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直系:补中益气汤浅析

补中益气汤是治疗脾胃病的经典方，由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李杲所创。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从师于易州张元素，在深入研究《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基础上，接受了其师“养胃气”的家法和“师古方，裁新方”的革新思想，结合自己多的临年床实践经验，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著名论点，编撰《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等著作，充实了脾胃学说理论，创立了调理脾胃的有效方药，被称为“补土派”之鼻祖。后世医家对此予以很高的评价，朱震亨盛赞李氏学说:“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叶天士也说:“脾胃之论，莫详于东垣”。

1.方源

补中益气汤首见于《内外伤辨惑论。卷中·饮食劳倦论》，又见于《脾胃论。卷中。饮

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内外伤辨惑论》云:“黄芪(劳役病热甚者一钱)甘草(炙

以上各五分)人参(去芦)升麻 柴胡 橘皮 当归身(酒洗)白术(以上各三分)上

件叨且，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去祖，早饭后温服。如伤之重者，二服而愈，量

轻重治之” 。

本方是为饮食劳倦损伤脾胃，以致脾胃气虚，清阳不升之证而设，根据《素问。至真

要大论》“劳者温之”，“下者举之”的治疗原则而设，调补脾胃而立。东垣说:“内伤脾胃，

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

“内伤不足之病，……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

之药泻胃土耳”。

2.方解

东垣认为脾胃是元气之本，气机升降之枢，特别是生长与升发是脾胃气机升降的关键，

只有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充沛，才能抵抗病邪侵袭。针对脾胃气虚、清阳下陷脾胃

内伤病理提出了“补中、升阳”的制方原则，补中益气汤充分体现了东垣的学术思想。其

一、“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毛而闭腠理，……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

须炙甘草之甘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若脾胃急痛并大虚，腹中急缩者，宜多用之，

经云:‘急者缓之。’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方中重用黄茂补中益气，升阳

举陷，补肺实卫，应用则重于补益脾胃的人参、白术、甘草，辅助黄茂以补气健脾。其二、

“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茂、人参、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内外

伤辨惑论》)，“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人之脾胃气衰，不能升发阳

气，故用升麻、柴胡助辛甘之味，以引元气上升”(((脾胃论》)。故方中应用茂、参、术、

草等甘温之品益气补中，升、柴升举清气，全方围绕补气升阳这一中心而设，意在使脾胃

健旺，清阳上升，元气充足。

此外，从补中益气汤中也可看出东垣老人在遣药组方时非常重视药物升降浮沉之性，

在((脾胃论·卷上·脾胃盛衰论》中指出:“今所立方中，有辛甘温药者非独用也。复有

甘苦大寒之剂，亦非独用也。以火酒二制为之使，引苦甘寒药至顶，而复入于肾肝之下，

此所谓升降浮沉之道，自偶而奇、奇而至偶者也。阳分奇，阴分偶，泻阴火。以诸风药，

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末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使大发散于

阳分，而令走九窍也”。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升降浮沉”和“风药升阳”两大用

药法则，这也是东垣用药的重要纲领，补中益气汤充分体现了这一治则精神，他用黄茂、

人参、白术、甘草甘温之剂补益中气，升麻、柴胡以助升举清阳之气，利用辛甘温药与升

散药物相结合的方法，使阳气得以生发之后，又能够借升药之力发散于阳分，如此精妙的用

药法度，体现了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炉火纯青的临床技巧。

3.后世医家的阐述与发展

后世很多医家对此方的方义都曾进行过不同的阐述并在原方的基础上进行了发挥。

明·吴昆在《医方考·卷之三·虚损劳擦门第十八》中曰:“劳倦伤脾，中气不足，

懈于言语，恶食溏泄，日渐瘦弱，此方主之。……伤脾故令中气不足，懒于言语，脾气不

足以胜谷气，故恶食。脾弱不足以克制中宫之湿，故溏泄。脾主肌肉，故瘦弱。”阐述劳

倦伤脾，可致消瘦、懒言等全身症状及恶食、溏泄等胃肠道病证，认为补中益气汤主治脾

胃损伤所致疾病。同时指出“五味入口，甘先入脾。是方也，参、芪、归、术、甘草，皆

甘物也，故可以入脾而补中气。……人生以天地相似，天地之气一升，则万物皆生，天地

之气一降，则万物皆死。故升麻、柴胡为佐，以升清阳之气。所以法象乎天地之气也。用

陈皮者，一能疏通脾胃，一能行甘温之滞也。”以天人相应的观点阐述脾胃气机升降在人

体中的重要性及方中各味药物的配伍内涵。

明·龚廷贤用此方去升麻、柴胡，加炒枣仁治常人汗多，又治失眠不寐;虚火上炎加

玄参;阴虚生火加黄柏、知母;阴虚该多加贝母;泄泻去当归，加白获荃、泽泻、白芍;

手足冷或腹痛加附子;心刺痛重用当归，加白豆寇;用心太过，神思不宁，怔仲惊悸加获

等、枣仁、柏子仁、远志、石曹蒲;咽干加葛根和天花粉;精神短少倍人参;夏加五味子、

麦冬;梦遗加龙骨、牡蛎;头痛加蔓荆子，痛甚再加川芍;腰痛加牛膝、杜仲;脚弱加木

瓜、防己;五心烦躁加生地;气浮心乱与朱砂安神丸并服。

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卷中·四时用药加减法》中言道“以手们之而肌表热者，表

证也。只服补中益气汤一二服，得微汗则已。非正发汗，乃阴阳气和，自然汗出也。”张

景岳据此在《景岳全书·须集卷八·伤寒典(下)》:“补中益气汤(补三十)凡劳倦伤脾，

中气不足，以致外感发热者宜此”。明确指出补中益气汤不仅用于内伤疾病，外感亦可用

之，即专治饮食劳倦，虚人感冒。不仅如此，景岳还根据补中益气汤中黄茂、人参、白术、

甘草等补气药物配伍升麻、柴胡等解表升阳药物的组方配伍特点，在《景岳全书》中创立

了治疗气虚下陷，血崩血脱，亡阳垂危之证的举元煎，即由黄茂、人参、白术、甘草、升

麻、柴胡六味药物组成。该方与补中益气汤中减去陈皮、当归，意在力避调气动血，而专

于补气举陷。

薛已《女科撮要》中，运用补中益气汤遍治妇科经、带、胎、产及历节痛风、流注、

血风疮、镰疮、阴疮诸症，扩展了本方的应用范围，其疗效卓著，颇能启迪后人。

至清代，叶天士对东垣更为推崇备至，《临证指南医案·卷三》云:“脾胃之论，莫详

于东垣”，“历举益气法，无出东垣范围，稗清阳旋转，脾胃自强，偏寒偏热，总有太过不

及之弊，补中益气加味。”并在此基础上，叶天士又创立了“养胃阴”之法，从而使脾胃

学说更趋完善。《古今名医方论》中引张景岳语“补中益气一汤，允为东垣独得之心法，

本方为升柴助升气，以参术归茂助阳气，此意诚尽善矣。然补阳之义亦有宜否，如治劳倦

内伤发热为助阳也，非发汗也，染有不散而散之意，故于劳倦感寒或阳虚疲虐及脾气下陷

等证最宜”。

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卷中》曰:“东垣以后天立论，从《内经》劳者温之，损

者益之。故以辛甘温之剂，温足太阴、厥阴，升足少阳、阳明。黄茂、当归和营气以畅阳，

佐柴胡引少阳清气从左出阴之阳，人参、白术实卫气以填中，佐升麻引春升之气从下而上

达阳明，陈皮运卫气，甘草和营气。原其方不特重参、茂、归、术温补肝脾，义在升麻柴

胡升举清阳之气转运中州，故不仅名补中，而复申之曰益气。”强调了升麻、柴胡在本方

中的升阳作用，并阐明了补中益气汤的方名含义。

而对补中益气汤的阐述最为详尽的医家，要数清代著名医家柯琴，《医宗金鉴·删补

名医方论·卷二》中引柯琴之论:“至若劳倦，形气衰少，阴虚而生内热者，表症颇同外

感，惟东垣知其为劳倦伤脾，谷气不盛，阳气下陷，阴中而发热，制补中益气之法。遵《内

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大忌苦寒之药，选用甘温之品升其阳，以达阳春升生

之令。……胃中清气下陷，用升麻、柴胡气之轻而味之薄者，引胃气以上腾，复其本位，

便能升浮，以行生长之令矣。补中之剂，得发表之品而中自安;益气之剂，赖清气之品而

气益培，此用药有相须之妙。……凡东垣治脾胃方，俱是益气。去当归、白术，加苍术、

木香，便是调中;加麦冬、五味子，便是清暑。此正是医不执方，亦是医必有方。”他十

分精辟地阐述了补中益气汤的方义。

末民初著名医家张锡纯对补中益气汤亦有所发挥，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

治疗胸中大气下陷的升陷汤，亦仿补中益气汤之意，重用黄茂为君药，配伍升麻、柴胡以

升提大气之陷，再合知母之凉润以制黄茂之温，配桔梗以载药上达胸中。张氏以该方加减

治疗气虚下陷之疾，效果甚佳，屡屡获效。

4.使用禁忌

补中益气汤遵循“方证”体系，它亦有其严格的禁忌症。阴虚火旺及实证发热者禁用本方;下元虚惫者，亦不可服用本方。如《古今名医方论》中陆丽京说:“此为清阳下陷者言之，非为下虚而清阳不升者言之也。倘人之两尺虚微者，或是癸水消渴，或是命门火衰，若再一升提，则如大木将摇而拔起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