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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德国工人和雇员的收人不太好。在1932年到1938年间产业工人的小时工资下降了,而基本食物如肉和牛奶的价格却上涨了,出现了尖锐的短缺,但令人沮丧的失业者长队却从德国的大街上消失了,乐观主义的感觉有了根据,危机被克服了。工会已经垮掉了,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罢工。在纳粹德国,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相比较,法律不禁止罢工。德国农业也得益于农业进口的减少。富有者过得好,但不鼓励赚取过多的利润和进行奢侈的开销。大地主即容克,虽然土地没有被剥夺,但他们的收入也受到了控制。

  纳粹政权获得了真正关心普通人的命运的名望。在冬季的几个月里,搜集金钱和衣物给穷人,在1933年11月开始的娱乐健体活动很快有了广泛的覆盖面。微不足道的50分钱就能买到剧院和音乐厅的票,人们用 7 马克就能在摩泽尔河上短途旅行总共有900万德国人利用这种机会进行了这种廉价的短途旅行,到国外旅行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这是一个节日的时代。193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年度大会,都是人海如潮。此外还有收获的节日,以及为庆祝某个历史事件或当时的政治事件而举行的各种游行。德国的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一度是世界重量级冠军,鲁道夫·哈比希打破了8000米跑世界纪录。人民收音机是一种廉价但很管用的收音机,是大规模生产的。后来设计出了大众汽车,这是每一个人都能买得起的轿车。电影和广播散发出乐观主义和普遍的满意情绪。

  确实,德国生活的阴暗面不是普遍的特点:大部分人从经济高涨中获益不多(例如国内服务机构的工资冻结),某些地区如西里西亚、萨克森和黑森落在了其他地区后面,就像意大利南部赶不上意大利北部一样。但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立法并没有被修改,在某些方面,第三帝国的社会服务机构是优于早年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的。德国劳工阵线的首领罗伯特·利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声称,新政权主张社会公平,所有人在第三帝国都有平等的机会。工人和农民进人经济或政治的关键岗位的事例不是很多。但领导层支持这些向上的流动性,声称取消继承的财富和特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法西斯主义是不是“现代的”,它是不是打算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相一致的社会呢?后来有些作者强调这些方面,但这种强调是不是有道理呢?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很有限,因为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法西斯主义对同代人的吸引力,不是它对后来的几代人如何。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在某些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力量,尽管这经常是间接的并且有违于它们的初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着迷于现代技术,并尽可能地利用它们。例如,希特勒是第一个在竟选运动期间每天都坐飞机到许多城市的政治家。但纳粹的意识形态是向后看的,法酉斯主义的学说也是这样,分别把罗马帝国和德国的中世纪看作是理想的存在形式。同中世纪乡村、小城镇或音乐大师的纽伦堡的平静悠闲的生活相比较,纳粹主义描绘了一幅城市化和工业化可怕后果的昏暗画面。尽管希姆莱是第三帝国的权倾一时的人物,是它的精英部队的指挥官,但他的生活观却是由关于各种问题的各种深奥的和滑稽的观念塑造的。同样,纳粹的学说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强调血统、情感和本能,而不强调理性。法西斯主义事件过后许多年,观察者发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现代主义的计划和合理化的有利因素,但当时的人很少意识到这种现代主义。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它的实 践中被迫偏离它的反动的观念的话,这是出于非常实用的理由。不管纳粹分子多么经常谴责大城市生活的丑陋性,绝大多数德国人却继续在大城市生活;不管他们对工业社会进行什么样的批判,对一个有7000万人的民族来说,需要一个比农业所能提供的更广泛的经挤基础。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想用轰炸机和坦克,而不想用剑和戟装备他们的武装力量的话,他们就需要有强大的重工业。


  起初的反现代主义思想的因素,越来越多地被抛弃了。某些纳粹领导人,包括戈培尔和格林,并不需要很多劝说,因为他们一直怀疑中世纪偶像的效力。女斗果法西斯主义是现代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具有反动方式的现代主义。它想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来实现它的非理性的目的。归根到底,纳粹主义仍旧拒绝现代的(西方的)文明。这样的结合并不是不可能的―野蛮行为并不是不发达国家和前科学时代的专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并不因为现代高级炸药是最早在堕落的西方制造的就拒绝使用它们。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现代化措施持续下来,如在德国清除忏悔学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功荡,社会变革到来了:一些人的灾难是另一些人的好运,大规模屠杀是为了向上爬。但如果认为几百万追随者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社会的革命变革,那就错了。30年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想要秩序和稳定,希特勒完全意识到了他们的愿望。在他掌权后不久,他就宣布民族革命已经结束,一千年都不会再有一次民族革命。法西斯主义最令人惊奇的成就是在对外政策上,使人们感觉到德国和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尽管大多数人都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操心和艰难,但深刻的民族怨恨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这种怨恨首先针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是他们阻止德国和意大利在各民族中得到自己应有的地盘。因此,墨索里尼关于修改边界和吞并别国的要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1935年萨尔重新与德国统一时,当德国军队1936年进入莱茵兰―破坏凡尔赛条约时,当德国1938年进人奥地利时,德国人就有了一种自豪感。

 

每当希特勒入侵一个国家时,他都宣称这是他“最后的领土要求”。大多数奥地利人和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多数德国人,当时的确想同第三帝国重新统一。但随着最后(1939年3月)占领残余的捷克斯洛伐克,最终人们就明白了希特勒的野心已经超出了民族统一的要求。他的野心事实上能走多远呢?他仅仅是想征服欧洲,还是想最终统治全世界?或许连他本人都不知道。他的干将的评论没有提供很多线索。通常他们是追随元首的,元首的视野无限广阔,就像一个掌握命运的人。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一度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伟大的德国后而停下来,情况如何呢?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他的国家就可以继续存在。有些人甚至提出,希特勒原本可以作为一个伟大而明智的领袖而写进历史。前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1934年声称,希特勒是“自俾斯麦以来,甚至自腓特烈二世以来德国最好的家伙”。这种说法是当时外国人获得的典型的印象,但却是建立在极大的错误判断之上的。俾斯麦是一个国务活动家,他理智地和本能地知道在什么地方停下来。而希特勒却是一个鬼迷心窍停不下来的人,即使他知道必须这样做,他也停不下来。他是一个没有现实感的赌徒,他在初期越是成功,他就越深信他永远战无不胜。既然德国的资源有限,他该怎样面对全世界呢?大胆越来越变成了鲁莽。当在俄罗斯的战役1941年12月受阻时,希特勒的反应是向联合国宣战,这是一个完全无理性的决定,是违背德国的利益的,肯定遭到失败。这不仅仅是一个像墨索里尼入侵希腊那样的错误估计的问题,它还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这不是惟一的一次。


  因此,纳粹在30年代取得的使希特勒深得民意的对外政策上的胜利,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希特勒陷人了世界大战,并遭到惨败。但在什么程度上这个契机是纳粹和希特勒特有的呢?决不是其他牌子的法西斯主义不能或不愿意发动世界大战。就其自身情况来看,墨索里尼会实施在非洲的某种殖民地扩张;但也许除非在内战的范围内,他没有胆量涉足其他地方。但是,甚至较小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也是好战的、极权主义的,是尽其有限能力进行侵略的。不妨可以思索一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英国同法国,或纳粹德国同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法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的利益会冲突。它们不会和平共存。在30年代出现了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口号,“希特勒意味着战争”。这是一个简单的口号,但本质上是正确的。纳粹主义的野心排除了形成和平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更不用说平等的关系了。惟一的选择是当主人还是当奴仆。根据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战争不是一场灾难,而是民族编年史上一个必然的事件,有各种治疗的作用。既然如此,战争就不是可以避免、可以克服的事情。希特勒后来的一些辩护士声称,希特勒真的不想要战争,只想要战争的战利品。但不知多少次,希特勒所说的恰恰相反。他甚至后悔地说:1938年10月的慕尼黑条约骗走了他想要的一场战争。

 

有史以来就有战争。有些战争是计划好的,有些战争是偶然爆发的。但在最近的历史上,没有哪一场战争不是在或多或少的文明的民族之间如此无情地策划好的。纳粹领导人根本不在意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欧洲的一场战争,不论对战败国还是对战胜国,都必定带来一场巨大灾难。他们从不严肃考虑战争的代价,这和“斯拉夫精神”是同类的。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拔剑之人必定死于剑下。


  墨索里尼使火车运行正点,希特勒建立了给人印象深刻的高速公路网,如果这些交通干线连接的城市都被毁灭了,这些成就还有什么意义呢?不难理解,法西斯主义的早期成就深刻影响了许多人。这有助于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它使得许多人直到很晚才想到,这是一种要不了多久就必须付出的高昂的代价。

 

日常生活的乐趣

 

纳摔德国的绝大多数人,就像在斯大林的俄国一样,并没有生活在剧烈的使人瘫痪的畏俱之中,而是尽情享受。他们陷入爱河;去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看展览;去登l山;夫妇旅游;去海里游泳;去喝酒;去欢度节日和纪念日;去观看足球比赛和其他比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参加体育运动。他们去跳舞,玩牌,享受歌剧表演、芭蕾舞和音乐;买小汽车或至少买新收音机;对新时尚感兴趣。去看电影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30年代的一些流行歌曲持续很久,甚至今天还在唱或哼。像俄罗斯的鲁博夫·奥萝拉、德国的汉斯·阿尔伯斯、海因里希·乔治或扎拉·利安德这样的电影明星,直到今天还使人缅怀不忘。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没有一个人生活在恐怖状态中,并非只有一些人获益于这个政权,很多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它或至少容忍它,极力利用它。尽管政治生活被普遍化了,但有一些界线是统治者不想超越的,或者如果超越就会被认为不明智的。德国劳动阵线的领导人罗伯特·利1937年声称,在第三帝国惟一沉睡的是私人事务。但没有别的哪一个纳粹分子会作出这样的愚蠢的声明,而且罗伯特·利也没有再重复它。一个人对公共事务越不感兴趣,越忽视政治,他就越觉得在自己的个人世界里是自由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权力机构在史无前例的程度上利用了宣传,但仍然没有要求人们进行什么比赛,观看什么电影,吃什么冰淇淋或到哪里去度假。权力机构或许怀疑这样做不利于生产。

  极权主义政权发出了成千上万的指示。尽管纳粹分子庄重地许诺让妇女离开工厂,但1939 年在工厂里工作的妇女还是比1933年多200万。如果指示与政权的核心政治问题无关,许多指示都会被束之高阁或仅停留在口头上。当希特勒1933年掌权时,中学只有5%的教师加入了纳粹党。5年后,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至少隶属于纳粹监视的一个职业组织。但这对学校的生活有多大影响呢?它对生物学(种族理论)、历史学(近代)和德国文学(20世纪)有某种影响,并且更突出强调体力锻炼。但由于当代文学和历史在学校里涵盖面不大,全部课程也就不会同以前有什么根本不同。律师、医生、退伍军人、养蜂人、保龄球手和猎手的职业组织处于纳粹的控制之下。但在晚上的娱乐时间,他们一般是做他们在1933年以前做的事,并且在1945年以后又会重新去做。

  这种指示对于工厂的美观和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竞赛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这些命令多半被简单地置之不理。按照纳粹的女性的美丽和举止的理想要求,德国妇女应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和追逐时髦的。她们不应该抽烟或使用香水,除非是科隆香水。但只有一些狂热者或古怪之人重视这些规定。妇女仍然穿皮衣。她们继续抽烟。她们的性生活,就现在所知,同1933年以前没有根本不同。对复杂的各种水平的娱乐的研究表明,德国或意大利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确,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文献,人们普遍带在身上,并作为礼物赠送,但是否被普遍阅读过,实难确定。许多人翻过《我的奋斗》,但极少人逐字逐句地阅读它。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百科全书》是当时最好的参考书之一,如果人们抛弃掉墨索里尼本人写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条目的话,显然这部著作还是客观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读什么书呢?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是相当流行的,但纳粹分子认为作者是不可信的,因为这些作者不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如赫尔曼·赫斯、恩斯特·维歇特和汉斯·法拉达―或因为他们是不关心政治的作家,但这些作家有更广泛的读者。甚至那些尖锐批评纳粹分子的艺术家只要不是犹太人或共产党人,也能在新主子手下找到工作。埃里希·克斯特纳就是一例,他以假名写过电影。直到战争爆发前,弗兰茨·卡夫卡、赫尔曼·布洛赫、伊莱亚斯·卡内迪和罗伯特·缪西尔的著作在德国几乎都能买到。实际上整个当代美国的、英国的和法国的文献在德国都是可以阅读的,许多作品还翻译成德文。这些作品包括安德烈·莫里斯、保罗·克劳德尔、保罗·瓦莱利、弗吉尼亚·伍尔夫、伊夫林·沃、T.S.埃利奥特、D.H.劳伦斯、威廉·福克纳、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威廉·萨罗扬、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甚至还有约翰·斯坦伯格、恩斯待·海明威和詹姆士·乔伊斯早期的作品。甚至在战争期间,有些人的作品未被翻译成德文,但至少在德国得到好的评论,如让·保罗·萨特、阿尔伯特·卡缪、让·阿诺伊尔和让·科克蒂欧的作品。纳粹普遍禁止公开展示所谓的“堕落的艺术”,但这种画作仍能出示并购买,只是需要偷偷摸摸。无调性音乐不能公开表演,而实际上其他一切都可以。“犹太人的”精神分析学被禁止,但某种与之非常类似的东西却以不同的名字用于实践。据说1945年后的95%的德国作者在第二帝国都发表过作的品。在意大利,这个数字接近80%,包括大多数杰出的左派作家,如著名的电影导演阿尔伯托·莫拉维亚和罗伯托·罗塞里尼。它还包括萨尔瓦多·夸西莫多和凯萨莱·帕维塞,以及实际上算得上人物的人。
 

适用于先锋派的东西甚至更多地应用于大众文化。在战争爆发前,德国的广播杂志公布外国电台的节目。西方的最畅销书《飘》《不友好的安东尼》与赛珍珠的书在德国就像在美国一样被广泛阅读。托马斯·沃尔夫或许在德国比在他自己的祖国有更广泛更有同感的读者。1937年的歌曲单表明,德国青年梦想着夏威夷、南海群岛、阿根廷的松树、古巴和旧金山。一首最流行的歌曲唱道:巴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而不是柏林、汉堡或慕尼黑;还有一首歌曲叫做《是,先生/不,先生》(扎拉·利安德)和《谢谢,我的朋友》。1935年的大英雄是莫帕森特的贝尔·阿米,女士们的亲爱者。没有什么赞美黑森林、吕内堡荒地或莱茵河谷的流行歌曲,尽管经常推荐这些地区。也没有提到手纺车旁的甘泪卿卿的爱情歌曲。除了极少数例外,德国的电影都是非政治的。上映的外国电影中几乎有好莱坞的所有电影,从《碰巧一天晚上》《百老汇美妙音乐》再到《飘》《旧金山》


  纳粹文化政策的不一致也许最明显地体现在舞蹈音乐上。爵士音乐由于它种族上的低等根源(美国黑人)而基本上被禁止。但纳粹分子用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本尼·古德曼不是雅利安人,他们情愿忽视达简戈·莱因哈特是一个吉卜赛人。恰恰在战争爆发前,英国主要的爵士乐团和美国的一些爵士乐团访问了柏林和汉堡。他们不是正规地表演爵士乐,而是在“摇摆”,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通过了审查。在战争期间舞蹈班子继续演出,因为把好的“德国音乐”和坏的“外国音乐”区别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下能够从事自己的爱好,只要他们不对政治表现出不健康的兴趣,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党及其代表发生冲突。如果是那样的话,宽容也就消失了,偏邪的行为导致很快被拘押,甚至出现不幸的后果。如果一个人批评党及其领导人,公开不赞成官方对教会的政策或元首的建筑设计,公开怀疑对外国的入侵或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就更要遭到迫害了。如果一个年轻小伙子(或姑娘)拒绝加入与党密切的组织,他可以继续在工厂工作或者当兵,或许不能进大学学习。如果他打招呼时(或回招呼时)不说“希特勒万岁”,他就会受到怀疑。如果他抱怨一些缺点(如缺少蔬菜或肉食)或明显败坏一个纳粹分子的尊严和他的家庭,这就会被记为非难甚至散布敌意性宣传的案子。这不一定会把他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但这会被地方秘密的党代表黑衫党记录在案,并且或迟或早会给他带来不愉快。加入一个庞大的组织,如有2300万成员的德国劳工阵线或有1500万成员的农民组织(帝国农业阶级),实际上没有太大意思。但不加入就总会被看作是一种蔑视行为,就会倒霉。人们能很快表达他们的意愿,就会有和平,但必须符合希特勒制定的条件。恐怖和宣传并没有扩及到每一个领域。如果人们同意政权的政策或至少不谈它的失败和罪行,如果他们有怀疑也默不作声,他们就能自己享乐。在德国有广泛的私人领域,这既是因为纳粹分子很少有时间把他们的制度强加给德国人,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制度的广泛性有更大的自信心,所以认为完全控制是不必要的。这种个人自由的领域在意大利甚至更广泛,但前提必须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在基本事情上人人都必须一致,任何会给政权带来危险的行动都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惩罚。
  
  清理法西斯主义


  摧毁法西斯主义政权用了一次世界大战。为对付法西斯主义的遗物,几百万人用了很多年时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没有恶战到底就崩溃了;如果没有来自德国的大量帮助,墨索里尼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1943年建立他的萨洛共和国。纳粹德国使世界两次感到惊奇:第一次是在它显然不能赢得战争之后又继续战斗了两年。是它的狂热、害怕敌人的报复起了作用,还是靠垂死挣扎的盖世太保防止了一次崩溃?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作用。除非用来说明一些死硬的纳粹分了的行为,狂热或许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对普通士兵来说,更重要的是十足的惯性和军队里的忠诚,拒不让自己的战友投降。第二次惊奇是全盘崩溃。同许多人假定的相反,一旦纳粹分子不再掌权,德国人就不再进行任何抵抗。他们的战斗精神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最多不过一帮人还再维护旧政权。群众深刻的责任感被估计过低了。当盟军1945年占领德国时,他们对再教育、清洗、惩罚只有模糊的观念。他们最突出的问题显然不是对付作为一种学说的法西斯主义。无论如何,法西斯主义从前的磁石般的吸引力消失了。直到很多年后,德国才重新出现了在某些方面可被视为纳粹运动后继者的政治集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在1919年,德国只有一小部分被占领,而在1945年后德国整个国家都处在盟军的直接控制下。由于盟军是在不确定的时期到来的,多年中都没有德国中央政府。如果不是为了冷战,德国就会在很长的时间之后才能重新得到完全的主权。意大利和奥地利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对法西斯主义者的清理,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地方权力机关,而地方权力机关出于各种理由表现出的热情要比盟国小得多。当盟军进入德国时,他们列了一个有15万纳粹分子的名单,这些纳粹分子被怀疑犯有各种特别的罪行。最终有20万德国人被扣留在西方占领区,有12万人被关进前苏联占领区的集中营里。起初这12万人中大多数是纳粹分子,但后来非纳粹分子的数目更多。美国人最初有意调查了几百万人,要求许多人必须详细填写关于他们个人参加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的问卷。一个国际军事法庭建立起来,准备进行纽伦堡审判。这次审判要对法西斯主义做出最终裁决,正如同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宣布的,要毁灭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