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的教训应当记取

　　 在2000～2005年里，中国股市一直下跌，民怨不断。股市上救市的呼声很高，但政府基本没有用真金白银，这是一大进步。这是我在2005年的观点，今天我的观点还是如此。欧美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教条，实属无奈。这件事对于中国来讲多少有点不幸，因为它助长了国内的“干预派”和“计划派”的势力。以后，中国出现股灾时，这些人就会利用这次欧美的例子来试图说服政府。

　　 如果我们能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便可以化灾难为繁荣的起点，但如果指导思想不对，则可能学到错误的教训，遭受下一个灾难。

　　 不妨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受害最直接的4个国家今天呈现出的面貌已迥然不同：韩国、泰国蒸蒸日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则甚至在亚洲范围内都有些被边缘化了。那么过去7年（作者该文写于2005年），这4个国家的政府作为究竟有何不同呢？

　　 其时，韩国和泰国马上打开了国门，取消了很多限制外商和阻碍竞争的条款。而马来西亚则“开倒车”，对本来自由兑换的货币实行了固定汇率，并实施了资本进出管制；政府跟“索罗斯”赌气，似乎赢了一局，但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代价非可小觑。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尽管具体原因与前者不同，但政府的不当干预仍为害甚烈。

　　 中国最近20年来实行的外汇管制与马来西亚相似，甚至还要严格。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举国上下开了不少会，官员和学者也花费了不少笔墨，总结危机的经验教训。但是，窃以为，最终总结出来并要求吸取的许多“教训”是有害的，因为其结论不外乎是“幸好我们没有像这4个国家一样实行浮动汇率”。

　　 上述4国陷入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官商勾结，寻租泛滥；是本国货币因政府干预而高估，企业因政府庇护而背负过高的外债。其突出表现是，这4国的腐败问题都相当严重，政府则未能摆正在市场中的位置。

　　 实际上，2000～2005年的中国股市给政府和国民的教训，与上面的例子有相当密切的关联。作为20世纪80年代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名区区主任科员，本人对中国国情不可谓不熟悉，且容于此冒昧进言。

　　 买股票就是买公司。每只股票的背后都是一家真实的企业，是有血有肉的企业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今天的股市真实地反映了企业、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队伍的现实素质。假如没有股市，我们或许依然陶醉在“形势一派大好”之中，但股市如一面镜子，把每家上市公司的面貌映照得清清楚楚。当此情形，谁还好意思说“歌舞升平”，自欺欺人？

　　 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是鼓励了懒人和走上层路线的人，毕竟，找关系批条子比服务客户更为实惠；信息管制也把我们的企业管理人员管傻了。他们如何能在国际舞台上竞争？诸如国内的一些外派机构，老总甚至不懂当地语言，只能待在华人圈子里，连司机和厨子也要外派。中国之大，找不到合适的人吗？非也！

　　 同样，固定汇率和外汇管制弱化了企业管理人员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市场供求的不均衡不能即时释放，就如山洪暴发前的压力不断积聚一样。复杂的税制、审批制和人事制度等，都逼得企业管理人员眼睛向上，而不是面向市场。这些企业的素质可想而知。而企业不好，股市怎么可能好呢？即使短期好，长期怎么可能好呢？

　　 我也经常碰到疲倦不堪的中国企业的老总，不免产生同情心，他们诉苦说：昨天刚在市委开了一天“学习文件”的大会，今天要去经济贸易委员会跑注资的批文，明天省里有个检查团来参观需要接待，后天又要去监管部门呈送请求增发的报告……外国企业管理人员很少被政府部门揪来揪去，可以潜心做生意，他们的身心也有时间得到充分的调养。仅此，中国“鞠躬尽瘁”的企业管理人员如何能与他们竞争呢？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在企业信息披露方面所作的努力的确值得称道。可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披露还很不够，我们尚需努力。

　　 2000～2005年内地股市大跌，但政府比较明智，基本没有动用真金白银去救市。这对于一个从计划经济中脱胎出来的政府可谓壮举。尽管股市上救市的呼声很高，时常也有官员发出救市的信号，但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这应是一大进步。让市场找到自己合理的位置，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本人对监管当局的失望之处在于两大方面：一是把大量企业管理人员折腾得疲倦不堪，无暇学习做生意的ABC；二是对券商监管不力，让他们弄出的窟窿既大且多，无辜的纳税人不得不背上偿债包袱。与此同时，如果保持现状，不放开外来券商的竞争，国内券商就没有压力改进。

　　 中国银行业不断暴露的漏洞已经给老百姓带来了重负，难道还要他们再背上证券业的包袱吗？下一步?会不会是其他的金融机构？

　　 最后，我向政府进一言：放开企业上市的管制吧！让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企业都来上市吧！只要他们满足一个条件：真实和全面的信息披露。证券交易所也完全应该形成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