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会大学 官网:政治“高利贷”更可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6/17 14:57:03
一个又一个企业老板的“跑路”与高利贷经营者的跳楼,把温州乃至全国的民间高利贷疯狂之态、凶险后果逐渐清晰地呈现在国人的面前。然而,还有比中国高利贷经济更可怕的,那就是中国政治的“高利贷”赌徒心态。

  今日中国的高利贷经营者(这里不包括少数由于金融体制的极不合理的垄断而造成融资困难,不得已以高利贷暂时救急的专心做实业的民营企业老板。笔者对他们充满理解与同情),从根本上讲,抱有的是一种赌徒心态,即拿自己的明天赌一把。在当今中国,有几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等实业,会有年利高达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一百八十的回报?精明的高利贷者一般都懂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为什么仍要不惜豪赌一场呢?首先因为,他们在刚开始放贷之时,都有百分百的信心,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操控能力,能控制得住未来的局面与后果,能在接下来的投机中捞一把就走,或者能在“击鼓传花”中把包袱甩给别人,而不会自此陷入其中,越陷越深至难以自拔的。

  高利贷者一般的政治赌徒们,心态几乎与此一样。这类政治赌徒,说到底也是在拿自己的明天豪赌一把。以他们的学历与智商,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叫人伦道德?什么叫党纪国法?什么叫政治底线?他们难道不知道,把民众祖传的土地房产低价强征,派警察扮便衣殴打无辜民众,把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毫无理由抓捕监禁,把说了几句真话的作家记者秘捕秘判……这些恶行会激起民愤?他们统统知道。但是,他们也总是在开始施恶时信心十足:自己会有足够的操控能力的,自己手里牢牢掌控着的政经军警宣等等资源,将可以摆平一切,至少也是可以将社会矛盾“击鼓传花”传给后任的。

  高利贷者确实也有很多会在最初的炒房、炒股、炒矿、炒金炒银炒铜、炒外汇、炒期货,乃至参与赌博、开赌场等中国经济高度投机领域的豪赌中赚取一桶金,而这,刺激了他们胃口的进一步膨胀。政治“高利贷”赌徒们最初也几乎都能凭着掌控的绝对“优势”而轻易得手,而这,往往也刺激他们由此更加狂妄至肆无忌惮,因为,他们也总自信自己的操控能力会越来越强。

  但是,人算往往不如天算,疯狂的投机至最后,总有一天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报复,高利贷的窟窿于是越来越大。所以,高利贷赌徒在最疯狂的阶段,是尽一切力量,尽一切资源,不惜以最大的代价弥补日益扩大的债务窟窿。

  政治赌徒们也一样,最初的压制与欺骗可能会在某时间段有效,但是,民意不是可以永远欺负的。政治赌徒们也要最终付出高额“利息”的,总有一天,被欺压的民意会反弹,而且这反弹更会日益强烈。按照中国社科院 雷颐 教授的说法,压制越甚,拖得越久,要付的“利息”就越大。于是,政治赌徒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继续以一百个错误来掩盖一个错误,不惜拆民心的东墙补贪腐权力的西墙,剜民心的好肉去补腐烂体制的伤疤:耗费天文数字的血汗钱,封锁网络,监控网民,隔绝信息,培植“五角”,“引导”舆论;动用黑洞般的资金,调用无数的干警阻截殴打几个正常上访讨说法的访民;动用几千万资金,调用几十上百人力非法监控软禁迫害一个盲人、非法监控几个文弱书生;调用神秘力量,把自己的国民像扔垃圾扔出国门……在很多地方,不仅已经赔上了整个体制的公信力,更赔上了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赔上了民族的创新能力,赔上了民族的未来!

  高利贷赌徒为安抚债主们的人心,往往喜欢穿一身名牌,开几辆豪车,办一些豪宴,也喜欢时不时做一些“慈善”,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底气。政治赌徒们也喜欢摆弄排场以“安定人心”。他们会搞“访贫问苦”,搞XX工程,搞XX晚会,办X歌演唱会,办“举世盛会”,鼓吹“中国特色”“中国模式”,鼓吹“救希腊”“救欧洲”……

  高利贷赌徒到最后,绝大多数会沦落到几乎不要底线、不要廉耻的地步。为了弥补日益巨大的窟窿,他们会不管是否亲朋好友,不管是否别人的养老钱、保命钱,只要能拿得过来以填补眼前窟窿,都一概先骗到手再说。政治赌徒们也一样。到最后,他们是不管什么人类良知,不管什么伦理道德,不管什么党纪国法,不管什么政治底线,只要能维持住眼前垄断利益的“稳定”,只要能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击鼓传花”,一概毫不犹豫统统踩在脚下饮鸩以止渴:省委门口可以安排警察扮便衣以方便打人,依法参选的公民可以让他们神秘失踪,依法行使职权的律师可以予以秘捕,对付探访一个理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盲人的无辜民众,可以安排“不明身份”者予以粗暴拦截、搜身抢劫、无理关押、野蛮殴打;依法维权的民众可以让他们“被旅游”、“被失踪”、“被车祸”、“被自杀”、“被精神病”……整个已与黑社会无异!不,盗亦有道,这已经比黑社会更黑!

  高利贷赌徒最终都会给自己留一手。“跑路”的老板绝不会“净身”出走,他们在“跑路”之前早已给自己或家人留好后路。政治赌徒也明白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美好的明天”,也早就给自己留好了退路。他们会早早地把自己的家人、财产,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要人们警惕被“演变”的西方国家,剩下做裸官的他们,自己也早揣好了几本西方国家的护照。

  高利贷崩盘之时,裱糊匠们给温州等地开出的一个药方是“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继续为眼前的“稳定”饮鸩以止渴。何为“适当”,国有垄断金融企业还具备准确判断的能力吗?让他们“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实际上就是再度纵容资本的疯狂投机。决策高层丝毫不愿治病先治根,及时有力惩治贪腐渎职的银行及其官员,及时真正放开早该破除的金融垄断,以及放开对更多的经济要素、政策资源的垄断,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规则,给充裕的民资更多的投资市场。对此,时评人 郎遥远 先生尖锐地指出,以那种方式“救温州”,将要赔上整个中国,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是中小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不务正业”的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政治“高利贷”也一样,面对日益溃败的体制,面对无法有效约束、日益猖獗肆意妄为的公权力,他们也丝毫不肯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丝毫不肯还公民以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自由与权利,继续以民为敌,继续以人类先进文明为敌。

  在中国,经济高利贷赌徒与政治“高利贷”赌徒,真可谓互为榜样,互为基础。

  可能唯一不同的是,经济高利贷赌徒最终会“跑路”或跳楼——有些可能还知耻;政治赌徒却不会也不屑,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不会放弃最后挣扎。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自己财大气粗可以对付一切,自己紧握不放的刀枪棍棒能够摆平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