姫様限定2无修在线看:国学资讯 - 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下） -

三、浙西贡茶州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 

浙西湖、常二州是唐代二个著名的贡茶州，二州所产的顾渚茶、阳羡茶以其质量高、制作精而名满天下。《嘉泰吴兴志》卷18《茶》引《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云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典是邦，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 

湖、常二州贡茶产于湖州长城和常州义兴二县交界的顾渚山，故两州入贡的紫笋茶，实为一山所产。从如上记载来看，常州义兴入贡早于湖州，始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李栖筠出任常州刺史之时。李栖筠进茶后，在义兴县东南三十六里的东舍溪置茶舍焙制贡茶，所以许有谷有诗称“陆羽名流旧茶舍，却教阳羡置邮忙。”湖州顾渚茶入贡大约始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据《嘉泰吴兴志》卷18载，代宗大历时因湖州“岁造数多，遂命长兴（长城）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客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顾渚山下设有贡茶院，院测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星，名金沙泉”，“贡焙蒸捣，皆用之。”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对贡茶焙制非常重视，每到造茶时节，两州刺史亲临茶山主持造茶仪式，极一时之盛。白居易有诗道：“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上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34］开成三年（838年），朝廷因湖州“进贡新茶，不及常年”，派浙西监军判官王士玫充湖州造茶使，“以专其事”，说明焙制贡茶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贞元五年（789年），朝廷在湖州顾渚山置合溪焙、乔冲焙，规定岁贡凡五等，第一陆递，限清明到京，称为“急程茶”。其余并水陆进献，以四月到。对于清明到京的“急程茶”，唐诗中多有反映。袁高《茶山》诗言催贡：“阴岭芽末吐，使者牒已频。”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有“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句。李郢《茶山贡焙歌》对顾渚茶农抢时采制以及急程递送的情况描述得最为详细：“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全唐诗》卷590）。从贞元五年（789年）到贞元十六年（800年），湖州贡焙院一直都设在顾渚山侧。次年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顾渚泉亘其间，烹丞涤濯皆用之”［35］，官焙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湖州贡茶额在大历五年与常州分山析造时，上贡五百串，数额不大。德宗贞元时，入贡额大增。钱易《南部新书》载：“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长城县西北。大历五年以后，始有进奉。至建中二年，袁高为郡，进三千六百串。”《元和郡县图志》卷25《湖州•长城县》也载：“自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贡茶是唐政府对产茶区人民的一项无偿掠夺。如上通过对湖州贡茶情况的叙述不难看出，贡茶的生产焙制设有专门的机构——贡茶院，由地方州郡的最高长官刺史负责主持，其生产过程大多是在官府的催促、监督下以无偿的徭役形式来完成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36］；“顾渚吴蹊踏成道，石焙急成山日燥”。［37］唐政府通过任土作贡的方式，从江淮产茶区掠夺走了大批优质名茶，同时也给茶区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袁高《茶山诗》云：“我来顾诸源，得与茶事亲。氓辍耕农来，采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奇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不为春。……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未知供御余，谁合分此珍”（《全唐诗》卷314）。贡茶不仅是对茶区人民赤裸裸的掠夺，而且也长期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沉重负担。唐末常州刺史王积就吟出了“今朝拜贡盈襟泪，不进新芽是进心”的诗句（《全唐诗》卷795）。“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38］从诗人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茶区人民愤怒的呼声。 

唐政府通过任贡茶的方式，强迫江淮产茶区的人民把大批名茶上贡朝廷，使这些优质茶叶无缘进入市场交换流通，严重阻碍了本区茶叶的商品化进程。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一大批贡茶在满足宫庭消费和赏赐文武百官后，也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进入流通领域交换。《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载：“元和十二年五月，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付度支进其值。”内库一次便可拿出30万斤贡茶变卖，可知贡茶也有一部分进入了流通领域，尽管它们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筹集军费而投放市场交换的。在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换的这30万斤贡茶中，可以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湖、常两个贡茶州。尽管贡茶带有强烈的超经济强制色彩，基本上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无涉，不过它对浙西茶区的茶业发展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扩大了植茶面积。 

唐以前，茶叶主要来源于采摘野生茶，人工种植的不多。直到中唐陆羽时，他还认为茶“野者上，园者次”。所以，陆羽隐居湖州苕溪时，常常到湖、常二州的深山中去采摘茶叶。这种情况到永泰、大历时湖常二州贡茶后有了较大的改变，这一带人工植茶的面积较先前大为增加。到唐后期，湖州长城县和常州义兴县的茶山到处呈现出“半坡芳茗露华鲜”，“绿茗盖春山”的景观。陆龟蒙在湖州顾渚山下置有茶园，晚唐诗僧无可有诗称湖州“橘青陶暑寺，茶绿隔湖溪”［39］；称义兴“月向波涛没，茶连洞壑生。”［40］说明唐后期湖、常二州随着贡茶数量的不断增多，这里的人工植茶有了极大的发展，茶山面积在不断扩大。 

第二，促进了制茶技术的进步。 

贡茶是在名茶产地所焙制的优质茶，故在茶叶采摘和制作加工上要求甚高。据《茶经》记载，唐人制茶分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采茶贵早，特别是质量要求较高的贡茶，在茶叶采摘上有较严格的时间限制。陆羽称茶“始抽凌露采焉”，徐铉有诗描写顾渚茶农采摘茶叶“荷杖青林下，携筐旭景前”，自注云：“采茶须在日未出前”。［41］宋子安在《东溪试茶录•采茶》中对茶叶侵晨采摘的原因作了这样地解释：“凡采茶必以晨兴，不以日出。日出露晞，为阳所薄，则使芽之膏腴出于内。茶及受水而不鲜明，故常以早为最。”［42］贡茶一般在谷雨以前采摘加工，质量最好。唐人陆希声《茗坡》有“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的诗句。据《嘉泰吴兴志》卷18载，湖州顾渚焙制贡茶，“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暨谷雨还。”茶叶采好后，先把嫩芽放到甑釜蒸熟，然后将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再把茶末制成团饼，最后再把茶饼穿起来封存。在唐代，本区制茶多以团茶、饼茶为主。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有“手阅月团三百片”句，薛能《谢刘相公寄天柱茶》称“两片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说明义兴阳羡茶和舒州天柱茶多为团茶、饼茶。
 

宋人朱翌称：“唐造茶与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干，唐则旋摘旋炒。”［43］从刘禹锡“自傍芳从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44］；陆希声“春醒酒病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45］等记载看来，唐人确实比较重视炒焙。不过宋人所重视的“蒸熟焙干”法，即所谓蒸青法，在唐代长江下游产茶区内也已出现。所谓蒸青，即把采来的鲜芽放在甑釜中升火蒸熟杀青。蒸青的关键在于掌握火候，“过熟则色黄而味淡，不熟则色清易沈，而有草木之气。”［46］经过蒸青处理后，再用火气焙干，用杵臼捣碎。这种制作方法在唐代被称为研膏法，制成的茶称为研膏茶。据北宋张舜民《画墁录》卷1载，“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本区的浙西也有这种制茶法，睦州所产的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47］，就是采用的这种“蒸焙而研之”的制法。由于制茶技术的提高，使本区的贡茶以其质量上乘而名闻天下。卢仝称阳羡茶“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48］，刘禹锡赞顾渚紫笋茶“木兰坠露香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49］，说明湖、常二州在茶叶加工技术质量方面较入贡前有了显著提高。

第三，促进了私人茶园的增多。 

前述歙州祁门、婺源地区已出现了茶叶专门种植区和以茶为业的茶农，其实这种专业化的茶园和专业茶农在淮南、两浙一带也为数不少。皮日休《茶人》诗云：“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语气为茶荈，衣香是烟雾。庭从颖子遮，果任獳师虏。日晚相笑归，腰间佩轻篓”（《全唐诗》卷611），描绘出了顾渚茶区专业茶农的形象。在另一首《茶坞》诗中又道：“闲寻尧市山，遂入深深坞。种荈已成园，栽葭宁记亩。石窪泉似掬，岩謼云如缕。好是夏初时，白花满烟雨。”自注：“《茶经》云‘其花白如蔷薇’”（《全唐诗》卷611）。据此可知顾渚茶山一带已有不少专业茶园。又据陆龟蒙《茶坞》“茗地曲隈回……向阳就中密”；孟郊《越中山水》“菱湖有余翠，茗圃无荒畴”等记载可知，两浙产茶区已有不少茶园。

本区茶园主要有官府茶园、地主私人茶园、寺观茶园和茶农拥有的小茶园四类。前述祁门茶农贩茶，“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可见这里的茶农拥有属于自己的小茶园，他们凭着这些小茶园“足衣食，供赋役”。唐政府在顾渚山设贡茶院，由刺史负责主持焙制，这里的茶山即是政府经营的大茶园。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宪宗“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园”［50］，可见淮南寿州境内也有规模较大的官茶园。湖州顾渚山不仅官焙规模巨大，而且地主士大夫的私人茶园也为数不少。晚唐时隐居苏州甫里的陆龟蒙曾“置园顾渚山下，岁取茶租，自判品弟。”［51］上元初（760年），复州竞陵人陆羽流寓湖州，“结庐于苕溪之滨”。据他的好友皎然记载，他在其别业附近种植桑麻菊树等。陆羽隐居苕溪，自言“桑苎翁”，在其别业周围种植桑麻，当属无疑。不过陆羽主要是以擅长品茶而名播于世的，因此被后世誉为“茶神”的陆羽在其别业周围植茶，当合于情理。阳羡茶就是经他品评而为贡茶的，那么他在顾渚山置有茶园，也极有可能。前引皮日休《茶坞》诗可知顾渚茶山一带已有许多专业茶园，在这些专业茶园中，可以肯定有不少属于地主官僚的私人茶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主士大夫的私人茶园大量出现，大多始于阳羡茶、顾渚茶入贡之后。这里我们不妨作这样一个推测：永泰初阳羡茶入贡后，再加“茶神”陆羽、精于茶道的诗僧皎然等人的宣传，常州阳羡茶和湖州顾渚茶遂名满天下。由于这一带茶叶质量好，制作技术高，专业茶农多，因而吸引了不少地主士大夫前来这里购地植茶建立茶园，于是官焙加私园，便形成了“绿茗盖春山”、“色是春光染”的景观。中唐后顾渚山一带私人茶园的增多，与这一地区贡茶的发展，制作加工技术的提高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贡茶对浙西太湖地区制茶业的推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与歙州祁门、婺源茶区一样，湖、常等贡茶州的茶叶贸易也十分兴盛。每到“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52］，因而在茶山及其周围便自发形成了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地方交换市场。杜牧《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云：“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可见在湖州长城和常州义兴二县交界的顾渚山下，因茶叶贸易的需要而形成了定期交易的地方集市。在这些集市中，有店肆为茶商服务，有酒楼供其消遣，有旅舍提供食宿。同时，这种因茶叶交换而兴起的地方集市并不限了产茶区，也出现在茶船往返停泊的码头上。许浑《送人归吴兴》诗云：“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全唐诗》卷531），便描写了这样一个因转运和集散茶叶而形成的码头集市。 

在本区茶叶转运贸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淮南道的首府、“雄富冠天下”的扬州。扬州是本区、也是唐代最大的茶叶集散地，长江下游产茶区的茶叶大多先运到这里集中，然后再由此入运河北运。所以唐人封演称：“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53］扬州因茶叶转运而在运河两岸出现了许多出卖茶叶、茶水并能提供住宿的茶店和堆放茶叶的货栈。开成三年（838年）七月二十二日夜晚，日僧圆仁到达扬州如皋镇时，“茶店暂停。掘沟北岸，店家相连”［54］，足见扬州运河沿岸茶店之多。扬州自东晋以来饮茶品茗的风气就很流行，入唐后更盛。扬州城北蜀冈上大明寺西侧有天下第五泉，据张又新《煎水茶记》载，乃是代宗时品茶大家刘伯刍所评定。《太平寰宇记》卷123载：“扬州江都县蜀冈，《图经》云：‘今枕禅智寺，即隋之故宫，冈有茶园。其茶甘香，味如蒙顶’。”其实扬州蜀冈产茶并非自宋代始，唐时该地就产茶叶。客居扬州的新罗人崔致远在《谢新茶状》中称：“蜀冈养秀，隋苑腾芳。始兴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所宜烹乳绿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55］可见宋代产于蜀冈、“味如蒙顶”的名茶在晚唐时就已享盛名，据此可推唐代扬州禅智寺也拥有茶园。 

作为茶叶生产和茶叶交换的中介——茶商，在淮南、两浙地区的活跃丝毫也不逊于新安茶商。活跃在这里的茶商主要有如下几类：
 

其一，中小茶商。这一部分人多是私茶贩中的小贩，资金不多，但人数颇众。为了对抗官府，他们往往结党自卫。所以杜牧称：“凡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56］
 

其二，大茶商。这一部分人资金雄厚，经营规模较大。《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条载：“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从这条记载可知，刘清真既是一个经营茶叶种植和茶叶加工的大茶园主，同时又是一个从事茶叶贩运的大茶商。他在名茶产地寿州经营了一个规模颇大的茶园，并采取雇工经营的方式从事茶叶的加工制作，然后再把加工好的茶叶通过陆路贩运到北方州郡求利。唐时一驮为一百斤，“人致一驮为货”，说明贩运茶叶的数量为二千斤。可见刘清真经营茶叶的规模已经不小。 

活跃在淮南、两浙地区的大茶商远非寿州刘清真一人。“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57］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58］这些大茶商不仅资金雄厚，还常与官府勾结，“场铺人吏，皆与通连”。所以唐文宗下诏称：“江淮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59］
 

其三，官商。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茶利的增多，官府经营茶叶贸易的也日益增多。乾宁元年（894年），杨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万余斤，如汴、宋贸易”［60］，即为一例。
 

活跃在长江下游产茶区的各地茶商，不仅把本区的茶叶销往北方，而且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也常常有他们的足迹。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载：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民者，此浥湖者。 

本不产茶的吐蕃却拥有众多的内地名茶，表明唐代饮茶之风已扩展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吐蕃赞普向唐使展示的六种名茶中，有三种（寿州霍山黄芽、舒州天柱茶、湖州紫笋茶）却来自本区。而这三种名茶极有可能是本区茶商贩运到那里去的。这一事实表明，长江下游地区的茶叶消费市场不仅有广大的北方地区，而且还拥有众多的边疆少数族地区，它充分体现了长江下游地区茶商活动区域的广阔。

［34］《白居易集》卷24《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 

［35］《嘉泰吴兴志》卷18《茶》。 

［36］《全唐诗》卷388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玉川子诗集》卷2。 

［37］李郢诗，据《咸淳毗陵志》卷24引。 

［38］《全唐诗》卷314袁高《茶山诗》。 

［39］《全唐诗》卷813《送邵锡及弟归湖州》。 

［40］《全唐诗》卷813《送喻凫及弟归阳羡》。 

［41］《全唐诗》卷755《和门下殷待郎新茶二十韵》。 

［42］见《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第38页，宋人赵汝砺《北苑别录•采茶》记载略同。 

［43］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见《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第267页。 

［44］《刘禹锡集》卷25《西山兰若试茶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45］《全唐诗》卷689陆希声《阳羡杂言十九首•茗坡》。 

［46］赵汝砺：《北苑别录.蒸茶》，见《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第87页。 

［47］杨晔：《膳夫经手录》 

［48］《全唐诗》卷388《走笔谢孟谏议新茶》。 

［49］《刘禹锡集》卷25《西山兰若试茶歌》。 

［50］《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 

［51］《新唐书》卷196《陆龟蒙传》；《甫里先生文集》卷16《甫里先生传》。 

［52］《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53］《封氏闻见记》卷6，《丛书集成初编》本。 

［5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 

［55］《桂苑笔耕集》卷18。 

［56］《樊川文集》卷11《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57］《太平广记》卷172《崔碣》条引《唐阙史》。 

［58］《全唐文》卷897罗隐《广陵妖乱志》。 

［59］《全唐文》卷74文宗《追收江淮诸色人经纪本钱敕》。 

［60］《资治通鉴》卷259，昭宗乾宁元年十一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