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2）：人性假设上的过度抽象化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2）：人性假设上的过度抽象化

――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十五）

正是由于在新古典时期，经济学研究内容被缩小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工程学方面，考虑的是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所处理的问题手段也就变得异常简单了，只要借鉴自然科学所发现的规律以及基于个体的需要来进行技术性配置或选择就行了。正因如此，此时人的理性也就是体现为自然主义的抽象智力，人也开始被抽象为一个具有高度理性的经济人；当然，尽管社会中人的智力本来是参差不齐的，但主流经济学却设立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并训练所有的人都朝这一方向迈进。而且，尽管人性是多重性和复杂性，但主流经济学把个人仅仅看作是向往拥有财富的一个存在，他能够以达到这一目的的不同手段的比较效率为基础做出判断；特别是，出于理论分析和数学建模的需要，经济学上人性假设也越来越抽象化和形式化。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学是理想主义的，是建构理性主义的，是脱离事实的抽象。当然，如果仅仅考虑物质资源的配置问题，这种分析也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因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如何更为理性而合理地使用这些资源；但问题是，将这种理性分析运用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是不是还具有这样的合理性基础呢？

我们说，经济学是一个致用之学，它是通过配置稀缺性资源为现实的个人服务的，这就必须考虑不同的个体面对不同资源的态度；事实上，资源的配置也可看成是一个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问题：人对物质资源的配置体现了人对物单向的协调，而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协调。显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生产组织的结构是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方式也必然是不同的；这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变化，更涉及到人的认知，以及体现了人之社会性的发展。因此，经济学所研究的就不应是一个抽象的物理世界，而更应该关注真实的“人”，这也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事实上，正是由于资源的配置问题体现了制度的因素，因而科斯就强调，现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现实制度出发，还要从人的本性出发。然而，尽管社会中的人性是丰富多样的，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却简单地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将人性还原为动物之本能，将人抽象为基于自我保全的利己主义者；而且，由于抛开了社会性，人变得同质了，似乎在一定环境下，所有的人都将采取了相同的行为。事实上，一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人士都极力为这种抽象化的研究鼓噪。例如，新古典主义的埃奇沃思就强调，“经济学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人的每一个动机都仅仅是由自利心所促使”；而斯蒂格勒在题为“经济学还是伦理学”的特纳讲座时说，“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有理性，并掌握充分信息的人们，在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鼓吹，每个人按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可以最大地实现自己的效用，可以最有效地使用资源，可以实现帕雷托改进；但是，当后来将经济人的行为机理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或者用于解决人力资本的配置时，却得到了囚徒困境的局面。事实上，艾克斯罗德庞大的计算机模拟实验也表明，那些总是采取自利的机会主义行为人最终获利很少；究其原因在于，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也忽视了社会中存在的丰富而多样的社会资本功能。因此，尽管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推动者将经济人的分析几乎推广到几乎所有的人类领域，但无论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在诸如婚姻关系、宗教行为等这类事务中都很少对这类预测的结果进行过经验性检验；所以，正如森指出的，为信念辩护的理论很多，而实际证据却很少。事实上，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否可以被认为在追求某种目标的最大化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单个行为主体或团体把什么看作是可适当控制的变量，以及把什么变量视为是可实际操作的手段；而当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接受了特定社会行为准则的工具价值时，就会造成个人表面上的追求的目标和其真实目标之间的模糊性。当然，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进行着自利的最大化行为，只不过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下进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既然考虑到了社会的制约，也就必然会涉及到了伦理因素，从而需要对自利和利他进行明确的界定。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主流经济学在特定目的的框架下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把人之行为差异仅仅归结为制约条件的不同；但事实上，在相同的环境下，不用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往往有天壤之别，因为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伦理道德已经深植于人的偏好之中，人的行为本身就内含了伦理因素，这一点斯密早就作了深刻的刻画。

其实，不同类型的自利行为已经表明了人性的多样性，也说明建立在内在一致性或利己主义之上的抽象理性是多么的空泛无用；也就是说，对自利行为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它无法有效地分析多元化的人的行为，更无法说明在不同时空地点下的人类行为的差异。实际上，正如《经济学的硬核“经济人”之重构》一书的第2章指出的，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实质上源于功利主义，而早期的功利主义关注的是整体社会的幸福问题，而不是人的福祉问题，个人追求私立仅仅是达到社会福利的手段；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后来主流经济学却只知手段而不知目的了，即使手段越来越背离了目的也不顾了。一方面，功利主义认为善具有包容性，有利于个人的同时，也必然有利于他人和社会，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损害了个人利益也就损害了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哈耶克等自由主义一派也强调，手段是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而目的就难以达成一致。因此，功利主义就与自由主义融合在一起，强调了手段的重要性，认为重要的是制定规则、确立手段，而这种手段则是从个人行为出发。正是在这种哲学观点支配下，功利主义孕育了它的社会秩序原理：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地组织的，因而也就是正义的；显然，这也就是西方流行的“私恶即公利”的命题，也是杨朱“拔一毫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基础。

但不幸的是，随着对手段的强调之膨胀，功利主义者将个人利益推到了至高无上的极端地位：惟有个人利益是现实的利益，不能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牺牲个人自己的幸福。例如，孟德维尔极尽夸张之能事，认为人类所有的一切行动、一切美德，都是发端于利己心；而且，这种利己的本性是不变的，只有建立在这种自私的本性之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当然，即使就个人追逐其私利而言，个人的“利”也是内涵丰富的，它包含了人类所有的需求，所有的快乐，而不仅限于物质方面；例如，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边沁在《立法原理》中就曾列出了14种他称之为的“我们感官之清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强调积累的同时逐渐将积累活动变成了自身的目的，物欲获得了极度的勃兴；显然，此时的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是无限的要求。也正是基于对物欲的强调，西方学术界逐渐将人之快乐都归结为物质一项，因为如贝克尔宣称的，这些快乐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从市场获得的产品“生产”出来；也就是说，经济学所强调的满足已不是需要，而是欲求，这也成为经济学广义效用。

可见，尽管从亚里士多德、洛克、斯密到一大批古典的经济学家都只是将物质生产看作是增进价值理性的手段，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变成了专为个人多变要求服务的“实用科学”；正如米契尔所说，经济理性并不是人类的根本天性，而是随着金钱制度的兴起而出现的，因为金钱概念培养了人们的推理能力，使人们经济生活合理化。然而，尽管功利主义的观点影响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行为，并为个人的自利行为提供理论的辩护，但是，功利主义的“私利与公利一致”的基础存在严重的缺陷，人类大量的困境都因此而生；例如，18世纪的哲学家孔多塞、19世纪的数学家道奇森、20世纪的福利经济学家阿罗和森、计量经济学家布莱克以及信息经济学家威克里等也都证明了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不争事实：正是从个体理性的功利主义出发，导致了社会合作的困境。所以，森认为，坚持“利己”的传统模式只能给各方带来次优，传统模式下的纯粹“经济人”近似于“低能儿”；而美国的凯里（H.C.Carey）指责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字，它们只是“讨论人性的最低级的本性，却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此外，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菲雷(Furel)则强调同质经济学是一个“有关人类的贫乏模型”：一方面，它完全不考虑所有心理层次上的因素，尤其没有考虑到文化层面上的因素；另一方面，他忽视了根植于人类行为根源的积累经验的复杂性。

总之，主流经济学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实际上是把人还原为一般动物，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人类至多只能实现短期局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日益重要的情况下，以自然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人的互动行为尤其如此，这浪费大量能够改进人类生活的机会和方法。事实上，也正如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即使竞争均衡模型对经济作了很好的描述，也会因为外部效应而表现出缺乏效率的结果。个人或企业的行动直接影响其他人或企业（而不是通过价格体系）的情况举不胜举。由于经济行为人只考虑自身所受的直接影响，而不考虑对他人的效应，因而他们所做出的决策很可能不是‘有效率’的”。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单一抽象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对现实的解释和理论的发展，这正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瓶颈所在。那么，为什么经济学家偏好抽象而空洞的经济人假设呢？主流社会的一般辩解是：引入具体人性考虑的模型太复杂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是抽象的。然而，在穆勒、马歇尔时代，由于人的需求主要还集中在物质方面，经济行为往往等同于物质行为或货币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将人追求物质财富的动机和行为从其他行为中独立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人类需求的多样化以及物质与非物质行为日益混合在一起，还照搬这种自然主义的物质思维方式就成问题了，更不用说还要把这种思维方式用于分析完全的非物质领域。当然，构建一个新的分析体系是困难的，正如传统的经济学分析体系的建立也经历了漫长的时期一样；但是，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必要就在于要能够解释、解决以及预测实际问题，正是复杂而又符合现实的思维追求才使得经济学理论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和意义，况且，新体系的构建这一挑战性问题不也正是经济学家展示其智力和知识的最佳体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