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军训作文的题目:第四节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

 第四节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60年的发展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又极其辉煌的，有惨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喜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新中国60年历程的成功经验内容极其丰富，我们仅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加以总结。

　　一、从社会制度层面来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制度基石和起点

　　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为什么长期落后而且与世界平均水平越拉越大？因为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强化、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深化和长期战乱，不仅严重影响、更是直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1840年以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历史，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连续几十年的战乱，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和平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时代，这必然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积极性。

　　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轰轰烈烈搞土改，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农民没有和缺少土地、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农业生产发展缓慢这个大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土改之后，继而实施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施，一是逐步实行了资源配置的全面计划化，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逐步退出；二是对劳动者生产劳动积极性“双重激励”：政治激励与物质激励。改朝换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既有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质激励，也有新中国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的政治激励。在这“双重激励”中，物质激励是基础，政治激励是主导。这“双重激励”使大家“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很快促进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这就是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经济快速发展的真实记录。

　　二、从资源配置的基础来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持久的体制动力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前29年是在大起大落的波动中发展的，而后31年的发展则是持续高速增长。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经久不息的体制动力。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促成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的，但实际上自1978年开启的改革或清或朦、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或多或少总是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的。例如，改革早期的放开农贸市场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和颁发奖金等，都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调整，不过那个时候“市场”还属于洪水猛兽般的资本主义政治概念而已。整个31年的改革，都是向着市场化方向挺进的过程，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其说是“提出”，不如说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撕去了羞羞答答姓“资”姓“社”的面纱，堂堂正正地承认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已。

　　如果从新中国的60年看改革，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针对各个时期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尽管那些改革是在资源计划配置基础上，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与1978年以后的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以上两点从中国改朝换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分析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表明，前者与后者虽然具有密切联系，但又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有着旧的剥削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不可能自发地发挥出来。剥削制度的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而要把这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就必须使经济体制合理化。
经济体制合理化的核心有两大问题：一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二是劳动者积极性激励的基础方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还十分低下、社会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下改朝换代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始建立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政治激励和物质激励的“双重激励”且以政治激励为主导的激励机制，对于改朝换代新中国初期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在较短时期内超常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一旦新中国新社会的建立和经济发展走向长期、常态和正轨，资源配置方式单一的计划调节就会逐步失灵，激励机制的过强政治化则会逐步衰弱。

　　这就是说，从长期的、常规的和自动发挥积极作用的资源配置基础方式，只能是市场机制；从长期的、常规的和自动发挥积极作用的激励机制，主要应该是物质激励机制。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好是解决了“资源配置基础”和“劳动者积极性激励基础”这两个核心问题。这就是说，新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持久的体制动力。

　　三、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无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和崛起，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统一而实际上是诸侯经济；第二，必须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第三，社会必须长期稳定，而不能动乱。

　　这三条都是充分必要条件，缺一不可。理由非常简单，如果中国不统一，改革免谈，发展也不可能；如果中国不独立，改革免谈，发展也不可能；如果中国社会不稳定，改革免谈，发展也不可能。那么，还有什么“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伟大成就”呢？

　　回顾新中国60年的历程，确保了自己的长期统一、独立，这固然是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但如果国内什么时候政治、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挫折和波动。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经济发展就受到严重影响。“六四风波”后，就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三年低迷。正因为如此，国家有时候不得不把“稳定”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

　　那么，确保中国长期统一、独立、稳定的基本因素是什么？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凡大国都有其独特的统一、独立、稳定的发展道路。秦朝结束东周春秋战国的战乱，再度统一中国之后，在西汉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大势，久分为次，久合为主，在“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儒家伦理+政权开放”这四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下，基本成功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独立和稳定，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中华文明和文明古国世代相传。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仍然被第一代领导集体作为基本有效的大国治理结构。

　　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在走向发达国家的历程中，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正因为如此，国内外都一直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存在着不同声音，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看做某种“紧箍咒”。但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调整和改进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民主制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刚柔相济”的领导方式，已经成为维护中国长期统一、独立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
　四、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还是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的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三大改造”，都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所以，广大人民群众对运动和改造的积极性很高，不仅运动和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且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

　　《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的核心与实质，是要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即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不言而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正确分析了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然而，“大跃进”把国民经济搞得“筋疲力尽”，1960年仍不顾当时面临的严重挫折，清楚地显示了经济决策盲目跟着政治方向走带来的恶果。后来，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的滋生，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被取消，即便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上、理论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再次强调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坚持改革开放31年不偏离。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随着改革全面展开，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1987年中共十三大、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2007年中共十七大，继续全面深入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设的基本纲领、阶段性特征，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坚持生产力标准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指导思想上起到了方向盘和主心骨作用。
五、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配合与推进

　　回顾历史，中国的落后恰恰与历史上长期的闭关锁国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世界与新中国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全面对立，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被迫对外封闭状况比新中国成立之前更为严重。

　　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交恶，中国进一步被迫从全球视野开拓自己的国际空间。同时，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识到，不能把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长期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访华，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理论。中国陆续与一大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大国。

　　中国在经济体制、贸易、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全面开放，还是在1978年拉开经济体制改革帷幕之后。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中国把改革和开放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国内开设了5个经济特区、14个对外开放城市和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两个新区。香港、澳门的回归，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和扩大交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从各个方面大力推进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迅速全面融入全球化浪潮，全面利用全球资源，对外贸易飞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之一。

　　在某些情况下，对外开放比国内改革更加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当国内某个方面的改革改不动时，对外开放则对国内改革起着“倒逼”作用。

　　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依存，通过国内改革，创造对外开放的条件和环境，提升了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可以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和国外市场。中国的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动力源。

　　六、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中的利益关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就提出，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把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使得地方的经济政策能够较好地适应现实的需要。在财政制度上，地方政府拥有分享财政收入的权利，从而为地方政府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激励。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国将改革对于既得利益的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从而避免了改革推进的阻力。高度重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恰当选择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措施出台的力度和时机，努力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实行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富民政策。始终坚持注重改革程序和效果的公平公正，注重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基点和决策的依据，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努力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老百姓在改革中得到了实惠，逐步分享了改革成果，成为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强后盾。

　　七、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臻于完善和成熟

　　调控，顾名思义，就是调整和控制。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市场经济活动是一个永不休止的变量系统，宏观调控则永远没有终点，任何国家的宏观调控都是一个永远的长期任务：经济波动→宏观调控→经济再波动→再进行宏观调控→……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在这个过程，会存在着方方面面利益主体的博弈，其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是我国所有博弈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但这种博弈又不是要“谁战胜谁”，也不是要“战”成平局、更不是两败俱伤，而是要建立起一种科学的调控和协商机制，使各个方面的利益都有所增进，实现全社会的共赢。

　　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1年来，我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论方面也更加成熟了：第一，把治理性调控和预防性调控有机结合起来；第二，实施宏观调控“组合拳”，即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结合，紧缩和扩张相结合，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相结合，不搞“一刀切”；第三，把宏观调控政策的战略转型和发展政策的战略转变结合起来；第四，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臻于完善和成熟，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