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玉雕大师:龙应台：我离世界有多远？——谈大学生的文化“基本配备”

龙应台：我离世界有多远？——谈大学生的文化“基本配备”

  人类的历史愈来愈是一种灾难和教育之间的拔河竞走。

      如果有机会，七○年代的大学生龙应台想对今天的大学生说些什么？ 

      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龙应台女士在《天下杂志》的邀请下，在台大校园内，与满场爆满的听众进行了一场全球化时代里的关键演说：「我离世界有多远？— 谈大学生的文化『基本配备』」。

      当各国政府纷纷投资教育，倾力以教育迎向全球化竞争的时刻。大学生，这群台湾未来的希望，究竟应该如何准备自己，应该拥有怎样的国际观，才能跟上世界的脚步？ 「在台湾的这个关键时刻，这篇文章是我必须要说的话。」龙应台女士在撰写此文时的深深使命感呼应着《天下》在此时独家刊登全文的期盼，「我离世界有多远？」龙应台深思的笔，将为今日的台湾青年写下思索的道路。 ( 七○年代的大学生)

      我是二十世纪七○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台湾大学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旷。假装深刻的人，譬如我，手里拿著书 — 故意让人看得见封面 — 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们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在潮湿闷热的夜晚，同侪之间会为这样的文字争辩：

 查：你为什么害怕呢？— 人和树原本都是一样的。他愈是向往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愈会深入黑暗的地底 — 伸入「恶」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变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当我登临高处时，才发觉自己的孤单，没有人同我说话，落寞之霜使我冷得发颤。我究竟想在高处寻找些什么？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挣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进 — 这你明白吗？ 

      沙特的《存在与虚无》可能放在床头，靠着一盏廉价的塑料台灯。存在主义彷佛为我们青涩的迷茫找到一个气质相配的解释：) 

 人除了必须是他自己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是；人孤独地被弃置在这个世界，处于无穷无尽的责任当中，没有任何奥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没有别的目的；人除了在此世上锻造冶炼自己之外，也没有别的宿命。除非人首先理解这些，否则人不能做什么。 ( 我们试图去理解他的「虚无」和「孤独」，却并不真的明白，透过对「虚无」和「孤独」的阐述，沙特是多么积极、多么入世的一个行动者和反抗者。「存在先于本质」成为知识青年之间最流行的思想标语，挂在我们的嘴上，但是我们哪里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里说的究竟是什么。 ( 十五年之后，我在欧洲看着柏林围墙崩塌；从前奉命固守国土、射杀逃亡者的东德士兵受审，法官判他有罪时，给的理由是，「个人良知超越国法；每一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突然想起当年看不懂的「存在主义与人文主义」— 这不就是沙特的意思吗？他不是说，「人是什么，端视人做了什么」。我们固然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所依靠也无所逃避，必须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绝对的责任，特别是为他人的生命负责。所谓「虚无」只是存有的必要条件，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停止在虚无中。) 

    不特别假装深刻的人，也逃不过胡适之和罗家伦这样的五四学者的影响。我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知识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观》来作馈赠情人的生日礼物的。书写在仓皇狼狈的一九四○年初，却极为笃定地对七○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国]，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须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思想的纪律，绝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种思想上的锻炼。

    漫天炮火、颠沛流离之时，罗家伦对大学生谈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气」和「知识的责任」，还有，「侠，出于伟大的同情」。大学生要有道德的勇气，然后能在昏暗板荡中辨别是非。大学生拥有知识，影响社会，所以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侠」，则是关心公共事务，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来。大学生具有侠气的人格，才能促进政治改革，国家才有希望。 ( 不看尼采和沙特，不读《新人生观》的学生，也绝对逃不过《蒋总统嘉言录》的全面笼罩。你说他是「政治强人」？那个时代的「政治强人」却是个虔诚的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他让大学生背诵的是这种既难朗诵又难记住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跟沙特的哲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七○年代的大学生 — 当然不是全部，但每个时代有它的时代精神（Zeitgeist）— 对现实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们对思想的境界有所向往，很容易赞成艾莲娜．罗斯福语带讽刺的说法，「大头脑讨论思想；中头脑讨论事件；小头脑讨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