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原哀歌简谱4弦:庙堂远 江湖近

    自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道德伦理价值观，让人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肯定不会有什么作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讲到传统文化，经常的视角是儒家、佛家、道家，主张全面继承传统的人，又把儒家也抬到特别高的地位，把儒家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唯一的出发点。实际上这些文化(儒释道三家)应该说都是典籍文化，过去在识字率很低的情况下，典籍文化只活跃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但实际上，从本性上说中国人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江湖文化的血。

    只要深人到中国人中间，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里一直存在着两个“社会”： 一个是由国家制定规则的社会，由官方颁布的法律和官方倡导的道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另一个则是民间自发形成某些不一定系统规范的规则的社会。后者不一定总是和官方规则相冲突，但它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常常是很不相同的。咱们的“江湖”就在这个民间社会里——广义的江湖就是指民间，如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是把庙堂之外由官方统辖的范围统称为江湖了。而狭义的“江湖”只是民间的一部分，二者并不等同，但民间与江湖一样倾向于与官方对立。

    官方社会往往是一种“表面”的社会，在这里，人们的行为似乎都是符合官方的规则的。而江湖则是中国“内里”的社会，在这里，人们是按照自己“圈子”里的规则办事，而并不完全走官方规定的路线。在中国社会有两种“圈子”：一是人们由于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以亲情为纽带的圈子；第二种稍有特殊。在中国社会的任何人群中，都可能有一些能够率性而为的人，他们以自己特殊的思想感情、特殊的表达方式，形成一种特殊的个人魅力，并在人群中形成其一种凝聚力，进而就有可能形成一些有着他们的特殊利益的群体或团体，是另一种“圈子”。这些圈子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以不同于官方规则的规则相互联系，于是就形成了“江湖”。

    “江湖”的字面意义表明，人们已经逃离了官方社会，躲到了官方难以管到的江湖或绿林中，在那里靠猎食野生动植物或违法经营为生。在许多地方，江湖人士的生活陷人困境或者企图不劳而获的时候，他们就会堕落为“黑社会”，即靠完全违法的手段谋生或敛财。

    但是，江湖并不只是躲在野外，实际上它渗透到了几乎全部的中国社会之中。比如，在官场里，如果一个领导者特别僵硬，说话做事总是从原则出发，完全按照官方规则办事，很可能使官方规则受到普遍抵制。如果领导者懂得江湖规则，具有大哥一样的魅力，那么他就会实行两手政策:先用感情笼络人心，再来推行政策，就可以事半功倍。这样的领导者常常装着在破坏官方规则，并且也常常真的破坏官方规则，使僵硬的官方规则变得柔和而富有人情味，就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在这样的地方，既是官方社会，肯定又弥漫着浓厚的江湖气息。而且在官场里，确实存在着江湖式的圈子，其成员也都是像在江湖上一样称兄道弟。在这个意义上，江湖又是为了弥补官方规则的不足、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为官方规则服务的。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没有江湖的规则，官方规则就难以甚至无法运行；官方规则只好沦落为表面文章，而江湖是中国社会的真相。

    实际上，中国人从本性上说更适应和需要江湖社会，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中国江湖文化的血。如果说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观念是农耕社会中国人崇尚自然的本性的描述，那么，小农经济确实也不需要交往因而也不需要什么规则、秩序，江湖式的“无法无天”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性和需要。所以，自古以来，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存在，就是他们到了海外，“江湖”也就带到了海外。

    江湖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小圈子林立，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各自的狭隘利益而互相争夺和斗争；江湖的存在总是与一个社会的内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江湖是一个主要由血缘或“准血缘”关系的感情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到了江湖上，是圈子的人即自己人，就是兄弟；不是自己人，就可能是敌人；是敌人就势不两立，甚至要置其于死地。当然，“兄弟”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兄弟中必有“大哥”，这个大哥是领导兄弟们的“老大”。“老大”都是富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或者靠“仗义疏财”，或者靠武力打出威望，或者靠权力地位的庇荫。总之，通过一系列似乎不要求回报的手段感召、凝聚人心，就可以形成富于号召力的个人魅力。

江湖上的游戏规则，除了要共同谋求和维护兄弟们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伤害和背叛兄弟之间的感情。为了兄弟的感情，江湖人士可以不借牺牲自己的生命，像拚命三郎石秀那样。行走江湖必须重承诺，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能够践履诺言，就可能在江湖上立足，就能够赢得普遍的尊敬，乃至赢得广大的追随者，否则就会被江湖所抛弃，甚至惹出杀身之祸。兄弟的情分高于个人的价值，江湖中人都要受其左右，这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