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海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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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背景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关系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所以虽然前期
1948年,在正定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当时会上诗人艾青就不点名的批评胡风的文章风格。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50年代的胡风及逮捕证
《〈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 1952年5月25日,胡风旧友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检讨自我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发并加编者按,在"编者按"(胡乔木撰写)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裁定: “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同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中宣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做了如下归纳: 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 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的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非常轻视的。 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此后,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学权威力量对胡风等的异质思想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 当时作为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为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所谓“30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转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 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作为参考的建议高层介入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司法定罪及受牵连人物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但至5月18日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胡风先于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单人关押至北京的秦城监狱,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多人由于“反革命派别”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年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比较出名的有:路翎、阿垄、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司法裁定之后
1965年11月26日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其馀4年监外执行。 同时,按照当时中共“因人废言”的思想言论控制制度,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均遭停售,即使是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译作,均不得在市面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四川芦山劳动,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没有任何罪名将胡风收监,1970年1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写诗,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当年胡风事件时,胡风对立面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和舒芜,乃至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遭到整肃,周扬入狱,舒芜则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就被定性为右派,文革中也历经磨难。平反
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 胡风得到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胡风逝世,但胡家人对1980年并不彻底的平反,尤其是官方悼词不服,胡风遗体在很长时间内并未下葬,这年四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发出[85]公二字50号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对胡风“历史问题”的措辞。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公开撤消对胡风的政治历史结论,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正式撤消其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才被彻底平反。历史遗留及影响
当时的中共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其直接成效是,仅仅两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据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审查于1955年6月开始,到9月中旬时,已“仔细审查”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但至1980年代,胡风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也一直没有终结。胡风在后来回忆为何遭到整肃时指出,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以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已经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责任方面,无论中国大陆内外,文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尤其是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争执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产生了政治定性,群而攻之的历史悲剧。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甚至贾植芳曾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成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公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批判后的萧条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率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现象严重。而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肃反的扩大后来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同时缺乏真实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响。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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