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豪庭: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

书籍是记载和传播文化知识、供人们学习或查阅的工具。在我国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中，书籍产生的时代很早，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不同时期的书籍，由于所用材料及样式的不同，形成各异的书籍制度。概括而言，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这三种书籍制度大体上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也有交叉。至于商周的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及后来的石刻碑文，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古代的书籍，但甲骨和青铜器并非书籍的写刻材料，刻辞和铭文也并不以传播文化知识为目的，所以都不能算是书；碑石虽然有铭刻经典或诗文的，但并不能像普通书籍那样流传，而且往往出于不同的动机，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所以也可略而不论。

第一节 简牍制度

一、简牍的起源和历史

简，是指竹木制成的简册；牍，是指木制的版牍。竹木是我国最早的书籍材料。用竹木制成的简册，从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考察，可以肯定商代就已存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册”字，也有“典”字。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引庄都说：“典，大册也。”今人认为象以手捧册置于架上。从甲骨文还知道，商代已把史官称为“作册”，所以早期文献《尚书》中，有“王命作册”、“命作册度”等语。《尚书·多士》篇还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都是商代已使用简册的证明。

至于版牍，文献记载周代已使用。《周礼·司书》说：“掌邦人之版”；《司民》说：“掌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等等。可能由于年代久远，朽蠹殆尽，商周的简牍至今没有实物发现。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简，最早的属战国前期，如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发现的楚简（年代为前433年）；版牍最早的属战国晚期，有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4号秦墓发现的两件木牍家信（时间约前223年）和1979至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发现的秦牍。

当然，商周的简牍典册，最初还不等于后世的书籍。最早的典册都是史官的著作，内容大多是统治者言行的记录。《尚书》的《盘庚》篇，大致就是商王盘庚动员迁都时的讲话记录；《周书》部分，也绝大多数是统治者的诏令训诰。周代各个诸侯国还有按年月日记录的国家大事记——《春秋》，今天能够见到的《春秋》经，就是经过整理的鲁国《春秋》。史官将重要的史实、言行记录于典册，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参考。加之春秋以前，史官垄断了著作权和典藏权，这些典册不是一般人所能见到的，因此都还是文书档案性质，不是真正的书籍。

另外，西周至春秋时，还产生了许多诗歌作品，收集起来以配合舞乐，就成为后来的《诗经》；用蓍草占卜的卦辞、爻辞，收集起来以判吉凶，就成为后来的《周易》；贵族之间通行的礼仪，收集起来以节制行止，就成为后来的《仪礼》，等等。这些东西的收集整理者本是贵族中有文化的“祝”、“史”之流，写于典册后也由他们掌握，一般人同样不能见到，所以最初也都是文书档案性质。

春秋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开始从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间。儒家创始人孔子，以个人身份整理修订六经，并用以在民间传播文化知识。这样，《书》、《诗》、《易》、《礼》、《春秋》之类，就成了传授文化知识的教科书，正式变成了供人阅读的书籍。此时个人著述也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不同学派、不同思想的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书籍作为思想文化的载体，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发展。春秋战国以前的书籍，大多写在简册上，也有的写在缣帛上。

简册与帛书、纸书的存在，有一个相当长的交叉时期。帛书的出现时代现在虽难以考定，但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间，缣帛就已被用作书写材料（详见“卷轴制度”一节）。不过由于价格昂贵，帛书始终未能独占一个时代。两汉时期虽然发明了纸，但简牍、缣帛与纸，几种书写材料仍然混杂使用。直到东晋，官府公文、户口黄籍等还常用简牍书写，以示庄重。

唐徐坚《初学记》卷二一引《桓玄伪事》说：“古无帋（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桓玄（369—404年）在东晋末年曾代晋称帝，可见在此之后，简牍才逐渐为纸代替。竹木简册从商代开始出现，直到公元四、五世纪还有使用的，上下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二、简牍的形制

二十年代，王国维和马衡先后撰写了《简牍检署考》、《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两文，对简牍乃至帛书的形制多所论证。由于此后特别是近年来简牍实物的不断发现，王、马两先生的考证大多得到了证明，而其中的小疵微瑕，也有了补正的依据。简牍形制的书，固然主要以竹木为载体，但个别也有用玉石的。196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侯马市秦村以西，发现了几百个晋国盟誓遗址，共出土盟书五千多件，文字可辨识的有六百多件，大多是春秋时晋国的盟誓公约，这就是著名的“侯马盟书”。这些盟书写在玉石片上，形状类似圭、璋，也颇似简片，大多用朱笔写成，少数则为墨书。近年来在河南辉县，还曾出土五十枚一束尚未写字的玉简。用竹制简，首先须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后刮削修治成狭长条的简片，亦即古书中所谓“截竹为筒，破以为牒”。

简原有青皮的一面称为“篾青”，另一面称为“篾黄”，文字一般写在“蔑黄”的一面。新竹水分多，易朽烂变形，所以还必须烘干水分，这叫“汗青”、“汗简”，也叫“杀青”。东汉应劭《风俗通》说：“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

“杀青”后的简，就可用来写字了，所以后人常用作书籍的代称，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后来人们写定书稿，也称为“杀青”。在干燥少竹之地，常用木材制简。上世纪末以来，人们在新疆南部、甘肃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多次发现西汉至东晋时期的简。这些简几乎都是木制的。制简所用木材，多半是白杨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质软，易于吸收墨汁。制作方法大体与制竹简相似。把单根的简编连起来，就是“册”，古书里也常写作“策”。唐代孔颖达说：“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贾公彦也说：“简谓一片而言，策是编连之称。”(7)编连简册，有时用韦（熟皮条），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有时则用各色丝绳。据古籍记载，古代《孙子》书用缥丝绳编，《穆天子传》用素丝纶编，《考工记》用青丝绳编。

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用麻线或帛带编连的简册。如1930年在居延地区发掘的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文书和东汉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年）的兵器簿，前者由三枚木简编成，后者由77根木简编成，都用麻线，上下二道编。

五十年代初，湖南长沙扬家湾6号墓出土72枚竹简，则用帛带编连，也是二道编。(10)东汉兵器簿的编连方法，是用麻线从右向左编连的。参考《说文》所说，“册”字“象其扎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可以知道，上下二道编，是古人编册常用的方式。如果竹木简册较长，也有用三道编、四道编甚至五道编的。简上的文字，经常是先将空白简编连成册，然后书写。《后汉书·周磐传》就说：“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已经发现的竹木简册，许多编绳虽已朽坏，但编痕处常留有空白，正是书写时避开编绳的结果。河南辉县战国墓中发现50枚一束的玉简，上面尚未写字，也正是先编后写的证明。当然有的简册是先写好后编的，所以简上的编绳有时盖上了文字，如《永元兵器簿》。简上的字过去传说是用漆书写的，但已出土的简册上的文字，几乎都是用毛笔蘸上墨汁书写的。随同简册，人们还发现过战国、秦及汉代的毛笔、墨、砚等文具，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所谓漆书写简，只不过是一种误解。过去还传说用刀在简上刻字，恐怕也是一种误传。在发现战国毛笔的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曾发现铜锯、锛、刀、削等物；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随同笔、砚、墨等也曾出土青铜削刀，但是可以看出，这些都不是用来刻字的。铜锯、锛、刀等，是用来制作简牍的；至于“削”或“削刀”，古称“书刀”，则是删改文字的用具。汉刘熙《释名·释兵》说：“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谓“刊削”，指简上文字如有错谬需改动时，用书刀刮削，以补写新字。所以《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唐颜师古说：“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之。”

刀、削之类，与笔虽然同属古代文具，但作用不同。每根简上的文字，多少没有一定。大多数只写一行字，也有写两行的。每简少的只有几个、甚至一、二个字，多的则有数十字。如甘肃武威出土的木简，一般有60至80字。文字的书写格式，有的上下两端留有空白，如同后代书籍的天头地脚；有的则自上而下写满文字，两端不留余地；有的一根简上下分为数栏书写，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51很简均分上下5栏书写。此外还有图表、表格等形式

王国维、马衡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视书籍的性质、内容有所区别。依照汉尺的长度，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二尺四寸（约55厘米多），用以写六经及传注、国史、礼书、法令，即《说文》所说的“大册”之“典”；其次为一尺二寸（约27厘米多），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八寸（约18厘米半），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书籍。所以东汉王充的《论衡·量知》篇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因为战国尺制，有一种相当汉尺八寸，所以汉尺的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分别相当于三尺、一尺半和一尺，所以“二尺四寸之律”，汉人或称为“三尺法”、“三尺律令”；而八寸之“诸子短书”，也有被称为“尺籍短书”的。

上述简册的长短制度，从已发现的汉简看，大体上存在，只是并非十分严格。如1972年在山东临沂发现的银雀山汉简，最长的是《元光元年（前134年）历谱》，长69厘米，约合汉尺三尺；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也是写在长简上。银雀山汉简中长27.6厘米的最多，约合汉尺一尺二寸，多数是诸子书，如《孙子兵法》、《晏子》、《六韬》等；也有复原长度为18厘米，约合汉尺八寸的简。但在已发现的战国及秦简中，似乎还概括不出上述制度。比如信阳长台关1号墓楚简，其中一篇具有儒家色彩的文章，原简长42.5厘米，约合汉尺一尺八寸多；睡虎地秦简中，《编年记》简长23.2厘米，约合汉尺一尺；《语书》简长27.8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二寸；而《秦律》、《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等法律文书，简长27.5厘米、27厘米、25.5厘米不等，约合汉尺一尺二寸到一尺一寸强。战国简册还有特别长的，达72—75厘米，约合汉尺三尺一寸至二寸多，堪称最长的简，如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的遣策；也有的特别短，仅有13厘米多，还不到汉尺的六寸，如长沙扬家湾6号墓出土的楚简。

可见汉以前的简册，长度似乎并无严格规定。版牍是与简册形制不同的书写材料，由长方形木板制成，两面削治平滑，以供书写。文献中或称为“版”（也写作“板”），或称为“牍”。《论衡·量知》说：“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另有一种三尺（指汉尺）长牍，也称为“椠”。《释名·释书契》说：“椠，板之长三尺者也。椠，渐也，言其渐渐然长也。”与版牍类似的书写材料，文献中还常提及“方”。《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既夕礼》说：“书赗于方。”《周礼·秋官·硩蔟氏》说：“以方书十日之号”等。过去以为“方”就是版牍，东汉郑玄注《既夕礼》，就说：“方，版也。”但据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的《司空》说：“令县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书者，方之以书；毋（无）方者乃用版。”似乎与“版”形制原本不同。《史记·酷吏列传》裴駰《集解》引《汉书音义》说：“觚，方。”所谓“觚”，则是一种方柱或三棱形的木制书写材料。据王国维考证，秦汉以来的版牍，除三尺之椠外，最长的为汉尺二尺，其次为一尺五寸，再其次为一尺，最短的五寸。版牍，一般不用于抄写书籍，而用于公私文书、信件。二尺之牍，用以写檄书诏令；一尺五寸的牍多为传信公文；一尺牍多用以写书信，所以书信古称“尺牍”；五寸牍多为通行证，是通过关卡哨所的凭证。此外汉代天子诏书，还喜欢用一尺一寸之牍，所以汉代文献中常有“尺一板”、“尺一诏”、“尺一”等语。出土的实物证明王国维的考证大体是正确的。如云梦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两件木牍，是战国末年秦军中黑夫、惊二人所写的家信，一件残长16厘米，另一件长23.4厘米，大致相当汉尺一尺。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晚期秦牍，有墨书文字的一件，正面是以秦王诏令形式颁布的《为田律》，背面是与法律有关的记事，长46厘米，约合汉尺二尺。由于版牍较宽，比起狭长的简，更适于作图，所以古代的地图常常画在版牍上。后来人称标明国家的领土区域的地图为“版图”，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木牍用作书信或是诏令公文，需要传送到外地，就要加上封缄。这时上面须用一块较小的盖板，叫“检”；上面写收件人的地址、姓名等，叫“署”。再把两块木版用麻绳或菅、蒲、蔺等草索捆扎起来，在绳结处加块粘土，摁上印章，叫“封”。这块有印记的粘土就是“封泥”。有时盖版的背部隆起，上刻扎绳的槽口，再在绳上加封泥、用印，这就是汉人所说的“斗检封”。朝廷大臣向天子奏禀事由，为了简洁明了及防止遗忘，常写在一块比牍狭小的长方形小木板上，汉人称为“奏”或“奏牍”。《释名·释书契》说：“奏，邹也，狭小之言也。”后世则常用玉石或象牙制成，其形略曲，两端稍窄，称为“笏版”，但并不在上面记事，逐渐演化为一种装饰物。一方版牍，最多的可写几百字。但由于往往是单个使用，比起编连而成的简册，文字相对短少，不能包容太多的内容，所以一般不用作书籍材料。不过，版牍也常常与简册相辅为用，如同书籍总目，记述简册内书籍、文章的篇题、篇数等，这是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木牍的另一种用途。

三、简牍制度的影响

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对后来书籍形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简册形制的书，其编连长度要视书籍内容的长短而定。但如果太长，抄写、阅读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干“篇”。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干支简编成的一册，然后合为一书，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

古书还有不少作非一时，成非一手，原本就是单篇别行，后来才收集成书的。如相传是孔子所作的《三朝》，后来被收入《大戴礼记》，西汉刘向《别录》说：“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管子》中《弟子职》一篇亦一本单行，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因此单另著录于《六艺略》的《孝经》类，并引应劭说：“管仲所作，在《管子》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篇”与“卷”同时使用。“卷”指卷轴形制的帛书，“篇”即指简册。简册之“篇”，内容上或是一意相贯，或是以类相从，大多自成段落，这正是后世书籍文章分“篇”的由来。同样，后世的长篇巨帙往往分成若干册，也正肇始于简册各篇之“册”。

古代的书籍，许多本无书名和篇名，或者有篇名而无书名，出土实物多有所见。如果书名、篇名都有，简册中往往是篇名（小题）在上，书名（大题）在下。这种标著方式，早期古籍中还采用，后来则改为大题在上、小题在下了。考古资料中还发现这样的情况，全书书名写在最末一简的背面，如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这在后世书籍中很少见到。

简册的篇名书写格式，考古发现有多种，其中对后来书籍形式影响较大的有：

1.篇名单独写在篇首第一简的正面，正文从第二根简开始书写。这种篇名在正文之前的格式，后来成为通用的一般格式。

2.篇名写在篇首第一根简的背面，正面书写正文。这种格式与简册的收藏方式有关。简册书写完毕，往往是卷成一束放置。卷的方向是由左到右。这样，写在篇首第一简背面的篇名就正好显露在外，查阅方便。这与后来书籍都要在封皮外写上或印上书名，作用是一样的。由简册的卷起收藏，还令人想到，后来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所以卷起收藏，固然与其质地柔软、便于卷舒的性质有关，但恐怕最早也是受了简册卷起收藏的方法的启发。

3.简册的开头两根简不写正文，篇名有时写在其中一简的背面，作用与上述第2种相同；有时也写在空白简之后、正文的前边。这篇首的两根空白简，称为“赘简”，作用是保护后简少受磨损。后来的帛书、纸卷，前面也都留有空白，以免后边的文字部分受损，显然是沿袭简册的遗风。后来册页制的书籍，封面及封底内往往留有一页至几页的空白护纸，称为“护页”或“副页”，也是受了简册形式的影响。

4.篇名写在篇末最后一简的文字结束处，或是写在最后一简的背面。这种篇名在正文后的格式，在早期古籍中常见，但后代书籍中则很少见到。如《礼记·乐记》，据《史记·乐书》及唐张守节的《正义》，原本有多项小题，今天的通行本（如《十三经注疏》本）中大多不存，但《子贡问乐》一篇的篇题尚在，而且正在篇末，从此可窥知古书旧貌。

简册篇名还有标在篇中每条文字之后者，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简牍制书籍的篇名，除于简册中标明外，还有另外集中写在木牍上的。这种篇题木牍，近年来时有发现。如银雀山一号汉墓，随同简册一起出土的还有木牍和木牍残片，经缀合以后的五件木牍，都记载着与汉简相应的书籍篇名及篇数，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题木牍。因为二号木牍的中腰两侧各刻有小缺口，以便系绳，而木腰中也留有清晰的系绳痕迹，可见这些篇题木牍，原本是系于简册之上的，就是简册书题的目录。

后世书籍，正文之外莫不有目录或总目，追始溯源，简牍制流行时就已发端了。用许多简编连成册，书写文字也就有了天然的界栏，可以保持整齐、清晰。后来的帛书、纸卷，虽然也有不用界栏的，但大都画出界栏，以便使文字整齐和美观。帛书中还有用丝织出界栏的。后来雕版印刷的册页制书籍，也莫不有界栏，这应当也与简册的形制有某种联系。

最后还应注意的，是简牍制度对书籍、文章内容的影响。因为简册总是用各种编绳编连的，翻阅既久，即便再结实的编绳，也不免散断，所以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编绳一旦散断，原简的排列顺序极易混乱，书籍或文章的内容也就颠倒错乱了，所以在今日的考古发掘中，辨别散乱的简册顺序、正确排出书籍文章的前后内容，这是件极为繁难的工作。

古人更是经常碰到这种情况，稍不留意，就会排错一处两处，甚至脱落了一简两简。如果一部书的乱简再和别种书简混在一起，清理就更为困难。因此简牍制的书籍，“脱简”或“错简”的情况经常出现。《汉书·艺文志》就说：“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简牍制书籍的“脱简”、“错简”情况，后来书籍形制变化时，往往依旧流传下来。其间虽然经历代文人学者的研究、校勘，被纠正了不少，但仍有一些存在于流传至今的古书中，或是还没被发现，或是虽有觉察但无从校正，因而带来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所以说，简牍制度对书籍内容的影响，直至今日也还远未消失。

第二节 卷轴制度

卷轴制度书籍，包括帛书和纸卷书两种形式，它们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帛书的起源和历史

帛书是写在缣帛等丝织品上的书籍或文章，它的出现，晚于简册。简册虽然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形制，长时期内广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除了因编绳散断，容易导致“脱简”、“错简”外，书籍也很笨重而不便阅读。如战国学者惠施，就得用五辆车来运载笨重的书籍；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至以衡石（一百二十斤）量书”；西汉东方朔上书，用奏牍三千，汉武帝让两个壮汉尽力持举，从上方阅读，“二月乃尽”。与这种简册相比，丝织品的帛书有不少优点：缣帛质地柔韧，吸墨性强，既便于书写，又可随意卷舒，阅读和收藏都比较方便；帛书的分量很轻，携带方便；帛书的篇幅宽长，书写时可据书籍内容长短裁剪，又不会有简册散断错乱的毛病。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缣帛写书，并在很长时期内与简牍并用。

帛书究竟何时开始出现？目前尚难确考。不过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文献中，已时有记述。《论语·卫灵公》说：“子张书于绅。”“绅”，《说文》说是“大带”，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是下垂的带，总之是一种丝织品。《墨子·明鬼》篇说：“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得更为明确：“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于策，通之诸侯。”如果其言可信，那么在公元前七世纪的齐桓公时代，就有帛书了。所以王国维认为：“则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

由于丝织品比竹木更易朽坏，目前考古发现的帛书，大多出于汉代，先秦的极少。闻名于世的，有解放前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画有十二神像的楚帛书，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73—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帛书“篆书阴阳五行”，上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的记载，所以也很有可能写于秦统一前夕。此外还发现两件楚帛画。

秦汉以来，缣帛更普遍地应用于书写，《汉书·艺文志》中已有相当多的图书用“卷”来统计，其他文献也常有反映。如西汉高祖刘邦，曾“书帛射城上”；扬雄《答刘歆书》说自己编纂《方言》时，“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一种光滑的白绢）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东汉末年董卓作乱，挟献帝西迁长安，把洛阳城内东观、兰台、石室等处所藏缣帛图书抢出，“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可见汉代朝廷收藏的帛书十分丰富。

1973—1974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西汉初年帛书，包括《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周易》、《春秋事语》、《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二十多种书籍、文章，还有三幅古地图，更使得这个问题明朗化。魏晋以来，纸虽已普及，但缣帛仍用为书写材料。用纸不及用帛高贵、郑重，所谓“素贵纸贱”，是东汉以来就有的风尚。《北堂书抄》卷一○四引崔瑗《与葛元甫书》就说：“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胡冲《吴历》也说：“帝（魏文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西晋的荀勗著《中经新簿》，著录图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四卷，“盛以缥囊，书用缃素”。直到唐代，仍有人用缣帛写书。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丝织品不再用作书籍材料，但封建皇帝的诏书、圣谕及画家作画，也还常用缣帛。直到今天，绢帛仍然用于绘画。

总起来说，春秋以来开始用缣帛写书、绘画，西汉时期普遍使用，魏晋以后仍然有人使用。但由于丝织品价格昂贵，不能像竹木及纸那样广泛普及，所以帛书始终未有一个独立使用阶段。它的前期伴随着竹木简册的盛行而兴起，后期则伴随着纸书的兴起而衰落，从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后三、四世纪，大约有近千年的时间。

二、帛书的形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丝织的国家，早在商及西周，养蚕业就已相当发达了，因此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用途也越来越广。在《说文》中，丝织品就有缯、绢、绮、缣、绨、纨、緭、素、练、缥、缙、綪、缇、缲、缁、帛等几十种名称。清汪士锦《释帛》说，帛有六十多种。可供书写的帛有数种。古籍中对各种不同丝织品所下的定义，多半并未明确指出各自的不同，大致是以颜色的不同及质地表面的精细、粗糙、轻滑、厚重等分门别类的。

“帛”字始见于甲骨文，是一般丝织品的通称。“素”是由生丝制成的白帛，不经漂染，平实无华，也是书写所用缣帛的统称。“绢”也是用生丝织成，轻薄如纱，常用于书写，特别是绘画。与“绢”类似的还有“缯”，也是生丝织成的，轻柔洁白。“绨”可能是野蚕丝的织品，厚而暗，但较其他素帛经久耐用。“缣”用双丝织成，色黄。《释名·释采帛》说：“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其价格远较普通的素昂贵。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所盗敦煌缣帛残卷上，就发现有用“缣”字标明织品种类的。此外，“缣帛”也是书写所用丝织品的通称。

帛的长短不一，一般说来，标准尺度是40尺，所以在40尺内，不需缝接。但抄写书籍时，还要根据内容长短剪裁或缝接。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说：“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所以帛书的长度，短的有一尺至数尺，长的则有数丈，东汉董卓的官兵因此用来做滕囊和帷盖。考古发现的帛书也是长短不一，如长沙子弹库的十二神像帛书，长38.7厘米，帛画长37.5厘米；陈家大山帛画长31厘米；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长约192厘米等等。帛书的宽度，古籍记载以一尺为常制，但根据考古实物，实际上并不一致。马王堆帛书，有一种是用整幅的帛书写的，宽约48厘米，如《老子》等；另一种则用半幅的帛来书写，宽约24厘米，如《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等；子弹库的帛书、帛画分别为宽47厘米和28厘米；陈家大山帛画宽22.5厘米。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东汉初年缣帛书信，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可见帛书宽度也是经常根据需要来裁截的。帛书的书写格式，往往仿照简册。开卷一般留有空白，如同“赘简”。如果有书题，一般也是大题在下，小题在上；也有篇名在卷末的，标明“右几章”。

较长的帛书，有时一种书写完以后，并不截开，从另一行开始接抄别的书。有的在两种书之间画一个小黑方块，以示区别。帛书文字也是由上而下书写，每行字数没有一定。为使各行文字书写整齐，有的帛书仿照简册之原有界线，用朱笔或墨笔画上界栏。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各行间就有用朱砂画成的红色界行。

帛书的界栏，早期大多为手画，当帛书盛行以后，为使用方便，也为了美观，于是有人用赤丝或黑丝事先在缣帛上织出界栏，如同今日稿纸，专门供书写之用，后人称之为“朱丝栏”、“乌丝栏”。缣帛的质地柔韧，可以随意折叠或卷舒，所以早期的收藏方式是折叠与卷束并用。如子弹库十二神像帛书，就是经过8次折叠，然后放在一个竹匣中；马王堆帛书是用整幅帛写成的，也是折叠成长方形，再放在一个漆盒下层的格子里；而马王堆帛书用半幅帛写成的，则用一长方形木片为轴，卷成一卷。

折叠收藏的帛书，天长日久，折叠处难免破损断裂，所以后来的帛书，大多采用卷起来收藏的方式。一部书可以卷成一卷或几卷，所以“卷”就成为计算书籍篇幅的单位，一直沿用到今日。不过，古时所说的“卷”，最早指一册，今日也还有这种用法，如《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一卷就是一册。但在印本古籍中，卷的篇幅往往比册小，一册中常有若干卷。帛书的卷束，形式与简册不同。

帛书与后来的纸卷，质软而薄，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轴，粘连在卷子的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最末一根简就起着轴的作用，所以无须另用轴。这也是卷轴形制书籍之所以不包括简册的原因之一。卷轴制书籍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头在外。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南朝宋明帝所藏二王法书，就分别用珊瑚轴、玳瑁轴、金轴装帧；隋炀帝秘阁之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除卷、轴之外，据古籍记载，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还有包首、带、帙（袠）、牙签等附属品，以便保护书籍或便于查阅。但今日发现的秦汉帛书中却很少见到这类物品。

三、纸的发明和使用

简牍笨重，缣帛昂贵，都不是理想的书写材料。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经过长期不懈的实践和探索，终于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可以取代竹木简牍、缣帛并且价廉物美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

提起纸的发明，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东汉蔡伦造纸的故事。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蔡伦本传中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东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晋张华《博物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

在谈到纸的产生时，首先应该明确，“纸”的含意在古代曾经发生过重大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纸，是指植物纤维构成的纸，而东汉以前文献中提到的“纸”，一般是指丝绵纸，所以《后汉书》中说“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这一点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可以得到证实。许慎解释“纸”的本义是“絮一苫也”，说明纸最早同丝絮有关。古人冬天为了抵御寒冷，用丝绵制作冬衣。做法是把蚕茧煮过以后，放在席箔上并浸入水中反复捶打，使蚕茧铺开成了丝绵，用以制衣。但是当把丝绵取下后，席箔上就留有薄薄的一层残存的丝絮，将它们晒干揭下来，就形成了轻薄的丝絮片。它可以包裹东西，也可以在上面写字，这就是许慎所说的“纸”。《汉书·外戚传》中称它为“赫蹄”（Xī tí）。文中记载说，西汉时赵飞燕姊妹很受汉成帝的宠爱，当时一个叫曹伟能的宫女给皇帝生了一个男孩，赵飞燕的妹妹十分忌恨，就派人送给曹伟能一个小匣，里面放有毒药和“赫蹄书”，迫令曹氏自杀。对此记载，东汉学者应劭解释说：“赫蹄，薄小纸也。”曹魏时人孟康进一步解释说：“蹄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素本是白色的生绢，孟康称纸素，是指白色的丝絮片，把它染成红色就叫赫蹄了。这就是说，在东汉蔡伦之前，文献中所记述的纸是丝绵构成的。

另一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在蔡伦之前也并非没有植物纤维纸，早在蔡伦前一、二百年即西汉武帝以后便已经有了原始的植物纤维纸，但是由于质地粗劣，一般不能用于书写。例如1933年考古工作者在我国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就发现了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麻纸。较近的一次是1973—1974年，甘肃考古队在汉居延旧址又分别发现了两块麻纸，年代不晚于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和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这些出土的西汉麻纸，多用于物品的衬垫、包裹，而不曾在上面写字。

不过，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了一幅地图碎片，据说该图绘于纸上，时间属于文景时期。对于此图的质料，学者们还要作进一步鉴定。可以肯定的是，西汉时期已经有人开始试制植物纤维纸了。显然，植物纤维纸由它的原始形态到成为写画材料，需要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改进过程。东汉的蔡伦正是善于总结前人的造纸经验，改进了造纸技术，才取得了巨大成就。蔡伦的功绩在于他造出了成本低廉、质地良好、便于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来，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重大贡献，我们自然应该给予肯定。

东汉以后，造纸所用的原料种类不断增多：魏晋除麻类外，还用藤类植物；隋唐以后又用桑、枸（即楮）等；元代已多用竹类原料；明清以后，竹纸原料中又掺入了禾草类纤维。纸的产量、质量也日渐提高，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东汉至魏晋，人们受传统习惯的影响，“素贵纸贱”，用纸写书以为不敬；但纸价廉物美，自然到处传播。所以魏晋以后（三、四世纪），纸的使用便逐渐取代了竹简，并把缣帛排挤到附庸地位，王公贵族之家，也用纸写书了。西晋时，左思构思十年，写成《三都赋》，“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陈寿写成《三国志》后，晋惠帝也曾“诏河南尹华澹下洛阳令张泓遣吏赍纸笔，就寿门下写取《三国志》”。

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就曾出土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后被英国人盗往国外。1965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佛塔遗址中，又发现一份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内容是《孙权传》，存40行，五百多字。据考证，这两份抄本正是在西晋陈寿《三国志》成书不久抄写的，时间在三至四世纪。这可以算是我国现在可见的最早的纸本书籍了。从南北朝至隋唐，纸书写本更为盛行。

1900年，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曾发现数万卷5至11世纪初的纸书抄卷，由于当时主管道士王圆箓的愚昧、贪婪及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这批抄卷中的精品已分别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等盗往国外，国内仅存劫余的八千多残卷。1969年，在新疆吐鲁番一座唐墓中还发现了一份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抄写的《论语郑氏注》前5篇，据卷上题字，抄写人是一位叫卜天寿的学童，时年12岁。居住边陲的小学生都能用纸抄书，由此可知唐代纸书抄卷的盛行状况。总而言之，西汉中后期我国已发明了植物纤维纸，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进、提高，方广泛用作书写材料。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直至魏晋，社会上仍然是纸书与简册、帛书并行。东晋末年，纸完全取代了简册；魏晋以后，王公贵族也开始用纸写书，此后纸书抄卷独盛。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以后，纸更成为唯一的书籍抄写、印刷材料，一直使用至今。也就是说，纸从发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四、纸卷的形制

纸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袭帛书卷轴，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后期向册页制转化时，才演进为独特的形制，即经折装、旋风装。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古纸的长度往往有一定标准。汉纸每张大约是汉尺一尺（0.231厘米）。晋纸的规格，宋人赵希鹄说：“高一尺许，而长尺有半。”敦煌卷子纸一般宽30厘米左右，比晋纸略宽；长度大致是41至48厘米，约等于汉尺二尺，与古人所说二尺之纸用以钞书之语大致相符。

古书篇幅较长的也要连接，古人或用浆糊粘连，有的还用烙铁烫熨，经久不散。如敦煌卷子，虽然有不少断烂，但连接之处却少有脱落。纸卷的连接处有时钤印或署名，称为印缝、押缝、款缝等。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9至10米，甚至数十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阑”（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后人也有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的，称为“乌丝栏”、“朱丝栏”。

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十几字到几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书籍的注解有的不写在背面。写在正面天头上，叫作“眉批”；有的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写在正文行间的注释，为了有所区别，有多种形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古书的正文与注解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纸卷的抄写格式沿袭帛书而更趋周密。开首往往也空两行，以示“赘简”，然后写篇名、书名，一般也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但唐代已有改为先写大题，后写小题的。篇名、书名后，写著作人姓名，有时写上职衔。全篇之后写本篇或本章的名称、次第，有时还写上抄写人姓名及年月日。卷子的末端常空数行，以备写书人将抄书的缘由、经过、感想等等写出来，这就是“题记”，后世书籍的跋尾发端于此。在敦煌卷子里，有的卷末除抄写者、年月日外，还注明校注者、审定者、装帧者姓名及用纸数量等。

在古代文献中，时常可以见到用“黄纸”写书的记载。晋荀勗《穆天子传叙》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晋书·刘卞传》载，刘卞入太学，“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北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条更说：“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这种“黄纸”是用黄檗（柏）汁染过的，颜色发黄，以防虫蛀。这种染纸法在造纸技术上称为“入黄（也写作‘入潢’）”或“染黄”。纸卷大多经过“入黄”，有的是先写后染，也有的先染后写。我国很早就使用药物以保护书籍纸张，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有“染潢及治书法”一节，详细叙述了用黄檗汁染书的方法。

从现存古本抄卷看，不少尽管已经破损断烂，但很少有蛀蚀的现象，可见这种防蛀法是行之有效的。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也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的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带”。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磨擦损伤，还要用“书衣”包裹，叫作“帙”，又写作“袠”。《说文》说：“帙，书衣也。袠，帙或从衣。”这样的一包就是一帙，通常以十卷或五卷为一帙。

帙一般是以麻布为里，丝织品为表。现在可见的唐代经帙，也有用细竹为纬、 各色绢丝为经织成细竹帘，外面再用绢绸之类为表的。帙的一端也有带，以便捆扎。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唐代集贤院所藏四库图书，就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牙签，区分经、史、子、集四部。一般的也有用木、纸或帛的。这样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末年，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书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五、卷轴形制的演进——由卷轴到折叠

卷轴形制适合于缣帛和纸的柔软特性，而且后来发展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其缺点也就日益明显起来。

卷子一般都比较长，甚至可长达数丈，这样长的卷子，阅读时要边拉开、边读、边卷，读完后再卷回去。倘若临时需要查阅其中的某些章节，就更为不便。特别是魏晋以至隋唐，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具书，如类书、字书、韵书等。这类工具书一般不是从头到尾阅读，而是供人随时查阅解决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资料不在卷子的开头，而是在中间甚至末尾，查找起来就不胜其劳。于是有人对卷轴形制作了改进：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起来，而是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卷子的前面和后面加上较硬的纸，以免书籍损坏，这样就成了一叠书。

这种折叠而成的“折本”，与从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有些相象，所以又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叠，阅读时容易散开而成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接连翻到第一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装的改进型。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后的长方形折子有点像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册，所以也称为“册”或“册子”（“册”又写作“策”）。北宋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捡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彩选》之类是也”。南宋程大昌也说：“古书不以简策，缣帛皆为卷轴，至唐始为叶子。”南宋侯延庆还说到，北宋哲宗时，苏轼所上奏章，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

折叠形制的书籍启发了后来的散页装订，形式上也有些相象，所以书籍的册页形制，实质以经折装、旋风装为开端。“叶”、“册”这些术语，后来散页装订时依然沿用，不过“叶”字大多改写为“页”，意义上也由像树叶转变为单页、一页了。

在古代文献中，还提到一种“龙鳞”式的书籍形制。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唐柳公权字）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时大中元年（855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207 留纸缝，天宝八年（748年）制。”吴彩鸾是唐代女道士，善写小楷，据说曾抄写过多部《唐韵》。这种龙鳞式的书籍，一九四七年故宫博物院曾购进一部，是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古写本。其外形是卷轴式样，里面却粘贴了二十四页散叶，每页均由两张纸裱成，所以正反都有字。粘贴方法是把每张散叶的一边贴在卷子上，另一边不贴，盖住下页纸的大半，成一种错叠的鱼鳞式样，即王恽所说的“鳞次相积，皆留纸缝”。正巧，吴彩鸾手抄的《唐韵》，宋人有见过旋风叶式样的。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说：“（唐）裴铏《传奇》载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尝书《唐韵》鬻之。”“世间所传《唐韵》，犹有□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因此有人认为张邦基与王恽所说的，是同一种式样，旋风装就是龙鳞式。不过，从书籍制度发展史看，散页是从卷轴经由折叠式样然后才出现的，唐代后期才有折叠式样，盛唐是否已有这种散页粘贴的方法，显然是个疑问。旋风装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其回旋往复，也是由于翻阅之快如风，而“龙鳞”与“旋风”，名称上则没有什么意义上的关连；况且，吴彩鸾曾经抄过多部《唐韵》，因此可能有不同的装订形式，张邦基与王恽所见，并不见得就是同一部。所以，“龙鳞”式应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书籍形制，还不能说旋风装就是这种式样。

第三节 册页（叶）制度

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大约与此同时或者在此之前，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册页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因此，谈册页制度首先必须讲到雕版印刷。

一、雕版印刷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古今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张秀民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列举了七种，最早的认为始于汉代，最晚的认为出现于北宋。

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而且有文献或实物证据的说法有三种：

1.五代说此说在历史上影响最大，自宋至清，代有论者。其主要依据，就是文献记载后唐明宗宰相冯道、后蜀宰相毋昭裔等人始刻九经。但由于唐代文献中已有雕版印刷的记载以及唐代印刷品的发现，此说已被彻底推翻。冯道、毋昭裔等倡刻九经，只不过是首先采用雕版的方法来大规模地、系统地印刷群经罢了，这已是雕版印刷术发明很久以后的事了。

2.隋代说这种说法始于明人陆深，其后明胡应麟、方以智、清高士奇、陆凤藻等人都持此说，解放后也还有人相信。此说的主要依据，是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所引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49年）十二月八日的诏令，其中说：“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但联系下文所说北周武帝灭佛，“毁像残经、慢僧破寺”之事，原文之意本来很清楚，是指被毁坏的佛像要重新雕造，已残散的佛经要重新抄撰，正如清人王士禛所说：“详其文义，盖雕者乃像，撰者乃经。”陆深不详其义，于是以为“此印书之始”。后来胡应麟、方以智等引用这条资料，“雕撰”又变成了“雕板”，这或者是依据了讹本，或者是以意改之，与原意相去更远。解放前后，国内外还有人介绍了几件所谓的隋代印刷品实物，经研究、鉴定，或者是误读了书名，或者误将抄本当成了印品，也都不足为据。

3.唐代说雕版印刷发明于唐，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实物为证，在今日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不过，唐代历时三百年，雕版印刷发明于哪一时期？有的学者认为发明于初唐贞观年间，但现在所见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却都是中唐穆宗到晚唐僖宗时的。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825年1月），著名文学家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说白居易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序中自注还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所谓“模勒”，即指雕版，这是已知最早涉及雕版印刷的文献资料。

晚唐柳玭《柳氏家训》中的一条资料，因为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四川一带雕版印书的情况，也经常为人引用：“（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志、占梦、相宅、九宫、五讳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此外，唐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范摅《云溪友议》、《旧唐书》、《册府元龟》、宋王谠《唐语林》等书中，也都有唐代雕版印刷的记载，所言之事都在穆宗至僖宗之间。根据这些资料，中晚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还是民间常用的历书、字书、宗教迷信书籍以及诗歌、史传的零散篇章，有的刻印质量还很差；整部的正规书籍，还未见到雕版刻印的记载，这应该是雕版印刷发明未久，尚未普及的反映。现已发现的唐代印刷品，也大多是中晚唐时期的。举世闻名的一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发现于敦煌莫高窟，是个长16尺，高1尺的卷子，由7张印纸粘连而成，卷首有释迦牟尼坐在莲花座上说法的插图，雕刻刀法纯熟，线条清晰鲜明，印刷的墨色均匀，是唐代印刷物中的精品。卷末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题款，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当时还发现两件历日残片，一件止于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一件题中和二年（882年），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现均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四川成都还发现了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字样的《陀罗尼经咒》，具体刻印时间虽难确定，但成都是在唐肃宗以后改为府的。这里有“成都府”三字，所以也应是中晚唐的印品。这些印刷品实物连同文献中的记载，确凿地证明，至迟在中晚唐时期，已出现雕版印刷的多种物品，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应当在此之前就已发明。至于早到什么时候，这还有待发现新的实物来确定。据说韩国1966年在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一部我国汉字译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国外有专家研究认为刻印于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至玄宗天宝十年（751年）间。如果这一事实无误，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发明时间，就可能提前到初唐武后时期。

二、雕版印刷的方法

关于雕版印刷的具体方法，近人卢前在1947年所作的《书林别话》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此书虽然是据近代书坊的雕造实践写成，但古今的雕版印刷技术大致相同，因此可借此了解我国古代雕版印刷的方法。

“雕版”又写作“雕板”，就是在木板上刻字，古人又称之为“镂板”、“椠板”、“刻梓”、“模勒”等等。刻字所用的板材须经挑选，质地松软的容易破损，一般采用枣木或梨木，所以称雕版为“付之枣梨”。梨木用的最多，以野梨木为上，讲究的也用黄杨木、石楠木等，但价格较贵，而且不易找到。选定的板材先按书的样式大小锯成版片，一般是长60厘米、宽30厘米的长方形，然后放在水中浸泡月余，急用的可以煮一下。浸煮以后，还要刨光，放在阴凉处晾干，再擦上豆油，刮平磨光，就可供雕刻了。

刻字之前首先要“写样”、“上版”。“写样”，就是事先在纸上写好需要雕刻的文字。写完后要仔细校对，发现错误就挖去，贴上白纸重写。校对无误以后把写样贴在版片上，称为“上版”。写样必须反贴，即有字的一面贴在版面上，照此刻出的是反字，但刷印出来后就成了正字。写样贴平、晾干，就可以开始刻字了。

在版片上刻字，是把有字划的地方留下，空白处挖掉，刷印时有字划之处着墨，才能印在纸上。刻过的版片还要把写样边阑以外多余的木版锯掉，称为“锯边”。锯完后刨光，以备印刷。印刷工具有帚、刷等。先把版片固定好，用棕帚蘸上墨在书版上轻刷一遍，使字划上均匀着墨，然后贴上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在纸背上均匀地擦一遍，揭下以后就成一个印张。

如果已印成的印张上又发现了错误，就得挖改版片重印。办法是把错误的地方挖掉，视其大小，重新削木钉或木块纳入空处、嵌紧，用铲刀把它铲得与原版面齐平，再用笔描上反字，重新刊刻。过去书坊刻书，有些人还采取这种挖改版片的办法伪造古本、善本，欺骗读者，以求暴利。采用上述雕版印刷的方法印书，一副版片可以刷印许多部书籍，省时省力，又不致发生辗转传抄中的错误，比起手工抄写，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三、册页（叶）制度的发展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时，书籍形制渐由卷轴向册叶过渡。唐代后期出现了经折装、旋风装，不过有的书籍也还用卷轴。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刷，再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

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不再粘连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1.散叶上的名词术语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一些专门术语。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

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框内，用直线自右至左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

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 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的鼻子，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上述刻本书籍版面的种种格式，统称“版式”。不同时代、不同刻书地区、不同的刻书者，其书籍版式往往各具特色。因此在古籍版本学中，了解和研究版式的异同，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2.蝴蝶装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井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

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蝴蝶”，古人又常写作“胡蜨”，所以又作“胡蜨装”、“蝴蜨装”，省称“蝶装”或“蜨装”。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为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

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

由于蝴蝶装的书衣都很坚硬结实，所以书上架的方法与今天的书籍相似，是立放在书架上。只不过今天的书籍插立时是书背向外，书头在上，书根向下压在板上，而蝴蝶装的书则是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书口向下压在板上。

北京图书馆旧藏宋代蝴蝶装《册府元龟》和《欧阳文忠公集》，书根上写着书名和卷次，而且是由书背的一侧向书口一侧直行向下书写，书口处又有磨擦痕迹，都是书口向下立放的证明。 蝴蝶装在宋代似乎还有不用粘贴而用线缝的。《墨庄漫录》卷四说：“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岁久脱烂，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这里所说的“缝缋”，就是指用线缝住单页而成册，其具体方法已不得其详。大概正是因为张邦基所说的缝线断绝后次序容易混乱，当时人较少采用。

3.包背装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叶读去而不间断。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

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

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书脑”，外边再用整张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

4.线装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

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线装打孔穿线有一定规格，一般使用“四针眼法”，打四个孔。书背厚大的，也有用六针眼甚至更多针眼。无论用几针眼法，都是上下两段的间距最短，中间的几段间距长。

明到清代前期的四针眼装，中间三段的间距大体平均，到清中期，线装书最中间的一段间距缩短，至清末民国时只有上下两个长段的二分之一。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散叶装订的书籍，特别是线装书，封面内往往订有空白纸，多的有二至三张，作用如同“赘简”，起保护作用，这称为“护页”或“副页”，也称“看页”。护叶后是题署书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页，过去称“内封面”。卷末封底内，也订有空白的护页，过去人所作的题跋，就常写在这页上。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了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称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浆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这种套匣只包裹书册的封面、封底、书头、书根、书背，书口的一面空缺，书籍装套时用夹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装进去，套匣的书背上写书名、卷数、作者等等。线装书本来也是平放架上的，用书套之后，就可以像现代其它书籍一样立放架上，既整齐美观，又便于取用和放还。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的，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于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