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25日11:52  文史参考 文史参考2010年23期封面

　　梁启超家族沉浮命运

　　国家脊“梁”

　　刚刚离开人世的梁从诫先生提起他的家族，骄傲之余总免不了黯然神伤地做两句论断：“我们家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祖孙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的人生道路，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若论失败，梁启超终生为拯救国家危难、建立民主宪政而努力，在他离世的时候，却心痛地看到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梁思成终生为发掘和保护祖国宝贵文化遗产而拼争，在他离世的时候，却心痛地看到古建遭劫、文明蒙尘；梁从诫终生为挽救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在他离世的时候，却心痛地看到污染肆虐、生态危机？

　　可谁敢说他们是失败者！他们舍身求法，只为报效自己的祖国，他们奔走呼号，只为维护国人的尊严，论精神、论学识、论人品，他们无愧时代，永刻青史，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力与命相持

　　第一公民梁启超

　　文/吕峥

　　很多年后，当闻一多向他的学生们“表演”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时，依然情绪激昂。他模仿道：“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过一声，并无半句解释。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讲完。”闻一多两手一摊，正告弟子：“大师讲学，就是这样！”

　　公元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县。

　　一个新时代的启蒙者，一个影响了清末民初三十年政局的活动家；一个让青年毛泽东深受震撼，亦步亦趋的思想家，一个胡适口中“读了他的文字像受到电击”的文学家，拉开了他人生大戏的帷幕。

　　新会梁家，世代耕读。不过，祖父梁维清只中了秀才便止步不前。父亲梁宝瑛连秀才都没考上，当了一辈子童生。梁家只好将希望寄托到梁启超身上。

　　梁启超是五百年一遇的天才，6岁便读完了四书五经，9岁能写千字文章，吟诗作对的本领更是令人惊叹。父辈们都还记得他10岁那年的一件往事：当时，梁宝瑛的老友李兆镜给梁启超出了一个上联，叫“推车过小陌”，梁启超不假思索便对出了下联“策马入长安”。这是何等的才思敏捷与自命不凡。

　　梁启超11岁考中秀才，16岁考中举人。主考官李端棻见他文采超群，风华正茂，当场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梁毫无选择余地，两年后的1891年，他入京与大他4岁的李蕙仙成了婚。

　　梁启超是幸运的，李蕙仙温柔贤惠，与梁举案齐眉，为他生育了3个子女，长女思顺、长子思成和次女思庄。随李蕙仙陪嫁的两个丫鬟里，有一个叫王桂荃，后来做了梁启超的侧室，为他生养了另外6个子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和思礼。王桂荃聪明勤快，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她独自一人将一众子女培养成才。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凄惨离世。

　　戊戌政变，断发走东瀛

　　1890年，17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拜会了33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梁启超觉得以前学的不过是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不是真正的学问。于是，他当场拜康有为为师。当时的梁启超已是举人，康有为却只是一名监生。

　　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一所万木草堂，开馆授徒。万木草堂为期一年的学习使梁启超获益匪浅，他后来回忆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同时，梁启超的学识和辩才，也开始在康有为的诸多弟子中脱颖而出。

　　可惜，神州虽大，却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这是一个被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换来短暂的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

　　1895年春天，梁启超跟康有为一同进京参加会试。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梁启超和其他举人们愤怒了，在康有为的振臂一呼下，1000多名举人签名上书，敦促朝廷拒绝和议，着手改革。史称“公车上书”。

　　这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梁启超却榜上无名。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因为主考官是守旧派代表徐桐，对变法维新深恶痛绝，凡是文章中有离经叛道的，都将摒弃不录。巧合的是，徐桐先看到梁启超的考卷，见通篇都是恣意发挥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为是康有为的，当即刷了下来，康有为的考卷却因此侥幸过关。即便如此，副考官李文田还是颇为欣赏梁启超的文采，在文末颇为惋惜地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公车上书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维新思想。1895年8月，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赠送给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作为主要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宣传变法的文章，用饱含深情的文笔打动了许多上层人士，当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时，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纷纷慷慨解囊，出资赞助。

　　康梁的活动引起了守旧派的不满，次年1月，清廷强行解散了强学会。康有为应汪康年之邀，携梁启超南下上海，筹办《时务报》。《时务报》的精华文章几乎都是出自梁启超之手，他强烈反对自强运动中的技术决定论，由于学习了明治维新的经验，他坚定地认为，为了使中国复兴，政治的改革比技术的输入更为重要。梁启超主张，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经验这方面的教育。基于这种思想，当湖南开办时务学堂，黄遵宪推荐他为总教习时，他欣然领命。1897年秋，他到达长沙。梁启超的名字引发了人们的热情，有多达4000个年轻人来到长沙报考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只有40人被录取。梁启超向学生宣传排满的激进思想，他们秘密重印和散发黄宗羲的禁书《明夷待访录》。为学生写的评语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地提到，在17世纪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人犯下的屠杀暴行，这在当时无疑犯了大忌。1897年冬天，德国强占胶州后，梁启超对清廷十分愤慨，他向湖南巡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不忘结交权贵，为康有为援引势力。当他去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宾客盈门。张之洞听说梁启超前来，当即撇下宾客，大开中门，将他迎进内厅，与之彻夜长谈。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陛见，“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可惜，满口的广东方言害苦了梁启超，“孝”被读成“好”，“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比起康有为与皇上几个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并不成功。从此，梁启超痛下决心学习官话，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十分流利。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请夫人教他官话，妇唱夫随。很快，他的官话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不再吃亏了。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根据皇帝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等。但是，变法的制定者们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们徒有激情而未顾及现实。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等，每一项改革都冲击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维新党行动过于操切，言辞过于激烈，康有为面对一众大臣，竟然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的狂言，实在是书生意气。情急之下，他们想到“围园杀后”。本以为看准了袁世凯，可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袁世凯察觉到风向不对，担心引火烧身，便跑到天津，将康梁等人的计划向直隶总督荣禄和盘托出。事态扩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见不同，而上升到了“谋反”的程度。震怒之余，慈禧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刚刚结束访华的行程，滞留北京。他对日本驻华大使林权助说：“救救梁启超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在他和林权助的帮助下，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领事郑永昌的帮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馆，再化妆成猎户的模样，准备离津。25日，二人在天津车站的月台上行走时，被梁启超的熟人发现并报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来。俩人跳进帆船，躲至深夜才敢开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驶去。

　　捕手发现动静，又乘蒸汽船追来。眼看蒸汽船越来越近，梁启超绝望了，准备束手就擒。正在此时，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舰大岛丸向帆船驶来。原来，林权助事先打过招呼，让大岛丸在此接应。梁启超终于摆脱了清廷的追捕，登上开往日本的大岛丸。

　　望着苍茫的太平洋，梁启超心事沉重，思绪万端，写下“忍慈割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的诗句。

　　梁启超抵日后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从香港辗转来到日本。师徒相见，犹如重生，热泪盈眶。

　　康有为告诉梁启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宝瑛和李蕙仙已携家人逃到了澳门。梁启超立刻给妻子写信，并将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写道：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照如见人。

　　从共和派转向立宪派

　　流亡的生活并不平静。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在日本内阁大臣犬养毅家，梁启超结识了孙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倡导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断无与他合作的可能。

　　梁启超却没有丝毫成见，他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从善如流，赞成革命，很快便与孙中山打得火热。当时，孙中山的声望无法同梁启超相比，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为被日本政府驱逐，离开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师的掣肘，梁启超同孙中山往来更加频繁。其实，梁启超并非对孙中山笃信不疑。他认为孙中山常说大话，“徒使人见轻耳”。

　　不久，梁启超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给老师写信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接信后，怒不可遏，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梁启超表面上听从老师的话，内心却很不满。除了政见不同，经济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启超流亡海外，主要靠办刊、卖文维持生计，生活清苦。而康有为声称有光绪的“衣带诏”，以保皇为名一路大肆敛财，掌握了百万巨款，却并未很好的接济梁启超。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顿时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很多人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然而没过多久，梁启超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彻底摒弃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张，转而支持开明专制的国体。

　　思想的转变源于他1903年应美国保皇会之邀游历了一番美国。在这片曾被他称作“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见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兴旺发达的工业，却也见到了世纪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马克吐温笔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见到了华侨社会帮派林立、互相残杀的种种丑陋现象。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信仰崩溃的梁启超写道：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

　　回国后，他冷静地想了想，认识到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素质之低下，搞起革命来，一定是多年大乱。而最终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能量和权术的独裁者，到底还是专制。梁启超给革命开出的公式是：革命——动乱——专制。给立宪开出的公式是：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

　　从此，梁启超走上了坚定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利用各种渠道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

　　革命党对梁启超的转变极为不满，他们在东京创办了《民报》，第三期就下了战书。一场立宪派同革命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论战拉开了帷幕。

　　革命派说：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

　　梁启超说：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个专制。

　　革命派说：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

　　梁启超说：法国大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他欧洲15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

　　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

　　梁启超说：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

　　两派你来我往，革命派占据着《民报》，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轮番上阵。立宪派只有梁启超孤身一人，阵地是他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

　　通过和革命派的论战，梁启超确立了舆论界骄子的地位，并代替康有为成为立宪派新的精神领袖。

　　同时，在论战过程中，梁启超发明了一种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后世称之为“新民体”。由于百姓和士子都乐于接受，新民体传播很广。用这种读者喜闻乐道的文体，梁启超写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铿锵之语激荡着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炽热的心灵。

　　黄遵宪就极为推崇新民体，称赞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再加上梁启超善用“拿来主义”，直接将日文的汉字词语引入中国，诸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这其中，有一个词是梁启超的原创，那就是“中华民族”。

　　不过，梁启超文采横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写惯了报纸文章、论战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他的一支笔可以惊醒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却没有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的著作。陈独秀就评价梁启超的著作为“浮光掠影”。

　　改良努力没能挽救清廷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眼看着两个列强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打，却只能声称保持“中立”，让无数国人伤透了心。1906年，湖南爆发了萍醴浏起义。同过去单打独斗的暗杀行为不同，参加这次起义的革命党，既有留日归国的学生，也有清军中的年轻军官，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对清政府失去信心。

　　迫于压力，慈禧加快了立宪的速度。这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然而迂腐的满清权贵哪里懂得西方宪政。他们只好通过熊希龄向日本的梁启超约稿。梁启超写成《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作为五大臣报告的底本。9月1日，慈禧发布上谕，确立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

　　梁启超得知后非常兴奋，他放弃了与革命派的论战，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了政闻社，提出“实行国会，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慎重外交”四条主张，指导立宪派配合清政府实施立宪。然而，就在成立大会召开的那天，以陶成章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梁启超刚讲了几句，革命党人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说：“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打，梁启超慌乱中转身从后台楼梯逃走，其他佩戴红袖章的政闻社成员都受了皮肉之苦。这件事让梁启超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离真正的民主自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并没有动摇立宪的决心，而是将政闻社成员派回国内，积极奔走联络。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辞世，摄政王载沣掌握了实权。清政府开始了同革命党的赛跑，君主立宪一再提速。在梁启超的策划下，立宪派领导民众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敦促政府尽快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

　　可惜，懦弱的载沣没有抓住良机，出于对袁世凯汉族大臣夺权的恐惧，在1911年5月组成的新内阁中，还是以皇族成员为主，违背了皇族不能充任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终于，天不假年，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终结了大清，革命党赢了，清帝退位了。

　　再造共和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到中国，住在天津。他摒除私怨和成见，向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献上了制宪、财政等方面的建国方略。

　　民国伊始，百废待兴。梁启超希望袁世凯在开明专制的基础上稳步实现立宪、共和的过渡。袁世凯邀请他入阁，他欣然从命，在熊希龄总理的内阁中任司法总长。当时熊内阁号称“第一内阁”，孙宝琦是外交总长，朱启钤是内务总长，段祺瑞是陆军总长，张謇是农林工局总长。可惜，袁世凯再一次让梁启超失望了，他解散了熊希龄的内阁，无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关于“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的主张，强行提前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无奈之下，梁启超递交了辞去司法总长的呈文，于1914年的年底挂印而去。

　　1915年，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准备。1月，袁的长子袁克定让杨度作陪，宴请梁启超，探询他对帝制的态度。梁启超当场表示绝不苟同。8月，袁世凯的美籍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适合君主制。同时，杨度和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大造舆论。

　　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丑态，梁启超犀利地指出：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

　　然而，舆论界在袁世凯的严密控制下已是噤若寒蝉，死气沉沉。梁启超忍无可忍，一跃而起，连夜草就了一篇荡气回肠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快淋漓地斥责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表明了自己对帝制决不妥协的立场。文中，梁启超大义凛然道：“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我笔，使不复能属文耳。”“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恰逢杨度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他刚写好的《君宪救国论》，梁启超便给他回了一封绝交信，并附上《异哉》一文。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恐慌，他清楚，梁启超的文章不亚于重磅炸弹，发表后定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便派人带着20万元银票，火速赶往天津，给梁启超父亲祝寿，劝梁启超不要发表文章，梁启超当场与来人翻脸，退回银票。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愿选择逃亡也不愿苟活在这污浊空气中。

　　1915年9月3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京报》发表，迅速引起轰动，当日报纸便售罄无余。茶馆、旅社的客人因无报可买，只好向人辗转抄读，许多人跑到报馆请求再版。然而，梁启超振聋发聩的文章并没能放缓袁世凯称帝的脚步。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登基”仪式。

　　对此，梁启超早有准备。几个月前，出于猜忌，袁世凯将梁的学生、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召到北京，监控起来。8月15日，蔡锷应梁之邀，秘密来到天津。二人商量一夜，觉得如果不承担起讨袁的责任，中华民国恐怕从此就完结了(当时，国民党人都已逃亡海外，国内的许多军人和文人都被袁世凯收买了)。

　　梁启超制定了举义的计划，分一明一暗两条线进行。梁在明处牵制袁世凯，蔡则暗中潜回云南，起兵伐袁。

　　蔡锷返回北京，装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日夜逛窑子，与小凤仙饮酒作乐。梁启超发表《异哉》一文后，蔡锷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个书呆子，不识时务。”在军官赞成帝制的文件上，他也毫不犹豫地签名。终于，袁世凯放松了警惕，蔡锷趁机从天津登上了日本的运煤船，辗转回到云南。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进兵四川，李烈钧的第二军进兵广西，云南都督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驻守昆明。独立前后，由云南发出的电文如《致北京警告电》《云南檄告全国文》等，都是梁启超事先拟好的。

　　护国战争打响后，梁启超居住在上海，对蔡锷在西南一带的军事行动进行指导。然而，战况并不乐观。袁世凯派曹锟领军进剿云南，蔡锷要以不满五千的士兵对抗曹锟几十万器械精良的大军。梁启超心急如焚，写给各省将军，劝说他们共同举兵的信也毫无回音。直到1916年2月，广西都督陆荣廷才派人带来了他的亲笔回信，说他欢迎梁启超到广西去，只要见到梁启超本人，他立刻宣布独立。为了国家的前途，梁启超没有任何的迟缓和犹豫，当即动身前往广西。

　　3月15日，陆荣廷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宣告广西独立。自此，云贵川桂四省联成一气，护国军受到极大鼓舞，重新对袁军发起反攻。人称“北洋之豹”的冯国璋趁机联合湖南将军汤香茗等上书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内外交困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只做了83天皇帝，便被赶下了金銮殿，继而一命呜呼。

　　段祺瑞内阁成立后，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被卷入其中。是否对德宣战，府、院争论不决，梁启超写成《欧战蠡测》一书，力主加入协约国作战。段祺瑞深表同意。历史证明，这一选择是对的。

　　1917年，张勋复辟，康有为是他得力的军师。针对老师支持复辟的公开言论，梁启超发表了《辟复辟论》，反对复辟帝制，支持共和。而后，梁启超又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张勋。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至此，康梁公开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并在诗中怒斥其为专食父母的怪兽。不过，梁启超是个心怀仁义之人。10年后康有为去世，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了几百元钱，才草草成殓。之后，梁启超又戴孝守灵，大哭三天。

　　赶走了张勋，段祺瑞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段政府的财政十分困窘，国家太穷了，梁启超的主要任务就是筹款。当时以中国的自然资源为抵押从外国借款的“西原借款”，经梁启超签字的就有2000多万。这招来了国人的极大非议。梁启超只干了几个月就发现自己干不下去了，于是坚决辞职。他天生不是从政的料，政治思想他有，但玩政治手段，论行政能力，他就力不从心了。

　　一纸电报点燃“五四运动”

　　1918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招展，光彩照耀，东交民巷至天安门一带，游人更是摩肩接踵。这一天，人们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虽然这次胜利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12月初，梁启超筹措了十万元经费，挑选了一批各有所长的专家，组成一个民间代表团，赴欧洲参加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是一战确立世界新秩序的会议，梁启超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2月28日，梁启超率丁文江、蒋百里等人，乘坐日本轮船横滨号前往欧洲。一路上，大家打牌、聊天，非常热闹。每天早上8点，每个人都抱着一本书，在甲板上冲着大海高声朗读，四十五岁的梁启超也开始学英语。

　　在巴黎，梁启超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请他帮忙在和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威尔逊答应了。

　　1919年1月，被中国人寄予了厚望的巴黎和会正式开幕。会上，同为战胜国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遭到中方代表顾维钧的严词反对。

　　顾维钧慷慨陈词，说山东是孔孟之乡，中国的文化圣地，自中国参战以来，与德国订立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已废除，不存在日本继承权益的问题。威尔逊也从旁相助，为中国据理力争。

　　场外，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写下《世界和平与中国》一文，并翻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散发，宣传中国的要求，驳斥了日本占据山东的借口：“胶州湾德国夺自中国，当然须直接交回中国，日本不能借口有所牺牲有所要求，试问英美助法夺回土地，曾要求报偿耶？”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梁启超大声疾呼：“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

　　就在此时，日本代表平静地公开了一份令人震惊的秘密协定。这份签署于前一年的协议规定，日本给段祺瑞政府两千万日元的贷款，换取在山东修路、驻军的权利——山东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由于日本早在和会召开前就与协约国各方达成了秘密共识，因此，在和会上，威尔逊成了孤家寡人。并且，日方屡次扬言如不满足其要求，就退出和会。威尔逊担心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破产，便妥协了。直到此时，梁启超才打听到和会条约的内容，而且得知，部分中国代表已准备在条约上签字。他赶紧致电国内好友林长民(林徽因父亲)告知他巴黎的详情，并称：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就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刊登在《晨报》上。他在文中惊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林长民文稿披露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墙报就贴出了十三院校学生代表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五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当时，游行队伍中并没有“打到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相反，为了保住山东，学生还目标明确地去找美国大使馆，请求美国人帮助。因此，“五四运动”的实质是由梁启超的一封电报引发的爱国运动，所谓“反帝反封建”云云，都是后人加在其上的光环。

　　清华大学的国学大师

　　回国后的梁启超写成了《欧洲心影录》一书。一战后的欧洲，百业凋零，科技的进步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毁灭了人类一手缔造起来的文明。欧洲的经历让梁启超开始反思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他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将“民主”和“科学”喊得沸反盈天之时，敏锐而超前地指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传统儒家里提倡“正心诚意”，塑造修齐治平之人的思想在现代依然有用。然而，愤激的国人没有耐心去听梁启超的解释，在他们看来，梁已经过时了。失望之余，梁启超回到了书斋，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

　　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声名远播，其国学院先后将四位大家揽入怀中：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和赵元任。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的陈寅恪是个怪才，他在海外留学20年，潜心读书，对学位淡然处之，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

　　梁启超在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有没有著作？”

　　梁又答：“没有著作。”

　　曹校长为难了：“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

　　梁启超大怒，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说完，扬长而去。最终，曹云祥还是遵从了梁启超的意见，这才有了让后人仰之弥高的清华国学大师陈寅恪。

　　梁启超对清华学子影响深远。梁实秋早年在清华就读，直到晚年他仍回忆得起梁启超演讲的经历。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教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顾右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梁启超上课前，照例会先把眼镜向上翻一翻，开腔道：“启超没有什么学问”，随之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开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地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泪交流之余张口大笑了。”

　　梁实秋最后感叹道：“像先生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1922年，梁启超曾赴东南大学主讲先秦政治思想，与传授“实用主义”的胡适狭路相逢。学生黄伯易回忆道：“胡‘像花牌楼商人’，目空一切；梁‘广额深目，态度诚恳’，第一次和学生见面就表态‘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攻错。’”

　　胡适少时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影响，算是梁的弟子辈，留学归来一跃成为新一代学术界的“领军人”，风头正健。梁欣赏其才华，却不认同其哲学理论，曾在北大公开演讲发难。1923年，二人同时应邀为青年开出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将《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其中，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梁很不满，当即撰文批驳说，自己偏偏就没读过这两本书，“但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梁启超在学问上的争胜念头，好友周善培看得很清楚。他说，梁启超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如果胡适偶然研究哪怕“极无价值”的东西，他也要跟着研究一番。于是，周劝他：“论你的年辈、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何时才到头呢？”梁启超一再点头，终究还是拴不住自己“竞赛”的心。

　　在学校，梁启超常热心帮贫困学生谋一些编目录之类的兼职，赚补生活费用，教学上也很开明，欢迎学生挑战，因而每次开课都学子如云，把教室坐得满满当当。不过有一次，因为当天有校际篮球比赛，来的人太少，拂了先生的面子。他当即怒斥学生们无心向学，“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

　　多变的学者和津津有味的人生

　　闲暇时，梁启超喜欢打麻将。据他的弟子杨鸿烈回忆：“我有一次到了北海快雪堂，看见梁氏方进早膳，兴致很高，谈了相当长久的时间。我听人说梁氏订例，访客谈话以五分钟为限，这是为应付某些‘烂屁股’久坐聊天，妨碍工作而设。那天有好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访问梁氏，他们原是熟人，见面更无所不谈，随后他们要求梁氏举行一次公开演讲，但他却婉辞道‘对不起，你们所订的演讲时期，恰和我的四个人的功课时间相冲突。’于是他们便回头询问我‘是不是你天天都要到此请梁先生讲书？’梁氏听见，莞尔而笑，说道‘非也！是我和几个朋友，搓搓小麻将，作方城之戏！’”

　　梁启超有句名言非常流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他认为，打牌有助启发智商，“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还在担任《时务报》主笔时，梁启超经常半夜一边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论，由专人记录下来，一字不改，即可付梓。约稿、演讲统统不作准备，临场前，一阵“东风、白板”，便大功告成。不过，也许是用心不专吧，梁启超几乎逢玩必输，但他依然兴致高昂，乐此不疲。

　　对于晚辈，梁启超爱护有加，却也因直率而得罪人。1926年10月3日，在北京的北海漪澜堂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新郎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人是胡适。在婚礼上，梁启超致辞时当着众人的面训导徐志摩说：“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全场为之愕然：这也太不留情面了！

　　晚年的梁启超每天五点起床，工作十个小时，星期天也不休息。他有句口头禅 “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孜孜不倦的努力换来的是 36年间所著《饮冰室合集》共1400万字，平均每年要写39万字。

　　梁启超一动笔则文思泉涌，万言长文“片刻即脱”。1914年他小住清华期间，罄10日之功，写完长达百页的《欧洲战役史论》。护国运动期间，遭袁世凯通缉追捕躲入荒山，大病初愈即奋战三天三夜，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

　　人到暮年，梁启超精力不减，只消一个周末，便可成书一本。与他一同欧游的蒋百里，回国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请他为之作序。岂料梁启超一发不可收拾，出手便是6万字，与原书一样长，这篇“长序”只得单独出版，成为梁启超的学术代表作《清代学术概论》，梁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

　　梁启超下笔神速，确属天资所赐。博闻强识，故能出经入史，信手拈来。比如，他能全篇背诵贾谊七千余字的《治安策》，曾笑言：“不能背《治安策》，又怎能上‘万言书’？”一次宴会上，胡适提到中国古诗中没有写猪的诗句，他马上以乾隆一句非常生僻的诗文“夕阳芳草见游猪”反驳。然而，若是将梁启超同王国维和陈寅恪相比，便“纵横捭阖”有余，“钩深诣微”见拙了，稍有不慎还会犯下常识性错误。黄侃就曾笑话梁启超的一次演讲中“有无数笑柄”，居然将“老子、庄子、屈原、诸葛亮、道安”列为“湖北五贤”。

　　周善培也多次劝梁启超治学为文不可一味求速。他对梁启超说：“你的文章能‘动人’，却不能像《史记》那样‘留人’。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莫说百读不厌，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梁启超深以为然。1924年夫人李蕙仙去逝，梁启超写下深情的《祭梁夫人文》时，一反常态地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改了两天才完成，列为“一生好文章之一”。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这是梁启超的名言。他常说，做学问当从趣味入手，才易出成果；但另一方面，自己为学“浅芜”，原因正在于“学问欲”很旺又“病在无恒”，以致“不能专积有成”。一次，梁启超在檀香山刚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便自觉已得真谛，还编了一本《英文汉读法》，教人数月之内学会翻译英文。结果，经《国民报》英文编辑王宠惠“测试”，梁启超的英语水平当场“现形”。梁羞愧之下，将书一撕两半，扔到窗外。

　　梁漱溟曾撰文说，梁启超“热情多欲”，“感应敏锐”，“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启超坦言，自己所做的事，严格说来没有一件不是失败的，但是“连失败也觉得津津有味”。他告诉子女：“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生活中，梁启超的确是个“烂漫向荣”的人，听京戏，也听古典音乐，收藏字画、楹联、书法，样样都来。一生藏书4万多册，碑刻拓本1200多件，逝世后尽数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1926年的一个周末，北师大的学生李任夫和楚中元去拜访梁启超。梁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为李任夫写下一副对联“万事祸为福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梁启超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人的一生，都是从奋斗中过来的，这就是力与命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力是可以战胜命的，一部历史，就是人类力命相斗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

　　楚中元又问：“梁先生过去保皇，后来又拥护共和；前头拥袁，以后又反对他。一般人都以为先生前后矛盾，同学们也有怀疑，不知先生对此有何解释？”

　　梁启超沉吟了一会儿，道：“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也批评我自己。我自己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 ’，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例如我是康南海先生的信徒，在很长时间里，还是他得力的助手，这是大家知道的。后来我又反对他，和他分手，这也是大家知道的。再如我和孙中山，中间曾有过一段合作，但以后又分道扬镳，互相论战，这也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袁世凯，一个时期，我确是寄以期望的，后来我坚决反对他，要打倒他，这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了。我为什么和南海先生分开？为什么与孙中山合作又对立？为什么拥袁又反袁？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用生命为西医辩护

　　由于常年操劳和熬夜写作，梁启超的身体越来越差。1926年3月，血尿不止的梁启超住进了协和医院，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即使是身体每况愈下，他照例每日挥毫自娱。在家书中，他活灵活现地描摹“老白鼻”(幼子梁思礼乳名，即Baby的意思)，模仿家中女仆，把“乡音无改鬓毛衰”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看惯了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凋敝，心底竟然还是一派灿烂和天真，或许，这就是趣味给予梁启超最好的补偿吧。

　　协和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梁启超一住院，就写信给他的孩子们：“我要你们知道我快活顽皮的样子，昨晚医生检查身体，说50岁以上的人体如此结实，在中国是几乎看不见第二位的。”

　　不幸的是，协和医院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功能正常的右肾被切除，病变的左肾仍然留在体内。此事梁启超当时即已知道，好友伍连德探听到，手术是协和的院长刘瑞恒主刀。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终于在1929年1月19日病逝，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

　　临终前，梁启超看见报纸上对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指责谩骂不绝如缕，考虑到西医刚刚进入中国，正在起步阶段，梁启超强撑病体，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启超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正如丁文江挽联中所写：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沈商耆的挽联直到今天仍令人回味：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梁思成：心碎倾城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25日11:52  文史参考

　　困惑的巨匠

　　梁思成：心碎倾城

　　文｜李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古老的城门楼、牌楼、城墙灰飞烟灭，让位给一片“新天地”。在“推倒封建残余”的热烈口号中，始终有一个反抗的声音试图阻挡浩荡的历史潮流，这声音来自梁思成，梁启超的长子，中国建筑学一代宗师。

　　梁思成不是“拆墙派”评价的老古董，他倾注毕生所学，心中早已建了一座理想城池——“大北京”：拥有三个各具功能、相辅相成的中心城区。

　　最终，首都城市规划“一边倒”地采纳苏联专家的建议，拆旧城原地建新城，并按照领导人的设想，从一个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

　　城墙倾毁，思成心碎。梁思成有一句名言：“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他说，“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悲伤的预言不幸全部实现。北京重蹈莫斯科复辄，交通和污染成为最令市民头痛的问题。

　　他不但没能保住古城，自己也付出沉重代价，遭到严酷批判，抑郁而终，带着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和无法解开的困惑。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

　　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车祸致残，受林徽因影响学习建筑

　　梁思成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他的降生给四处流亡的梁启超带来了莫大欣慰。梁启超给他取名思成，希望他多思而事业有成。

　　梁启超每天饭后都会一边喝酒一边给孩子们讲历史故事，督促他们读古代经典。后来人们常常讲起梁思成幼年的一件趣事，说他七八岁时就知道“表达政见”了。原来，他不喜欢父亲的老师康有为，因为他总是来家里与父亲激烈地大声辩论，梁思成天真地认定康有为对父亲不好。梁家的孩子从小跟一位日本海军退役军官学游泳，水性极好。有一次两家人在海边游泳，梁思成趁康有为下海后就偷偷潜泳到他下面揪他的胡子。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考上清华预科，读书期间在体育、绘画、音乐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在全校运动会上，他曾获跳高第一名；在音乐和美术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他擅长钢琴、小提琴，还是学校管弦乐队的队长并当第一小号手。他还十分关心政治，“五四”运动中，他是清华“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等社团中坚分子。一次，他和同学进城宣传被拘，他与其他人一起坚持斗争，迫使军阀政府派参议员曾彝进当众道歉，在军队护送下凯旋回校。同学们叫他“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

　　1923年是梁思成在清华读书的最后一年，5月7日这天，梁思成骑着大姐赠送给他的摩托车，后座带着弟弟梁思永，从北京城西驶向南边追赶游行示威队伍。8年前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从德国手中接管山东，这一天是“国耻日”。车骑到南长街口，被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的轿车撞倒，金永炎竟然连车都没下，从窗口扔出自己的名片给前来的警察处理后事，然后便驾车扬长而去。思永受了轻伤，思成脊椎受伤，左腿骨折，手术几次后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公分。军阀金永炎嚣张惯了，但他的名气比起梁启超来差得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他出面道歉并承担全部医疗费，还拿司机做替死鬼，最后连总统黎元洪也出面替他求情，梁家才罢休。

　　这次车祸间接促进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感情。梁林两家是世交，1920年，在两家长辈的安排下，19岁的梁思成初识16岁的林徽因，一见倾心。在医院养伤期间，林徽因常去看望梁思成，坐在床边给他拧手巾擦汗，两人感情日渐亲密。

　　由于身体受伤，梁思成从小立志“做一个军人”来救国的理想破灭，遂决心学习欧美建筑学的知识，应用于祖国。他学建筑的想法源自林徽因，这个美丽的女孩子跟父亲林长民从英国回来，见多识广，她对梁思成谈起以后想学建筑，梁思成回忆说：“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林徽因告诉我，那是集艺术和工程于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这个专业。”

　　1924年，年轻的恋人结伴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梁思成是能工巧匠，去美前，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林徽因。在宾大求学期间，他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古代建筑文物都妥善保护，有专门机构长期研究，而仅有的几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著作都是外国人写的，深感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立志要写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1925年，梁启超专门寄给梁思成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善本《营造法式》，这本刊行于公元1103年的书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中代古代建筑专著，编撰者是北宋建筑家李诫。梁启超在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梁思成下决心把中国建筑史研究透。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的选择正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前辈。后来，儿子于1932年出生时，取名“从诫”，意思是“跟随李诫”，做一个优秀的建筑学家。二人赴欧洲考察半年后回国。

　　梁思成先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1931年，他到北京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月薪四百银元。当时的四百银元不是个小数目，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当年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早期的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实在太慷慨了。

　　攀上应县木塔塔尖险遭雷击

　　到野外寻访古建筑，并不是一件轻松浪漫的事，时常遇到崎岖艰险的山路。梁思成腿有残疾，脊椎也因车祸留下后遗症，要常年穿着一个铁架子打成的马甲支撑，炎热季节非常痛苦。

　　1932至1940年间，梁思成足迹遍布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河南、江苏、陕西，以及京内京郊，到过200多个县，调查古建筑2700余处。

　　梁林夫妇都是世家子弟，出身优越，此前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城市，野外和农村环境的恶劣是超出他们想像的。回忆起1936年考察洛阳龙门石窟的情景，梁思成写到："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砂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

　　他们取得许多开创性的发现。比如，根据民间歌谣和文献记载，他们找到了山西应县木塔，勘测证实这确实是一座辽代木塔，后来确认为我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

　　1933年梁思成终于亲眼看到应县木塔，“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虽然腿部和脊椎都有残疾，凭着学生时代练就的臂力，他握着塔上凛冽刺骨的铁索，竟然两腿悬空着一直攀到塔尖。这座九百多年的木塔年久失修，同伴在塔下看着他攀爬的身影都禁不住双腿瑟瑟发抖。为勘测应县木塔，梁思成险些遭雷击丧命。他回忆说：“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60多米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梁君子与林美人的佳话

　　野外考察并不都有收获，梁思成1932年的一次外出差点失去爱妻。那年6月，梁思成刚刚从河北宝坻调查古建筑回来，当时林徽因怀着长子丛诫没有同去。梁思成一进家门，就看见妻子哭丧着脸告诉他，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两个人——梁思成和“老金”。

　　“老金”是金岳霖，他是徐志摩的同学，与林徽因在英国就认识，当年徐志摩热烈追求林徽因并为她离婚，金岳霖还是见证人。金岳霖是梁家的邻居和密友，他还题了一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金岳霖也爱上了林徽因，对她十分照顾和呵护。梁思成听到这个消息，极度悲伤震惊，但他没有发怒，而是冷静下来思考了整整一夜，反复问自己，林徽因到底跟谁在一起生活更幸福？

　　第二天，梁思成很早就起了床，他对林徽因说，老金有哲学家的头脑，自己不如他，林徽因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老金，他愿意祝他们永远幸福。话一出口，梁思成就哭了，林徽因也哭了。她把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深受感动，说：“看来思成是很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愿意退出。”从此三人毫无戒蒂，终身为友，梁林偶尔吵架，总是金岳霖出来调停。他与梁家做了一辈子邻居，终身未娶，直到八十多岁去世仍孑然一身，堪称痴恋传奇。

　　世人只知梁林婚姻天作之合，却不知梁思成的辛苦经营。林徽因个性鲜明，心直口快，两人婚前在美国留学时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磨合，好在梁思成的性格刚好与她互补，能以充分的耐心包容她。据说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二三十分钟。才貌双全、活泼开朗的林徽因，是学者文人众星捧月的对象，他们夫妻二人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4号院的家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龙所在地，号称“太太客厅”，那里曾云集了一批中国知识文化界精英，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周培源、胡适、沈从文、 箫乾等经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谈天下事。梁思成也很善言谈，但他“更知道应该什么时候闭口”，当他的爱妻坐在满室鸿儒中高谈阔论的时候，他总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她。

　　两人一起在野外考察的岁月里，林徽因有时会为路途艰辛而烦躁，据同行的美国学者费慰梅回忆：“林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而梁思成一路上永远是乐天幽默的，不管多疲惫多艰难，一到饭桌上，“这个平时沉静的男子妙语连珠，一顿饭吃下来总是让大家欢声笑语不断。”

　　梁思成宽和的性格、良好的修养和深沉的爱，成就了他和林徽因这段美满姻缘的佳话。

　　抗战流亡岁月中写出《中国建筑史》

　　1937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五台山发现唐代佛光寺，两人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一天，梁思成突然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注意他了，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立即离开北平。第二天，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它所有东西不管贵重与否都来不及处理，只好扔下，开始了长达9年的流亡生活。

　　他们在湖南、云南、四川几经迁徒。在长沙，他们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所幸那天全家外出，躲过一难。梁从诫回忆，童年仅有的记忆是跟母亲在炸毁的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父亲给他做的积木。1939年冬天，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市郊的龙头村，梁思成在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可惜他们只住了半年就因战火逼近而搬离。1940年冬他们与中国营造社迁往四川李庄，这是一个非常偏僻贫困的小镇，不通电，不通车，全镇没有一家医院。林徽因此前已经得了肺结核，一到李庄就发作病倒了，梁思成只好自己给林徽因打针，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他还学习蒸馒头、煮饭、腌咸菜、用橘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没钱可用时，梁思成就到宜宾去当卖衣物，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换回的不过是两条草鱼。他提着草鱼回来，对病中的林徽因开玩笑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女儿梁再冰回忆，尽管贫病交加，父母并不悲观，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梁从诫回忆父亲：“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听音乐，画佛像。”当时梁思成的脊椎病已经非常严重，画图时要在桌上放一个小花瓶支撑着下颌，以减轻脊椎压力。晚上根本不能在床上平卧，只能半躺在一张帆布椅上。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里，梁思成和林徽因及另外两位青年学者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实现了他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

　　梁林夫妇与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是非常好的朋友，费氏夫妇的中文名字都是梁思成给取的。他们几次写信劝梁思成去美国，那里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优厚的工作报酬。梁复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他；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在李庄，幼年的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这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因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

　　1946年7月，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北平，梁思成夫妇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1947年底，第二次赴美讲学、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他们认为国共逐鹿中原，而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解放军登门请教如何保护北平古建，打动梁思成夫妇

　　抗战时期梁思成选择留在后方，1949年，他选择留在北平。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一方面，梁思成热爱古建筑，他说过，别人的宝贝在家里，我的宝贝在全国各地。他当然要留在大陆，尤其是要守在古建筑宝库北平。另一方面，1948年的一次经历深深打动了梁思成，使他对共产党抱有极大好感。

　　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兵临城下。一天晚上，他们的老朋友、民主人士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解放军代表摊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方，并表示：“请您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不能小看这一次到访给梁思成带来的震撼。十几年来，他每发现一座有价值的古建，就会向当地政府提出书面报告希望给予保护，都石沉大海，如今共产党的军队却自己找上门来，请教如何保护古建筑。这些经历和感受促使梁思成夫妇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留下，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服务。其实，古建筑在他眼里，永远是有生命的物体，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把地球上的文化遗产都看作是全人类的瑰宝。就在二战后期，他力劝美军不要轰炸日本的古城京都、奈良，从而保住了这两处历史文化名城。日本人将梁思成称作“日本古都的恩人”。

　　梁思成对社会主义制度也充满了向往。梁从诫回忆道：“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使这个城市能够按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来加以总体规划、总体建设。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的二十几年，梁思成个人及整个北京城的遭遇，宣告他1949年的幻想彻底破灭。

　　梁陈方案被否，古都城墙不保

　　1949年10月1日，梁思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苏联城市规划专家也在邀请之列，在城楼上提出应开始对北京城进行改造，周恩来也在城楼上向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

　　梁思成隐隐感到了这个城市即将发生的变化，他立即和英国归来的年轻建筑师陈占祥一起做了一个城市规划方案，即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设三个城区各司其职：旧城保存为文化中心，浑然天成的博物馆；西郊另建行政中心，树立新中国形象；其南侧建商务中心，展现现代都市风采。

　　梁思成在晚年回忆道：“当我听说毛主席指示要‘将消费的城市改变成生产的城市’，还说‘从天安门上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时，思想上抵触情绪极重。我想，那么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这一点点城框框里搞工业呢？”“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梁思成坚决反对苏联专家改造旧城建新城的建议，“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50年后的事实证明，梁思成的判断惊人的准确。但在当时，他的方案受到严厉批判，被指责为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设计新行政中心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在旧城建行政中心，拆除“碍事”的城墙就几乎成为必然。为了保护城墙，梁思成不断上书，向领导人请求，与“拆墙派”辩论。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梁思成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下“环城立体公园”的方案，饱含感情。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力主拆城墙，性情温和的梁思成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1953年的一个夏夜，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虽然那时林徽因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时，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与周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动感情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

　　毛泽东给梁思成的表现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批判接踵而至，但对于梁思成来说，最大的打击是林徽因的去世。

　　林徽因为保护古城用尽自己生命的最后精力。1954年，她已经病的很重，拖着颤巍巍的身子去找彭真辩论。1955年4月1日凌晨，林徽因在昏迷中离开人世，梁思成握着她的手放声痛哭，喃喃自语：“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

　　1956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展开，一些单位开始从城墙上拆取建筑材料。同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汗夫的《拆除和兴建》一文，对梁思成等作了不点名批评：“去年，东西四牌楼拆除的时候，听说有人心疼得一夜睡不着觉？?”

　　1957年，实在看不下去眼的梁思成中了“阳谋”，他在3月的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议上发言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留下来唯一明朝楠木建筑物。1934年，袁良任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愿意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城市中起着装饰的作用。”后果可想而知，东直门城楼没有保住，梁思成在紧接着的反右、思想改造运动中违心做检查，他写了很有名的一篇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称自己“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他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刚正的梁思成本不是容易自毁的人，但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下，一个书生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1966年，梁思成被“文革”风暴打倒。一张大字报给这位“反动学术权威”画了一幅漫画——脖子上挂着北京城墙，下书他的那句赞叹：“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

　　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他被勒令一遍遍交待自己的“罪行”。年过六旬的梁思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出门就必须在脖子上挂上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名字上还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工作停了，工资停发，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的小平房中生活，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在无数次抄家中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梁思成的第二位夫人林洙冒险把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终这批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保存下来。

　　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已被剥夺看《参考消息》资格的梁思成夫妇听朋友说，《参考消息》上刊登了著名翻译家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叛逃”美国的消息，梁思成睁大眼睛说：“这消息可靠吗？”林洙随口问了一句：“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

　　“到国外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

　　梁思成是听父亲讲南宋忠臣陆秀夫跳海殉国的故事长大的，他说过，“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1971年底，与他一起提出“梁陈方案”的陈占祥去医院看望病重的梁思成，梁思成给陈留下最后的话：“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上要有自己的信念。”

　　多年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质上的贫困，使梁思成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终年71岁。

　　22年后的1994年，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出版了梁林夫妇的传记：《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著名汉学家史景迁为此书作序，他写到：

　　“当我们细细地品味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发清晰地感受到这对坚强而又压抑的夫妻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还看到，已经消失的建筑重新在国人的意识之中获得他们恰当的位置，我们感受到，即使在羸病缠身的痛苦之中，他们那依然未泯的幽默和毅力。”

草根行者梁从诫：身上流淌着祖先的血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25日11:52  文史参考

　　身上流淌着祖先的血

　　草根行者梁从诫

　　文｜纪彭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一位衣着简朴的老人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来到全国政协礼堂，门卫拦住了他：“你给谁报到？”“给我自己。”那个门卫不信，直到看他掏出委员证，才放他进门。这位老人就是全国政协常委、大陆民间环保领袖——梁从诫。他的先辈名震华夏，他是“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音之子”，不过这样的称呼是梁从诫生前最讨厌的。梁从诫从60岁开始投身环保事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他从父亲、祖父身上继承的除了聪颖、善良，还有倔强、率直。

　　在川西一个小县，他指着前来敬酒的县长，大声呵斥：“这里的水跟酱油汤一样，你们还好意思喝酒！”；1999年，在上海的全球500强财富论坛上，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

　　67岁高龄的梁从诫登上了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可可西里，亲手焚毁了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近400张藏羚羊皮，抱着饥寒困苦的保护队员们一起痛哭，转头就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请求他制止英国的藏羚羊非法贸易市场，以推进对藏羚羊的保护。

　　为了环保，年过古稀的梁先生还坚持骑车出行，2006年，他遭遇车祸，此后健康每况愈下，不能再骑车，连走路也困难，后来甚至头脑糊涂，连朋友都不认得了。2010年10月28日，患病多年的梁从诫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许是宿命，梁家三代所选择的都是曲折的道路，所看到的都是无尽的遗憾。祖父梁启超为挽救民族危亡，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推翻袁世凯帝制，而他所主张的改良主义的结局自不堪回首；父亲梁思成与母亲林徽因，这两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传统建筑的知识分子，为了保留北京古城墙而四处奔走呼喊，乃至痛哭流涕；与先辈相比，梁从诫做的事情也决定了他要面对加倍的漫长、艰难和孤独。

　　未能继承父业，人生蹉跎五十年

　　1993年以前，梁从诫的人生是另一个样子。梁从诫1932年出生于北平。梁思成与林徽因十分欣赏北宋建筑家、《营造法式》的编撰者李诫，于是给儿子起名“从诫”，希望他能成为像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幼年的梁从诫跟随父母颠沛流离，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幸运的是，父母有举世无双的杰出才华。在四川李庄那个一贫如洗的家里，母亲林徽因会给他讲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他一起读《猎人笔记》，父亲梁思成教他画画，做各种玩具，梁从诫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浸淫中成长。

　　1950年，从小就对绘画有极大兴趣的梁从诫投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两分之差，未能如愿考入，转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梁从诫回忆说：“我父亲是建筑系主任，但是他没说话。”在北大，梁从诫一直念到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大学当了4年的历史教师。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被调回北京，进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

　　在“文革”中，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成了革命的对象。他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之后，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去，比抗日战争还要漫长，9年。

　　在江西的岁月里，梁从诫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天赋，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1978年，40多岁的梁从诫虽被允许返回北京，但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无人问津。直到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把他从外交部调到大百科出版社，梁从诫的人生才开始有了变化，那时梁先生已经年近50了。

　　人们尊他为“专家”、“学者”，梁从诫始终不愿接受。他曾说：“我很清楚，这些称号我都没有资格接受。当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做了几年研究生，正值‘反右’、‘大跃进’，基本上没有正经读书。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梁先生就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一批知识分子，只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期，梁先生并没有显露出来而已。1979年开始，梁先生创办《百科知识》杂志，担任主编。那时候，许多西方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都是通过《百科知识》杂志传播的，透过对西方一些新思潮的引进，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玲珑塔聚会”：自然之友的诞生

　　“我之前也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小时候也抓过蛇、打过麻雀和鹿子，还吃过它们的肉。”历史专业出身的梁从诫，年近花甲之后的签名是民间环保拓荒者。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也从此进入了环境急速恶化的时代。1992年开始，许多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就常常带来有关环境污染和滥砍滥伐的消息。梁先生了解到由于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污染扩散，到处都是小五金、小皮革制造厂，这些小厂最容易起家，但污染也最严重。于是，成立一个环保组织的想法就在梁先生的脑子里酝酿起来。同时，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欣欣向荣的公民社会发展状况，90年代初的公共生活沉寂了，梁先生很希望通过一个合适的领域，重新开启民间社会。他觉得“环保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在梁先生心中，自然之友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很合适。

　　梁晓燕回忆，1992年底，梁先生告诉她要成立一个组织，集合大家做环境保护的工作。有一次梁先生对她说：“我已经60多岁了，没什么年轻的朋友，晓燕，你去找一些年轻的朋友。”她就联系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和作家兼探险家的王力雄，梁先生、杨东平、王力雄和她4个就成了自然之友最早的发起人。

　　在那个很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NGO”的时代，梁从诫根据国家条例，开始为注册而奔波。他向亲戚借了300元注册费，骑上自行车，找了一家又一家部门，一次又一次的被拒。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由他担任导师的“中国文化书院”名下终于多了个“绿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创办之初，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梁从诫就将办公室设在自己干面胡同的家中，对外公布家庭地址和电话，全部员工只有他和夫人方晶两人，他们手写座谈邀请函，一张张粘贴邮票。梁从诫在自然之友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都是靠老伴一人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他去华盛顿开会，甚至舍不得吃上一份附带培根的早餐。

　　自然之友要成为一个组织还要看有没有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就打算在这一年，即1993年的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天组织一次会议。那时候，要找一个合适的会议场所并不容易，王力雄是个探险家，对自然有强烈的情感，他提出，“干吗非要在屋子里开会啊？咱们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可以不拘小节。”此言一出，大家都很赞同，原本选定了两个地点，一个是紫竹园公园，另一个就是京西八里庄的玲珑塔。

　　1993年的时候，玲珑塔附近还是一片荒地，古塔也已经很破败了。这样一个环保聚会都叫了什么人呢？梁先生对梁晓燕他们3个说：“你们觉得朋友中哪个人会对环保有兴趣，就叫他来，告诉他可以再带朋友。”就这样，按照类似传销的模式，总共有82人来到玲珑塔下，参与了自然之友的第一次活动。

　　这个后来被称为“玲珑塔聚会”的活动，标志着自然之友的正式成立。自然之友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活动了，1993年9月，组织了第一次环境教师培训，地点也是在户外——十三陵的德陵边上的荒地里开始了培训会。1994年之后，自然之友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同时，自然之友像一只母鸡一样，孵化出了无数民间环保小鸡。

　　当初，父亲梁思成在中国第一轮工业化大潮面前“不合时宜”地提出保护北京的城墙和古建筑；现在，儿子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的狂飙突进中再次担当起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的角色。

　　为环保敢说敢干，却时常感到无奈

　　2001年3月的一天，自然之友、绿家园、地球村等3家环保NGO(非政府组织)，与北京市的政府官员举办了一个“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会中，某负责人姗姗来迟不说，还对会场横幅上的“对话会”极为不悦：“要早知道是‘对话会’，我就不来了！”

　　“对话会”开始后，这位负责人滔滔不绝，大谈北京市的水利工作如何有成就。坐在台下的梁先生拿起话筒，打断话头，力陈目前的生态困境，批评环境治理不力。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梁从诫斥责他：“你们在给自己找理由！”、“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位负责人绷不住了，站起身来，以极为严厉的口气，责令“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道、谁报道追究谁的责任”，然后扬长而去。多年以后，与会的一位环保人士还对梁先生的话印象颇深：“特别直接，毫不留情。”

　　在三峡考察时，梁先生看到长江边上，一条像酱油一样的黑汤沿着江水往下流，足足有半里路宽。他不仅亮出了自己“名门之后”的牌子，还亮出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质问县长，“这条江是不是他们污染的？”县长说是一个造纸厂的问题。“为什么不装处理污水的装置？”梁先生接着发问。县长说这个造纸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靠两口大锅起家的，当时叫“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现在要装一台废水处理装置，投资要超过那个厂的全部固定资产。再说三峡水库修好后，这个厂子在淹没线以下，就几年了，污水处理装置就是装好了，又要被水淹了。“那为什么不停产，你看看把长江污染成这个样子。”梁先生不依不挠。厂长说2000名工人，如果算上三口之家就是6000人，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这6000人谁给我养活啊？梁先生无语了。

　　在地方政府“发展”逻辑下，梁从诫先生的努力常常是无力的。1995年，梁从诫了解到云南德钦县为了经济利益大量砍伐原始森林，破坏了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栖息地，为了制止当地政府对原始森林的破坏。他通过媒体朋友报道这件事实，又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上书中央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作了批示，给予德钦县财政补贴，初步制止了那里的大肆砍伐。可事与愿违，梁先生的努力虽然制止了德钦县的砍伐，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财政补贴反而助长了云南原始森林的破坏。临近的县看到德钦县因砍伐原始森林而得到了大笔财政补贴，就纷纷效仿起来。梁先生气愤之极，再次联络媒体对此事进行公开曝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补贴到手，斧锯出手”为题，将此事真相再次向社会公开报道。可在现实的逻辑下，这种报道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单纯以GDP衡量经济发展和升官的时代， 梁先生的努力带着极大的无助和无奈。

　　几年前，梁从诫到宁夏考察。在干旱的沙漠里，他看见一对姐弟手提破铁桶，用小耙子四处挖发菜，晒干后卖几分几毛钱，这便是维持一家人生计的来源。挖发菜会造成水土破坏，但梁从诫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每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总是说不出话来，我能说什么呢？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能为他们做什么？太无力了。对那些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的人们谈环保，我有一种负罪感。”梁从诫说。他深深地意识到，人口问题是当下最大的环境灾难，他对几十年前马寅初提出的人口论再一次给以肯定。

　　身体力行，感召世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自然之友将环境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如果在一个社会组织比较强大的国家，搞环保教育自然是要借助政府资源、利用学校平台。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还不具备这样的开放程度。在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公信力还未树立的时候，讲环保的大道理是不行的，只能身体力行。

　　自然之友成立之初，梁先生经常组织会员和志愿者去北京郊区植树，去风景名胜区捡拾垃圾。这些均是普通人的绿色志愿者们，默默做着自己想到、看到的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琐事，用梁先生话说：“不唱绿色高调，不以绿色‘救世主’自居，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其中梁先生的以身作则，感召了一大批同志。

　　梁先生用自己的生活来诠释环境保护，梁晓燕回忆，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他从来都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他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印在用过的废纸上，事先剪成一小叠，做成“名片”。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着勺子、筷子。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梁先生家收到的信件，从来都是把信封拆开，反过来用胶水粘好，自制信封再用一次，梁家人并不把这个当什么事情，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司空见惯。他经常会花上很长的时间，和陌生的来访者交流关于环境、社会的看法。这些来访者里，有拿着网兜的家庭主妇、有穿着文化衫的大学生、戴着眼镜的退休教师，当然，也有卷着裤腿的农民？?

　　梁晓燕告诉我，梁先生去世之后，因帮助料理后事，她才了解到，梁先生还没忘记当年在“五七干校”的手艺，70多岁了还亲手做一些利于节水和储存废物的家具。

　　在梁先生的感召下，自然之友也非常自觉的当起了环保试验田。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箱是梁从诫的朋友淘汰下来的。黑色的沙发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椅子套则是工作人员在家里缝好带来的。自然之友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刷的。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人员亲手制作的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梁先生的夫人方晶对他的一次领奖记忆犹新。2000年，梁从诫获得菲律宾颁发的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麦格赛公共服务奖，以表彰他为公共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领奖前，方晶带梁从诫去买了新衣服，但梁从诫却不肯再买一双新鞋，最后还是穿着20年前的一双旧皮鞋去了领奖现场。

　　自然之友会员郝冰说，今年春天曾接到方晶的电话，她想为因病不能自理的梁从诫在福利院安排个床位，却因人太多无法实现，托郝冰找朋友想想办法。郝冰后来才从朋友处得知，梁从诫居然没有医疗保险。

　　并不是悲剧，更绝非失败

　　在梁从诫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很喜欢的照片，那是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他和他的父辈们，一直在努力开启这扇门，使更多的亮光投进房间。100多年前，梁启超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奔波操劳，50多年前，梁思成以一己之力保护古都的建筑精华，大器晚成的梁从诫先生，花甲之年投身一项“没有尽头的事业”，硬是凭借着他的赤诚，改变了国人的观念。

　　1994年自然之友刚刚成立之初，环境保护和NGO还是陌生的词汇， 16年之后，当梁从诫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环保和NGO这两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初仅是一小群人的行动，如今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梁从诫不止一次跟友人感叹，“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他的内心一直有深深的挫败感。有感于败多胜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梁从诫曾把环保比作“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

　　“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一次专访中，梁从诫认真地说：“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这是怎样的回报呀！整个20世纪，梁氏三代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梁启超为挽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挽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挽救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使命而生，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种悲壮与执着，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证解。论功业，梁家也许是失败者，若论精神与操守，论对于中国的贡献，他们永远活在国人心中，铭刻在史册上，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寂寞梁门人去后

　　文｜章立凡

　　2010年11月2日上午，我前往世纪坛医院送别梁从诫先生。越靠近目的地就越难走，交通台的广播说，复兴路一带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此前章诒和曾告诉我，梁家只想办一个小范围的告别。消息在虚拟世界以几何级数传开以后，就带来了现实中的交通拥堵。

　　一个家族的背影

　　到了医院，直奔告别室小院。满院的送别者有秩序地排队静候，寒风中白纸飘荡，密密麻麻的挽联挽幛，绝大多数是“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及志愿者敬献的，他们要通过这种集体表达方式，向这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开创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与内子手持菊花走近告别室，梁先生的公子梁鉴很快发现了我们，随后又见到了梁夫人方晶女士和从美国赶来奔丧的小女梁帆，章诒和、蒋彦1永、牟广丰等友人也陆续到达。据广丰说，正在帮梁家寻觅一片林地树葬，以了却梁先生守护大自然的心愿。我提起香山梁启超先生墓园，里面不是还葬有梁氏家族的后人吗？他说墓园已经交公，现在无法安葬族人了。

　　梁先生在去世前好几年，就无法正常思考了。我们和梁先生等几家朋友，每年照例有几次聚会，直到有一回发现他反应迟钝，往后的聚会就无形中停止了。后来知道，他得了阿尔兹海默氏症(老年痴呆症)。

　　从告别室出来，听蒋大夫追述了梁先生辞世的经过，相对唏嘘而别。途中取出仪式上分发的纪念折端详，上有梁先生生平简述、生活照、亲友的送别寄语，以及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在梁从诫出生后写的一首小诗——《你是人间四月天》，新为人母的她深情地对儿子吟唱：“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绿底封面上是梁先生的遗照，一副孩童般的笑靥，用调皮的眸子凝视着我，也回望着人世间。

　　梁先生的逝世，唤醒了人们对一个近代名门的历史记忆：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这些在中国知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到梁从诫这辈已是第三代了。他留下的“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那句话，当下正被热议，且让人永远痛心。而他自己总结这种悲剧的成因，是由于“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消逝的空间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学术大师。他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受过完备的儒家传统教育，在中西文明对撞的历史环境中成长。自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强势的工业文明冲击下落败，国人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办报、结社、讲学成为社会风气，戊戌政变后虽一度处于低潮，但在国难深重的背景下，改革专制制度、实行宪政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和《报律》，后来在舆论的强烈批评下，修改了其中某些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款。《报律》令国人办报有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注册登记手续极为简单，言论相当自由，举凡时政、制度、法律、政策、腐败、社会黑幕等等，包括圣旨在内，皆可公开批评。《结社集会律》打破有清以来严禁结社集会的罗网，只要不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一切公开的政党和团体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并取消了对人数的限制。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政闻社，尽管因清廷对康、梁的通缉令而无法登记，但仍可凭借报刊的平台发表大量言论，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民国成立以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敌视民国，坚持保皇复辟，而是组织进步党继续参政，在议会政治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袁世凯称帝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策动蔡锷发动反袁起义，保卫了共和政体。

　　或许正是由于多数时期处于政治反对派的地位，梁启超才能保持逆向思维，并在思想学术领域大放异彩。他深刻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以“作育新民”为己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以极富感染力之文笔，发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大陆游记》等政论、散文，率先批判消极落后的“国民性”，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晚年脱离政治后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名著，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研判，从观点到方法，开一代学术之先河，对后世影响甚巨。

　　应该看到，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其终极目标都是宪政，惟方法手段有别。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虽政见分歧，但私谊仍在，保持了君子风度。孙中山逝世时，他还亲往吊唁。党派利益的极端化，是后来引入苏俄政治模式之后的事，变成了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党派政治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令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多元文化空间逐渐缩小。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属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造就的一代学人。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涌现出胡适、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批学术大师，梁思成也是其中之一。身为建筑学家，他不像父亲那样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空间中自由行走，而是在专业领域内，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至少前半生是如此。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便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那样的独裁，有《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钳制言论自由的法规，但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仍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即便是李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还是有著书执教的环境。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不是热衷政治的人，他们在共和国遭遇厄运，纯粹因其学术立场。北平围城期间，他们为未来领袖保护故都古迹的诚意深深打动，和无数善良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时代满怀憧憬，热心地设计了新国家的国徽。江山定鼎之后，意识形态压倒一切，难容异见，即便是专业人士的学术见解，也会作极度政治化的解读。梁氏夫妇在战时尚能保护古都，进入和平年代，却眼睁睁地看着北京城被一步步毁掉，同时被彻底摧毁的，还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如果能学习某文化大佬，违背学术良心低头附和，或许能坐享尊荣到老，但梁启超的后人不是这种人。

　　独立思想出大师

　　纪念折上的寄语中说：“梁先生，您在六十岁时放弃学术研究，选择了民间环保之路，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说，都可谓从零开始？?。”

　　这句话的另一层意义，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几十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生在错误的空间。1932年生于北京的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选择，他应该是我的同行。在有限的生命被浪费之后，他没有继续历史研究，却选择了历史使命，在新一轮改革潮中成为民间环保的先驱。

　　1979年我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打工时，梁从诫正主持《百科知识》杂志。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相当苛刻的人，应该是继承了母亲林徽因的完美主义个性，对他人、对自己、对环境都是如此。他曾不顾情面地批评破坏环境的大小官员，曾骑着老旧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曾回收使用别人丢弃的家具和文具？?，有一次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还特地说明是用再生纸印的。

　　梁先生是祖父及其自身理念的践行者，从争取结社自由而言，他创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从争取言论自由而言，他不断推广自己的理念，将中国民间的环保声音变成了政协提案(尽管效用有限)，传达到各种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他是用自己六十岁以后的生命行走，浇铸了一本大书。

　　梁门祖孙三代中，都出了“反对派”：梁启超想通过改良拯救中国，梁思成要通过保护北京城拯救中国文化，都失败了。轮到梁从诫，想通过保护中国生态拯救地球。他的抱负比前两辈人都大，只可惜“空间越来越小”。梁从诫辞世之际，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到了空前危急的程度，一地烂污中，横陈着无数GDP数字和官员们“不容置疑”的政绩？?

　　望着梁门三代寂寞的背影，感叹大师辈出的时代已成历史。科学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对人类有限知识的怀疑与拷问。所谓大师，就是一批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对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问题发出各种疑问，不断提出科学文化上的新主张、新方案。一个失去了文化上的多元性、不容批评的社会，不会有思考与进取，不会有文明的创造力，更不会产生大师。

　　(2010年11月23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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