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彩计算器: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给中国的忠告

尊敬的中国读者：

　　获悉拙著《个人档案》一书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中文译本，甚感欣慰。此书能在贵国引起重视并将提供给广大中国读者，我感到非常荣幸。仅仅这一点对任何一位作者来说，都足已引以为傲，而我更是倍感殊荣。因为，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在公务活动中的核心内容。当然，关键并不在此，而在于另外方面。我敢于相信：了解此书的内容必能帮助中国读者更加形象地勾勒出苏联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的轮廓，首先是看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就是年代之交在我的祖国上演的这幕悲剧的实质和情节。正是从那时起，苏联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不久前在统一的苏维埃大地上建立起15个独立的国家。

　　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后苏联国家的完整统一正继续遭到程度越来越深、规模越来越大的破坏。要知道，它们联成一体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单枪匹马时就会成为贪婪的外来势力的猎物。我们现在在这条遭受破坏和导致灭亡的道路上究竟处于什么阶段?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一时很难说清。不过，人民必然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是有分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意见，因为，人民不可能被任意杀戮，也不可能长期受欺辱。

　　目前，人们正在痛定思痛，吸取经验教训，明确使苏联遭受破坏和灭顶之灾的原因。对此，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看法各不相同。执政当局试图把这些事变描述为合乎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代表社会各界多数力量的反对派则认为，它们是反社会主义势力积极活动的结果，是欺骗人民大众的结果，是借助权力的主要杠杆和动用几乎全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蛊惑宣传的结果。正是这种结果，才使当局能够操纵社会舆论，压制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抗议呼声。只有分裂反对派势力，分裂具有爱国主义情愫的居民阶层，当局才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完成其不光彩的谋划。

　　苏联人从这场悲剧中吸取的教训首先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受到打击，同时作为一种结果遭到破坏。国际主义被最坏不过的民族主义所替代。这种民族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最恶劣、最危险的莫过于分裂主义，而所谓的民主派则起劲地催化这些形式的特征，煽动分离独立的倾向。于是，种族之间开始发生冲突，并经常转化成流血的内讧。最近四年在这些内讧中死了七十万人，伤约三百万人，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成了难民和社会的弃儿。

　　在新成立的国家中出现了寡头政治的“精英”，他们周围形成一批侵吞大量生产和自然财富的人，正是他们获得了物质利益，掌握着大权，过着奢侈的生活。而绝大多数居民却日益贫困，勉强维持生计。实际上，他们无权无地位，尽管当局断定他们是完全“自由”的人。

　　苏联人非常重视与伟大中国人民的友谊，欢迎在这一方面的任何举措，真心为自己兄弟的巨大成功而欢欣鼓舞。如果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不背叛变节，我们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只有现在，在可以比较的情况下，才能评价中国最近十几年有建设性意义的成功经验。目前已经无人怀疑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成果肯定能在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把中国引上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可低估。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理应占据应有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在未把共产党的作用降低到三流角色之前，接连不断地打击它，使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小。戈尔巴乔夫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

　　为维护国家完整而奋斗，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期生死攸关的重要任务之一，俄罗斯公民面临着内部分裂势力的严峻威胁和外来破坏势力进逼的挑战。这两股势力已经同流合污。目前迫切需要使所有健康力量认识到国家将被肢解的危险性，但这只是第一步，防止并不允许国家进一步分裂才是我国整个爱国运动的历史天职。任务并不简单，且困难重重。国家患有“分裂症”，现在已不是极易发现病灶、确定病因、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其中包括果断措施的早期。这个过程被耽误了。

　　我把自己这本书称为《个人档案》是想表明，在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我个人的事，倒不是因为我在国内身居党政要职，而是因为祖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与我这个公民、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人有关。我尽心竭力地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有时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此时，我把个人的一切都已置之度外。这一切虽然未能全部如愿，但我相信，包括我在内所进行的斗争和付出的努力，绝不会付诸东流。

　　我谨借此良机祝中国读者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祝福强大的中国保持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这只会使朋友们欢欣鼓舞，使不是朋友的人望而却步，放弃侵略妄想。我相信，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为我们全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弗·亚·克留奇科夫

　　1997年12月于莫斯科

《个人档案》内容提要：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翔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内容，对20世纪下半叶作者亲身经历并参与领导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阿富汗内幕、苏联克格勃的一些重要间谍和反间谍活动、苏联同世界大国的外交关系，特别是80年代苏联国内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九十年代初的8.19事件及苏联解体等做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所在做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认真、痛苦的总结，立论精当，对了解和研究苏联问题和俄罗斯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延伸阅读——

苏联解体三大命题剖析：制度民族领袖

　　核心提示：“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

　　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制度设计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保留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列宁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指出联邦制只是迈向统一国家的“过渡”。

　　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等多民族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分裂为十几个新国家。按照斯大林本人和前苏联历届领导人（直至戈尔巴乔夫）宣称的观点，苏联的民族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已出现了“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苏联的统一和民族融合不可逆转。

　　此后发生的系列事变，证明苏联的制度和民族关系，没有其宣称的那样美好。苏联党和政府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

　　根据事后的材料，可提出以下几个命题：

　　1．苏联解体，主要推动力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这说明苏联的国家制度设计存在关键性的问题，无法承受国内重大政党纷争、政治风波和社会冲突。

　　2．联盟的解体以加盟共和国为单元，而世界上其他联邦制国家（美国、德国、瑞士等）没有出现类似危机，这说明问题在于联邦制的具体设计原则，而非联邦制本身。苏联联邦制的特色在于，各单元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并以民族命名，其他联邦国家则并非按此建立。

　　遗憾的是，在最佳时机斯大林没有终结这一过渡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对苏联联盟的凝聚力和制度的巩固太有信心了。

苏联为何建成联盟-联邦制

　　列宁早期曾明确反对联邦制，他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但这一主张，是在各族无产阶级和贫苦民众面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形势下提出，“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

　　十月革命后俄国各地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当时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巴什基尔、立陶宛等地都有强烈的自治甚至独立要求，在乌克兰、波兰、芬兰等地已经出现了地方政治权力机构。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后，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2月“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但是到了1918年4月，列宁的观点便有所转变，他在不同意西伯利亚“独立”的信函中指出“所谓西伯利亚独立只会正式给割取东部领土创造方便条件；独立的乌克兰、芬兰就是前车之鉴”。

　　列宁认为，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在现实中做不到，只能通过承认自决权，在此基础上通过自愿原则组建一个大国家（联邦或国家联盟）。他希望在理论上给予各民族完全的“自决权”后，各国的无产阶级会回过头来支持建立统一的国家。这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

　　有三个重要纽带把前苏联的各组成部分连接起来。而戈尔巴乔夫在对这三个要素的处理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完成这一过渡的最佳时机

　　列宁的意思非常明确，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完全统一（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共产党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领导人并没有这样做。

　　二战结束之后的1940年代后期，斯大林个人威望和苏联的国际地位处于鼎盛状态，是苏联修订宪法、使联盟-联邦制转型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最佳历史时机。假如那时他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调整，把苏联转变为单一的共和国，最终完成各族的政治整合，后来当苏联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引发重大社会动荡时，在1991年的政治解体就有可能避免。

　　斯大林为什么没有终结这一过渡期？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对苏联联盟的凝聚力和制度的巩固太有信心了。

　　首先，斯大林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各地区已经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通过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长期培养和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领导者都是“受到真正的共产主义教育……真正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干部”。其次，苏联共产党中央领导的政治-人事纽带在全国各地积极有效地运行，而且联盟中央直接领导的秘密警察组织完全控制了所有共和国的政治变动。第三，各加盟共和国（以及蒙古）在苏共的领导下已经建设成各有分工合作的统一的经济体系。斯大林对此十分自豪。

　　有了这三重保险，斯大林认为苏联的联盟-联邦体制将会坚如磐石。在二战胜利后他完全不担心苏联是否会解体，他那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峙的外交斗争方面，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继续保持联盟-联邦体制所可能得到的好处。

　　好处可能有两条：一是这样的体制使苏联除俄罗斯联邦外，还可以在联合国多有三张投票权（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这些“独立国家”甚至可能会在一定任期内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对苏联的外交斗争是有利的；二是有助于推动那些新近解放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东欧国家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的精英及民众接受苏联政府的领导，如果二战后不久即把苏联改变为单一国家，取消各加盟共和国已有的独立法律地位，无疑会增加东欧各国社会精英集团的疑虑，担心在未来某个时刻也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显然不利于斯大林在东欧各国组建亲苏政权、发展东欧各国与苏联的正式结盟关系。后来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即是以苏联为主导的实质上的政治-军事联盟和经济合作组织。

　　为了使自己这个俄罗斯总统之上不再有苏联总统这个更高一层的行政权威，叶利钦积极推动了苏联解体。普京认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言论钳制导致“反思禁区”

　　苏联时期曾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政治家、学者和军事将领，许多来自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其中有些人对各地的民族关系、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分裂危险是有所了解的，面对各族民众和社会精英中不断强化的“民族意识”，他们应当有所察觉并对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具有反思能力。为什么没人就这些问题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进言，没有在苏联学术界引发相关的讨论？

　　1920年代设计苏联的体制框架、30年代实施的“民族识别”工作，都是在斯大林亲身参与下进行的，斯大林曾任职“人民委员会”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一直自认是马克思民族理论和苏联民族问题的权威，苏联的体制问题是由他“铁板钉钉”做了结论的，老年的斯大林潜意识里多少有些“两个凡是”的心态，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民族理论和苏联体制实际上成为“禁区”。如果有什么人公开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危险，实际上就是在质疑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性，这在经历过1930年代“大清洗”后的苏联政界和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学术界也总会有一些“捍卫经典”的人站出来“打棍子”，通过这样的政治表态来争取个人的升迁机会。这样的政治氛围、禁区划定和学界风气也就必然导致了苏联政界和学术界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的“集体失语”，即使个别人提及这一议题，也无法形成真正学术讨论的气候。

维系前苏联统一局面的三个纽带

　　几十年来，有三个重要纽带把前苏联的各组成部分连接起来。而戈尔巴乔夫在对这三个要素的处理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第一个纽带是苏联各地区、各民族共同信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强调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和政治颠覆活动，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掌握权力的各个国家必须联合和统一起来。通过在干部和民众中的思想教育、对各级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系统培养，使各族民众建立起了一个高于“本族”的更重要的核心认同意识，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对苏维埃政权、对斯大林的认同。虽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批评了斯大林，但是苏联各地整个政治氛围和政治导向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第二个纽带是在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中建立起来的统一的自上而下的共产党组织。“在党的机构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集团，而是把某个地方的各民族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列宁）。而作为惟一执政党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主要党和行政领导人的任命上具有绝对的权力，从而保证了完全拥护联盟中央的官员在各地区掌握行政权力，避免地方行政首脑利用宪法赋予的分离权来从事分裂独立活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共产党的书记是这些地区的“第一把手”，而这些书记都是由克里姆林宫直接任命或撤职。由联盟中央直接领导的“契卡”和后来的“克格勃”组织对各地党政官员实施着有效的监督与核查，具有特殊的权力。

　　第三个纽带是“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州（边疆区）”体系的统一行政体制。在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的经济生产都是由中央政府的计划部门统一组织的，有着非常具体的分工和合作。各共和国政府实际上并没有规划和管理本国经济活动的实际权力。

　　此外，苏联的军队是统一组建的，各加盟共和国并没有军队指挥权，外交、政府预算、税收、资源使用、法律制定等方面的权力都属于联盟管理的权限，所以这些“国家”在实际运行中是有名无实的，联盟政府是真正的权威体系，各加盟共和国等都只不过是苏联这架大机器上面的齿轮，联盟中央机构是控制齿轮转动的链条。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新思维”之前，苏联在实际运行中表现得如同一个政治实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前两个牢固的意识形态和人事任命的纽带所维系和扩展出来的行政功能。

　　在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进程中，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取消了宪法赋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此后成立的新政党普遍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戈尔巴乔夫主导的运动造成了一些混乱，但大多数普通民众仍然表示出对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支持和维护。

　　在流产的“8·19”政变失败后，“戈尔巴乔夫……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随后，戈尔巴乔夫下令停止苏共活动，没收其财产。各共和国共产党也随之解散或自谋出路”（赵常庆）。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共产党首脑，看到自己在当地掌权的“合法性来源”开始出现问题，本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就纷纷见风使舵把自己装扮成本族的“民族领袖”，以此获得自己继续掌权的合法性。当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高级共产党领导人纷纷脱党，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已经溃散而不再发挥作用时，第二个纽带也就随之被彻底斩断。

           苏联的经济私有化使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共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纽带被极大地削弱了，这也使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联邦的分离主义思潮占据了上风。按大卫·科兹的说法，1990年12月，“叶利钦通过俄罗斯共和国（联邦）议会发布了一项法案，决定俄罗斯只为中央政府1991年的预算提供不到十分之一的税收来源，这对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政权斗争的影响下，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机制开始垮台，各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打破”。

　　为了使自己这个俄罗斯总统之上不再有苏联总统这个更高一层的行政权威，叶利钦积极推动了苏联解体。而苏联宪法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活动和苏联的合法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各部分之间的行政联系被叶利钦等领导者通过“苏联解体”的行动所终止，第三个纽带最终断裂。

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必须承认，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制度设计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保留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列宁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指出联邦制只是迈向统一国家的“过渡”。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始终没有走出这个过渡阶段。

　　自苏联解体至今，又是16年过去了。在1991年3月举行的全苏公民投票中，除了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之外有1.47亿人参加了投票，尽管超过3/4的人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当时掌握政权的少数政治家们还是解散了这个超级大国。这进一步表明前苏联的民意表达机制及民意对政客的有效制约机制也存在问题。

　　“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只有1%的人希望生活在叶利钦时期。”普京也认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新中国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制度设计上也有相似之处，虽然我国现在的民族关系基本稳定，“居安思危”，民族分裂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分析苏联近70年的发展经历和导致解体的因素，吸取苏联当年取得成功的经验与最终失败的教训，仍是我国应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