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国土整治局电话:叶剑英自我检讨：把华国锋当作“后主”是封建思想

叶剑英自我检讨：把华国锋当作“后主”是封建思想

发布时间:2011-10-18 09:28 作者:薛庆超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783次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感情十分真挚地说：毛主席去世后，我确实把华国锋当作“后主”看待，尽管我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1976年提议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党和人民迫切要求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华国锋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其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是多方面努力促成的。 　　第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特别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全面整顿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邓小平和叶剑英又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进行整顿。这就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尤其是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全国亿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同志、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毛泽东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和揭露，指出了“四人帮”的野心，这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从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十年内乱”后期，实际上很多同志都在为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而进行着酝酿和准备。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种酝酿、准备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当时有的老将军曾多次到叶剑英那里提议：“四人帮”祸国殃民，应当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病重，我们这样做了对他的病情不利。这就是叶剑英讲的“投鼠忌器”的情况。 　　第五，毛泽东病逝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反对“四人帮”，“四人帮”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这时，许多老革命家、老将军找到叶剑英商量，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最后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 　　所以，粉碎“四人帮”，首先是集体的力量、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其次才是个人的作用。如果不提广大人民群众的贡献，不提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力量的作用，不提党和人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与“四人帮”的英勇抗争，片面强调个人因素，片面宣传个人作用，片面突出个人贡献，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讲话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 　　随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上，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等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一批老革命家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辞职请求，另由适当人选担任。这次会议，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8月18日到2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参加这一会议的不少同志向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至1980年这4年，特别是这4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事业的发展和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他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 　　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长时间坚持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思想有改变，但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这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他有不可推诿的个人责任。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他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的冤假错案的态度，他对中央领导层一些同志的态度，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华国锋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被称为“英明领袖”，把自己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挂，接受种种出格的歌颂，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不久前还在继续。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了位置，这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 　　1977、1978两年中，华国锋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个人负责，但是他确有重要的责任。 　　华国锋在过去4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 　　华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1938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7万人左右；1937年以前的，只剩下18000人了。华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胡耀邦在发言中还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感情十分真挚地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认为他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了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表示，希望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中共中央还指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受过华国锋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后通过三项决议： 　　一、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 　　二、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三、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着重指出，前两项决议都只是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建议，全会如何作出决定，这是全会的权力。全会当然会审慎地考虑这些问题，并严格按照党内民主原则来进行讨论、表决和选举。 　　根据形势发展和历史前进的要求，1981年6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会议之前，先举行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6月22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预备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正确总结建国32年来经验教训的时机已经充分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列席53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主持会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议题是： 　　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二、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工作的需要，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中央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经过这次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的作用。 　　对于选择胡耀邦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胡绳主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说。该书提出：“由于需要年轻一点的同志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这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评价。 　　邓小平后来曾经强调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 　　胡耀邦自己对此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发表的讲话中强调： 　　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 　　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历威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 　　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前面我说过，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是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央领导核心，政治生活很正常，真正恢复了集体领导。好几位老同志就说过，现在中央的政治生活，算上去是我们党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我是同意这个话的。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至于我的水平并没有变，那更是同志们看得很清楚的。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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