸部显得很大，并且非常扁平。颅型多半是比较低、宽，由很大的垂直颅面指数所反映出的低颅高面性质是该小人种的一个突出特征。鼻根一般比较低矮，鼻型略宽。眼眶比较高，内眦皱褶和上眼睑皱褶等蒙古人种性状十分典型。在北亚人种中又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中央亚细亚类型和贝加尔类型等不同的地区性变种。

      

二、南亚人种

南亚人种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的范畴，有人认为该人种中或许混杂着某些赤道人种的成分。南亚人种主要分布于东南亚一带的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地，我国南方的部分居民中也含有不同程度的南亚人种成分。南亚人种的肤色较深，灰色和眼争也比较深。波状发的出现率相对较高，眼部结构的蒙古人种特征相对较弱，颅型较高，面部低矮，垂直颅面指数明显较北亚人种为小。面部扁平性质相对较弱，鼻型较阔，鼻根多较低平。嘴唇较厚，面部突颌程度较明显。与其他蒙古人种相比，南亚人种居民的身材也比较矮小。

 

三、东亚人种

东亚人种又称为远东人种，也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的第一部分，有人认为该小人种具有北亚人种和南亚人种之间过渡类型的性质。东亚人种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和朝鲜等东亚地区。东亚人种的色素较北亚人种为深，但浅于南亚人种。直发的出现率很高。嘴唇的较北亚人种略厚，多为中颌型，颅型多较高、狭，面部明显比北亚人狭窄。鼻型宽度适中，多为中鼻型，身材比南亚人种高大。

 

四、东北亚人种

东北亚人种又称做北极人种，主要分布在亚洲大陆的东北角和美洲北部的阿拉斯加、格陵兰岛等极地附近地区。东北亚人种的肤色常常浅黄褐色。头发粗黑，很硬。眼色呈褐色，有内眦皱褶，但不如北亚人种发达。面部宽阔而扁平，颧骨突出。颅型高低适中，多为长颅型，额部明显向后方倾斜。鼻根略高，鼻梁平直，鼻型较窄。

 

五、 美洲人种

美洲人种特指印第安人的各个类型群，该人种的广泛分布于南、北美洲大陆。与亚洲蒙古人种相比，美洲人种在若干性状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具有蒙古大人种的某些共同特征，如直而硬的黑发，黄褐色的皮肤、再生毛发欠发达、较深的眼色、宽大的面型、突出的颧骨和很高的铲形门齿出现率之外，美洲人种不还具有一些不同于亚洲蒙古人种的特点，例如，他们的内眦皱褶出现率很低，鼻根通常很高，鼻背呈凸形并明显向前突出。

 

第二节  欧罗巴大人种

欧罗巴人种（Europoid）又称做白色人种，欧亚人种或高加索人种，在欧洲殖民扩张以前，主要分布于欧洲、西亚、北非和南亚次大陆的北部等地。现在的分布很广，在美洲和大洋洲的人口中占很大比例。

欧罗巴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包括：肤色方面的变异很大，由极浅到很深。眼色中天蓝色、灰色和浅绿色等浅色调者占一定的比例，但也有黑褐色等深色调者。成年人中缺乏内眦皱褐，上眼脸皱褶也欠发达。发形多为直发或波发、质地较细软。发色的变异范围也很大，从很浅的金黄色、亚麻色、灰色到较空的火红色的黑色等色调均占一定的比例。胡须和体毛很发达。嘴唇较薄，口裂宽度较小，多为正唇型和正颌型。鼻根很高，鼻型狭窄，鼻部显著向前突出，鼻孔的纵径明显大于横径。眼眶略显凹陷。颧骨不突出，面部扁平度较小。在颅骨特征上，欧罗巴人种通常具有高而狭窄的梨状孔、鼻指数小或中等。鼻根指数很大，鼻前棘多很发达。眉弓发育显著，犬齿窝多半较深。颧骨比较低、窄，颧骨上颌下缘缺乏明显的转折处。鼻颧骨一般较小，鼻根点凹陷常常很深。

在欧罗巴大人种下面，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大西洋、波罗的海人种、中欧人种、印度、地中海人种、白海、波罗的海保种和巴尔干?高加索人种等若干不同的小人种。

 

一、西洋??波罗的海人种

大西洋??波罗的海人种又称为北欧人种，主要分布于欧洲西北部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英国、荷兰或德国的北部地区。大西洋?波罗的海人种的一个突出的体质特征就是色素极浅，他们通常具有金黄色或亚麻色的直发，天蓝色或类色的虹蟆，粉红白色或者苍白色的皮肤。身材高大，颅型较长。鼻根很高，鼻背很直，多为狭鼻型，颧骨不突出，颧宽值中等，面头部狭长，下颌前突。

二、 印度——地中海人种

印度??地中海人种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包括南欧、北非、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伊朗高原的南部和南亚次大陆的北部等地。该人种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若干地区性种族类型。如南欧类型、阿拉伯?地中海类型和印度??阿富汗类型等。印度?地中海人各的主要体质特征是肤色、眼色和发色都相对比较深，波发的出现率比较高。颅型较长，面部很窄，高而狭的鼻型，中等身材。

 

三、中欧人种

中欧人体又可称为阿尔卑斯人种，主要分布于欧洲中部的德国、瑞士、奥地利、法国的中央高原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区。该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为肤色较浅，发色的眼色介于大西洋—波罗的海人种和印度?地中海人种之间，发形为直发或波发，颅型较短，面部低而略宽，鼻型稍阔，有一定比例的个体为凹形鼻梁。胡须和体毛丰富或中等，身材较矮。

 

四、白海??波罗的海人种

白海??波罗的海人种主要分布于欧洲的东北部、在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和芬兰的一部分居民中有着广泛的分布。该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是肤色和发色的均很浅，眼色也比较浅，在欧罗巴人种中，白海??波罗的海人种居民的眼色仅略深于大西洋??波罗的海人种。胡须和体毛的发育中等。发形多为直发。面型略低宽，鼻子较短，凹形鼻梁和鼻底上翘者占相当大的比例。身材中等。

巴尔干??高加索人种主要分布于巴尔干岛、小亚细亚、高加索和伊朗的西北部等地。该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为发色和眼色较深，肤色深浅不一。颅型短宽，颧宽值很大。鼻突出度极大，并有相当大的凸形鼻梁出现率。胡须和体毛十分发达。

 

第三节  澳大利亚——尼格罗大人种

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又称为黑色人或赤道人种，主要分布于旧大陆回归线以南的部分，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南亚次大陆的南部，澳大利亚以及大洋洲和东南亚等地的一些岛屿。

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包括：肤色很深多呈暗黑色、黑褐色、红褐色等色调。黑色的波发或卷发。眼色多为黑褐色，眼裂很大。鼻型较为宽阔，鼻根低矮或中等，鼻突出度大，鼻孔的横径大于纵径。嘴唇很厚，往往向前突出并外翻，口裂的宽度较磊颅骨的特征上，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通常具有很大的鼻指数和低矮的眼眶。面部多比较狭窄而低矮并表现出明显的突颌性质。面部水平方向上的扁平度很小，犬齿窝较空。长颅型在该人种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垂直颅面指数普遍较小。

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中包括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人小种，主要有澳大利亚人种、维达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尼格利陀人种、尼格罗人种、尼格罗人种和而须曼人种等。如果按照四分法的人种分类原则，尼格罗人种、尼格利罗人种和而须曼人种等被称做黑色人种，而澳大利亚人种、维达人种、美拉尼西亚人种和尼格利陀人等则被为棕色人种。

 

一、澳大利亚人种

澳大利亚人种一般指居住在澳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肤色常呈现深棕色，发色和眼色也比较深。发形多为波发。胡须和体毛相当发达。眉弓发育强烈，前额多明显向后方倾斜。鼻型十分宽阔，嘴唇很厚。面部呈明显的突颌型。颅骨为长颅型，身材适中。

 

二、维达人种

维达人种主要分布于印度的中部和东部、斯里兰卡、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等地。该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为：皮肤深褐色，眼色也很深，配之以长而硬的黑色波状发。颅型狭长，面部相对较宽阔，额部稍后倾，胡须和体毛发育较弱，嘴唇较厚，阔鼻型，面部比较平直，眉弓发达程度中等，身材比较矮小。

 

三、美拉尼西亚人种

美拉尼西亚人种主要分布于拉尼西亚群岛、新几内亚岛和塔斯马尼亚岛等地。美拉尼西亚人种中包括着两个体貌特征各具特色的种族类型集团，即美拉尼西亚类型的巴布亚类型。总的来说，美拉尼西亚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是：肤色为黑褐色或深棕色，眼色和发色均为黑色。发形多为卷发，再生毛发发达程度不等，通常巴布亚类型的体毛和胡须比较浓密，而美拉尼西亚类型的再生毛发发育较弱。眉弓常常强烈突出，颅型多较狭长，鼻型一般较阔。巴布亚类型的鼻背通常较高而呈突形，美拉尼西亚类型的鼻突出度则相对较小一些。该人种的突颌程度比较明显，中等身材者居多。

 

四、尼格利陀人种

尼格利陀人种主要分布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菲律宾群岛、安达曼群岛屿、以及新几内亚岛西部的山区等区域内，其体质特征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身材极其矮小，成年人平均身高在多在140厘米到150厘米左右。肤色多为黑褐色或浅褐色，眼色和发色很深，发形为很短的卷发，唇厚多为中等，鼻短而扁平，多为阔鼻型。颅骨方面多数个体为上颅型，但也有一部分 伯颅型较短。胡须和体毛的发达程度差异很大，居住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安达曼群岛的尼格利利陀人胡须和体毛甚少，而居住于菲律宾和新几内亚者则颜面和体部的毛发相当浓密。

 

五、尼格罗人种

尼格罗人种广泛分布于散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该人种的肤色很深，一般为深褐色或黑色。具有强烈的黑发和黑色的虹膜。再生毛发育很弱。颅型狭长，眉弓很不发达，前额通常较为丰满，嘴唇厚而前突，并且显著外翻，口裂很大，突颌明显，鼻背多较低平，鼻型较为宽阔，眼裂很宽，面部比较狭窄，扁平度中等。尼格罗人种的身材一般较为纤细而高大，其中特别是生活在苏丹东部和尼罗河上游地区的居民，他们中的成年男子的身高通常超过180厘米，是世界上平均身高值最大的人群。

 

六、尼格利罗人种

尼格利罗人种又称做中非人种，主要分布于赤道非常的刚果河、奥戈韦河、伊图里河沿岸的热带雨林深处。尼格利罗人体质性状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身材矮小，成年人平均身高仅为136-142厘米，故又被称之为卑格米人（Pygmies）。该人种的肤色较浅，多呈浅褐色。体毛比较发达，为黄色浓密而纤细的体毛、胡须发育中等。头发强烈卷曲，极短，呈深褐色。唇厚中前、前突但不甚外翻。鼻根扁平，鼻型

 

七、布须曼人种

布须曼人种又称为南非人种，过去曾经广泛分布在南部非洲的许多地区。但由于殖民主义者的迫害和奴役，目前主要居住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卡拉哈里沙漠之中，以狩猎采集为生。布须曼人种身材矮小，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52厘米。肤色较浅，呈黄褐色，皮肤表面自幼年起便出现皱纹。头发黑而稀疏，通常卷成胡椒粒状，体毛及胡须发育程度很弱。面形较小而扁平，眼裂较狭窄，有相当比例的内眦皱褶出现率。嘴唇较厚，鼻子宽扁，颧骨突出，面部较小。颅骨较低平，多为中颅型，突颌程度不明显。布须曼人种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臀部脂肪异常丰富，尤以妇女为甚。

 

 

 

第四节 各大种之间的过渡类型

除上面介绍的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三个大人种的主要分支以外，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具有混血性质的过渡类型人种。对这些人种类型，我们通常很难将其明确纳入三大人种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因为，在这些人群中常常同时体现出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种的混合性状。处于中间位置上的这些过渡类型人种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全世界的人类都统一于同一个物种”这一科学命题是客观的真理。

当今世界人口中具有混血性质的人群很多，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类迁徙和相互融合的规模和频率日益增大。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中的混血人口将会越来越多，各种族之间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不清。下面将扼要介绍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处于中间位置上的过渡类型混血人种。

 

一、千岛人种

千岛人种又称为阿伊努人种。阿伊努人（Ainu）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作“虾夷”。据有关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报道，阿伊努人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曾广泛分布于日本列岛。18世纪以前在堪察加半岛，20世纪以前在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日本本洲北部也有分布，目前主要居住于日本的北海道。千岛人种属于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质，该人种身材较矮，体毛极其发达，居世界各人种之首位。头发黑色、粗硬、呈波状。肤色为浅褐色。中颅型、正颌型，面部宽大且极为扁平。犬齿窝较浅，鼻型略宽，凹形鼻背，具有相当大的内眦皱褶出现率。

 

二、波里尼西亚人种

波里尼西亚人种是分布于大洋洲东部波里尼西亚群岛的土著居民，其中包括毛利人、萨摩亚人、汤加人、图瓦卢人、夏威夷人、塔希提人、托克劳人、库克岛人、瓦利斯人、组埃人和复活节岛等10多个支系。据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波里尼西亚人种的祖先大约在2500年以前由东南亚一带，途径美拉尼西亚或密克罗尼西亚迁移到波里尼西亚。最初，他们可能定居于社会群岛。后来逐渐散布到北至夏威夷，东抵复活节岛，西南到新西兰之间的广阔海域。波里尼西亚人种在体质特征上居于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之间过渡类型的位置上，带有南方蒙古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混合的性状。他们的身材比较高大，皮肤黄色或浅褐色，体毛发育中等，头发为黑色波发。鼻突出度中等，鼻型较阔。头骨高而较短，颅指数多为圆颅型。面部宽大，颧骨相当突出，面突出度中等，颏部比较突出而厚重，有较高的?摇椅形下颌（Rocker Jaw）出现率。

三、南西伯利亚人种

南西伯利亚人种主要分布在中亚、南西伯利亚及其邻近地区，其体质特征表明属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从目前已发现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来看，该地区青铜时代的居民显然属于欧罗巴人种。大约在公元前后的时期，蒙古人种的成分逐渐向该地区渗入，从而开始了南西伯利亚人种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形成过程。古代的月氏人、乌孙人、口厌哒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都对南西伯亚人种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今天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可以做为该人种的典型代表。南西伯利亚人种一般具有中等深度的色素，中等硬度的直发和比较发达的胡须。鼻根 较高，鼻突出度较大。眼部具有不十分发育的内紫皱褶。面部既高且宽，并相当扁平。头骨多属于短颅类型。

 

四、乌拉尔人种

乌拉尔人种是另一种介于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之间过渡类型位置上的混血居民，与南西伯利亚人种相比，他们的蒙古人种成分似乎略少一些。该人种主要分布于叶尼塞河以西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乌拉尔人种也是蒙古人种群体同欧罗巴人种群体经过长期不断的混血融合而形成的。他们一般具有比较清高的色素和直而软的头发。胡须比较发达，内眦皱褶的出现率不高，大约在20-30%的范围之内。不很突出的鼻子和凹陷型的鼻梁。嘴唇很薄，面部较垂直，面宽中等，颧骨欠突出。这些特征显示出乌拉尔人种可能具有白海--波罗的海人种和北亚种相混合的性质。

 

五、埃塞俄比亚人种

埃塞俄比亚人种又称为东非人种，主要分布于非洲大陆东北角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地。在体质类型上，埃塞俄比亚人种属于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之间的过渡类型。古人类学资料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北非就有属于欧罗巴人种的人群居住，而在他们以南的广大地区，大概同时也形成了尼格罗人种的居民群体。至迟在公元前7000-4000年前的新时代时代，尼格罗人种的部落就占据了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撒拉哈还不是沙漠，而是湿润的草原。撒哈拉的沙漠化仅仅从公元前3000-2000年才开始的。因此，东北非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和?非洲之角?，正是两大人种居民在地理分布的接触地带之一。埃塞俄比亚人种通常具有深褐色或浅褐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和眼色。头发卷直，但多半比较蓬松，胡须少或中等，面部很窄，鼻子很尖而狭窄，鼻突出度比较大。嘴唇中等。突颌程度很弱。长颅型，身材中等偏高。

 

六、南印度人种

南印度人种又称做达罗毗茶人种，具有欧罗巴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的混血性质，当今主要分布于南亚次大陆的南部地区。目前，有关南亚地区古人种学资料不多，有人推测，早期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居民可能主要属于维达人种。大约在公元前3000-2000年的时候，某些达罗毗茶语的部落来到南亚定居，这些属于南部欧罗巴人种的祖先类型的达毗茶人（Dravidian）就是印度河流域早期文化的创造者，在他们由北向南的迁徙过程中与当地土著的维达人种居民相遇。从而形成了后来的南印度人种。现印度人种在许多特征上与埃塞俄比亚人种比较近似。所不同的是，与后者相比，南印度人种的头发略直，身材稍矮，面部较短而略宽。南印度人种的头发比较浓密，但胡须和体毛均较少。颅型比较狭长，鼻型多为典型的中鼻型。

 

第三章  我国居民的人种成分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目前，在我国的民族大家庭中一共包括56个兄弟民族，共同构成了伟大的多元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形成这种多民族共存共荣的统一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在黄河流域存在着一个以华夏民族和后来的汉族为主体的凝聚核心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因素之外，共同的种族遗传学基础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现在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表明，在我国古今的各民族中，除分布在西北地区的个别少数民族中混杂着有部分欧罗巴人人种的成分之外，做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蕃衍生息的重要遗传学基础上的人种底子基本上是单一的蒙古人种。这种反映在体貌特征上的共同性和相似性对人们的种族认同心理，特别是对古代人们的种族认同心理，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国居民人种成分上的相对稳定性应该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形成的人种学基础。下面将分别对我国古代和现代居民的人种成分做一个概略的介绍。

 

第一节 我国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

对我国古代居民的人种学研究工作，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渐开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前，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在我国从事过个别零星材料的古人种调查。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日益增多的古代居民遗骸做为古人种考察的对象，尽管目前我们还不能对古代中国各个时期的人种分布情况和发展脉络做出详尽的科学阐述，但至少我们已经能够以现有的材料为依据对古代中国人种的形成、发展、分化和融合等问题进行粗线条式的描述。

 

一、石器时代中国人种

按照一般的人类学理论，人种的起源是在距今大约在四五万年以前的晚期智人阶段才开始发生的事情。但是，从我国目前已发现的人种学资料来看，实际上人种开始出现分化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过去。其实，早在20世纪的上半叶，著名的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周口店出土的中国猿人化石时便指出在其体质特征中含有某些与蒙古人种接近的现象，并且做出有关中国猿人是蒙古人祖先的推断。由于直立人阶段化石人类的体质性状与现代各色人种之间的差异较大，并且材料也比较零散和贫乏，因此目前我们尚不能完全肯定在当时确实已经发生了人种上的分化。但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所有的直立人的牙齿化石上均呈现出具有铲形门齿这一蒙古人种中常见的特点，恐怕也并非出于偶然，或许暗示出他们可能与蒙古人种的祖先类型的确存在某种遗传学上的联系。

如果说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直立人阶段化石上目前还只是发现了零星的、尚不能完全肯定的蒙古人种性状的话，那么，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智人阶段，人种分化迹象的存在便已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在此方面，目前最重要的发现当首推大荔人的化石。大荔人是早期智人中古老类型的代表，在该头骨上存在着诸如突出的矢状嵴、水平走向的额鼻缝以及高而宽并且朝向前方的颧骨等蒙古人种的典型性状。这些化石材料表明，至少在早期智人阶段，东亚大陆上已存在着某些代表蒙古人种形成阶段初期形态的人类。

历史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阶段，人类的种族特征不仅日臻明显，而且已经开始出现了区域性人种类型的分化倾向。属于该阶段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上的若干人种特征，比较接近蒙古人种的北方类型的美洲类型，而广西柳江人头骨上的一些特点则表现为接近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这种情况说明在更新世的晚期智人中，我国南北两地的居民在他们各自形成现代蒙古人种的体质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异形现象。因此，我们可以分别把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称做“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北方类型和南方类型的代表。

随着更新世最后一个冰期的结束，人类的历史进入了全新世。此时，由于气候逐渐转暖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生活条件也有了改善，人口的数量急骤增加。因此可以想见，当时各人类群体之间的迁徙，接触和混杂现象一定较之旧石器时代来得更加频繁，这无疑将会大大地促进人种分化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关于中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目前尚属薄弱环节，可确认为中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学资料还很少，因此有关该时期居民的人种问题还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有些学者认为在内蒙古满洲里除近发现的赉诺尔人头骨上所体现出的低颅、面部扁平等性状表明其已具备比较明显的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换言之，在中石器时代，蒙古人种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存在南北异形的分化水平上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萌发出与现代蒙古人种类型相同的种族分化趋势。由引可以推测，中石器时代在人种形成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现代各类型人种的雏型可能就出现于这个时期。

在我国石器时代人种研究资料中，新石器时代的材料比较丰富。这些人类学资料多半集中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展的时间较长、遗址的分布比较密集的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和部分南方沿海地区。根据对这些材料的初步研究结果，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上西宁市区域内的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区分为三在体质类型，即黄河上游类型，黄河中、下游类型和华南类型。假如我们引用自然地理上的概念，将秦岭、淮河一线做为我国南北两方的分界话，那么，前两种类型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则主要生活在我国北方，而后一种类型居民却生活在我国南方的广大区域内。

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居民的人骨资料表明，他们在体质上没有明显的差异，都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即东亚蒙古人种，并且与现代华北人非常接近。他们一般具有较高、较狭而中等偏长的颅型、高而狭的面型，中等宽度的鼻型和中眶型以及中等面部突出程度。他们大概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羌戎”集团居民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仰韶文化居民的遗骸多采集于黄河中游地区的渭河流域，而大抵处于同一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居民遗骨则多采集自黄河下游的鲁南、苏北等地。这两种新石器时代居民在体质类型上基本可以归入一大类，同时二者之间又略有差异。但总的来讲，他们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的东亚蒙古人种均比较接近。仰韶文化居民一般具有中等偏等的头形，中等的面宽和面高，较低矮的眼眶和较宽阔的鼻子以及中等的身高。这些特征使得他们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的性状更为突出，同时还伴有使枕部变得扁平和人工拨除颌侧门齿的特殊习俗。值得提出的是，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的丹江流域的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亦属同样的体质类型，并且在头骨变形的拨牙习俗上亦与大汶口文化居民相仿。时代较晚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也基本上可以归入这一大类。但似乎与仰韶文化居民之间的相似性更多一些。山东地区的典型龙山文化居民无论是在种族特征上还是在特殊习俗方面均与大汶口文化居民无异。联系到历史文献的记载，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先民可能与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大汶口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则可能与“东夷”集团有关。

属于华南类型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是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分布比较广泛，就目前已经现的材料来看，他们主要散布在长江下游一带和闽、粤、桂等濒海省区。这种类型的居民可以浙江余姚河姆渡、广东佛山河宕和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出土的几批人类学材料为代表。他们一般都具有长而宽狭的颅型，遍平而又宽阔的鼻子，低矮而且明显向前突出的面部以及较低的眼眶。这些特点一方面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某些与赤道人种接近的趋势，考虑到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上也具有类似的性状，因此这些所谓的“赤道人种”特征，未必就意味着在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一定存在着与赤道人种的混杂，更为可能的是他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某些原始性状的结果。这类长颅型的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可能与传说的“苗蛮”集团有关。

通过对我国石器朝代人种问题的考察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是蒙古人种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至少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来，我们的远古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向蒙古人种的发展历程。这一人种的形成、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基本上是在单一的蒙古人种主干水平上发生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明确无误的证明其他非蒙古人种的体质因素在中国石器时代人种的构成中起到过什么作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人种学背景为中华阐明五年来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青洞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中国人种

这里所讲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系指夏、商、周三代。这段时间正是以华夏族中为中心的我国古代各民族发展、壮大、融合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特点可以很清楚地从古人种学资料中观察出来。在新石器时代，虽然 某些居民的体质特征中也可能包含有一种体质因素，例如在属于东南亚类型的居民中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人种的因素，或者在属于南亚蒙古人种类型的居民中含有某些似乎接近赤道人种的因素。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并不倾向于将其视做人种混杂的结果，而是倾向于将那些个别的类似南亚人种或赤道人种的因素，作为一种从旧石器时代祖先那里承袭下来的性状来看待。因为，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骨骼上，此类特征是普遍存在着的。然而，从青铜时代开始，人种混杂现象的特征是普遍存在的。然而，从青铜时代开始，人种混杂现象的发生就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这种人种上的混杂，不仅表现为同一个体上可以反映出两种以上不同种族类型的体质因素，而且还表现为在同一群体中便有可能出现两种差异很大的，属于不同种族类型的个体。此类现象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从而说明伴随着青铜器文明的诞生，人类群体之间的迁徙和赖合在规模上已远远超过了史前时代。

黄河流域是华夏族的摇篮，构成上古时期华砷族成员的三个主要来源?夏人、商人和周人及其祖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此，我们首先着重介绍一下在该地区发现的，可能与夏人、商人、周人的种族类型有关的古人种学资料。

关于夏人的人种类型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凿无疑的人类学资料来加以证实。一方面是由于有关遗址中的人类学资料尚未见报道，另一方面还由于究竟何为夏人遗存的问题如今在考古学界尚未有定论。目前，唯一的一份可能与砷人有关的人类学资料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虽然对陶寺遗存的年代问题还存在着争议，但许多学者均认为其年代显然已跨入了夏代纪年。由于陶寺遗址所处的晋西南地区据文献记载历来有?夏墟”之称，故有人指出陶寺遗存高度发达的文化面貌表明其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

根据对陶寺遗址出土的人类头骨的初步观察，其形态特下大致可概括为：偏长的中颅型，头高值普遍较大，面高中等，面部较宽，眶型偏低和中鼻型。这些特点显示出陶寺居民与东亚蒙古人种相近的体质成分居多。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陶寺遗存就一定是夏人的遗存，但既然陶寺遗存的年代已进入了夏纪年，又处于晋西南这片地域上，那么陶寺居民的的人类学特征无疑为我们探索夏人的种族类型问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我国青铜时代的古人种资料中，最丰富的信息来自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扯。据古代文献记载，自盘庚迁殷至武王伐纣，整个商代后期均以殷为都，历经八代十二王，共二百七十三年。举世瞩目的殷墟遗发掘是20世纪世界教学领域中最大的发现之一，它不仅为人们研究商代的文字、青铜器、陶器、族墓地制度、殉葬祭祀制度、社会性质以及各种手工艺品的制做水平等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而且在墓葬中保留下数以千计的古代人类遗骸，使人们得以运用人种学的观测手段对埋葬在殷墟址内的商代居的种系成分进行科学的考察。

殷墟遗址中出土的商代人类学资料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一类采集自西北岗商代王陵附近众多的祭祀坑；另一类则多半采集自距离王陵较远的?族墓地?中的中小型墓葬。这应该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古人种学资料。

祭祀坑中死者的身份属于商王在祭祀先祖时所杀的人牲，他们其中虽然可能有一些是当时商人里的奴隶，但大多数应是商王在征伐虏获的战俘，故来源比较复杂。这种情况与祭祀坑人头骨上所表现出的 多形现象吻合。目前关于西北岗祭祀坑头骨种系成分的研究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意见，即异种系说和同种系说。异种系说认为这些头骨的种系成分虽然蒙古人种为主，但同时也包括有某些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血统。同种系说则认为西北岗祭祀中出土的所有祭商时期人头骨在人种归属上均反映出的个体上的差别只是由于他们分别属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南亚类型和北亚类型所造成的，即属于小人种上的差别。联系到我国境内出土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诸多其他古人类学资料分析，同种系说似乎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对西北岗祭祀坑人头骨种成分的研究虽然能使 从头得以了解当时分布于商王朝周围各方国、部落中的一部分异族居民的人种学构成情况，但却无法使我们直接控讨殷商民族本身的人种归属问题，因为，即使在祭祀坑人头骨确有一些属殷商本族成员沦为奴隶而被杀祭者，我们也无法将其辩认出来。

中小墓人骨的发现为我们探讨民族本身的种系构成情况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族墓地?中的中、小型墓从形制和随葬品方面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墓型较大，随葬品较丰富，常出土有成套的铜礼器，乃到车马器、玉器等物品，有时还有殉人。这类墓在中小墓中为数很少，墓主人应属于商人中的奴隶主贵族阶层。另一类为中等墓型，大多具有棺椁和一定数量的仿铜陶礼器随葬。在中小型墓里这类墓占大多数，墓主要生前具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和政治地位，相互之间存在着族的联系，他们应当属于当时的社会中的平民（自由民）阶层。第三类为小型墓，常无葬具，甚至全无随葬品。这些墓主人大概是高人下层平民中的贫苦族众。总而言之，与西北岗祭祀坑中死者的身份不同，中小墓主人中的大部分应该是商人中的平民，其中少数人的社会地位可能还要高一些，或许更接近于殷商王族的成员。

从种族成分上来考察，殷墟中小墓的商人头骨存在着形态上可以区分的两种不同的体质类型，绝大多数的中小墓头骨在种系特征上颇为一致，他们所具有的中颅、高颅和狭颅的特点以及较窄的面宽和中等的上面部扁平等性状与东亚蒙古人种最相近似。由此可以推断，东亚蒙古人种应当是商代平民中的基本种系成分。此外，在中小墓中还出土的有8例形态特征不同于其他标本的头骨。他们具有北亚人种和东亚人种相混合的性状。这几例头骨所出土的墓葬形制上也比较大，多有棺、椁并随葬成组的铅制礼品，有的殉狗甚至殉人，与一般的平民小墓判然有别，这种埋葬特点说明他们生前的社会地位比一般平民要高，可能是受封的贵族，与王族关系密切，或者他们本身就是王族的成员。在我国目前发现的先秦时期古人种学资料中，这种带有北亚蒙古人种体质因素的居民一般都分布在长城沿线及其以北的华北和东北地区，而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商代以前的原始居民中却缺少此类型的种系成分。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殷墟中小墓中的那部分以北亚、东亚蒙古人种成分相结构为特征的个体确实能够代表殷商王族的人种类型的话，那么商人先世很可能与北方地区的某些古代居民有更为密切的种系渊源关系。

目前关于周人的体质人类学资料发表的还很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西村先周和西周墓葬宫的一批头骨。一般来说，西村周墓的头骨特征与殷墟中小墓中属于东亚人种的那部分商代平民有些相似，但 在更为显著的类似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据此，我们推断以西村周墓的墓主人为代表的周人与以殷墟中小墓的墓主人为代表的商人在种族成分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当然，这种区别仅仅是同种系不同类型之间的区别。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商人种族征中主要包含了蒙古人种东亚和北亚两种类型的体质因素，而周人的体质特征则起码包括了蒙古人种的南亚和东亚两种类型的成分，并且以类似南亚人的因素略占优势。

除上述与夏人、商人、周人有关的人类学资料之外，近年来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也陆续发现了许多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人骨材料，其中尤以华北和东北两在地区的发现更为集中。

先秦时期，在我国燕山南北，长城内外的广大北方地区，各民族人民交错杂处，蕃衍生息，民族和种族成分均很复杂。在南流黄河两岸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一带，发现了许多带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色彩的古代遗存，其中可以提供古人种学资料的主要有桃红巴拉、崞县窑子、毛庆沟、饮牛沟等遗址，它们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东周时期。据有关学者研究，桃红巴拉和崞县窑子两处墓地中埋葬的先民，他们一般都具有面部扁平，颅型宽阔等比较明显的北亚蒙古人种的性状。而地理位置更偏南部后一些毛庆光、饮牛沟等遗址的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中常常带有更多的东亚蒙古人种因素。这些遗存的族属被认为可能分别与古代的林胡、楼烦有关。

在东北地区该时期的古代居民中，分布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人类学资料比较丰富。根据赤峰红山后，夏家店和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等葬材料分析，该文化居民在种族类型上属于以东亚人种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东亚、北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他们是一种以窄脸、高颅、狭颅和偏长的颅型 为基本特征的种族，面部的扁平也比较大。除夏家店上层文化之外，邻近地区的高台山、顺山屯等文化类型的居民也具有类似的种系特征。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其应属文献记载中的东胡或山戎文化遗存。

辽宁省沈阳市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初。由该批墓葬中集到的两具人头骨的特征分析，他们具有短颅、高颅和极其扁平的面形等特点，应该属于以北亚人种因素略占优势的北亚、东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郑家洼子青铜时代墓葬的随葬口最富特征性的器物的曲刃青铜短剑，这种文化因素虽然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也有发现，但从种系成分上来分析，郑家洼子先民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先民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祖源的差异。

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居民的人类学 资料，目前已发达表的有西团山遗址和骚达沟遗址的两批材料。据有关学者研究，这两批人骨材料在基本体质特征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应属于同一种体质类型，即具有东亚人种和北亚人种结合的特点。共同特征是：即具有东亚人和北亚人种相结合的特点。

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由该墓地中采集到的比较丰富的人骨资料表明，平洋先民是一组同种系类型的群体，在种族类型上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接近，同时也与北亚和东亚人种相关。若干主要体质特征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平洋居民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各古代组群中与完工组最为接近，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一组汉代拓跋鲜卑的祖先类型有关。

除上述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资料外，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的一批人骨标本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遗址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夏代或早商时期。在体质特征上，火烧沟居民与殷墟中小墓组和甘肃史前组都比较按近，并且与现代华北居民也颇为相似，均应归属于东亚蒙古人种，联系到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分布状况，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甘青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土著居民的体质类型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他们或许在现代华北居怕 化质形成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南方地区由于埋藏条件比较差，保存下来可供进行种族人类学分析骨骼材料相当贫乏。因此，我们对于该地区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种系分布情况知少甚少。福建省闽侯县石山遗址，从文化性质上看似乎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但其所处年代较晚，可能相当于商周时期。昙石山居民在体质特征上比较接近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只是比现代南亚人种的颅型长些，而与甑皮岩、河宕等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是颇为相似。

古代的新疆地区在人种地理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先秦时期居住在该地区的居民可能以欧罗巴人种的某些支系为主要种族成分。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地的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可归属于古欧洲人类型，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居住于现在的塔克克拉玛干沙漠内的罗布泊地区。以其墓葬形制中使用的大量树木的特点来分析，当时南疆地区的植被和整个生态环境必然与现在明显不同。乌鲁木齐市附近的阿拉沟古墓的年代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世纪。由该墓地中采集到比较丰富的人类学资料表明，阿拉沟古代居民的种系成分比较复杂，其中除了占有优势地侠的欧罗巴人种成分之外，还出现了部分蒙古人种的体质因素。根据地望、年代和随葬遗特等情况来分析，阿拉沟居民的族属可能是古代的车师人。

 

三、汉代以后的中国人种

秦、汉王朝的建立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各族人民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效较之先秦时期更为频繁，规模更为宏大。当时，作为古代中国统治核心的中原地区以其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奠定了以华夏民族（汉族）为主的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汉族和其他历史上和今天的少数民族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了解汉代以来我国各民族人各成分的变化情况，对进一步探讨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以及各民族的自身发展过程等问题均会有所启示。

中原地区的汉代以后的古代人骨资料目前已正式发表的山东省济宁市潘庙汉墓的一批标本。从基本体质特征上看，潘庙汉代居民可归入东亚蒙古人种，但与现代华北汉族相比仍存在着某些体质的差异，特别是在高颅低面、眶形偏低、鼻形较阔等特点上似乎更接近于现代华北汉族居民。值得注意的是，在潘庙汉代居民中仍然流行着颅骨枕部人工变形的习俗。众所周知，这种习俗是该地区史前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居民中最引人注意的特征之一。多变量统计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潘庙组在古代对比组中与大汶口文化各组又颇为接近。尽管由于年代相隔久远，我们目前还不敢断言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些血缘上的联系，但至少也不能完全排除该地区土著居民具有悠久的人种学遗传渊源的可能性。

该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类学标本目前收集到的相对较丰富一些，主要包括匈奴、鲜卑、契丹、乌孙等族的资料。

关于匈奴人的种族类型，不少中外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许多推测。他们之中有的学者从比较语言出发，或认为匈奴族的主体成分应为蒙古人种，或认为应属突厥种。另一些学者则根据古代文献中的个别记载，对匈奴人的体貌特征进行间接的推断，认为匈奴人应具有高鼻、深目、多须等面部特点，可能属突厥族。然而，上述各说的立论根据都不是从匈奴族的人类学资料出发，自难令人完全信服。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原苏联的南西伯利亚、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一系列与匈奴族有关的古代人骨标本， 为我们直接运用人种科学方法探讨匈奴人种系归属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已发表的与匈奴人有关的古人种学资料主要包括：原苏联贝加尔湖地区伊里莫夫谷地出土的公元1世纪前后的匈奴人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拉匈奴墓葬中的人头骨和呼尼河沿岸公元1世纪中叶的匈奴墓葬人骨，我国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东汉晚期南匈奴墓葬中的人骨。另外，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发现的桃戏巴拉、毛庆沟、饮牛沟、崞县窑子等几批东周时期人骨资料也被认为与匈奴族有关。据有关学者考证，这几处考古遗存的族属可能为林胡和楼烦，二者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故上述遗存又被称为先匈奴文化或者早期匈奴文化。

通过对上述人种学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即匈奴族的人种构成是多元的。活动于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和西伯利亚的匈奴人在种系成分了主要为蒙古人种中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在略晚的时期又增加了某些欧罗巴人种的因素；而生活在我们境内南流黄河两岸的匈奴族及其先民的体质类型中则主要包含有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的两种成分。换言之，大漠以北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居民可能代表了北匈奴人的基本种系成分；而在我国境内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地区所发现匈奴族及其先民的人骨资料则反映出南匈奴人的种族成分。

鲜卑族是继匈奴人之后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屈起的另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公元91年,北匈奴被东汉王朝联合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西迁。此时，鲜卑人趁机大举南、西进，占据匈奴故地。留居故的匈奴余从约10余万落亦自号鲜卑。在鲜卑共同体内部又包括有许多不同的部别。大体可区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鲜卑两大类。北部鲜卑又称拓跋部，东部鲜卑包括慕容、字文、段氏等部。

目前已发表的鲜卑族或被认为属鲜卑祖先的人类学资料共计四批，分别出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完工墓地和扎赉诺尔墓诺尔墓地，赤峰市巴林左旗的南杨家营子遗址以及黑龙江省泰来县的平洋墓葬。这四处墓葬均被认为属于拓跋鲜卑或其先世的遗存。经有关学者研究，时代较早的平洋居民与完居民在体质特征上颇为相似，他们的人种类型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接近，可能代表了拓跋鲜卑先世本身固有的遗传学性状。而在时代略晚的所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等处鲜卑族人群中存 在着那些明显的西伯利亚人种成分或许是由于来自匈奴人或者其他与匈奴人具有同种系渊源的部族基因流入的结果。

契丹之名始见于《魏书》，其与库莫奚一道被认同属“东部宇文之别种”。公元338年，为北魏军所破，“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避居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以北，从事游牧。公元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即可汗位，公元916年称皇帝，国号契丹。公元947年，大宗皇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契庙族自建国以来，在20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主宰了北部中国的政治舞台。公元1125年为女真人所灭。

目前已见报道的契丹族人种学标本只有两批，都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包括出土于乌兰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遗址和赤峰市宁城县山嘴子遗址的两处辽代契丹族墓地的人骨材料。综合上述两批辽代契丹族的人类学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在辽代契丹人的种族成分中主体因素应该是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他们一般都具有圆颅、阔颅和颅型低的倾向，同时伴有扁平而宽阔的面部形态。这种典型的契丹族容貌特点在许多与契丹人题材有关的辽代绘画艺术作品中曾经有动生动的描绘。至于公元10世纪以前，即契丹建国之前的早期契丹族人种特征问题，目前因缺少相关的人种学资料尚难断言，但至少我们可以推断在他们的种系构成中北亚蒙古人种的成分仍应为大宗。当然，在辽代契丹族的人骨标本中也存在着一些颅型比较高、狭的标本，与东亚或东北亚人种呈现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这些人种因素的存在可能是由于辽代契庙人与其他民族发生通婚、混血的结果。

乌孙族的人种类型问题是多年来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的另一个重要的课题。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在汉代以前，乌孙与月氏是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少数民族。西汉初年（约公元前161年），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附近，并且以伊塞克湖为中心，建立起强大的乌孙王国。乌孙与汉王朝关系密切，乌孙王室曾多次与汉室联烟，并参与汉军击被匈奴的军事行动。公元5世纪初，乌孙因柔然入侵西迁葱岭，不久为柔然所灭。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原苏联和我国境内陆续发现了许多与乌孙有关的人类学资料，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伊犁地区。从这些资料来盾，各地区的乌孙族是体质上比较一致的种族人类学集团，他们的主要种系成分应该属于欧罗巴人种中的古欧洲人类型和中亚两河类型。但是同时，无论是原苏联还是中国材料的研究都表明，以欧罗巴人处成分占优势各地乌孙居民中均不程度地含有蒙古人种特征的混合，这是乌孙族人类学的又一个特点。这种混血因素的出现，显然与来自东边的时代较晚的蒙古人种成分有关。

 

第二节  我国现代居民的人种类型

在我国现代各民族中，绝大多数居民在体质类型上都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范畴，其中以东亚人种的成分占绝对优势，同时也含有不同程度的北亚人种和南亚人种的因素。此外，居住在西北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还混杂有部分欧罗巴人种的体质性状。总的来说，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人种学底子还是蒙古人种，尤其是东亚人种的成分在这里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应该指出，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形成过程。在他们各自发展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同周围的基他民族的人群发生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和交往，因此，相互之间种族遗传基因的交流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多元一体化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正是这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客观作用的结果。过去，由于对我国各族人民的体质类型研究缺少必要的重视，相应的调查资料十分贫乏。近10年来，在科学工作者们的努力下，逐步积累了一些民族的体质调查资料，在此简单介绍如下。

 

一、汉族的体质特征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93.3%。现代汉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最初的基础是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后来又陆续吸收了许多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的血液，最后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族，因此，汉族的种族遗传学基因必然是一种多元结构。但是，组成现代汉族的基本种族成分仍是东亚蒙古人种。

典型的东亚人种特征在华北汉族居民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一般具有蒙古人种范围内中等程度的色素，直而硬的头发，再生毛不发达，中头型，面部比较狭长，鼻型较窄，中等的唇厚和显著的蒙古人种眼部结构。华南地区，例如广东、广西、福建省、区的汉族居民，虽然在人种分类上也应该归入东亚人种，但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华北汉族之间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相对而言，华南汉族的色素更深一些，波发的百分率较大，再生毛较发达，眼部构造的蒙古人种特征较弱，鼻型较阔，唇较厚，突颌程度较大，面部较短，身材较矮。这些特别说明在我国华南地区的汉族居民中混杂有南亚人种的成分。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证明我国南北两方汉族在群体遗伟学上存在着某些差异。据我国学者研究的结论，按照血型基因频率的不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汉族居民大致以北纬30度线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类型：北方类型中包括居住在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以及浙江北部的汉族；南方类型中包括居住在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台湾以及浙江南部的汉族。联系到在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古代居民中曾经存在着大量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事实，我们可以设想，南北两方汉族之间在体质特征和遗传基因上的差异，大概是由于南方汉族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吸收、融合了更多的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血缘成分所致。但是，作为汉族群体遗传基因的主流是一致的，无论是北方汉族还是南方汉族，他们的主要种系都是东亚蒙古人种。

 

二、北方少数民族的体质类型

就目前已经掌握的人类学资料来看，北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中种族成分相对比较复杂一些，除东亚蒙古人种的成分之外，在某些民族中还含有若干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此外，在西北地区的个别少数民族中，还程度不同的混杂有某些来自欧罗巴人种的遗传性状。

蒙古族的基本体质特征带有比较明显的北亚蒙古人种性质，当然也同时可以看到某些东亚人种的影响。他们一般具有高而宽阔的面部，较短而阔的颅型，低颅类型的出现率较高，面部扁平度很大。在体质类型上，一般可归入北亚蒙古人种中的中央亚细亚变种的范畴。

朝鲜族的主要种族特征属于东亚蒙古人种，与华北汉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若干差别，例如在圆头型的特点上便与华北汉族典型的中头型有区别。此外，朝鲜族的部分一般较高而阔，鼻形也较宽，并且存在着某些缺乏色素的现象。这些特征似乎表明在朝鲜族的人种成分中可能与北亚蒙古人种有着一定的联系。

达斡尔族的胡须稀少，眼裂狭窄、多数为上斜型，蒙古褶发达，面部较高，颧宽中等，面型偏窄，头部短而且偏宽，多为圆头型。从种系成分上来看，大致与朝鲜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即以东亚蒙古人种成分为主，同时也含有明显的东亚人种因素的影响。

赫哲族的主要体质特征是直发，蒙古褶发达，鼻部中等偏狭，面部较阔，头形短而宽，但头高值较大，整个头部显得圆而高。在基本种族类型上似乎与朝鲜族有些相似，均以东亚蒙古人种成分为主，但所含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较之朝鲜族更为明显。

鄂温克族的容貌特征与上述各族有较大的区别，他们一般具有中褐色的头发，直发的比例很高，肤色浅褐，眼色较浅，多为中褐色，另有部分人为浅蓝色。眼部有很发达的蒙古褶，头型属圆头类型，面部宽阔，低颅现象比较普遍。鄂伦春族的基本种系特征与鄂温克族大体相仿，只是肤色略深，发色略浅以及直发和蒙古褶的出现率略低一些。由此可见，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在体质特征上有其独特之处，与我国北方地区的其他许多民族明显有别。该两个民族的体质类型应归属于北亚蒙古人种，他们可能是古代通古斯人后裔的代表。

锡伯族具有比较明显的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他们通常为中等身材头发直而硬，胡须稀少，蒙古褶发达，鼻型较窄，颧部宽大而扁平，头型短而宽阔，属高头类型，面部长而偏狭。这些特征与达斡尔族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可能与两族在历史上的邻近关系或者与他们在种族渊源方面比较接近有关。

东乡族和保安族在体质类型上是颇为近似的，均表现出明显的东亚蒙古人种的性状。他们一般具有狭窄的中头型和高头型的特点，面型较为狭长，鼻型偏窄。这些基本体质特征与华北汉族、回族都颇为相似。

裕固族的种族特征也属于东亚蒙古人种范畴。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身材，中等发育程度的胡须，鼻根较高，鼻梁很直，属狭鼻型，眼部构造中蒙古褶欠发达，头型短而高。面型长而狭，这些特征与华北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居民有某些相近之处，但十分狭窄的面型这一特点是裕固族区别于上述其他民族的一项颇为典型的特征。

柯尔克孜的头型圆而高，鼻高中等，鼻宽偏窄，多数个体属狭鼻型。面部较高而宽，面型属偏阔的中面型。上唇皮肤部为中等高度，红唇偏薄。多数居民眼部具有发育程度不等蒙古褶，眼裂方面较水平，开度中等，上眼睑皱褶很发达。鼻根较高，鼻翼发育较弱。总的来看，柯尔克孜族的主要体质特征仍应归属于亚洲蒙古人种范畴。

哈萨克族的眼裂方向多为水平型，眼裂开度较大，多半为中等以上程度，蒙古褶的出现率大约在半数以上，但多为微显型。鼻型偏狭，鼻根较高。面部颇为宽阔，面型多为阔面型和中面型。面部扁平度和颧骨突出度均属中等。头型很短，并且高而阔，身材比较高大。尽管在哈萨克族的某些个别体质特征上蒙古人种的性状显得有些弱化，但其基本的种系成分中蒙古人种的因素无疑仍占有主要地位，在人种分类上比较接近于南西伯亚人种。

塔吉克族的体貌特征比较特殊，他们通常具有黑色的波状发，胡须和眉毛浓密，体毛也很发达。眼裂水平方向，开度很上，缺少蒙古褶，上眼睑褶与脸缘之间的距离多大于2毫米。鼻根很高。鼻尖下垂，鼻型狭窄，头的宽度较窄，多半为中头型，身材中等。在种系归属方面，他们与欧罗巴人人种主干下面的印度——地中海人种非常接近。

 

三、南方少数民族的体质类型

我国的南方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数量很多，在种族成分上一般包含有两种基本因素，即东亚蒙古人各的南亚蒙古人种的体质因素。在不同的南方少数民族中，这两种体质因素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因此在体貌特征方面可以区别为若干种不同的情况。

藏族居民的头发较黑，发形较硬而直。眼色多为褐色，蒙古褶的出现率较高，眼外角高于眼内角，眼裂开度中等偏窄。鼻梁较直，鼻孔卵圆形，多为狭鼻型。中等唇厚，唇形稍凸。颧骨突出，面部宽而扁平，头型在长宽比例上多属中头型，长高比例上多属高头型。身高在中等以上，体毛较少。这些特征表明，藏族的种系归属无疑应划归东亚蒙古人种，与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颇为接近。

白族的体质特征是肤色浅，眼色深褐，发黑而平直。眼裂倾斜，眼外角高于眼内角，眼裂开度中等，在蒙古褶。面部扁平度和颧部突出度均属中等。鼻梁平直，鼻根中等高度，多属狭鼻类型。中头型，身高中等。从上述主要体质特征来看，白族的种族类型应属东亚蒙古人种。

彝族的种系归属问题曾经是学术界上引起过很大争议。过去有些学者，特别是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彝族是一支欧罗巴人种居民的后裔。近10余年来，我国学者所进行的体质调查工作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彝族的肤色虽然很浅，但眼色均较深。多为褐色，发色为黑色，除极个别者为波发或者卷发外，绝大多数居民为直发，眼裂开度中等，眼外角明显高于眼内角，有蒙古褶。鼻根高度中等，鼻梁平直，属中鼻型。属中——阔面型。头型多为中头型，身材较矮。这些体质特征充分证明，彝族的主要种系成分应当属于东亚蒙古人种，与白族、藏族比较接近。

壮族通常具有黑色的直发，眼色多呈褐色，眼裂方向多数为水平型，开度较宽，蒙古褶不很发育，多数呈微显型，另有大约1/3的个体无蒙古褶。多数居民的上眼睑皱褶与睑缘的距离大于2毫米。鼻根略凹，，鼻型较宽，多数中鼻型。面部较低而偏宽，多属阔面型。口唇较厚，明显前凸。头型略短，属接近圆头型的中头型。长高比例上属高头型。以上体质特征表明，在壮族的各族成分中，除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之外，还含有若干比较明显的南亚人种成分。

傣族的肤色较深，呈棕黄色，眼色为深褐色，发黑而平直。眼裂开度较大，眼外角明显高于内角，蒙古褶微显。鼻根高度中等，鼻梁较平直，鼻底上翘者居多，鼻型较宽，多数个体为中鼻型。面部较低矮，多为中——阔面型。面部扁平度中等，中唇较厚，明显凸出。头型多为中头型，身材多较低矮。从上述主要体质特征来看，傣族的种系归属接近于南亚蒙古人种。

黎族的头发黑而直，发质比较细软。眼睛多为黑褐色，眼裂上斜，开度大，上眼睑皱褶中距睑缘达2毫米以上者将近半数，蒙古褶欠发育。鼻根高度中等偏低，鼻梁多数是硬骨部直软骨部凸，鼻底大多上翘，鼻型较宽。口唇中等偏厚，多为凸唇。面部较低而且偏宽，颧骨显著突出，头部多数较宽短而高，头型较圆。身材多较低矮。黎族的这些体质特征表明，在其种族中除东亚人种成分外，尚含有较多的南亚人种因素。

根据目前的体质调查资料，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以东亚人种成分为主的民族还包括哈尼族、僳僳族、景颇族等；以南亚人种成分为主的民族还有布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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