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交增值税会计分录:高官身边的秘书们：既被仰望,又被俯瞰

高官身边的秘书们：既被仰望,又被俯瞰

他们是高官身边不带“长”的小秘书，整天忙得像陀螺，干着最苦、最累、最不招人待见的差事；他们又是前程似锦的未来领导，离权力中心最近；他们还是腐败的重灾区，“上海第一秘”秦裕、“河北第一秘”李真……“小秘书”的“大腐败”案例, 我们随便就能开出一长串来。

加班写完材料，办公室的窗外已经泛白。汪海东低头看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凌晨4 点。春节前后，正是地方政府部门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对一位秘书来说，一整夜不眠不休更是家常便饭。

“早上8 ：30 还要陪厅长去参加一个会，打个时间差，在老婆上班之前跟她照个面，好歹也算回过家了。”连续几夜在办公室加班的汪海东，心里一边盘算着，一边下楼往家赶。

汪海东经常调侃自己属于机关“蚁族”，在他们的圈子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伤脑筋，少睡觉；省床铺，费灯泡；一宿写个大报告，还怕领导皱眉毛。”

他们是高官身边不带“长”的小秘书，整天忙得像陀螺。以文辅政、以笔树形，熬眼、伤神、掉头发、损颈椎的是他们；跟随领导、鞍前马后，拎包、端茶、守机子、开门子的也是他们。

又苦、又累、又忙，这是高官秘书们对自己职业状态的评价；但是在外界看来，秘书岗位则像“官窑”，“进去都是一摊泥，出来变成青花瓷”，意指秘书岗位锻炼人、升迁快。

高官秘书们的精彩与无奈

勤勉、低调，是绝大部分高官秘书留给外界的第一印象。“他们总是衣着得体，肥瘦适度，一副洞察世事的样子；他们做事有条不紊，不急不躁，随时保持听从领导召唤的姿态；他们一般拎着公文包，悄悄在人群最后落座；他们话不多，笑不多，很多时候总是波澜不惊地点头或摇头；他们走路的时候腰板挺直，慢慢踱成比领导小一点点的方步……”

网友“流年如星”在天涯公务员论坛上，将他眼中的高官秘书们刻画得栩栩如生。“观察他们，让我体味到秘书这个职业的无比微妙，这个群体被底层的人们仰望，又被上层的人们俯瞰，而其自身的沉默和低调，则在更多的时候令人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这个既被“仰望”又被“俯瞰”的群体，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特殊群体。曾有杂志专门对机关秘书工作进行过一次调查，275 份有效问卷有高达67% 的受访者认为“秘书是一个特殊的职位”，只有20% 的受访者认为其“不特殊”。那么，在人们的心目中，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秘书职业的特殊性呢？

调查问卷显示，68% 的人认为“秘书与领导接触多，学的东西自然多，因此，秘书岗位是一个锻炼人的岗位”；还有20%的受访者认为，秘书岗位的特殊性与其接近领导的便利性有关，“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有11% 的人认为“秘书尽管在幕后，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更有9% 的人认为，领导对秘书的过分倚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拐杖化生存”现象。

任何职业，只有置身其中才能甘苦自知。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缪传真，曾经服务过3 任县委书记，有着20 年机关秘书工作经历，他如此总结秘书群体的职业状态：“秘书工作是有思想无主见，有成果无形象；在别人眼中，你是有权力无职位；工作性质是有心事无口表；个人形象是有本事没脾气。”

缪传真将秘书分为文字秘书和拎包秘书，他认为文字秘书离领导“脑”近，拎包秘书离领导“心”近。在他看来，最让人苦恼的是，给领导写材料的往往不是每天跟在他后面跑的人，“我有时候就很困惑，不知道领导今天讲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氛围。苦思冥想，只有发挥想象力了。”

但是拎包秘书也有其烦恼，有人形容他们的工作就是守机子、提包子、端杯子、开门子。但是，哪怕帮领导开车门这件小事，也有很多讲究。一位供职于机关的年轻秘书就给记者讲了他经历的一件小事。有一次，领导调研结

束准备返程时，他情急之中为领导开错了车门，领导就是不坐，径直走到司机正后面的座位上去，众目睽睽之下，年轻秘书很是尴尬。

每一个秘书，都能说出一大堆的烦心事。接受问卷调查的61 位有过机关秘书工作经历的受访者，将“秘书最辛苦的工作”排序如下：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47%) ；写不完的讲话稿(44%) ；替领导办私事(9%) ；为领导挡驾(3%)。

那么，“对一个秘书来说，最令人欣慰的事情又是什么呢？”高达62% 的受访者认为，“所做的工作能够得到领导的认可”是最让人开心的；“拥有社会资源，得到社会尊重”以及“能够拥有和谐的同事关系”也是选择较多的选项。

“小秘书”成了腐败“重灾区”

2009 年, 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电视连续剧《蜗居》在全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热心观众指出, 剧中的市长秘书宋思明的原型很可能就是现实中的“上海第一秘”秦裕。秦裕确实是一个腐败秘书的典型。1998 年4 月至2006 年6 月，秦裕在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收受贿赂款物折合人民币682 万余元。

还有王维工，1995 年至2006 年间，王维工利用其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8 家单位或个人牟取利益，并为此多次索取、收受请托单位和个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93 万多元。王维工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阎振利如何能当上领导的秘书本身就是件蹊跷的事情, 他原是北京市财政局的普通干部, 在北京市原副市长王宝森面前极力讨好奉承了一番后被王宝森看中, 钦点为其秘书。最终闫振利被认定贪污1 万元, 挪用公款64 万元, 判刑7 年。

只要愿意,“小秘书”的“大腐败”案例, 我们随便就能开出一长串来。

是谁给了“小秘书”隐性的权力？职业本身的特性所致。官场上传言:“欲见领导, 先求秘书”, 足见小秘书的地位、作用非同小可。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 经常有人有求于他们, 或反映情况, 或请示批复, 或参加典礼仪式, 或请赐墨宝题词题名, 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大都由秘书来安排。这个“安排权”很容易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一些秘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打着领导的旗号, 被百姓戏称为“二领导”。

而且秘书往往是领导干部手中兑现个人私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枪”，领导的腐败往往是由秘书操作的。因而, 每“栽倒”一个秘书便“扯出”一个大贪官也就再正常不过了。陈希同与其秘书陈健如此, 王宝森与其秘书阎振利如此, 程维高与其秘书李真亦如此……他们不就是“一条绳子串的两只蚂蚱”?观察众多的“秘书腐败案”, 不难发现，一个能够成为上级“心腹”的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也就是说，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

另外，我国秘书监督机制还存在着盲区。“河北第一秘”李真落马后曾说：“我做秘书时, 虽说有人管，但没人监督。”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来看，考核干部，多是考核高官, 少有考核他们身边的秘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