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围棋过手是什么意思:美国嬉皮士运动文化成因浅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5:34:36
美国嬉皮士运动文化成因浅析
[摘 要] 传统文化功能的失调，社会信仰危机的出现，反主流文化的预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产生的主要文化成因。嬉皮士运动是美国文化自我调节、自我反省的必然产物,是美国文化封闭性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 嬉皮士运动 新教伦理 信仰危机 垮掉的一代
美国嬉皮士运动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当时反主流文化运动（也称反正统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同反主流文化运动其他流派一样，嬉皮士运动的主体嬉皮士（hippies）以独特的方式向当时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和既存社会现实发起了挑战，企图实践他们的创造新社会、新生活等方式的理想，重新回到“伊甸园”，去品尝人生的“真正乐趣”。嬉皮士运动同当时的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互相交织，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对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道德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所当然，这样一场大规模社会文化运动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诸如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胶着及战争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等等，更有着深层次的文化价值体系方面的原因。保罗•古德曼在《新改革》中指出，六十年代更为深刻的反叛是精神和宗教上的反叛。（1）
（一）
文化是任何一种社会结构中都不可缺少的要素。文化模式（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通过社会化的机制被内化为人格系统，并制约它的需求结构，同时，又通过文化模式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向行动者提供共同的立场，使互动得以以最少分歧的方式进行下去。（2）由这一阐释,文化的功能可引申如下:文化要执行向特定社会中的人们解释人生和社会生活意义的任务。同时，它还通过使特定社会中的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人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有相似的认识，使该社会保持一定的有序性。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到来使美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也日益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的主流文化始终是新教文化,主要是加尔文教及其在这个移民社会中或多或少地修正了的其它形式。加尔文教神学体系有三条基本教义，即“为上帝增辉”的概念，“预定论”以及“神召”概念。（3）这三条基本教义传达着这样的思想:人生的意义在于以各种方式增添上帝的荣耀，人的世俗活动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可以起到赞美上帝的作用；人不应当鄙视自己的世俗职位，因为这些工作是上帝的召唤。另外，早期到达北美大陆的清教徒们还抱有一种将自己突出于世界其他民族之上的宗教理想，他们认为自己是古希伯莱人的后裔，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遵从上帝的召唤来到北美，以勤奋工作来建设一个最符合上帝要求的新社会。这样，早期美国人价值观的核心就构成了：带有浓厚宗教特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乐观精神以及把宗教使命和世俗使命相结合的态度。这种价值观使美国文化始终成功地执行着它的功能。
十九世纪晚期，美国人在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发现，特别是《物种起源》的出版，使得传统宗教的地位动摇，新教徒们的上帝失去了神圣的光环。但此时，美国人并没有完全同宗教分离，成为无神论的信徒，而是从传统的“特殊启示”转向了“全社会的宗教”或“公民宗教”。美国学者戴维斯把“公民宗教”的信仰概括为“上帝总是站在自由与正义、爱与公正一边的”，因此，人或早或晚将建成一个和平快乐的世纪性的社会。在那里，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没有人会感到恐惧。保罗•威廉指出公民宗教的实质是信仰民主的生活方式。而具有强烈的神学信仰的学者则斥责“公民宗教”使民主变成最终的东西，而宗教则成为侍婢了。（4）可见，在传统宗教地位动摇之后， 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崇拜以及对与之密不可分的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遵从的帮助下，美国文化保持了它的整合功能，支持美国社会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准则──新教伦理在北美大陆找到了新的生活空间。它发挥着它一贯的特点，强调工作、清醒、俭朴、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规定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艾伦•布鲁姆指出：“以往所有文化都是建基在神灵或对神灵的信仰之上的。因而，只有当体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能够与其它文化所创造的天才与佼佼者相匹敌时，理性的合理的建构才能对等于或优越于为理性所了解的其它文化所产生的建构。”（5）新教伦理的存在及其作用使得美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成为世人瞩目的“山巅之城”；各国移民竞相涌入，并以他们在美国的经验证明着美国制度的伟大。而献身于美国制度，从而使自己，也使世界上所有的人生活的更好，成了美国人最根本的信念。
但新教伦理对世俗社会提出的要求并不比宗教改革前天主教会为同一对象制定清规戒律宽松多少；相反，它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是“一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韦伯称其“极其难以忍受”,（6）尤其是在私人生活方面，人完全不是作为自己的存在而只是上帝的附属。按新教伦理相关规定理解，“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因此，人们应服膺上帝的召唤，尽可能地利用上帝所赐的机会，更好地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且这样的“圣训”绝对不能忘记：“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7）这实际上否定了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而获利的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合法性）。甚至，“即使在婚姻生活里，性交也不过是遵照‘孽生繁育吧’的训令而充当为上帝增益荣耀的手段，上帝正是为此目的才恩准它的”，（8）这种弃绝性欲式的禁欲主义与修道院的禁欲生活相比毫不逊色。此外，新教伦理还强烈的表现出对艺术的反对倾向，厌恶戏剧，不允许关于文学或艺术的激进观点存在，尤其注重个人修饰方面的统一性。（9）显然新教所要求的人应该是为上帝的存在，而不是为自身的存在，——这样的人活着的意义只在于上帝的存在与荣耀，是没有个性可言的。这正是新教伦理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它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
在推动美国走向繁荣富强方面显示出强大力量之后，新教伦理的危机却在更为强大的工业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加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高消费社会的兴起，人们的劳动成果——财富，对于世俗社会中的人们产生着越来越难以抗拒的诱惑，先前新教伦理所束缚着的消费在这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且，劳动时的辛勤投入与劳动报酬的微薄带来的巨大反差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困难和财富的优点。这一“反常”现象的出现正是与新教伦理息息相关的。新教伦理限制消费，同时又把获得作为从事一项职业而得到的劳动果实——财富视为上帝祝福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把持之不懈的劳动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和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不断刺激人们劳动的积极性。（10）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显而易见的实际效果：资本的积累——生产性投资——财富的增加。可以说，人们在财富问题上观念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新教伦理自己埋下的“苦果”。在工业化浪潮之中，带着对生存的渴望、对生活的向往甚至对财富的憧憬，反思自身在这世界的所作所为、思考自己的生存价值，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一项必需进行的工作。他们最终形成这样的认识：我应该为自己劳动，我应该为自己获取财富。这样的反思将他们的矛头引向曾经指导他们如何工作、生活的新教伦理，终于使其逐步被侵蚀一空。美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它扭曲人类自然性格、扼杀个性自由发展的一面，越来越普遍地产生着迷惘感和沮丧感。它只作为苍白无力的意识形态残存下来，“与其说它是现实行为的规范，不如说它是道德家用来劝世喻人，或是社会学家用来编织神话的材料。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准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根源”。（11）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一些美国知识分子不断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批判，要求改革与进步，到了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中那种宗教式的对民族和国家的热情崇拜又遇到了新挑战。1963年11月肯尼迪和1968年马丁•路德•金分别被剌身亡让美国人普遍对美国制度、 美国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尚在执行其功能的新教伦理产生怀疑和不满。他们的价值观念在强大的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发生变化、更新，难以成型于固定的模式。于是，思想观念层次上的混乱和不安出现了，而且挟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越来越被人们昭显于社会活动中。在这样的气氛下，嬉皮士文化所隶属的“反文化”出现了，它的正式名称为幻觉文化（psychedelic culture）。 加入这一行列的大部是美国战后出现的年青一代，尤其是学校中的学生，他们高喊要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美国民主制度，指斥资产阶级贪婪成性，唯利是图；它在性生活方面拘谨无能，在家庭生活方面俗鄙不堪；它在衣着打扮上的千篇一律令人沮丧，它那充满铜臭的生活成规更使人难以忍耐……（12）嬉皮士们在这个行列中比起其他同伴来，是毫不逊色的。他们以相当突出乃至令人吃惊的反叛方式制造着这一运动的无限热情，毫不隐瞒地向人们展示他们受正统文化压抑后的苦闷、彷徨以及他们对完善社会、自由个性的追求，而这一切的发生，是与正在起着变化的美国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从嬉皮士运动的文化性质来看，嬉皮士文化的出现正是美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体系调整和结构变更。
新教伦理没落的同时，五十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宗教复兴”，来自东方的禅宗受到了青年极高的推崇。禅宗同基督教一样力戒纵欲,但更注重现世修炼,即刻“立地成佛”，教导善男信女自身沉思反省，悟觉善性，在无拘无束的条件下，摆脱杂念进入超脱境地。无疑，禅宗的出现，对极欲走出困境、找到自我、超脱尘世的反叛青年们来说，自然具有一种指明路灯的作用。嬉皮士们更是利用禅宗来挞伐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帮凶”──基督教。不过，日复一日的不可改变的平凡生活培养着大多数人的惰性，有一些思考的头脑却转向了大麻、性、逃避。在他们看来，宗教同样是值得怀疑甚至应该加以批判的，因为漏洞再多的弗洛伊德主义也要比一字不易的《圣经》更为真实。（13）显然， 他们并未从宗教的涵义上认识禅宗，而只是视其为抗争现实的工具和自我修炼的手段。
对禅宗的接受与推崇，加剧了新教伦理的没落以及文化上的断裂性混乱，青年们愈来愈强烈地自心底产生对正统文化的厌恶、反感，同时他们也不可能建筑起符合他们意愿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他们追求个性的自由、自我超脱的要求，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愈来愈激烈地演变为公开的反叛与抗争。只不过与左派等派别不同的是，嬉皮士主要是以非暴力的形式展示自己的特点；他们自称“花之子”（flower children），总是向警察和其他迫害他们的人献上鲜花。（14）
所有这些，都证明着这样的事实：传统的美国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无法使社会保持一定的有序性。正如美国学者弗拉克斯指出的一样，“政治经济的基本变迁，加上与高科技的兴起有关的巨型公司，对文化有着很深的离解效果”。这些离解效果很容易在家庭里特别是有关儿童养育的事情上看出来，而且也容易从一般文化失调上反映出来。“它们产生愈来愈多有着认同危机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在人格上（如动机、行动、价值、志愿）与既存制度结构不相称，就是从根本上感觉失落不安，因为他们愈来愈有脱序之感。”（15）
（二）
与上述情况相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出现了普遍性的信仰危机，青年们正是危机的主要承受者。危机的产生显然与美国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有关，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种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虽然1954年5 月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但在其后的头十年，收效甚微，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依然存在。另外，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向贫困宣战”、“实现充分受教育机会”的口号，虽点燃了年轻一代的热情，然而实施的结果却是：阿巴拉契亚山的长期贫困状况并无显著改善，贫困、失业和流离失所，在黑人群体中随处可见，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又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美国社会在住房、教育、医疗、城市贫困化等方面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人们开始对“丰裕社会”持怀疑态度。（16）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the Baby Boom Generation),他们曾经有过的舒适与安逸的生活终于被打破，开始发现传统美德中的污点以及美国梦的虚幻，怀疑心目中的美国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衰落的时代。（17）因为他们再也没看到视他们为“崭新的市场”（18）的“大野宴”（19）时代的再度出现。不断扩招的高等教育也不再意味着是他们事业成功的捷径，政治环境更是严厉的控制着他们的成长。在巨大的失落中，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需要为美国社会和自己寻求一种新的出路。而要如此，就必须对正统社会做出拒绝。在这一背景下，嬉皮士运动继“垮掉的一代”之后，成为美国社会一次新的反叛。
信仰危机的另一方面则是青年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作法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差。尽管这种反差只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它仍然起着诱发青年们反叛、抗争现实的行为的作用。嬉皮士作为青年中突出的一部分，自然也无法躲避。
同以前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仍然乐于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深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会带给他们以和谐、平等、自由，而不是像他们现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给他们一副糟糕的面孔，让他们在技术──经济体系中迷惘、困惑。他们把社会主义视作全世界、全人类的出路，欣喜于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甚至天真的认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就要在此时实现，他们的热情正处于高度沸腾的状态。沉醉于理想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忽视现实的对比，他们竭力歌颂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情、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尽管美国国内的政治高压是潜在而又十分可怕的威胁。但不幸的是，他们狂热的情绪很快就被抛至低谷，这对心理承受能力还十分脆弱──至少是不成熟的青年们无疑是残酷的一击。令他们失望的，不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反扑，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以及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令他们不可理解的做法。
最让青年们失望的是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二战结束后，追求和平、自由的人们曾寄希望于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来改变世界，代之以崭新的社会秩序。这批战后出生的青年也一样。因而，当苏联召集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华约组织时，他们似乎真的感受到了新世纪的来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苏联联合社会主义各国的意图，不仅在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强化自身的安全系数，巩固它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地位及对社会主义各国的控制。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一系列行径证明了它的野心仍在不断膨胀。更让青年们气愤的是，苏联同曾粉碎德国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美国进行着长期的军备竞赛，把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于世界。正当青年们对苏联表示出十分的不理解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又出现了分裂，先是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用“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到了五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铁板一块”，（20）铁托、哥穆尔卡接受了美国处在“一种不切实际的位置”上提供的援助。（21）青年们很快就陷入了对理想的反省，结果当然是空白茫然。“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化，使得在思想意识方面继续保持动员的姿态变得困难”。（22）但青年们仍把理想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严酷和无情的世界上，理想主义的慈父般的人物”身上。“卡斯特罗和胡志明这种人物的出现，为青年人潜在的革命浪漫主义提供了可以响应的现代偶像。卡斯特罗和胡志明向人们表明，列宁式的一小群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推翻一个社会的神话，可以在一个强权世界中再次发生，这正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那样。”（23）尽管如此，青年们已感受到了他们理想已不如以前那样充满阳光。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日益进入青年们的视野。青年们的情感天平开始严重倾斜，──当然，他们更不甘于屈身主流。“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精英层以经济发展的名义驾驭人民的同时，自由被扼杀了”，“人民被熔化在一种单一的‘道德性格’中”，“所有自我个性都被抹杀，所有个人心声，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意愿都遭到压抑。”（24）尽管这样的事实不是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严重或普遍存在，青年们仍经受不住这样的失望，他们开始怀疑“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出路”的可能性，尤其反对斯大林主义。但对理想的极度崇敬和对现实的彻底失望，不断打击他们的信心，各方面压力一齐降临美国社会时，青年们崩溃了，他们既不愿回归主流，屈于正统，又不敢坚持在现实中被冲撞得遍体鳞伤的理想。他们的精神处于混乱之中，发泄、放纵、疯狂的反叛与抗争成了嬉皮士们重新恢复作为纯粹的人的生活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从嬉皮士们所承受的这些信仰危机来看，美国社会文化转折的征候是愈加明显了。美国已从六十年代前人们所描述的“价值制度、科技都调整得相当完满，关心人民的愿望及要求，关心变迁的要求”的社会变为“极度混乱与僵化”的社会。“这种转折的征候意味着科技、社会的变迁与传统的价值、规范不相协调，从中产生出的一些新的愿望及需求却不能通过现有的制度及权威结构而实现，它们往往被当权者主动地加以排斥及压制。”（25）
（三）
嬉皮士运动始终突出着大胆的反叛与蔑视这种特征。嬉皮士们过群居生活，蓄留长发，吸毒，穿着奇装异服，主张暴力，寻找人性的完全恢复和私欲的满足，达到放纵自我的境界。这些行为并非是嬉皮士首创，在他们之前，美国社会已经有了反正统文化的预演。
嬉皮士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前50年中以怪异行为和奇特服装表示公然反抗传统道德的比尼基分子。他们鼓吹远离社会，提留“新艺术”、“新文学”，他们吸大麻烟，欣赏非正统的爵士乐，反对传统的两性观念，从而造出了“hip”这个新词。（26）这种比尼基文化后被视为嬉皮士文化的鼻祖。比尼基文化与嬉皮士文化都与黑人有一定关联，这就是黑人嬉皮士文化。
黑人嬉皮士文化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期以来与正统文化格格不入。黑人嬉皮士主要集中于北方的几个大城市里，形成了一套与主流文化格调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服饰上标新立异，喜欢穿上衣及膝而裤腿狭窄的佐特服（zoot suit）。他们耽迷于纵欲带来的感受刺激和吸毒给人的腾云驾雾之幻觉。他们痴迷于黑人爵士乐，认为它“最能自然和谐地表述人的情感知觉和本能。”（27）由于黑人嬉皮士人数稀少，更由于黑人嬉皮士文化被列于“边际文化”，因而，它的影响相当有限。当六十年代那批大多出身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自小就受到正统文化熏陶和灌输的反叛青年，苦于缺少内在的反叛方式而苦闷时，黑人嬉皮士文化成了这批“反叛斗士们”十分欣赏的对象，进而竞相模仿，乃至有了六十年代的白人嬉皮士。也正因为如此，黑人嬉皮士才引起世人的关注。
六十年代白人嬉皮士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三十年代黑人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与后者一样，他们崇尚奇装异服，尤其是保留了许多自然特色的、“没有人造纤维给人的虚假色彩”的牛仔裤，（28）使它们鲜明地对比于正统文化流行的“灰色法兰绒套装”。他们同样以性欲的自由发泄和毒品的神经刺激来获取身体和精神的“新生”，以“人欲横流”抗衡于“物欲横流”。他们借鉴了黑人嬉皮士所热衷的爵士乐的节奏与白人乡村音乐的风格，揉合成最具反正统文化特征的摇滚乐──即反正统文化的“文化宣言”。反正统文化希求在振耳欲聋的节奏里和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一倾内心的苦闷，并在又“摇”又“滚”、幻觉丛生的恍惚状态下最大限度地感受自我、表现自我。当然，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并非局限于对黑人嬉皮士的模仿，他们也首创了不少反正统的文化方式。
如果说六十年代嬉皮士从三十年代黑人嬉皮士那里借鉴到了反正统文化的方式的话，那么，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则给予了他们反叛、抗争的实质性精神，使反正统文化方式更具精神内涵。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是五十年代在右翼保守势力压抑下苦闷、彷徨，以及吸毒、酗酒、群居、穿有奇装异服等消极方式对抗传统社会的青年亚文化群，他们大多经历过二战，人数不多，影响却很大。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东方神秘主义、爵士乐、诗歌、麻醉剂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寻求新视野和新现象，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孜孜以求，或终身为之奋斗，主张心灵上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所寄托，也愿成为漂泊者或流浪汉四处奔波。他们以浪漫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女性，表现出十足的性别歧视。他们富于没有边际的幻想，不愿遵纪守法，他们的政治信条就是反对现行制度，而且并不致力于新秩序的建立。他们崇尚东方神秘主义(主要是禅宗)，并由此发展到尝试吸毒，特别是早期迷幻剂和性生活。他们希望摆脱正统生活，脱离传统社会，把自己打扮成工人模样，与黑人混在一起，使用黑话，沉缅于布鲁斯和乡村音乐之中。他们对世事冷眼旁观，却坚决反抗种族主义，作为他们反对传统社会不平等的一部分。他们容忍同性恋者，试图冲破阶级界限的束缚。不过垮掉的一代并未掀起广泛的社会运动，这应归因于他们只关心眼前现实，寻求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固定的生活保障。（29）实际上，他们表现出一种大众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并试图通过一种安份守己的经院现代主义而逃避责任。（30）垮掉的一代与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灵魂人物艾伦•金斯堡便是嬉皮士运动的“圣雄 ”，其他许多人还直接参加了嬉皮士运动。垮掉的一代由于时代条件、自身文化水平的优势，比黑人嬉皮士更多地提供了精神支持。在他们的影响下，嬉皮士同样只关心如何使身心超脱、升华，以达到更高更纯的知觉层次，不关心物质生活，对技术嗤之以鼻。（31）金斯堡更是建议他们抽吸毒品，寻找幻觉，追求一种无邪的自我的欢乐生活。反对暴力对抗，主张“精神革命 ”，还赞美同性恋，认为它能促进自我认识，有助于达成“超级男子气和主动精神”。（32）有人指出，六十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存在于五十年代后期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垮掉的一代正是后者的主要制作者。（33）他们通过各种文学形式，以作家身份专注于自我表达，相互袒露内心最深的隐私，并相互支持、鼓励，激发了一批青年作家内心思想的大解放，创作出一批反映当时年轻一代成长的心路历程的作品。他们的反叛性、逃避性和颓废性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运动和亚文化──无论是反战运动或是嬉皮士运动──无疑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被奉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嬉皮士运动的鼻祖。（34）实际上，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更大程度上热衷于集体放纵，和坚持团体的道德观念与团结一致，而不是集体违法。自禁酒时期以来，社会的文明准则与实际行为之间还没有出现过如此的鸿沟。”（35）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反正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显而易见，在与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有渊源关系的“前辈”中，嬉皮士与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在具体的行为和意识层面上，更为靠近，甚至只是一批穿着新的外衣的新人走在他们的前辈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老路上。(36)不管怎么说，比尼基文化、黑人嬉皮士文化、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六十年代嬉皮士文化出现的连续性、承接性正体现了文化价值体系的规律性、发展性，是嬉皮士运动得以掀起社会性浪潮乃至世界性狂飙的内在因素。
结 语
鉴于上述分析，可以说，嬉皮士运动的出现，是美国社会文化在特定时期自我调节、自我反省、寻求新的生命力和生存方式的表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美国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美国文化在建国前后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呈现出他国无以相比而开放性、多元性。然而，随着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的逐步成型和稳定，这种开放自由的文化模式也逐渐带有了一种僵化的保守性特征。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崛起的过程中，美国也滋生了一种自满自足的情绪，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自恋情结，不愿意做更进一步的更新和探索，并对异质的、对自身文化不利的理论产生了一种抗拒力，由此呈现出一种封闭性，其外在的集中体现便是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基于此，又呈现出一种对外扩张的文化霸权主义，自认为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已臻完善，至善至美了。当美国文化的封闭性沿续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及冷战的巨大冲击，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现状始露端倪，导致内政外交的建树甚少，从而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动荡。开放性的文化要求重新成为当时的文化主调。但先进的文化要求在落后的政治、经济基础面前找不到合适的攀登点，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程度，诱发了人数庞大、地位特殊的“婴儿潮”一代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奋起抗争，最终掀起包括嬉皮士运动在内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从文化的延续性来看，这实际上是美国既存文化模式失调的表现，不满现状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本国文化的不足，并对它宣传的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进行了激烈的揭露和批判，从垮掉的一代到六十年代嬉皮士都是这支力量的代表。尽管反主流文化运动最终被正统文化及保守势力扼杀，嬉皮士们作为反叛青年的突出代表，经历了从压抑下的苦闷，彷徨到反叛中的放纵、狂想，最终又回归主流，但美国文化这种反省自身、打破僵滞、走向新生的步伐至今也没有停止。嬉皮士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细致分析，不难发现，嬉皮士文化的许多反伦理观是对于现实中正被淡化的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复归，只是嬉皮士重新做了包装。如反对偶像崇拜，保护环境，希望从改造美国人的文化和内心世界着手而达到推动社会变革的目的，都具有传统色彩。其中有一些内容，的确可以说是相对于传统的创新，如追求快乐和休闲，但也与自伊壁鸠鲁时代一直声名扫地的享乐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嬉皮士文化的影响也未消失，反而更加深刻的融入了美国社会文化中，且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以反叛与抗争为突出特征的嬉皮士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能在六十年代爆发，受益于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方面的体现着强烈的政府意志或政府意志渗透的种种表现的催化作用，相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而言，且有反叛性,属亚文化、反文化,但就美国社会文化这一大体系而言，它又不失其“正统性”。
主要参考资料：
(1)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
(2)乔纳林•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3)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
(5)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12)西奥多•罗扎克：《反文化的形成》，。
(13)黄明哲等：《尘世与梦想──20世纪美国文化》，
(14)李其荣：《美国精神》，
(15)理查德•弗拉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
(16)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
(17)顾云深主编：《世界文化史》（现当代卷），。
(18)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
(2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27)弗兰克•蒂罗：《爵士乐简史》，。
(28)查理斯•雷克：《使美国焕发青春》，
(29)迈克尔•布雷克：《越轨青年文化比较》，
(30)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
(32)李庆余、周桂银：《美国现代化道路》，
(34)顾云深主编：《世界文化史》（现当代卷），。
(36)庄锡昌：《二十世纪美国文化》，。
[摘 要] 传统文化功能的失调，社会信仰危机的出现，反主流文化的预演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产生的主要文化成因。嬉皮士运动是美国文化自我调节、自我反省的必然产物,是美国文化封闭性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 嬉皮士运动 新教伦理 信仰危机 垮掉的一代
美国嬉皮士运动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当时反主流文化运动（也称反正统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同反主流文化运动其他流派一样，嬉皮士运动的主体嬉皮士（hippies）以独特的方式向当时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和既存社会现实发起了挑战，企图实践他们的创造新社会、新生活等方式的理想，重新回到“伊甸园”，去品尝人生的“真正乐趣”。嬉皮士运动同当时的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互相交织，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对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道德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所当然，这样一场大规模社会文化运动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诸如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胶着及战争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等等，更有着深层次的文化价值体系方面的原因。保罗•古德曼在《新改革》中指出，六十年代更为深刻的反叛是精神和宗教上的反叛。（1）
（一）
文化是任何一种社会结构中都不可缺少的要素。文化模式（价值、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号）通过社会化的机制被内化为人格系统，并制约它的需求结构，同时，又通过文化模式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向行动者提供共同的立场，使互动得以以最少分歧的方式进行下去。（2）由这一阐释,文化的功能可引申如下:文化要执行向特定社会中的人们解释人生和社会生活意义的任务。同时，它还通过使特定社会中的一部分或相当一部分人对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意义有相似的认识，使该社会保持一定的有序性。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到来使美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也日益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但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的主流文化始终是新教文化,主要是加尔文教及其在这个移民社会中或多或少地修正了的其它形式。加尔文教神学体系有三条基本教义，即“为上帝增辉”的概念，“预定论”以及“神召”概念。（3）这三条基本教义传达着这样的思想:人生的意义在于以各种方式增添上帝的荣耀，人的世俗活动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可以起到赞美上帝的作用；人不应当鄙视自己的世俗职位，因为这些工作是上帝的召唤。另外，早期到达北美大陆的清教徒们还抱有一种将自己突出于世界其他民族之上的宗教理想，他们认为自己是古希伯莱人的后裔，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遵从上帝的召唤来到北美，以勤奋工作来建设一个最符合上帝要求的新社会。这样，早期美国人价值观的核心就构成了：带有浓厚宗教特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乐观精神以及把宗教使命和世俗使命相结合的态度。这种价值观使美国文化始终成功地执行着它的功能。
十九世纪晚期，美国人在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发现，特别是《物种起源》的出版，使得传统宗教的地位动摇，新教徒们的上帝失去了神圣的光环。但此时，美国人并没有完全同宗教分离，成为无神论的信徒，而是从传统的“特殊启示”转向了“全社会的宗教”或“公民宗教”。美国学者戴维斯把“公民宗教”的信仰概括为“上帝总是站在自由与正义、爱与公正一边的”，因此，人或早或晚将建成一个和平快乐的世纪性的社会。在那里，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没有人会感到恐惧。保罗•威廉指出公民宗教的实质是信仰民主的生活方式。而具有强烈的神学信仰的学者则斥责“公民宗教”使民主变成最终的东西，而宗教则成为侍婢了。（4）可见，在传统宗教地位动摇之后， 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崇拜以及对与之密不可分的一整套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遵从的帮助下，美国文化保持了它的整合功能，支持美国社会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准则──新教伦理在北美大陆找到了新的生活空间。它发挥着它一贯的特点，强调工作、清醒、俭朴、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规定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艾伦•布鲁姆指出：“以往所有文化都是建基在神灵或对神灵的信仰之上的。因而，只有当体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能够与其它文化所创造的天才与佼佼者相匹敌时，理性的合理的建构才能对等于或优越于为理性所了解的其它文化所产生的建构。”（5）新教伦理的存在及其作用使得美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成为世人瞩目的“山巅之城”；各国移民竞相涌入，并以他们在美国的经验证明着美国制度的伟大。而献身于美国制度，从而使自己，也使世界上所有的人生活的更好，成了美国人最根本的信念。
但新教伦理对世俗社会提出的要求并不比宗教改革前天主教会为同一对象制定清规戒律宽松多少；相反，它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是“一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韦伯称其“极其难以忍受”,（6）尤其是在私人生活方面，人完全不是作为自己的存在而只是上帝的附属。按新教伦理相关规定理解，“一切生活现象皆是由上帝设定的”，因此，人们应服膺上帝的召唤，尽可能地利用上帝所赐的机会，更好地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且这样的“圣训”绝对不能忘记：“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7）这实际上否定了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而获利的合理性（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合法性）。甚至，“即使在婚姻生活里，性交也不过是遵照‘孽生繁育吧’的训令而充当为上帝增益荣耀的手段，上帝正是为此目的才恩准它的”，（8）这种弃绝性欲式的禁欲主义与修道院的禁欲生活相比毫不逊色。此外，新教伦理还强烈的表现出对艺术的反对倾向，厌恶戏剧，不允许关于文学或艺术的激进观点存在，尤其注重个人修饰方面的统一性。（9）显然新教所要求的人应该是为上帝的存在，而不是为自身的存在，——这样的人活着的意义只在于上帝的存在与荣耀，是没有个性可言的。这正是新教伦理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它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
在推动美国走向繁荣富强方面显示出强大力量之后，新教伦理的危机却在更为强大的工业浪潮的冲击下日益加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高消费社会的兴起，人们的劳动成果——财富，对于世俗社会中的人们产生着越来越难以抗拒的诱惑，先前新教伦理所束缚着的消费在这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且，劳动时的辛勤投入与劳动报酬的微薄带来的巨大反差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困难和财富的优点。这一“反常”现象的出现正是与新教伦理息息相关的。新教伦理限制消费，同时又把获得作为从事一项职业而得到的劳动果实——财富视为上帝祝福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把持之不懈的劳动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和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不断刺激人们劳动的积极性。（10）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种显而易见的实际效果：资本的积累——生产性投资——财富的增加。可以说，人们在财富问题上观念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新教伦理自己埋下的“苦果”。在工业化浪潮之中，带着对生存的渴望、对生活的向往甚至对财富的憧憬，反思自身在这世界的所作所为、思考自己的生存价值，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一项必需进行的工作。他们最终形成这样的认识：我应该为自己劳动，我应该为自己获取财富。这样的反思将他们的矛头引向曾经指导他们如何工作、生活的新教伦理，终于使其逐步被侵蚀一空。美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它扭曲人类自然性格、扼杀个性自由发展的一面，越来越普遍地产生着迷惘感和沮丧感。它只作为苍白无力的意识形态残存下来，“与其说它是现实行为的规范，不如说它是道德家用来劝世喻人，或是社会学家用来编织神话的材料。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更准确地说是自由市场──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这是美国生活中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根源”。（11）
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一些美国知识分子不断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批判，要求改革与进步，到了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中那种宗教式的对民族和国家的热情崇拜又遇到了新挑战。1963年11月肯尼迪和1968年马丁•路德•金分别被剌身亡让美国人普遍对美国制度、 美国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尚在执行其功能的新教伦理产生怀疑和不满。他们的价值观念在强大的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发生变化、更新，难以成型于固定的模式。于是，思想观念层次上的混乱和不安出现了，而且挟着政治、经济的变化越来越被人们昭显于社会活动中。在这样的气氛下，嬉皮士文化所隶属的“反文化”出现了，它的正式名称为幻觉文化（psychedelic culture）。 加入这一行列的大部是美国战后出现的年青一代，尤其是学校中的学生，他们高喊要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美国民主制度，指斥资产阶级贪婪成性，唯利是图；它在性生活方面拘谨无能，在家庭生活方面俗鄙不堪；它在衣着打扮上的千篇一律令人沮丧，它那充满铜臭的生活成规更使人难以忍耐……（12）嬉皮士们在这个行列中比起其他同伴来，是毫不逊色的。他们以相当突出乃至令人吃惊的反叛方式制造着这一运动的无限热情，毫不隐瞒地向人们展示他们受正统文化压抑后的苦闷、彷徨以及他们对完善社会、自由个性的追求，而这一切的发生，是与正在起着变化的美国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从嬉皮士运动的文化性质来看，嬉皮士文化的出现正是美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体系调整和结构变更。
新教伦理没落的同时，五十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宗教复兴”，来自东方的禅宗受到了青年极高的推崇。禅宗同基督教一样力戒纵欲,但更注重现世修炼,即刻“立地成佛”，教导善男信女自身沉思反省，悟觉善性，在无拘无束的条件下，摆脱杂念进入超脱境地。无疑，禅宗的出现，对极欲走出困境、找到自我、超脱尘世的反叛青年们来说，自然具有一种指明路灯的作用。嬉皮士们更是利用禅宗来挞伐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帮凶”──基督教。不过，日复一日的不可改变的平凡生活培养着大多数人的惰性，有一些思考的头脑却转向了大麻、性、逃避。在他们看来，宗教同样是值得怀疑甚至应该加以批判的，因为漏洞再多的弗洛伊德主义也要比一字不易的《圣经》更为真实。（13）显然， 他们并未从宗教的涵义上认识禅宗，而只是视其为抗争现实的工具和自我修炼的手段。
对禅宗的接受与推崇，加剧了新教伦理的没落以及文化上的断裂性混乱，青年们愈来愈强烈地自心底产生对正统文化的厌恶、反感，同时他们也不可能建筑起符合他们意愿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他们追求个性的自由、自我超脱的要求，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愈来愈激烈地演变为公开的反叛与抗争。只不过与左派等派别不同的是，嬉皮士主要是以非暴力的形式展示自己的特点；他们自称“花之子”（flower children），总是向警察和其他迫害他们的人献上鲜花。（14）
所有这些，都证明着这样的事实：传统的美国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无法使社会保持一定的有序性。正如美国学者弗拉克斯指出的一样，“政治经济的基本变迁，加上与高科技的兴起有关的巨型公司，对文化有着很深的离解效果”。这些离解效果很容易在家庭里特别是有关儿童养育的事情上看出来，而且也容易从一般文化失调上反映出来。“它们产生愈来愈多有着认同危机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在人格上（如动机、行动、价值、志愿）与既存制度结构不相称，就是从根本上感觉失落不安，因为他们愈来愈有脱序之感。”（15）
（二）
与上述情况相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出现了普遍性的信仰危机，青年们正是危机的主要承受者。危机的产生显然与美国国内社会的不稳定有关，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种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虽然1954年5 月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从法律上取消了种族隔离,但在其后的头十年，收效甚微，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依然存在。另外，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向贫困宣战”、“实现充分受教育机会”的口号，虽点燃了年轻一代的热情，然而实施的结果却是：阿巴拉契亚山的长期贫困状况并无显著改善，贫困、失业和流离失所，在黑人群体中随处可见，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又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美国社会在住房、教育、医疗、城市贫困化等方面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人们开始对“丰裕社会”持怀疑态度。（16）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the Baby Boom Generation),他们曾经有过的舒适与安逸的生活终于被打破，开始发现传统美德中的污点以及美国梦的虚幻，怀疑心目中的美国的黄金时代其实是一个衰落的时代。（17）因为他们再也没看到视他们为“崭新的市场”（18）的“大野宴”（19）时代的再度出现。不断扩招的高等教育也不再意味着是他们事业成功的捷径，政治环境更是严厉的控制着他们的成长。在巨大的失落中，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需要为美国社会和自己寻求一种新的出路。而要如此，就必须对正统社会做出拒绝。在这一背景下，嬉皮士运动继“垮掉的一代”之后，成为美国社会一次新的反叛。
信仰危机的另一方面则是青年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作法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差。尽管这种反差只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它仍然起着诱发青年们反叛、抗争现实的行为的作用。嬉皮士作为青年中突出的一部分，自然也无法躲避。
同以前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仍然乐于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深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会带给他们以和谐、平等、自由，而不是像他们现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给他们一副糟糕的面孔，让他们在技术──经济体系中迷惘、困惑。他们把社会主义视作全世界、全人类的出路，欣喜于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甚至天真的认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就要在此时实现，他们的热情正处于高度沸腾的状态。沉醉于理想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忽视现实的对比，他们竭力歌颂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情、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尽管美国国内的政治高压是潜在而又十分可怕的威胁。但不幸的是，他们狂热的情绪很快就被抛至低谷，这对心理承受能力还十分脆弱──至少是不成熟的青年们无疑是残酷的一击。令他们失望的，不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反扑，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以及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令他们不可理解的做法。
最让青年们失望的是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二战结束后，追求和平、自由的人们曾寄希望于这个社会主义大国来改变世界，代之以崭新的社会秩序。这批战后出生的青年也一样。因而，当苏联召集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华约组织时，他们似乎真的感受到了新世纪的来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苏联联合社会主义各国的意图，不仅在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强化自身的安全系数，巩固它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地位及对社会主义各国的控制。苏南冲突、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一系列行径证明了它的野心仍在不断膨胀。更让青年们气愤的是，苏联同曾粉碎德国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美国进行着长期的军备竞赛，把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于世界。正当青年们对苏联表示出十分的不理解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又出现了分裂，先是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用“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到了五十年代末，“国际共产主义已不再是铁板一块”，（20）铁托、哥穆尔卡接受了美国处在“一种不切实际的位置”上提供的援助。（21）青年们很快就陷入了对理想的反省，结果当然是空白茫然。“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化，使得在思想意识方面继续保持动员的姿态变得困难”。（22）但青年们仍把理想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严酷和无情的世界上，理想主义的慈父般的人物”身上。“卡斯特罗和胡志明这种人物的出现，为青年人潜在的革命浪漫主义提供了可以响应的现代偶像。卡斯特罗和胡志明向人们表明，列宁式的一小群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推翻一个社会的神话，可以在一个强权世界中再次发生，这正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那样。”（23）尽管如此，青年们已感受到了他们理想已不如以前那样充满阳光。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也日益进入青年们的视野。青年们的情感天平开始严重倾斜，──当然，他们更不甘于屈身主流。“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精英层以经济发展的名义驾驭人民的同时，自由被扼杀了”，“人民被熔化在一种单一的‘道德性格’中”，“所有自我个性都被抹杀，所有个人心声，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意愿都遭到压抑。”（24）尽管这样的事实不是在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严重或普遍存在，青年们仍经受不住这样的失望，他们开始怀疑“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出路”的可能性，尤其反对斯大林主义。但对理想的极度崇敬和对现实的彻底失望，不断打击他们的信心，各方面压力一齐降临美国社会时，青年们崩溃了，他们既不愿回归主流，屈于正统，又不敢坚持在现实中被冲撞得遍体鳞伤的理想。他们的精神处于混乱之中，发泄、放纵、疯狂的反叛与抗争成了嬉皮士们重新恢复作为纯粹的人的生活唯一可以选择的路。
从嬉皮士们所承受的这些信仰危机来看，美国社会文化转折的征候是愈加明显了。美国已从六十年代前人们所描述的“价值制度、科技都调整得相当完满，关心人民的愿望及要求，关心变迁的要求”的社会变为“极度混乱与僵化”的社会。“这种转折的征候意味着科技、社会的变迁与传统的价值、规范不相协调，从中产生出的一些新的愿望及需求却不能通过现有的制度及权威结构而实现，它们往往被当权者主动地加以排斥及压制。”（25）
（三）
嬉皮士运动始终突出着大胆的反叛与蔑视这种特征。嬉皮士们过群居生活，蓄留长发，吸毒，穿着奇装异服，主张暴力，寻找人性的完全恢复和私欲的满足，达到放纵自我的境界。这些行为并非是嬉皮士首创，在他们之前，美国社会已经有了反正统文化的预演。
嬉皮士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前50年中以怪异行为和奇特服装表示公然反抗传统道德的比尼基分子。他们鼓吹远离社会，提留“新艺术”、“新文学”，他们吸大麻烟，欣赏非正统的爵士乐，反对传统的两性观念，从而造出了“hip”这个新词。（26）这种比尼基文化后被视为嬉皮士文化的鼻祖。比尼基文化与嬉皮士文化都与黑人有一定关联，这就是黑人嬉皮士文化。
黑人嬉皮士文化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期以来与正统文化格格不入。黑人嬉皮士主要集中于北方的几个大城市里，形成了一套与主流文化格调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服饰上标新立异，喜欢穿上衣及膝而裤腿狭窄的佐特服（zoot suit）。他们耽迷于纵欲带来的感受刺激和吸毒给人的腾云驾雾之幻觉。他们痴迷于黑人爵士乐，认为它“最能自然和谐地表述人的情感知觉和本能。”（27）由于黑人嬉皮士人数稀少，更由于黑人嬉皮士文化被列于“边际文化”，因而，它的影响相当有限。当六十年代那批大多出身于中间阶层或中上阶层，自小就受到正统文化熏陶和灌输的反叛青年，苦于缺少内在的反叛方式而苦闷时，黑人嬉皮士文化成了这批“反叛斗士们”十分欣赏的对象，进而竞相模仿，乃至有了六十年代的白人嬉皮士。也正因为如此，黑人嬉皮士才引起世人的关注。
六十年代白人嬉皮士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三十年代黑人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与后者一样，他们崇尚奇装异服，尤其是保留了许多自然特色的、“没有人造纤维给人的虚假色彩”的牛仔裤，（28）使它们鲜明地对比于正统文化流行的“灰色法兰绒套装”。他们同样以性欲的自由发泄和毒品的神经刺激来获取身体和精神的“新生”，以“人欲横流”抗衡于“物欲横流”。他们借鉴了黑人嬉皮士所热衷的爵士乐的节奏与白人乡村音乐的风格，揉合成最具反正统文化特征的摇滚乐──即反正统文化的“文化宣言”。反正统文化希求在振耳欲聋的节奏里和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中一倾内心的苦闷，并在又“摇”又“滚”、幻觉丛生的恍惚状态下最大限度地感受自我、表现自我。当然，六十年代的嬉皮士并非局限于对黑人嬉皮士的模仿，他们也首创了不少反正统的文化方式。
如果说六十年代嬉皮士从三十年代黑人嬉皮士那里借鉴到了反正统文化的方式的话，那么，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则给予了他们反叛、抗争的实质性精神，使反正统文化方式更具精神内涵。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 是五十年代在右翼保守势力压抑下苦闷、彷徨，以及吸毒、酗酒、群居、穿有奇装异服等消极方式对抗传统社会的青年亚文化群，他们大多经历过二战，人数不多，影响却很大。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东方神秘主义、爵士乐、诗歌、麻醉剂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寻求新视野和新现象，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孜孜以求，或终身为之奋斗，主张心灵上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所寄托，也愿成为漂泊者或流浪汉四处奔波。他们以浪漫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女性，表现出十足的性别歧视。他们富于没有边际的幻想，不愿遵纪守法，他们的政治信条就是反对现行制度，而且并不致力于新秩序的建立。他们崇尚东方神秘主义(主要是禅宗)，并由此发展到尝试吸毒，特别是早期迷幻剂和性生活。他们希望摆脱正统生活，脱离传统社会，把自己打扮成工人模样，与黑人混在一起，使用黑话，沉缅于布鲁斯和乡村音乐之中。他们对世事冷眼旁观，却坚决反抗种族主义，作为他们反对传统社会不平等的一部分。他们容忍同性恋者，试图冲破阶级界限的束缚。不过垮掉的一代并未掀起广泛的社会运动，这应归因于他们只关心眼前现实，寻求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固定的生活保障。（29）实际上，他们表现出一种大众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倾向，并试图通过一种安份守己的经院现代主义而逃避责任。（30）垮掉的一代与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灵魂人物艾伦•金斯堡便是嬉皮士运动的“圣雄 ”，其他许多人还直接参加了嬉皮士运动。垮掉的一代由于时代条件、自身文化水平的优势，比黑人嬉皮士更多地提供了精神支持。在他们的影响下，嬉皮士同样只关心如何使身心超脱、升华，以达到更高更纯的知觉层次，不关心物质生活，对技术嗤之以鼻。（31）金斯堡更是建议他们抽吸毒品，寻找幻觉，追求一种无邪的自我的欢乐生活。反对暴力对抗，主张“精神革命 ”，还赞美同性恋，认为它能促进自我认识，有助于达成“超级男子气和主动精神”。（32）有人指出，六十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存在于五十年代后期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垮掉的一代正是后者的主要制作者。（33）他们通过各种文学形式，以作家身份专注于自我表达，相互袒露内心最深的隐私，并相互支持、鼓励，激发了一批青年作家内心思想的大解放，创作出一批反映当时年轻一代成长的心路历程的作品。他们的反叛性、逃避性和颓废性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运动和亚文化──无论是反战运动或是嬉皮士运动──无疑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被奉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嬉皮士运动的鼻祖。（34）实际上，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更大程度上热衷于集体放纵，和坚持团体的道德观念与团结一致，而不是集体违法。自禁酒时期以来，社会的文明准则与实际行为之间还没有出现过如此的鸿沟。”（35）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反正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显而易见，在与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有渊源关系的“前辈”中，嬉皮士与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在具体的行为和意识层面上，更为靠近，甚至只是一批穿着新的外衣的新人走在他们的前辈五十年代“垮掉的一代”的老路上。(36)不管怎么说，比尼基文化、黑人嬉皮士文化、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六十年代嬉皮士文化出现的连续性、承接性正体现了文化价值体系的规律性、发展性，是嬉皮士运动得以掀起社会性浪潮乃至世界性狂飙的内在因素。
结 语
鉴于上述分析，可以说，嬉皮士运动的出现，是美国社会文化在特定时期自我调节、自我反省、寻求新的生命力和生存方式的表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美国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美国文化在建国前后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呈现出他国无以相比而开放性、多元性。然而，随着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的逐步成型和稳定，这种开放自由的文化模式也逐渐带有了一种僵化的保守性特征。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崛起的过程中，美国也滋生了一种自满自足的情绪，形成一种文化上的自恋情结，不愿意做更进一步的更新和探索，并对异质的、对自身文化不利的理论产生了一种抗拒力，由此呈现出一种封闭性，其外在的集中体现便是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基于此，又呈现出一种对外扩张的文化霸权主义，自认为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已臻完善，至善至美了。当美国文化的封闭性沿续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时，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及冷战的巨大冲击，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的现状始露端倪，导致内政外交的建树甚少，从而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动荡。开放性的文化要求重新成为当时的文化主调。但先进的文化要求在落后的政治、经济基础面前找不到合适的攀登点，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程度，诱发了人数庞大、地位特殊的“婴儿潮”一代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奋起抗争，最终掀起包括嬉皮士运动在内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从文化的延续性来看，这实际上是美国既存文化模式失调的表现，不满现状的美国人开始认识到本国文化的不足，并对它宣传的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进行了激烈的揭露和批判，从垮掉的一代到六十年代嬉皮士都是这支力量的代表。尽管反主流文化运动最终被正统文化及保守势力扼杀，嬉皮士们作为反叛青年的突出代表，经历了从压抑下的苦闷，彷徨到反叛中的放纵、狂想，最终又回归主流，但美国文化这种反省自身、打破僵滞、走向新生的步伐至今也没有停止。嬉皮士也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细致分析，不难发现，嬉皮士文化的许多反伦理观是对于现实中正被淡化的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复归，只是嬉皮士重新做了包装。如反对偶像崇拜，保护环境，希望从改造美国人的文化和内心世界着手而达到推动社会变革的目的，都具有传统色彩。其中有一些内容，的确可以说是相对于传统的创新，如追求快乐和休闲，但也与自伊壁鸠鲁时代一直声名扫地的享乐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嬉皮士文化的影响也未消失，反而更加深刻的融入了美国社会文化中，且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以反叛与抗争为突出特征的嬉皮士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能在六十年代爆发，受益于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方面的体现着强烈的政府意志或政府意志渗透的种种表现的催化作用，相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而言，且有反叛性,属亚文化、反文化,但就美国社会文化这一大体系而言，它又不失其“正统性”。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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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乔纳林•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3)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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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12)西奥多•罗扎克：《反文化的形成》，。
(13)黄明哲等：《尘世与梦想──20世纪美国文化》，
(14)李其荣：《美国精神》，
(15)理查德•弗拉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
(16)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
(17)顾云深主编：《世界文化史》（现当代卷），。
(18)兰登•琼斯：《美国坎坷的一代──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
(2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27)弗兰克•蒂罗：《爵士乐简史》，。
(28)查理斯•雷克：《使美国焕发青春》，
(29)迈克尔•布雷克：《越轨青年文化比较》，
(30)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
(32)李庆余、周桂银：《美国现代化道路》，
(34)顾云深主编：《世界文化史》（现当代卷），。
(36)庄锡昌：《二十世纪美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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