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小子红枪客 电影:史上10月18日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

                                                                  摘自“红色风暴(9) ”-----王先金 编著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的当天，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8月10日下午，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些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要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当天清晨5点钟，毛泽东身穿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这时，天安门城楼上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这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林彪排在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等。刘少奇身着中山装，远远地站在毛泽东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毛泽东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泽东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两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点头示意。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先是穿着便装来到大厅，与毛主席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就匆匆走出了大厅，80岁高龄的董老也去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绿军装。陈云在大会开始一个多小时才到会。他走出电梯间后，只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电梯间下楼去了，来去不过三分钟。陈云身穿呢外衣。这时的周恩来总理已身处难境，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泽东直接接见。这次接见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由刚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惟一副主席的林彪讲话。陈伯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在这一天，陈伯达先提出了“三个伟大”，林彪又给加上一个，“四个伟大”就形成了。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这1500名红卫兵代表。这下可热闹了，它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空气，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上空。毛泽东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他们拿着“红宝书”或小本子、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泽东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为了拍好毛主席身穿军装向红卫兵挥手的照片，摄影师吕相友在离毛泽东不足一米的城楼栏杆边探出身子进行拍摄，由于被挡在毛主席和红卫兵之间，他听到城楼下的人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看毛主席，不看记者的屁股！” 照片冲洗出来了，照片中的毛主席的身影衬着空阔高远的蓝天，将他高瞻远瞩的气概、广阔如海的胸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毛主席挥手的前方，却因摄影环境的制约，镜头无法延伸，使毛主席挥手的前景稍显窄了些。照片发表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臂上的红袖章醒目地传递着一个消息：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运动。这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接见了六个小时。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 8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并列的“四个伟大”第一次出现。这篇社论开头就说：“1966年8月18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把“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这是康生的“功劳”。康生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就写出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 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开口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们问好，向大家问好!”这样，“四个伟大”就铺天盖地地流传开了。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这次毛泽东接见了50万红卫兵。17时40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四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泽东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林彪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动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红卫兵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甚至拒绝接受接待指标。在周总理不断动员下，各部门只好挖掘最大潜力完成接待任务。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北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免费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这时，党内围绕红卫兵运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打倒一切、冲击工农业生产。这次接见红卫兵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17时15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乘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的100万红卫兵，尔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国庆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为保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25公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联指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 18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而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外大街、东三环路缓缓驶去。红卫兵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接见。这次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接见了150万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第六次提意见200万红卫兵 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的红卫兵有200万人。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周总理决定采取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后，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抽调卡车，火速运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然而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六路卡车，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泽东，车厢南面的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放慢了速度，不能按计划进行，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等3时才结束。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 这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动找刘少奇谈话。毛泽东很长时间侧着脸同刘少奇谈话。毛泽东向刘少奇问候了他夫人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刘少奇见到了邓小平，刘少奇说：“小平同志，怎么样？”邓小平说：“横直没事。”刘少奇说：“没事，学习。”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对后一次对话。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到了11月中旬，来到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他力图说服毛泽东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泽东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经没有约束力了，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为了早接见，早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泽东，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漩涡来回翻滚，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接见。 11日，接着又进行第二批接见。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 第八次接见红卫兵250万 第七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周恩来回答说：“你不接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 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 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没有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两项之和，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 “小雪”过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400万红卫兵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可是，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泽东同意，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这时，毛泽东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在周总理建议下，毛泽东同意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散场时，红卫兵拥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在1966年70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八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其间，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 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又称之为“一月革命”）。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不再信任了。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于是，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