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尧紫胤花絮:破局——大国的博弈之第七章?五个阶段（1）

第七章  破局：五个阶段（1）

（1）、近代肇始：从曾国藩到李鸿章看中国的洋务运动

（2）、国民革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看中国的国民革命

（3）、统一中国：从蒋介石到毛泽东看中国的武力统一

（4）、重装经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中国的经济改革

（5）、民主政治：从胡锦涛到□□□看中国的民主政治

下面的五个阶段，我将从历史的演变与中国近现代进程的角度来展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历程，探讨民主政治实现的可能与途径。近现代史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夺目的一段历史，当我们历经苦难，压抑住悲愤，沉淀出理智，终于能平心静气的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才真正的发现这被称之为苦难史、屈辱史、探索史、抗争史、奋斗史的中国近现代史所具有的特殊的珍贵的价值。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人物辈出，灿若繁星。其间人品道德有高低之分，识见才能有高下之别，历史机遇变幻莫测，追求目标五花八门，苦心经营或成或败，但作为一个有能有力的人，在那个万马齐喑又狂飙突进的时代，都一一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或正或反，对历史和民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两个不一样的中国

一、走在世界前面的中国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人类文明几乎同时诞生，在花开几朵的演变中，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从东西方文明出现的价值与当时的影响来看，他们是不分伯仲的。秦帝国是否就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厉害，老子、孔子是否一定比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更多才，这都没有办法具体比较。但在后来的文明的发展中东西方的发展不是并驾齐驱的，其前后相继性表现的比较明显，中国古代文明至少在一千年的时间里要领先于古代西方。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没落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中世纪。由于蛮族的入侵引起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蛮族落后的价值观念和愚昧无知几乎摧毁了当时欧洲的文化，这一时期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盛行和罗马天主教会主宰社会的时期，神学成为封建统治的支柱，神学强调神性、否定人性，在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下，西方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教育相比中国都是逊色的。

孔子奠定的健康的人格特征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的清醒认识，给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充沛的底气与定力。正因如此，中国在宗教方面显得早熟，不极端、有理性。在中国，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是松散的，中国人尤其是有远见的政治家是不怎么重视宗教力量的，与其拿宗教做幌子，到不如装神弄鬼来的有用。

中国的宗教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自西而来的佛教，进入中国后，都指向了人的修养，强调人的修为；而西方的宗教由于世俗化，指向的则是权力本身。政治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强力扩张，宗教借助政治扩大传播，为非作歹。政治与宗教在互相勾结利用中，成为一体，最终堕落成“黑暗的中世纪”的罪魁祸首。

当西方笼罩在“黑暗的中世纪”的影响下时，亚洲大陆的东面——中国创造出了极为优秀灿烂的文明。

先看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

1、造纸术：东汉蔡伦于105年改进造纸术。造纸术于6世纪初传到朝鲜、越南和日本，8世纪传到中亚，并经阿拉伯人传到非洲和欧洲。

2、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向东传入朝鲜、日本，向西传入埃及和欧洲。

3、指南针：北宋已会使用磁针指南，制成指南针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传到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国，为新航路的开辟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4、火药：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时火药已广泛用于军事领域。13世纪中期，火药传入阿拉伯，后来又从阿拉伯传入欧洲。

再看经济：

西汉末期，首都长安有人口约100万，一千年以后，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市的人口都不过万人。宋元时，中国的城市规模也是西方难以望其项背的。

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上提到：宋朝十一世纪的钢铁产量，比欧洲直到十七世纪的总和都多；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在1788年，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六、七百年后，欧洲才有最早的纸币。

科技文化：

秦汉：编写于公元前1世纪的《周髀算经》比西方早500年提出了勾股定理的特例。张衡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

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誉为“神医”。他发明的“麻沸散”比西方早1600多年。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字，比欧洲早1100多年。数学家王孝通撰写《辑古算经》，首次提出三次方程式正根的解法，比阿拉伯人早300多年，比欧洲早600多年。

僧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测定了子午线的长度。沈括的“十二气历”比英国早800年。郭守敬的《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孙子兵法》在中国流传2000多年后，于18世纪中期传入西方。美国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业管理学院要求学生熟读《孙子兵法》。美国西点陆军学院、国防指挥参谋学院等著名军事院校都将《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

古代中国向西方输出技术

现将有些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与在欧洲应用于的时间作一比较：

发明

出现在中国

在欧洲（年）

链斗水车

公元2世纪

1672

轮碾磨

公元8世纪

1607

冶金鼓风机

公元2世纪

1200

旋转风扇

公元11世纪

1556

活塞风箱

公元14世纪

1500

手拉织机

公元1世纪

400

车轮

公元7世纪

1200

弩机

公元2世纪

1100

陀螺

公元4世纪

1700

风筝

公元1世纪

1589

钻井技术

公元1世纪

1126

铸铁

公元7世纪

1300

敞肩石拱桥

公元7世纪

1883

铁索桥

公元5~8世纪

1741

艉舵桥

公元8世纪

1180

火药

公元7~8世纪

1200

指南针

公元8世纪

1190

造纸术

公元2世纪

1140

活字印刷

公元11世纪

1440

瓷器

公元2世纪

1800

（摘自：中华文化知识精选）

面对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我们要自豪，中华民族是优秀的，先辈是无愧于我们的。这些优秀的成果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让那些一提到中国就不自信的民族虚无主义者闭嘴吧！

二、世界选择了西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不亮西方亮。当我们越来越沉溺于所谓的道德优势与辉煌成就而始终抱着夷狄之见固步自封丧失了前进的动力时，西方终于冲破了“黑暗的中世纪”，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一场以恢复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口号，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从意大利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周边国家蔓延。这是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几个世纪里，动摇了传统的宗教的神权、贵族的特权，君主的王权。人终于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西方人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神的压制，他们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拉开近代文明的大幕。

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609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三世承认荷兰独立，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1689年颁布《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随后法国也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经过8年的努力，于1783年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落后的制度，解放了生产力。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开始向大机器生产过渡。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相辅相成让西方在生存与发展的天平上占尽先机，而东方的裹足不前固步自封造成了东方附属于西方的必然结局。

中国自明朝后期就已现出颓势，倭寇开始大规模进犯中国沿海，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我认为最明显的一条就是是否受到别人的侵犯，在受到侵犯时怎样反应。日本这个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岛国都可以渡海而来烧杀抢掠，可见明朝后期的问题已经出现了。由于海患严重，明政府开始清剿，戚继光、俞大猷等组织抗倭，基本肃清了其势力，这说明朝还有起码的抵御力量。据考证戚继光、俞大猷等的战法与火器在当时还是世界上领先的。当然，倭寇虽然势大，毕竟还是乌合之众。

明朝出现了伟大的航海家郑和。郑和和他的船队航行前后达28年，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了87年，比达·伽马早了92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了116年。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达二万多人，当时西方哥伦布的航海人数在90-1500人之间，达·伽马的航海人数是170多人，麦哲伦的航海人数是265人；郑和的船队有两百多艘，西方航海家只有三五艘。郑和曾带领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但由于中国人忽视海洋，自封自闭，加上道德思想认识上的局限，限制了中国人进取精神和开拓意识。郑和的宝船七次航行于大洋之中时，除了宣扬国威和所谓的文化交流还有传说寻找散落海外的建文帝之外，没有给国家带来其他的利益，没有让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相反却耗尽了国力。这不仅是郑和的悲哀，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中国历史进入明朝后期，问题开始出现。从万历皇帝到崇祯皇帝，要么有力无心，要么有心无力，都不能挽救大局，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到明朝末期，国内民不聊生，战乱四起，关外后金兴起，虎视眈眈。在内忧外患之下，大明的精英们已经没有力量回旋天地，而满清的入主中原让中国彻底的失去了思考与实验的可能，中国的命运在这关键的时刻沉沦。

满清1644年入关，确立对中原的统治。清朝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和文化的整理，其余少有可观。满族入关时人口一百万左右，要确立对全国的统治，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历史告诉我们，满清对中国的统治从1644年一直持续到1911年，长达267年之久，奥妙何在？

客观的讲，清朝的皇帝绝大多数都是勤奋的，无论是学习、治国，还是琢磨汉人，研究治术，都比较用心。但他们的勤奋不能掩盖他们的自私，他们潜意识中还是把自己定位于白山黑水间的少数民族，而不是富有四海占据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满族人太少了，汉族人太多了，统治起来就难了。清朝皇帝认为最大的威胁始终都是内部，考虑最多的是如何不被占有优势人口与文化的汉族赶跑，还哪有精力去富强国家，他们处心积虑的就是维持统治，消除内部威胁，瓦解人民的抵抗能力。对于北方骠悍的民族，康熙皇帝借沙俄之手打压，两次雅克萨之战，一次胜而不取，一次战而不胜，放纵沙俄势力南下，蒙古人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人口锐减，一蹶不振。

这是对付与他们有同样武力优势的民族，而对于有人口与文化优势的汉族，满清贵族一方面大肆杀戮，一方面从思想文化进取精神创新意识上进行破坏打压。

满清入关后，颁布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鲁迅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

大兴文字狱，控制思想。徐骏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被挑剔说“清风”就是指清朝，徐骏被雍正杀掉。龚自珍《咏史》：“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从顺治到乾隆可统计到的文字狱约160多起。

分化民间反抗，拉拢知识分子，打着选拔人才整理文化的旗号，培养顺民，摧残文化。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当我一听到清朝大臣，向皇帝谄媚说“奴才如何、奴才如何”的时候，我就止不住的反胃。汉唐宋明有哪一朝的大臣自称奴才的？清朝的臣子，首先是君之奴才，然后才是国之大臣。当一个满清大臣张口奴才闭口奴才的时候，其道德底气又能保留多少。大臣与奴才虽只是称呼的差异，但反映了不同时代国之栋梁的生存状态，价值取舍，更反映了文化气脉的衰落。

西方终于冲破了黑暗的中世纪，中国却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我们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我们看到的是残酷无情的禁海令；我们看到的是名不副实的康乾盛世；我们看到的是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文字狱；我们看到的是钻到故纸堆里的知识分子；我们看到的是马嘎尔尼要表演欧洲火器操练却被鄙夷“这种军器操法，量也没什么稀奇”的福康安；我们看到的是火轮船行驶而疑心机器发动系借牛力的两江总督牛鉴；我们看到的是同英国战争早已经开始了，还能问出“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的道光皇帝；我们看到的是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

五个阶段

一、近代肇始：从曾国藩到李鸿章看中国的洋务运动

1840年6月，中西较量的一天终于在英国焦急的等待中到来了，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军抵达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虽经过殊死抵抗，仍惨败。我们看几场战役的伤亡比例：

大角、沙角之战：清军战死277人，重伤而死5人，受伤462人，英军受伤38人，副将陈连升，佐领裕隆战死。

虎门之战：清军总兵力11000名，清军250人战死，受伤100余人，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英军受伤5人。

吴淞之战：清军总兵力4700名，提督陈化成以下88人阵亡，英军战死2人，受伤25人。

这是一系列不对称的战役，从这些血淋淋的伤亡数字和这些阵亡的民族英雄身上，我们能看得出来，在鸦片战争中，官兵是努力了的，但努力的结果，没有改变失败的命运，中西方的差距在血与火中判若天渊。

为什么会败的这么惨？我们把目光向前迈四十七年，也许会找到些不完整的答案。1793年英国公使马嘎尔尼访问中国，商量两国贸易通商，乾隆皇帝生硬的拒绝。马嘎尔尼考察中国后，在其《纪事》中写道：“中国自满洲鞑靼占领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进步，或者更确切的说反而倒退了。”“满洲人打仗爱用弓箭，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弓箭而只用来复枪打仗时，他们愕然不解，认为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站在地上放枪豪迈。”

在清朝皇帝看来，鸦片战争对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有4亿多人口国家伤害并不大，但对于知识分子的震动极大。怀抱天下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原来庞大的帝国竟然这样脆弱不堪，知识分子首先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林则徐等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一批知识分子受到社会责任感的激发，自动的担起拯救家国的使命。从魏源无限美好却不切实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仁玕有具体纲领却无操作环境的《资政新篇》，再到曾国藩李鸿章前后相继的洋务运动，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在那个特殊时代不懈的追求与勇于探索的努力。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放异彩，其源头要追溯到曾国藩。曾国藩是作为天平天国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没有天平天国运动，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肯定曾国藩，就要否定太平天国；肯定太平天国，就要否定曾国藩，这就造成尴尬的二选一的局面。下面，为了更清楚地论述，我们跳出评价时必须二选一的圈子，从当时社会的需求与措施的得当来看待两个有争议的人物。

太平天国本身是一个光辉的运动，打击了满清的腐朽政权，坚决反对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要求平等交往，维护民族尊严；坚决禁烟（近一百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彻底禁止），不再留那讨厌的辫子，女子也不再缠足（五十年后，中华民国时才得以去除）；实现男女平等（毛泽东时代才实现）。

天平天国又是一个不完满的农民运动，引入“拜上帝教”更是一个败笔，相反的角度也可见清政府已经愚民到了何种程度。天平天国前期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后期制定《资政新篇》，可这样闪烁智慧思想的纲领，前者由于本身致命的缺陷，无法操作，后者由于领导者的局限与迫于环境的险恶，无法落实。

洪秀全本能的意识到清政府的阴毒，封建专制文化的危害，但他找不到它们的死穴，还成了它们的牺牲品。洪秀全用一个无任何理论根基，也没有民众基础的“上帝”来取代“孔教”。其结果就是暂时性的动员了无数农民起来造反，而一棒子把所有知识分子不分好坏的“打死”，与中国古代文化决裂，彻底的抽走了知识分子参政的可能，这是理论构建与可持续发展上致命的缺陷，相反，曾国藩轻易的找到并扛起了捍卫文化的大旗。

在捍卫文化的大旗下，曾国藩的幕府人才鼎盛，绝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了地方大吏，社会的中坚；在“上帝”的指引下，洪秀全的大营人才匮乏，天京变乱后，仅有的几个杰出人物要么被逼走，要么被架空，要么被猜忌，要么只能愚忠。

撇开他们的功业不谈，就从个人修为上看，洪秀全与曾国藩也是不能比的，他们不是在同一层次上。在天地之间，军营之中，曾国藩磨练出了经世济国的才能；在天王府内，床笫之上，洪秀全耗尽了仅有的精锐之气。

我常常不切实际的想：如果曾国藩处在洪秀全的位置上，而洪秀全处在曾国藩的位置上，结局会怎样？以曾国藩的才华与湖南人的勤恳，也许可以开出一个新的局面，也许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幸运。但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开了一个玩笑，可是让所有的人都笑不出来。

曾国藩的“武功”指向的不是帝权，在天京失陷前，曾国藩已开始散其权力。攻陷天京后，有人拥戴曾国藩自立，被曾国藩装聋作哑的化解，并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的名句。曾国藩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可以施展强兵富国的舞台。洋务运动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而展开了浓墨重彩的画卷。

经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天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终于认识到，如果还抱着老祖宗的东西不放，清政府连起码的统治都维持不住了。在中央奕忻和地方实力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推动下，从19世纪的60年代到90年代，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概况：

洋务运动分为两个时期：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又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航运、煤矿、电讯、纺织等民用工业。我们可以总结为强兵富国。

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有二十多个，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安庆内军械所，1861年由曾国藩创设于安徽安庆，1864年迁往江苏南京，后并入金陵机器制造总局。2、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建成，主要制造军火和轮船。3、金陵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南京建成，主要制造枪支弹药。4、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专造兵、商各轮船。5、天津机器制造局，1866年崇厚创办，主要制造军事装备。效果：江南制造总局仿制的毛瑟枪赶上了德国的水平。福州船政局可以自行设计、制造舰船供军需和民用。

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极多，领域很广，包括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著名的有：1、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2、汉阳铁厂，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兴建。3、开平矿务局，1878年成立，1881年正式投产。效果：在客观上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轮船招商局经营三年，在华外国轮船公司就损失白银1300万两；开平煤矿出产的煤逐渐取代了洋煤在天津市场的地位。

创设海军：80年代中期，洋务派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三支海军拥有舰只43艘。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中国出现了近代海军。

贮备智力，培养人才。创办新式学校，到1896年达20余所，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

举步维艰的洋务运动。虽然洋务运动是当时所必需，但开展起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顽固派竭尽全力的阻扰与破坏。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有倭仁、李鸿藻等，他们高倡“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并以“师法西人为耻”，认为“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

修筑铁路对国家富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顽固派极力反对，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指斥铁路有“三大弊”，或断言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1881年，中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铁路，建成后却被顽固派指斥为冲撞神灵，而禁止使用机车，只准以骡马拉拽，人称“马车铁路”。

顽固派阴魂不散的与洋务派缠斗了30多年。

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与外国势力干涉的夹缝中开展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只能靠地方的洋务大臣常规或非常规的操作才能来弥补其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来争取慈禧可以随时放手的支持。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评判洋务派的标准应该从个人的操守向实际的功用上倾斜，揪住洋务派的小辫子不放，而忽视其当时社会的特殊性及对历史的推动作用，不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客观精神。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有开创意义。他不仅第一个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观点，还建立了第一个近代新式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派人到国外购买能制造机器的机器，立足自造；确立了敌强我弱，又要开放自强格局下的外交思想。

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李鸿章前后相继的特性表现的比较明显。曾国藩1870年死后，李鸿章接过洋务大旗，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讲，“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李鸿章的后半生几乎就伴随洋务运动的始终，李鸿章把洋务运动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李鸿章缺少曾国藩的诚笃，却比曾国藩更具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既是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也是环境逼迫的产物。当曾国藩被慈禧用天津教案打倒之后，李鸿章就意识到了环境的险恶。清政府既想通过洋务运动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又不想有一天因为洋务运动而失去满清的江山。李鸿章在清政府的矛盾中小心翼翼见缝插针的努力维持，但最终还是由于洋务派自身的局限、清政府的腐败与日本的阴狠而功亏一篑。

洋务运动后期，制度性的腐败已成为一个割不掉的毒瘤，洋务运动受到腐败的侵蚀越来越严重。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建成，共有军舰25艘，其中的定远、镇远是从德国订购的比较先进的巨型铁甲舰，排水量7335吨，马力6000匹，舰上武器先进，火力极强。但自此以后北洋舰队再没添一舰一炮，大量军费被慈禧太后挪用修建颐和园。当日本明治天皇为筹钱买军舰每天只吃一顿饭，在他的激发下，全日本疯狂的捐款给政府以购买军舰的时候，大清的慈禧却面对摆了一桌子的一百多个菜，说了一句“没什么好吃的”。相信看到这个对比的每一个人，都会产生这样的感慨：日本真的该兴了，大清真的该亡了！

日本看到洋务运动改变了中国落后的面貌，感到了自身的危机。对于有野心的日本，日本不能让中国拥有可以恢复的时间，也不能让中国冲破黑暗成为东亚的强国，否则，岛国日本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因为日本知道，相对于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块头而言，日本的战略处境是尴尬的，没有任何优势，一旦中俄能真正的摆脱历史的枷锁，顺利发展起来，谁都可以决定日本的命运。于是，日本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倾其全国之力，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中日甲午战争。

在战争中，掩盖的缺点暴露出来，可耻的行为遭到报应，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后来又勒索“赎辽费”三千万两白银。

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是不高的，认为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也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一次失败的运动。我想产生这样的看法是因为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忽视了洋务运动的潜在的深层次的影响。

洋务运动虽因日本的入侵没有走到最后，但其历史作用仍然不可低估。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精神——强兵富国的理念与行动继续在中华大地上驰骋。甲午战争中，除了北洋舰队遭到毁灭之外，其它洋务派开办的企业并没有受到破坏，相反还有了一定的发展。清政府在惨痛失败面前也有了一定的清醒，一方面放宽对民间开矿设厂的限制，另一方面推行新政，以求强兵富国。新政的内容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与发展。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当之无愧的开始，是中国人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开始。

洋务运动为强兵富国留下了可贵的基础，一批批军事工业的建立，一座座学堂的开办，一批批人才的培养，陈腐观念受到冲击，民族精神得到振兴。洋务运动也为以后中国向多舛的命运抗争提供了充沛的底气与实力。在抗日战争中，当中国军人用“汉阳造”打日本鬼子时，我们能否想到，这得益于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呢？中国的“汉阳造”比不得日本的“三八大盖”，但要是没有洋务运动，没有湖北枪炮厂，我们连“汉阳造”都没有。

我们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一定要尊重现实性与继承性，忽视当时的复杂性，用非黑即白的观点，用一步到位的标准去要求当时的人与事，未免强人所难。他们做不到的地方，正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对比历史与现实，我们要看到那个时代他们做了什么，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如果过分苛求那个时代人的努力，会不会在有一天，我们的后代一样的不能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

对比另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印度，我们中华民族在反抗侵略与压迫，争取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表现上是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印度虽也为西方所奴役，但表现相对要暗淡的多，几乎没有像样的抗争与运动。这固然与国家民族的特点有关系，也和印度没有一个系统的长达30多年强兵富国的运动有关。没有奠定可以抗争的基础，怎么去抗争奋斗，没有留下火种，又怎么可以形成燎原之势。中国不屈服永抗争的精神是汉唐留给我们的风骨与气魄，是中华传统文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体现，是居庙堂之上草野之中知识分子自愿承担的使命，更是中华民族是优秀民族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