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扑火造句: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及核战略之演变(2)

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及核战略之演变(2)

　　第七次：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标志着战争形态开始发生了新变化。军委深受触动。1993年1月，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加速军队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

　　1995年12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2000年，军委又对这个新战略方针作了相关的文字修改：“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至此，新战略方针从文字结构到具体内容都已经相当明确，足资中国军队遵循办理。

　　从此，中央军委决心依靠科技进步，把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数量规模适度、体制编制科学、武器装备精良、人员素质很高、指挥高效灵活、后勤保障有力的军队。这是军委既定的目标。国内外形势以及中国军方主客观条件是否允许解放军在指定的期间内达成这项目标，尚须拭目以待。

　　军委内部的争议

　　建国以来中国军队战略方针演变的历史一如上述。再看看对战略方针的转变的方向以及对促使战略方针转变的因素的评估，在中国军方高层内部是否发生过争议。

　　自1964年至1980年，关于战略方针的要旨的公开陈述，诚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样：在大规模战争的初始阶段，解放军在诸如大城市等战略要地坚决地挫败敌军的攻势计划的同时，将收缩战线，以保存有生力量，并为国民经济从和平体制转入战时体制争取时间。在战局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解放军将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在运动战中通过攻势作战歼灭敌军。

　　尽管多年来战略方针的主线基本保持不变，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战略观念的遗产仍然有所褪色，接踵而来的迭次重大事件造成的影响缓慢地在战略方针上体现出来。决定性的时刻始于1979年。中、美关系在逐年改善，苏联在这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中无所作为，北京终于相信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消退了。1980年，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向中央军委提交了题为《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的报告，建议把中国实行多年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八字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的四字军事战略方针。军委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批准修改。至此，迈出了修改毛泽东制定的原则的第一步。

　　自从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以后，即使“积极防御”仍然是中国军事战略方针，从1980年到1992年，其实质内容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邓小平重新执掌权力以后，1977年8月23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他又指出，“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他在会上提出一项原则：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的目标是建设一支人数较少、效率较高而又消耗较少军费的军队。他对经济建设列为中心任务的执著性没有丝毫动摇。

　　邓小平主要着眼于发展、致富及改革开放，他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他的主要战斗口号是：开发，致富，并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战备不再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其后十多年中，国家重大优先事项转向以及通货膨胀导致军事预算占GDP的比率越来越低。有一段时期，国内外形势相对稳定，国家防务决策和军事实践没有产生促使军事战略方针发生变化的因素。

　　当军队建设给经济发展让路时，中央军委主要关注军队质量的提高而没有给予发展武器装备以过多的考虑。军委接连发布命令，提高军队打一场现代战争的能力，并把军官培训列为优先事项。

　　1980年代，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开始同时趋于稳定及改善，中央军委得出在未来数十年中两个超级大国不可能同中国迎头相撞的结论以后，决定在军事战略方针上作出相应的变化，并在实际的防务政策中吸纳更多的军事观念。早在1985年中，邓小平宣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1986年，中央军委将国家战备的基本使命从打一场大规模战争转变为打一场局部战争。两年后，随着超级大国的威胁进一步削弱，军委开始将战略重点转移至南中国海，因为南中国海成为新出现的潜在的对抗地域，并呼吁解放军准备打一场局部战争或应付突发事件，并强调中国有必要保护“海洋权益”。

　　中央军委正在为未来打一场现代战争整顿军队指挥体系并调整军力结构。上述战略方针的内容的变化也对军事部门产生几乎是严苛的后果。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中央财政无力负担解放军正常运转的经费。军费支出由1980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5%跌至1992年的不足7%，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

　　在冻结甚至削减国防预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中央军委的一系列决定对军队产生了压力。例如，军委撤销了基建工程兵、铁道兵这两个兵种，指战员集体转业。邓小平也反对花费巨款购买包括军机在内的外国军备，军委内部为此发生了争议。

　　显而易见，解放军负责人感到不快。基此，邓小平对他的将军们提出告诫：“军队要忍耐。”国防部长张爱萍对邓小平一再裁减国防开支的决定，颇不以为然，在若干场合给予批评。国际上出现的事态在客观上为张爱萍等人的主张提供了支撑。

　　邓小平出席讨论军费的一次中央会议。会上出现反对削减军费的呼声，邓小平发怒了。他说：“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上不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

　　经过邓小平一锤定音，军队高层不时发出的“杂音”就此消音，可见当时他气魄之大和决心之果断。邓强调抓住有利的国际环境提供的机遇，优先发展国民经济，“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他坚持认为，先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有朝一日中国富强起来以后，终将拥有强劲的外购能力。对此，解放军高层有人颇不以为然，腹诽心议者大有人在。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实力再也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了，国内外采购时的大手笔，举世瞠目结舌。当初张爱萍等将领不予理解。看来邓的判断毕竟高人一筹。

　　打赢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

　　1991年，当全世界目睹美国取得海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之际，在国际军界暗潮开始涌动。美国人业已进行了一次军事革命，在这场军事革命中，美国军队紧密地结合了现代信息和通信系统、情报能力、空间技术、新型军机和先进的战术，浑为一体。在北京对执意走向台独的忧虑与日俱增的背景下，这场军事革命撼动了邓小平及其将军们的自信心，并促使中央军委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启动一项相应的建军计划。

　　1993年1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战略方针进行调整。13日，军委主席江泽民通知解放军将领们，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应付一般条件下的战争转移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概言之，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未来要在东南沿海地带（亦即台湾海峡）打赢一场现代技术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加速解放军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

　　与此相适应，为实施这个新战略方针所需的各项要素迅即被付诸实施。其后，军委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致力于武器的电子火控系统和作为战场神经中枢的指挥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同时对现有武器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另外一项重点工作是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抓紧组建快速反应部队。

　　新战略方针重新界定了解放军的中心军事使命，定位了中国主要的假想敌，并设定了今后作战的规模和模式。中央军委随后引入了深入而广泛的变化，培养关键人才，采购先进的武器系统，拟定创新的军事理论，并着手改变落后的军队编制。打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首次被列为解放军的首要任务。新战略方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解放军摆脱为应付陆地入侵而进行战备的重负。尽管国家战略仍然是在准备打赢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同时给予和平与稳定优先考虑，台湾分裂势力及其美国支持者已经被定位为下一轮的假想敌。

　　1995年12月，中央军委充实了新战略方针的内容，发布了关于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军队建设的简明大纲的文件。大纲要求解放军在2000年之前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次年11月，军委又颁发文件提出“科技强军”的口号，敦促解放军向高科技要战斗力，向改革创新要战斗力，并强调军队建设必须遵循这一战略。

　　军委迭次下令重申1995年大纲，并相继对大纲的内容予以充实。中国军方从西方战略学著作中汲取养分，西方国家关于现代信息、通信和指挥的概念不断汇入解放军的军事术语。2000年，军委指出，在信息时代所有的“高技术局部战争”都是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并对新战略方针作了相关的文字修改：“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转变。”

　　世纪之交在即，军委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可以在军事科学、军事学术的基础上从事扎实的研究，制定在信息化条件下打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相关的八条“战略指导原则”终于出台：

　　o 在战前，尽包括积极的外交手段在内的一切努力，以避免或遏制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

　　o 如果战争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则准备打赢这场战争。一旦战争降临，在战略防御和攻势行动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o 制定任何冲突的有限的目标和规模，并事先制定中止冲突的策略。

　　o 针对敌人的弱点，研制所谓的“撒手锏”武器装备，以利用这些弱点，

　　并争取获得主动。

　　o 攻击敌人的关键节点，破坏其作战和后勤系统的完整性，以破坏其有计划的攻势行动。

　　o 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在信息时代，人民包括互联网“网民”，侵入敌方的电脑或者让互联网充斥假消息。

　　o 在寻求赢得速决战的同时，要做好打一场有限战争和一场持久战的两手准备。

　　o 在整体上要结合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的斗争，在遵循毛泽东关于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原则，军事目的要服从于政治目的。

　　尽管国家对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作出了承诺，人们需要关注，对于战争目的和行为的逐步升级的可能性，上述行动原则仍然包涵着偏执性。

　　截至2002年底，就军队是否采取了适当措施以应对世界军事革命，在北京领导人中引起了热议。他们得出结论，中央军委早就作出了反应，作出了及时的决定，并采取了有力的行动。

　　2004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以后，特别要求军方在调研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给予不利条件以更多的考虑。2006年4月11日，他又再次强调“科技强军”的口号，创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化部队，敦促解放军向科技要战斗力，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江泽民早就强调，解放军要通过“科技强军”的途径，向科技要战斗力，才能真正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军队。由于惰性作祟，军队迟迟没有迅速行动起来。这次胡锦涛发出大声疾呼，发聋振聩，起到了催促的作用。

　　胡锦涛强调军队的高机动性，并催促增加快速反应部队，取代传统的机械化部队。尽管中国宣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保持不变，然而，在新战略方针关于高科技局部战争的定义的指引下，解放军重申“积极防御”时更注重对外投掷兵力的能力。正如一位解放军海军军官近日讨论中国正在浮现的全球性海军战略时对我们指出的那样：

　　当中国采取行动保护其与日俱增的海外利益的时候，不稳定的关系对中国向海洋发展的事态带来了变数。当我们的国家利益超越了我们的领海时，解放军海军应当如何保护这些利益？我们的海上贸易交通线需要我们保护。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

　　此外，1990年代末，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一项更重要的事态变化正在浮现，这是关于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战略原则性语言的一个简单的变化，称中国现正面对“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解放军进入新世纪之际，中央军委把这个国家面临的外部世界的威胁引申为一场“在核、生、化威慑条件下的高技术常规战争”。这个说法可以被解释认为，敌人在一场高技术常规战争中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显然，如果这项评估正确无误，无论是“积极防御”的引申应用，还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现行政策，都不足以应付这个更危险的情势。

　　1991年以前，军委正式把后发制人列为第二炮兵的战略方针。军委在一项指示中称，中国军事战略以综合国力为基础，以积极防御思想为指引，为当前战备和今后打仗作出了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和指导。目前还不清楚，核武器在这个“全面性和整体性的计划”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

　　在1990年代末发生的上述变化，首次将军事战略和核战略结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开始对两者的结合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两者的结合促使核战略在过去十年里发生了微妙的尚未公开的变化。

　　当代中国核战略的前身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进行核试验。随之，中国政府在一则声明中宣告核试验成功，同时公布了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核政策。该声明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是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反对核讹诈。声明指出：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当时，西方及苏联认为该声明只是一种宣传策略，目的是抵挡国际社会反对这次核实验的呼声，并掩饰中国的战略弱点，因而没有给予重视。虽然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忘却了这则声明，中国官员和专家们却仍然经常提到这则声明。另外，当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与前述“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及其“后发制人”的原则并列起来，这项声明同毛泽东革命性的方针的合理性立刻凸现。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1964年声明中关于核武器的立场以及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项政策在和平时期很难被证明或者否定），中国在道义上占领了制高点。事实上，即使毛泽东对于核战争的想法也曾经发生过变化。1965年1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有否改变他对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他作出回答：“那仅是一个说法而已。真打仗是要死人的。”一旦中国面临核战争的现实，就根据核威慑的原则，付诸谨慎的行动。

　　新披露的资料说明，尽管毛泽东发表过核武器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其实核武器不但吓唬了其他人，也吓唬了这位主席本人。1969年，中、苏面临一场全面战争。他在这年6月指出，“就是核战争也没有什么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苏军核武器，他多次说过，别人怕，可是“鄙人不怕”。吴法宪在回忆录中提到，据当年汪东兴告知，10月中旬，毛收到了一份情报，苏联将对北京实行核突袭，他的态度立刻变化了。14日，毛正在吃午饭，江青来了，吩咐服务员增添碗筷。毛感到不快，说他来不及同江青一起吃饭了，让江青到外边吃饭去。江青只能怏怏地离去。毛匆匆吃完饭，立即乘专列离开首都，绝尘而去，直奔武汉。可见毛毕竟是现实主义者，听说蘑菇云可能在北京上空浮现，避之唯恐不及。

　　时至今日，第二炮兵（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及海军核潜艇部队和空军核打击部队仍然在对一系列战略概念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首次核试验以后长达25年期间，毛泽东军事思想主导着中国的战略研究，并制约了这个领域的创新思路。1960年代，毛表述了他对核武器的若干看法，这些看法被认为对于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工程进展起到了足够的指导作用。他的经典说法是：中国核武器的“数量不会多，即使我们[的战略武器工程]成功了”。“有少量原子弹就够了，六颗就够。”“[我们的战略武器工程]成功了，将给我们自己壮胆并吓唬别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比其他国家生产更多的原子弹和导弹。”“[原子弹要]有一点，少一点，好一点。”

　　至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教导已经指明了实施战略武器工程的必要性，并为规划中的核武库设定了技术和概念的范畴。在那段期间，他的语录和简明指示成为所有规划和作训部门的精神食粮。据此，这些部门发出秘密指示或者公开报导。

　　历经几十年，现代规模的核武库终于建立起来了。这不仅增强了北京领导人慑止核战争的信心，也使几代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教导更加深信不疑。一个原则是明确无误的，即他们把本国核武器视作慑止核战争的手段，而不是打赢核战争的工具。

　　核武器概念的研究

　　“核学说”这一术语并不是解放军经常使用的战略词汇，解放军仅在讨论西方或者俄国军事概念时使用这一术语。中国专家在谈到中国核力量时主要使用四个概念，表述他们对于核力量的整体看法，即“核政策”、“核战略”、“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尽管他们认为这四个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可是还没有充分地阐释这些概念的定义、差别以及彼此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以此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学说。不过，中国军方认为，这一概念体系是全面的、合理的，因为它规定国家核力量受到中国总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制约，并且首先服从于中国优先考虑的国家安全利益。

　　以上四个概念中，核力量战略运用原则尤其是作战条令，比其他两个概念更为具体，对战略导弹部队的组织结构、训练、部署以及与其他军种核武器运载系统的配合使用，都有详细的规定。作战条令是重要的军事法规，也是军事单位作战、训练的基础。1999年1月，中央军委为陆军、海军、空军和二炮颁布了13项作战条令。针对战略导弹部队的条令概述了关于该部队发射、后勤保障以及在联合作战中的任务分配的准则。先前我们在关于战略导弹部队的相关著作中，已经对战略导弹部队的战略运用原则和作战条令作了一些详细的论述。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讨论中国核政策和核战略。

　　中国专家把中国核政策的起源直接追溯到毛泽东早期的教导。解放军资料指出：“核政策是有核国家或政治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制定的发展和使用核力量的行动准则。”至于核政策同军事战略和核战略的关系，则是核政策把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作为其指导方针，并且核政策对核战略具有指导和约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