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贫道法号叫什么好:中国海外资源大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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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收购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5期 出版日期2009年03月02日 2009年春天产生了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的新纪录，但它们也要准备面临创纪录的阻力前言
2009年春节刚过，按照Dealogic公司的统计，与中国有关的海外并购就已经有22起，涉及金额达163亿美元。这些并购的主要领域为自然资源，收购金额比重占到所有领域的97％；资金流向也非常集中，在澳大利亚的收购金额占到总金额的90％。
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完整版的中国收购纪录。因为单单中国近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桩交易的金额，就已超过了上述统计的中国海外并购金额总和。
——2月12日，中国铝业公司（下称中铝）宣布，通过认购可转债和建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向澳大利亚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力拓集团（Rio Tinto）投资195亿美元；
——仅四天之后，2月16日，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下称五矿）宣布，将以26亿澳元（约合115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全球第二的锌生产商澳大利亚OZ矿业（OZ Minerals Limited）100％的股权；
——一个多星期之后，2月24日，同样来自中国的湖南华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菱）在香港宣布，认购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ortescue金属集团（Fortescue Metals Groups Ltd，下称Fortescue）2.25亿股新股，并向其股东美国对冲基金Harbinger Capital Partners购买2.75亿股股份。
与此同时，中国在能源领域也连签大单。在一星期内，与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俄罗斯管道公司（Transneft）、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abras）、委内瑞拉石油公司以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相继达成总金额超过450亿美元（约合3078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供油协议。
一连串中国交易的集中宣布，令全球为之惊呼。一时间，那些有意出售能源或矿业资产的企业纷至沓来。几乎每一桩与此相关的邀约，都会同时发往多家有收购可能性的中国企业。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资源大买家”的形象，仍然在全球激起了超乎预料的反对声浪。这一幕，令人不由联想起三年多以前，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油）折戟优尼科（Unocal）的情形。
反对的声音，不仅来自相关交易国的政府、民间、同业，也来自被收购一方的股东。他们担心中国企业有意控制资源价格，质疑中国企业的收购源于政府意志，视那些大胆参与国际资源并购或能源交易的中国企业为政府的延伸，更怀疑其收购资金的来源。
这些怀疑，再度成为横亘在中国企业一连串并购交易前面的巨大障碍。特别是与澳洲矿业公司达成的三桩交易，目前都还徘徊在等待政府审批和股东批准的通道上。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怀疑的声浪足够强大，即使一向对外资并购相当宽容和欢迎的澳大利亚政府，也难免受影响。
在很多熟悉和了解中国资源收购史的人士看来，这些并购与其说是出自一只名为“国家意志”的幕后大手的操纵，不如说是中国企业在多年的冲动之后，终于因全球金融危机提供机会而爆发；而曾长期在海外资源收购上举棋不定的中国政府，不过是在上一轮资源价格暴涨的教训中，意识到了进入产业链上游的重要性，进而为中国企业的海外行动打开了绿灯。
作为资源消耗大国，中国每年进口的石油和铁矿石、铜、铝等有色金属正在逐年攀升，中国企业挤入产业链上游是经济规律使然。然而，如何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企业与政府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如何平息对中国企业控制资源价格的担心，是摆在中铝、华菱、五矿们面前的艰难考试。
惟有交好答卷，才能赢得交易。
——编者收购者来自中国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09-03-01 谁以及什么塑造了中国海外资源并购的动力，并促成了发生在2009年的这一场爆发？ 肖亚庆站在电梯门前，身着西装，没有打领带，等待着下楼。“还有很多事想做呢，”他轻松地对身边的员工开玩笑说，“以后领不了工资了，到中铝吃饭可别不让进。”电梯在下行，但是50岁的肖亚庆正迎来个人生涯的又一次上升。
2月16日，是他最后一天以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中铝的总部大楼里。第二天下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按中国官方序列，他仍是副部级干部，职位没有升，但舞台显然与以前截然不同了。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中铝掌门人肖亚庆成为国际媒体最为关注的中国企业领导人之一。在他的指挥下，中铝先是联合美国铝业公司（Alcoa，下称美铝）出资140.5亿美元，买下力拓在英国上市公司力拓英国公司（Rio Tinto plc）12％股份，后又宣布向这家澳大利亚最大矿业公司之一注资195亿美元（约合1312亿元人民币），超过海南省2007年的GDP（1121亿元）——两笔投资都可称“史无前例”。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在海外矿业市场展开大手笔收购者，都能像肖亚庆这般生逢其时。几乎可以肯定，肖亚庆将被视为中国海外收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在澳大利亚投资合营恰那铁矿；90年代，投资美铝的氧华铝项目；此后，五矿试图收购加拿大第一大矿业公司诺兰达公司（Noranda Inc.，下称诺兰达），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再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下称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若论交易成败，还从来没有哪一位中国企业家通过海外并购，受到过这般耀眼的关注。
支持这一荣耀的，不仅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腾飞，中国对资源、能源的庞大胃口，更是多次并购试错后形成的一种共识——作为能源、资源消费大国的中国，将不得不参与到上游，既在现在也在将来。
但是，这种共识仍然还处于初步阶段。如何化解被收购对象和所在国家的敌意，获得中国与被投资国的共赢，不仅是像肖亚庆一般的收购者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 冒险者的代价在改革开放刚刚成为中国一个口号的年代，很少有人意识到海外能源和资源资产对中国会有何意义，去海外投资和收购更是异想天开，而且往往与争议相伴随，成为当事人被指责的把柄
“不要干涉外项目。”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最大一笔海外投资的缔造者、原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徐汉京说。这句话，是他当年给自己的工作接任者、现下称五矿高级副总裁朱光的忠告。
在改革开放刚刚成为中国一个口号的年代，很少有人意识到海外能源和资源资产对中国会有何意义；去海外投资和收购更是异想天开，且往往与争议相伴随，成为当事人被指责的把柄。因此，作为第一批涉足海外收购的人，徐汉京才会有“不要干涉外项目”的感想。
《财经》记者与徐汉京第一次见面是2008年8月30日，一个雨后的星期六，北京奥运会结束不到一个星期。年过55岁的徐汉京头发已经白了不少，戴一副宽大的金边眼镜， 上身穿着一件红领的蓝色短袖康威T恤，下穿运动短裤，脚蹬一双运动鞋，像刚从健身房出来。
在北京建国门外的一家韩国饭馆里，徐汉京一边喝着酱汤，一边讲述他的矿业梦想和曲折经历。
1984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下称有色总公司）成立未及一年，31岁的徐汉京进入有色总公司外事局，担任翻译工作。之前，这位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干着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工作。他说这份工作令自己“大开眼界”。
“在那之前，我以为1921年整个世界就一件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开百科全书一看，好像还有很多事。”他笑言。
有这种“大开眼界”感觉的不仅是徐汉京。
198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访问澳大利亚，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经叔平陪同前往，西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经叔平因此建议中国应该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领域做一些海外投资。这一建议获得国务院支持，而全球矿业市场当时并不景气，矿业大国澳大利亚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十分积极。
1989年，有色总公司在澳大利亚开设代表处，徐汉京被派往担任代表。在他抵澳前，冶金部下属的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下称中冶进出口）已经在国务院指导下捷足先登，于1987年11月与澳大利亚CRA公司（力拓前身）旗下哈默斯利（Hamersley）铁矿石公司达成合营恰那铁矿协议，成为中国第一笔海外资源类资产投资。同一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收购澳大利亚的波特兰铝厂10％的权益，此后增持到22.5％。
恰那铁矿合营项目总投资2亿美元，其中澳方出资60％，中方40％。中方负责每年包销1000万吨铁矿石，包销总量达到2亿吨，或者到2012年时双方终止合同。
不过，中国中钢集团原副总裁、曾在中冶进出口负责恰那项目的董志雄曾对《财经》记者回忆，该项目最初在国内引发激烈争论：有人提出签的是“不平等条约”，并质疑“40％的股份为什么要全部包销”？最终，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才使得这个投资项目最终成行。
在近几年国际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时，这一项目成为中钢集团盈利的主要来源。但是在矿业不景气的上世纪90年代，要把几百万吨铁矿卖出去，非常不容易。“没什么手段，就是冶金部每年开会，强压企业买，企业就赊账，年底要账非常费力。”董志雄回忆说。
在此背景下，赴海外投资矿产资源一事成为敏感话题。董志雄告诉《财经》记者，中冶进出口后来曾经看中在南非一个铁矿项目，可以向中国长期每年供应500万吨铁矿石。可是有了恰那铁矿前车之鉴，没有人敢再决定投资。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国家对企业去海外收购资源的支持力度并不是很大，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企业海外并购需要外汇，都需要特批。1992年首钢收购秘鲁马尔科纳铁矿的时候，就是由国务院特批，这种情况到90年代末期才有了好转。
此外，当时政府部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应该用国内资源，不应当花钱到国外去建矿和安排劳动力。因此，去国外收购矿产资源有时还被批评为“干傻事”。“当时对并购的认识高度不够，没有考虑过把利用两种资源当成一种国策。”单尚华说。
整个90年代，中国在海外投资的项目屈指可数：1992年，首钢集团以约1.2亿美元收购秘鲁马尔科纳铁矿98.4％的股权，此后一直经营不善；1994年，鞍钢与澳大利亚波特曼公司合资经营开发西澳洲库里亚诺赛铁矿。
在澳大利亚，敢想敢干的徐汉京并未受国内气氛的影响，开始尝试利用中国的勘探队伍在澳大利亚进行勘探。1994年，徐汉京出任中国有色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两年后升任总经理。他准备大施拳脚。
依靠总公司给予的3000万美元支持，徐汉京1995年在澳大利亚注册成立由中国有色总公司全资控股的中国矿业国际有限公司（Sino Mining International，下称中矿国际），以此作为中国最早的海外矿业投资平台。
他告诉《财经》记者，成立中矿国际有两个目的：一是利用外资获取中国短缺的资源，当时首选氧化铝；二是利用外资在中国建立一个样板矿山。
中矿国际完成的第一笔重大投资，就是1996年年底向美铝与澳大利亚WMC的合作项目Alcoa Worldwide Alumina and Chemicals（AWAC）投资收购氧化铝的交易。根据协议，中国有色总公司向美铝预付2.4亿美元，美铝每年向中国有色总公司按成本价供应40万吨氧化铝，合同为期30年，合同总金额当时估计达到21亿美元。
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其时正在中国有色总公司外事局工作的赵振刚，经手了美铝氧化铝项目的审批申请过程，是这一项目可研报告的编制者。他对《财经》记者回忆说，在时任中国有色总公司总经理吴建常、计划部主任刘万岭等人支持下，交易最终获得了批准。
根据协议，中矿国际可以在此后三年分三期增加向美铝的投资，每期提高供应氧化铝20万吨，最终供应数量达到每年100万吨。但是，在上世纪末中国有色工业体系濒于解体的大背景下，这三次追加投资无一落实。
尽管未能实现100万吨产能扩张，中国有色及其资产的继承者五矿在美铝的40万吨氧化铝项目获得了可观回报，早已经收回投资。
作为中国有色行业海外投资的第一人，荣耀并未因此降临到徐汉京身上。由于其他原因，他随后遭到了审查，最终失去国有企业的工作，婚姻亦告破裂。他目前是海外上市公司澳华黄金(澳大利亚交易所代码：SGX，香港交易所代码：01862)的执行董事。 中矿国际遗产中矿国际的实验为日后中国企业的大手笔海外并购积累了一批推动者和实务操作者，也逐步影响了中国政府内部对于海外收购资源资产的极端看法
1998年，国务院决定对机构进行改革，中国有色总公司等九个部委被撤销，成立有色金属局，中矿国际也划归有色金属局管理。到2000年，有色金属局进一步被撤销，中矿国际的氧化铝项目被五矿接手；其在陕西的煎茶岭黄金开发项目，则未被五矿看中。
中矿国际日后被管理层收购，2002年改名为澳华黄金，并于当年在澳大利亚交易所上市，2007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可以说是在目前中国惟一成功的外资黄金公司。
澳华黄金执行董事徐汉京目前还担任公司中国区业务负责人，他正在努力实现着他创办中矿国际时的第二个想法——在中国建立一个样板矿山。尽管他的第一个想法——利用外资获取中国短缺的资源未能实现，至少他可以欣慰的是，中国眼下有色行业从事海外并购的活跃分子，不少与他创办的中矿国际有关。
中矿国际成立之初，徐汉京就从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挖来三位核心成员，使得中矿国际完全按照西方公司模式运作：公司首席执行官为原麦格里银行大宗商品负责人尼克科提斯（Nick Curtis）；科提斯的手下杰克科林（Jacob Klein）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并从1999年起担任副运营总裁；麦格里企业融资部的迈克科斯格罗夫（Michael Cosgrove）则负责开发工作。
科林后来成为澳华黄金的首席执行官，迈克科斯格罗夫现在是亚美煤炭公司首席执行官，仍在中国进行矿业冒险。
至今，在部分中国政府官员眼中，徐汉京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在中国有色行业业内人士看来，中矿国际使中国有色企业的国际化迈出了第一步。尤为重要的，则是为日后中国企业的大手笔海外并购积累了一批推动者和实务操作者。
“中矿国际完全是西方人在管理，徐汉京并不管具体业务，中国有色总公司派出计划部副主任程刚参与董事会。从1996年至今，这家公司为中国的矿业公司国际化培养了不少人才。”当时担任中矿国际董事会秘书、协助科斯格罗夫工作的王文福告诉《财经》记者。
如今42岁的王文福是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正是中铝入股和注资力拓的项目小组核心成员之一。
当年就职于有色总公司计划部海外处、兼任中矿国际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赵振刚，如今担任中国铝业公司海外开发部主任。
在以后的数年中，中矿国际这批人随着有色总公司的解散而流散于其他矿业公司。他们所在的新企业随后的一次次海外试探，与中国政府对于海外收购资源资产的看法变迁正好同步。
1999年前后，中国有色进出口总公司在伦敦的交易员邰宇加入中矿国际，后则随氧化铝项目进入五矿，成为2004年五矿对加拿大矿业公司诺兰达收购的主要操盘手之一。
五矿的受挫这桩当时看上去冒险、如今已是机会难觅的收购，由于主管部门举棋不定，最终功败垂成
2004年春天，加拿大第一大矿业公司诺兰达首席执行官德雷克潘内尔（Derek Pannell）接到Brookfield基金（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Inc）北京代表杨建珍的电话，说有家中国公司想参与收购诺兰达。
“中国五矿？是什么公司？他们有钱吗？”潘内尔在电话里疑惑地问。Brookfield基金持有诺兰达42.7％股份，潘内尔不得不对这个信息表示关注。
这是后来震动全球的五矿收购诺兰达交易的开始，也是当时中国企业在海外发起的最大一起收购。2004年，推动并领导了对诺兰达超过40亿美元收购的人，正是当时主管有色业务的五矿高级副总裁的朱光。
世易时移，此时的中国，对于海外收购不再像早年那样“谈虎色变”。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已在中国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亲眼见证了中国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潜力，包括中海油和五矿在内的先行者，有意要到更大的舞台去寻找商业机会。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诺兰达，是当时全球第九大铜生产企业、第三大镍生产企业、第三大铅锌生产企业，而且有相当可观的铝产能。虽然其开采成本并非最低，但资产质量仍属难得。
此时的五矿虽然是中国第一大五金矿产品贸易公司，但总资产为40.1亿美元，净资产12亿美元，尚不及诺兰达的一半。作为一家纯粹的贸易公司，五矿饱受价格上下波动的风险之困。为此，五矿总经理苗耕书提出，要“向实业转型”，“掌控资源”。
一位很早就参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一个不应忽略的大背景是，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提出要求央企“做大做强”，三年内做到行业前三名。这使得各家央企都面临着寻求未来出路的压力。
收购诺兰达被五矿当做“向实业转型”的一块“试金石”——如果成功，则可以帮助公司摆脱未来被合并的压力。到当年9月，五矿经过竞标，最终提出以42亿美元收购诺兰达100％股权。这一方案，击败了包括巴西淡水河谷、南非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等在内的世界矿业巨头，获得与诺兰达独家谈判的权利。
但是，这样一桩“蛇吞象”的交易，不仅在加拿大当地遭到质疑，甚至中国政府审批部门也不无疑虑。举棋不定之间，有色金属价格飙涨，带动诺兰达股价一路狂升（参见《财经》2004年第22期“诺兰达收购风波”），42亿美元的报价已再难成交。
一位当年交易的参与者告诉《财经》记者，五矿当时遭遇的最大障碍，还是在于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因为发改委对于五矿其实并不看好。“发改委的官员认为，五矿的平台太小了，只是一个贸易公司，缺乏具备管理矿业资产生产经营能力的人，因而一直拖着不批。”
据《财经》记者了解，发改委甚至要求五矿必须与国内几家钢铁企业联合组团收购。在临近独家谈判权过期前，发改委还试图指定中信集团出面，代替五矿完成收购，但被诺兰达方面拒绝。
不过也有一种分析认为，五矿交易不获当时中国高层的认可，部分原因在于其交易融资主要从银行借款。
就在五矿的独家谈判期于2004年11月16日失效之前，苗耕书因到退休年龄即将离职，进一步令五矿的管理层失去推动交易的动力。
最终，诺兰达在2005年9月被瑞士Xstrata公司收购，价格为192亿美元，比五矿的报价高了将近5倍。这一结局令五矿整个收购团队士气大挫，“觉得再做什么努力也没有用，做不成什么交易。”一位当事人表示。
这桩当时看上去冒险、如今已是机会难觅的收购，由于主管部门举棋不定，最终功败垂成。经历了诺兰达挫败之后，五矿“元气大伤”，在资源领域收购上一直未见有大手笔，参与交易的五矿团队随后各奔东西。当年一度有望掌舵五矿的朱光，亦由于其他原因，在交易失败以后，从前台隐入幕后；虽然依然挂衔五矿高级副总裁职务，至今却一直并未被分配具体工作。
饥饿的中国胃铁矿石的疯涨，推动企业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亦进一步改变了中国主管并购审批部门的想法
五矿对诺兰达的收购虽然未能成功，但这一交易对中国矿业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被视为中国矿业公司真正参与国际并购的开始，也是中国企业对海外收购重新认识的开始。此后几年里，全球矿业市场波澜起伏，并购如潮，各种资源价格一路上涨，令中国企业开始意识到参与上游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多数中国企业并未有此意识。一位曾经主管过钢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官员告诉《财经》记者，上世纪90年代，冶金部曾组织过宝钢、武钢、马钢等钢铁企业到澳大利亚、巴西谈合作，但是企业未表现出多大兴趣，“当时企业并不看好铁矿石市场，担心开发出来铁矿石卖不出去。”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在2000年前后将“走出去”上升为国策，主管海外收购的政府官员仍然可以通过审批权力，左右海外收购项目的命运，因而难以避免出现以权谋私之弊。
其中最典型者，当属从1996年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外资司海外投资处处长的何连中。在2003年的机构改革后，何连中出任发改委外资司助理巡视员，位居副司级，直到2005年涉嫌违法违纪问题遭到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其间部分对外收购机会的错过，难免与其主管审批之责有关。何连中于2007年因受贿罪获刑12年。
最迟至2004年，当澳大利亚矿业冒险家、Fortescue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弗鲁斯特（Andrew Forrest）来到中国寻求投资者时，还频频碰壁。国家发改委当时一位主管官员态度强硬，不仅指定由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代表中国钢铁企业谈判入股，还要求中方必须占绝对控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但是，江苏省张家港市吴岳明创办的丰立集团，则率先走出了一步，以每股1澳元的价格认购了Fortescue700万股。发改委当时曾认为，丰立入股属于未经批准的违规行为。丰立几经周折才最终获准。此后，Fortescue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丰立的这笔投资如果持有至今也获利颇丰。
此时，无论能源还是矿业市场都尚未显示将出现一轮长期牛市迹象，但国际矿业市场历经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整合之后，已经呈现两个明显的趋势：由单一金属矿业公司转向多金属矿业公司和由地区性矿业公司向全球性矿业公司集中，其结果是矿业资源的集中度提高。
1995年12月，力拓经由RTZ与CRA两家矿业公司的联合而产生。巴西淡水河谷公司1997年开始推行私有化并大举兼并铁矿石企业。2001年6月，注册于澳大利亚的BHP Limited与英国注册的Billiton Plc合并成为必和必拓（BHP Billiton）。这三家公司控制了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70％以上。
在铝业市场，加拿大铝业公司（Alcan，下称加铝）于2000年收购了瑞士铝包装生产厂Alusuisse，2004年初收购了法国普基铝业公司（Pechiney Aluminum）。2007年9月，力拓以380亿美元收购加铝。
作为矿产资源和能源最大消费国，中国此时恰成为国际矿业市场整合大潮的旁观者，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些整合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中国的巨大胃口。
以铁矿石为例。中国的铁矿石50％以上要依靠进口，据中钢协数据，从2000年开始，中国每年进口铁矿石的增长幅度几乎都达到了20％左右。2008年，在国内市场铁矿石资源供给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全年进口铁矿石4.446亿吨，仍比上年增加6056.41万吨，增长15.81％。
及至目前，中国在海外的铁矿石权益量只有4000万吨，不足进口量的10％。相比起来，资源贫乏的钢铁强国日本，境外权益铁矿石占进口的比例在60％以上。
除了“疯狂”的铁矿石，中国每年还从国外大量进口其他有色金属资源。澳大利亚投资银行麦格理金属研究员刘博雅告诉《财经》记者，中国有75％上的铜需要进口，铅锌矿每年亦有接近30％需要从国外进口。
在三大铁矿石生产商控制下，自2004年开始，铁矿石价格连续上涨，其中2005年较上一年上涨幅度高达71.5％；2008年，力拓与必和必拓谈判的最高涨幅达到了96.5％。以巴西淡水河谷的卡拉加斯块矿为例，2000年该矿协议价格为16.19 美元/干吨，到了2008 年则上涨到了81.36 美元/干吨，短短九年就上涨了4 倍多。
“这对于大宗原料来说，是巨大的涨幅。”北京钢联资讯总监徐向春告诉《财经》记者。
“铁矿石的疯涨，推动企业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现在矿价高了，企业担心买不到矿，所以改变了海外投资策略。”前述政府官员说。
中海油信号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给中国的决策者们传递了一个信号：收购欧美国家能源资产，阻力太大。中国国有油气企业转而将目光转向中亚和非洲
恰在此时，2005年1月，中国最大的国有石油天然气集团之一中海油，打算考虑参与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竞购，并于当年6月发出逾18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在诺兰达教训之后，也在国际能源、资源市场形势的变化之下，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一改过去的犹豫和谨慎。
中国国内共识已经形成，审批和企业的意愿都不再是问题，但新的外部障碍又出现了。就在中海油正式发出收购要约的同一天，美国国会41名议员联合致函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呼吁其采取行动，阻止中海油的收购。这桩交易遭到了美国政界和舆论的巨大反对声浪。
首先遭到质疑的是中海油的国有控股身份，以及担心中海油会锁定供应，甚至担心优尼科深海勘探技术被中海油用于军事技术等。中海油对此有所准备，在美国展开积极游说行动，但反对的强烈程度仍超出预料。最终，中海油不得不在2005年8月撤回对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要约。
日后回想起来，中海油的很多内部人士都坦然承认，那时的中海油不是很成熟，准备不够。这一失败，的确给中国的决策者们传递了一个信号：收购欧美国家能源资产，阻力太大。
英国邓迪大学能源石油矿业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Philip Andrews-Speed认为，中国国有油气公司开始转而重点考虑另两种对外能源获取方式：一是签订贸易合同；二是获得他国油气田的勘探和开采权，拿权益油气。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发现相对而言，购买非西方国家的油气资产更容易一些。
在过去十多年里，以中石油为首的三家国有石油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所涉猎，譬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非洲的苏丹、中东的伊拉克、南美的委内瑞拉。Andrews-Speed说，现在中石油可能更倾向于将它在这些地区的业务做扎实做大。这也是尝试后的选择。油气资源主要在中东，但控制这一地区的资源的都是国家石油公司，很难拿到；中亚相较容易，而且与中国距离较近，政治外交关系比较好；非洲情况也类似。所以，中国国有油气企业由此将目光转向了这些地区。
从2008年9月后传出的并购消息看，中国国有油气公司的并购目标，大多为欧美注册或上市，在中亚、非洲和中东握有资源和开采权的中小独立油气公司。
对此，追踪中国能源的独立石油分析师Paul Ting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评论认为，一些国家可能认为中国石油公司的政府背景是个问题，但也有一些国家认为，这不仅不是问题，反而是个优势，因为交易可以得到政府的保证。“我并不确定中国在这方面有具体的战略，但我认为中国应该往这个方向走。”Paul Ting说。
“纵观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海外并购战略，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是羞涩的；之后开始越来越活跃，哪里有机会都想试试，什么机会都想试试。而最近三四年，中国油气企业又开始有所选择——倾向于找合适的。”Andrews-Speed说。
必和必拓之战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面临的是没有多少资产可收的状况，直到必和必拓与力拓并购案的出现
合适的机会并不容易找，只能等待。此后几年里，全球矿业市场波澜起伏，并购如潮，各种资源价格一路上涨，石油价格亦一路上扬。中国企业在等待更为合适的时机和收购目标。
2007年10月，世界第一大矿业公司必和必拓对第三大矿业公司力拓提出全面收购，犹如一声惊雷，令中国的矿业公司如梦初醒。
力拓是世界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目前拥有110亿吨铁矿石储量；必和必拓为世界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目前拥有约70亿吨铁矿石储量。如果两家合并，将占据全球铁矿石市场超过34％的份额，并使得全球铁矿石主要供应商由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三家进一步缩减为两家。
要避免这种威胁成为现实，中国企业必须有所作为。“中国公司的反应很复杂。并购对中国是不利的，这一点认识比较一致；但是怎么办，认识非常不一致。”王文福对《财经》记者说。
必和必拓拟收购力拓消息传来之后，很多投资银行已穿梭其间，动员中国企业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这场世纪大并购。当时，外界猜测的参与对象是以宝钢为代表的中国钢铁企业，因为中国钢铁企业在过去几年饱受铁矿石涨价之苦，对于上游的更大垄断深怀畏惧。很少有人预料到，2001年才组建、在“国字号”企业中排在宝钢等之后的中铝会率先出手。同样很少有人了解，中铝此时已经聚集了一批最早中国资源企业海外并购的参与者。
随着朱光被“雪藏”，2005年年底，五矿收购诺兰达那宗交易的直接操作者、副总裁许峰出走五矿。次年3月，另一位操作者邰宇也离开五矿，加入中铝，出任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与更早加入中铝的王文福、赵振刚等“老有色人”再度聚首。
早在2000年9月中铝筹备组上市办公室成立时，当年涉足中国有色海外收购的资深经理人赵振刚就离开国家有色金属局，进入上市办工作，后出任中铝海外开发部主任。负责对美铝氧化铝投资项目的王文福则于2003年年底离开五矿，次年初加入中铝，任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文福、邰宇和赵振刚，成为此后中铝入股力拓及注资行动的项目小组的“三驾马车”。
这驾马车的领头人，是当时年仅49岁的肖亚庆。肖亚庆2004年4月出任中国铝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在中国，这是一个相当于副部级的职位。很多人认为，这位年轻的副部级央企当家人仕途前途无量。
在100多家中央企业中，中铝并非最有实力者，但是肖亚庆的冒险精神和想像力，使他没有放过这个机会。2008年1月，中铝一鸣惊人，联合美铝出资140.5亿美元，在伦敦公开市场购买力拓英国公司12％股份，成为力拓单一最大股东（参见《财经》2008年第4期“中铝的突袭”）。
这一收购举措不仅令必和必拓意外，最后的结果甚至也超出了中铝内部的预料。“做之前，我们自己都没想过这事能成，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方向，我们要去冲。”一位参与交易的中铝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坦言。
完成收购之后，肖亚庆告诉身边的员工：“这还只是第一步。”这位世界第三大氧化铝厂的当家人清楚，一旦必和必拓与力拓合并失败，力拓股价将大幅下跌，对此中铝不能无所准备。
不幸言中。随着经济危机袭来，2008年下半年全球矿业市场急转直下，必和必拓亦最终放弃对力拓收购，力拓股价一度跌至每股不到11英镑，中铝在力拓的投资账面损失惊人。其时，肖亚庆反复对外强调的是：收购的最大目的已经达到，即成功阻止了“两拓”的并购。
然而，身陷债务泥潭的力拓给了中国企业又一个机会。2007 年，力拓以380亿美元协议收购加铝，超过竞争对手美铝275亿美元报价的33％。这一当年辉煌的交易，如今成为力拓主要债务负担的源头。当初，力拓首席执行官艾博年（Tom Albanese）对交易给出的理由是，“这全是因为中国”。时至今日，当中国企业成为力拓的“救命稻草”时，这句话看来格外意味深长。
2008年12月，力拓宣布裁员13％，并将2009年的资本支出缩减50亿美元。但是，高达近400亿美元的负债，其中89亿美元在2009年10月到期，迫使力拓必须在2009年2月的年度业绩发布会之前向股东交出偿债方案。
2009年2月11日，肖亚庆终于迈出“第一步”之后的下一步。当晚，在高伟绅（Clifford Chance）律师事务所伦敦的办公室，他签下了用其自己的话说“想都不敢想”的协议。中铝决定动用约195亿美元现金，通过购买资产和可转债形式向力拓注资。
“我们与力拓合作的资产是目前世界上整体资产中最顶级的，外电评价为‘皇冠上的明珠’。”2月16日上午，回到北京之后，肖亚庆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铝与力拓在资产层面的合作，几乎涵盖了力拓在铜、铁矿石、铝等层面最优质的资产。哈默斯利（Hamersley）所在的皮尔巴拉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矿区，而哈默斯利是皮尔巴拉地区最好的铁矿石资产。智利的埃斯康迪达（Escondida）铜矿是世界上最好和最大铜矿，其年产量接近中国全年铜产量的两倍。而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韦帕（Weipa）铝土矿是世界上已开采的条件最好的铝矿之一。
与此同时，中铝还获得了铁矿石和铝土矿稳定的供应保证。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中铝与力拓共同组建的销售合资公司，将负责在澳大利亚之外销售一定比例的韦帕铝土矿，以及哈默斯利30％的铁矿石在中国的销售。中铝还可按正常商业条款，获得25年韦帕铝土矿的供应保障。
肖亚庆坦言，与力拓合作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提升中铝的国际化管理水平。“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对国际资本运作、国际企业并购、企业管理，都有了全新的认识，也看到了中央大企业集团与国际化企业的巨大差距。如果我们真的合作成了，我们要派几十个管理人员到力拓去工作，这将是中铝非常重大的宝贵资产。”
2月11日，就在肖亚庆和艾博年在英国伦敦达成交易之时，中铝另一队工作人员由中铝副总经理吕友清、中铝海外开发部执行副总裁邰宇带队，已经身在澳大利亚。在交易宣布第二天，中铝就向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提交了交易申请。2月17日，中铝的代表团向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官员进行了说明。
合唱没有指挥很多业内人士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企业大规模到海外收购，会由于缺乏协调而导致在谈的交易最后难以成功
2月24日下午，香港港岛香格里拉酒店29层。4时48分，一个刻意选定的带“8”的时刻，华菱集团董事长李效伟与红光满面的Fortescue首席执行官弗鲁斯特共同现身，双方签订注资协议。
根据协议，华菱将以每股2.48澳元的价格、总金额5.58亿澳元的代价，认购Fortescue新发行的2.25亿股股票。同时，华菱还另外斥资6.27亿澳元，向Fortescue第二大股东、美国对冲基金Harbinger Capital购买2.75亿股，每股价格约为2.28澳元。
完成交易后，华菱将获得Fortescue摊薄后16.48％的股份，晋升为第二大股东，仅次于第一大股东、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弗鲁斯特，其持股比重约为30％。
整个签约仪式短暂而仓促，没有一家国际媒体到场，只有来自湖南的少数几家媒体记者，显示着这场投资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华菱手中。
“经过四年的寻觅和磨合，Fortescue终于确定华菱这位合作伙伴。”在签约仪式上，弗鲁斯特如释重负般告诉《财经》记者。他似乎并未忘记四年前在中国寻找投资者遭遇到的冷遇。
不过，担任华菱财务顾问的德意志银行董事总经理张秀萍告诉《财经》记者，华菱从谈判到完成协议，前后只花了将近三个星期。她强调，与一般收购往往会溢价不同，这次华菱谈定的价格较Fortescue股价有大幅折价。
此次华菱入股Fortescue的平均价格为每股2.37澳元，较其2月23日停牌前每股2.83澳元折让约16％；不过，较停牌前过去30天平均每股2.18澳元则溢价约9％。
交易签署当晚，弗鲁斯特没有在香港停留，而是立刻返回了悉尼。不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投）亦在评估向Fortescue投资一事。知情人士称，Fortescue有意向中投出售优先股，交易金额可能达到30亿美元。
华菱入股Fortescue只是中铝宣布注资力拓之后的又一余波，此前五矿在2月16日宣布了对OZ矿业的全现金收购要约。短短不到两周，中国向澳大利亚企业投资金额高达212亿美元（约合1452亿元人民币），超过2008年全年海外投资金额的40％。根据中国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初步统计，2008年全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
据数据提供商Dealogic2月23日的统计，今年以来，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主要领域为自然资源，收购金额比重占到所有领域的97％；资金流向非常集中，在澳大利亚的收购金额占到总金额的90％。相比之下，2008年全年自然资源领域的收购案占60％，而流向澳大利亚的资金仅占当年总额的7％。去年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是英国，占资金总额的32％。
“目前还有许多企业正在谈海外资源收购，有些项目存在几个中国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一位知悉内情的人士透露。
中国企业随之而来的一拥而上，无异于将本来已遭遇股东和政府审批压力的交易放到了一块更烫的铁板上。不少国内业内人士也表示惊讶：为何这些交易缺乏协调，仿佛丝毫没有顾及交易同时宣布，会在澳大利亚引起政治上的反对压力？“政府部门与企业有各自的利益考虑，但这些利益未必都是国家利益。”一位参与交易的人士说。
“我不认为这是政府主导或政府推动的，只能说是政府支持的。其最核心的动力是企业自己想壮大，希望能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邓迪大学学者Andrews-Speed告诉《财经》记者。
近来与中国有关的交易虽然数量密集，金额巨大，几乎每一桩都各有其背景和缘由。其中很多更是谈判经年，直到最近才受益于外部经济形势的帮助和国内审批的放松而得以成交。
Fortescue2008年就一直在中国寻找投资者，先后接触过上海宝钢、江苏沙钢、河北钢铁集团等，最终才与华菱达成了交易。事实上，自“走出去”这一口号在2000年正式提出以来，各个部门只是到最近才迈出积极落实的步伐。
在今年2月初召开的国家能源局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能源局就中国的能源国际合作作出规划。根据规划，未来三年，中国将多方位支持能源国际合作，鼓励企业开展海外资源开发和并购，对重大境外能源投资项目予以贷款贴息、优惠贷款、提高财政注资比例等支持政策。另外，还将研究从外汇储备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海外能源勘探开发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石油企业获取海外资源。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这次会上提出，要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鼓励和支持企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境外油气领域资产并购，更多地掌控和获取油气资源。
新近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下称《规划》）也明确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到国外独资或合资办矿，组织实施好已经开展前期工作的境外矿产资源项目；支持符合准入条件的重点骨干企业到境外开展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合作和对外并购。为了支持国内企业进行海外矿产资源收购，《规划》在金融、管理、资金等方面都提出了支持措施。
这些政策陆续出台后，从中央企业到地方国企、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收购者们的跃跃欲试，让很多外部观察者相信，中国的这场声势浩大的能源并购大合唱必然体现了政府意志，是一种集体行为。已经浮出水面的收购意向，事实上已在某些地方——比如伦敦和澳大利亚——制造了恐慌的情绪。
可是，这其实更像一场没有指挥的大合唱。据《财经》记者了解，在海外并购方面，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委员会。
一家中国企业要开展海外并购，至少必须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外管局的批准，其中，发改委主要是避免国内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但这一情况事实上并不少见——以及审查并购是否符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布局；商务部则负责确保国家贸易平衡，核实是否鼓励向该国投资，是否会牵涉到反垄断、贸易制裁和WTO诉讼。由于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以前对动用外汇“严防死守”的态度也已经变化，但是外管局的批准程序仍然必不可少。对于中央企业，还需要获得国资委批准，上市公司则还需要经过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上述几项审批程序中，最关键的审批关卡是发改委。2004年，五矿收购诺兰达就迟迟未能获得发改委放行。此后，Fortescue寻求尝试与中国合作，也是因发改委坚持中方要绝对控股，Fortescue最终放弃了与中国的合资计划。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否绝对控股已经不再重要，而发改委对乘机“抄底”颇为积极，企业的并购冲动也就更为明显。
很多业内人士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企业大规模到海外收购，会由于缺乏协调而导致在谈的交易最后难以成功。
“现在中国企业一窝蜂跑到国外去买资产，从政治角度来说，不一定能批下来。最后能不能做成，不是从经济角度就能够决定的。”麦格理金属研究员刘博雅告诉《财经》记者。
寻求共同繁荣能源企业的特殊性似乎注定，这一领域的收购不会是纯粹的商业收购，必须存在国家之间的互信和互利
2月11日，就在中铝与力拓宣布注资交易之前，澳大利亚财长斯万发布公告，称澳大利亚政府将通过有关法律，在审议海外投资时把可转换债券视同为股份。
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所做的这一调整，意在针对中铝向力拓注资交易，因为其中包括了72亿美元可转债交易，而且这种临时应变表明了澳大利亚所受到的“震动”。
不过，中铝内部人士称，交易宣布之前一直与澳大利亚的审查部门有沟通；澳大利亚财政部所采取的临时修改政策，正是澳大利亚政府向国内表明其履行职责的表现，因此并未出乎中铝预料。
2008年1月，中铝购买力拓在英国上市公司股份时，事前并未与澳大利亚政府方面有沟通，而是事后递交的申请。
随着之后五矿全面收购OZ矿业、华菱认购Fortescue股份交易的宣布，澳大利亚政府面临的审批压力无疑进一步加大。澳大利亚当地工会及老百姓，对中国集中购买澳自然资源的举动，也产生了许多担忧和猜测。这些质疑部分是针对中铝注资力拓这一具体交易，部分是针对广泛的中国投资。
中铝注资力拓的交易公布后不久，力拓第二大股东L&G投资管理公司（Legal & General Investment Management，L&G）就呼吁力拓董事会采取其他融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困境，比如向全体股东增发新股。“股东优先权是最重要的，”并称希望与力拓进一步合作，达成全体股东都能接受的结果。
与力拓股东不同，澳大利亚政府则需要从国家利益层面来审查交易。澳大利亚财长斯万对力拓和中铝之间的195亿美元交易持有非常谨慎的态度，他表示，“政府将根据力拓和中铝交易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在国家利益方面将深思熟虑。由于中铝是力拓的客户，所以该交易将受到严格审查。”
就在中铝和力拓的交易宣布后的第二天，澳参议员Barnaby Joyce马上提出反对，“他们要购买澳大利亚的资产，当他们已经在门口的时候，你很难对他们说你不喜欢他们的行动方式。最好还是在主要客户和拥有人之间有个区分。”
相对而言，矿区所在地政府对中铝与力拓的交易持欢迎态度。西澳州长Colin Barnett表态支持中铝对力拓的持有股份上升至18％，但他表示，不希望更高的持股比例。昆士兰州总理白黎安（Anna Bligh）女士在交易公布不久就表达了对中铝的支持，“中铝和力拓的协议对促进当地经济很有帮助，希望联邦政府允许交易继续进行。”
西澳州为澳大利亚铁矿石主要产区，昆士兰州则正在与中铝合作开发当地的铝土矿。
迄今为止，澳大利亚会讲中文的总理陆克文始终未对中澳之间的投资进行表态。
澳大利亚反对党矿业领域发言人麦克法兰（Macfarlane）代表反对党提醒陆克文，要认真而且审慎地审查中铝注资一事。反对党担心外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进入澳大利亚并接触敏感信息。
潜在的阻力来自多方面，包括对方企业股东、工会，对方国家政府、人权组织，等等，核心还是利益的协调。
英国学者Andrews-Speed说，当初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未遂，其实美国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问题并不那么凸显，因为优尼科的资产分布于世界各地，一大部分在亚洲。之所以有阻力，主要是优尼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股东不放心让一家中国企业成为大股东。
他认为，现在中铝也面临这个问题。力拓股东的反对可能不是针对中国，而是担心中铝交易后自己的股权被稀释。“此外，澳大利亚也担心，力拓是国家最大的企业之一，如果所有权归中国，会威胁到国家产业安全。”
资源企业的特殊性似乎注定，这一领域的收购不会是纯粹的商业收购，必须存在国家之间的互信和互利。最近，中国和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陆续签订原油贸易大单，与之伴行的，有庞大的贷款项目来帮助对方国家能源公司摆脱现金流短缺的困境。此外，中方往往还在中下游市场有所承诺。在今年能源工作座谈会上，能源局就提出，未来三年会积极推进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大型合资炼油项目。
互利双赢合作才会稳定，这一点在中俄能源合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提供的250亿美元贷款，不仅可帮助俄罗斯石油管道公司解决太平洋管道中国支线的资金难题，还可帮助俄罗斯石油公司摆脱西方银行的债务重负。
根据两国初步协议，通过中国支线供应中国的每年1500万吨石油，一部分用于保障中俄东方石化（天津）公司的需要。该公司是中俄2007年成立的合资公司，中石油集团占股51％，俄罗斯石油公司占股49％。“因为利益里有俄罗斯的一半，互利互赢，合作因此更有保障。”曾作为中国驻俄外交官、多次参加中俄原油管道谈判的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副秘书长和振伟说。
实际上，签单的契机除了受金融和油价影响，应一时资金之需，也与俄罗斯开发东西伯利亚的能源战略目标相吻合。“外国政府也需要向他的国民解释，这桩并购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德勤中国能源与资源行业业务负责人卢娅说。
一位澳大利亚矿业企业在华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澳大利亚政府曾明确表过态，中国企业进入澳大利亚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开放程度。2月28日，中铝新任总经理熊维平将飞往澳大利亚，就中铝注资力拓交易与相关各方沟通。“我将领导我的团队为这个协议的实施做出努力。”在临行之前一天，熊维平如此对媒体表示。
贷款人国开行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09-03-01 作为总额可能超过600亿美元贷款的牵头行，国开行为何介入四桩中国大交易 从2008年10月谈至2009年2月17日，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终于达成共识，为持续近四个月的“贷款换石油”谈判画上了句号。在当天签署的七个能源合作文件中，包括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同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管道公司分别签署的贷款协议。俄罗斯的这两家公司以与中石油签订的20年出口3亿吨原油的供油合同为担保，从中国的银行分别贷款15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国开行是主要贷款行，另一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将为此提供部分贷款。
在此前后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国开行又连续与三桩中国交易发生交集。
2月12日，中铝宣布通过认购可转债和建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向力拓集团投资195亿美元。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开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再度联手；另有一到两家商业银行将参与其中，为中铝提供银团贷款。
2月18日，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下称中石油）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下称中石化）达成初步协议，将每天向两家公司分别供应6万到10万桶原油，以及4万到 6万桶原油。国开行则可能向巴西国有石油公司提供高达100亿美元的贷款。
同一天，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也与中石油签订了每天供应8万桶至20万桶原油的谅解备忘录，用以支付两国开发银行之间的债务。
尽管几桩大单的正式贷款合同目前尚未签订，但作为总额可能超过600亿美元贷款的牵头行，国开行的角色引来海外舆论猜测频仍。在这些猜测中，国开行被描述为中国政府意志的代表，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源大收购埋单。
如此巨额的贷款，又因交易与石油和矿产资源有关，很难避免不受敏感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国开行为何介入，风险几何？ 商业化定价3月1日是中俄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这些协议原定于去年年底签署，但由于贷款利率方面的分歧而几度陷入僵持。国开行是几轮贷款谈判的主要谈判方。
“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谈了三次。不仅仅要考虑利率、利差，期限这么长，还要考虑风险补偿机制，我们能承受的才接受。”国开行一位知情者称。
整个合同的谈判过程中，贷款与石油一直是分开单独谈判，设有相应的项目组。中石油并不参加贷款谈判。最后一次谈判相当低调，从2月1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7日下午，主要围绕国开行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管道公司之间的250亿美元贷款利率展开。
最终，三方敲定与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挂钩。但是，针对未来20年里LIBOR本身可能发生的大幅波动，以及可能经历几个经济周期，双方又设置了可以相应调整的价格公式，“基本公式就是 LIBOR浮动利率＋固定利差，这也是国际惯例。”上述国开行人士透露。
2008年7月，俄罗斯石油公司曾通过德意志银行牵头的银团融资32亿美元，以偿还一年前收购尤科斯所融的过桥贷款，贷款成本为LIBOR+1.25％，期限为五年。今年1月28日，俄罗斯石油公司又通过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巴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六家银行机构组成的银团融资13.5亿美元，贷款为期15个月，成本为LIBOR+1.8％。这两笔贷款均以公司石油出口合同未来收入作为抵押。
国开行此次谈判亦遵循了这一模式，最后谈定的利率，并不在之前商谈的“5.5％-6％”的区间内，而最终确定在“6％-7％”区间内；而在第一轮谈判时，俄方提出的是固定利率3％。
“贷款价格是各商业银行的秘密，是根据经营战略、风险偏好来确定的。我们是根据以前的历史数据，并充分考虑到国开行的筹资成本、税收、交易管理成本来确定的最终价格。”国开行一位内部人士强调，这是“市场化定价，主要的优惠在于期限长，承担的风险大”。对于目前确定的“6％-7％”的利率区间，他表示“起码现在不会赔”。
国开行的主要筹资来源是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金融债，后者也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中长期债券发行主体。2008年，国开行金融债发行总量为6200亿元，占当年整个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量的20％。
不过，与俄罗斯石油公司此前从欧洲其他银团获得贷款的交易细节显著不同，此次国开行授予贷款的期限长达20年，是其迄今期限最长的一笔贷款。
对于当下俄罗斯政府面临的赤字危机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融资困境，尤其是以善变而闻名的俄罗斯人，在未来长达20年的时间内，其潜在风险不言而喻。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认为，“从俄罗斯的财政能力、综合能力看，在利差固定的情况下，对于国开行而言，经济层面的风险并不大；更多的在于中俄两国之间的政治风险，即两国在整个国际战略中的利益诉求是否可以一直保持平衡。”
在国开行看来，风险是有的，但每个企业有自己的判断。“当你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时，会承担较小风险，”国开行前述消息人士表示。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原油进口商，需要获得稳定的原油供应，并在中东和非洲之外扩展油源，实现进口多元化，确保能源安全。
“俄罗斯缺钱，中国缺石油，实际是商业利益。”他说。 国开行的选择近年来，国开行已经有意识地开展海外扩张，更以传统贷款方式拓展“走出去”业务，向委内瑞拉、俄罗斯、非洲和中亚等地区派出了工作组。
国开行董事长陈元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国开行在海外开展业务，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就是希望成为一家国际化、全球化的银行。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标，相较于其他商业银行，国开行的海外业务开展得最早，规模也大于中国进出口银行，这在过去已积累了相当多实战经验。
国开行并非惟一能做类似业务的银行。但对于急于要推动交易的相关企业，事实上，除了国开行，他们很难有替代性选择。汇金公司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通常商业银行贷款期限超过五年，就要报银监会审批。而且国开行不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没有那么复杂，商业银行如果做还要报董事会、外方股东、香港投资者，独立董事等。企业一般都希望避免此类麻烦。
“国开行参与这些交易，还是以前的保本微利的开发性金融性质。按照国务院对国开行的定位，国开行商业化转型之后，仍要支持配合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但我们一直坚持在具体案例中商业化运作。”国开行投资局有关人士坦承。
《财经》记者从国开行获悉，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贷款以及与委内瑞拉开发银行的债务，定价机制将与中俄谈判思路类似，不过谅解备忘录内容还得通过进一步谈判来落实到合同。
“与中资机构海外买资产相比，贸易模式更靠得住。”一位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许文鸿博士认为，贷款利率在6％-7％区间，是个不高不低的利率水平，长期来看，收益好于持有美国国债。
这是中国第一次从陆路进口石油，也是第一次尝试将贷款合同和管道合同、原油供应合同绑在一起。
许文鸿认为，对于中国来说，3亿吨石油也是一个合适的进口量。20年下来，平均每年约1500万吨，约占中国每天消耗石油的4％，“既稳定了中国的石油需求，也不至于太依赖俄罗斯；同时绕开了美国可能对马六甲海峡实施的控制，不会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
至于前不久国开行支持中铝收购力拓，亦是国开行在“走出去”战略下的主动选择。“并不是国务院拍板后才做的，是我们自己想到的。商业机会什么时候都有，做不做是另一回事。其他商业银行都是跟在政府的后面走。” 从演练到实战今年1月下旬，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出台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到国外独资或合资办矿；将加大对重点骨干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对实施“走出去”的企业，在发行股票、企业债券及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
在“走出去”战略上表现激进的国开行，在历史上已积累了丰富经验。用国开行内部人士的话来说，“现在是到了收获的时候。”
早在2004年9月，国开行当时计划对五矿斥资42亿美元收购加拿大最大的矿业公司诺兰达（Noranda）提供融资安排。当时的诺兰达交易，无论在中国公司的海外收购史还是在加拿大公司的被收购史上，均史无前例。
按照彼时国开行的融资安排和还款方案，初步方案是由国开行牵头，联合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有兴趣参与的银行，提供23亿美元左右的本、外币贷款，再加上五矿及其收购联合体自己提供的资金，共同组成约27亿美元的资本金；然后，再由亚太、欧美一些商业银行组成国际财团，贷款15亿美元左右，与国开行等共同组建一个SPV（special purposed vehicle，特殊目的实体）公司来提供贷款。考虑到借款人的经济实力和实际还款能力，可能要给予较长的贷款宽限期和贷款期限，并给予宽限期内的利息资本化。为了还款时避税，SPV公司将分别设在香港、比利时、卢森堡和加拿大，因为比利时和加拿大双方有一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至于还款资金来源，据测算，将包括诺兰达一年2亿美元的分红。在全面收购后，诺兰达将成为私人公司，分红比例由公司自己决定，出售资产可以收回一部分资金；继之通过重新上市，出售老股获得部分现金；此外，还包括五矿本身上市卖老股等方式在资本市场融资。当时，这一融资方案吸引了包括工行、交行等多家中外银行报价。
最终，因国家发改委审批的延搁以及价格分歧，这宗收购流产。但这成为了国开行参与海外并购史上最完整的一次演练，也为其日后支持中铝收购力拓积累了经验和参照。
今年2月12日，中铝发布公告称，将向力拓注资总计195亿美元现金，认购可转债增持力拓股份，并在铁矿石、铜和铝资产层面与力拓成立合资公司。如果交易顺利最终达成，这将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单笔投资。
根据公告，中铝需在2009年3月31日之前完成融资安排。国开行是主要贷款支持方，这也是国开行与中铝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合作是在2008年1月，彼时中铝联合美国铝业公司出资140.50亿美元，从公开市场收购力拓。略有不同的是，这次贷款交易，发生在中国银监会为配合“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而发布的《并购贷款管理办法》之后。
“这几大项目，包括中俄、中铝，贷款项目评审程序，与国开行正常贷款项目评审程序一样，定价也都是按照我们的筹资成本、税收、交易管理成本来考虑。中俄项目无非是期限较长，更多考虑一些经济周期的因素。”国开行人士表示。国开行审批贷款项目分五个环节，依次为受理项目申请、评审、对借款人的信用资质进行评审并出具报告、评审委员会审查、专家路演、审批放款。
观察国开行前述海外业务的特点，不难看出，长期以来，集中、长期、大额，既是国开行的融资特点，同时也是国开行的风险特征。尽管国开行也考虑风险补偿机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目前还缺少市场化的风险分散工具、方式和手段。对于长期风险如何把握，仍然有待市场的检验。勿忘海外投资政治学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09-03-01 既然关于资源的大规模并购无法回避政治因素，就应当寻求一个照顾到这一因素的更好方案 新近一轮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的投资浪潮，在澳大利亚国内引发众多不安，也使得陆克文政府面临难题。例如，澳大利亚国内最大的报纸刊登了题为“对中铝说不”的专栏，呼吁堪培拉拒绝中铝注资力拓。文章不但援引经济因素，更牵涉到了地缘政治因素。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正面临两难的抉择：一方面，要维系与其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关系（且不说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目前多么渴求资金）；另一方面，又要看住国内宝贵的矿产资源。更为难的是，至少还有另外两起中国公司投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的大型交易在同时进行。
如果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通过了中铝对力拓的注资，陆克文肯定难逃部分国内民众的指摘，称其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但是，如果这笔交易被拒绝，中澳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将会受到负面影响。现在看来，没有哪一方能大获全胜。
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为何会陷入如此境地？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对中国而言，应该总结出什么经验，来帮助其应对以后更多的全球范围内的并购？
中海油四年前折戟优尼科，但似乎没有中国企业吸取到失败的核心教训。首先，不论交易的经济价值如何，中国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会被假想为中国的战略扩张。因此，任何一项投资计划，都应该意识到其处理方式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并据此做出考量。看起来，在最近接踵而来的对澳投资中，中铝、五矿和华菱很明显并没有彼此协调。然而，这一系列交易信息接连发布，已经让澳大利亚人担心一场摄取澳大利亚资源的集体行动正在进行。此时中铝总经理肖亚庆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职位的消息传出，引发了更多关于政府支持中铝收购的猜测。
事实上，如果有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事情可能会进行得更顺利。中国领导人可以在交易公布前直接对澳大利亚方面解释这宗交易，并说明为什么对彼此有利。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坚决反对，那么中方选择搁置相关交易为宜，因为与任何单个交易相比，两国关系更为重要。如果澳大利亚领导人表示投资可行，那么中方则可以探明，可以如何构造这宗交易更容易被澳方接受。
看得出，这一层级的协调没有发生。尤其当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万声明将修改相关法规来确保政府对交易保有阻止权时，这表明他认为中铝与力拓想通过可转换债券的方式，来规避一年前政府设置的15％股权投资上限。 中铝可能面临的一个更大难题是其所期望得到的资产。力拓拥有一部分澳大利亚品质最好的铁矿石矿藏，澳大利亚当然更希望这些资源被本国公司控制，并在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中国则希望通过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取矿石资源。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笔从政治角度不容易做出的交易。一个解决方案是中国将条件放低。澳大利亚拥有众多品质稍低或难于开发的矿藏无人开采，如果中国公司去开发并使用这些资源，将可能为两国创造双赢的机会。另一个办法，是中国更多转向其他政治较不敏感的国家。虽然投资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政治稳定的优势，但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也更欢迎来自中国的专家。举例而言，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地区，矿藏的开采需要道路、电厂以及勘探和开发的技术，经验丰富的中国公司能够为他们提供这些需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开采和银行业务。这既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发了自身难以开发的矿藏，也确保了中国自身的资源需求。
最后还有互惠的考量。中国在开放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仍对许多核心产业保持高度限制，有些是对外国完全禁止的。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做法会被一些国家认定为双重标准，从而影响到中国对其战略领域的投资。
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中国的投资。一项研究表明，仅仅在采矿业，今年全球将有400亿美元的投资缺口。如果中铝放弃交易，力拓恐怕再难寻求到更好的机会（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可能批准这宗交易的原因之一）。不管怎样，世界都应该对来自中国的资本张开双臂。
对于中国在2009年初所做出的这一波对外投资，各方反应不一。中国应该找到原因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使其“走出去”的战略既合乎本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又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矿业与资本联姻的大戏—2009年中国矿业资本市场回顾【
金融危机来袭：中国矿产勘查投入不减，矿业资本继续受追捧
2009年，红火多年的国际矿业市场，因金融危机突然急刹车：矿产品需求萎缩、价格跳水、企业利润遭腰斩以及大批矿山减停产甚至关闭，矿业资产大幅缩水。在这种形势下，世界矿业领域投资出现“崩盘式下降”。
而中国，因积极扩大内需、政府投资拉动等政策，以及矿产资源瓶颈问题客观存在等因素，矿业在短期萎缩后即开始回暖，如，中央推出4万亿元投资的拉动刺激计划，2009年上半年国务院出台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家和地方为稳定矿产品市场价格出台有色金属收储活动，这些“长拳”、“短拳”，使得原本在寒冬中挣扎的矿业如沐春风。
同样，矿产勘查投资也仍然保持了上升态势。2009年，不少省区财政划拨了地勘专项资金或设立了地勘基金，规模从每年六七千万元到十几亿元不等，如内蒙古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投入达30亿元，还带动了社会投入37亿元；青海省投入2.5亿元省级地勘基金用于整装勘查项目；江西省建立了总额为3亿元的地勘基金用于省内重点矿种和重点成矿区带的前期勘查；安徽省投入2亿元勘查基金，拉动社会投资1亿元；贵州省用1亿多元的中央和地方地勘基金实施了92个项目，拉动社会资本投资已见成效。
正如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在２００９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所披露的那样，国土资源部加大了矿产勘探力度，中央地勘基金已向191个矿产勘查项目投资15亿元，加上地方投入资金,我国固体矿产勘探的资金规模将达到130多亿元，已“有力拉动了社会资金对矿业的投资”。汪民指出，２００９年我国矿业投资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１至８月全国采矿业投资４４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９％。其中，黑色金属采选业投资同比增长３２．６％，非油气矿产勘查投资１３５亿元。
中国矿业融资市场，在全球率先显现出回暖迹象并快速增长：据中国最大投资银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金剑华在2009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介绍，截至2009年，国内矿业上市公司已有117家，市值2.84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23.44万亿元的12%（有色金属4%、黑色金属3%、煤炭开采5%）。
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相关矿业板块中最受市场追捧，平均估值水平最高，高于A股平均水平，且在2009年估值水平快速提升。矿业板块已迅速蹿红成为继金融服务、石油石化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中市值第三大板块。
中国矿业资本在2009年的突出表现，既证明了在全球资本市场剧烈动荡时期，矿业仍然是较为安全的投资领域，又说明了中国矿业增长在为全球矿业复苏注入新活力，在新一轮行业景气回升中采矿与金属行业仍然受到各路资金的追捧。
金融资本与矿业联姻：掀起“中国驱动”旋风
2009年央企频频亮出收购大手笔，其背后就是银团贷款支持和国家的扶持，使并购“不差钱”。
2009年，依托金融资本的矿业收购事件主要有：最终不欢而散的中铝195亿美元注资力拓，就是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组成的银团提供的210亿美元并购贷款；等待对方批复的吉恩镍业收购加拿大皇家矿业公司，得到了中国银行吉林分行1.9亿加元贷款。此外，五矿集团１３．８６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公司部分资产、武汉钢铁集团6.4亿美元认购巴西矿业公司和加拿大联合汤普逊铁矿公司股份等，都是矿业和金融资本联手运作的典型案例。
金融资本与矿业项目结合，在中国方兴未艾。在2009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矿业和金融资本联姻的话题就备受关注。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在大会上分别表示，将支持矿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提供多种模式的信用融资。一位国有银行高层人士透露，为降低投资风险，银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的贷款利率“非常优惠”。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突破了实施12年的“商业银行贷款禁止用于股权性质投资”的规定，被认为是允许商业银行开展并购贷款业务的一个重要开端，将为中国矿业领域的并购活动提供强大的动力。
有关专家表示，坚持“矿业+金融”两条腿走路，以金融资本为纽带积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资源角力，全方位构筑未来矿业经济和整体经济的安全战略，应成为21世纪中国矿业扩大或收缩资源储备的一种新模式。
由此可见，在政府政策引导、金融大力支持、企业热情高涨的背景下，不但我国国内资源整合将会进一步推进，而且，国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也将因为中国投资旋风，进入“中国驱动”时代。
中国矿业之路：加速资本化，构建风险勘探机制
无疑，国内金融市场对于矿企勘探、开发、冶炼以及储备的支持，还远远不够。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融资有一些特殊条件：非赢利的矿业企业不能上市，主板上市至少要有3年的赢利，创业板至少2年。这样，国内风险勘探项目只能更多地依赖自有资金或私募基金，导致矿产资源风险勘探投入不足。对此，中国社科院
关于缺乏风险勘探资本市场，来自中国证券市场上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中国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仅有10%左右同矿业有关，而其中近一半是属于低价值、不甚具有矿业特性的非金属行业，剩余的一半主要是从事中下游业务的金属和能源行业，而真正从事采掘业的企业仅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5％左右，投资于采掘业的资金额占全部投资额的4％左右。这些数据，无论同中国采掘业规模占全行业的比重，还是同国外资本市场相应比值，都微不足道。即中国证券市场基本上没有解决矿业的上游资金缺乏问题。那么，中国矿业资本之路到底在哪里呢？
有专家提出，2009年10月推出的创业板，虽然其主要职能就是“促进成长型创业企业特别是自主创新企业的发展”，但是，矿业行业完全可以借创业板支持“自主创新企业发展”的东风，走出一条通往资本市场的自主创新之路——以矿业的行业创新与企业创新来打开本行业的资本之路。
长期研究矿业融资的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陈丽萍研究员认为，我国矿业的企业结构与资本市场的供应不匹配，要想在广阔的范围内筹集资金，就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要构建有利于企业向规模化发展的政策环境；需要专业的矿业投资公司；在股票市场方面，需要针对资源类公司的特性设计一些特别的制度。
国土资源部油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应红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申请上市尤其是对海外上市要求过高，需要适当降低上市融资门槛。对不同类型的矿业企业，国外有不同的上市标准，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均可在勘探阶段进行融资。我国也应分类制定企业上市融资的条件和标准，为矿业企业提供一个好的投融资环境，启动矿业资本市场，促进矿业健康发展。
构建多层次矿业资本平台：私募基金、股权交易、矿业权交易齐登场
2009年5月，国家发改委备案的国内第一家矿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矿联合投资基金正式挂牌，一下子将业界的目光聚焦到私募基金这个话题上。
私募股权基金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最通常的做法是：先购买企业股份，运营几年之后转卖给其他投资公司或通过公开发行上市，在交易实施中出售持股获利，并同时实现退出。私募股权融资方式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发展，其基金规模一点不亚于公开市场，甚至和银行、公募的融资额平分秋色，而我国目前的私募股权融资仅占全部融资额的3%左右。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金融处处长刘建钧在2009年“第三届中国矿业投融资暨走出去高峰论坛”上指出，由于矿业开发过程中始终需要一个很强的资金链和产业链的支持，私募基金作为新型的资本经营工具，恰恰能够起到很好的融资补充作用。“目前国外普遍都采取能够与矿业开发相适应的新型投资工具来支撑，而私募基金是能够为矿业开发提供有效的、强有力资金支持的融资方式。”
有关专家表示，矿业开发是一种高风险行业，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制度很难适应，传统的商业银行需要企业具有稳定的现金流，或者要用现有的资产来做抵押担保，通过发行企业债券或者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去募集一个新开发的矿产项目资金也不够现实。而把私募股权融资的方式引入到矿业行业中来，以此解决我国矿业企业融资问题，对于我国矿产勘探企业、采掘业企业和矿产品加工企业来说，私募股权融资无疑成为一个适当而又诱人的选择。
2009年10月22日，旨在帮助广大无缘主板上市的矿业公司便捷融资、帮助投资机构高效投资优秀矿业企业、构建适合非上市企业的矿业资本市场平台——天津股权交易所矿业板正式亮相。
我国首家非上市矿业企业股权交易平台的诞生，目的是培育一批生产型矿业企业在这里挂牌交易，待时机成熟后筛选出一批有潜力的风险勘查和开发企业在此挂牌，然后进入更高层次的资本市场上市。探索和构建一个适合中国非上市矿业企业融资交易的矿业资本基础平台，可以说为广大矿业企业融资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实际上，我国矿业发展存在融资瓶颈，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原因——缺少规范的中介机构。在此背景下，2009年9月15日，由北京产权交易所编制的全国首部《矿业权转让项目进场交易指南》发布，其宗旨是在规范矿业权交易规则和流程基础上实现中介机构平台、通道、服务三大功能。北京产权交易所踌躇满志：力争在三五年内最终成为政府、国有地勘单位、社会投资者、商业性地勘公司、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多方面共同参与的国内最规范最活跃的矿业权资本和矿业服务的一体化市场——中国矿业交易所。
其实，早于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产权市场，近年来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中已经开始扮演主角。伴随国内矿业权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云南、甘肃、辽宁、内蒙古等地建立了省级矿业权交易机构，青岛、四川、贵州、新疆等地则建立了矿业权市场化机构。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活跃于矿业权转让市场的四川省国投产权交易中心，在2009年8月还入驻了“四川省中小企业融资超市”，与众多银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资产管理机构、股权融资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律师事务等机构联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要看到，随着我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在2009年7月1日正式实施，我国产权市场统一整合趋势已渐成主流，因此，应积极推进矿业权市场融入资本市场并使之成为资本市场中的必要构成部分，进而形成国家级或区域性矿业权交易场所。这个场所，将为中小矿产勘查开发企业通过产权融资方式增资扩股、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拓展中小企业市场份额和投资主体多元化，搭建成一个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多赢平台。
2009年中国矿业资本市场所有的信息表明，我国现行制度下，上游探矿企业直接上市融资几乎还不可能，因此，要尽量疏通矿业上下游之间的生产关系，实施探采一体化战略，尽快形成完整的矿业产业链，以高额的采矿收益乃至更下游的资源加工来弥补上游探矿资金的匮乏，建立矿业自身的资本循环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矿业的资本化之路，还很漫长。
据德勤调查，截至2009年9月8日的统计，今年中国对外投资额206亿美元，超过了2008年全年的对外投资额，也超过近年来英、德、日、澳，仅次于美国的258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而在今年之前，中国的对外投资都很小，2007年中国的对外投资额仅相当于英国的1/10，德国的1/6，2008年也不过相当于英国的一小半。
下面将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矿业企业实施海外矿业并购的经典案例进行回放，以飨读者。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收购赞比亚卢安夏铜矿
2009年6月6日，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市与赞比亚政府签署了卢安夏铜矿股权转让协议，标志着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成功收购卢安夏铜矿。
卢安夏铜矿在金融危机前雇员总数约1800名，铜金属年产能2万多吨，公司五年规划中预计3年后产能可达6万吨。2008年12月19日，在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下，卢安夏铜矿公司宣布关闭铜矿。赞比亚政府随后通过全球招标寻找新的投资者。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公司2009年4月30日递交投标标书，5月8日，赞比亚总统班达宣布，中色公司在3个投标者中胜出，接管卢安夏铜矿。
接管卢安夏铜矿之后，中色公司立即开始准备铜矿的复产工作，在2009年12月22日重新启动恢复生产，计划在30个月内达到年产出铜金属3万吨，最终使年铜金属产能提高到7万～8万吨。未来5年内，中色集团将投资4亿美元还扩大生产，为当地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
中国五矿以13.86 亿美元收购澳OZ公司部分资产
2009年6月11日，在OZ 矿业有限公司（OZ Minerals Limited）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超过91%的股东对中国五矿调整后对OZ的收购方案予以支持，至此，中国五矿以支付13.86 亿美元对价的方式收购这家澳大利亚第三大多金属矿业公司旗下部分资产，以及其他处于勘探和开发阶段的资产。
兖州煤业收购澳菲利克斯（Felix）100%股权
2009年8月13 日，兖州煤业以16.95 澳元/股的价格（约合人民币96.38 元/股）收购澳大利亚菲利克斯（Felix）100%股权，总收购代价约为33.33 亿澳元（按2009 年8月13 日汇率折算约为人民币189.51 亿元）。
菲利克斯公司是澳大利亚的一家煤炭上市公司，其产品主要包括动力煤、高炉喷吹煤和半软焦煤。截至2008 年12 月31日，菲利克斯公司旗下煤矿的探明及推定储量合计为5.10 亿吨，总资源量为20.06亿吨。其中，菲利克斯公司按实际持股比例计算的探明及推定储量为3.86 亿吨，按实际持股比例计算的总资源量为13.75亿吨。
华东有色局1.8亿元控股非洲铜矿
2009年9月14日，华东有色地勘局宣布以1.8亿元人民币控股非洲铜矿。华东有色旗下一全资子公司与非洲铜矿威士利国际公司（Weatherly International Plc）达成股权购买协议，根据协议，华东有色将出资1610万英镑(合1.8亿元人民币)控股威士利国际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和中非基金提供融资。受金融危机影响，威士利公司 陷入财务危机，通过此次交易，威士利公司获得了急需的资金支持。威士利公司纳米比亚项目位于重要的有色金属成矿带上，已勘明的铜资源逾36万吨，尤其在纳米比亚铜资源开发方面具有探、采、选、冶一条龙生产与加工能力。并且已勘探面积仅占矿权总面积的一小部分。因此，资源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可观。
金川集团出资200万美元收购赞比亚最大镍矿51％股份
2009年10月，亚洲最大、全球第四大镍生产商甘肃省金川集团在海外资源投资方面再次出手，金川集团出资约200 万美元收购赞比亚最大镍矿穆纳利51%的股份。赞比亚由于受镍矿石价格下跌影响，当地的穆纳利镍矿已经在今年3月份停产。在金融危机期间，金川公司不断到海外展开收购。去年1月，金川集团以2.14 亿加元收购了加拿大泰勒资源公司。去年3 月，金川集团又以1570 万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镍矿开采商和生产商福克斯资源公司11%股份。
中国宝钢2.86亿元参股澳阿奎拉矿业公司15％股权
2009年10月，中国宝钢集团参股澳大利亚阿奎拉矿业公司项目获得批准。阿奎拉公司是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市值约17亿澳元，主要资产是在5个煤矿、3个赤铁矿和一个锰矿中的部分权益。宝钢集团出资2.86亿澳元认购阿奎拉公司向其定向增发的股权，增发后占股15％，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收购澳能源金属公司股权的
中国在澳投资项目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收购澳大利亚能源金属公司股权的交易近期获批。能源金属公司主要资产是位于澳北领地和西澳州的9 个铀矿探矿项目。根据协议，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拟收购能源金属公司不超过70％的股权。另据澳大利亚权威官员介绍，澳政府近日刚刚批准了中国河北矿业收购澳一家初级铀矿开发商14.9％的股份的投资。
湖南有色2950万元收购加拿大水獭溪锑矿100%股权
2009年11月，湖南有色集团日前披露，湖南有色股份全资子公司湖南有色（加拿大）锑矿有限公司（HAML），已正式完成收购（加拿大）水獭溪锑矿有限公司（BBAM）100%的股权，该收购总投资额为2950万人民币元。
加拿大水獭溪锑矿（BBAM）所有的锑矿山位于加拿大东部的纽芬兰岛，矿区属丘陵地带，相对高差不到100米，属无人区，距矿山最近的小镇甘德43公里，已控制的资源量164万吨，品位4.76%，锑金属量7.8万吨，年产锑金属含量6000多吨，相当于锑矿山现有产量的一半多，服务年限10年，是不可多得的具备一定规模的锑矿，此次收购成功后可直接向锑矿山提供丰富的锑矿石资源。
吉恩镍业收购加拿大皇家矿业100%股权
吉恩镍业公司2009年11月公告，该公司与加拿大黄金布鲁克风险公司（GBK）共同要约收购加拿大皇家矿业100%股权事宜已经完成第一阶段交易。此次收购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文件核准，同意公司投资不超过2亿加元，其中7618万加元用于收购皇家矿业100%股权，1.1亿加元用于收购该公司面值为1.37亿加元的可转换债券，其余资金用于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和其他前期费用。对于加拿大皇家矿业公司的收购已是吉恩镍业自今年4月以来的第四起海外收购。
四川汉龙集团5亿美元收购澳钼铁矿51%股权
2009年11月16日，四川民营矿业汉龙集团宣布，澳洲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正式批准了汉龙集团所属企业汉龙矿业以5亿美元资金收购澳大利亚钼矿公司51%股权，并同意该集团在3 年内行使每6 股发行1 股数量的期权，两项权益综合折算为55.3%股权。该项目是迄今为止中国民营企业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项目。此次获得澳洲政府正式批准，宣告项目取得又一重大实质性进展，也标志着该项目已经完成澳大利亚方面的所有手续。汉龙集团将成为澳大利亚钼矿的实际控制人，并通过项目融资方式提供5亿美元资金开发澳大利亚钼矿有限公司全资拥有的世界级大型钼铜项目。汉龙集团相关人士表示，项目具有非常好的前景。若按现时钼价计算，该项目在3 年后达产时，年销售收入可达100 亿元，年利润达20 亿元。
近年来，四川的一些民营矿业企业大举开展了进军海外的矿业投资活动，汉龙集团只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此外还有大量川企选择到海外寻矿。资料显示，目前四川全省共150多家注册境外投资企业，其中1/3选择出国寻矿，其中地奥集团、金广实业、启明星公司、川威集团、川西实业公司、开元集团、宏达集团等都不同程度地开拓了海外矿业投资项目。
紫金33.68亿元收购澳洲铜金矿公司
2009年11月29日，紫金矿业与澳大利亚印德菲利资源公司（Indophil Resources NL）签署《收购履行协议》，以每股1.28澳元的价格收购印德菲利资源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及在收购期间将予发行的股份，收购总金额约为5.45亿澳元，折合人民币约33.68亿元。目前，印德菲利资源公司已安排收购另一家公司持有SMI的A类股3.27%的权益，此次收购完成后， 印德菲利资源公司将持有SMI的A类股份37.5%的权益。SMI已和菲律宾共和国签署《融资和技术服务协议》，该合同授权SMI作为“承包商”有权勘探和开发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世界级铜金矿床坦帕坎(Tampakan)铜金矿项目。除坦帕坎铜金矿外，印德菲利资源公司于菲律宾还拥有其他勘探项目，包括3个特许土地权及16个处于申请阶段的土地权，分别位于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及南部，棉兰老岛中部及东部。
云锡集团以5000万澳元收购澳最大锡矿50％股份
2009年12月，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已经正式批准云南锡业集团购买澳大利亚唯一的锡生产商金属公司麦塔斯（Metal X）的塔斯马尼亚岛锡资产。“这意味着云锡集团收购塔斯马尼亚岛锡资产业务50％的股份已经没有实质性障碍，基本宣告成功。”云锡集团一高管表示。塔斯马尼亚锡矿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锡矿，在世界上也比较出名，本次收购成功肯定能对云锡集团带来更大的增长潜力。
根据双方协议，云锡集团以5000万澳元的价格购买麦塔斯公司塔斯马尼亚业务50％的股份，并有权根据这部分业务的运行情况再增购10％的股份。增购价格取决于未来一年这部分业务的锡精矿产量能否达到6000吨以及运行成本是否能够降低。
济南首家民企“淘矿”非洲 拿下20多个矿权
12月25日，济南域潇集团先后斥巨资买下莫桑比克20余处石灰石、锆钛矿及金铜铁矿矿权。据悉，作为首家进军非洲的济南民企，目前该公司在非洲的探矿面积已达到500平方公里。
国内锆钛矿的需求量很大，但95%依赖进口。目前国内的锆钛矿每年以4%的速度增长，每年的需求量约为50万吨。早在2007年，域潇集团就将莫桑比克马普托地区的石灰石矿山收入囊中，也开启了域潇海外买矿的先河。济南市民营企业进军矿山这还是首次。目前该公司已与国内最大的锆钛矿生产企业之一的海南有色金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双方在海南省洋浦开发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再由合资公司在莫桑比克设立独资的有限公司，共同开发莫桑比克锆钛矿及其他金属矿产资源。
以上只是今年以来部分中国矿业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案例，但是也足以看出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
来源：中国国土资源报 [2009/12/30 15:06]
矿产争夺加剧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跃
- http://www.cnal.com 2011-10-09 14:30:12 来源：证券时报网
矿产资源紧缺的现象日益加重，国际社会对矿产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清科集团研究中心最近研究报告表明，2000～2011年十年间矿产资源领域的跨国并购事件风起云涌，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跨国并购事件数量有5%出现在采矿、采石和石油业等矿产资源领域，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5%。
掌握更多的海外矿产资源，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成了中国资源企业工作一大重心。手持大量现金的中国企业，从央企到地方企业、再到主权财富基金，纷纷在世界舞台上登台亮相，上演着一幕壮观的海外矿产资源并购大合唱。在能源矿产领域主要由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海油等三大油企主导，而中国五矿、中钢等则引领着金属矿产资源领域的并购。
数据显示，2006～2011年上半年，已经完成的中国海外矿产并购案例数达到60起，其中56起披露价格的案例并购总额高达466.22亿美元，平均并购金额为8.33亿美元。从数据来看，2010年是中国企业海外矿业资源并购最为活跃的一年，全年共完成16起并购案例，实现并购总额90.27亿美元。2008年至今，海外矿产的并购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1年上半年，仅半年时间完成海外矿产并购7起，并购金额达65.51亿美元。韩媒称中国获得朝鲜最大铁矿采掘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30日11:12 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张哲报道，韩联社11月30日报道称，中国延边地区的铁矿企业积极着手开发位于朝鲜的铁矿资源。延边安图县的金龙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旗下的“金龙铁矿”今年年初与朝方达成协议，计划开发朝鲜金策市的铁矿资源，并已向矿区运送了采掘设备。
报道称，虽然朝方没有明确公开金策市铁矿的储藏量，但根据“金龙铁矿”向矿区运送价值达6000万元人民币的采掘设备，韩方分析认为该矿区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报道还称，目前中方已确保了朝鲜最大铁矿——茂山铁矿50年的采掘权。
除“金龙铁矿”外，中国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也与朝鲜惠山铜矿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并共同成立了“惠中矿业合营公司”。韩联社报道称，中方持有该公司51%的股份，并从今年9月开始正式开发惠山铜矿。媒体称中国企业获世界第四大铀矿开采权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13日10:58 新华网【法新社温得和克1月1 1日电】纳米比亚竞争委员会今天宣布，它已经批准中国一家核能企业收购一家拥有世界第四大铀矿开采权的澳大利亚矿产公司。
在获得这一批准后，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中广核)的子公司Taurus Mineral将得以收购澳大利亚铀矿公司的控股权，而后者拥有纳米比亚中西部胡萨布铀矿的开采许可证。
纳米比亚竞争委员会的阿什利·奇皮图阿对记者说：“这一可能进行的收购获得了批准，将在政府公报上公布。”
澳大利亚铀矿公司在其网站上说：“本公司已被告知，纳米比亚竞争委员会无条件批准了Taurus可能对本公司控股权进行的收购。”
这一许可也是中广核和中非发展基金以9.79亿美元竞购澳大利亚铀矿公司第一大股东卡拉哈里矿产公司的前提条件。总部设在伦敦的卡拉哈里矿产公司拥有澳大利亚铀矿公司42.7%的股份。
一旦成功收购卡拉哈里矿产公司，中广核将对澳大利亚铀矿公司进行总值22亿美元左右的收购。
澳大利亚铀矿公司通过它在纳米比亚的全资子公司斯瓦科普铀矿公司拥有胡萨布铀矿的开采权。胡萨布铀矿的储量达到2.8亿吨，预计开采成本为15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