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游泳选手:经济学的根本困惑 - 邱海平的日志 - 网易博客

自近代政治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理论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化。至今日，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大主要流派，与此同时，还有诸如演化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激进政治经济学等较小的流派。

与其它社会科学理论一样，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一种“统一的科学”。虽然不能说一百个经济学家就有一百种经济学理论，但是，至少不能说有哪一种经济学是惟一“科学的”经济学。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不再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解为经济学理论，而归之为政治学或哲学；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即使主流经济学披上了数学这层“科学的外衣”，但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也不是什么“科学的”经济学。当然，主流经济学家内部也有大量的文献证明，数学并没有使主流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就曾经写过一部著作，书名就是《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互攻讦的背后，其实存在一个共同的根本困惑，这个困惑即是，究竟如何处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

主流经济学一直秉承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甚至德姆塞茨明确地、正确地、深刻地指出过，现代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从形式上不断证明斯密的这一原理（当然主要是通过微观经济学）。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也都是斯密原理的继承者，他们都坚定地相信市场的“自组织”性，从而坚定地反对国家或其他任何社会组织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哈耶克甚至把一切国家干预都视为“通向奴役的道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扩展，在逻辑与分析范式上，仍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也因此在归属上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坚信，基于财产私有的个人理性和分散决策体制，可以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与福利的增长。换句话，他们都是社会自组织理论的信仰者。

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证明了新古典理论是脱离实际的，于是，导致了凯恩斯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的实质性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社会经济的“自组织”的有限性，即个体理性并不一定自动产生社会的集体理性，因而强调需要国家的调节。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国家的干预也并没有真正解决“个体理论”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在19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的刺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滞胀”时代，于是，凯恩斯主义从此声名狼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甚嚣尘上。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里根和撒切尔奉行自由主义政策，实行全面的私有化，同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国家的经济经历了新一轮的“黄金季节”。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畅销全世界，并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再之后，就是我们今天都看到的现实：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遭受新的质疑，凯恩斯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思潮的回归。

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经济以及西方经济学自“大萧条”以来，一直处于自由放任与国家调节、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这两极之间的跳跃与轮回之中。在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它们也只能处于这种跳跃与轮回之中。斯蒂格里茨虽然在理论上明确地试图弥补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断裂”，并且在理论上发展了主流经济学，但从实践层面来看，很难说他真的解决了现代社会经济所面临的那个“根本的困惑”。

再来看马克思经济学。应该可以说，马克思事先早就揭示了令西方主流经济学困惑的那个根本问题：即如何解决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理论证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始终存在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而恰好是这个矛盾，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为最终由社会理性完全替代个体理性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含义，不仅在于强调了必须由物对于人的统治回归到人对于物的支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最终解决，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的理论模型中，已经消除了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与冲突。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命题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个人理性对于社会理性的基础作用，恰好相反，他仍然是将社会理性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人”，不仅是指所有社会的个人，而且是平等的个人。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观察，马克思否定了市场能够自发产生社会的集体理性，而是主张直接以基于所有个人联合而形成的社会理性即计划来代替市场。而这一主张的可行性，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基于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制的，因而，它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概念，而不是真实的存在。事实上，同样是“理性经济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各自所具有的“理性”在内容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资本家的理性是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而雇佣劳动者的理性则是追求工薪收入的最大化。利润与工资，是本质上不同的收入概念。

历史表明，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到目前为止，都还并没有能够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与冲突。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是，在理论上缺乏一个在财产共同所有的基础上，个人理性究竟通过什么具体的途径去实现那个社会的理性的具体构想与论证（在实践上，前南斯拉夫模式最接近马克思的理论，但也是不成功的。）。这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失败的最深刻的原因：即完全否定了个人自由与理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生产资料的“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为特征）不仅与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别，甚至在精神实质上与马克思的理论是相反的。再进一步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命题本来就像是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神秘不可测。究竟如何解决这一理论的实践性和现实可行性，是对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的最严峻的智力考验。甚至可以说，在未解决这个难题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无权宣布自己的“优越性”。因为毕竟“批判”并不能代替“建设”。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上面临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本身面临的最深刻的挑战。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在不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究竟如何破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同样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经济学理论上的困惑是社会矛盾在理论上的反映。人类发展到今天，一方面，个人的自由在价值观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基于个人自由的分散决策又产生了社会的、集体的无理性（这是世界金融危机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破解这一难题，应该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应该结盟，而不应该止于片面的、偏狭的、自私的无休止的相互攻讦与争吵。在经济学未能为全人类找到解决这一困惑的可能的出路之前，经济学对于人类社会的真正贡献就是极为有限的。

任何懂得“经济学的根本困惑”的人，或许不应该再怀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情怀与盲目的傲慢，而是在面对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经济时，始终保持一份应有的敬畏与谦虚。虽然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必将通过历史的发展本身来解决，但是，社会历史并不完全是一个自在的过程，经济学应该在其中起到应有的、自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