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妻不可欺出自哪里:京城贡院的苏州学人
京城贡院的苏州学人
——“红学1954”·顾颉刚·张兆和(一)
另外,贡院还有一些在姑苏周边地方生养和成长的人,比方无锡钱钟书,李慎之等等。苏州旁边的一些小城名镇,也拥有数量众多的文化学人.比如扬州朱自清,苏北胡乔木,乔冠华,常州吴祖光,以及执教过苏州名学的吕思勉,吕叔湘,唐纳等等前贤。2004年春天,京城贡院地段里的国家社会科学院还特意组织了职工访问姑苏。于是社会科学的专家们就有了这样的一场游历——前往苏州并以姑苏为中心,周游散步、赏心养目,品味江南水乡的天国春色。有意思的是,参与上面这种活动的往往是北方人居多.看完姑苏江南,有专家以为,江南出才子这句话,可能说成“苏州出才子更淮确一些.因为他们有人刚刚发现,江南文人好象大都出自苏州名城.而且最有身价的主要苏州文士,又都曾经聚在京城贡院或贡院周围。只不过从前,这些远离苏州的“寂寞’先生们不大为人注意,或者干脆给忽视掉了.现当代历史上还有那么几个非常时期,索性把苏州文人欺负得要命,比如1954年批判“红学”“摆平”俞平伯先生。
(二)
今年是“批红”半个世纪。我是晚辈,没来得及亲眼见到1954年“治政”是怎么“恶整”平伯老的架式和场面。不过我在1986年1月22下午“旁听”了为平伯老“平反”开的会.这个会的名称叫做《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不过当时,甚至现在我也没搞清楚,这会为啥开办在京城王府井大街的东厂胡同?
“东厂”在早先是宦臣称霸之地。这是一个有百十来人的会议,我琢磨阵式肯定不比1954下半年“批红”规模好看。至少比不上整整一个月之前(1985年12月2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开的《金岳霖学术思想讨论会》。金岳霖先生的会有胡愈之、钱昌照、周培源、楚图南、胡绳、汝信等约五百人参加。金老学术的纪念会,社科院名誉院长胡乔木还发来贺词。在纪念平伯老学术六十五周年会议过道走廊上,我看到了一些平常极少出面的白发弓背老人,比如,社科院有余冠英、吴世昌、吕叔湘、冯至等等先生,北大有王瑶、吴组湘、王力等,北师大有钟敬文,文化界人士还有章元善、启功、周汝昌、林庚、周振甫、潘菽等等。会议来宾当中,不乏当年积极酣畅“批红”的知名学者。时隔几十年,他们一身殷虚,又前来“反思”了。我就看见,多位心口如一前辈不与“变脸人”握手,并且夸奖他们“学问半吊心怀异志”,这个会台中央坐着矮小的86岁的平伯老,平老右手是胡绳,左肩为钱钟书。我一直没弄清楚,谁是这个会议主持人?时任文学所长刘再复讲了许多话。一般而言,会议主持人的大小尊卑,标志着会议的高下规格。一位学界老人在会场走廊抽烟时,与他的友人郑重讲了两句话:成了我平生第一次搞明白的两个中式成语。一个叫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叫做荣辱不惊。老者的第一个成语,我不晓得是在说谁。第二个成语我听得明白,是在评价平伯先生。会议中间,我扶余冠英先生出来上厕所,半道碰上平伯老同乡好友章元善先生,两位白发先生颤微微面对站住寒喧,念叨着平伯老在“平反”会上的文章《旧时月色》。我当时不懂人事,低着说了一句:俞老发言声音那么小?不料我话音未落,二老竟异口同声冲我说道:有理不在声高……我分明听见,当时已经年高八十岁余老清爽的吴语声腔比平常高出许多.当下我蓦然想到,冠英老是江苏松江人,也算姑苏同乡了。当时余冠英先生话语之间,不知为啥,还左右瞅了一下。我也跟着瞅,周围没什么别人,当时只有社科院总值班室主任吴锦生友善地站在一旁,我踏实了。锦生兄也是江苏人,是当时“贡院”常务副院长赵复三先生秘书,锦生老兄也是当时当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大师的侄女婿.他不会出卖人。后来很长时间里,我都对冠英老的“这一瞅”久久不能忘怀,“这一瞅’包涵了一个读书老人多少沉重的“心有余悸”呢?
(三)
我暗暗发现,不管啥地方的学人,都不好跟苏州的读书人相提并论.无论四川还是湘鄂,无论上海或是浙东,都不好比,也不能比同样都在京城干过事,川籍的文人有郭沫若、巴金、沙汀、何其芳等等,他们“行阵”阵式确实够上级别.不过这种级别,唯恐多了一些“非学术”色彩,而少了某些文化上的成份。苏州文人又与浙东文人也有不同,比如浙江乌镇的茅盾、杭卅的夏衍、林风眠,江苏海门卞之琳、袁可嘉、浙江绍兴柯灵,浙江义乌吴晗等等身上,后天修养来的学者气,俨然不同姑苏地域“文开吴会启道东南”的学门传承。苏卅籍的文士比较“单纯”,比较“专业”,比较“认真”,又比较害怕与人事打交道一些。从顾颉刚给俞平伯的交往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志何在?他们主张的是“必认事真,勉力学问”,而不愿“与人敷衍,和人争斗”。正如“贡院’当年为数不多的一级哲学研究员金岳霖先生所言: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这里金先生讲的“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指的是不能办行政上的官事。而非学问上的事,作为老朋友;金岳霖不会不把自己当过哲学所副所长,办了一上午的公,却没人理的“前科”告诉钱钟书。金先生管这种办公叫做“浪费了一个早晨”。而钱钟书先生自然深懂自己也“不能办事”,所以“贡院”自1982年起就有钱先生副院长的名份,却一直没有钱老的办公室和办公桌。钱老不需要。而且,我从1986年开始在社会科学院上过一分钟的班。给“贡院”“撑门面”的钱先生工资是在院办系统拿,其实也没多少钱,八九十年代他挣1309.90块钱.按一般规定,钱老是可以享受专车待遇的,但是我们从没见过有十多年副院长身份的钱老随便用公家的车。与此同时,我们倒是听到“贡院”里的许多占公家便宜的真实笑话:一位新上任的北方籍副研究所长酷爱坐公家小车,下车回家屁缝还夹紧汽车坐垫,一直坐得生了痔疮,差点英年早逝。
(四)
苏卅籍学人不争强好斗,他们一般都是低语细声,人缘颇好,学问也大。所以高层也愿意向他们讨教和作文.周恩来就向平伯老请教过昆曲.陈徒手先生在《人有病 天知否》里面,就记述过平伯老“不识举抬”的清高文人相.还有,金岳霖先生也是苏州人的老朋友。
五十年代上边叫金岳霖负责《实践论》英译,金先生有一次碰到“吃一堑长一智”一词,金岳霖害怕译不准,于是赶紧请教钱钟书,钱先生当即译成:a fail in the pir a gain in yours wir.通精洋文的金岳霖一看当即赞扬,直说翻译得真是再好没有了。为了“不屑在行尸走肉中挣名”(顾颉刚语),在京的苏州学人甚至完全甘于清贫.顾颉刚先生曾经回忆说:我刭北京来任事,也明知在欠薪局面之下,生计是不安的。只为要满足我的学问的嗜好,所以宁可投入淡伯的生活。我们今人如果不瞎,就可以明白无误看到,那些曾经为“贡院”做过心血贡献的苏州学人,生活从来都是采用“减法”的。工作则是“加法”。比如级别,俞平伯1956年56岁时的工资为185元,研究级别待定。当时与他185块薪水持平的,还有当年60岁的冯友兰(北大教学六级),当年70岁的杨树达(湖南师范教学六级),70岁的吕思勉(华东师大教学六级),51岁黄药眠(北师大教学六级),42岁张光斗(清华教学六圾),51岁的吕叔湘(三级研究员),49岁冯至(北大教学六级),43岁季羡林(北大教学六级),61岁郭绍虞(复旦教学六级),54岁冯沅君(山东大学教学六级),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略高一级(时年53岁)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教学五级工资202块。平伯老后来一级研究员还是陆定一、周扬等同意的。应当讲,这些大学者当时的级别全不高.相对学术级职,行政干部应该算高,行政九级工资就有200块,曹禺、欧阳予倩等都属这一级中科院长郭沫若行政二级,工资500块,按业务性质看,郭沫若是“贡院”的第一把手。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学人当中,恐怕只有七十二岁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工资最高,周恩来请他出山,政府给他行政二级500元。当年的教学不比今天,过去的教授唯恐误人子弟,没有一级特级。原先最高级别的教级,是中山大学教学二级的陈寅恪(时年64岁),陈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五十年代教学二级工资是253块。
共和国建国之初,人文学科罕有的研究一级人员,可能只有苏卅籍学人顾颉刚先生—位,工资218元,此时顾先生已过花甲之年。当年自然学科界才有“特研”一说,比如物理学钱三强,数学华罗庚,生物学贝时璋,以及光谱学研究的严济慈等十四位先生。其实当年特研也挣不了多少钱,月薪270块。应当讲,中国学人虽然甘于清贫,但有时难免囊中苦涩。1961年俞平伯为父亲俞陛云操办丧事之际,竟然拮据到非要跟文怀沙借两百万旧币(相当新币200块),才可以完成自己的孝心。五十年代中期,俞平伯与曹禺薪水一样,但是曹禹看病待遇是北京医院高干区,而俞平伯先生只能去协和医院“中干”。我丝毫不懂,作为一个戏剧作家的曹禺先生,咋就成了高级行政干部?
北方有句土语:马老实被人骑,人老实被人欺。钱钟书杨绛先生老实到了“文革’之后无家可归,只好投宿“贡院”办公室程度。但还是有人不依不侥,非要致人死地而后快。至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忍无可忍“被迫还击”的说法,是否属实暂且不论,只要亲眼见过他们夫妇弱不经风的体质,就可以想见所谓“还击”的真伪程度。话又讲回来,钱钟书先生纵使再愚,也总不可以让人一味地骑在脖予上拉屎撒尿吧?—位江南学人说过:北方的“贡院”,不是给江南姑苏人开办的,这叫—方水土养—方人。顾颉刚先生在给女儿顾谖的一封信里,就这样写道:建业共历三主,不到四十年,这—区是文化中心,所以诗词书画各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宋朝起于北方,武力强于江南,所以后主虽对宋称“臣”,把“皇帝”降为“国主”,还是给宋军灭了,他们把后主俘虏到汴梁,封为“违命侯”,监禁了起采,这就逼得后主做了一些“慷慨悲歌”的作品若把顾先生“家书”译成“政治术语”就成为:文人是时代特产。需要你时候,“贡院”或者更大场合,每每会撑出—代姑苏学人“招牌”,燃烧“影壁”,照亮“大殿”。不需要时候,“贡院”或者再小局面,也对姑苏人等只字无提,至少在过去一些年代里,曾经在“贡院”里“办过”(金岳霖先生语)的苏州学人,只是一种“符号”,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符码”标记。批判的时候如此,颂扬的时候也如此。
(五)
俞平伯先生对自己,对家乡,对亲人问心没愧。就是对“批红”当中冲锋陷阵、剿杀自己的女弟子王佩璋也表现出姑苏厚学的非凡涵养。对于帮助过自己,又整过自己的年轻助手王佩璋“文革”中的自杀,俞平伯先生1979年4月在《乐知儿语说“红楼”·茄胙·茄鲞》一文中,给予了深切同情,80岁的平伯者回往,感伤写道:余年齿衰暮,无缘温寻前书。同校者久归黄土,不舱再勘切磋,殊可惜也……
更加可惜的是,今天京城几百年历史的贡院已然物是人非,俞平伯先生、王伯祥先生、钟书先生曾经寻查温书的旧楼不再、沈从文先生曾经访古弄史的工作坊没了,顾颉刚先生探辨千年古史的矮楼拆了,早先“贡院”的曲幽肃杀考场如今已变成了现代花园水榭,理石通途。“棘园”荆棘换成“保安”守把,确实现代很了。“贡院”一些文人今春游走姑苏,面对拥有两千五百余年身家的江南水乡,多人不禁感慨,觉得当地门风确实比较祥和可靠,姑苏的吴侬软语比较轻甜不争、姑苏的黛瓦白墙比较安详可人,姑苏的淙淙水流比较干净清幽……