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安迪飞越黄河视频:东欧没有不高兴

东欧没有不高兴

    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经济转型，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可惜国内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而且大多不可靠。媒体上的报道属于意识形态宣传，肯定是被人动了手脚的。出版业也有强大的过滤系统，将很多敏感的书籍阻挡在外。学界里面，最著名的东欧问题专家应该就是秦晖、金雁两夫妇了，但他们的论述，我始终将信将疑。不是怀疑他们的品格，而是不信任他们的眼光。秦晖曾经表白，自己的妻子“一直是左派的同情者”。这一立场让我不快，“同情”在人际交往中是美德，但在学术研究上却是缺陷，容易令人感情用事，看不见冰冷的真相。何况，她同情的还是智障人士，这明显背离了学术的智力追求。事实上，秦晖确实问题多多，例如“私有化”，他的解释仅限于企业所有权分配到私人手上，而忽略了整个行业向私人开放。打了比方，图书出版的“私有化”，国营出版社转由私人持股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允许私人自办出版社。但秦晖的转轨经济学只有前者的“公平分家”，而无后者的“准入权利”。
    在几乎毫无选择的情况下，这本《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就份外惹眼了。作者贝拉·格雷什科维奇，一位匈牙利学者，作为东欧历史性变革的亲历者，他说出来的显然要有份量得多。该书试图解释：“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崩溃和政权的剧烈嬗变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是同时完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的转型。”这个话题非常吸引人，曾几何时，东欧的“激进变革”被说成了彻底的崩溃，以此衬托中国“渐进改革”的丰功伟业。但如今看来，东欧是成功的，在“休克疗法”的阵痛后，其宪政体制稳如磐石，经济发展也渐入佳境。
    为什么关于东欧变革的悲观预言都落空了？拉美国家自由化进程中的暴力抗议事件，在东欧却几乎看不见？贝拉的解释是：因为东欧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与低质民主体制刚好匹配，形成了“低水平均衡”。这个结论貌似深刻，但我认为毫无价值。“均衡”是一个太糟糕的概念，高水平均衡，低水平也均衡，这等于没有解释任何东西。如果以社会秩序井然作为“均衡”标准，高压政治下的极权国家也有“均衡”，“统制经济”匹配“独裁政治”，同样能保证社会在一段时间内无骚乱。贝拉还有一个说法我也不接受。他说，东欧改革的稳定性是因为在长久的极权统治下，人民丧失了反叛精神，习惯于忍耐。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比较了拉美和东欧转型前后的GDP，显示东欧转型期的经济恶化程度高于拉美。不过，这样做并不能令他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很简单，GDP是易于造假也易于掺水的数据指标，无法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实际上，东欧的经济崩溃在转型前就发生了，人们能够忍受剧烈变动，不是因为麻木不仁，只是因为生活没有变得更糟糕。不可否认，转型期有新增的贫困人口，但他们在变革前也不是高收入人群。他们对现实较少不满和怨愤，并不是刻意忍耐，而是因为做悠闲的穷鬼总比当忙碌的奴隶强。
    我的看法是，东欧转型较顺利，是因为他们目标明确，就是要私产制度之上的市场经济。他们的政治制度，也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建立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东欧转型期上台执政的，无论左中右，都坚定地支持经济自由化。他们的经济改革也是连续的，不会因执政者更替而中断。有时左翼政党上台，甚至会出现私有化速度加快的奇特现象。很多学者担忧经济自由放任会制造混乱，那是因为他们长期窝在书斋里变傻了，不懂市场的真谛。市场是社会最大的稳定器，人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交换，每个人皆有所得，无人受到剥夺。这种多赢的格局下，不会有群体性的冲突事件。只有市场受到政治权力或团体暴力侵扰甚至破坏时，才会出现阶级斗争甚至国家内乱。例如我国，频繁动乱全集中在五十年代末的公有化改造之后，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而这一时期的特征，不是无政府，恰恰是无市场。拉美社会动荡的起源同样如此，不是因为市场缺乏监管，而是因为政府干预太频繁。各路政治诸侯轮番上台，通过政策操弄市场牟利，致富全靠不义之财，受剥夺的人自然渴望报复，以暴易暴。
   东欧的社会稳定得益于全面、快速的私有化，而实现这一目标，则要归功于东欧政治精英的远见卓识。贝拉的书里，有很多论据都支持这一洞见，可惜他自己未能把握住。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对东欧民粹主义的分析。理论上讲，民粹是煽动性的政治诉求，充斥着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情绪，要求中央政府保护民族企业，并对国民收入进行“公平”分配。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最典型的著作就是《货币战争》、《中国不高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则首推郎咸平和时寒冰。在东欧的政治舞台上，民粹主义者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他们的最大敌人同样是自由主义者。不过，与中国和拉美的情况不同，东欧的民粹主义者一直支持私有化，而不是国有化。这和他们的自由主义对手毫无区别。即是说，假如郎咸平去东欧鼓吹“国进民退”，他不会有一丝的机会，左右派会联手把他做了，然后直接送去马戏团。匈牙利一位民粹主义者这样解释他们的的政见：“匈牙利人选择的是一个法治型的福利国家，这个国家以私有财产而不是公有财产为基础。因而，我们必须支持中小企业家来为私人部门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左派都这样支持私有化了，右派当然就更不客气。“匈牙利的自由派一直都支持私有化、管理层收购以及外国收购以加速转型过程——这种做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公平与道义的正当性”。可以想象，东欧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无论台上的是民粹派还是自由派，都不可能实施真正的民粹经济纲领。没有太多对市场的干预，自然就没有暴乱的可能，哪怕经济处于最低谷。相形之下，拉美国家的自由之路就坎坷多了，经常有左翼政党上台推行民粹的经济政策，引发各种利益纷争。
    东欧的公共舆论倾向于自由经济，这确实非常特殊，令人羡慕。芝加哥小子在拉美推行自由市场体制时就十分孤立，不得不依靠独裁者保证政策存续。他们举目四望，没有一个盟友：“在军队中肯定没有这样的盟友，因为军队上下渗透了合作主义式的、有机的国家主义的传统与信念；在商界也肯定没有这样的盟友，因为在超过两代人的时间内，商界存活于其中的人为经济环境是由提供补贴与保护的政府创造的。”两相比较，中国眼下与困境中的拉美更相似些，有了些许经济自由，做了局部的变革，就难以为继了，似乎整个社会都成了阻力。那么，为什么东欧会形成那么有利于转型的社会环境？东欧人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如此深信不疑，难道是因为他们有过计划经济的噩梦，痛定思痛，认为矫枉必须过正？还是说，他们头脑太聪明，早早洞悉了经济自由会促进社会稳定的秘密，所以才义无反顾，拼命向前冲？
    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不过，在我以前阅读现代东欧文学时就有一个印象，他们的文化里充满了对自由的热爱。通常文学圈被视为左翼思想的温床，东欧却并非如此。二十世纪两位最重量级的欧洲诗人，波兰的赫伯特和捷克的赫鲁伯，他们都是自由市场坚定的支持者。浪漫的诗人尚且如此，其他的文化精英就更不用说了。我想，如果没有更好的解释，不妨就把这个作为答案吧：东欧的知识阶层能够明辨是非，也有坚持智识立场的勇气。是的，这是两种价值观：面向自由，中国不高兴，东欧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