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枫华谷一本书:1924年中苏北京协定

关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

1924年中华民国与苏联签订协定，并正式建交。关于这个事情，已经并且还可以作很多文章。本文尽量少加评说，多录用原文，以资交流。

原文一：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大中华民国，大苏维亚社会联邦共和国（即苏联――本文注），愿将彼此本日邦交恢复，协定解决两国悬案大纲，为此派定全权代表如左：

大苏维亚社会联邦共和国政府特派喀拉罕（又译为卡拉汉或加拉罕――本文注）；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顾维钧；

两全权代表将所奉全权证书互相校阅，均属妥洽，议定各条如左：

第一条           本协定签字后，两缔约国平日使领关系应即恢复。

中国政府允许设法将前俄使领馆舍移交苏联政府。

第二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于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按照后列各条之规定，商定一切悬案之详细办法，予以施行。此项详细办法应从速完竣，但无论如何，至迟不得过自前项会议开始之日起六个月。

第三条           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在前条所定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暨一千九百十九与一千九百二十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

第四条           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一千九百十九与一千九百二十两年宣言，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国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缔约两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

第五条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条件及彼此边界安宁之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第六条           两缔约国政府互相担保，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并允诺，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对之宣传。

第七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

第八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将两国边界江湖及他种流域上之航行问题，按照平等、相互之原则，在前条所定之会议规定之。

第九条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前条所定之会议中，根据下列原则，将中东铁路问题解决：

一、   两缔约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

二、   苏联政府允诺，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

三、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解决赎路之款额及条件暨移交铁路之手续。

四、   苏联政府担任对于中东铁路在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三月九日革命以前所有股东、持债票者及债权人负一切完全责任。

五、   两缔约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

六、   两缔约国政府允在本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事项未经解决以前，特行规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办法。

七、   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之会议未将中东铁路各项事宜解决以前，两国政府根据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八日）所订中俄合办中东铁路合同所有之权利，与本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暨中国主权不相抵触者，仍为有效。

第十条           苏联政府允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租界等之特权及特许。

第十一条    苏联政府允予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

第十二条    苏联政府允予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

第十三条    两缔约国允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之会议中，订立商约时，将两缔约国关税税则采取平等、相互主义同时协定。

第十四条    两缔约国允在前条所定之会议中，讨论赔偿损失之要求。

第十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日起即生效力。

为此，两全权代表将本协定英文两份各签字、盖印。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即中华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订于北京

                                                                                                喀拉罕印

                                                                                                顾维钧印

（以上为条约全文。）

在此条约签订之前，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民主形式的临时政府。当时居住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成立了哈尔滨市苏维埃，接管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利。同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托洛茨基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新的苏维埃国家。第二天列宁宣布并经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和平法令，俄国驻中国公使拒绝执行和平法令，依旧效忠原来的临时政府。哈尔滨市苏维埃则宣告接受列宁俄国的领导，列宁政府宣布解除库达舍夫的驻华公使职务，并命令哈尔滨市苏维埃接管中东铁路的俄国权利，负责代表俄国以及居住在东北的俄国人的利益。并免除了铁路总办霍尔瓦特的职务。

12月5日，列宁政府把上述决定通知中国北京政府，并建议中国“组成中东铁路问题俄中混合清理委员会”。北京政府响应了这个建议，委派驻俄国公使刘镜人代表北京政府与苏俄谈判。刘镜人与苏方的谈判远远超出中东铁路的范围，双方讨论了互设代表处、建立双方民主社会团体的联系等问题。列宁的苏俄当时在世界上并无国家承认，处境十分孤立。恰如当时中国政府代表、临时代办李宝堂在1918年说的：“中国人是最先宣布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与苏维埃政权交往者之一。”

但在英、法、日本等国家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态度发生了变化。于1917年12月28日取消了哈尔滨市苏维埃，解除了苏维埃民兵的武装，并把他们驱逐出中东铁路地界。北京政府还把苏维埃人员包括倒向列宁政府的前临时代办都赶出中东铁路管理委员会，支持了库达舍夫、俄亚银行以及中东铁路董事会宣布中东铁路自治。1918年1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海关关闭与俄罗斯的货运通道，禁止包括粮食在内的货物运输。

1918年2月起，北京政府屈服日本的压力同意与日本共同御敌，2月27日，刘镜人离开彼得格勒，而北京政府派出的谈判秘书团尚未到达彼得格勒。3月4日刘与日本公使一起离开沃洛格达返回。结束了中苏之间首次外交接触，中苏首次谈判破裂。

列宁政府为了打破孤立状态，并不愿意轻易放弃有过良好开端的中俄接触。1918年夏举行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俄联邦外交人民委员奇契林在外交工作报告中称：“我们放弃所有的秘密条约。”“我们通知中国，我们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的一切占领地，并恢复中国在这片领土上的主权。最重要的商业大动脉――中东铁路――通过这里。这条铁路花费了好几百万人民的钱财，因此只属于这里的人民而不属于任何别人。”“其次我们认为，如果俄国人民投资建筑的那一部分钱款将由中国归还，则中国可以赎回这一部分，不必等到武力强加给中国的合同所规定的期限。我们从中国撤出了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为支持旧俄国官员的擅自行动和独断专行派去的各领事馆的全部军事警卫部队。我们同意放弃我国公民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们准备放弃赔款。我们只希望这数百万人民的钱财用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发展，用于使东方民主制与俄罗斯民主制相互接近的事业。”

鉴于与北京政府的分歧太大，苏俄转向南方政府寻求接触。1918年8月1日，奇契林致函孙中山：“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国和中国两大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我们也和您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中国南方的无产阶级的联系被切断了”，“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持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俄国的劳动者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同在8月，北京政府派遣一个团的兵力，包括运送他们的海军舰艇，随同日本军队一起在海参崴登陆。理由是保卫在俄国的华人利益并防止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德国战俘乘乱造反，攻击中国和日本。其实这次出兵实在是象征性的。

由于孙中山势力实在太弱，苏俄仍不得不继续与北京政府打交道。尽管派出尤林、裴克斯等外交代表使华，但因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而不能实现建交的企图。1919年7月25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在列宁的授意下，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

《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

值此苏维埃军队击溃了仰仗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反革命暴君高尔察克的军队，胜利进入西伯利亚，与西伯利亚各族的革命人民会合之际，人民委员会特向中国各族人民发表下面充满兄弟情谊的话：

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红军经过两年的战争和极大的努力之后，越过乌拉尔向东进发！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侵吞掳掠。关于这一点，每一个西伯利亚农民和每一个西伯利亚工人都已了解。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它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首先是压迫中国人民。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因此再一次向中国人民发表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后对中国人民所说的话，这些话可能已为卖身美、欧、日的报纸所隐瞒，而不告诉中国人民。

工农政府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的基础应当是放弃侵犯他国领土，放弃对其他民族的强行吞并，放弃任何赔款。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独立地生活还是被迫附属他国，均应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将它强留在自己的疆域之内。

在此之后，工农政府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因为沙皇政府同其协约国一起利用这些条约以威胁利诱的方法奴役东方各国人民，主要是奴役中国人民，使俄国的资本家、俄国地主和俄国将军从中得利。苏维埃政府在将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就这一问题的谈判延续至1918年3月。不料协约国竟挟持北京政府，厚贿北京官员和中国报纸，强迫中国政府断绝同俄国工农政府的一切关系。日本和协约国不等满洲铁路归还中国人民就将它攫为己有，它们并进犯西伯利亚，甚至迫使中国军队实行这一罪恶的、闻所未闻的强盗行为。而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中国农民甚至不能了解实情，不知道为什么美、欧、日等国豺狼侵袭满洲和西伯利亚。

现在我们再次敬告中国人民，以使中国人民明了真相。

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让这些地区的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留在哪一国内，愿意在自己那里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

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这已是不得不第三次作这样的声明。因为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尽管我们拒绝接受赔款，协约国仍在追偿赔款以满足前沙皇驻北京公使和前沙皇驻华各地领事馆的非法要求。所有这些沙皇的奴仆早已丧失自己的权限，但仍固守原职，在日本和协约国的支持下欺骗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应该知道这件事，并把这些诳人的骗子驱逐出境。

苏维埃政府废除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都不得干涉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在中国，除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和法院。

除这些要点以外，苏维埃政府准备通过它的全权代表与中国人民的全权代表就一切其他问题达成协议，并永远结束前俄国历届政府与日本及协约国共同对中国采取的一切暴行和不正义行为。苏维埃政府深知：协约国和日本这次还会竭力不让中国人民听到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呼声；要把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就必须先铲除盘踞于满洲和西伯利亚的豺狼。因此，苏维埃政府目前在向中国人民传送这一消息的同时，派遣红军越过乌拉尔向东部进发，以帮助西伯利亚农民和工人从高尔察克匪帮及其同盟者手下解放出来。

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们惟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苏维埃政府通过中国人民政府向中国人民建议，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军会晤。

                                                                                           喀拉罕

（宣言全文完。）

这个宣言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却没有这个委员会主席列宁的签名。这是耐人寻味的。按照列宁的指示，宣言发往三处：北京政府、南方政府以及中国人民。宣言无疑是慷慨的，但有一个伏笔：即抽象的人民和民族自决。后来斯大林确实以红军的刺刀监督外蒙古人民“自决”，割掉了中国156万平方公里之外，另外把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自决”到苏联的版图中。

不过这个宣言并没有送到中国三个对象中任何一个的手中，直到一年以后，它才被送到赴苏联的北京政府军事外交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斯麟将军的手中。张成了受到列宁接见的惟一中国官方代表。而且同时，于1920年9月27日，张将军又收到苏联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依旧为加拉罕签署，用的是政府照会方式：

《1920年9月27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

一年多以前，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曾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表示俄国政府废除以前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沙皇条约，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用强力夺取和占有的中国人民的一切，全部交还中国人民，同时建议中国政府同我国进行正式谈判，以建立友好关系。

现在我们得到通知，中国政府已收到这一宣言，并且知道中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层和团体都表示真诚希望中国政府同我国进行谈判，以建立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已派遣张斯麟将军率领军事外交代表团来莫斯科，我们怀着巨大的喜悦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代表直接谈判，获得有关中俄共同利益的相互谅解。我们相信，为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幸福，俄国和中国人民之间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俄国和中国人民的敌人极力阻碍我们两国的友好和接近，他们明白，我们两大民族的友谊和互助将使中国强盛，以致任何外国人都不能再像现在那样奴役和掠夺中国和中国人民。

令人遗憾的是，在迅速建立俄中两国友好关系方面，还有某种障碍。贵国代表团已经能够确信我国对于中国的真诚和友谊态度，但是该代表团至今没有接到必要的指示，让他们着手将两国人民的友谊固定下来。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两国接近放慢，致使双方政治上和贸易上的重要利益不能得到实现，而感到遗憾。为了帮助和加快两国人民友谊的建立，特此声明：我们坚决遵守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宣言所阐明的各项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缔结中俄友好协定。

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为了两国的利益，有必要向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出下列协定的要点。

1.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2.                     两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即建立经常的贸易和经济往来。随后缔约双方将遵照最惠国的原则，另行缔结有关这方面的专门条约。

3.                     中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1）不给俄国的反革命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任何支持，不准他们在中国境内活动。（2）将在签订本条约时留在中国境内的反抗苏俄及其盟国的军队和组织解除武装，加以拘留，并引渡给苏俄政府，把他们的武装、物资、财产全部移交苏俄政府。（3）苏俄政府对于那些对中华民国进行叛乱斗争的个人和组织，亦承担同样的义务。

4.                     凡居留在中国的俄国公民均应服从中华民国境内现行的一切法律和规定，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权。居留在俄国的中国公民均应服从苏俄境内现行的一切法律和规定。

5.                     中华民国政府承担下列义务：

本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立即同未经苏俄政府委任而自命为俄国外交和领事代表的人断绝来往，一并把他们逐出中国国境。

将中国境内属于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房产以及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其他财产和档案，归还以苏俄政府为代表的俄国。

6.                     苏俄政府放弃中国因义和团起义而偿付的任何赔款，其条件是：中华民国政府不得在任何情况下，把此项赔款付给非法提出此项要求的前俄国领事或任何其他个人或俄国团体。

7.                     本条约签订以后，中华民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立即互派外交和领事代表机构。

8.                      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在订立条约时，除中俄外，远东共和国亦参加。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上述各点，作为主要条款，中国政府亦可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提出修改意见。

中俄两大民族的关系，不限于上述协定中所述各点，两国代表今后还需要在另订的专门的协定中解决贸易、边界、铁路、关税以及其他问题。

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建立双方间最亲密的诚挚友谊，并希望中国政府具有同样的诚意，并迅速提出建议，以便尽快缔结友好条约。

                                                                             （原件签名者：）

副外交人民委员

喀拉罕

（第二次对华宣言全文完。）

这个宣言以及中国军事外交代表团到莫斯科，使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感到担心。他们的驻华使节纷纷发表声明，警告中华民国政府不得使苏俄在中国取得外交承认，从而打破西方国家对苏俄的孤立政策。北京政府于是在1920年11月召回张斯麟。中国失去了利用苏俄急于打破孤立僵局，恢复中国以往丧失的权利的最佳时机。

对比以上三个重要文件，我们不难看出，苏俄在其处境改变以后的态度变化。继续往后看，我们更不难看出，苏联的外交政策，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还不如说是国家的或者民族的。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细节，苏俄乃至苏联红军的军旗上原来写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二战中改成了：“为了我们的苏维埃祖国！”（2002.8.16发故乡史海。）

如果视作第三次对华宣言，1924年1月17日喀拉罕致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王正廷的函件可以算是。

此时英国、意大利、挪威等国已经或者正在准备承认苏联，在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状态可以说到此结束。而苏联顾问鲍罗廷正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此前一年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明，孙已经放弃1919年7月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而只承认1920年9月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他并且完全采取苏联的立场，赞成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维持现状。“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协同苏联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

1923年9月17日，即喀拉罕到达北京的15天后，孙中山致函喀拉罕：“如果您发现，在不损害中国人民主权并将新俄罗斯置于与外国列强国际平等地位条件下与北京的谈判是没有指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不得不考虑，来到广东与现在正在建立的我的新政府谈判而不是空手返回莫斯科是恰当的。资本主义大国将通过北京并利用北京试图使苏维埃俄罗斯遭到新的外交失败。然而请您时时想到，我准备着，现在也有可能遏制贬低您和您的政府的任何企图。”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又有孙中山的拆台配合，苏联对北京政府态度强硬就不奇怪了。喀拉罕在函件中写道：

我不得不重申：我们的分歧不在于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而在于我主张恢复中俄恢复正常关系后再召开会议，在会议上解决所有的问题。您则要求立即最终决定或彻底解决俄中之间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您对1919年宣言的看法，我不能不表达我深深的惊奇。北京政府的代表竟认为有可能重新回到已经作过权威性详尽解释的问题上来，而这些解释当时已经交给外交部。而且，在我11月30日信中向外交部呈递了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言的正式文本之后，您仍然这样认为。

我不明白，北京政府在官方信函中继续坚持引用它最喜爱的、然而不准确的1919年宣言的措词的目的何在。事实上，假如1919年宣言有可能给中国政府提供某种依据――姑且不说权利，使它能以声明给出的许多承诺为由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那么，或许能够对这种坚持态度作出解释。然而，正像特命全权代表于1923年11月15日和12月13日给中国外交部的两份照会中详细说明的那样，1919年宣言没有给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权利。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没有接受1919年宣言，而且以最断然的方式，即以旨在推翻苏俄政府和长久支持白卫军及其组织的武装干涉方式拒绝了我们的建议。然而，北京政府在拒绝了我们1919年提出的建议之后，时过五年，现在又以特别的顽固和坚持，试图以它曾经拒绝的宣言为据，论证什么权利和要求。迄今北京政府未对苏联政府作出任何解释，说明当它不是回答在为自己独立而斗争流血的俄国人民兄弟般的召唤。而是参加列强们的武装干涉时，它所遵循的是什么？这些列强们想要消灭俄罗斯共和国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可能想把它置于比现在中国更坏的境地。中国政府也不曾解释，为什么它用义和团赔款支持白匪组织，而不是同意苏联政府，将这笔钱用作中国国民教育的经费。至今俄国公使馆和领事馆仍在受到中国当局庇护的保皇组织和白党组织代表的手手中。中东铁路也在白匪手中，他们掠夺和破坏大量本应服务于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的贵重物品和文化珍品……在满洲和在铁路地带，苏联公民受到迫害和限制，中国当局似乎是以此来回报苏联政府放弃本国公民的治外法权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人民主权的尊重。俄国在满洲的学校受到迫害，只是因为按照自己国家的精神教育未来的苏联公民。可是，由保皇党和白卫军主持的许多学校是对苏俄的仇恨的传播者，却受到中国当局的充分庇护和鼓励。

面对这样一些事实尤其可以问：中国政府从什么地方获得权利和根据提出自己的要求，批评苏联政府的政策，并指责它不真诚？然而在苏联政府的活动中却找不到任何敌视中国人民的类似事实。

假如苏联政府认为所有这些活动应完全由中国人民负责，假如它在自己的政策中不是遵循那些对俄国革命来说比任何一方政府的行为更加宝贵的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政府就会按另一种方式行事。它有可能声明，不受1919年和1920年宣言的约束；并鉴于中国政府的不友好态度，他将像中国政府认为比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更友好、更亲密的其他大国那样行事。然而我们信守对中国人民许下的诺言。我们履行这些诺言，就像我们履行对其他被压迫的亚洲人民――波斯、阿富汗、土耳其及其他国家的人民――的诺言一样。最近几年我们见到，政府的政策在变换，政府在更替，但人民及其利益和关系依然不变。面对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平心而论，不管中国政府的政策怎样，我们照样希望在未来的俄中条约中能把我们的许诺固定下来。

至于苏联政府的真诚，您以我国部队被迫留驻蒙古为由提出怀疑，那么我应对您说明某些事实。

早在1919年，当苏联政府向中国人民和政府发出呼吁时，就对中国人民表明真诚、友好的态度。但它得到的是完全不能预料的来自中国方面的打击；本身遭受压迫的中国，却支持以压迫为宗旨的武装干涉，而中国自己正承受着这样的压迫。

蒙古事件发生在1921年，即我国的宣言发出两年以后。尽管苏联政府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对俄罗斯共和国的敌对态度，但它在派遣红军进入蒙古以镇压谢苗诺夫、温格思及其他白匪之前，一再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不让他们进攻俄罗斯领土。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漠然视之，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消灭这些军队。顺便说一句，我们至今不明白，中国政府的这种政策，是按照它的国际义务，愿意支持这些匪帮进攻苏俄，还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消灭白匪。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别无选择，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这方面它做得卓有成效。

现在我还可以确定无疑地向您声明，假如在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上有白匪再次出现，他们又受到中国政府的庇护，或者，不管我们怎样要求，中国政府不愿或不能将他们消灭，那么，苏联政府就会像1921年在蒙古那样，不得不借助红军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保卫自身的安全。我们经过极艰苦的斗争才赢得自己的自由和安全，不能让它们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威胁。

至于中国人民的意见，恕我不认为全体中国人民都同意您的观点，正像您也不能说他们赞成中国当局参加旨在推翻我所代表的政府的那次武装干涉一样。我们对待蒙古问题的态度是足够鲜明和坦率的：我们认为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准备，一旦中国政府对我国的边境安全向我们作出必要的保证，就撤出驻库伦的红军部队……我们不能在没有任何安全保证的情况下从蒙古撤出自己的部队，因为这会对我国的边境构成新的威胁……近年来我们亲眼见到北京内阁的立场发生转变并从中获得了希望。在1918－1920年间，北京内阁参加了推翻苏俄政府的尝试。后来在1920－1922年间又放弃了武装干涉，但暂时反对交换代表，也不同意恢复正常关系，宁可只限于签订贸易条约。最后，现在中国政府似乎同意恢复正常关系，但提出某些条件，好像是作为这一重大政治行动的要价。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封公函看成喀拉罕的第三次对华宣言，对比前面的两个宣言，很容易看出苏联在大步后退。苏联对华关系应该说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为定论，实际上，苏联其实并没有遵守它在这个协定中的郑重承诺：协定签字过后仅两个星期，就在苏联的一手策划下确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到11月26日，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正式成立了这个傀儡国家。（2002.8.17跟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